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洼里乡到奥运村

从洼里乡到奥运村 本 辑 特 稿 — 1 — 本从洼里乡到奥运村 辑 特 郑 宗 文 稿 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就位于朝阳区奥运村地区。提起奥运村，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历史上的洼里乡。洼里乡位于朝阳区西北部，北中轴线北端，毗邻亚运村商贸社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截至2004年，辖域面积15.7平方公里，总人口2.3万人，设洼里、洼边、关西庄、龙王堂4个村委会。 清末民初，乡域内原公主坟(乡政府驻地一带)、龙王堂等地为大兴县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属北平市郊七区，后改第十六区，1949年后属北京市第十四区，1952年7月并入第十区，后属东郊区。原分为洼里、洼边、关西庄3个行政村，1956年成立“八一”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并入和平人民公社，称洼里第一工作站，属朝阳区。1961年成立洼里人民公社，1983年改为乡建制。乡政府驻地位于洼里村。 洼里村成村于清代。原为仰山洼内沼泽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名洼子里，因地势低洼，为盆状地形而得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更为今名。村域内汪家村处成村前有几户皖藉汪姓人，以贩茶为生 ，在此落户，后繁衍成村，得今名。下清河处因地处小清河下游而得名，1947年后村落发展为东、西两村。洼里村位于乡域北部，东邻仰山村、羊坊村，南接洼边村，西连关西庄村，北靠昌平区。辖西下清河、东下清河、洼里、汪家村4个自然村落。该村历史上曾 — 2 — 种植优质水稻，用自流井水浇灌，所产大米色泽光亮、透明、口味清香，曾为贡米。喂养“宫廷黄鸡”已有160余年历史，曾为宫廷御膳之用。乡政府驻地为清代寿安固伦公主坟遗址，墓主系道光帝第四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下嫁德穆楚札布克，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享年三十五岁，该墓原有享殿、公主画像、东西朝房，现已无存。 洼边村因位于洼里盆地边缘，故名。村域内北沟泥河处原为北小河的源头，曾名沟泥河。1947年后村落发展为南、北两个自然村，后析为南北两个村落。九江口处原有9条天然泄水沟汇合于此，向北流入小清河，成村后因此而得名。洼边村位于乡域中部，东邻北苑路，南接亚运村，西连得德清路，北靠五环路。辖九江口、洼边村、北沟泥河、南沟泥河4个自然村落。南沟泥河村落以西(原侯庄附近)有清一等信勇公富兴墓，墓主为苏完瓜尔佳氏，系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孙，三等信勇兆德子，曾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卒谥勤毅，墓丘无存。 龙王堂村原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龙王庵，俗称龙王庙，民国六年(1917年)更名为龙王堂，村随庙名。1947年后，村落发展为以白庙路为界的南北两个自然村，分别称为南龙王堂、北龙王堂，1989年合为一村，统称今名。北沙滩处原为北小河上游故道，土质多沙，成村后名沙滩，1947年后村落发展为两个自然村，其居北，因此而得名。白新庄处原有一座供奉白衣大士的庙宇，人称白庙，村随庙名，曾名白庙村，1965年更为今名。龙王堂村位于乡域西南部，东邻洼边村，南接大屯路，西连京昌高速路，北靠关西庄村。辖白新庄、龙王堂、北沙滩3个自然村落。村落内有海望墓，墓主系满洲正黄旗人，乌雅氏，官至户部尚书，卒谥勤恪，尚存驮龙碑一统，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墓丘已无。海望上三代墓碑一统，立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海望曾祖父母墓，尚存驮龙碑一统，立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碑刻祭文由海望亲撰，墓丘已无。卫武祖父母墓，卫武系雍正帝外祖父， — 3 — 碑立于雍正六年(1728年)，刻有满、汉文:“腾惺恩隆„„不亦休欤”，墓丘已无。卫武外祖母塞和里氏墓，尚存驮龙碑一统，立于雍正六年(1728年)，刻有满、汉两种文字，墓丘已无。龙王庙，建于明代，清雍正、乾隆年间两度重修，本初称龙王庵，后称龙王堂，今称龙王庙。 辑 特关西庄村清代时在村东建一座关帝庙，成村后，取村位 稿 于庙西的含义，因此而得名。花虎沟处曾土沟纵横，其中较大的有史家沟、胡家沟等6条沟，该村的沟内曾出现过一只花虎，因此而得名。苍营处原为清八旗兵屯粮之地，村南设有仓南门，清初经小清河漕运的粮食，至此卸船入仓，并由正蓝旗，正白旗清兵镇守，故曾名仓库营，成村后简称仓营村，1982年更为今名。关西庄村位于乡域西北部，辖仓营、关西庄、花虎沟3个自然村。村落内有清墓6座:图海墓，墓主为清初将领，满洲正黄旗人，马佳氏，字麟洲，曾任都统、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现存碑两统，分别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十三年(1684年)，墓丘已平毁。图海上三代墓，尚存碑一统，西向，螭首龟趺，碑首雕龙戏珠，四周雕云龙，满、汉文:“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兴朝开创业„„钦服宠纶用光泉垠”，立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兆惠墓，墓主系满洲正黄旗人，乌雅氏，字和甫，曾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现存碑、华表各一，墓丘已平毁。诺敏墓，墓主系满洲正黄旗人，图海之子，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袭三等公，历任刑、礼部尚书、都统、领侍卫大臣，抚运大将军，尚存墓碑一统，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墓丘已无。各恪公主坟，墓主为乾隆帝第九女、下嫁一等公兆惠子字扎兰泰尚，该墓俗称九公主坟，墓丘已无。一等男希勒根墓，墓主系察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九年(1670年)任内大臣，康熙十二年(1673年)加太子太保，墓丘已无。原有清领侍卫内大臣努三墓，墓主系瓜尔佳氏，为满洲正黄 — 4 — 旗人，曾任都统，卒谥恪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立有墓碑，现已无存。 洼里乡地处朝阳区西北端，境内多涝洼地，自然条件较差，多年被称为朝阳区的“北大荒”，经济发展滞后。改革开放后，这个乡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乡域内丰富的水资源，大力发展优质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优质稻米及淡水鱼产品，在全区乃至全市都有名气。1984年，这个乡开挖的244亩新鱼塘，产商品鱼26万多斤，产值近31万元，实现亩产量及亩产值“双破千”，成为北京淡水鱼养殖的“模范乡”。从1993年起，根据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洼里乡基本处于绿化隔离地区，规划建成占地1.2万亩的大片林，形成北部的“首都人工肺”。到本世纪初，这个目标基本实现。2002年12月，经市有关部门批准，洼里乡设立地区办事处，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管理体制。随着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奥运主场馆——国家体育场在洼里乡境内修建的确定，乡(地区)工作重心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市、区有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洼里乡(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大屯地区及亚运村街道的部分区域，划归洼里地区办事处管辖，并于2004年4月将调整后的洼里地区办事处更名为奥运村地区办事处。2005年初，地区内的洼边村、洼里村、龙王堂村、关西村撤销村建制，新成立了7个社区。借奥运契机，洼里乡农村城市化进程大大提速，全乡农民告别了祖祖辈辈从事的种植养殖业，转居转工，成为直接服务奥运的新一代居民和职工。 近几年，奥运村地区广大干部、职工、居民同全区广大人民一道，除大力支持位于区域内的奥运重点工程——“鸟巢”、“水立方”等工程建设外，还全力以赴地实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具有特殊历史人文价值的北顶娘娘庙、龙王庙的修复，以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建设，都成为北京筹 — 5 — 办奥运过程中的令人瞩目的亮点。 北顶娘娘庙位于朝阳区原大屯乡北顶村西，现奥运村办事处奥运主场馆区，与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毗邻，距游泳场馆南约150米，现为第七批北京市级文本物保护单位，被侯仁之老先生称为“北京城中轴线北延长线辑 特的标志性建筑”。椐史料记载及实物佐证，此庙早在明宣德年 稿 间为一土地庙。传说明嘉靖皇帝的母亲，到北郊踏青，在此小庙休憩进香许下心愿，转年身怀六甲即嘉靖，待嘉靖登基作了皇上，为还母愿敕建重修此庙。据史料记载此庙占地为二十二亩，原有宣德年造大钟一口，明万历年造香炉一。庙内供奉主神为“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是泰山之尊东岳大帝的女儿。左右为送子娘娘、眼光娘娘、催生娘娘、天花娘娘等。此庙乾隆年间奉敕大修，并立有重修碑记，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为开庙日，期间庙前戏台上演各地剧种，庙周围自发形成集市，主要交易农具、粮种、农副产品等，游者多乡人。庙内正殿前立有两通石碑，可惜毁于文革十年浩劫，现仅存碑座和碑首，碑身早已挪做他用不知去向。解放后此庙山门殿和一进殿用作合作社(商店);正殿和东西配殿被大屯乡铸造厂占用;正殿以后两进院由北顶小学使用，山门殿和一进殿，1987年因合作社经营亏损，无力进行修缮保护，交归区文化文物局现区文化委员会。1997年7月一场大雨山门殿东墙坍塌，次年对山门、山门殿、钟楼进行抢险修缮，转年完工。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于2002年将铸造厂、北顶小学迁出，朝阳区政府对寺庙遗址，请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全面勘探发掘，澄清了整个寺庙遗址的规制，由北京市古建研究所绘制出四至复原蓝图，上报到市、区两级文物管理部门，为“北顶娘娘庙”遗址保护工程启动奠定了基础，也为恢复“北顶娘娘庙”原貌找到历史依据。 目前“北顶娘娘庙”现存古建有山门、山门殿、钟楼等， — 6 — 通过勘探发掘探明，“北顶娘娘庙”为四进五层殿，有院墙、鼓楼、八字影壁、东西侧门、东西值房等。大雄宝殿为五开间，前后出廊带抱刹式建筑，以后两层殿均有东西配殿，而所有配殿都是前后出廊面阔三间。最后一进殿为老爷殿，并配有东西耳房，遗憾的是戏台遗址并未找到。 龙王庙位于朝阳区原洼里乡龙王堂村，现奥运村地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国际区范围内，南邻科荟路，对面是2008年奥运会运动员村，西侧是升旗广场。 龙王庙原名龙泉庵，后称龙王庙。该庙始建于明代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再建于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重修。原龙王庙殿宇众多，为七进院落，有山门及东西侧门，山门为龙嘴门，山门宽4米，为硬山筒瓦下铺黑琉璃板瓦，两侧门为龙眼门，在庙的东西两侧各有古井一口，象征龙的眼睛;一进殿面宽11.5米，进深8.4米，整个龙王殿建筑木质结构完好，油饰彩画风格独特，系明清过度期作品，较为珍贵;屋面黄蓝琉璃瓦顶(残存)。墙体建筑包含了明清多种建筑手法于一身，有干摆、丝缝、淌白等。殿内原供有北方龙王、龙母神像;后殿供奉四海龙王即黄、红、青、白四海龙神像。山门前有地下泉水喷出，雨季最高可达两米有余，但在北京严重缺水的今天此景早已无存。此地早年为皇亲贵胄郊游习骥之地。后因战乱，屡遭兵火践踏，风貌严重受损。如今只存在玉皇殿及过墙山门。庙内存有“重修龙王堂碑记”(已残)，原倒俯置于殿前西侧台鸣前，上刻《重建龙王堂记》，此碑高2.2米，宽0.7米，厚0.23米，在施工中挖出原碑座现已重新树立在殿前东侧。该庙现为奥运森林公园国际区范围内，现存规模部分根据历史资料和遗存进行了修复，庙内供奉主神为北方龙王，即黑脸龙王鳌广，目的是以镇水为主，因此地地势低凹故名洼里，该庙是朝阳区唯一保存至今的龙王庙。2001年由于奥运工程征地搬迁了龙王堂村，龙王庙因是区1986年文物普查 — 7 — 项目，在北京市政府的领导下，区、乡两级政府的努力工作下，奥组委的关心指导下，及时被列入北京市政府奥运倒排期折子工程。2005年11月北京市文物局领导现场办公，解决了修缮工程前期启动资金等问题，并指示抓紧组织设计尽本快开工，确保2008年前工程完工。在区文化委的努力工作下，辑 特很快制定出了修缮设计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经过专家反复论证，于2006年 稿 春动工修复，主体工程已于2007年7月底前完工，现在进入内装修阶段。 为了更好的对文物进行保护，依据我国文物法的相关规定，修复后的龙王庙划定了文物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即东至东配殿后山墙外散水1米，南至山门前台阶底层外1米，西至西配殿后山墙外散水1米，北至后罩楼(藏经楼)后山墙外散水1米。修复后的龙王庙南北长约75米;东西宽约5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该文物古建筑散水外延15米范围内的建筑物高度和色调，要依法征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同时将该庙提升为朝阳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龙王庙修缮部分仍将以文物古建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修复部分将作为奥运村村长办公室使用(包括随后的国际残奥会)。 约投资数十亿元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城市传统中轴线延长线的最北端，北至清河北路，东至安立路，南至科荟路，西至林萃路，占地680余公顷，与永定门、前门、天安门、故宫皇城和钟鼓楼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园内穿越了奥林东路、奥林西路、北五环路三条市政道路和清河导流渠、仰山大沟两条市政河道。以五环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园，南园占地380余公顷，北园占地300余公顷。南园是以大型自然山水景观的构建为主，山环水抱，创造出湖山辉映，景色天成，恍如人间仙境的壮美画卷。北园是以微地形起伏及小型溪涧景观为主，依托动植物群落，形成野趣自然生态密林。 — 8 — 该园运用“绿色、科技、人文”三大奥运理念，营造和谐森林。全园总绿化面积470余公顷，乔灌木总量53万余株(含保留乔木5万余株)，乔木200余种，灌木60余种，地被20余种;全园水系总面积67.7公顷(市政河道25公顷、规划水面42.7公顷);道路广场41.7公顷;建筑占地2.5公顷。 南入口区域位于中轴线上，是连接奥林匹克中心区和森林公园的重要通道;露天剧场面积约4余万平米，是北京市民户外大型集会和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主山景区基底面积约为42公顷，主山高48米(海拔86.5米)，次峰高28米，是目前国内人造堆砌最高的山;龙湖景区位于主山的南侧，湖体形状酷似龙头，面积约20余公顷，游龙若隐，气韵生动(平均水深2米、总蓄水量约为40万立方米);湿地生物展示区位于龙头湖面龙嘴处西北方向，面积4.2公顷，通过千屈草、芦苇、香蒲等10种水生植物的根系及微生物的吸收，达到具备净化水质和科普教育示范作用;“天境”位于主峰制高点，主景泰山石高6米，重63吨，该景区由象征第29届奥运会的29株千姿百态的迎客松和2万2千余吨的大型景观石砌筑组成;“林泉高致”位于主山的西南余脉上，山水相依，飞瀑蜿蜒而下，林荫小径穿行溪流，林泉相映成趣;天元位于中轴线上龙头湖面顶部的滨水岸边外，该平台直径20米，犹如月亮倒影于湖面，夜间可通过LED光源，模拟月相变化;生态廊道桥宽60米，长218米，是中国第一座城市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跨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垂钓区位于龙头湖面西侧的小岛屿中，曲折蜿蜒的水岸线，优美组团式的植物群落，是垂钓爱好者交流经验、切磋技艺、休息品茶的好场所。 第29届奥运会比赛期间，坐落在森林公园南区大型自然山水景观西侧的网球、曲棍球、射箭三个比赛场馆，将成为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整个森林公园区域，将成为中心区赛场的绿色大背景。 2007年10月，北京市有关部门公布了“奥林匹克森林 — 9 — 公园”主峰、主湖命名方案。该方案在现场踏勘、了解项目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征求专家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和属地区政府意见后，提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峰、主湖名称”的三套命名预案。请市民对命名预案发表意见。 本主峰、主湖的命名方案为仰山、奥海/仰止山、奥博海/辑 特呢喃山、奥海。上述命名方案都有自己的典故。就第一套方 稿 案来说，老北京的中轴线以“景山”为北端点，中轴线的北延长线则以奥林匹克公园主峰为北端点。主峰若以“仰山”为名，不仅使得“仰山”这一当地传统地名得到保留，更与“景山”名称呼应，暗合了《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并联合构成“景仰”一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称、平衡、和谐的意蕴。至于“奥海”，北京传统地名中的湖泊多以“海”为名，借“奥林匹克”之“奥”字，有奥秘、奥妙之意。命名为“奥海”。仰山、奥海，意为“山高水长”，寓指奥运精神长存不息，中国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就第二套方案来说，《诗经》中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取《诗经》中的诗句将主山即为“仰止山”。至于主湖命名的“奥博海”中，“奥”和“海”的依据同第一方案相同，“博”则有博大精深之意。仰止山、奥博海，山意高山仰止，湖意奥妙无边、博大精深。 第三套方案里“呢喃山”的依据是，北京以燕山为母，人造之山为燕山之子，即小燕子，小燕子“呢喃而语”，故名呢喃山。 ,2007年10月, 注:本文资料来源:《中国村鉴〃北京 卷》、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文物干部任友资料 库以及《北京青年报》等报刊相关报道。 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综合整理～取谐音～ 作者署名“郑宗文”。 — 10 — 世 纪 档 案 — 11 — 世双桥农场的变迁 纪 档 张 礼 案 提起双桥农场，许多人都不会陌生，特别是上个世纪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它可谓是大名鼎鼎，尤其以生产粮、菜、奶、肉、蛋、鱼著称，堪称是北京的副食品基地。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它还是著名的药品生产基地，是著名的水泥、木材销售基地，另外它的仓储业也十分兴旺发达。双桥农场位于京东朝阳区境内，成立于1949年4月，至今已经经营了50多年，在过去的岁月里，双桥农场在新中国的农垦史上曾写下了一页光辉的历史，尤其是为共和国农机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它曾被誉为新中国农机事业的摇篮，它创造的多项成果获得部、市级大奖，它曾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农垦先进单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多次到这个农场视察、指导„„ 双桥农场前身饱含屈辱 1941年初，隶属通县的双树、塔营、咸宁侯和郭家场(目前这些村子隶属朝阳区)等村子里，流传着汉奸组织、日伪县政府“棉产促进会”要在这个地区试种棉花的消息。他们要以试种棉花为借口侵占民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殖民政策服务。农民没有土地怎么生存,因此这里的农民愤怒了，他们下决心一拼，下决心保住自己的 — 12 — 命根子——赖以生存的土地。 1941年3月底的一天，伪“棉产促进会”的汉奸们雇了一批短工，在两个日本兵和巡警队的护送下，拉了十几匹牲口，他们不问土地归属，不分青红皂白，套上牲口就耕翻土地。眼看自己的命根子就要失去，四村的农民怒火冲天，男女老少抄起棍棒、铁锹、洋镐奔到地里，他们不顾鬼子、汉奸的威胁恫吓和伪刑警队的鸣枪示威，一齐往上冲，打牲口，打坏蛋。两个日本兵首先逃命，汉奸也像丧家之犬随之逃跑了。主子逃了，日伪刑警队也 了，一撒腿便跑得无影无踪。 1942年7月，侵略者的报复开始了，日军北平警备司令部派去了一支骑兵队伍，趁着农民毫无防备，又驱入这个地区，在伪“棉产促进会”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独占的3600亩土地上，布下了警卫森严的岗哨，并在岗哨之间划起了一道道白线禁止农民出入。随后，侵略者将地里的玉米、高粱砍了个精光，并驻建了兵营，扬言谁再要地，就枪杀谁。面对横暴凶狠的民族敌人，农民只能忍气吞声，咽下了这仇恨辛酸的泪水。 被强占的3600亩土地，约占这四个村所有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一百多家农民没有了土地，当年的农作物又被敌人砍了个精光，因此这些农民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据统计，仅咸宁侯一个村中，当年就有6户饿死了人，其中一户 饿死。侵华日军在中国劳动人饿死两口人，还有4户全家人 民具具白骨的之上建立起他们的农场——军用农场。 农场建立后，直接由日军北平后勤机关“偕行社”管理。“偕行社”派来20多名日军军官担任监工。侵略者在农场四周建立起了碉堡和电网，并在农场西北角驻扎了200多名武装士兵，用以防范和镇压农场工人和附近农民。当时农场内的300多名工人就是在这电网以内、刺刀丛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除了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儿以外，每天还得小心防范毒打和凌辱。 日军在农场打了11口机井，养了几百头猪和1000多只 — 13 — 鸡。当时种的农作物主要是土豆、西红柿、洋白菜以及玉米和高粱等，全部工作都采用人力和畜力。工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吃的是带毛的混合面和粗高粱，睡的是围着铁皮的敞棚，平均月工资为伪联合币80元，仅勉强糊口，很难供养世家眷。日军靠着对我国工人残酷的剥削，把生产的蔬菜，养纪 档的猪、鸡等产品，供给他们北平地区军需部门。 案 日军“偕行社”军用农场的建立，是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历史见证。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双桥地区之心早已有之。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便和中国军阀勾结，他们在咸宁侯村边侵占了数百亩民田，以帮助中国军队建立无线电台之名，在咸宁侯村边建起了一座大型电台。电台建成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以种种借口，迟迟不肯把电台移交中方，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果然，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以武力强行占领了这座电台，并从国外运来大功率发射机，为他们侵华作舆论宣传。笔者在双桥电台居住了近40年，以前常听一些老职工讲述日军在电台犯下的罪行。这些老职工大部分居住在双树、塔营、咸宁侯等村，日军侵占双桥电台后，他们被招来做工，在几年的时间里受尽了日军的折磨。双桥电台至今仍保存着几座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建筑的楼房，目前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日军侵占双桥电台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第5期《朝阳文史》里详细道出，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偕行社”军用农场的日军并未被解除武装，他们以维持“治安”的名义，等待国民党的接收。 1945年11月，国民党“励志社”北平分社派人接收农场。这些人到场后首先宴请了日军军官、伪通县县长和附近的伪乡、保长，以便继续进一步掠夺农场资源和榨取农场工人的劳动果实，满足他们招待美军和国民党特工人员的需要。 — 14 — 他们清查了农场遗留的全部物资，把几十头猪、数百只鸡宰杀干净，加上蛋品、蔬菜，陆续运往北平，供该社首脑享用。农场的管理人员大多是国民党官员的亲信，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也效仿他们的上司大肆营私舞弊，盗窃贪污。就连怀孕的母猪也被他们逐一宰杀了，肥田粉的拨款也被他们贪污了。在他们的管理下，农场生产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实际耕种面积只有800余亩，其余2000多亩任其荒芜。另外11口机井全被废弃，房屋也陆续被拆除。到1947年时，农场仅有的百余亩蔬菜，四五百亩棉花，也被一场大雨全部淹没，另外，200多头母猪、仔猪也因饲养不良全部中丹毒死去。 国民党“励志社”的农场官员只热衷于贪污、盗窃、肥己，对农场未作丝毫投资建设，只是一味地剥削工人，手段相当恶劣。那时，农场周围武装部队戒备森严，工人出入场门都要遭到匪警强行搜身，稍有违背就要遭到毒打或陷害，女工更是常受匪警和工头的调戏和侮辱。那时，农场工人的工资非常低，月工资只能拿到40斤玉米，他们的家庭生活都陷于乞讨边缘。临时工更是遭受双层克扣，月工资名为5斤玉米，实际只能领到不足4斤的掺砂土的杂粮，他们捧着这可怜的报酬，含着泪水称之为“要命粮”。和日伪统治时期一样，工人们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8年10月，通县地区解放前夕，国民党最后一次对农场进行了搜刮，把剩余的粮食、棉花全部运往北平。解放时，农场只剩下瘦弱不堪的两头母猪和十几匹瘦马了。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华北平原，为了保护古都文化免遭战火破坏，对北平采取了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的政策。12月4日夜，农场这块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掠夺、蹂躏和无情压榨的土地，终于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被解放了的双桥农场工人，热烈响应政府的支前号召， — 15 — 1949年初把农场仅有的十几匹马全部献给张家口，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 “全国农机事业的摇篮” 世 纪 档1949年2月，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物资接管委员会财经 案 部农业水利处派军事联络员接管了“国民党励志社双桥农场”。这年4月，定名为“农业部国营双桥农场”。 党和人民政府接管农场之后，立即着手组织恢复生产。据史料记载:农场附近的农民，都为农场的解放感到高兴，听说农场要进行春耕、春播，便纷纷送还了解放前属于农场的小农具，农场的老职工也开始陆续回场。那一年，农场职工沿用手工生产方式，播种了数百亩棉花和数百亩玉米，还恢复了粉条的生产。 1949年10月8日，京郊农场管理局派来了3台拖拉机帮助农场耕地，并用马拉播种机种了630亩小麦。双桥农场这块土地第一次响起了拖拉机的轰鸣，双桥地区轰动了，机耕的消息也迅速向外扩散。 双桥农场的建立，在农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据说，浩然小说《艳阳天》就是以当时通县农村和双桥农场为历史背景写成的。 倍让双桥农场人感到自豪的，就是这个农场曾被国人誉为“全国农机事业的摇篮”。 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双桥农场先后成立了拖拉机手训练班和机耕学校，共培养了2000多人，这些人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骨干力量。从此，双桥农场被誉为全国农机事业的摇篮。建国初期几年间，农场除配合机耕学校训练驾驶员、机务及农业干部，把培养的2000多人分配到全国以外，也曾接受农业部委托，由农场抽调人员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培训了100 — 16 — 多人)，还接受朱老总来厂视察后，指示新疆派400人来场学习驾驶拖拉机的任务。另外，农场还接待来场学习、实习和参观新技术、机械化人员达20万人次以上。 双桥农场自建场起，就十分重视农业与农机新技术的运用与推广，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9年夏，双桥农场首先试用了用割麦机收麦，秋季又首次使用拖拉机耕地，并用马拉十行播种机播种小麦。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机耕学校在双桥农场成立。农场作为机耕学校的实习农场。机耕学校成立后，农场第一次成功地使用了收割机割小麦，并试验多种农机具，如玉米收割机、棉花收割机、土豆收获机、植树机、铡草机等，很多农机具都是在这里先试验，然后再向全国各地推广。 1951年秋季，双桥农场首次使用了苏制C—4康拜因收获密植的小麦，据史料记载，中央领导刘少奇、徐特立、彭真等同志都曾来麦地参观。 另据史料记载:1952年春季，毛主席将罗马尼亚赠送的一台拖拉机转送给双桥农场使用。1952年10月，双桥农场开始使用苏联援助的电气挤奶机为90%的奶牛挤奶。这年年底，双桥农场已拥有3台拖拉机、2辆汽车，还有与拖拉机配套的农机具13部、马拉农具7套、轧花及畜牧业用机械12部、联合收割机1台、电动机16部。在当时，双桥农场的硬件条件在全国可谓是首屈一指。 1953年，在种植业上，双桥农场向着生产饲料的方向发展，逐步试行以牧草为主的草田轮作制。6月，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送给我国的拖拉机、拖车、培土机等各一辆，还有各种配件195件。秋季，开始使用苏制48行播种机播种小麦， 实大大加快了播种进度。年底，双桥农场的耕、耙、播90%现了机械化，畜牧生产也大部分实现了机械化。 1953年，按上级指示，双桥农场派人参加蓟县青甸洼开荒，共调去二、三十部机器，开荒14000多亩。秋季，为铺 — 17 — 头、定辛庄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耕土地193亩，为通县小辛庄农民翻耕了多年无法生产的荒草地684亩，机耕技术人员还利用休息时间，为农民讲解机器的构造、效能，扩大了机械化的宣传范围，大大激发和鼓舞了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世的积极性。也是这年，农场还派人去河北芦台农场传授技术，纪 档协助铡青贮(为牲畜准备的冬饲料)的工作，为芦台农场畜 案 牧业的发展和保证冬季畜群的青饲料供应做出了贡献。这一年，周围农村和互助组纷纷要求双桥农场为其代耕土地，农场积极做出反应，满足了农民的愿望。据老人回忆，代耕时，拖拉机的轰鸣与从数十里外赶来围观的男女老少的笑声构成一景，场面十分动人。另外，农场还适时组织周围农村农民参观康拜因机收小麦。农民参观后表示:“要使用机器，土地就得连成片，就得办合作社了”，他们热切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双桥农场的机械化示范，给农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为了配合农场附近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在农业部和总局的指示、帮助下，农场专门配备了机具，又组成了代耕队，为农民的土地进行了代耕。之后，又将代耕队全部机具移交给河北省通县铺头乡筹建拖拉机站使用，并支援该站机务队长、农业技术员各一名，会计、总务人员三名，拖拉机手、实习驾驶员四名。 1955年前后，双桥农场的农机具改革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为了解决给上千亩小麦施肥的问题，将1951年购入但无法使用的化学肥料施肥机进行了多次改装后，可以和耙青连续作业，变死物为活宝。为了解决秋季和早春顶凌播种镇压问题，试制了平型镇压器，并赶制出五台(一组)空心式平型镇压器。为了解决地势低洼易涝、块根作物(白薯)必须大垄培埂问题，试制了培埂准向犁，用克德——35拖带，一次培埂八行，比伏特机提高功效3.5倍，还节约了用油„„ “全国农机事业的摇篮”还有许多新鲜事。1950年，朱德同志曾来农场视察，当他看到机耕学校学员从十几里外的 — 18 — 双桥火车站往回搬运笨重的农机时，即指示从车站往实习工厂修一铁路复线，以保证农业机械的及时运输到位。建场初期，每年麦收时节朱老总差不多都亲自来场视察工作，对农业机械化十分关怀。1952年夏，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志视察了农场。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决定在原双桥机耕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农业机械化高等学府——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定名农场为“国营双桥机械化农场”仍为实习农场，受北京国营农场管理局领导。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和国营双桥机械化农场的建立，对培养我国农机事业人才，推动我国农机事业的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国营农场提供经验。 双桥农场被誉为“全国农机事业的摇篮”可谓名副其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此，八九十年代仍然不减当年。