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大全：“童心即真心”──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大全：“童心即真心”──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童心即真心”??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许苏民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李贽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假”“满场是假”。封建的道德教化中充满着假话、空话、大话;官场和文坛上充满着假人、假事、假文;除了老百姓还不知道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外，举人、进士的头衔，乃至官职和爵位，无不有假;在道学氛围和官场交际中，谦恭(实为谄媚)往往是狡诈的欺骗，雍容揖让的礼节下面却往往是波诡云谲而暗伏杀机，而“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乃是最通行的格言;多少老实善良的人们，因为要迁就这以假为荣的社会，扭曲了自己的灵魂，自己被人吃，同时也参与吃人，成为封建伦理异化的牺牲品。 正是面对这种虚伪而残酷的现实，李贽以“与千万人为敌”的勇气，举起了“童心说”的旗帜，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无所不假”“满场皆假”的虚伪丑恶的社会现实，直指作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然而却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的“六经”、《论语》和《孟子》，直指那逼人说假话、做假事、作假文的封建文化氛围。一篇《童心说》，以其与一切封建道德说教彻底决裂的勇气和冲决囚缚的豪迈情怀，奏出了中国社会开始从中世纪走出的时代最强音，它是晚明思想解放的宣言、个性解放的宣言、文学革新的宣言。 李贽对“童心”所作的最简洁的规定是“童心即真心”，在另一场合又说“赤子之心在予《童心说》”(《李氏说书?下孟》)。在李贽以前的中国思想史上，不乏“赤子之心”“真心”的提法，如何把李贽的“童心说”与以往的“赤子之心说”“真心说”区别开来，是理 童心说”的一大关键，不能不认真加以辨析。 解李贽“ 应该看到，在传统社会中，“童心”这一概念与“赤子之心”和“真心”的概念不同:“赤子之心”与“真心”的概念由于被赋予了先验的道德属性而成为褒义词，而“童心”一词则是一个贬义词。东汉服虔对“童心”的解释是:“无成人之志，存童子之心。”(《春秋左氏传》“襄公三十一年”服虔注)这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来解释童心。与李贽同时的那些人更有把“童心”看做是做人的“一大病弊”的。 吕坤说:“童心最是做人一大病弊，只脱了童心便是大人君子。„„凡炎热念、骄矜念、华美念、欲速念、浮薄念、声名念，皆童心也。”(《呻吟语?存心》)又说:“童心、俗态，此二者，士人之大耻也。二者不脱，终不可以入君子之路。”(《呻吟语?修身》) 曹于汴说:“夫色之于目，声之于耳，„„安佚之于四肢，环向而相饵，而我之欲心、竞心、嗔心、矜心、习心，方且沸如汤，„„忍何容易,„„故君子忍小以就大，忍妄以就真，忍童心、俗气以躅圣贤轨。”(《卿节堂集?送刘生本唐西还序》) 陈龙正说:“嬉游之(心)在人也，曰童心。樗蒲博奕，臂膺蹴鞠，喜豪饮，爱冶游，悦郑声，喜怒不常之类皆是也。及其长也，而不知返正性。”(《几亭全书?学言详记》) 即使是左派王学家，也是只标榜“赤子之心”“真心”，而排斥“童心”。王畿《与林介山》曰:“昨承手教，„„其中间客气、童心，任情作恶，„„兄所当速改。”(《龙溪王先生全集》)这里所谓的“客气”，是指毁誉得失之心，而与“客气”并列的“童心”，则是指任情恣意之心。管东溟亦说，人之所以不能复归其本性(“赤子之心”)，“只为童心与穿窬之心未除耳”(《惕若斋集?复徐大参鲁源公书》)。 总之，“童心”被看做是“赤子之心”和“真心”的对立面。“童心”是人心，而“赤子之心”和“真心”则是体现道德礼教的“道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要“复性”就要以“道心”来排斥人心，以“赤子之心”来排斥“童心”。 了解了李贽写《童心说》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后，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李贽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彰“童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才能理解沈德符所说的李贽继左派王学之后，“又创特解，一扫而 空之”的意义所在。 《童心说》的写作首先是针对排斥“童心”的传统观念的。《童心说》开头就说:“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也。”《西厢记》写的是风流事，叙的是私情谱。龙洞山农刊刻《西厢记》，囿于人言可畏，便拉了一个宣扬封建礼教的《琵琶记》作陪衬，与《西厢记》同时刊刻，又在《刻重校北西厢记序》中声明自己没有“童心”。李贽由此看出有为“童心”正名的必要，指出只有“童心”才是“绝假纯真”的“真心”，也只有“童心”才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失去了“童心”也就失去了“真心”，而只有“童心”未失的人才堪称“绝假纯真”的“真人”，所谓“复其初”，也就是恢复人的童心。 《童心说》荡涤了儒家赋予“赤子之心”和“真心”的先验道德观念。李贽用为传统所诟病的“童心”的概念来取代儒家“赤子之心”的概念，又以“童心”来规定“真心”，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大翻案。不仅如此，“童心”成为一个与封建道德说教，乃至整个的传统文化氛围相对立的范畴。