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中日姓氏与姓名的对比研究》

2009.2（中旬刊） 摘 要 姓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姓名都是社会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 个民族的姓氏与姓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 阶段，由最初的“姓”与“氏”发展而来的。关于这个过程，由于每个 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本试图通过中日 两国姓氏与姓名的对比，来探讨两者之间的文化异同。 关键词 姓氏 姓名 中日 对比 人类姓名产生于社会交际的需要，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得更 加丰富。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和价值观念等的差异， 每个国家或民族的姓氏来源也不同。本文旨在通过中日两国姓氏 与姓名的表层结构的对比，来探讨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1 姓氏的起源与发展 姓氏，在今天已广泛的被人们理解为“姓”，而在古代“姓”与 “氏”却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1.1 中国姓氏的起源与发展 古代的姓，代表着氏族的血统，最早起源于母系社会。早期的 姓出自于氏族的图腾，氏族往往以星座和植物作为图腾的内容，在 与周边的氏族交往中以展示氏族的徽记来表明身份，区别不同的氏 族和地位。这样，氏族的徽记就是姓的雏形。 氏，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从夏朝中期开始，“氏”为 “姓”的支系，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殊产物，表示功勋和地位。到秦始 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姓”与“氏”混合为一。汉朝以后“姓”和“氏”不 再做严格区分，慢慢地演变为今天的“姓氏”一词。 1.2 日本姓氏的起源与发展 在日本，3世纪中期，大和国成立。以大和朝廷的大王为首的掌 握中央集权的势力和以朝廷所属各小国的王以及贵族们组成了与 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集团，叫做“氏”。后来大王家族把朝廷所属的 “氏”根据与自己血缘关系的浓淡，以及功绩的大小、势力的强弱，分 别赐予代表地位、官职的称呼，这就是“姓”。 可见，中日两国最初的“姓”、“氏”各自代表的含义是不同的，中 国古代的“姓”代表了一种血缘关系，“氏”则代表了地位和功勋；而 日本的“姓”与“氏”却与中国的正相反。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共同 点，即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最初的“姓”和“氏”都只是同君主及其 亲属有着联系，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只有称名而没有姓。 1.3 姓氏的普及 中国姓氏的普及要比日本早的多。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姓 氏合一的趋势。到秦统一六国出现了姓氏合一，其结果是取消了统 治者和贵族对姓氏的垄断，“百姓”一词也开始指平民（春秋之前泛 指各贵族家族）。姓名的模式也基本确定，即姓在前，名在后。 在日本古代，姓氏都是天皇恩赐的，平民不准有姓氏。直到明 治维新时期，187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苗字必称令”，日本的平民才 开始为自己取姓。到 1898年，日本又制定了户籍法，每户的姓名才 固定下来。日本的姓名模式同中国一样，也是姓在前，名在后。 2 中日姓氏的特点与其数量的关系 提及中国，给人的是泱泱大国的印象，人口数量更是在世界上 屈指可数，按常理来说，姓氏的数量也应该与之相应的庞大，而实际 上并非如此。据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袁义达的《中华姓氏大辞典》 的纪录，中国人的古今姓氏有 11，969个，同时还有异义、异体姓氏 3136个。现在最多见的是《百家姓》中所收录的姓氏。《百家姓》编纂 于北宋时期，收集了 408个单姓，30个复姓，发展到后来大约有 5000个左右。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与中国 相差甚远，但是日本的姓氏数量却是哪个国家都不能比的，其数量 之多，可谓是世界之最。据统计日本的姓氏约有 12万。当今日本的 十大姓氏按顺序排列分别为佐藤、铃木、高桥、伊藤、渡边、斋藤、田 中、小林、佐佐木、山本。 从形式和数量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主要是 因为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姓氏的由来 2.1.1 皇族赐姓 日本的姓氏是由皇族派生出来的。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由上 天派来管理人的神，因此天皇是没有姓氏的。但是如果是从天皇庶 出或由于其他原因降为臣籍的皇族，便被赐予姓氏。常见的有“源”、 “平”、“藤”、“橘”，即日本古代四大姓氏。如《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 便是被赐予的姓。而中国的皇族却不同，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姓， 并经常以自己的姓为他人赐姓，因为他们不仅需要同姓的人的支 持，也需要其他更多人的支持，因此他们会把自己的姓作为赏赐品， 赐给有功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人，这显然与日本皇族的赐姓是不同 的。日本皇族的赐姓，使姓氏有无到有，而中国皇族的赐姓则是由 此转彼，并没有是姓氏的数量扩大。 