笔者在八九十年代曾多次到双桥农场采访，在多家报刊上对这个农场创造、使用农业机械给予过报道。1990年，笔者在京郊日报一版“农村科技尖兵”栏目中发表过的《秸秆还田农机的研制者——贾保堂》一文就是一例，笔者在文中写道:“对于农作物成熟后实行的秸秆还田，北京大部分地区采取火烧的办法，既造成污染，又极易烧死田边的树木。可在双桥农场却不是这样。每到庄稼成熟季节，双桥农场的收割机一边收获粮食，一边将秸秆粉碎铺到地里，这项研究成果是北京双桥农场高级工程师贾保堂，花了两年多的心血完成的。贾保堂今年五十九岁，已为双桥农机事业奋斗了四十个春秋。以前，双桥农场为了多打粮食曾实行过秸秆还田，但是因为秸秆过高拖拉机无法翻地只好放火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贾保堂到江苏、东北等地取经，又翻阅了大量资料，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在收割机尾部加上了固定刀和动刀装置，可以把秸秆粉碎成十至十五厘米的短秆，拖拉机可毫不费力地将短秆翻到地底下。一九八四年，加了刀片装置的收割机实地操作获得成功。据有关部门统计，实行 — 19 — 秸秆粉碎还田，每亩地可节省化肥二十五公斤，双桥农场每年有二万亩土地实行秸秆还田，这样每年可节省化肥五百吨。一九八八年，这项成果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北京市农场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世1988年，笔者在京郊日报发表了《豆各庄晚稻亩产赶上纪 档中稻》一文，全文如下:朝阳区豆各庄乡(1998年以前称为 案 双桥农场豆各庄分场)种粮种出了彩儿。今年，这个乡4000亩晚稻秧比往年早插了7天，结果晚稻多“享受”了7天的灿烂阳光，长势格外好。金秋10月，豆各庄乡晚稻产量190万公斤，平均亩产475公斤，每亩比去年增产65公斤，和中稻产量没什么区别。豆各庄乡有粮田6000亩，是朝阳区的重要产粮乡，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获得丰收。今年麦收前的几个月，这个乡投入了6万多元首先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了保养和维修，保证了农业机械在收种期间没出任何问题。结果6月11日开始收割，到15日3600亩小麦便收获完毕，比往年提前一周。提前插上的晚稻和往年相比显得茎粗叶壮，粒穗饱满，产量在朝阳区名列前茅。 以上举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双桥农场重视农业机械的情况，这个农场不仅使用农业机械，还不断创新农业机械，并把研制的成果向外推广，为我国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双桥农场多次“更名换姓” 据双桥农场内部材料记载:农场位于朝阳区东南部，是全国农垦系统历史最悠久的国营农场之一，创建于1949年，归属国家农垦部领导。后于1958年农场划归北京市，不久与周边高级农业社合并，形成了国营、集体两种所有制并存、场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旨在利用农场农牧业技术力量带动京郊农村的发展，定名为“国营北京市双桥农场”。 历史上，双桥农场的隶属、名称曾多次变更，但是农场 — 20 — 的性质始终没变，不管怎样“更名换姓”，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双桥农场。 据史料记载:1958年5月，党中央公布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很快地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地处北京通县八区境内的双桥农场受到这次热潮的冲击。为了便于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双桥农场的隶属关系、管理体制、规模和领导人员进行了多次变更，开始走上场社合并的道路。 1958年6月，双桥农场由中央农垦部下放，移交给北京市通县管理。当时农场有8027亩土地，有222名职工，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在下放通县管理(1958年6月至9月)的三个月中，通县县委贯彻上级决定，进行了撤区并乡工作，将农场周围台湖乡地处八区的四合庄、苏坟、么铺、定辛庄和豆各庄乡附近的各村庄合并成为豆各庄乡，将咸宁侯乡和长营乡合并，成立了长营乡。至此，农场的正南、西南和西部为豆各庄乡，西北、北部和东北部为长营乡，与农场环绕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6公里，土地5万余亩的规模，为以后农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58年9月，根据北京市统一规划，双桥农场和新合并的两个大乡——豆各庄乡和长营乡，又由通县划归北京市朝阳区管理。并于10月率先成立双桥人民公社。随着形势的发展，公社机构又多次变更。 1958年11月，经朝阳区人委决定，撤销了各乡人委及农业社的建制，将全区高级社合并，划分成朝阳、和平、幸福、红光四个人民公社。双桥农场被合并到朝阳人民公社范围，朝阳人民公社俗称“大朝阳”，包括:酒仙桥、平房、东坝、楼梓庄、长营、孙河、金盏、豆各庄八个乡，及双桥、朝阳、农展馆、东郊四个农场，设党委书记、副书记，设公社主任、副主任。当时，双桥农场本身仍存在党委，有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有场长和副场长。 — 21 — 1959年3月，贯彻上级精神，区人委决定将全区四个大公社划分为七个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双桥人民公社(包括农场及豆各庄、长营两个大乡，其中黑庄户、定辛庄两个大队、共十个自然村同期并入双桥农场，率先转为全民所有世制。)为七个人民公社之一。双桥人民公社设党委书记、副书纪 档记，设人民公社主任、副主任。设双桥农场党委书记、副书 案 记，设场长和副场长。 1959年11月，根据市委决定，又将七个公社合并为朝阳、中德、和平三个人民公社。朝阳人民公社俗称“小朝阳”，由双桥人民公社(包括长营、咸宁侯两个管理站和种畜场)、红光人民公社(老君堂、小红门、十八里店三个管理站)和幸福人民公社(南磨房、王四营、高碑店、八里庄四个管理站)联合组成。即由九个管理站和一个种畜场组成。朝阳人民公社设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设公社主任和副主任。设农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设农场场长和副场长。 从成立小朝阳人民公社起，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试点工作开始了。从此，双桥农场既是政社合一的农场，也是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 1961年4月，朝阳区委派工作组来农场贯彻《六十条》，再度恢复了双桥人民公社的规模，将朝阳、中德、和平三个公社又重新恢复成原来的七个公社。双桥人民公社恢复后，有长营、咸宁侯、黑庄户、大鲁店、定辛庄五个大队和一个企业部分——即原农场的全民企业，有土地5.5万亩，农村人口约3万，企业职工2545名，仍为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农场。当时设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设人民公社主任、副主任，设农场场长和副场长。经营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粮、菜、畜牧并举，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建成首都的副食品基地。 1962年12月29日，双桥人民公社被正式命名为《中古友好人民公社》。 — 22 — 1998年8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农场对延续40年的场乡合一体制进行了改革，双桥农场由原党、政、企综合体变成一个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纯国有企业。 双桥农场堪称粮仓 解放后，双桥农场焕发出勃勃生机，粮食产量年年递增。最初的十几年，双桥农场采取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利用先进农机具、改进耕作制度、选用优良品种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因地制宜、逐年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65年粮食亩产达到747斤，在连续跨“纲要”的基础上，一举过了黄河，上了一个新台阶。 1966年至1974年，双桥农场大搞改土治水工程，大大促进了粮食生产。1968年至1969年，农场开挖大稿沟、肖太后河，动土石方60万方，沟通整个排水系统，建立两灌、两排的耕作区，复平土地1.2万亩。1971年至1972年，双桥农场大打“抗旱仗”，“北水南调”引通惠河水至肖太后河，工程全长7300米。“南水北调”引通惠河水至白家楼生产队，工程全长3300米。这两次工程共动土石方40万方，建了一座横跨通惠河的大型闸桥，开挖一条深6米、穿过三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的引水渠，沿渠建了20多座建筑物和一座扬水站，解决了3万亩土地的排灌问题。1973年至1974年，双桥农场又大打“平地仗”，在长营、管庄、三间房三个分场削土坡、填废沟，大平土地1.7万亩，削平的土坡最高达2.5米，填平的废沟最深达9米，打井70多眼。至此全场土地连片，沟、路、渠成方格局，有效灌溉面积达47000亩，占总土地面积的90%，达到了稳产、高产田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这是粮食增产的决定性因素。 1970年，双桥农场平均亩产粮食454公斤，一举跨过长江。1971年至1974年，粮食亩产由390.05公斤上升为503.15 — 23 — 公斤。1975年至1976年，双桥农场粮食平均亩产均超过500公斤。由于粮食增产，从1970年起全场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而且每年向国家交售征购粮、余粮约600万公斤。据史料记载，上个世纪80年代，双桥农场的粮食产量稳步上升，1985世年时平均亩产为525.5公斤，1988年为582公斤，1989年突纪 档破600公斤大关，达到619.1公斤，这一年上缴征购粮近千 案 万公斤。 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多次到双桥农场采访，深知这个农场在种粮方面非常下功夫，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1988年2月8日，笔者曾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一版发表了《白家楼长年积肥不断》，文中写道:朝阳区双桥乡白家楼村重视积肥工作，一九八七年，这个村积土粪肥一千七百立方米。在化肥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粮食总产比一九八六年增收五万公斤。白家楼村共有四百亩耕地，其中有三百八十亩用来种粮食。近几年，化肥供应日趋紧张，所以，自一九八二年土地承包到组到人后，这个村的领导便采取措施大搞积肥。首先，他们和承包人签订了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规定每个承包人每年每亩地应积粪肥三立方米，超额一方奖励四元钱，完不成任务每立方米罚款六元。村里专门配备一辆掏粪的马车，到附近厂矿、机关掏厕所，每年掏粪七百车，无偿分给承包人使用。其次，由村里专门安排两个人，管理村内公用厕所和各家各户厕所，所积肥料全部用于农田施肥，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由村里补贴。由于广积农家肥，解决了化肥来源不足的问题，也克服了农田使用化肥带来的土质越来越板结的弊病，如今，白家楼村耕地土质松软、肥沃，一九八七年，平均亩产粮食近六百公斤，比一九八六年增长四十公斤。 1998年，笔者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消息，文中写道:豆各庄乡于家围北村农民在冬闲白地上做文章，他们种草种豌豆，获得了可喜的收入。目前我市农村有不少地方种早稻，早稻好吃产量也高，但是只能收获一茬粮，天凉时土地闲着 — 24 — 不用，农民称它为冬闲白地。去年10月，于家围北村在130亩闲白地上试种了从美国引进的作为饲草用的冬牧70黑麦，今年收获后每亩生产2500公斤青饲料，这些青饲料卖给了当地养牛场，扣除成本后每亩净赚100元钱。今年3月，于家围北村又在40亩冬闲地上种了豌豆，5月初摘了8亩地的青豆角上市，共余32亩收种贮存，而卖青豆角又使这40亩地平均亩增100元收入。于家围北村利用冬闲白地种饲草和豌豆，丝毫没有影响今年的水稻插秧和粮食收成。 从以上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不论是建国初期还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桥农场一直把粮食生产当作重中之重，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大家都在为增产增收做奉献。笔者在双桥农场居住多年，曾耳闻目睹了这个农场在种粮方面大下功夫，也连续多年看到了这个农场到处是稻花飘香、麦浪翻滚的丰收景象，那些年代至今令人回味，令人感动。 双桥农场又堪称副食品基地 刚解放时，双桥农场便将日本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房改建成52间猪舍，从当地购入353头猪，办起了养猪场。1950年3月，农场购进来亨鸡210只，开始饲养家禽，并用平式孵化器孵化雏鸡185只。这年3月，农场接受了京郊农场管理局调来的第一批乳牛14头，4月又接受了天津调来的乳牛29头，从此开始了养牛生产。 因为双桥农场养殖业开展得早，而且重视机械化和科学养殖，因此在建国初期就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52年，双桥农场向河北省三河县推广来亨幼雏18000只，向五里店、芦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国营农场推广种猪32头。以后又向国防部、北京牛奶场、四川北培试验场、西安奶牛场、山西等地推广种牛(荷兰、娟姗、科斯特罗姆等品种)13头，到1957年底，农场又向怀柔食品公司、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密 — 25 — 云、邢台等地推广种公牛22头，推广种猪1969头，为国家以及北京畜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场社合并为双桥农场的发展、农牧业的合理布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了满足首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鲜奶的需要，世双桥农场从全局出发，共投资200万元，先后新建、扩建了纪 档4座牛场。 案 建了一座容纳200头1958年，双桥农场首先在黑庄户兴 成乳牛的简易牛场——称乳牛二队(双桥老牛场为乳牛一队)。1961年筹建了长营牛场，并于1963年开始投产，是一座能容纳200头成乳牛的牛场。1963年筹建了豆各庄牛场并扩建了双桥牛场，豆各庄牛场为容纳400头成乳牛的牛场，扩建的双桥牛场能容纳200头成乳牛。双桥农场在兴建和扩建养牛场的同时，还较好地解决了牛场和饲料地的布局，因此双桥农场的乳牛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8年至1965年，农场成乳牛由107头增加到727头，总产奶量由年产45.9万公斤增加到238.4万公斤。 在场社合并阶段(1958年至1965年)的8年中，双桥农场的养猪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9年新建了大鲁店、定辛庄、石槽三座猪场，后又扩建了双桥西猪场。在这8年中，双桥农场在培育、推广优良种猪，出售肥猪，发展养猪事业，丰富首都副食品供应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据史料记载，8年里共推广种猪40491头，出售肥猪15188头。 1958年，农场把养鸡组扩大为养鸡队，开始大规模养鸡，1963年后又开始大量养填鸭。据统计，在9年的时间里农场向社会提供肉鸡202968只、填鸭85094只，为丰富首都市民的菜篮子做出了贡献。 1966年至1976年，双桥农场养猪生产出现高潮。除了国营养猪场以外，农场的农村部分62个生产队中有59个养猪。在“猪多——肥多——粮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全场国营和集体养猪头数从1966年的19488头增加到1976年的 — 26 — 37451头，1966年交售商品猪3155头，1976年达到18029头。双桥西猪场从1955年开始进行了北京黑猪的育种工作，采取杂交改良、建立核心群，选种选配，自群自育，建立品系、品族，定向培育等多种措施，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已初步育成生长快、腹油多、肉质好、耐粗饲、抗病性和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优良品种1972年在全场4个国营猪场、59个生产队推广，另外先后向河南、山西、甘肃、陕西等省推出12000头。 这一时期，双桥农场的养鸭生产也逐年提高，1966年累计养鸭32101只，1976年增加到93548只，1966年交售填鸭25057只，1976年达到45100只。 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双桥农场向全国各地提供优良种子3000万斤，良种仔猪3万多头，良种马1000多匹。进入70年代，双桥农场每年向首都提供鲜奶250万公斤至380万公斤，肥猪6000头至18000头，填鸭4万只至5万只，鲜活鱼2万公斤至3.5万公斤，蔬菜2000万公斤左右，水果70万公斤至150万公斤，粉丝25万公斤，淀粉75万公斤，另外还有其它工业品。 打倒“四人帮”以后，双桥农场的畜牧业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9年，农场组建了畜牧分场，进行了专业化领导和管理。在畜牧分场的领导下，各畜牧单位先后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扩大了畜群，加强科学饲养和经营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由此畜牧业生产蒸蒸日上。 从1978年至1984年，双桥农场除了有三个国营牛场外，又增加了一个集体牛场，即孙家坡牛场，另外又陆续增加10多户养牛专业户，成乳牛头数从1978年的739头发展到1984年的1334头，牛奶总产从1978年的446.4万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921.15万公斤，头日产奶从1978年的16.55公斤上升 — 27 — 为1984年的19.6公斤，头年产奶第一次突破7000公斤大关，达7154公斤。1988年全场牛奶总产1150.2万公斤，头年产奶达7500公斤。1989年已有成乳牛1662头。 双桥牛场1987年参加全市“三金杯”竞赛，因为头年产世奶7238公斤，在评比中由过去第十位上升到第六位;1988纪 档年参加“五金杯”竞赛，因为头年产奶8431公斤，在全市评 案 比中得第三名，获“铜牛奖”牌;1989年参加菜篮子系列工程竞赛，因为头年产奶达到8738公斤，在全市评比中获第一名，夺得了“金牛杯”奖。三年上了三个台阶。 随着奶牛生产的发展，双桥农场上交商品奶也同步增长，1989年上市商品奶1156.4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173.4%，保证了市民的鲜奶供应。 1980年以后，双桥农场的养鸭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鸭场首先使用生长促进剂——喹乙醇改革养鸭技术，改变过去“先长架子后填肥”的落后方法。使用较完善的配合饲料，缩短填鸭日龄，由过去的65,70天缩短为50天左右，填鸭体重由2.5公斤上升为3公斤，料肉比由4:1下降到3.76:1，在全市名列前茅。“六五”期间，双桥农场每年上市填鸭6万至7万只。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需求的改变，外贸也停止收购填鸭，从而使填鸭生产走向低谷，因此鸭场积极改变产品结构，改填鸭生产为肉鸭生产。生产肉鸭，也不是个简单的事，要适应市场，要满足市场。于是，双桥农场养鸭职工大搞科研，改良饲养工艺，因此肉鸭质量不断提高，不仅提高了瘦肉率，而且日龄降到42天上市，料肉比下降为2.7—2.8:1。这项成果是由农场局、南口农场和双桥农场协作完成的，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高瘦肉率肉鸭生产出来后，鸭场就地加工成“美味鸭”，受到本市广大消费者的欢迎。1978年至1989年，双桥农场共上市商品鸭1044万只。 双桥农场饲养的牛、猪、鸭、鸡、鱼非常有名，不仅为丰富首都市场做出了贡献，还为国家的畜牧事业做出了贡献。 — 28 —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多次采访这个农场的饲养业，写农场职工搞科研，写他们精心饲养，写他们为国家做贡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一版发表了《新品系鸭的选育者——袁光斗》一文，文中写道:现在，人们常见的白鸭，很多是驰名中外的北京填鸭的后代——一种重新选育的新品系鸭。选育新品系鸭的人叫袁光斗，是双桥种鸭场的畜牧师。一九四六年，酷爱畜牧业的袁光斗来到了双桥农场，一干就是四十多年。这些年，他的科研成果为我国的养鸭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七十年代初，北京填鸭因多年不曾选育，品种严重退化了。那时，一只鸭喂养八十天才有二公斤重，年产蛋只有一百二十枚左右，再繁衍下去，只能自行消亡。一九七三年，北京市指定六个点搞填鸭选系工作，双桥种鸭场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袁光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项科研工作中，终于在一九八一年选育出双桥Ι系北京鸭，这种鸭年产蛋达到二百八十枚。双桥Ι系是北京第一个搞出来的新品系鸭，获国家科技成果三等奖。一九八四年，袁光斗又推出了双桥?系鸭，这种鸭增重快，体型大，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尔后，袁光斗将?系作为母系、?系作为父系进行杂交试验，结果杂交的后代不仅可以做蛋鸭来育，肉鸭四十三天便可长到二点五公斤左右，母鸭年产蛋达到二百五十枚以上。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九年，双桥?系鸭和?系鸭，已经向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推广，种蛋达到三十万枚，种幼鸭达到三十万只。如今袁光斗虽临近古稀之年，仍带着两名大学生搞另外两种新品系北京鸭的研究。 刊发表《双桥北京黑1992年5月26日，笔者在多家报 猪跨入瘦肉型行列》，文中写道:经过科技人员整整四十年的努力，今年“双桥北京黑猪”瘦肉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四，跨入了国产瘦肉型行列。“双桥系北京黑猪”是北京双桥农场 — 29 — 种猪场精心培育的一个优质猪种。一九五二年，这个场开始引进外国良种和国内优质猪种，进行杂交试验，经过去粗取精、提纯选育等大量工作，终于培育成一个新系猪种——双桥北京黑猪。一九八二年，双桥系北京黑猪通过国家鉴定，世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北京市科技一等奖。据了解，纪 档目前双桥系北京黑猪除台湾省外，全国其它各省、自治区都 案 已经引进生产，成为深受欢迎的国产瘦肉型猪种。 以上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从解放初期到二十世纪末期，双桥农场的畜牧饲养业一直红红火火，在北京以至全国都赫赫有名。 今天的双桥农场充满生机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后，双桥农场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在生产、建设、发展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革新。1978年时，双桥农场只有淀粉厂、农药厂和农机修配厂三个国营企业，但是到1984年时，就已经发展为八个厂，即制药厂、乳品厂、农机修配厂、葡萄糖厂、木材厂、针织厂、钢窗厂、纸袋厂。到1989年，农场的农村部分也有了20多个乡办企业。另外，农场的第三产业也快速发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多次到双桥农场采访企业的发展情况，曾在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市场报等陆续发表过《双桥农场建成华北最大水泥库》、《双桥农场建成大型混凝土搅拌站》、《双桥农场建成北京最大幼儿园》等新闻，另外农场的制药厂、乳品厂、水泥库做出的贡献也屡屡在报纸、荧屏上“露脸”。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双桥农场，又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展现在国人面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副食品供应渠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双桥农场的 — 30 — 牛、猪、鸭、鸡等饲养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绿化隔离地区的建设，农场的粮、菜、水果生产等也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蓬勃发展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上个世纪末，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双桥农村对延续四十余年的场乡合一(原为场社合一)体制进行了改革，农场的农村部分成为朝阳区的建制乡，农场由原党、政、企综合体变成一个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纯国有企业，是隶属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大型国有农场。 双桥农场目前有北京太洋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双益达建安工程集团公司、北京胜利砼建材有限公司、北京市双桥桥联物业管理公司、双桥农工贸公司、北京立时达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双桥大秦仓储有限公司和亿本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后的农场调整了产业结构，实施集团战略。改制后的农场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其中北京太洋药业有限公司与科研单位合作形成战略联盟，开发生产了新药阿奇霉素、泰力特等目前最好的抗生素药品，还有一类抗糖尿病新药——艾汀。另 P认证)和绅丽雨、碧宁等新药产外还生产粉针(已取得GM 品。北京双益达建安工程集团主要经营电力工程施工、野外钻井水利工程建筑、生猪屠宰、名贵观赏鱼养殖、农用物资批发等项目。北京市胜利砼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散装水泥、建材仓储、粉煤灰仓储、混凝土搅拌、运输等项目，形成了集仓储、生产、销售、运输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这个公司可一次储存袋装水泥十几万吨，另外公司内设铁路专用线18000米，目前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混凝土集散地。北京市双桥桥联物业管理公司获得了“北京市物业管理资质合格证书”，下属的双桥幼儿园是一所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幼儿园。双桥幼儿园占地面积4700平方米，拥有一个500平方米的风雨操场和多种大型玩具，可容纳400多幼儿入园。北京双桥大秦仓储有限公司拥有库房数万平方米，内设两条铁路专用线，有各种装卸设备数十台，最大吊运能力达数十吨，年货物吞吐量 — 31 — 可达数十万吨。双桥农工贸公司下辖种植、养殖、印刷、工贸等企业，主要经营草坪、苗木、租赁等业务。这个公司创建“双科创绿公司”之初，承揽了康城生态公司和高尔夫球练习场工程，半年就收回全部投资并且盈利20多万元。这个世公司生产的草坪不仅在钓鱼台国宾馆扎下了根，而且在中央纪 档党校、外交部等地也生根发芽，另外天安门国庆观礼台下和 案 金水桥周围也被农场的草坪装扮得生机盎然。这个公司生产的“华艺牌”切花还敲开了日本市场的大门。北京立时达药业有限公司(原北京市兽药厂)常年生产兽药100多个品种，其中“露它净”含硒生血素、宫得康、乳炎清等原料药为全国首家生产。“球威——25”和“痢菌净”两个产品分别获全国农业博览会银、铜奖。“球痢灵”生产技术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双桥农场2006年销售收入已达36500万元，在收入连年提高的同时，在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的同时，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超过了两万元。笔者在双桥农场看到，这里的厂区排列有序，居民区整齐洁净，处处显示出盎然生机。近几年，农场投资数千万元改造了场区供电供暖和供排水系统，大搞绿化美化，铺路修路，已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未来的双桥农场，前景肯定会更美好。 ,2007年4月, 张礼:朝阳报编辑～《朝阳文史》特约撰稿员。 — 32 — “纺织城”的回忆 张 双 林 2006年5月，北京第二棉纺织厂正式停工了，至此，被称为“纺织城”的北京纺织工业基地永远消失了。 北京的朝阳区，自建区伊始就是北京重要的工业区。北京的支柱产业，如纺织、化工、机械制造、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基地都在朝阳，因此有“纺织城”、“电子城”、“化工城”等等。这些企业不但为北京的经济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对全国而言也是举足轻重的，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笔者曾在“纺织城”里工作多年，对纺织城的兴衰既有所了解，又有所感悟，故拟此文。一是表示对“纺织城”的回忆;二是告诉后生晚辈不能淡化和忘却这段辉煌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俱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便开始有计划地在东郊(今朝阳区)建立工业基地，以弥补老北京的工业不足。从1953年起，在东郊红庙以东、十里堡以西地区陆续建立了京棉(当时称国棉)一厂、二厂、三厂，纺织配件厂、印染厂等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在我的记忆中，京棉一厂是1953年开工生产;京棉二厂是1954年开工生产;京棉三厂是1955年开工生产，这些纺织厂最初隶属于国家纺织部，故称之为国棉厂，后来有了市纺织局，才改称京棉厂。就规模而言，当时设计京棉一厂是五万纱锭，二厂和三厂是十万纱锭。在1972年前后，京棉二厂又增加了三万纱锭。 纺织厂的机器设备，除京棉一厂来自民主德国(东德) — 33 — 外，其他均为国产，主要来自郑州和上海的纺织机械厂。这些工厂的老技工和老工人及一些管理人员，大多来自上海、青岛和天津这些纺织基础好的城市。这些老工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不但教技术，也带来了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在上世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工厂的厂风和纪律是很出色的，其纪 档中很大原因是老工人的“传”、“帮”、“带”。 案 以这些工厂为中心，很快就形成了一座“城”。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独立的宿舍和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店等等，俨然是一个小社会。 有了这种“小社会”，参加生产的工人们在生活中基本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多少心理负担，一心一意投入到了生产之中。因此，在当时的纺织企业中，涌现了许多全国、市级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像京棉二厂的“三姐妹”(陈素芝、王凤霄、于世卿)在全国都很著名，她们的事迹感动和教育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纺织工人，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功不可没。一些工作出色、干得好的，得到了好评，成为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他们之中，全国人大代表，市、区级人大代表大有人在。 在当年的“纺织城”里，企业文化亦十分发达，涌现了不少工人作家、工人诗人和画家。他们生活在生产第一线上， 中一些有生活基础，有创作激情，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其人不仅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学创作组的成员，有些人还参加了市作家协会。这些人中的韩忆萍、陈满平、范以本、王日初等，当年都是十分活跃的工人文化人。 当年，在各个工厂里都有工会领导下的文学、戏曲、舞蹈、美术、摄影等社团组织，许多表演、创作和作品都获过各种不同的奖项，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在京棉二厂，就曾出现过唐杰光这样的手风琴手，其演奏技艺可以和专业人士媲美，后来此人调到“二毛”，业余时间仍然拉手风琴，讴歌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许多部 — 34 — 队文工团都到“纺织城”里招兵买马，足见当时企业文化的发达。 职工的群众文化在“纺织城”里十分丰富，每周都要举办舞会、放映电影、举办球赛或者请市里的剧团来厂里表演。马连良、赵燕侠等京剧名角都在国棉一、二、三厂演出过。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京棉二厂、三厂的足球队是北京工矿企业最优秀的球队之一，参加市里比赛都有不俗表现。篮球队的水平也相当不错，在北京地区也名列前茅。 有趣的是，“纺织城”的大厂，都有自己的企业报纸，除有个别专职人员外，参与办报的都是工人和干部，由此培养了许多工人记者和编辑。