李贽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在他看来，传统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观念都是障蔽人的“童心”的，“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因此，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作为封建伦理政治教科书的“六经”、《论语》和《孟子》，指出:“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在李贽看来，“六经”、《论语》、《孟子》所记载的圣人之言，既“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所以以之来作为教科书也就不能不起障蔽“童心”的作用，于是所谓的圣人经典也就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童心”又是与“满场是假”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范畴。李贽认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义理灌输得越多，“童心”也就丧失得越多，最终导致“全不复有初”的人性沦丧，而成为说假话、做假事、作假文的伪君子、假道学，使整个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他说:“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在李贽看来，儒家伦理的根本弊病就是一个“假”字，它不敢正视人的“童心”??毫不掩饰的现实的人性，反而极力障蔽人的“童心”，把“童心”看做是阻碍人成为圣贤的最大障碍而必欲加以排除，“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乃至于“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到处充斥着假话、空话、大话，充斥着假人、假事、假文，特别是道学的假文章，充斥文坛。所以李贽慨叹道:“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然而，天下古今难道竟没有发自“童心”的文章么,李贽回答说，当然有，只是大多“湮灭于假人而不见于后世”罢了。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从“童心 说”出发，他称诵抒发真性情的六朝诗、《西厢记》等为“天下之至文”;相反，作为“道学之口实”的“六经”、《论语》、《孟子》，则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风格是随时代变化的。因此，“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更不必说什么“六经”、《论语》、《孟子》，只要“童心”未失，就自然会有体现人的至性至情的作品。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反对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文风，认为“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仅仅强调“结构之密，偶对之切”“首尾相应，虚实相生”这些纯形式的工巧者，“皆不可语于天下之至文”。他对真性情与创作的关系作了极生动的表述，指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焚书?杂说》)这段气势磅礴的语言，正是李贽对自己写作时真切的心理感受的倾诉。其《焚书》之所以不焚，《藏书》之所以不藏，而“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其原因也正在于他确信发自“童心”的文章乃是“天下之至文”，且必能为天下后世所传诵。 李贽在以“童心”重新诠解“真心”的同时，也以“童心”重新诠解了孟子所谓的“赤子之心”。在作《童心说》以后，有人向他问及《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义。李贽回答说:“在予《童心说》。”他紧接着又说:“夫赤子之心，童心也;童心者，真心也。„„赤子者，人之初也;赤心者，心之初也。”如此云云，都是以《童心说》中所阐述的观点来解释传统之所谓“赤子之心”，使“赤子之心”不再是孟子先验道德论的“四端”之心或 ，也不再是孟子所说的“求其放心”或王阳明所说的“致良“良知良能”;所谓“复其初” 知”。 李贽并没有给“童心”规定具体的内容，而仅仅说“童心”是“绝假纯真”的“真心”，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像小孩子那样的天真纯朴的心，并且把它与“六经”、《论语》、《孟子》的道德伦理教化相对立，与接受了这种教化的“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社会现实相对立，与“言不由衷”的“假文”相对立。他还告诉我们，失却了“童心”则“政事无根柢”。 统观李贽思想之全体，我们可以说，所谓“童心”，就是源自物质之自然的真实的人性，即与封建的“义理之性”相对立的“气质之性”;具体地说，就是作为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的人的欲望、情感、追求，人的七情六欲。说穿了，“童心”即人欲，而且是毫无掩饰的人欲。 总之，自《童心说》出，封建纲常名教的“自然”一变而为脱尽了一切礼教外衣的赤裸裸的人性之自然，“自然”不再是敌视“人欲”的“天理”上的花环，而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带着物质的诗意的感性光辉向人发出的会心微笑。在李贽看来，人如果没有“童心”，“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只有肯定“童心”，肯定人的情感、欲望、追求之合理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合乎人性的道德，才能打破那种本质上是不道德的虚伪的道德氛围。纵然真如邹颖泉所说，李贽说过“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话，也只能在上述意义上对它予以合理的解释。(节选自《李贽的真与奇》，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