2.1.2 根据贵族的出身高低、功绩大小赐姓 日本自古也有赐姓的习惯，这种赐姓的出发点与中国是相同 的，但形式不同。古代日本赐于皇族血统的人以“真人”、“朝臣”等 为姓。“真人”与“朝臣”都是“八姓”中的姓氏。所谓“八姓”是指继天 允天皇制定的“六姓”（公、琛、联、直、造、首）之后，天武天皇将其重 新编成的“真人”、“朝臣”、“宿禰”、“忌寸”、“道师”、“臣”、“连”、“稻 置”八姓。“八姓”附属于原氏族的“姓”之后，标志其地位。随着豪族 的增多，这种形式的姓也不断增加，直到奈良末期总数达到千余种。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状态，由恒武天皇开始到嵯峨天皇时期，编纂 了一部有关姓氏的著作《新撰姓氏录》，对于研究日本的姓氏文化具 有重要的价值。 2.1.3 按照领有地的名称为姓 在古代日本，当豪族由于某种原因而迁居异地时，往往以新领 地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新姓。如迁至关东地方的平氏，分别以“北条”、 “千叶”、“三浦”、“和田”为姓。这使得姓氏数量又有所增加。 2.1.4 家族的繁衍带来姓氏的增加 古代日本大家族的子孙的姓氏，并不像中国一样家族的姓氏是 世代的，而是以祖先姓氏中的某个字为中心引申出新的姓。如藤原 氏这一家族，其支脉繁多，为了表示是藤原氏的子孙，便以“藤”字为 主，分为“伊藤”、“佐藤”等姓。 2.1.5“苗字强行” 明治维新以后，1870年政府颁布“平民苗字许可令”，但是实际 上为自己取姓的平民很少。直到 1875年，“苗字必称令”颁布以后， 平民才开始真正为自己取姓。由于时间紧迫，人们为自己找的姓可 谓千奇百怪，不仅以地名、官名、职业为自己取姓，而且还会把数字、 尺度、量度、天象、季节、信仰、动植物的名称当作自己的姓。如，住 在河边的叫做川端，住在山脚下的叫山下，或者山口，养犬的叫做犬 養等等。其中大部分与地理位置有关，如田中、山本、渡边、井上、中 岛等。由于日本人的这种取姓方式的广泛性，使得日本的姓氏在此 阶段骤然增多。而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没有出现过的。 2.2 姓氏的读音 中国人的姓氏大多属于单音字，也有少部分多音字。如：乐，代 表“le”和“yue”两个姓；覃，代表“qin”和“tan”两个姓。这种情况容易 读错，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多音的姓氏也有了约定俗成的读音。 而与此相比，日本人的姓氏在读音方面有着显著的特点。 日本姓氏的读音带有复杂性。他们的姓氏大部分是用汉字来标记 的。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存在音读与训读之分，这两种读音的差别比较 大。在一般的日语应用中，音读与训读的区别亦比较复杂，再加上日本 姓氏来源的广泛性，其读音理所当然的具有特殊性，难以把握。 中日姓氏与姓名的对比研究 邢运芳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4）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7894（2009）02- 259- 02 （下转第 262页） 文化研究 259 2009.2（中旬刊） （上接第 259页） 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姓氏可以有很多读音，例如，「神代」这一 姓氏「かくみ、かしろ、かじろ、かみくみ、かみしろ、かみよ、くまし ろ、くまみよ、こうしろ、こうじろ、ここしろ、じんだい、たまし ろ」。另外，用同一个假名标记的姓氏，也有很多与之相对应的不同 的汉字。如「えみこ」，可以写作“永三子、江三子、惠美子、绘美子、 荣美子”等。因此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日本人自报姓名是很重要的 事情，而对听者而言，认真记下对方姓名的读音也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把对方的姓名读错的话，那将是一件很失 礼貌的事情，对交际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日本的一位著名 的喜剧演员，名叫涩谷天外，一般人喜欢称他为「しぶやてんがい」， 而正确的读音应该是「しぶたにてんがい」，为此他本人也感到很苦 恼。又如土井这一姓氏，有两种读音，一种是「どい」，另一种是「つ ちい」。著名诗人土井晚翠，经常被人称为「どいさん」，但是正确的 说法应该是「つちい」。尽管他每次都会提对方，但是被叫错的次数 并没有减少，以至于最后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该叫做「どい」。因此， 为了避免给对方带来烦恼，也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应该重视日 本姓氏的读音。 2.3 日本人的创新性与姓氏的数量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被称为既有模仿性又有创造性的民族。这 一点在姓氏文化上也得到了体现。在日本人的姓氏中有很多读音 和意义都很特异的姓。例如「毒島」（ぶすじま）、「小島遊」（たかな し）、「一二三」（ひふみ）、「八月一日」（ほずみ）、「飯酒盃」（いさは い）、「元日田」（もとひだ）等等。其中一部分也有着其特殊的来源。 例如，「飯酒盃」原为「砂盛」（いさかい）（意为防风的沙丘），也可以 写作「砂盃」。「飯酒盃」就是由「砂盃」变化而来的。像这样复杂的姓 氏在中国的姓氏里是很难见到的。 这些特殊姓氏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姓氏的数量。 3 关于中日两国的姓名 中日两国不仅在姓氏文化上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在姓名的表达 上也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3.1 从姓名的长度来看 中国人的姓名一般是两个字或是三个字，特别是两个字的居 多。这与中国人喜欢偶数的心理有直接的关系。从众多文人的笔名 上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如艾青、碧野、冰心、丁玲、曹禺、杨沫、老 舍、鲁迅等。但是现在随着人口的增多，如果继续只用两个字则会很 容易就出现重名的现象，因此规定要用三个字和这三个字以上的名 字。