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京棉二厂调到新闻单位的人，都曾有办厂报的经历，并得到了培养。如李智平，调到中国消费者报，成为首都新闻界的“名记”之 美调到中国机械报;阎建安调到北京商报„„他们一;张康 在报社里都是骨干力量。 在昔日的“纺织城”里，有家室的可以免费分配到住房，单身职工可以免费住在宿舍里。由于纺织厂女工多，还专门设了“妈妈宿舍”，允许女工们与孩子住在一起。 在“纺织城”里，所有职工看病是免费的(即公费医疗)，每个厂子都设有医院或医务室，如果有大病可以免费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治疗，职工本人分文不交。取消公费医疗已近20年了，至今“纺织城”里的老工人回忆起来还热泪盈眶。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北京人能到“纺织城”里工作是引以为豪的事，尤其是女孩子，把当一名纺织女工当成理想和奋斗目标。如果谁家有人在东郊的国棉厂工作，是全家人的幸福和光荣。至于进了工厂的女孩也会令周边人羡慕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思想占统治地位。除比较好的生产环境、福利待遇外，工人不会把自己当“打工妹”，干部也不会把自己当成“白领”，厂长、书记也不认为自己是“老板”，上下一条心，都是企业的主人。 — 35 — 在我的记忆中，“纺织城”的兴旺发达只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从1966年的“文革”开始，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其垮台已见端倪。在“文革”中，“纺织城”成为了“重灾区”，虽然出现“停工闹革命”的现象不多，但“抓革命，促生产”世只是一句口号。各个厂打“派战”、“武斗”的情况时有发生。 纪 档因“文革”浩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大大挫伤了人 案 们的忘我精神和积极性，“文革”后，“纺织城”在经济发展中虽有复苏，但是已经没有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局面了。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离开了自己曾热爱的工厂和岗位，一些老工人也相继退休、离岗。“纺织城”里许多技术人才流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经过技术培训的外地打工者。产品的质量下降，成本加大，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尤其面对兴起的乡镇、民营企业的竞争，更是无能为力。 “纺织城”里最早“倒坍”的是印染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纺织城”的工厂一个个“倒”下。京棉一厂、京棉三厂至京棉二厂“倒”下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年建设的速度。 2006年，笔者为了给某报写篇关于“纺织城”的稿子，又到了八里庄、十里堡，朝阳路南的原来的厂区，京棉一、三厂与印染厂、纺织配件厂已彻底没有了，京棉二厂虽然厂房没有完全拆除，但厂里的车间已空空如也。在伤感之余，我意识到这里也将变成高楼大厦，可以与不远的朝外商贸中心相联，使这一片地区重新辉煌。“纺织城”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商贸城”之类的大型建筑，或许未来有一天会更加繁荣。 路北的当年宿舍区，几十座半个世纪前盖的楼房，已尽显破烂、陈旧，与时代的发展已不协调„„可喜的是，在楼群中已经有几座新楼拔地而起，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那些在1954年、1956年乃至1964年等不同时间段进厂做工的人，大多人已白发苍苍，有些人则已风烛残年。但是，他们对共和国和北京市的贡献，理应铭记在史册。 — 36 — 朝阳区的近、现代工业，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的孙河自来水厂算起，已有百年。北京最早用机械生产砖瓦，及用现代方法生产酒类、调味品、烟草等轻工业品，也是在今天的朝阳区开始的。这些史有所载，永远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关于“纺织城”的回忆，只是我个人的记忆和印象，为慎重起见，特附上《朝阳区志》中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有权威性的，现抄录如下:“1950年10月，原在辽宁省的光华纺织厂迁往天津，不久与北京永茂实业公司协议，设备转运北京。12月19日，成立北京光华纺织厂筹备处，初建北京光华一厂。后组建光华二厂、光华三厂。同期，在苗家地(现关东店南)筹建新厂，1951年4月破土动工。9月，一期工程织布车间等设施9700多平方米建成。1951年11月，市政府筹建北京人民针织厂和北京棉纺织厂。1952年，位于朝阳门外小庄，占地6.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的人民针织厂建成投产。该厂有汤姆金机24台、台麦鲁机6台、大小罗纹机25台、司姆司机24台。同年10月，光华一、二、三厂及新京织布厂、交通织布厂等迁入苗家地新厂，共有织布机384台，全部投入生产，日产量1000匹，定名为北京光华纺织厂。1953年1月，棉纺织厂筹建工作划归纺织工业部直接领导，改称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筹建处。4月，位于十里堡，占地26万平方米的京棉一厂破土动工。11月，筹建北京第二棉纺织厂。1954年3月，位于八里庄，占地40万平方米的京棉二厂破土动工。9月，筹建北京第三棉纺织厂，投资4085万元，建筑面积8.96万平方米的京棉一厂建成投产。纺纱设备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进，有纱锭51632枚，织布机1152台，职工2616人。同年，光华纺织厂染布车间建成，更名为北京机织印染厂。1955年9月，投资5398万元，建筑面积18.43万平方米的京棉二厂建成投产。该厂有纱锭95760枚，织布机2436台，职工5673人。1957年5 — 37 — 月，位于慈云寺，占地48万平方米，投资3593万元的京棉三厂建成投产。部分超大牵伸设备从日本进口，有纱锭86984枚，织布机3696台，职工3949人。1958年5月，筹建北京印染厂，选址在京棉一厂、二厂之间，占地19.45万平方米。世9月，京棉一、二、三厂划回北京市管理。同年，京棉一、纪 档二、三厂机修车间和北京印刷机修配厂在十里堡合并成规模 案 较大的北京第一纺织机械厂，占地3.2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各类织机及配件。1959年10月，印染厂土建施工，后因三年自然灾害压缩基本建设，工程两次下马。1960年，原棉资源紧张，造成棉纺厂停产。京棉三厂着手试制人造棉织物，反复试验生产出合格产品。1961年大批量投入生产。两年后产量2948万米，占全厂总产量一半以上，出口合格率90%以上。1961年，京棉二厂与光华染织厂共同试制成功细支高密织物40×40绿牡丹漂白府绸，成批出口。机织印染厂改名光华染织厂。1962年下半年，京棉一厂试制成功棉涤纶产品，翌年与北京印染厂生产的漂白棉涤纶成批出口。1965年3月，以人民针织厂为主体成立北京针织总厂。同年，印染厂建成投产。70年代，京棉一厂批量生产包芯纱布制成手帕、装饰布、花布等在市场上风靡一时。京棉二厂开发涤棉混纺品种，新建精梳车间生产中厚府绸、纱卡和半线卡，产量逐年递增仍供不应求。京棉三厂以扩大宽幅纯棉出口布与开发中长纤维产品为龙头，自行设计改造织布机，新增中长纺细纱机，相应改造进口包复机，可生产棉、涤纶、棉纶包芯纱及氨纶、棉纶包复纱，年产能力达80—100吨。1984年，京棉二厂有纱锭1600845枚、精梳机11套、线锭27200枚、44—75吋布机2850台，生产规模居全国之冠。北京印染厂自行设计“大竹叶”涤棉宽幅印花窗帘而投放市场引起抢购风潮，创年产800万米记录。随后推出室内装饰布、超抗菌布、阻燃布、夜光布、香味布、纯棉女士呢系列等多种产品。1985年，京棉一厂珍珠牌10×2/19.5(58/2×30)涤棉精梳卡、京棉二厂 — 38 — 铜亭牌14.6号纯棉精梳纱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京棉三厂推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适应买方需要开拓自身发展道路，到1986年，总产值17715.4万元，固定资产原值7294.31万元。1989年，北京印染厂冰山牌浅色涤棉细布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3年，京棉二厂与香港华润纺织品有限公司及国内4个单位合资办2万锭规模的京华纺织有限公司，实行群体承包，发展多种经营。1991—1993年，京棉三厂大规模实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年产棉纱2000吨、棉布7000余万米，出口棉布占产量80%，出口销售额2亿元。1995年，京棉一厂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和珍珠牌坯布跻身国际纺织市场并处于先进水平。年底，京棉一、二、三厂产值(不变价)分别为20904万元、33006.3万元、55740.3万元，固定资产原值分别为33622万元、52375.4万元、40646.05万元。” 上述统计数字和资料是1995年前的，在短暂的辉煌之后，“纺织城”开始消失了。因是消失不是“改制”或“转产”，再现当年的繁荣已是不可能的，这些资料可能是“千古绝唱”，故而弥足珍贵。 ,2007年4月, 张双林: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 长～民俗学家～《朝阳文史》特约撰稿员。 — 39 — 世垡头“化工区”及其他 纪 档 霜 林 案 在本市大兴区有许多带“垡”字的地方，如榆垡、狼垡等等，而在朝阳区也有带“垡”的地名，如，垡头。 何谓“垡”呢,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翻耕过的土块”为垡，故而有“打垡”、“深耕晒垡”等词句。在《周礼?考工志?匠人篇》中，有更加详细的解释:“两人耕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谓之畎，畎上高土谓之伐。伐，发也，以发土于上，故名伐也。”而古书中的伐今日写作“垡”。 朝阳的“垡头”，也是这个含义，因为在几十年前这里全是耕地，当地农民聚集居住的村落，就是垡头村。在《北京市村鉴》中云:“垡头，明已成村，曾名德庄，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始见垡头村名。因该地土壤质地黏重，耕作时易出土垡，故称垡头。”垡头是清代的“旗地”，当年的居民亦以“旗民”为主，均为满族人。清末民初，才形成以汉民为主的村落。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垡头地区成了北京重要的化工区，有化工厂、染料厂、玻璃厂和焦化厂等大型化工企业。焦化厂当年是我国最大的燃气生产供应基地。由于有了焦化厂，北京许多人彻底告别了煤球炉，开始使用 ，是生活方式一次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煤气炊具 大量的工厂入驻垡头村附近，工厂的周围亦成了居民区。当年是计划经济，又是以苏联为模式，因此在附近盖了大量的宿舍。那时的宿舍区可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商店、银行、 — 40 — 邮局、粮店、食堂、浴池、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和医院及医务室等。在这些工厂上班的人，可以分到住房和享有公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 在垡头地区，除有些空气污染外，生活是很方便的，人们不用进城就可以生活得很舒服，确实是“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 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垡头地区的化工企业因转制及污染空气等原因，一一停产、关门，像著名的焦化厂已经于2006年外迁到河北乐亭地区了。到此，化工区不存在了，但是居民区没有变化，而且留下了许多“垡头”有关的地名，如垡头北里、垡头西里、垡头东里及垡头东路等等，这些地名可以算是“活化石”，是历史的见证。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将化工区建在垡头地区是有道理的，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多，而距北京老城区又比较远，又是在老城的东南方向，冬天的季风很容易吹散不良气体。化工区的出现，提升了北京地区的工业含量，发展了经济，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模式，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垡头，不再是化工区，而是东南郊的商业、居住区，而且还在这里兴建了欢乐谷、华侨城等，这种变化是可喜的。 在垡头地区还有很有趣的地名叫金蝉里和金蝉北里。据传说是以当地有金蝉庵有关。金蝉庵是一个很小的尼姑庙，在清代末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民国期间的1928年、1936年、1947年北平市政当局三次规模宏大的“寺庙总登记”中都没有记录和登记。北京的地名很少有抽象的，依此推断在历史上确有金蝉庵。从寺名而言，庵是尼姑的寺庙。在清中叶，因为出现了“广姑子”事件(见附录)，对尼姑庵的管理加强，封闭了一些尼姑庙宇。所谓“广姑子”系一女僧。因喜欢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和在庵中纵淫为乐，被官府查获法办。像金蝉庵这种小庙有可能在那时消失的。 — 41 — 现在，在昔日金蝉庵遗址周边建了居民小区，成为垡头地区行政、商业中心，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当年的金蝉庵了。 垡头、金蝉庵是朝阳地区特殊的地名，其中所含的人文内容很值得后人去研究。“化工区”的繁荣和兴旺，大约有不世到30年的历史，但它的贡献是巨大的，填补了北京乃至全国纪 档的工业空白，使北京由历史上单一的消费城市到工业生产城 案 市迈出了一大步。像焦化厂不但为本区居民提供清洁的煤气燃料，而且为驻京的外国使领馆和中央、国家机关供气，并博得了一致的好评。 附录: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东便门外运 河之滨～有灵官庙～实尼僧广贞住持～时人呼为广 姑子。于道光中叶～其庙中香火极盛～且地邻二闸～ 夏季游人众多。广贞招妓设赌～诱贵族诸子弟入局。 历数年之久～风声甚大～为御史所参。步军统领派 弁往抄～适值广贞作寿～来宾甚盛～因而俱罹于难。 复究出庄亲王、喜公爷诸人～皆因之革爵。广姑子 则归刑部判罪发谴。” ,2007年4月, 霜林:本名张双林～史地民俗学家。 — 42 — 国家名片(邮票)中的朝阳 孙 帅 邮票被称为国家的“名片”，记录着社会的发展，展示着国家、民族的菁华。方寸虽小，内容广博，就在这小小的方寸之中，也记录着一些与朝阳有关的内容。 首都机场 第一套记录朝阳事物的邮票是1959年6月20日发行的特34——“首都机场”，一套2枚，图案分别是候机大楼和民用航空飞机，票面设计简洁、写实，有着鲜明时代特征，设计者是著名邮票设计家万维生，胶雕套印，雕刻者高品璋、孙鸿年，邮票由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首都机场位于顺义区天竺乡境内，为朝阳区境外飞地。1954年始建，1958年交付使用，当时还属顺义管辖，翌年划属朝阳区。后又经1964年、1975——1980年、1988——1989年几次改扩建，首都机场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航空枢纽和国际航空港。 素有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其工作区、生活住宅区及配套设施，整体规划性强，绿化美化层次高。位于辖域北部的现代化航空港，设有卫星候机楼、旅客从休息厅经旅客桥可直接登机。航空港设有行李输送系统、自动步道、飞机动态显示牌和大屏幕气象显示器，口岸边防检查为电脑管理系统。 — 43 — 跑道上建有目前全国载重量最大的跨路立交桥，长52米、宽60米，载重量500吨。位于辖域南部的生活区内，住宅楼鳞次栉比，高低错落，道路宽阔，路容整洁，鲜花绿树环绕小区，社区公园间或其中。 世首都机场既是全国的航空枢纽，又是国际航空港，民航纪 档班机通往全国各大城市及世界各地。首都机场成为国际机场 案 后，1980年6月20日，我国再次发行一套邮票T47——“首都国际机场”，一套2枚，图案分别是机场大楼与飞机跑道，邮票的设计者是吴建坤。北京邮票厂印刷。这次邮票设计采用具像与抽象相结合的方法，机场大楼采用大楼的平面俯视图，突出航站的建筑特点，飞机跑道则以跑道的夜光灯缀满图面，用美学的构成达到画面的吸引力。 两套邮票相隔20多年，但反映了首都机场的变化，展示着发展中的朝阳。邮票记录历史，邮票展现风采。 全国农业展览馆 全国农业展览馆建于1959年，是当时首都的十大建筑之一。1960年1月20日，发行了特37——“全国农业展览馆”邮票，一套4枚，胶雕套印，设计者吴建坤，雕刻者孙绍惠、唐霖坤、高品璋，由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制。四枚邮票以全国农业展览馆的综合馆、气象馆、畜牧馆、水产馆建筑剪影为底图，配以麦穗、气球、家畜、鱼类的图案表示馆别和特色。邮票色彩淡雅，虚实结合，体现了设计者追求简约、意象的设计风格。 全国农业展览馆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有10个正式展馆、7个轻钢铝合金展厅，展馆后有一片4万平方米人工湖。主馆建筑高33米，顶部是三重檐、绿色琉璃瓦八角形亭阁。南北各有一方亭。正面广场两组雕塑，展示着五谷丰收，富裕农民的喜庆场面。1983年7月经 — 44 — 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农业博物馆，包括农业资源陈列馆、古代农业科技陈列馆、农村能源陈列馆、水产资源陈列馆，面向社会开放。此外，还建有一处图书馆，内设阅览室、书库、藏书3万余册，其中古籍2万多册。 40多年来，全国农业展览馆，承办了许多农业及其它类大型展览，赴亚、非、欧、美等89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近200次，承接了大量来华国际博览会。 2000年8月17日，首届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就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商务节以“商务与文化，合作与交流”为主题，开展国际商务发展论坛、经贸洽谈、商务游、商务网球赛、CBD啤酒花园等活动。商务节成功举办，为提升朝阳形象，展示朝阳成就、促进朝阳区域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朝阳体育馆、北郊游泳馆 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召开，朝阳境内的工人体育场、朝阳体育馆、北郊游泳馆成为比赛场馆。1989年12月15日，邮电部发行了J165——“一九九Ο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第二组)邮票”，一套四枚，其中三枚展示了朝阳区内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朝阳体育馆和北郊游泳馆。邮票设计者张磊、王茵茵、何洁、孙艺，图案以场馆外形为主，配以淡绿、淡蓝色底，使得票面色彩淡雅、柔和，装饰感强。 北京工人体育场始建于1959年，80年代末为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和修整。北京工人体育场占地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体育场南北长282米，东西宽208米，24个看台(分上、下台)可容纳7万余名观众。场中有国际标准的足球比赛场和田径设施，有400米塑胶跑道8条，还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铅球、铁饼、标枪场地和障碍水池。体育场东面的彩色显示屏被誉 — 45 — 为是“中华第一屏”，能从不同角度，显示运动场上的情景。体育场东、西罩棚向内延伸18米，遮盖看台三分之二。夜晚比赛，352套国际先进的高压铸铝金属卤化场灯，将场内照得白昼一般。 世另外，体育场还设控制观察室、记者室、观察员室、公纪 档安指挥室、转播室、消防控制中心等，体育场四周有两个足 案 球田径场 、8个篮球场、5个排球场、4个网球场、10个多功能体育锻炼用房和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检录处礼堂。工人体育场建成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来这里视察和观看比赛。40多年来工人体育场承接了许多比赛，全国第1—4届全运会在此举行。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全军运动会，北京市运动会，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三大球多届全国甲级联赛，全国田径赛，春节环城赛跑等都在此举行，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提高我国运动水平做出了贡献。工人体育场还是国际体育友好往来的桥梁，在这里进行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包括国际16岁以下少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长城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国际田径赛、世界杯足球亚太地区预选赛、北京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等大型国际体育比赛。 1990年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定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主会场和足球预决赛场地。 北京朝阳体育馆于1989年12月建成，是第十一届亚运会排球比赛馆。占地1.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286万平方米，建有比赛馆、练习馆、配电室、冷冻房、业务房、茶浴房、雨水泵房、污水泵房等。比赛馆平面呈橄榄球形，半下沉结构、场地内铺设丹麦进口的双向木龙骨单层弹性木地板，在摩擦力、回弹力等方面都产生较好效果。比赛馆共有座位3352个、大厅采用混光灯和自然采光，使场馆内白天亮度与室外无明显差别。最值得一提的是该馆造型独特、设计新颖， — 46 — 由于是下沉式的建筑，室外出现36个半圆形悬挂花池，8个阶梯式的圆形花坛及不同形状的绿化地组成的立体式绿化，配以螺号形的票房门卫、玉碧的消防喷水池、椭圆形的练习馆、天蓝色马鞍形的屋顶体现了圆曲线的优美。4个高达25米的大墙立柱随着两条白银色主索吊起两片拋物面索屋盖，轻盈玲珑、完美地体现了体育运动矫健优美的特色。 该馆除进行比赛外，还举办过各种文艺演出、舞会、会议、展销、体育训练、健身等活动，特别是这里的东方舞厅已成为百姓娱乐健身、交友休闲的好去处。 北郊游泳馆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建有游泳馆、体育馆、练习馆、田径馆、曲棍球场、兴奋剂检测中心、体育博物馆和武术研究院等，还有人工湖、雕塑、绿地、花坛等。游泳馆由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捐资兴建，又称“英东游泳馆”。1987年4月施工，1989年12月竣工。 北郊游泳馆由比赛馆和运动员用房组成，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地下主要是设备用房，地上首层为运动员训练、邮电通讯、记者用房，二层为观众休息厅、贵宾室、广播电台、电视转播室等，三层为观众席，可容纳观众6000余人 ，馆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人字形双面玻屋顶，造型美观新颖。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游泳、跳水比赛在这里进行。此后的“远南”残疾人运动会游泳等比赛亦在此举行。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北郊游泳馆与体育馆风格相同，相互映衬，像俩姊妹婷婷玉立，秀于其它建筑之中。 安慧桥、四元桥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一首《北京的桥》唱出了人们对桥的喜爱，也反映了新时期北京桥的变化。的确，立交桥 — 47 — 的建设，改变了旧的交通状况，提高了车辆运行速度，也展示着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1995年6月20日，我国发行《北京立交桥》邮票，一套四枚，其中有两枚，内容表现的就是在我区区域内的安慧桥和四元桥。 世安慧桥位于我区西北部安立路与四环路的交汇处，为一纪 档座三层互通式立交桥，建成于1988年12月。因安慧桥在我 案 区原大屯乡内，村内有万寿寺，后改名为慧忠寺，安慧桥址在慧忠寺附近，又因旁边有安定门，故以“安”、“慧”二字为桥名，曰:安慧桥。 安慧桥是上世纪80年代亚运工程的一部分，它的西北面是国际会议中心和五洲大酒店，西南面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英东游泳馆。桥体由一座主桥和8条匝道组成，主桥又由19条道桥梁组成，主桥长200米，宽28.5米，顶高4.5米，为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机动车与非机车分道行驶。大桥附属设施有4座步行梯道，4座高杆组合灯及桥上混凝土挡墙，8块绿地栽种各种花卉。建成后的安慧桥在第十一届亚运会乃至后来的交通运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空中俯瞰，安慧桥像一块设计精美的方巾，由桥路分割开的几何图案八方对称，大小不等的匝道内，绿草荫荫。春夏之季花香四溢，秋冬之时树草相映。傍晚时分，草地旁休闲的老幼欢声笑语不断。 四元桥位于机场高速和京顺路与四环路的交叉口上，因紧临三元桥，又在四环路上，故称为四元桥。 四元桥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当时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结构形式最为复杂、桥梁长度最长的立交桥，代表着北京建桥的最高水平，因而又有“国门第一桥”的美誉。无论从哪个方向驶向四元桥，举目前望，犹如一道道彩虹悬挂在蓝天下，20条匝道、10座匝桥又像巨大的过山车轨道盘旋在半空中，如果从空中俯瞰，四元桥像嵌在京东大地上的4个大花环，宛如蝴蝶展翅，美艳、绚丽。 — 48 — 这座大桥的设计造型庄重、气势宏伟，交通功能强，各种方向车辆都按专行车道行驶，除两座主桥、10座匝道桥外，还有6座铺路桥，因坝河一条支流与京顺路紧傍而行，所以又专门设计了8座跨河桥，总计由26座桥梁组成的四元桥占地面积50多万平方米，桥梁总面积达40000多平方米，这不仅是北京道路桥梁建设的新模式，有“立交桥博物馆”之称，这座大型城市桥梁的设计，体现了我国桥梁设计师们的整体水平，通过这座桥梁的建设和施工，也检验了我国桥梁工作者的建设能力和管理水平。 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十大主要报刊之一。人民日报社就坐落在我区金台西路东侧，1998年为纪念《人民日报》创刊50周年，我国发行纪念邮资片1枚。 《人民日报》诞生于1948年6月15日河北省平山县，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是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1949年3月，《人民日报》迁至北平(今北京)，同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承担着每天向全国和世界传播、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主张的重任，其中的言论(尤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已成为《人民日报》的一面旗帜，被认为直接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而倍受海内外读者、外国政府和机构的重视。因此，《人民日报》既是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党中央精神的最主要媒体，也是外界了解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人民日报》凭借其高素质的采编力量，任何时候都能对新闻事件做出迅速、及时、适时、有效的反应。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及时、准确的深度报道，已 — 49 — 成为人民日报的特色之一，赢得了大量国内外读者的信赖。 目前，《人民日报》每周一至周五每天12个版，周六、日8个版。在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特区和一些大城市设有37个记者站，在香港、澳门设办事处。在国外，32世个常驻记者站遍布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城市。自1985年7月起，纪 档《人民日报》海外出版发行。1995年1月，《人民日报》华 案 华南版创刊。人东版创刊。1997年7月1日，《人民日报》 民网(前身是人民日报网络版)于1997年正式运行。《人民日报》在全国各地设有35个分印点，卫星网络可在同一时刻将《人民日报》版面传到各个印点，使绝大多数城镇读者在每天清晨读到当日报纸。 《人民日报》在编辑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编辑部设有总编室、记者部、网络中心、经济部、国内政治部、教科文部、文艺部、国际部、评论部、理论部、群众工作部。除《人民日报》外，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报纸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人民日报•华南新闻》、《市场报》、《环球时报》、《证券时报》、《健康时报》、《京华时报》、《中国汽车报》、《江南时报》、《国际金融报》、《讽刺与幽默》。杂志有《新闻战线》、《大地》、《人民论坛》、《人民文摘》等。 一流的队伍，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水平——半个世纪的发展使人民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大报。 ,2006年, 孙帅:朝阳新闻中心副主任～朝阳 报副总编辑～《朝阳文史》特约撰稿员。 — 50 — 北京798艺术区 陈 勇 利 北京798艺术区是北京市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也是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在国内外影响日渐扩大，已经成为北京市城市活力的象征符号。 北京798艺术区的形成 北京798艺术区处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区域的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团)所属718大院内。七星集团的前身718联合厂，即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是我国“一五”期间157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王铮部长指挥筹建，由前苏联、民主德国援助建造。718联合厂于1952年筹建，1954年开始土建施工，1957年10月国家领导参加了开工典礼并宣布开工生产。1964年4月，四机部撤消718联合厂建制，成立部直属的七,六厂、七,七厂、七一八厂、七九七厂、七九八厂及七五一厂。1985年7月，包括原七,,厂在内的原六厂及原电子部直属的共13个单位，下放至北京市电子工业办公室(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2000年12月，以原七,,厂、七,六厂、七,七厂、七一八厂、七九七厂、七九八厂等单位为基础组建了七星集团。 七星集团是国家重点装备制造和军工配套定点单位，先 — 51 — 后为我国三十多条国产化半导体生产线配套供应前工序设备并承担大量军工新品的研制、生产任务和国防绝密级应急工程，连续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等国家重点设备的科技攻关任务。部分产世品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七星集团一直为纪 档中国的电子装备、新型元器件、新型材料的发展而努力，“十 案 五”期间已形成“装备产业”、“军工产业”两大版块业务，为中国的装备和器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1年，由于电子城对718大院进行重新规划，拟进行改造，七星集团部分产业迁出大院，为有效利用空置厂房资源，七星集团将部分空置厂房进行了短期出租。 2001年—2002年，罗伯特、赵半狄、洪晃、徐勇等国内外一些文化艺术从业者纷纷看中了798及其周围厂区环境幽静、交通便利等适合创作的特点，尤其是其在亚洲亦属罕见、实用与简洁相结合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先后租用了不同规模的厂房，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及现代书屋、时态空间等艺术机构，成为第一批入驻798的文化艺术从业者。从 2003 年开始，有大量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机构开始进驻这里，成规模地租用和改造闲置厂房，园区逐渐成为画廊、设计室、艺术展示空间、艺术家工作室、时尚店铺、餐饮酒吧等各种文化艺术空间的聚集区，使这一区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发展成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集散地，成为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艺术区。 北京798艺术区的现状及其影响力 七星集团所属北京798艺术区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2.5万平方米(其中50年代德国建筑104861.19平方米，60年代建筑18928.76平方米，70年代及80年代建筑112488.47平方米)，其中文化创意类机构租用面积为5.1 — 52 — 万平方米。 园区内现有文化文艺服务类，文化旅游服务类，广播、电视、电影服务类，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类，设计策划类，网络文化服务类，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类等7大类31小类250余家文化创意类机构入驻。产业门类涉及画廊、摄影、影视传媒、环境设计、精品家居设计、时装设计、餐饮等，就业人数超过3000人。 798艺术区内聚集着一大批当代艺术名流。艺术家不仅来自国内、外知名艺术院校，还有德、法、英、日、意、新等国外艺术名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各自领域中的活跃人物，有着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 其中有邓小平广安塑像及现代文学馆巴金雕像的创作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象群，著名音乐人李宗盛，著名传媒人洪晃，知名作家、作曲家刘索拉，著名的北京“胡同游”策划人、摄影家徐勇，画家张子龙，日本女画家西谷星来、画家张小涛等等。其中很多人，把艺术和产业一起带进了艺术区。 艺术区的发展与其固有的包豪斯建筑密切相关，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和新结构的技术性能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艺术区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 798艺术区最具神秘感也最具震撼力的是，这里让人感受到北京的活力。798艺术区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早期工业化时期、大跃进时期、文化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各个时段的历史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现在，798艺术区又成为展示当代艺术的窗口。798艺术区把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在一起。 北京798艺术区的发展和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固有的建筑、文化、经济特点，而且与北京市、朝阳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扶持密切相关。目前，艺术区已经被朝阳区列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这 — 53 — 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时报》将这里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并论。798艺术区对北京城市形象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是这个城市意外的惊喜，是一个自然“长”出的当代艺术区。798艺世术区也无疑是中国发生文化转型的一个标志。 纪 档在艺术区里举办过很多活动，来过很多国际知名人士。 案 如宝马公司、索尼数码、法国摩西时装、欧莱雅产品展示发布会，欧米茄表产品发布等。参观人员方面德国总理(施罗德)、欧盟主席(巴罗佐)、比利时王妃、安南夫人、法国总统希拉克夫人，世界名模辛迪•克劳馥、画家陈逸飞夫妇、任贤齐、杨紫琼、周星驰、周迅、章子仪等都先后参观过798艺术区。据市旅游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大约有45万人，2005年大约有超过50万以上的游客访问艺术区，境外来访者和国内来访者的比例约为4:6。 ,2007年3月, 陈勇利:798艺术区办公室负责人～ 区政协委员。 — 54 — 朝阳区图书馆漫话 徐 铁 猊 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成立于1958年。根据资料，1913年京师学务局曾在朝阳门外248号设立阅书处，名为“劝学所”。这大约可以算作朝阳区图书馆的前身。 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为蔡元培，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佥事，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务。鲁迅先生在大约14年的任间，经手创办了京师图书馆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和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对当时北京图书馆建设事业的规划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当时北京几个主要市区，如东四、东单、西四、西单等处，还设有通俗阅览处。听说是民国初年，当鲁迅在教育部负责社会教育时规划创办的„„”(徐铸成:《旧闻杂忆》)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1913年京师学务局在东郊朝阳门外所设名为“劝学所”的阅书处，与鲁迅先生可能会有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1926年北平市教育局改“劝学所”为“讲演所”。 1928年改名为“东郊阅书报处”。 1936年9月，北平市教育局在朝外大街265号设立“第十阅书报处”。 1950年11月，北京市文化处在朝外关厢普济寺内建立“第九书报阅览室”。 1951年改为“第六文化馆”。 — 55 — 1952年9月改名为“北京市东郊区关厢文化馆”。 1958年，朝阳区人民委员会决定以原东郊区关厢文化馆为基础组建朝阳区图书馆。 1958年，朝阳区建区伊始，朝阳区人民委员会即做出决世定，由朝阳区教育局文化科(后改为区人委直属科)负责筹纪 档备成立朝阳区图书馆。当时的文化科提出，朝阳区图书馆的 案 性质是综合性群众图书馆，其任务是执行党的文化方针，突出党的中心工作，为工农兵服务。 图书馆以原东郊区关厢文化馆为基础改建。原东郊区关厢文化馆馆址在朝外大街285号，早年为一座寺庙(普济寺)，前后院各有大殿一间，东西厢房若干间。解放后寺庙划为公产，陆续迁入不少住户，还开设有一家小型制鞋厂。前后大殿及东西两间厢房为关厢文化馆馆址。朝阳区图书馆即在此基础上改建。其中前殿一部分辟做“个人外借处”，另一部分及后殿做为“书库”，东厢房为“阅览室”，西厢房为“业务办公室”，总面积为336平方米。 改建于1958年底完成，1959年元月正式对外开放。服务方式主要有个人外借、集体外借和报刊阅览等三种。1960年底馆藏图书总量为90239册。 1960年4季度，文化科决定将朝阳区图书馆与朝阳区文化馆合并，迁至朝外小庄，组织上划归文化馆党支部领导。搬迁合并工作于1961年2月完成。搬迁后馆址在朝阳区小庄金台里17号，当年的朝阳区文化馆东院。馆舍原为文化馆的两间大活动室。房屋为大跨度砖木结构，总面积210平方米。前面(南)一间110平方米做“阅览室”兼“外借处”，后面一间(北)100平方米房屋中截出一小间做“办公室”兼“编目室”，其余部分为“书库”。服务方式有个人外借、集体外借(农村组)、报刊阅览和业务辅导等。 1963年统计藏书量为116000册，1964年购书经费为374.43元。 — 56 — 朝阳区图书馆在十年动乱期遭受重创。 1966—68年个人外借业务完全停止。 1966—69年报刊阅览业务完全停止。 1966—71年集体外借业务和辅导工作完全停止。 1969年，开始有限的内部借阅活动。留守人员整理图书目录。 1970年开办“毛泽东思想阅览室”。 1971年，根据“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精神，恢复个人外借业务，依照首都图书馆的《开放书目》开放外借图书21243册，发展少量读者并小规模恢复阅览业务。 1974年，图书馆曾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处理文革初期的一大批所谓封、资、修书籍。由于无人管理，这批书已几次被盗。但报告没有得到答复，以致这批书继续受到损失。 1978年，根据朝阳区委的决定，于当年7月1日起，朝阳区图书馆与朝阳区文化馆分立，成为朝阳区文化局直接领导的区属事业单位—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馆址、馆舍未变)。1980年，图书馆在团结湖北头条租房建立面积约为80平方米的“朝阳区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室”。 1986年7月，为筹建新馆，除少儿室之外，全馆停止开放。 1990年9月20日，新馆落成并对外开放。新馆四层，建筑面积4224平方米，设计藏书量60万册。 1999年建3层附楼974平方米。 2002年起，建社区图书馆，至2005年共建成社区图书馆53家，总面积8793平方米。总藏书量65万册，总阅览座位1683个，其中25家与首都图书馆网联通。 2006年9月，706大厂房创意文化资料中心成立，面积256平方米，藏书3000册左右。 现在的朝阳区图书馆为国家一级馆，直属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朝阳区图书馆以法律图书资料为特色馆藏， — 57 — 以老年人阅览室和盲人阅览室为特色服务项目。馆舍总面积 5124平方米，阅览座位692个，总藏书量71.88万册，2005 年总借阅册次368340册次，服务人次354965人次。 世,2007年3月, 纪 档 案 徐铁猊:朝阳区图书馆馆长。 — 58 — 我所了解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刘 全 旺 提起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是近30年来才有的新名词，历史不长，但其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数量之多、频率之快、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似乎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也很有缘。1979年底，我从朝阳区广播站调到区委宣传部工作以后不久，就开始接触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工作了，因为早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都是由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爱卫会等部门共同发起和组织的。到上世纪90年代，我又被调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主管部门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工作了七八年。2006年我退休以后，又返聘回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工作，先是参与“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初期情况的调查小组工作，后来又被责成参与有关书籍的编写工作，专门搜集、编写了一篇关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历史的文章。所以，《朝阳文史》约我谈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话题，也就遵命而为了。 据文献记载，“文明”、“文明时代”、“文明社会”等提法在很早以前就已有之，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是在1979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才首次提出。后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开展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 — 59 — 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的下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从不明确到明确，从分散开展到统筹安排，从相对力度较弱到相对力度变强。“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已逐步克服，两个文明应该一起抓已被领导者和老百姓认同。现在，精神世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本市、本区城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纪 档分。市民的精神面貌、市民的文明程度、市、区社会风气和 案 道德风尚的好坏，无不影响着本市、本区城市发展的水平和形象。 另据资料记载，北京市有明确标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是从1981年1月开始的，北京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大会，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作了进一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市立即行动起来，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八个单位发出的倡议，在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从此，正式拉开了首都北京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幕。1982年3月，全市开展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1983年1月，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把“五讲四美”活动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了统一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式——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嗣后，“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城市创三优(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活动、“学雷锋、树新风”活动、“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活动、“做、创、建”(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活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活动、“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等等，各种群众性活动连绵不断，顺势发展，一直延续到举办2008年奥运会，朝阳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正是作为北京市的一部分，经历了和北京市一样的历程而发展的。 — 60 — 为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市、区两级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从1983年5月到1996年2月先后五次成立或调整过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机构。首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后改为“党政军民学共建文明城市协调委员会”，再后与亚运会前成立的“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合并，改称为“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最后定名 。另外，为侧重完成为现在的称谓“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特定任务，还在不同级别上成立过一些相关组织，如，负责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工作的“军(警)民共建工作指导小组”，由各有关执法部门组成的“共建文明城市机动联合检查队”，负责城市公共交通秩序工作的“共建文明乘车秩序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委员会”，负责推进人文奥运行动而成立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协调小组”等等。每次成立的领导机构之下，都要成立一个相应的办事机构，即办公室，本人就曾先后在市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过。 由于领导的重视与鼓励，群众的参与与支持，有关部门的勤奋与努力，市、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着，近30年间，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论》一书中说，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是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有效途径。这一活动在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生活质量，创造文明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方面日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本市、本区的群众性的精神文明 — 61 — 创建活动始终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旋律，以树立市民文明新风尚为主要内容，以评比表彰先进为主要手段，以创建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城市为载体，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与城市文明程度、把首都北京建成全国世的“首善之区”为目标，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纪 档下面简要地做些介绍。 案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开展“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1983年1月，中宣部等24个单位联合提出把“五讲四美”活动与“三热爱”活动结合起来，统称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连续几年开展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全市数百万人参与治理“脏、乱、差”，实现了创造优美环境、建立优良秩序、实现优质服务的全民性实践。开展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组织宣传报告团和文艺会演，赞颂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和闪光点，表扬先进人物，讨论如何建立新型的共产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展了“门前三包”活动和“综合包户”活动，以协议的形式，为社会孤寡病残、军烈属等提供长期入户服务。最后发展到在全市开展“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的“做、创、 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文明车间、文明工地、文明居委建” 会以及文明岗位、文明柜台、文明车组、文明服务组等文明集体。为消除“文革”造成的不良影响，最终实现首都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作出了贡献。 树立市民文明新风尚活动。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如何，与其市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及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从始至终一直把树立市民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活动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到90年代的“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再到2006年提出的“迎奥运、讲文明、 — 62 — 树新风”活动，内容虽有不同，目的始终如一。“学雷锋、树新风”活动是从1983年纪念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20周年时开始的，这一活动中，青少年建立了学雷锋小组和青年服务队7万多个，广大妇女组成了4千多个“三八妇女服务组”为群众做好事，基层工会建立了5千多个“贴心人服务队”为孤老、病、残人服务。为了使学雷锋活动经常化，用签订协议、合同等形式把服务工作固定下来。在1990年北京召开亚运会前，全市又广泛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迎亚运、作贡献”活动;1991年3月又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办实事、创三优”活动;1996年全市又开展了“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活动。通过学雷锋活动，首都产生了孙茂芳、何学道等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人物，通过每次学雷锋活动都会解决一批问题，产生一批成果，发生一批动人的故事，都会树立起一个时代的新风气。“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是1997年7月由中央文明委召开的电话会议布置的，北京结合当时在文明言行、环境卫生、服务质量、交通秩序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了“四要四不要”的宣传教育活动，即:要礼貌待人，不要说粗话脏话;要讲究卫生，不要乱吐乱扔;要规范服务，不要冷硬拖卡;要遵守交规，不要乱行乱停;结果，在这四个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06年3月25日，首都文明委与中央文明委、北京奥组委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启动仪式。制定下发了《北京市广泛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大力推进人文奥运行动实施方案》，迅速掀起“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高潮。2007年1月18日成立了首都“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协调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迎讲树”办公室。本次活动提出:叫响一个口号，即“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实现两个提升，即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围绕三个“重”推进工作，即抓住重要 — 63 — 时机，结合重大赛事，举办重点活动。树立四优目标，即倡导优雅言行，建立优良秩序，培养优质服务，建设优美环境。实施五大文明行动，即“优雅言行——迎奥运礼仪文明行动”、“爱护市容——迎奥运环境文明行动”、“排队礼让世——迎奥运秩序文明行动”、“热情懂行——迎奥运赛场文纪 档明行动”、“诚信优质——迎奥运服务文明行动”。同时开 案 展三大群众性活动，即迎奥运群众文化活动、迎奥运全民健身体育活动、迎奥运全民健康活动。“迎讲树”活动的广泛开展为全面推进人文奥运行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创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创办市民文明学校活动。1991年7月，崇文门外街道率先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市民文明学校，接着，在城区陆续创建。广大市民表示欢迎并积极参与市民学校活动。1996年首都文明办评选表彰了第一批市民文明学校先进典型。2000年全市开始创建区县一级市民文明学校总校，到2007年全市已初步形成区县市民文明学校总校，街道、乡镇市民文明学校中心校，社区、村市民文明学校分校三级市民文明学校网络，共有各级市民文明学校5千多所。市民文明学校成为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阵地和有效载体。通过举办以文明礼仪为重点的公民道德教育、科教、文体、法律、卫生等方面知识的教育，举办包括“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演讲、奥林匹克知识竞赛以及书法、绘画、摄影、小工艺品制作展览等文化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成为广大市民美好的精神家园。 进京务工经商人员教育活动。从2002年9月至2007年，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等单位在全市组织开展“建北京有我一份、办奥运有我一功——来京建设者与首都文明同行”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中，共评选出“来京建设者文明之星”401名，并多次举行“为首都做贡献，为家乡添光彩” — 64 — 主题演讲、征文活动，深受欢迎。从2004年至2006年，连续3年母亲节组织开展“百星慈母游京城”活动。组织“文明之星”的母亲来京参观首都名胜古迹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举行茶话会、“文明之星”颁奖文艺晚会，组织观看央视特别节目“相聚北京”文艺演出活动。此活动对激发360万来京务工人员“热爱北京、建设北京”的积极性，对首都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评选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获得者活动。1990年，为表彰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激励全市人民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作出《关于设立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的决定》。根据评选标准，当年评选出赵玉焕等119名第一批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获得者，8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仪式。2000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改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并作为市委、市政府的联合奖项。从此，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成为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的最高荣誉奖。从1990年到2005年，全市共评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获得者1555名，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获得者800名。 评选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好卫士活动。1991年，首都文明办与北京晚报等单位合作，共同主办了评选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活动，设立了首都见义勇为基金，对评选出的好市民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2000年制定了《北京市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条例》，同年8月，评选认定工作转到市民政局负责。此前，全市共评选出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186名、首都见义勇为积极分子353名，首都见义勇为好卫士(军、警中的见义勇为者)50名、首都见义勇为好卫士积极分子72名。此项活动在全市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弘扬社会正气，鼓励群众助人为乐，敢于同邪恶现象作斗争，改善社会风气，促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起到推动作用。 — 65 — 评选公德人物和文明使者活动。为发挥社会公德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2006年9月20日，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人事局、北京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首都十大公德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社会各界共世推荐出候选人83名。经过评审，在《北京晚报》及首都之窗纪 档等网站刊登了30名入围者的简要事迹。广大市民非常关注评 案 选活动，共有53万市民群众参与了投票活动。2007年3月31日，“首都十大公德人物”评选结果在“首都十大公德人物”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他们是:社区里的天使、原朝阳医院外科护士长司堃范;让骨髓充满阳光、北京大学阳光骨髓库创办者刘正琛;毕生积蓄捐教育、退休军人陈荣超;为山区老人留下美好瞬间、平谷区公安民警杜浩;发起多伦播绿为治沙的环保志愿者、北京广播电台编辑肖朝阳;感动南疆的首都好医生、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门诊部主任周宪梁;28年义务为智障家庭生活理财、丰台区花乡村民张淑英;优秀来京务工人员、朝阳区劲松中社区保洁员董学法;京城义务指路大王、东直门街道离休老人谢亮;德艺双馨为公益、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濮存昕。2007年7月开始，本市各区、县还都广泛开展了评选“社区(村)文明使者”活动。 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文明单位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工作成绩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干部群众文明素质较高、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先进单位。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是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各种荣誉称号中综合性的最高荣誉称号。从1983年首都创建文明单位活动开始，北京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就制定了《文明单位标准和评选推荐办法》。1984年1月20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在巩固发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成果的基础上，普遍地、扎实地开展建设城乡各种文明单位的活动。1984年，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实践中，北京市首先提出 — 66 — 了“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的口号，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成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中心环节，在全市广为普及。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武警驻京部队和北京市各个系统以及18个区县都积极参加了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每年由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采取动态管理的年度评选办法，批准表彰一批首都文明单位。首都文明单位不是终身制称号，从1993年开始，又在首都文明单位中进行优中选优,开展评选首都文明单位标兵活动，同样采取年度评选制，由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朝阳区文明办还要评选出区一级的文明单位和文明单位标兵。 创建文明社区活动。1990年，海淀区结合迎亚运环境整治，率先开展了创建文明居民区的活动，共创建命名文明居民区22个。1991年4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了现场会，总结和推广了海淀区的这一经验，然后在全市各区确定了34个创建文明居民区的试点。1992年—1993年，全市逐步推广、扩大创建文明居民区试点范围。创建文明居民区活动的深入开展，使居民区从居住环境、治安服务、社会风气等多方面得到了明显改善，从1991年至2000年，在全市近2800个居民区中，涌现出“首都文明居民区”181个，区(县)级文明居民区600多个，达标居民区1500多个。2001年，首都文明办与市社科院共同制定了《北京市社区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北京市奥申委提出的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落实《关于实施绿色奥运行动计划，创建绿色社区的工作方案》，大力倡导“绿色社区”活动，当年创建绿色社区活动的覆盖面在城区达到70%以上。