这样一来将来可能会出现比较长的名字。而日本人的姓名长度 自古以来就独具特色。据说日本人的最长的姓名是“藤本太郎喜佐 卫门将时能”，这种长达十几个字的姓名在中国的确很难见到。 3.2 从命名方式来看 名字，不仅是使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而且也体现 命名者的某种主观意志。这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中日 两国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在命名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除了维护大家族体系的重要符号“姓”之 外，还重视家族关系中的横向的排序，即同辈人的排序。古代帝王 的名字中最初用表示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示顺序。 到周代以后将“伯仲叔季”放在名字之前表示排行，如“伯益”、“季 路”等。到夏商周三代，未婚女子则在名前加上“孟仲叔季”来表示 排行。再到后来人们便采用家庭范字来取名。所谓家庭范字就是指 家族的先祖为后代规定好的表示辈分的字。这样一来根据自己的 名字中的某个字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本家族中的位置了。 而在日本却没有这种习惯，他们不仅可以不用按照辈分命名，并且 自己的名字里还可以出现和长辈名字中相同的字。这一点中国是 不多见的。 此外，中国人在为子女命名时，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如“卫东”、 “建国”等。而日本人没有这种倾向，只是会以政治家的名字为自己 的孩子命名。例如，田中角荣在当首相期间，有很多小孩被命名为 “角荣”。但是当他因为格克希特事件被判刑之后，这些小孩子也受 到牵连，在学校经常受到欺负，到最后不得不改名字。另外，日本人 也喜欢以时代名人的名字为子女命名。日本第一位嫁入皇宫的平 民女子美智子，她的名字就很受家长们的欢迎。这也反映出家长们 希望自己家女儿也能与与众不同的美好心愿。 4 结语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就有友好的文化往来，可以 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渊源。通过中日姓氏文化的对比，可以看 出两者之间存在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差异。这主要是日本文化 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通过中日文化的 对比来进一步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这对于研究日本文化有着重 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尹黎云.中国人的姓名与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2] 靳卫卫.走进日本[M].北京:北京语言文字大学出版社,2004. [3] 袁义达.中国姓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武 孝 态特征。连淑能指出：“动词连用实汉语常见的现象”[12]。R. Quirk对 英语的名词的静态特征也作过评述，他说，“一般说来，名词的特征 是静态的（stative），因为名词往往指称一些静止的实物”[13]。袁昌明 也指出，“英语有一种少用（谓语）动词、或用其它手段表示动作意义 的自然倾向；而汉语则有一种多用动词的固有习惯。”[14]汉语有大量 的连动式和兼语式词组和句子，如“走过去接电话”（连动）、“老师劝 我锻炼身体”（兼语）。汉语有很多的四字词组或成语，都包含两个 动作，如“交相辉映”、“劈波斩浪”。汉语的动词可以充当各种句子 成分，如“深入基层是我们的服务宗旨”（主语），“主人提议举杯”（宾 语），“必须批判地看待这些问题”（状语）。 鉴于英汉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带来的不同语言特征，在翻译的时 候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动 /静转换。如： 采用这种新技术可以大大减少污染。（The adoption of this new technologywill greatly cut down pollution.） 汉语句子用动词“采用”作主语，英语则转化为名词 adoption作 主语，两个句子实现从汉语的动态转变为英语的静态，比较复合汉 英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又如： 同舟共济（to be in the same difficult situations or dangers） 英语化动为静，动词统一成名词，意义不失。 具象思维讲究“实”和“动”，抽象思维讲究“虚”和“静”，要从对 立走向统一，实现跨文化翻译中无误读，无误解，译者就应该掌握 以上两种策略，才能实现顺畅和成功的跨文化翻译。 4 结语 具象思维是化有象为无象，抽象思维是化无象为有象，从中国 远古的图形文字到儒家的经典巨作，从古希腊文明到亚里斯多德的 逻辑论证，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已经在东西方文明母体中孕育而 生。任何一种跨文化活动，其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类文化的平等顺畅 交流，跨文化翻译自然也不例外，不能妄言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就 可以解开跨文化翻译的症结，但却可以断言不了这两种思维模式就 永远无法解开跨文化翻译的症结。 参考文献 [1] 蒋晓萍.中国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75. [2]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67.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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