2003年制定了《文明街道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和《文明社区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使创建文明社区活动实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创建文明村镇活动。北京市自80年代开展创建文明村活 — 67 — 动。这项活动被纳入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是全市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明村建设立足于建设功能齐备、布局合理、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乡村，立足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高。1991世年11月，首都文明办组织对10个远郊区县的部分文明村镇纪 档进行了检察观摩。1993年10月，首都文明办在房山区韩村 案 河村召开北京市创建文明村活动经验交流会，听取创建文明村的经验，并参观了韩村河村，14个区县的文明办主任介绍本地区创建文明村活动的情况。为进一步搞好创建活动，加强统一领导，提高创建水平，使创建活动逐步规范，1995年制定了《文明村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在郊区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户、文明村、文明乡镇活动的意见》。2003年，制定了《文明村镇建设管理办法》，从文明村镇的标准、文明村镇的建设、评选和命名、表彰与奖励、日常管理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经过多年的创建活动，北京市已有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等全国文明村镇9个，有朝阳区高碑店乡等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18个，首都文明乡镇74个，首都文明村524个。 创建文明行业活动。1997年以来，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按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以服务人民、奉献 的工作要求，以“建社会为宗旨，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 首善，创一流”为目标，首先从商业、旅游、卫生、园林、环卫、房管、市政公用、电信、邮政、公交、地铁、出租汽车、铁路、供电、气象等15个“窗口”行业入手，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并逐渐扩大到公安、工商、税务、文物等行业。2002年又扩大到了全市各个服务行业。2004年11月，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成立，在全市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也开展起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十年间，首都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创建不断深入、效果日渐明显，有力促进了全市窗口行业、执法部门服务水平和 — 68 — 文明程度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到2007年，全市有89个行业实现了首都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规范化服务行业，供电、邮政、气象、工商、公园、自来水等6个行业被命名为首都文明行业。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1999年，根据中央文明委要在全国表彰50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区)的部署，北京市决定开展创建首都文明区县活动，并按照中央文明办对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区)的标准，结合首都各城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首都创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城区标准细则》、《北京市城区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北京市社区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创建活动中，各区县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注重过程，特色突出，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了齐创共建、争先创优的良好局面，创建首都文明区县已经成为引领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龙头工程。经过开展创建活动，到2006年全市已有全国文明城区1个(西城区)，全国创建文明城区工作先进城区1个(东城区)，朝阳区等15个区、县是首都文明区县。为进一步在创建工作中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改进工作，提高水平，首都文明办在2006年对首都文明区县又进行了复查，通过走访检查、召开首都文明城市建设联席会请有关部门综合打分、聘请社会调查公司开展综合测评等三种方式，全面评估首都文明区创建工作。 首都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首都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始于1982年。首先是由北京市西城区厂桥街道柳荫街居委会与驻地66381部队一连共同开展起来的，在全国率先开创了城市军民共建的先河。徐向前元帅亲手为柳荫街军民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杨尚昆、杨成武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军民共建活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情关怀和支持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首都的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得到蓬勃发展，经过广 — 69 — 大军民共同努力，首都的军民共建点总数已发展到目前的2232个。1982年至2007年，首都文明委先后7次对军民共建活动进行表彰，先后有215个对子被评为“首都军(警)民共建标兵单位”，533个对子被评为“首都军(警)民共世建先进单位”，802名同志被评为“首都军(警)民共建工纪 档作先进个人”。1994年以来，先后有21个对子和7个单位 案 全国军民共建先进单被中宣部和解放军政治部等单位授予“ 位”。有4名同志被评为全国军民共建先进个人。首都军民共建活动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发展。由初期的一对一结队共建，逐步发展到各方联建、联片共建，从共建文明单位到共建文明社区、文明村镇。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驻京部队广泛开展了支援农村建设活动，首都文明单位标兵带头开展共建新农村活动，驻京部队有40个单位正式与农村开展了结队共建活动。2006年11月，首都文明办、首都军(警)民共建工作指导小组召集驻京部队大单位和区县有关部门召开首都军警民共建和谐新农村研讨会，军地13个单位做了大会发言交流。为积极响应中央和首都文明委关于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的号召，驻奥运场馆和首都主要窗口地区的部队开展了“迎奥运联片共建”活动。2007年,月26日在奥运会倒计时500天之际，首都文明办、北京市“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和首都军(警)民共建工作指导小组共同主办了“首都军(警)民迎奥运联片共建誓师动员大会”，大会向朝阳区奥运村地区、首都机场地区等10个地区授予了联片共建的锦旗。为配合学校和社会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素质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军民共建活动中，从1986年开始，开展了军民共建少年军校活动，各区县普遍成立了少年军校总校。全市的少年军校总数已发展到1389所。 构建文明旅游活动。北京是全国的重点旅游城市，因此 — 70 — 文明旅游是城市公共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市协调办就曾在反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过《游客须知》;1996年3月，首都文明办又制定了《游客文明守则》，用以规范旅游者的行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市有关部门不只一次地整顿“一日五游”和黑车旅游，以规范首都旅游市场。1996年，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关于加强旅游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决定，首都文明委于1996年制定了《文明景区评选办法》和《文明景区评比标准》，全市从1996年开展了文明旅游景区的创建和评选工作。2001年，首都文明办与市城建工委、市旅游局、市园林局等部门又共同制定了《文明旅游景区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经过多年的创建活动，北京市已有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颐和园公园，全国创建文明风景旅游区工作先进单位八达岭长城和天坛公园以及114个首都文明风景旅游区。 整建文明赛场活动。针对足球赛场观众观球存在不文明现象的问题，2001年开始，首都文明办持续开展“文明赛场”创建活动。组织武警、团市委、国安俱乐部三支啦啦队，在赛场为国安队加油鼓劲，开展“拒绝‘京骂’，净化赛场”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明赛场活动从抓赛场礼仪教育入手，一是加强球迷礼仪培训和注册管理，组建“绿色狂飙啦啦队”;二是加强宣传环境布置，营造浓厚的文明观赛氛围;三是加强赛场文化建设，营造赛场和谐气氛，引领球迷文明观赛、快乐赏球;四是加强治安管理，利用摄录相设备拍摄，对赛场不良行为进行曝光;五是开展文明看台评比活动。文明赛场建设初见成效:从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和中超、中甲足球联赛来看，赛场风气有了好转，乱扔杂物、遗撒垃圾、起哄京骂的现象明显减少。为了奥运会有一个良好的赛场秩序，首都文明办及有关部门在迎奥运中开展了多项的培训、讲座等宣传教育活动，使奥运赛场的秩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71 — 共建文明乘车秩序活动。1984年在开展城市“创三优”(优良秩序、优美环境、优质服务)活动中，首先由崇文区开始了共建文明乘车活动。当时，乘车难问题在全市范围内非常突出，中途站特别是繁华地区的重点大站，众人拥车的世现象比较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市政府抓住纪 档了崇文区共建文明乘车秩序这个典型，在全市城八区进行了 案 推广。1988年6月，由市协调办牵头，成立了“北京市共建文明乘车秩序协调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由于有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召开，文明乘车活动也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城八区都有乘车办，有共建活动的中途站点达486个，文明监督员达1266人。文明监督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由沿线各企事业单位派出的人员，二是街道出钱聘雇的离退休人员。到1992年以后，由于企事业单位用工制度的改革，优化组合，定岗定编，不能再对外无偿派人，另外，加之市、区都无此项活动经费，所以，文明乘车活动走向低潮，有4个区全部停止了活动，4个区只留有限的站点继续维持。到1999年9月，全市共建中途站点只剩136个，文明监督员也只有255人了。2001年3月，根据市委、市政府和首都文明委的工作安排，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等八个单位，共同发起了“文明乘车、从我做起”宣传教育活动。以城八区、公交、地铁为主，组建了一支由1500多人组成的文明乘车监督员队伍，在以长安街为主的市区重点大街及公交、地铁的300多个车多、人多的站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乘车宣传教育活动。到2005年，在监督员人数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设有文明乘车 首都精神文监督员的站台已增加到500多个。2006年借助“明建设十一?五规划”和公交实施“一卡通”的有利时机，使文明乘车监督员增加到4000人，设有文明乘车监督员的站台增加到1805个，扩大了文明乘车覆盖面和影响面。文明乘车监督员发挥精神文明宣传员、站台秩序疏导员、群众困难排解员、站台环境保洁员、交通治安协管员、文明礼仪示范 — 72 — 员的“六大员”职能，引导乘客遵守公共文明，组织乘客排队候车、有序上车，文明刷卡，为市民创造良好、和谐的乘车环境。2007年，借“迎讲树”活动中“排队礼让——迎奥运秩序文明行动”的东风，利用每月11日为排队推动日这一有利时机，不断扩大排队站点，使文明乘车、排队候车成为了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协手共建文明出租车活动。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小轿车价格高、数量少，所以出租车属于高雅、文明行业。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租车数量迅猛增加，出租司机素质的良莠不齐，所以造成“车容车貌、不洁不整”、“拒载”、“宰客”等很多不文明现象严重。2001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加强出租车司机思想教育工作作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个突破口之一。全市出租汽车行业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和各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本着行业治理整顿和思想教育工作相结合的精神，开展了“十佳百优”(十佳出租汽车单位、百名优秀出租汽车司机)社会评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年6月，在出租车全行业开展了“建设新北京、办好新奥运，窗口文明从我做起”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从规范车容车貌、仪容仪表入手，到比技术、比服务、比质量，行业形象明显改善，企业自律意识不断增强。 为创建和保持首都市容市貌文明而进行大规模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是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比较集中进行的整建工作，一般都是以首都举办大型活动为契机而开展的。由于坚持不懈的开展环境治理和环境建设，使首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比较集中而大型的整治活动有: 城市“创三优”～治理“脏、乱、差”活动。北京市的环境整治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一开始就和精神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注重培养市民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环境意识，针对城市出现的环境问题，不 — 73 — 断提出新的整治任务和整治目标。1982年，北京市根据中宣部等8个单位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部署，在全市开展了包括讲卫生，解决市容“脏乱差”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活动，提出要实现城市环境的净化、绿化、美化，重世点解决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等破坏市容环境的问题。此后，纪 档市委、市政府又提出要创建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实现 案 优质服务，全市确定20条大街、10个地区为重点整治区，这些地区的环境要达到“洁、齐、美”的标准。 1983年，市政府决定在继续搞好20条大街和10个地区环境整治的同时，扩大整治范围，1985年，市政府提出要大力加强城乡结合部和工农混居地区的环境治理，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脏乱状况。1986年，全市全面贯彻“门前三包”责任制，30318个单位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书。1987年5月，市政府成立共建文明城市机动联合检查队，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公共场所秩序、城市交通秩序、市场管理以及商业服务业的服务工作，不定期的进行联合检查。 为举办亚运会～大力整治环境活动。1990年9月，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为迎接亚运会，北京市从1989年就着手开展环境整治。1989年环境整治的中心口号是迎国庆40周年和迎接第11届亚运会。亚运会后，针对城市管理出现的新问题，北京市又开展了巩固亚运会整治成果的一系列治理活动。1989年，北京城市环境问题十分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交通流量急速上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过量，部分街巷和地区出现新的脏乱，特别是集贸市场遍布街巷，摊群市场占道经营，占用面积达60.7万平方米。为改善北京的环境状况，当年4月，成立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全市以100条主要大街、10个地区、10处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开展市容环境整治，拆除违章建筑20万平方米，拆除占压红线的围墙2.7万延长米，腾退道路7万平方米，腾退绿化用地40万平方米，清理卫生死角2672处，清运积 — 74 — 存垃圾渣土26吨。为做好第11届亚运会环境保障工作，1990年市政府提出了“黄土不露天、违章全拆完、市场全规范、停车要进线、阳台要整齐、不许冒黑烟”的城市环境整治标准。为了保证亚运会期间交通畅通，从1989年4月至1990年8月，全市以整顿自行车秩序为重点，连续开展了4次大规模的交通整顿。通过1989、1990两年大规模的整治，北京城市环境呈现新的面貌。 两次申办奥运会～城市环境大整治活动。北京在此前的历史上，曾经两次申办奥运会，一次失败，一次成功。1993年9月24日的夜晚，是北京城历史上一个悲伤的夜晚，尽管市委、市政府和全体市民竭尽了艰苦的努力，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还是失败了。但此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通过申奥之前的环境整治，使北京的城市面貌又一次更新。1993年，不仅要迎接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考察，还要接受全国人民对北京承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考验。所以全市开展了“迎七运、争奥运”活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三次对城市环境进行检查，首都文明办作为“迎七运”办公室，对全市“迎七运”工作进行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全市环境整治工作主要围绕比赛场馆和运动员驻地周围进行。2001年7月13日，是北京城历史上的一个万分激动人心而又万众欢腾的欢乐夜晚，这一天，中国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成功了，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这一次申奥成功，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城市环境整治工作的一份功劳。为了配合申奥工作的要求，市整治办制定了《申奥环境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以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和重点地区为重点，在城区、近郊区行政区域内大力整治市容环境。为迎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考察，有关部门对丰台体育中心、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等地区的周边环境进行了重点整治，并建立了迎接奥运考察环境保障应急调度系统，确保以良好的城市环境迎接各项考察。城乡结合部的新一轮环境整治工作也从体育场馆周 — 75 — 边和考察道路沿线启动，还将积存垃圾全部清运干净，然后又进行了其他基础性环境整治。由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考察时期是北京的冬季，色彩单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全市开展了建筑物外立面清洗粉饰工作，使城市面貌得世到了改观。 纪 档为迎接党的十六大～集中开展环境整治活动。2002年 案 11月，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为以良好的城市面貌迎接这次大会，市委、市政府提出，全市要抓住9、10两个月，开展集中整治，集中解决影响首都形象的市容市貌问题，纠正不文明行为，完成十六大环境保障任务。治理非法小广告是全市整治工作的主攻目标。在集中整治前，小广告泛滥情况十分严重，写有办证、包治性病的小广告不仅贴在建筑物墙面、立交桥桥身、电线杆上，还涂写在公交站牌、电话亭上;在繁华大街、主要路口，一些人大量发放非法一日游和非法行医名片、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非法小广告的泛滥，不仅严重破坏了北京的市容，而且严重损害了首都的形象。清理小广告的战役全面打响以后，执法部门、环卫部门以及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清除主要大街、居住小区、市政设施上的小广告。截至11月中旬，全市共清理非法小广告1000余万张，主要大街乱涂乱贴的小广告基本清理干净，大街小巷面貌一新。这次集中整治涉及城市管理的诸多方面。公安部门开展“首都治安形象工程一号行动”，破获、查处一批刑事及治安案件。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展三个阶段交通环境整治。市工商对148家违法问题严重的广告经营单位进行处罚。市交通局查处汽车维修市场违规经营户2683户。市药监局查处药品市场150余家违法经营单位。市“扫黄办”收缴盗版、淫秽光盘154万件，收缴非法出版物171万册。市邮政管理局开展“擦亮邮政窗口”活动，对全市1890个报刊亭逐一检查，查没违规报刊2万余份(册)。市旅游局协调有关区县，对北京境内的长城环境进行治理。丰 — 76 — 台区整治城乡结合部，拆除花乡看丹村69个大院的全部违法建设。 迎接2008年奥运会～大搞城市环境整治建设活动。为实现“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加强对环境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改善北京的环境面貌，提升北京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运行和管理水平，市政府决定，成立了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从2006年初到奥运会召开之前，本着以人为本、城乡结合、一年治乱、二年见新、三年添彩的环境建设工作思想，进行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环境整治工作，对171个“城中村”、重点大街、老旧小区、城市边角地、铁路沿线、航空走廊、立交桥周边、场馆周围等重点地区进行了重点整治，对影响城市景观和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匾、塔类通讯设施、架空线等进行了专项整治。2006年8月，朝阳区六个街、乡联手合作，将处于城乡接合部的三里屯至石佛营8.7公里长的大街，改建成一条具有综合性功能的景观大道，也是奥运场馆比较集中的朝阳区第一条迎奥运示范大道。在整治城市“硬”环境的同时，也特别注意了“软”环境的整治工作。在“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中，首都文明委特别提出了迎奥运“四优”目标和五大文明行动，其中就包括要整治乱挤乱拥、乱吐乱扔、乱行乱停等不良行为，对于影响首都形象的随地吐痰、宠物随处便溺、非法张贴和散发小广告、黑车运营等不文明或违规行为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经过几年的综合整治工作，首都的城市面貌和社会秩序都有了明显的改观，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创造了良好的城市环境。朝阳区是奥运会期间的重点地区，奥运村及其场馆、亚运村场馆以及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北工大体育馆等都是重点比赛场馆，再加上首都机场地区也归朝阳，所以这些重点地区及周边，环境治理工作的力度特别大。因此，毫不 — 77 — 夸张地说，朝阳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做出了特别 大的贡献，朝阳区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在历史上也展现出了最壮丽的篇章。 世刘全旺:曾任朝阳区委宣传部副部纪 档长～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首都精神文案 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现退休～ 任《朝阳文史》特约撰稿人。 — 78 — 往 事 述 林 — 79 — 往白兰洗衣机厂是怎样销声匿迹的 事 述 王 铭 珍 林 提起白兰洗衣机，许多城市人都知道，此为北京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北京的大姑娘出嫁，娘家少不了要送台洗衣机。要什么牌的洗衣机,那时还没有多少进口货，国产的外地名牌也不多。首选的就是白兰洗衣机。有单缸的、双缸的、带甩干的。省电、省水、噪音小，造型也挺精美。 可是现在，白兰牌洗衣机在北京市场上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原因也许不是一条，但有一点，似乎是鲜为人知的。这就是在它的企业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场惨重的火灾。 解秘尘封档案，告诉诸君白兰洗衣机厂火灾内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987年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为了做好大会的保卫工作，北京市消防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深入到许多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各个工厂企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各部门在十三大会议期间，保证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尽管如此，仍有人对安全保卫工作不以为然。就在大会召开前几个小时——25日凌晨，白兰洗衣机厂发生 的东坝仓库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只剩了特大火灾，1173米? 下断垣残壁，大批聚乙烯塑料洗衣机桶变成黑糊糊的一团，5万多只微型电机成为一堆废铁，还有7万多只定时器和 — 80 — 几十万个电气开关毁于大火之中。这是1983年以来，北京市经济损失最大的一场火灾，它在首都引起了一不小的震动。 白兰洗衣机厂，是北京市一家很有名气的大厂，它生产的白兰牌洗衣机是市场上紧俏的名牌商品。把一些物资、产品转移到乡镇贮存，从而保证了产量的高速度增长，这一成功的做法被誉为“白兰道路”。但是，对于仓库的防火结构与防火措施，考虑不周。这是一大失误。 当天凌晨1时许，东坝仓库屋顶窜出了许多“火蛇”，最高的火焰伸出有10多米高，火光映红了附近的村舍。大火把值班室保安人员张某从睡梦中惊醒，他赶忙到另一房间叫醒也在酣睡中的刘某。可是，这两位专司保卫安全之责的保安人员竟然不知火灾报警电话号码。张某想，也许是“110”吧，“110”是匪警，接电话的人告诉张某，火警电话是119。这时，他才重拔119。几经周折，公安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电话时已是2时22分，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派出6个公安消防队、2个企业专职消防队的24辆消防车前往火场。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发生如此火灾，有关领导机关也非常重视，公安部消防局、北京市消防局负责人迅速赶往火场指挥战斗。经过4个小时的扑救，最后将烈火扑灭。这场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61万余元;数以万计的洗衣机的零部件毁于大火，还使工厂的正常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烧掉了工厂的元气。 火灾是怎样引起的, 仓库内没有火源，可以排除这方面因素。荒郊野外，村庄里许多人家养狗护院，不会有人半夜三更到这里放火。是不是有人在仓库内吸烟留下了火种,仓库管理员下班后仓库门就锁了。此人不吸烟，可排除肇事嫌疑。然而还有谁能在里面吸烟,可是库门虽锁，库内还有人。正是他， — 81 — 闯下了这场大祸。此人叫张宝来，24岁，是东坝仓库的职工。 张宝来何以被锁在仓库里, 原来，张和一名姓刘的女子正谈恋爱，张后来发觉女往友性格不合，张便不愿再谈了。可这女的还是纠缠不休，事 述常常到仓库来找张宝来。12月24日下午，张宝来得知刘 林 某又要来找他，在下班之后便留在仓库里，并叫值班保安刘某将库门锁上，打算躲避过关。当值班保安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安全规定的，但也照办不误。张宝来在库房里觉得闷得慌，就吸烟解闷，烟头未熄就随手扔掉了。这天下午从15时到16时左右，他一个人呆在库房里。后来，得知女友已离去，他才叫来保安人员打开库门，离库回家。却没想到，那未熄的烟头在蠢蠢欲动。 张宝来扔香烟头的地方，堆放着大量用牛皮纸包装的颗粒塑料及其他可燃物，烟头的余火将它们点燃了。在几个小时的阴燃过程中，也没有人到过仓库检查，阴燃便慢慢发展为明火。直到火势扩大后，火焰穿出屋顶才被人们发觉，这时大火已成为燎原之势不可收拾。 这是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保安人员张某、刘某严重失职，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直接肇事者张宝来，在铁窗内当然还要多呆上几年～ 这场火灾，使白兰洗衣机厂大伤元气，一直没有振作起来。产量、产值逐年下降，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一个昔日名震京城名牌产品——白兰洗衣机就在北京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只因为一个人违章在仓库内吸烟、只因为一个烟头的死灰复燃，就毁了一座仓库、一个名牌、一座工厂。 据北京市消防局统计:2004年全市共发生火灾4718起，死亡59人，其中吸烟不慎引起的422起，占火灾总次数的8.9%，并有15人在吸烟引起的火灾中死亡;占死亡人总数的25.4%。就是说在北京的火灾中，每死亡4个人 — 82 — 中，就有一个是因为吸烟致火而死亡的。这个惊人的数字，希望能唤起我国3亿烟民的警悟。 ,2007年3月, 王铭珍:中国国家图书馆工程师、 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员、中国消防协会会 员、北京史研究会会员、《朝阳文史》特 约撰稿人。 — 83 — 往朝 阳 路 今 昔 事 述 佟 金 华 林 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区变化日新月异，从原来的工业区转变成为北京商务中心，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进驻朝阳区。 朝阳区自古以来就是京东的重要门户，域内有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主干线和历史上著名的粮道。新中国成立之初期，朝阳门外为城郊区。1952年定名为东郊区。1958年更名朝阳区。说到朝阳区不得不说说朝阳路。朝阳路自古以来是一条土路，从朝阳门直通通州。元、明、清时，这条路成为通向沿海和南方的重要通道。 朝阳路西起朝阳门外东大桥，东至通州，全长20公里，是明清两代运粮的要道。清朝雍正前是条土路，路的两旁长满菖蒲、芦苇及杂草，路旁有排水沟，东大桥路段那里原是一片芦苇塘，人烟稀少，塘水浑浊。过了呼家楼路两边土坡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和菜园，越向东人越少，偶尔才有小土房烛光闪烁，这便是小客栈了。过了十里堡水域逐渐扩大，小河塘里还有荷花种植，片片鸭群在嬉戏，路旁的水沟通向通州。这条土路旁沿途都有上百年的大柳树，在夕阳下摇曳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土路由于长年走马车，雨雪过后，路上“积涔成洼，经潦作泞”，往往一辆车陷入泥泞之中，因为车载货物沉重，需用几十人力才能牵挽出泥潭，行走很不方便。有鉴于此，雍正七年(1729)，清朝廷拨出“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 — 84 — 两有奇”，历时将近一年时间，“起洼为高，修建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路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这条两侧为土路中间用石条铺砌成的“石道”在二三百年前也算是高等级公路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工程，也成为旧京的一道风景线。从此，朝阳门成了从南方各省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来各种货物的集散地，这时从水路进京的南方客人以及从海上来的“洋人”，也是从这条路进京，这条石路成了京城通往外界的最长的高级道路，也成了国家的“国门孔道”，这条石路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1917年修建京津公路后和石板路相连，所以这条路也成了京津公路的组成部分了。 其实从东大桥到通州的这段路在1958年后才定为朝阳路。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朝外地区拟定为工业区。 朝阳路两旁建起了许多工厂，片片麦田变成烟筒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条路上的工厂迅速发展，原有的窄路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1958年政府拨款扩建了道路，并填平了沟壕，排水明沟变成暗沟。1966年又对朝阳路改建修成了三块板道路，路的畅通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这条古老的道路重新焕发了青春。在呼家楼地区建设起了北京第一高建筑——京广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东大桥修成街心花园，供游人休闲纳凉。现代化的写字楼也逐渐代替了原有的工厂。2005年政府又投资扩建了朝阳路，现在这条大道不仅通畅而美丽，更凸显出商业效应。 ,2005年, — 85 — 往小营干休所周边的巨变 事 述 路 印 书 林 说起小营的变迁，还要从小营干休所说起。因为小营在这一带稍有点名气，所以干休所初建时叫小营干休所。 1986年底，我第一批进住，当时只有南院六栋楼，可以接受300多户。干休所南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地，靠近土城河有几户农民。北边是一大片农田，农田的北边是小营村。西边紧靠药王庙村，村中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泥泞小路，完全是一派农村景象。唯独东边有几栋二至五层的楼房，是市政府和北影的家属宿舍，地名叫惠新里。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只有18路公交车通到小关，下车后要走一站多泥泞的小路才能到干休所。 十几年过去了，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 局合理，小营已经旧貌换新颜，现在的小营高楼林立，建筑布街道宽敞整洁，装点得美丽雅观，当年的农村景象一去不复返，而今变成了繁华的街区。南边的坟地变成了惠新里南里，除了成群的居民楼外，还建起了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建设部城市规划院、惠侨饭店和樱花宾馆等。北边的农田变成了惠新北里，这里有高档次物业管理的罗马花园、千鹤家园、蓝珏苑、中国艺术研究院、华堂商场等高大建筑。西边的泥泞 商铺布局合理，各种设施小路变成了宽敞繁华的惠新西街。 齐全，特别是物美大卖场、朝阳商业大楼惠新里商场的落成，使居民购物更加方便。两个十字路口有红绿灯指挥交通，还 — 86 — 建设了两座钢板铁柱架起的过街天桥，把惠新西街装饰得更加美观。东边除增加了六栋高层楼外，还建设了中国日报社、化工出版社、紫光发展大厦等，并建设成宽敞整洁的惠新东街。 现在惠新西街、东街，有十几路公交车南来北往，车水马龙，交通十分方便。北有四环，南有三环，东西南北构成了交通网，市民出行非常方便。规划中的地铁五号线，要经过惠新西街，现在已全面动工，将来小营的交通会更加方便，乘地铁可以直接到市中心。 小营的繁华，给我们干休所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干休所由原来的6栋楼扩建到19栋楼，由一个所扩编为四个所，共接收1000多户老干部。大院内每栋楼前楼后，都绿化成花园似的庭院。干休所西门外还修建了一座惠新里公园，公园里除栽培了花草树木外，还在中央修建了一个大舞台，名叫“小关文化广场”，可以供广大居民跳舞、练剑、打太极拳等健身活动。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心情特别舒畅，使我们更好地安度晚年。 有人说十多年来，北京城区向北扩展十几里，这话一点不错，从安定门到二环到三环、四环、五环，十里长的安外大街，就是这种扩展的见证。小营的变迁，就是北京城区向北扩展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市的巨变。 ,2004年, — 87 — 往朝阳报社记事 事 述 王 坤 生 林 现如今，在北京，在上海，每个区县都办有自己的机关报。我们朝阳区，作为首都北京的一个国际交往窗口大区更不例外，每期印发五万份的《朝阳报》，印制精美，内容丰富，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其中也包括驻区的外企读者。这些读者，虽然“住朝阳，爱朝阳，朝阳人爱读《朝阳报》”，但要说起《朝阳报》报头题字出自何人之手，为何免费发放、朝阳报社与《朝阳报》是否同生共存等有关问题，恐怕知其详情的就不多了。 我是1996年4月中旬调入区委宣传部，受派主持朝阳报社全面工作7年，2003年8月退休后，又在朝阳报帮忙“看大样”，直到2006年12月底。可以说，我这个报人围着《朝阳报》转了10年零8个月。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亲历了朝阳报社的成立，《朝阳报》改周报开始“正正规规办党报”，并从“小巧清秀”发展到“大气精美”的全过程。期间，有很多为《朝阳报》发展添砖加瓦的故事，现回忆记录如下十件少为人知的实事，让朝阳人共享。 报头题字出自书法家李铎之手 一、 1996年5月10日，我写的《关于出版周报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更换报头题字”。因为半 — 88 — 月刊时，《朝阳报》报头是当时区委书记宋维良题写，改周报要开始“正正规规办党报”，从形式到内容都要面目一新。改报头方案有三:一是请书法家题写，二是现任区委书记题写，三是用故去的伟人名人的手迹(我曾拼凑了郭沫若的“朝阳报”三字)。领导的意见是请书法家题写。后由区文化局的同志找书法家李铎题写了简繁两体的“朝阳报”，并盖有印章(见本辑照片)，从《朝阳报》改周报至今，仍是李铎的繁体题字。 二、“九五计划”催生了朝阳报社 《朝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在第七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3条“加强宣传，形成朝阳作风”中，明确提出“加强舆论宣传，办好《朝阳报》”。区委宣传部为落实这一任务，从1995年11月就开始起草给区委的《关于朝阳报改周报并成立朝阳报社的请示》(我当时在区委研究室工作参与修改请示)，后经过书记会的研究，又向区编办报批，1996年6月4日区编办正式做出《关于朝阳报社机构编制问题的批复》，批复中说，同意独立设置朝阳报社为宣传部所属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人员为11名。1996年9月6日，区编办又批复，朝阳报社内设机构设置为:办公室、采编一科、采编二科。 朝阳报社的公章 三、 朝阳报社成立后，就刻印公章事，我书面请示，提出三种意见:一是报名后加社字，即“朝阳报社”四个字;二是按区属一般行政事业单位常规，可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报社”;三是按党委系统单位常规，可称“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朝阳报社”。领导同意第一种意见，就刻制并启用了“朝 — 89 — 阳报社”公章。 四、朝阳报社开过两次“大编委会” 往第一次是1996年4月25日下午，那次是专门研究朝阳事 述报改周报的设想，提出了“正正规规办党报，争创全市一流 林 的区县报”的奋斗目标。会后，经过筹备，于1996年6月18日出版了首期周报《朝阳报》(总排序第60期，套红印刷)。在周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当时的区委书记蒋效愚、区长索连生、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福奎、政协主席苏世良的题词，还刊登了区委副书记李建华的《宣传朝阳，服务朝阳——写给朝阳报改周报》署名文章(这篇文章由我代笔撰写，原本是以“周报发刊词”发表，我和宣传部副部长刘勇去请李建华同志审阅签发时，决定以署名文章发表)。 第二次编委会是1999年9月9日上午召开的，会上，我代表朝阳报社汇报改周报后三年来的工作，我的汇报题目是用新闻标题的作法，引题:服务全区工作大局，宣传全区中心工作;主题:朝阳报三年奏出四个三部曲;副题:朝阳报改周报后的工作总结及今后设想。 在听取各编委充分发表意见后，区委副书记张厚崑讲话，他认为，朝阳报社三年奏响四个三部曲的工作汇报很精彩，很有新意，符合实际，在充分肯定朝阳报社工作的同时，他要求编委会成员，齐心协力办好《朝阳报》，编委要带头写文章，全力支持报社工作。他还要求报社今后要在报纸性质上、在读者需求上、在“三化四区”上准确定位，宣传到位，要突出朝阳特色，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同时，他还表示要为朝阳报社落实两件事:一是报社要列席政府常务会，二是区委办牵头开设信息平台，畅通信息渠道，扩大朝阳报信息来源。 这次编委会后，张厚崑副书记果真落实了朝阳报社列席 — 90 — 政府常务会，从1999年12月6日至2003年3月的区政府常务会，我都如期代表朝阳报社列席了。由区委办信息科、政府办信息科、宣传部新闻科和朝阳报社的信息联席会制度也建立了。 五、人民日报社印刷厂为《朝阳报》添彩 在筹办周报时，我就建议要到大报社的印刷厂用轮转机印刷《朝阳报》(原是平板机印刷)，确保《朝阳报》的印刷质量。由于周报上的时间太紧张，改周报的前两期和“七一”专刊是通过我的老关系在经济日报印刷厂套红印制的，从改周报第3期(总排序第62期)就转到人民日报印刷厂了。记得我和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赵兴林同志，找了当时人民日报印刷厂副厂长兼生产科长纪西铭同志(现为厂长)，他很爽快地承接了《朝阳报》的印制业务，还幽默地说，我们工作在朝阳，住在朝阳，同为朝阳人，印刷《朝阳报》如同印本报，一保质量，二保时间，三保价格优惠。就这样，我们签订了合同，一直合作到现在。人民日报印刷厂的同志都很认真负责，不管是哪个环节，看到《朝阳报》都当作是印自己的报，从不“以大欺小”。记得有一次，区武装部出版一期“八一”专刊，双面彩印，但印后发现质量不达标，立即免费重印，当时的生产科长张彦还亲自到朝阳报社表示歉意。 人民日报海外版保障《朝阳报》电子排版系统正常六、 运转 朝阳报社筹建时，我就建议要建自己的计算机房，用北大方正的电脑排版系统，不出社门就能从文字录入，到排出版样，三校定稿出清样，请部长签发付印。朝开公司赞助了宣传部30多万元用于朝阳报社开办。为了直接找到北大方正 — 91 — 公司的人，我通过经济日报印刷厂副厂长朱永宁同志，联系到了北大方正出版系统工程公司总经理王阳，这位总经理与宣传部领导直接面谈了“朝阳报电子排版机房设备购置方案”，这一方案在当时市属报社中也是一流的配置，从文字录往入、电脑组版、发排、远程传输、激光印字机和服务器，7事 述台电脑自成网络。北大方正公司还派了一位专门联系各大报 林 社业务的经理，进行设备调试，现场培训等。为保证售后服务(因为北大方正在中关村，万一有故障不能及时赶到)，他又让朝阳报社机房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照排中心“联姻”，由海外版做我们的电脑排版技术保障。从此开始，朝阳报社先后调进的电脑制排人员都是在海外版培训的，每期报纸的胶片也是由海外版照排的，特别是我们的版面调整、照片处理都是在海外版再制作、再处理的。早期遇到出版彩报时，照排中心主任张汉东同志亲自上机标色、对照片进行再处理，确保了我们朝阳报前期制作的质量。电脑升级换代快，每次我们的机房设备升级，张汉东主任都及时派出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有时还亲自到朝阳报社进行设备调试。《朝阳报》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加班，他们也积极安排专人配合，特别是改为对开彩报后，常遇到和他们本报夜班“顶牛”现象，他们就抽出专人为《朝阳报》加夜班。为此，我们多次向他们致谢，他们总是说，同是朝阳人，你们的活就是我们的活。此情此景，真是感人。 七、《朝阳报》发行工作三部曲 《朝阳报》半月刊和刚改周报时，发行工作是靠机关行政处的文件交换站发放基层各单位，常有赶不到“点”的时候，那样报纸就会迟到读者手中，使新闻变旧闻了。为此，1997年改为通过邮局按大宗印刷品走，虽比“文件交换程序”快了，但按邮局规定，邮件要经由市邮政分栋中心分栋后再 — 92 — 返回各支局投递到户。1998年，在东区邮局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抽出专人直接从人民日报社印刷厂取走《朝阳报》，根据我们提供的订户资料按片分工包干送到各街乡、各单位，从此《朝阳报》走上了正规的邮路。后来，随着邮局内部改革，东区邮局在朝阳、东城两区分设了投递公司，使《朝阳报》的邮路更加顺畅了。 八、《朝阳报》有过“转正”的机遇 《朝阳报》是内部发行的报纸，没有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统一刊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朝阳报》的发展。特别是199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发出后，各省市都在压缩减少公开发行的报刊，内部报刊不再列入报刊系列，要改为内部资料，不许带“报”字，不许收费，更不许刊登广告。面对这一局势，海淀、东城、通州、房山等区县办报的同志不断电话沟通情况，商讨办报策略。东城区委宣传部还请了几个区县宣传部的同志专门研讨，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也很关注区县报的命运。吕浩才同志由北京广播电台调任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后，更是关心区县报，1998年秋，他和副局长马欣、报刊处长白树联首先来到我区调研《朝阳报》情况，因为我和他们几位在工作上打交道比较多，他们像关心老朋友那样，视察了朝阳报社的设置、办公条件，特别对报社计算机房设备完善、功能齐全表示赞赏。之后又让我和他们一起到海淀报社，他们在海淀区和区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一同座谈办报情况。他们认为，区县委特别像朝阳、海淀这样的大城区，应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但受当时政策所限，他们又先后两次找我和海淀报社的常务副总编，“探讨用一个刊号，办不同区的报”，先让两个大区的报转为正式报刊。与此同时，《京郊日报》总编辑王永华也召集了朝阳报、海淀 — 93 — 报、房山报、怀柔报和通州报进行座谈，参考《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华东版》等模式联合办报，让区县报“转正”拿到合法的“身份证”。后来，又以北京日报社名义正式行文向市委宣传部请示(我曾亲眼看过市委宣传部龙新民、往陶一凡、蔡赴朝几位部长批示同意试办的文件)。可惜那时已事 述接近区县换届选举，区县领导对此顾及不上，从此也就失去 林 了这一“转正”机会。 九、朝阳报社聘请过高级编辑 为了“正正规规办党报”，尽快把《朝阳报》办成一流的区县报，经宣传部同意，我先后请了北京日报社退下来的老报人陈平(主任编辑)、唐应生(高级编辑)、王兆平(高级编辑)到报社帮助办报，根据他们各自的经历、特长分别在不同环节把关并传授经验。如陈平同志对采访写作实践经验多，就请她对各版编辑编选的稿件进行再加工;唐应生同志先后任过北京日报总编室主任、京郊日报总编辑，擅长处理版面，制作标题，就请他“看大样”。曾几次请他们结合看稿件、看大样的实际过程进行讲评。王兆平同志先后任过北京日报总编室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主任，还出任过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回归前后他在香港文汇报实际是“政治把关”。《朝阳报》改对开彩印大报后，我又向张洋部长推荐他，从2003年12月到2004年12月，请他对版面内容布局、标题制作、版式结构调整上进行了具体的指教。 十、抗击“非典”使《朝阳报》“由小变大” 早在改周报前，我写给区委的《关于出版周报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中，就提出“改周报应该高起点，一步到位，变成对开大报。”2000年12月26日，在区委常委、宣传部 — 94 — 长张洋同志的同意下，我以朝阳报社名义，递交了《关于朝阳报明年改版的请示》，第一个方案就是改为对开大报，因为2000年全年平均《朝阳报》每期已达到七点八版的小报(等同对开大报)。但这两次均因客观条件不具备未获得同意。张洋部长说过，等待机会吧～果然机会来了，一场抗击非典的斗争，催生了对开彩印大报。从此，在孙帅同志主持下，《朝阳报》实现了周二刊、周三刊，发行量也由每期1.5万份增至5万份了。 ,2007年4月, — 95 — 往供销社遗闻 事 述 王 坤 生 林 去年《朝阳文史》选用了我写的“供销社的‘一点红’和‘一片红’”，引起一些人关注和好奇。现应文史编辑部之约，又回忆了几件有关供销社的遗闻趣事，辑录如下，供大家回念。 一、供销社与左家庄12号大院 位于东直门外小关的左家庄“三角地”西侧 ，有一个“左家庄12号”大院，那是一所五十年代初期的建筑群。好多人只知道里面驻过军队的一个机关，门口也挂过全国合作干校的牌子，文革中还有一个文艺团体进驻过，现在还有商业管理干部学院的牌子。其实，这里曾两次作为全国供销总社机关临时办公地。一是五十年代中期，全国供销总社在建设西单办公大楼时，就在左家庄12号院临时办公;二是前两年，西单总社大楼内部装修改造时，总社机关又在此处临时办公近两年时间。 说起西单全国总社大楼很多人不太清楚，就是在西长安街路北，西单路口和民族文化宫之间的那栋大办公楼，人们都习惯称之谓西单商业部大楼，其实历史上那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所建，但由于国家机构几分几合，人们只记住了商业部而忘记了供销总社。实际情况是，从1954年7月起，国家 — 96 — 对商业管理体制改为城乡分开时，原“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后，这个牌子就在这所办公楼门口一直保留至今。 再说“左家庄12号”大院，早期院内不但有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还有“高干楼”(也有的称之谓“将军楼”)，我曾在1965年夏亲眼看过那几栋灰砖三层小别墅楼，据说总社正副主任们是每人住一栋。那时候，左家庄商场还是供销社所属大型门店，这个门店还在大院内设了“机关服务部”，我就是到这个机关服务部检查工作时看到的。记得在1983年时，我当时做为北京市供销社《供销通讯》记者，曾采访过全国供销总社王厚德、王卓如、解方等老主任，他们说都住过那种小楼，其中有一位当时还住在那里。 二、供销社与宫霄大厦 现如今，在关东店加油站对面的楼群里，有一座很突出、很抢眼的“宫霄大厦”，那就是朝阳区供销社原址(我记得是关东店28号)。原先的区供销社办公楼是4层灰砖楼，是五十年代中期盖的，当时在关东店一带就是一座比较“高级”的建筑了，其图纸是苏式的，由市供销社统一资助兴建。同样的办公楼全市有三处，除我们区供销社外，还有位于中关村的海淀区供销社办公楼，再就是位于广安门外手帕口胡同的北京市菜蔬公司办公楼，三个办公楼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记得我1985年4月在市供销社提升为副处长后，市社分工我联系朝阳、海淀、怀柔、顺义4个区县供销社，那时我每到海淀区供销社调研时，一进办公楼特别有亲切感，因为各层办公房间的设置、会议室、卫生间、楼梯等和我在朝阳区供销社时的办公楼完全一样，就如同我又回到了朝阳区供销社。现在，海淀区供销社的办公大楼随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建，变成了“海龙大厦”。20多层的大楼经营的都是电子产 — 97 — 品，比起我们朝阳区的宫霄大厦，他们更显得雄伟。我去年因购买摄像机，曾去过海龙大厦，管理者仍是海淀区供销社，只不过是两个牌子而已，大厦董事长兼总经理鲁瑞清对我说，他仍然挂着区供销社主任的头衔，不过，供销社已是个虚名往了。市菜蔬公司那个办公楼我也去过几次，因为市新闻出版事 述局曾租用那个楼办公，我去办理报刊登记时，对报刊处的同 林 志说，这办公楼早先是供销社的，他们说，楼虽旧但办公室面积大，而且还敞亮，真好。现在我回忆起来，供销社这三处办公楼虽然外观、内部结构都一样，但朝向不一样，朝阳的是座南朝北，海淀的是座北朝南，菜蔬公司的是座西朝东(海淀、朝阳都已把旧楼翻建成大厦了，不知菜蔬公司那栋办公楼是否还保留着)。还有就是这三座供销社办公楼的楼门上方，都用水泥镶嵌了供销合作社的“社徽”，其图形是两个钩子钩在一起，就像火车每节车厢之间的挂钩一样，据说是象征合作友谊牢不可破。 现在说起蓝岛大厦，在朝阳，在全市可以说是名气不小的大商场，但在建蓝岛大厦之前，区里曾有过建“供销大厦”想法。记得当时任朝阳区供销社主任的张连久同志，曾让我给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王文喜、主任贾刚捎过话，表达了区里的想法，市供销社还很认真，又向商业部副部长潘遥(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理事会代主任)作了汇报，商业部供销合作司杨德寿司长、陈远祥副司长，市供销社主任及有关处室负责人还进行了实地考察，曾设想建一座超大型的商厦，做为全国供销社在首都北京展示的窗口，后来还请了十几个省市供销社主任来京研讨，拟由各省市供销社集资兴建。但后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究竟是何原因，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了。 三、供销社的名称由来与演变 供销社是供销合作社的简称，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一般 — 98 — 人都把供销合作社简称为合作社，是不是因为后来带“合作社”的多了，为了区别才简称为供销社的，从我查阅、经历过的资料中，还真是查不到。解放初期，带合作社的有:城市中为市民服务的“消费合作社”;还有手工业企业联合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为“供销合作社”;为了农民存借款方便，供销合作社先是为银行代办“信用合作社”，后来信用合作社划出直接归银行管理，慢慢地人们就把信用合作社简称“信用社”了;再后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先成立“互助组”，又发展成“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就是由“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所以我个人认为，合作社是一个群众团体的性质，社员自愿加入(还要入股，钱、物均可，农业合作社从低级到高级时，入社时大农具、牲畜等，都是作为股份的)，自愿合作经营或生产。而“供销”、“信用”、“消费”、“手工业”、“农业”等则是其合作社的业务分工或经营范围。 合作社的由来比较早。1924年，河北定县因蝗虫成灾，开始试办农民合作社，一部分由县政府主办，另一部分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主要是组织农民生产自救，包括物品运销、互助种养、资金互助等，这是最早的农村“合作社”，但那时叫“实验区”。1931年山东邹平县也搞过这样的合作“实验区”。 最早试办的“合作银行”诞生于上海，早在1919年10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史料上称此为“我国第一个合作社”。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则是诞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当时好像还叫直隶省香河县城内第一信用合作社，被称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先驱。 消费合作社则是最先成立在北京大学。1918年3月30日，“北大消费公社”在景山东街42号宣告成立，共募股438股，股金为银币2190元，是该校师生60余人自发署名筹办的。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们吸收了国外新思想，所以他们办的合作社虽叫“北大消费公社”，但按当时 — 99 — 合作社标准看，他们最完备，其社章规定了社员权力义务，确定“以廉价供应在校师生员工日常生活消费品为目的”，还规定，半年结帐一次，以净利为十分，三分为公积金，二分为办事人员酬劳金，五分为社员共分之红利。两年后，“湖南往大同合作社”、“成都农工合作储蓄社”、“武昌时中合作书报事 述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社”、“清华消费合作社”等不同类 林 型的合作社先后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社事业。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时就提出，改良原有的合作社，发展建立新合作社。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建立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领导机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市军管会派王纯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北平办事处”，筹建了“北平合作社供销总社”，并于2月22日正式对外办理业务。 1949年2月，“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在石家庄市宣布成立。1949年11月1日，根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成立“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合作社事业。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薄一波被选为总社理事会主任。1954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关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城乡初步分工的决定》中提出，城市市场由国营商业负责，农村市场由合作社负责，城市、工矿区的消费合作社全部移交国营商业，国营商业在农村的采购(粮食除外)全部移交合作社经营。与此同时，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还决定建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后来划归轻工部管理)。从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建国几十年来，国务院机构不断调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 — 100 — 商业部曾几分几合，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的牌子一直没有摘过，因为供销合作社是个群众团体组织，又有对外交往的需要，所以在1994年底时，中央决定供销总社单独设立，正式划入群众团体组织，按工青妇排序下来，在全国侨联、全国科协之后，排为第六位。1995年，当时的国务院国务委员陈俊生兼任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现任主任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兼任。 四、供销社与“商业老大” 五六十年代，特别是解放初期，在人们的心目中，供销社是商业中的“老大”，因为建社早，网点多，城乡人民生活中都离不开。可眼下，在我们朝阳区大地上，几乎看不到供销社的网点了，当然我区已然由近郊区变成了“城八区”。去年我到密云山区新城子参加文史编辑部一个活动，曾问过当地农民，他们说现在没有供销社了，原来的供销社都被个人承包了，变成私人商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从解放初期说，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一解放，王纯就代表军管会接管了原“国民政府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北平办事处”，筹建北平市合作社供销总社，在城区发展建立消费合作社，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在郊区农村发展供销合作社，还代办信用合作。城乡人民广泛加入合作社，而合作社以低廉的价格供应人民吃穿用烧等生活必需品，坚持平抑物价，打击奸商，稳定社会。同时，北平市军管会贸易供应处(后改为市贸易公司)则是接管私有商业、官僚资本和部分汉奸特务的财产，发展建设商业批发公司，并以低于批发价2%至5%给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通过合作社遍布城乡的网点，再供应城乡人民(在合作社入股的为社员，社员可享受优待价，年底还可以从合作社分红利)。 再从我区看，“1957年以前，全区商业经营管理由东 — 101 — 郊区供销合作社管理”。1958年改成朝阳区后成立商业局，10月供销社划入商业局，1961年10月，区供销社从商业局划出，机构独立负责农村商业。后来又陆续成立百货管理处、蔬菜副食管理处、煤炭建材管理处，再后来服装从往百货分出单设了管理处，蔬菜从副食分出。到八十年代初，事 述商业各管理处又改成了公司。记得我在供销社时，许多“老 林 供销”说，全区商业各处(公司)的经理原先都是供销社的人。可见，供销社早期为全区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很多“老商业”、“老供销”说起商业发展史来，都感慨地说，供销社应属商业中的“老大”，功不可没。从国家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部没了，主管经济的各专业部也先后撤销了，唯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还独立存在。 供销社的上层机构保住了，特别是全国总社机关，变成“群团组织”后，参照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吃上了“铁饭碗”，各省市供销社也有效仿全国总社的，但北京市供销社机关却因早期改革步子过大，1985年就主动改革“退出政府系列改成企业”，致使退休的老主任、老处长退休金偏低。上层这样，基层更是不满情绪很大，我还在市供销社工作时，远郊基层供销社干部职工就反映说，“形势大好，买卖难搞，地盘缩小，饭碗难保”。看来，改革有成功，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基层供销社门店的消失，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有改革好的，海淀区供销社一个“海龙大厦”就比原先遍布全区二三百个网点的经济效益好上几倍，在海淀区国有商业中，供销社还是属“老大”。 五、供销社姓“官”还是姓“民” 对供销社历来争议很大的还有个“是国有还是民营,是全民还是集体,”的问题，理论界也为此争论了几十年。我 — 102 — 记得1983年8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商业经济学会首届年会上，“供销社的经济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成了最热门的话题。我代表北京市供销社参加了那个学术年会，在小组会上我发言说，供销社是个在特定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商业组织，应是一身二任，一头代表国家，另一头又代表农民，虽然全国上下自成体系，但应该“一社两制”，县以下基层供销社及其门店，应是集体所有制，因为门店起家时，都是“公助民办”，村里把庙产、没收地主的房产交给合作社当门店，经营资金都是农民入股加政府资助。而县以上供销社、批发公司则应是全民所有制，因为成立时都是政府拿钱建的，不是靠社员股金建的。我还举例说了朝阳区“北顶分销店”、“龙王堂分销店”、“太阳宫分销店”都是占用的庙产开店，“惠中庵分销店”则是占用没收地主的房产开店，这些小店开业是解放初期，确是当地农民入股开办的，所购进的货物商品是国家特别优惠的。但我又举例区供销社老办公楼是市供销社拨款建的，供销社所属的原慈云寺商场、左家庄商场、小黄庄商场以及区农资公司、土产杂品公司等，都是国家拿钱建的，经营资金也是国拨一部分加银行贷款。以此类推，市供销社及其所属的农资公司、果品公司、土产茶叶蜂产品公司、日用杂品公司、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等，都是国拨资金。我是从实际出发谈观点，我的身份是供销社工作者加新闻工作者，与会者中大部分是专职财贸工作研究人员和财贸系统学校、干校、学院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没有重视我的发言，却引起一位老专家的重视，他叫姜君辰，当时任中国财贸研究所顾问，曾任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副部级)，他当场肯定了我的观点值得研究。事后，他还专门让秘书找我到他的房间长谈，介绍我到基层了解的改革情况，回京后，他又让我每季度到他家汇报北京供销社的改革情况(当然他已通过市供销社同意了)。 — 103 — 关于供销社的性质，从历史资料上看: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报告中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往纲领》中，明确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事 述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 林 宣传提纲》中指出，“国营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或半社会主义的(一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另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1958年5月，中央决定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合并，中央为商业部，省地县为商业局，并明确提出“将基层供销社及其以上各级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之后，于1962年至1964年又恢复集体所有制，1965年至1979年又改变为全民所有制。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恢复和加强供销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简称三性)。1983、1984、1985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反复强调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又一次明确“国家对各级供销社在财政、税收、信贷、人事制度等方面，都要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业对待，并给予必要的优惠。”从此以后，供销社才真正按集体所有制对待了，但在人事制度上采取了“老人老办法仍按全民所有制干部职工对待，新人按集体所有制招收。”2003年，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国资委后，北京市、区供销社都划在国资委管理系统内了，而且在2005年，市供销社把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供销社全部划归成市供销社直属企业，人、财、物及党的关系与区委区政府全部脱钩，这是不是供销社的性质又有变化了，因为不在供销社工作了，也就不清楚了。从这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三农”问题中，也没有再提怎么发挥供销社的作用。 — 104 — 六、供销社与国际合作联盟 在人们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供销社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还有人曾说过，供销社“土的掉渣”。其实，供销社并不“土”，而且还有点“洋”，因为中国的合作社是从欧洲引进的，而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国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1984年，我国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名义加入了国际合作社联盟。这个国际组织有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我国加入后，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秘书长杨德寿曾被选为该联盟的执行委员，原市供销社主任欧阳斗曾被选为该联盟的中央委员。由于加入了这个联盟，供销社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增多了。当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之前也有交往，但不能作为会员国参加每4年一次的国际合作联盟代表大会，即便作为观察员身份参加，也没有发言权，更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对重大事件的表决权。我区当年的来广营供销社就于1979年和1982年两次接待过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代表团的来访。 国际合作社联盟1895年成立于英国的伦敦。目前全世界有二百多个国家级和地区级的合作社组织为会员单位，会员人数多达6亿多。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宗旨是向全世界宣传合作社，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保护合作社组织的利益，开展各种合作活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进步。 七、供销社与台湾 这个题目听起来可能有人觉着离奇，其实，是没有注意和留心这两三年中国共产党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和谈、合作、举办两岸经济论坛等活动。但要说起台湾水果进大陆，知道的人就很多了，也有不少人吃到了台湾水果。台湾水果进大陆双方交易的渠道在哪里，是双方的合作社组织在进行 — 105 — 交易。去年，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要解决台湾水果过剩滞销问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新闻发言人曾解答记者提问，因为大陆的合作社现为群团组织，是非官方代表，而台湾的农会及青果运销合作社也是非官代表，加之大陆原先各省市往的果品公司本就是供销社系统的批发公司，所以两岸水果交事 述易由双方合作社出面就顺理成章了。 林 我写这个题目，还有一层意思，是因为我在市供销社工作期间，海淀区供销社一位同志为我找到了去台湾的父亲，并帮我联络、转信。那是1983年9月，美国一个农业合作社代表团考察海淀四季青公社，顺便考察四季青供销社，市供销社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和我，代表市供销社负责这次接待工作。在接待过程中，海淀区供销社党委书记王立勋无意中谈到他们有一职工的姐姐从台湾绕道日本回北京探亲，我就提出请他们代找我父亲，后来区供销社安排我和从台湾回来的女士见面，因为我们从未联系过，她提出能否找点线索，我说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台湾立法委员吴延环的名字，吴在大陆时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我父亲跟随他工作多年，那位女士说，巧得很，她女儿就在吴的手下做秘书类的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她回去后很快就由她在日本的儿子给我转来了我父亲的信，从此我们接通了联系，所以说供销社与我找到去台的父亲有关。还有一层意思，1996年春节前我去台探亲，因为台湾刚开放大陆赴台探亲，对去台人员身份控制严格，但我那时已是共产党员了，又已调入区委研究室工作，为顺利成行，我找了区委组织部长杜瑞琴同志，想以区供销社身份去台，她同意后，在填写台湾寄来的各种表格中我都写得是供销合作社干部，有些需要盖章的地方，也是区供销社盖的，所以入台后一切顺利，在台湾的派出所登记时，警员看我是合作社的，还挺亲热，原来他们家里就有人在合作社做事。 再有一层意思是，我父亲曾给我三套台湾出版的《中华 — 106 — 合作事业发展史》，每套两册，一套我留用(这篇文章中有些内容就参考了这套书);一套送给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副主任穆励，因为他曾任过《中国商报》的总编辑和社长;另一套他送给了原国务委员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陈俊生。前一套是我父亲给我带来的，后两套是穆励向我要的，由我父亲从台湾寄过来的。事后，穆励特意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表示感谢，并说帮了总社了解民国时期和台湾合作社社史的大忙了。他还问我父亲是否也是干合作社的，我说他去台湾后先在花莲推行国语，后又被任命为花莲国立图书馆馆长(《任命令》职中字第11013号，签发人“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对台湾出版界的各类图书都很清楚。 那套《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是陈立夫题写。书中介绍，1977年，台湾的各种合作社3931个，社员241万人，股金总额16.44亿元(台币)，合作社种类有12类(信用、消费、供给、运输、工业生产运销、农业生产运销等)。另有合作农场147个，场员户1.56万户，耕地面积129万公顷。组织机构:行政上设有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民间有“中华合作事业协会”，也有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大陆供销合作社相同)，“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都先后担任过理事会主任、名誉会长。合作协会有会标，和我们大陆不同，他们是长方形青色做框，中间白色有三条红线，红线上压有一圆圈，圈中有众字(众是代表合作社是众多的人所组成)，也表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合作精神。另有“合作歌”，陈果夫作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可不待资本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信用养成。社会经济更新，为生民，为民生，通力合作到底，到底，合作为人人。” — 107 — 八、供销社与广播电台 供销社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何关联呢,在改革开放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宣传供销社很积极，我这个供销社工往作者成为新闻工作者，也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关系很大。1980事 述年，我区来广营供销社被评为全国供销社系统先进单位后， 林 区委宣传部刘全旺同志写的长篇报道，就是在电台“对农村广播”中首先播出的，后来我与电台打交道也是刘全旺介绍的，我的首篇新闻作品“朝阳区供销社推广来广营经验见成效”也是在电台对农村广播中播出的。1982年6月，我从区供销社调到市供销社后，正赶上连着几年中央一号文件讲农村经济改革，其中又特别强调供销社要为农村经济改革服务，市委、市政府当时抓商业改革又先从供销社抓起，这就给我创造了机会，从1982年到1985年，我写的有关供销社改革的新闻，在电台“对农村广播”中很多都是放在头条播出，并又在“北京新闻”头条重播，那时候，电台的“北京新闻”从早到晚基本不换。还有我写的“背篓精神谱新篇”、“农商鱼水情”长篇通讯，也都荣获了电台广播征文二等奖。特别有影响的是市供销社与电台农村部合办的“我心目中的供销社”广播征文，为期110天。当时，电台农村部主任是吕浩才、副主任是黎瑞祥。在广播征文结束后的总结大会上，当时的市农办主任白有光、商委主任臧洪阁先后在会上讲话，称赞这种“与群众公开对话的形式很有意义”，电台台长李克威也在讲话中肯定这种合办节目的形式好。在这次活动中，我区十八里店西直河大队杨淑琴写的征文“谈谈供销社人员和货源改革”获得二等奖;区广播站张礼写的“一个倍受欢迎的供销社”获得三等奖;朝阳区副区长金其永接受我和电台记者谭小朋采访时的录音谈话，“近郊区供销社应具有为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两个功能”获荣誉奖。 后来，市供销社又和电台信息部合办“供销服务”专题 — 108 — 广播，我仍为承办人，每周一次，长达一年时间，全市各区县供销社主任都去做了录音谈话，朝阳区当时的供销社副主任王贵良录音谈话的题目是“京城边上的朝阳区供销社”。电台新闻部财贸组还举办了“北京商贸广播”征文活动，在这个征文活动中，我写的“能干的上来，不能干的下去，朝阳区供销社推行优化组合先从机关做起”，不但获得征文二等奖，广播之后，本市供销社、天津、河北等省市供销社和商业单位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给朝阳区也增光添彩了。 ,2007年5月, 王坤生:原市供销社报社副总编辑、 《北京市场报》副总编辑～现为《朝阳文 史》特约撰稿人。 — 109 — 往漫 话 十 七 中 事 述 梁 宝 萍 林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原址是一座位于高碑店的古庵。1946年7月25日，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与世长辞了。他怀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极其纯朴的心愿，实现了“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宏伟抱负。他去了，但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以及他的崇高的精神世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1946年11月7日，王润黎先生在这座朝阳古庵创办了“北平东郊乡村教育实验区高碑店工学服务团”，简称“高碑店工学团”。北京市第十七中学由此开始了她的孩提时代。王润黎本着“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精神，将部分小学毕业生及当地失业青年组织起来，开办了工学服务团，第一班22人，以后陆续扩大，到1949年，已经发展到40几人。解放后，北京市教育局将“高碑店工学团”改为“中学班”，以后这个“中学班”全体学员，就成了北京十七中学的第一期毕业生。 王润黎开办“高碑店工学团”的宗旨是普及乡村教育。他们实行半工半读制，所有学员一律住在校内，借用小学教室，采取早晚授课，即在小学生未上学前和放学后“工学团”学员来上课。当时所授课程分文化课和专业课两大类，文化课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专业课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簿记等。晚间主要进行思想政治 — 110 — 教育，通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针对某些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提高学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授课老师由王润黎聘请郎松林、张香波等，还有一些北师大的学生来校任教，后来成为骨于的有张香波、吕景星等。他们为实现陶行知先生的“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贡献了自己的聪明与才智。 陶行知先生在关于“工学团”这一教育群体的论述中指出:“自动就是大众自己干，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高碑店工学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成功地开展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其一，大力推行小先生制 。目的是普及乡村教育，提高群众素养。工学团时期的小先生们为了乡村教育的普及含辛茹苦，他们以高碑店村为中心，向周边各村扩展，南到观音堂，南花园，王四营、官庄;西到深沟村、慈云寺;东到东店村、北花园、大黄庄;北到黄杉木店、平房等，“高碑店工学团”派出学员，大力开办村学与冬学，冬天用简陋房屋做教室，教室内安排简易桌椅，夏天无论露天平地上或是大树下，皆可为临时课堂。学生年龄大小不一，识字情况不等，我们的小先生们，早晨上完两节课，兜里装几支粉笔，怀里揣着窝头咸菜，奔赴四村八乡，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功夫不负有心人，到解放前夕，这些村学与冬学，相继发展为乡村小学，小先生们为教育普及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王润黎为提高小先生的水平，除正常的课堂教学外，多次组织小先生们到北京师范学校参观学习，到附小听课观摩，也不断组织小先生们相互听课、评课，这样，采取即知即传的方法，小先生们成了传播文化知识的“天使”。 其二，创办“敦化医院”。1936年，王润黎初任高碑店小学校长期间，看到他的学生头疼脑热，无法医治，他便自 — 111 — 己研读医书，用自己的津贴购置些常用药品，组建校医务室。时至1946年，王润黎和当地百姓关系极为融洽，几乎家家都欢迎他去做客。高碑店村的百姓生活艰难，就怕家中有病人，得了病虽然本村有家药铺，但无钱医治，也是枉然。王往润黎对此忧虑万分，下决心在“工学团”学员中培养医务人事 述员，于是派学员贾润海到河南开封一家医院学习，学员张恒 林 曾经学过牙科，懂些医疗知识，不久贾润海学习归来，便以他为骨干，吸收了张恒、马延敏、王素云为成员，由王润黎及好友王晓舟(王润黎先生的河南同族同乡，30年代一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后去延安，解放后任河南开封副市长)，用自己的积蓄并典当了一些衣物，凑了钱，购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及药物，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医院成立，院址在高碑店西店朝阳庵内，由当地学究陈雪桥题名为“敦化医院”。 医院开业，造福桑梓。当地百姓凡就医者除交付一定药钱外，其余不收任何费用;贫穷之家多不收费。医院很快地发展起来，根据需要，王润黎又派马延敏去香山慈幼院学习儿科，到北京妇产医院学习新法接生，短短时间内，小小医院就有了内科、外科、牙科、妇产科，承担了高碑店村及附近几个村的医疗任务。 “工学团”学员们没有辜负当地百姓的厚望，他们对百姓一心一意，对医务尽职尽责，感人事迹很多。当时，有一位妇女难产，马延敏、王素云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也无济于事，产妇异常痛苦，他们当机立断，用担架将孕妇送到妇产医院，结果母子平安，产妇一家对医院感激之至。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这所医院今天已发展成一所具有现代规模的高碑店地区医院。 其三，开办便民合作社。为解决创办合作社基金动员百姓积股，这就确定了合作社为百姓服务的性质。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合作社开张营业，社址就在小学校的大殿内。根据 — 112 — 百姓所需，这里百货俱全，如煤油、火柴、黑糖、白糖、食盐、针线、肥皂、雪花膏、擦手油、梳头油、铅笔、毛笔、橡皮、墨汁、窗户纸、草纸等等，“工学团”学员贾润清为经营组组长。几个学员，上课之外，就是站柜台，跑业务，勤勤恳恳，广泛联络，获取信息，低价进货，便宜售出，只要利民，别无他求，方便了群众，百姓皆大欢喜。 此外，在合作社的领导下，还有摇煤组、木工组、编织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方面培养了学员们的劳动技能，一方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完全体现陶行知先生的“做中教、做中学，教学做合一”的精神。在他们的实践中，他们充满激情地歌唱自己的劳动:割谷，割谷，手中磨成泡，一点不觉苦;摇煤，摇煤，满脸都是黑，心里笑嘻嘻。 另外，“工学团”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组织小合唱队，唱革命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这些歌曲，使同学们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创造了很健康的革命氛围。后来在百姓中演唱，对百姓也产生深刻的影响。继而在王润黎的组织下，在张香波、吕景星等老师的努力下，排练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王大娘补缸》等，又改编了京剧《打渔杀家》为《讨渔税》。这些剧目，颇受百姓欢迎，成了当时百姓的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工学团”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赤叶河》和《王秀鸾》。每次演出，百姓兴高采烈，争往观之。 “高碑店工学团”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陶行知先生之子陶宏受王润黎校长之邀，曾亲临高碑店参观指导工作;北京市教育督办来这里考察过;著名人士叶圣陶、陈嘉庚参观“高碑店工学团”后大加赞许;英国著名学者胡迈尔无限钦佩地说:“真了不起，政府未出一文钱，‘工学团'办得如此火热而有成效，真是个奇迹～”“高碑店工学团”也曾 — 113 — 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取得联系，并受到基金会的资助。 在1999年，北京十七中学召开了“纪念‘高碑店工学团'成立53周年大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同志亲临大会并讲话。到会的原“高碑店工学团”老学员，及开办往“高碑店工学团”的王润黎之女王陶也参加了大会，他们一事 述起缅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及他们的老校长，感慨 林 万千，一致表示是“工学团”的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奠定了他们一生做人的根基，是陶行知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1952年，北京市第十七中学正式成立，彭真市长亲临十七中，第一任校长毕基初和诸多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也在朝阳古庵里扎下了根。短短几年，学校教室成排，桃鲜李艳，健康校风蔚然。五六十年代的“保尔班”、“王若飞班”、吴运铎先生的报告，鼓舞着学生学英雄，树理想。由于成绩显著，影响广泛，1964年，朝阳区政府给予了北京市十七中“红旗学校”的光荣称号。 教育事业的春天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来，1978年，十七中被北京市教育局批准为朝阳区重点中学。自此，十七中迎来了八十年代的辉煌: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紧握市场经济命脉，适时地开办了职业高中，直接以综合高中的模式为高校培养高职人才，为乡镇企业输送生力军，学校办学成效也显著提高，在十七中校园里又涌现出了舍己为人跳入泄井而英勇牺牲的94届高三毕业班学生曾卫东，他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灿烂的人生。九十年代的十七中焕发出盎然的生机:庄严气派的教学楼，整洁幽美的校园，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设备，精良务实的师资，过硬的教育质量。十七中先后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北京市电教优类校”、“朝阳区文明校园示范校”等。1999年被评为全国“实践行知思想，推进素质教育”先进集体。2000年初中高中教学工作都被评为优秀单位，同时学校还被评为“校园文明示范校”、“课间操示范校”、“双学先进单 — 114 — 位”、“市电教优类校”、“敬老文明先进校”等荣誉称号。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同志为该校题词“团结、勤奋、文明、求实”，肯定学校的校风，鼓励学校的师生。2005年，学校被评为北京市高中示范校。 ,2007年5月, 梁宝萍:十七中高级教师。 — 115 — 艺 苑 漫 忆 — 116 — 艺 苑 漫 忆 — 117 — 艺陈翔鹤与笔 苑 漫 陈 开 第 忆 笔是书写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交换相互的生活、工作经验，交流文化思想的重要工具，留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陈翔鹤的各式各样的笔。 我刚上小学时，看见父亲书桌上的笔筒里被众多的毛笔插满。父亲写字时，总是选用一种小号的“狼毫”笔，那是因为“狼毫”笔生性强劲，习字有力。 父亲19岁(1920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就开始用蘸水钢笔书写文章。这年3月，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结识了我父亲，两人一见如故。从这时开始，他们总爱一同跑旧书店，有时他们一大抱一大抱地买书，回到我父亲的住处，刚坐下休息，郁达夫就看见我父亲书桌上的墨水瓶和蘸水钢笔，他拿起来看看，又蘸点墨水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我父亲一看，写的是:“用这种笔太麻烦，买支钢笔用。”父亲看后，只是笑笑，什么也没有说，以后还是用这种笔写小说。 1924年郁达夫和我父亲都到了北京。我父亲住在北大“红楼”附近，为了听鲁迅先生的课。这时郁达夫也在北大教书，常到我父亲住处来看望，当他看到我父亲还在用上海时的那种蘸水钢笔，就说:“瞧你用的这笔太麻烦了，写不了几个字就要蘸一次墨水，哪像是搞文学的人用的，还是作家呢～”说着就随手将他的一支“派克”笔送给我父亲。父亲当时并不 — 118 — 知道这笔很贵，便很高兴地收下了。 一天，我父亲和沈从文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在记笔记时，沈从文发现我父亲用的是“派克”笔，就小声地说:“这笔很贵，怕要四十多块大洋啦～”从此这支笔父亲用起来格外地小心。有次父亲为钢笔吸墨水，不小心从指间一下子滑落在地板上，拔起来一看，笔尖毫发无损。父亲后来向内行人打听，才知道这是一支1921年生产的“派克”笔，亮黑色，胶杆，笔尖相当坚硬。父亲的这支笔用了30多年，起码写过八十多万字的作品。他的许多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鹰爪李三及其他》、《独身者》、和他的几部话剧剧本如:《圣诞节夜》、《落花》、《雪宵》、《狂飙之夜》、《沾泥飞絮》等，都是用这支笔写出来的。这支笔，记下了历史上浓重的一页,见证了历史，传播了文明。 在1945年初，父亲执笔写出《致马歇尔一封公开信》，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贪污腐败，对内镇压民主运动，对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准备大打内战的阴谋时，传来了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投降后的日本宪兵杀害。他手握郁达夫送他的钢笔，在深切地怀念中写下一篇长文《郁达夫回忆琐记》。这篇回忆中提到的郁达夫送给他的钢笔收藏起来了。他怕见物思人，也想把这支笔作为他和郁达夫友谊的见证物。 直到1956年我工作了，父亲拿出郁达夫送他钢笔又送给我了，并详细讲了上文所写的一些情况，嘱我好好使用。可惜的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下乡去帮助农民收割麦子时丢失了，大家帮着我在麦田里找了好久，也未找着。这事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父亲，是担心他伤感，直到他死时也不知道这事。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先是用上海产的“英雄”金笔，后来又用“永生”金笔，晚年最喜欢用北京的“金星”金笔，那时这些钢笔的牌子都很时髦，也不贵，虽然是国产货使用起来却很少坏过。他用这些国产钢笔写出了许多优秀小说， — 119 — 如《喜筵》、《方教授的新居》等。1962年著名剧作家陈白尘 出访日本，回国时送给我父亲一支德国产品的“万宝龙”金 笔，手感特别好，他很喜欢。后来父亲被“四人帮”迫害致 死，作为父亲的老友，陈白尘同志在《一个真正的人》中称艺赞父亲:“一般作家是用纸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他整个生苑 漫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 忆 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无疑是对父亲这位革命的文艺战士最中 肯的评价和最可贵的认定。 在父亲去世十年后，党中央给他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在 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他的骨灰盒内，我们放上他平日里最离 不开的两样东西，眼镜和一支“万宝龙”钢笔，但愿它们能 在九泉之下，陪伴父亲到永远。 ,2006年, — 120 — 有关两封信的来龙去脉 赵 国 培 我挺小的时候，就迷恋上了文学。如今年过半百，不甚了了，但仍执迷不悟。无论当年劳作在庄稼地里，还是如今忙碌于写字台前，总是见缝插针，读、写。有耕耘也就有收获，至今还是农民身份的我，20多年来，竟也接连不断在报刊上发表了被人们唤作“短诗”、“小小说”、“散文”之类的作品，数量还不算太少。有的还被收进一些选本，甚至还侥幸出过集子。 出第一本小册子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个年头的事，收了150首诗(大都十分短小)。名字特一般——《第一串脚印》。那时候我还算年轻(不足四十)，也特幼稚，不知天高地厚，想请在诗坛上声名赫赫的臧克家老人题词。我跟时任 李凤祥老师(后为副总编辑直至退休)北京晚报副刊部主任的 提了，他答应代求。几天后，就得到了回音，且是佳音。臧老给凤祥老师回了信，并给我题写了这样的话:“广阔的农村，是诗歌产生的深厚土壤。愿国培同志在那里扎根。”我至今没和臧老面谈过。只是在他七八十岁时，我亲睹过他在主席台上的风采，倾听过他的京味儿颇浓的即兴讲话。如今他年已近百，常住医院，我可能永远也不能亲聆其教诲了。我早不干农活了，住的地方也被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包围，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农村了;但我不敢忘却臧老的厚望，不放下手中的笔，不脱离生活，坚持写下去。 — 121 — 诗集出来后，著名诗人张志民之子、北京日报编辑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说你写得不错，还给你写了一封信，寄到朝阳文化馆了。”我喜出望外，赶忙跑到文化馆，从收发室师傅手中取出信。信封下款是“诗刊社”。信不长，却充满艺了鼓励与提携。他讲“集内有不少精美的小诗”，实乃过誉;苑 漫但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读到你的新集，看到你的《第 忆 二串脚印》”，即给我鼓了不少劲。志民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大家，他的文学文风我奉为习作指南，他的诗风我私下引为样板。这以后，我上门拜访过他多次，当面向他讨教，与他成了忘年交。他不幸七十出头身患绝症长辞人世，我几次痛哭失声，并连夜写成两千多字的悼念文章——《诗好人好永不走》，发表于《京郊日报》。 重读旧信，感慨不已。我永远忘不了克家老人与志民师长。无论他们仍健在人间，还是已安身天堂。不仅仅因为他们为世人留下那么多那么美好的诗篇，更因为他们曾经给了我那么深切的激励，给了我那么真挚的厚爱。 附信一: 臧克家同志致李凤祥同志 凤祥同志: 久违。得信开颜。 我忙～事极多～不得休息。遵嘱为国培同志题二句～请转。 克家 1990.6.3早 附信二: 张志民同志致赵国培 国培同志: 你好:张宏转来你送我的《第一串脚印》。谢谢你: — 122 — 集内有不少精美的小诗。我很喜欢你的风格、趣味。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读到你的新集～看到你的《第二串脚印》: 有空到家来玩: 我家地址,略,、电话,略,。 张志民 1991,.3.2 , ,2003年3月, 赵国培: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 123 — 艺浩然与朝阳文化 苑 漫 赵 国 培 忆 我与浩然谈不上有什么交往。尽管我可以算是他的“兵”(他担任过北京作协主席，我是一名普通会员)。众所周知，晚年他致力于文学绿化工程，花大力气扶植农村业余作者。按说以我的农民身份也能“沾光”，但此项工程似乎只涉及远郊区县及河北一些地区，身居朝阳的我，则无此幸运。 但恰恰是“朝阳文化”的因由儿，我与他打了几次交道。 1997年，经文友刘建奎倡仪，由三义夫文化公司牵头，酝酿成立一家首都文学爱好者的群众性团体——世纪桥文学社。筹备会是在朝阳文化馆召开的。与会者有徐伟馆长及供职于该馆、负责文学创作辅导的散文家谭宗远。文学社社长的人选，大家一致倾向于热心扶植业余作者的浩然老师。但由谁与他联系呢,因为我知道时任北京晚报副总编的风祥老师及顺义农民作家王克臣老兄跟浩然很熟，而我与这两位来往也挺密，便答应试试。不久，便促成了三义夫公司经理王春、克臣、建奎与我共四个到河北三河“泥土巢”(浩然居室的“堂号”)的登门拜访。 那是我与浩然老师第一次直接打交道。以前也见过他，但没交谈过。坐定下来后，才发现，原先觉得高不可攀的他，竟是那样的朴实、真诚～当我们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迟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恐怕干不了太多实际工作。但当能言善辩的建奎说了一番诸如“您这么忙，具体的琐碎的事情哪 — 124 — 能让您插手”、“您是我们的楷模，您的名字，就具有极大号召力”的话，他爽快地签应了。接着，他又跟我们拉起了家长里短，细声慢语地说起他的老伴、几个孩子，说起京郊、河北的一些农村作者，说起他的文学绿化工程„„。与我们一见如故，全然没有名人、大家的架子，整整聊了两个多小时。中午，王春请大家在三河市内一家饭馆聚餐，浩然说:“吃肉饼就行了。你们作东，别太破费。”我们告辞时，他不仅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而且车开出去很远了，他还站在路旁，扬起胳膊，始终没有放下„„ 2000年，文化馆决定与朝阳报联手，组织一些业余作者，采写区内部分文化工作者及活动场所，在朝阳报上刊登。不知谁提议，起个统一的栏名，并请浩然题写。我当即自告奋勇，承揽了此事。向凤祥老师求援后，没过几天，就收到了浩然的手迹——朝阳文化工作巡礼。大家深受鼓舞:“浩然老师都这么痛快，我们身为朝阳人，为朝阳文化出力更是义不容辞～”于是，下乡村的下乡村，跑街道的跑街道，纷纷行动起来，并陆续交出了成品。我自己虽然为生计奔波，每日忙得焦头烂额，但也忙里偷闲，先后采访了亚运村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及东坝乡文化馆站长王文和，并按时完成了任务。 通过这两件事，使我对浩然的印象非常好。这以后，又有机会到三河拜访他，每次都觉得挺有收获。真的，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浩然都无愧人师、无可非议。有人对他在文革中人未倒、笔未停十分不满、怨恨，其实大可不必。是的，那时，“八亿人民一个作家”，表面浩然风光无比，但他内心的迷茫、困惑乃至忧虑、抵制又有多少人了解呢,仅从他从未整过一个人这一点，就可以令许多人汗颜，令更多的人崇敬～更甭说他还尽其心力解救帮助了不少人～著名诗人张志民先生就同我讲过，他受江青迫害遭受五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原单位不予接收，一时工作无着。是浩然伸手拉了一把，使其在《北京文艺》干上主编。 — 125 — 我还听说过浩然与朝阳文化有关的两件事—— 其一:根据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改编的同名连环画，绘画由朝阳区文化馆美术工作者担纲。其中既有已成名画家的老甲(艺名，真名贾浩义)，也有现仍在馆里负责美术艺辅导及展览的马林。据说如今在文物市场上，这本连环画升苑 漫值不少。 忆 其二: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第一个读者座谈会，是在朝阳区文化馆举办的。我是在写这篇小文时，得知此事的。详情不大清楚，想必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了。都过去30个年头了。 目前，浩然老师正躺在医院里，认不出人，说不出话。医生已无回天术。今年2月15日下午，在北京日报开完会后，我们一行4人(玺璋、宗远、立仁及我)，到一路之隔的同仁医院，去看望他。他躺在十一层楼一个单间里，身上插着好几只管子，一双大眼睛滴溜溜转动。瘦极了。照顾他的人告诉我们，他这样已经一年多了。他属猴，1932年生人，刚刚70出头。病得这样，令人痛心。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不仅仅因为他写三大卷巨著《艳阳天》，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一担水》等名篇，更因为他的为人处世。 ,2004年3月, — 126 — 一幅珍贵的照片 马 仲 清 2007年5月21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高宝成去世三周年。我翻看着影集中与他的合影，二十年前大家欢聚一堂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有幸结识高宝成是在1987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傍晚，我和单位同事十余人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高伯伯家。那是一座普通的住宅楼，房间虽不是很大，但非常干净整洁。高伯伯中等身材、花白头发，说起话来带嘶哑的声音十分独特，令我至今不能忘记。在交谈中，大家好奇的问这问那，高伯伯一一告诉我们。电影《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光腚)、《闪闪的红星》中的宋大爹、《上甘岭》中的张连长、《人生》中的德爷爷等银幕形象，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剧中的人物，就是我眼前这位貌不出众的老人出色表演的。 说来凑巧，我们大家来串门拜年，正赶上老人家六十大寿。我庆幸我们带来的礼品中有生日蛋糕，正好庆贺生日。在电影《停战以后》中饰演美国军人的老演员张维佳的统一指挥下，十几个人共同举杯同贺老艺术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与高宝成的第一次合影照片，就是我举杯向他老人家敬酒的场面，照片里有他的老伴杨老师，(杨老师曾经是舞蹈演员)。大家说着笑着、吃着喝着，就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无拘无束。 以后的每年春节，我们相邀几个同事都要去高伯伯家拜 — 127 — 年问候，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没有一点大艺术家、大明 星的架子。有一年我工作比较忙，未曾去看他，他在电话中 说，你得来啊。要我去做客聊天。 没想到，在2004年5月27日，老艺术家高宝成永远离艺开了我们，我含着热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与高伯苑 漫伯告别:相聚饮酒开怀笑，谈天说地兴致高。仿佛就是昨天 忆 事，今日挥泪来世聊。 我珍藏着1986年6月22日他亲笔签名让我留念的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照，是他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德爷爷的剧照。 人生是短暂的，高伯伯留给我们珍贵的合影，以及银幕 上的生动形象，将成为我们永远的思念和回忆。 ,2007年3月, 马仲清:朝阳区退休干部。 — 128 — 一石激起千层浪 白 鹤 群 1986年12月，我在《燕都》杂志上发表了一张石刻拓片，并配有记者海波近300字的释文，标题为《老舍逝后第一碑》。没想到这篇文章的发表，犹如石掷水中，泛起层层波浪，水圈一圈接一圈不断的向外波翻，时至今日。 《燕都》杂志是当时唯一一份刊登京都民俗、文物古迹兼市井文史的杂志。隶属北京燕山出版社，负责人叫宋惕冰。文章发表不到一周就泛起了第一层圈圈，《读者文摘》、《报刊文摘》、山西几家报纸抢先转载。一个半月前后，许多家报刊和两家画报也给以转载。 引申出的第二层圈圈，是在《老舍逝后第一碑》这篇小文发表的第三个月初，《新观察》杂志记者采访了我。于是，采访文章《老舍先生死后三件事》在1988年第十三期《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老舍逝后第一碑》的波纹一直波及到2002年。18年后，文学馆的傅光明、郑实夫妇俩找到了我，谈及此事并录了音。随之，麻烦来了，在一本书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竟然出现了三人同时同日在同一水面打捞同一具尸体的事。事实是:该书第三个口述者讲述的是正确的。第一位讲述的，本人不做评价，奇文共欣赏。再一个是我，我只谈了看湖人孔昭祥老汉(也可能叫孟昭祥，他自己常说，“孔孟”不分)和小西天三队社员韩庆祥驾木船在湖中将老舍尸体拨拉到岸边 — 129 — 浅水沙滩的情景，根本没有谈到、也没有写到是谁将老舍尸体从水边抬上湖坡上的事。我讲的原意是:“你说是你捞的，我说是我捞的，他说是他捞的，我来告诉你们打捞老舍尸体的两个人吧„„„”。就在此时，采访人郑实更换到时的录音艺带，而我仍在不停的说。于是，在已发行的《口述历史》的苑 漫书中(第256页上数第6行)出现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 忆 本来讲的打捞两个人是孔昭祥、韩庆祥 ，突然一下变成了柳和居掌柜麻子李三，铜厂李棋王和书画家唐浩澜等三个人了。其实，这些人都是岸边的旁观者，包括电影学院的特型演员王子平。于是，《口述历史》一书把我也写成了打捞老舍尸体的人，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我连老舍的尸体都没碰到过，怎么能称为老舍收尸的人呢, 由于我早在1986年就讲到了我目睹打捞老舍尸体的人是孔昭祥、韩庆祥，并有文字为证，《新观察》杂志早在20年前就发表过。况且当时我只是船上的目击者，我怎么会讲出我也是打捞尸体的人呢, 我十分感谢和钦佩傅光明、郑实这对小夫妇，因为他们采访到了当时处理老舍尸体的民警朱军。朱军是负责南太平庄电车公司家属宿舍的片警，有很好的口碑。我母亲曾是家委会治保主任，自然认识朱军。朱军对傅光明、郑实的讲话是正确的，朱军及其讲话对研究老舍的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打捞老舍尸体有两个时间段。一是在6:45至7:30之间，看湖人孔昭祥老汉和韩庆祥驾木船在湖中将老舍尸体拨拉到岸边浅水沙滩，等着有关人员处理，但没有将老舍尸体从水边抬到河床上。第二时间段是8:00至9:00，负责南太平庄电车公司家属宿舍及太平湖的片警朱军和民警葛林到了现场，并将老舍尸体从水中抬到湖岸上。至于9:00以后，那就是片警朱军向死者单位和家属移交尸体的过程了。 我还要感谢傅光明、郑实的是，因为他们采访到了当时任市文联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浩然同志，浩然同志的回 — 130 — 忆无疑对研究老舍先生真正的死因起着一定的作用。这是傅光明、郑实及《口述历史》对研究老舍之死最大的贡献。 《口述历史》这部书有个编辑委员会，其中一委员叫绛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有缘的是，绛云同志后来调到民革朝阳区委任主委，成了我的直接领导。于是，我曾写出更正文章请她转交《口述历史》编委会给予更正。 我想，当年为老舍先生立碑的许林村老人万万没有想到，他40年前的一石激起的波波浪浪竟然一直波及到今天。因为我最近一次看到记述这块石碑的文章是在2007年1月17日《北京晚报》的《为老舍立碑无关校友私情》一文，记者叫傅力。 编者附: 白鹤群～满族～京西香山健锐营镶红旗人～现 为民革朝阳区第八支部副主委、朝阳区图书馆顾 问、朝阳区芳园里社区书法教师、怀柔区长哨营满 族乡政府顾问、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朝阳文史》 特约撰稿员。 白鹤群先生多年来笔耕不辍～独自或与他人合 作著书20余部及300余篇文章～内容主要集中在 北京文史、民族、宗教、民俗、书画等方面。首都 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专设有《白鹤群著作 栏目》～主要作品有:《北京的会馆》、《道家仙祖谢 映登,上集,》、《京都胜迹》、《历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名辞典》、《燕都说故》、《老北京的居住》、《春明 叙旧》、《日下回眸》、《京华漫忆》、《中华宝玺》、《掌 故北京》、《北京街巷胡同分类图志》、《北京西山健 锐营》、《趣闻北京》等。 ,2007年4月, — 131 — 百 姓 人 生 — 132 — 百 姓 人 生 — 133 — 百“金鱼徐”与宫廷金鱼饲养 姓 人 张 双 林 生 金鱼是我国独有的人工饲养鱼和观赏鱼，至少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在皇宫中喂养，出现了专业饲养场和专业饲养人，有了一整套育种、繁殖、饲养技艺，有了从皇家到平民的消费群体，使金鱼成为了历史瑰宝和遗产。朝阳区作为北京重要的大区，有丰富的文化积淀，传统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其中饲养金鱼在本区就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在近、现代成为金鱼养殖重要基地，出现了黑庄户、高碑店等专业养殖金鱼的村镇，而且历史上有名的“金鱼徐”的后人，就在本区居住和继续经营金鱼的饲养、繁殖和营销。以金鱼为业的规模、人数，朝阳区最多。 金鱼的学名是Carassius auratus，据考是世界著名分类学家林奈(Linne)定的，并将金鱼载入了他所著的《自然系统》一书中。而在我国普遍认为金鱼系鲫鱼的变种，是古代先民通过对大自然中稀有的金色、赤色等鱼类，长期的培育和选种而人工造就的新鱼种。因此在古代金鱼就十分珍贵，明代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就出现了“金点有鲤鲫鳅数种，鳅尤难得，独金鲫耐久，前古罕知„„”的记载。 作为一种变异鱼种，金鱼经过自然淘汰和人工培育逐渐成型，我国许多河湖都曾出现过天然的金鱼，这些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金鱼“述异记载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清代屠粹忠著 — 134 — 《三才藻异》中，有“朱衣鲋，泗洲永泰河中所出，赤背鲫也”。清代李楷等人编著的《陕西通志》中有“眉县，鱼龙泉，在县东南汤峪谷。每岁谷鱼日，此泉先有金鲫数对游出，后有大鱼相继涌出，三日乃止”。 在宋代，也有许多天然金鱼出现的记载，如《赤城志》中有“宁海县九顷塘，在县西四十里，包山吞麓，其浸九顷„„有金银鲫鱼，味绝美，然有渔艇则覆焉，其神异多此类”。在《宋史》中，亦有“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钱塘江旁居民得鱼备五色，鲫首鲤身”的有趣记述。由此可见，金鱼种鱼类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曾出现，而且是很独特的鱼种，明人所著《二如亭群芳谱》中，就有“浙江昌化县南龙潭，广数百亩，产金银鱼，祈雨多应”。及宋代《临安志》中有“金鱼池，在开化寺后山涧水底，有金银鱼”等等。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有关金鱼的发现和记载，至今至少有1600多年历史，将金鱼的饲养技艺和历史研究列入朝阳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范畴是理所当然的。 人工培育和饲养金鱼和进入禁宫成为观赏鱼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在宫廷中，金鱼品种繁多异常;而在同一时期北方的金朝也出现了人工培育和饲养金鱼的专门场所和专门人员。当年，在金中都(今北京)就有了鱼藻池。鱼藻池在今天的广安门附近，在金代，广安门周边是中都的主要城区和皇城所在地。近人将金代鱼藻池与后来出现的金鱼池混为一谈是不对的。鱼藻池与金鱼池不在一个地理位置上，分别在今天北京的城西南和城东南;历史年代也不尽相同，鱼藻池金代最繁盛，金鱼池是明清两朝及民国初期兴盛。按史料记载，鱼藻池一度十分兴旺，“居人界池以为塘，植柳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不但形成了规模，而且有不少人以饲养、培育和买卖金鱼为行业。当年，金鱼不仅供奉宫廷，普通百姓也参与其中，金鱼成了重要的观赏鱼。 在元代，宫中蓄养金鱼已成风气，帖木儿(元顺帝)曾 — 135 — 在宫中建“水晶亭”，大量饲养金鱼。史载，帖木儿“奢侈无度，于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水晶缕空，好水善五色鱼点其中„„红白掩映，光彩玲珑，前代无有也。”所谓“五色鱼”即金鱼之别称。元代的统治者系蒙古人，蒙古族是以游猎、百放牧为生的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也在禁宫中蓄养金鱼，足见姓 人金鱼及其所产生的文化魅力。 生 到了明清时期，人工蓄养金鱼蔚然成风，在北京出现了“金鱼池”。金鱼池不仅供奉朝廷，使金鱼成为宫中玩物，而且与民间的交易十分活跃，平民百姓中饲养、买卖金鱼也十分普遍。明代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中已有了“养金鱼于缸，罗列小盆细草，以示侈富”的记载。 金鱼池在今天的天坛北面，自明代始到民国初，一直是京城饲养、培育和经营金鱼的最重要基地，当地的“鱼把式”选中最优秀的贵重金鱼(如龙睛等)供奉朝廷，其次者供应京城内外的达官贵人，最次者供给鱼贩，供沿街或摆摊售卖，即北京人所称之“小金鱼”者。关于这个情况，史有记载。如清《日下旧闻考》云:“金鱼池素养金鱼，以供市易，都人入贡至端午，结篷列肆，狂歌欢饮于秽流之上以愉快。”民国间的《金鱼池记》中，亦有“天桥迤东有金鱼池，周数亩。地洼，故多积水，居民以之蓄养金鱼。池昔为官产，养鱼者按时备红鲤供于宫中，以备御膳”的记述。从此则记述中不难发现，金鱼不只是单纯的皇帝、王公大臣和富足之家的观赏鱼，其中有些品种，如红鲤，还是皇帝的“御膳”原料。 我国的金鱼，在特定的环境下，亦是文化和民俗的载体，其社会意义远远超出观赏、玩耍的范畴，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非物质遗产。 金鱼有“朱鱼”的美称，不仅是宫廷、王府、大宅门用来装点生活、美化生活和标明身份的鱼种，而且赋予了“鱼乐升平”、“吉庆有余(鱼)”、“金鱼满堂”、“鲤鱼跳龙门”等人文含义，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重要的民俗。 — 136 — 每年春节前后，老北京人竟相购买，以金鱼所呈现的吉祥含义来憧憬未来，并以此来陶冶性情，让生活和谐。 自古以来，人们对鱼之类的水生动物就充满想象，或成为精神生活的寄托而形成了鱼文化，而鱼文化恰恰是在金鱼上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而且“天棚、鱼缸、石榴树”亦成为老北京人生活小康、富足的象征。 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力戒“杀生”，“放生”演变成重要习俗，超出了本身的宗教含义。而“放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们将一些鱼类“放生”于河湖之中，一些大的寺庙还建有“放生池”，而金鱼因品种多，易于购买，是人们的首选。金鱼这样有了特殊的宗教含义并融入人们的民俗生活中。 在家中蓄养小金鱼一度是北京市民的生活情趣，家庭主人或主妇，往往通过养金鱼来教育或陶冶子女们有善良之心，希望他们能向金鱼一样与世无争，平心静气且又悠然自得的过日子;同时又通过汲水、晒水、换水、喂食、捞鱼虫、投喂等来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和勤劳作风。 目前居住在朝阳区的徐建民是京城著名的“金鱼徐”的第十代传人，徐家祖祖辈辈以饲养、繁殖和经营宫廷金鱼为业，因代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金鱼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和传承。 “金鱼徐”是从城南金鱼池发展起来的。金鱼池在民国期间尚有知乐、永顺、长海等鱼庄，每家鱼庄都有些技艺高超的“鱼把式”和设备良好的鱼池、鱼塘，其中当属牟氏、徐氏两大世家最为称著，徐氏自乾隆年间就有了“金鱼徐”的称号，徐家养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 据徐家祖辈相传，因家中养鱼技艺超群，在清代乾隆十年(1746年)就奉召进宫在紫禁城内专司蓄养金鱼之职。从第一代到第七代，徐家均在宫中服务，培养了名副其实的宫廷金鱼。第七代传人徐文蔚因清廷垮台，清宫无暇顾及金鱼等琐碎事，徐文蔚回到祖居地金鱼池养老送终。当然在出宫 — 137 — 时也带出了不少鱼种。 辛亥革命之后，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今日之中山公园)，为丰富市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公园中设立金鱼苑，将昔日清宫遗存的一些金鱼蓄养起来供人欣赏。因“金鱼徐”百享誉京城，是养金鱼的行家里手，第八代传人徐国庆(1900姓 人—1976)、第九代传人徐金生(1927—2002)，被聘为中山公 生 园的养鱼把式，既饲养金鱼，又着手研究金鱼鱼种的繁殖、培育技艺，培养驯化出不少新的金鱼鱼种，使我国的观赏金鱼增加了不少新的品种。 中山公园的金鱼一度是该公园最引人注目的游览项目，当年许多报纸杂志曾加以介绍，如“自水榭东穿走廊石桥，院中列鱼盆数十，蓄各色金鱼龙睛鱼数百，佳种极多”，“悠然自若，美丽动人，观之令人心醉，内心实羡也”，“绿水清波，红鱼悠然哉，锦袍绚丽，碧藻绯鱼，临视已仙游„„”出现如此盛景与“金鱼徐”传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文革”中，花草虫鱼被划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腐朽”，公园内的金鱼被查封，不许公开展览。人们只好将金鱼收藏起来，第九代“金鱼徐”传人徐金生无鱼可养，被调至地坛公园养花种草，打扫卫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垮台，公园也拨乱反正，徐金生又恢复了金鱼养殖工作，并工作到1987年。 徐金生退休后，根据自家的养鱼经历和经验，担任了《中国金鱼》、《中国的金鱼》两书的主编，并在电视影片《中国宫廷金鱼》担当技术顾问。《中国金鱼》和《中国的金鱼》两书，是中国科学院童第周、牛满江教授研究金鱼的遗传基因的重要参考书。《中国金鱼》等，将中国金鱼的历史、种类、育种、繁殖及饲养方法、食料和水的选用等技艺内容一一加以介绍，最终使金鱼的饲养等一系列技艺由实践形成了理论，做了很好的总结，亦是金鱼饲养和爱好者通俗的教科书。 “金鱼徐”的金鱼饲养和技艺，在我国有一定的影响。 — 138 — 而且金鱼作为特殊的“国礼”和出口商品，走出了国界，在世界许多地区“安家落户”。1954年，第九代“金鱼徐”传人徐金生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亲自护送自己亲手饲养的100尾贵重金鱼珍品作为“国礼”祝贺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65岁生日。这些金鱼经过代代繁殖，目前已在印度安家落户，成为中国印度两个亚洲最大、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友谊的象征。徐金生成为我国第一位“金鱼大使”的外交意义十分显著。 徐金生在民国期间，曾为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饲养金鱼，培养了一些“鱼把式”;解放后，徐金生曾将祖传的一些鱼种捐赠给中山公园，将昔日只供皇室赏玩的贵重金鱼，送到寻常百姓面前。此类轶闻趣事不少，使“金鱼徐”及金鱼有了传奇色彩，对于人们喜爱和了解金鱼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鱼徐”第十代传人徐建民，继承祖业仍然从事金鱼的饲养、育种和销售。徐建民自小在金鱼盆边长大，耳濡目染，颇受家庭熏陶，对有关金鱼的历史和饲养技艺十分熟悉。1982年曾在地坛公园金鱼班与父亲徐金生一同饲养金鱼。1986年曾参与拍摄《中国宫廷金鱼》记录电影，并调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2004年辞职自行创业开办了“北京的士金鱼场”(在朝阳区太阳宫)，传授祖传和技艺培育金鱼优良品种，并在电视台等媒体上做有关宫廷金鱼的知识讲座，颇受观众、听众好评。 近年来，“北京的士金鱼场”得到了发展，规模有所扩大，经过两年多的创业发展，培育出10多个品种，共生产了20多万尾金鱼，远销海内外。徐建民目前计划利用祖传的金鱼饲养技艺，恢复真正的宫廷金鱼品种，并以培育新品种为目标，继承和发展祖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使金鱼的品种不退化，金鱼养殖业更趋于科学化，树立长远的科学发展观，将我国独有的金鱼一代一代传下去。 前不久，徐建民已将“金鱼徐”申请注册为服务商标和 — 139 — 品牌，并得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批准。为了不使“金鱼徐”的技艺失传或重蹈景泰蓝工艺流失海外的覆辙，徐建民在与海外商人洽谈业务时十分谨慎小心。他不愿意因眼前利益而将中国传统的金鱼技艺流失海外，而酿成历史错误。 百我国的金鱼养殖技艺，从出现在宫廷之中至今已有1000姓 人多年历史，并形成了完整、规范的技艺程序。 生 中国的金鱼被视为文明古国的一颗璀璨明珠，被国内外誉为“金麟仙子”、“水中牡丹”、“东方鱼圣”等等。在中国金鱼发展史上，“金鱼徐”家族占据了重要地位。 据了解，我国金鱼的品种有300余种，而保留至今的不到百种，其主要原因是金鱼行业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文革”浩劫的影响更是后果严重。且又因水质恶化、品种退化和商业大潮的冲击，金鱼业面临困境。北京曾是中国金鱼养殖中心，虽然鱼藻池、金鱼池已不复存在，养鱼户也一一减少，但“金鱼徐”仍硕果仅存，如果再不加以扶植，说不定在某一天金鱼会彻底消失。朝阳区将“金鱼徐”的金鱼饲养技艺，列为本区重要的“申遗”项目，是可喜的，也预示着金鱼业将在朝阳乃至北京地区大大繁荣。 ,2007年4月, — 140 — 姚远利和他的古匾收藏 张 礼 高碑店乡高碑店村，最近出现了一座精美的仿古建筑——科举匾额博物馆。然而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这座博物馆陈列着近500块元、明、清时代的匾额，这些匾额又不是普普通通的匾额，而是由秀才、进士、榜眼、探花、状元题文，其中许多题匾人是著名的历史人物。 科举匾额博物馆是企业家姚远利创建的。 进科举匾额博物馆观览，首先要经过一座门楼。这座古色古香的门楼宽6米，高5.2米，不是仿的，而是真的，是明代建造的。据博物馆创建人姚远利介绍:“这座门楼来自江西，门楼上的装饰其内容也和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关。”这座门楼的左上方雕刻着“千里走单骑”的征战场面，右上方雕刻“状元及第”的庆贺场面，两个场面表示文、武状元，另外场面周围还雕刻着凤凰、麒麟、狮子以及人物等等。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这座门楼仍然完好无损，不能不令人惊讶，而那精雕细琢、栩栩如生的画面，就更令人叹为观止了。 走过门楼，便是四合院式的陈列着匾额的博物馆了。踏进名为“励志堂”的南展厅，首先展示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道进士门，这座门是元代建造的，其造型浑厚古朴，和明、清时的造型有显著的不同。迈进进士门，观众不仅能看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匾额，还可以看到由姚远利亲自编撰的古代科考知识的图、文。 — 141 — 西展厅陈列的匾额是秀才题写的。 从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来，中国有多少人考中了秀才,恐怕无人知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秀才人数要比进士人数多出好多倍。尽管这些秀才没有考中进士，但是其百中不少秀才的名声决不亚于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姓 人蒲松龄写出了流芳千古的《聊斋志异》，吴敬梓写出了蔚为大 生 观的《儒林外史》，洪秀全领导起义军打下了半壁江山„„在西展厅浏览历代秀才题写的匾额，仔细欣赏那精美的楷、行、隶、篆书法，能让观众联想到很多，很多。 北展厅为二层建筑。第一层展示的是举人题写的匾额，有“举人”、“文魁”、“武魁”、“经魁”、“副魁”、“贡元”、“登 科”，也有“三世大夫”、“兄弟同登”等等，其中顺治十四年举人罗裳立的一块“文魁”匾，四周已经腐蚀剥落，板材也现裂纹，但是那“文魁”二字却显得苍劲有力，不同凡响。 在这个大厅，有一块独特的石质匾，匾上的题文是“兰桂腾芳”。此匾采自江西，因经多人之手，其背景很难考证。但是兰桂腾芳之字意却有说头。“兰桂腾芳”系由成语“兰桂齐芳”变化而来，古人将学习刻苦、品质优良的子侄辈喻为兰草丹桂，期望其成才。此匾用这个题文表示其家庭子侄辈有二个以上的人考中了秀才、举人或进士，一个“腾”字表现了登科人之众、家族人的欣慰之情。 第二层展示的是进士、探花、榜眼、状元题写的匾额，匾额上的题文有“鸿案延禧”、“品重儒林”、“国士无双”等等。在这个展厅观览，可以了解什么是进士、探花、榜眼和 匾人的历史，可以了解名家书法，还可以状元，可以了解题 了解匾额的工艺制作等等。这个展厅，有一块“德耀青藜”的匾额，有人说字如其人，这大概有一定道理。“德耀青藜”的题匾人是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王杰36岁中状元，做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此人清介耿直，不贪官位，不畏权势，疾恶如仇，和珅当权时朝臣无不恭维，唯王杰不买账。 — 142 — 王杰致仕返乡，嘉庆赐诗: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乾隆、嘉庆所赐王杰的御书匾今仍存韩城，而王杰所题的“德耀青藜”匾却被姚远利淘换来了。王杰善书法，其字既显古朴端庄，又显遒劲潇洒。这个展厅的匾额制作非常讲究，题文有阴刻和阳刻，有黑漆文、红漆文以及漆金字等等。 这个展厅有一块长1米多、宽半米多的题文为“岁贡士”的木匾。岁月苍桑，烟熏尘侵，已致使这块木匾成为黑褐色。这块匾的题匾人是雍正二年状元陈德华。陈德华是河北安新人，当过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在这个展厅浏览，不仅能看到王杰题的匾，还能看到李鸿章、张廷玉等名家题的匾，可以说是众多名家荟萃，各种书体争辉。这个展厅的大门口还悬挂着一块罕见的、尽显华贵气象的大匾，匾文为“翰林院”，匾边有“乾隆辛巳钦赐”的字样。 姚远利是个企业家，自幼喜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前些年，他收集数百方古砚，并在新华文摘上发表过4000多字的分析古砚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不仅使古砚爱好者受益匪浅，还受到专家的好评。近些年，他把经营企业赚来的钱大部分投入到购买匾额上，并从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所题的匾额为切入点，也就是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切入点，从而能让更多的国人了解历史，了解古代的科举制度。近些年，为了收集到这些匾额，姚远利几乎走遍了中国。2002年，姚远利听说杭州有人持有董其昌题写的“捷报”匾，他连夜出发到杭州，几经周折把这块匾买了回来。前不久，他听说江西有一块明朝永乐16年的“状元及第”匾，是一位老状元为新状元所题的匾，于是他又几经周折，用3万元将此匾购回„„。 为了收集到更有意义的匾额，姚远利还经常到有匾的门市里转悠。前不久，他在一家门市部里看到了一块题着6条圣谕的明代大木匾。卖匾人说:“匾上的题文‘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 — 143 — 要为非作歹’是朱元璋的题文。”究竟是不是朱元璋题的匾，姚远利拿不准，于是他查阅了大量材料，但是没查着。也许是天作“良缘”吧，他的良苦用心感动了上苍。一次在看报时，姚远利一眼看到了版面上的《朱元璋，一个帝王的理想》百的文章。他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从文章的内容中知道了朱姓 人元璋确实做过这件好事。文章中说: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 生 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读完了这篇文章，他赶紧跑到了那家门市部，把那块大木匾买了回来，并断定这块匾是明朝时立在街头的一块宣教匾。 下一步，姚远利还要投资建一处科举文化园，用模特、雕塑、场景再现贡院、号舍、以及状元楼等等，也就是再现古代科举的细节，让国人进一步了解科举历史，从而也为弘扬国学再做贡献。 姚远利创建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为高碑店村的“古”特色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也为国人了解历史、增加知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去处。 ,2007年, — 144 — 王燕老师和他的“小人国” 玉 红 王秋颖 走进王燕老师的家仿佛置身于一个面塑艺术的殿堂，大到50公分高的五女拜寿、八仙过海，小到几厘米，甚至是一个厘米的京剧人物、十八罗汉，无论个头大小，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王老师的面塑作品可谓数不胜数，有的被德国博物馆收藏，有的被台湾博物馆收藏，北京艺术馆也有她的部分收藏，还有大量的作品留在了新加坡，被有关部门、博物馆以及她的学生购买收藏。王老师的面塑作品还被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 王老师出生于书香门弟，父亲是工程设计师，擅长吹拉弹唱，母亲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晓云的得意门徒。深受父母的影响，她从小浸濡在艺术的氛围中，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1969年，15岁的王燕被分派到内蒙古兵团。1972年中国第一届民间工艺美术展在北京举行，当时由于母亲病重，她有幸借机被派去参观展览。并在兵团的支持下组建了羽毛画组，第二年参加呼和浩特工艺美术展，荣获设计制作奖。1974年，王燕因家庭困难被照顾返城，被 ”娟人制作组学徒。在学徒期间，分到“东城区美术人型场 有幸结识了面人大师曹仪策老师，看着曹老师制作的栩栩如生、形态逼真的面人，爱不释手。于是，王燕开始向曹老师学习然后回家仔细琢磨，并且不停的设计人物的各种形象、 — 145 — 姿态、色彩。王燕认为:泥塑作品不容易一次完成，完成后还绘上颜色;绢人虽然精致，但常要缝补、贴粘，非常繁琐，想象力容易受到限制;面人则不同，只需要一把塑刀、一团面，就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捕捉灵感，并可以在短时间内百完成作品。从此，王燕便痴迷上了面塑工艺，开始了她的面姓 人塑人生。 生 1987年，王燕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公司先后到法国、意大利等国参加艺术展，在欧洲引起了轰动。1992年，应两位新加坡人的邀请她前往新加坡华侨中学授课，使中国的民间手工艺在国外生根发芽。在新加坡短短的几年里，王燕老师便拿到了永久居住权，然而她放弃了新加坡给予她的优厚待遇。她说，中国越来越繁荣了，但中国的民间艺术却面临失传的危险。面塑是一个寂寞的行业，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不多了，挽救它刻不容缓。 回国后，王燕老师积极投身到各大院校，宣传民间艺术文化，展示面塑作品，并将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面塑技巧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孩子们，她说:“我的这门手艺属于国家，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失传，我要让爱好面塑的人们走捷径，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我几十年总结出来的精髓，我想把我以后的时间全部用来做这件事。” 王老师这么说，也一直这么做着。终于在2002年她的努力有了回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提高了民间艺术的地位，同时她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现在的王老师已经年过半百，但她仍然致力于面塑艺术的传授工作。每个星期，用5天的时间分别到京西国际学校和朝阳文化馆教授面塑课程。王老师授课从来不计较金钱上的回报，她不但自己为学生准备所有上课用的工具和材料，而且对家庭有困难的孩子还免费教授。每周六王老师还利用休息时间在自己的家里举办培训班，虽说是培训班，但大多数来学习的孩子都是喜欢面塑艺术的， — 146 — 所以王老师基本上不收取学费，只希望孩子们能够喜欢，能够将面塑艺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作为一个民间艺术的积极倡导者，王老师在努力构思创作自己的新作品，准备为奥运尽一份微薄之力。 ,2006年, — 147 — 百绿瓦盆情结 姓 人 马 仲 清 生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绿瓦盆。它的直径是49厘米，盆口内径是43厘米，盆底内径是25厘米，盆的深度是19.5厘米，盆内涂有绿釉，不仅光亮而且十分光滑。 这个大绿瓦盆，是我父亲母亲在世时买的，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家里经历两次搬家、一次装修，在这三次淘汰家具家电等物品的过程中，只有这个绿瓦盆，我们舍不得丢弃，一直跟随着我们，如今还十分完好。 15年前，我家住在北京朝阳门外二条113号平房大院，离南下坡清真寺只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我家是回民，信仰伊斯兰教，父亲每天都要到清真寺去礼拜。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圣纪等重大传统节日，我家都要炸油香，而大绿瓦盆就是用来活面炸油香用的专用器具。 记得有一年开斋节，夜里12点多，父亲便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跟着他到清真寺冲洗。清真寺淋浴室内，已经有很多穆斯林群众了，大家互相问候着、谦让着完成清洁周身的程序。回到家里，看到母亲已经把绿瓦盆擦洗干净，我把20斤白面(标准粉)倒入盆中，并撒进食盐少许，母亲一边扶着瓦盆，一边给面粉加水，我两手不停地翻动着面粉，不停地揉活，大约忙了半个小时，面活好了。此时父亲已沏好了茶，母亲和我喝杯茶暂且歇一会儿。 点支芭兰香，母亲开始揉面揪劲儿。我专门负责炸油香。 — 148 — 站在院内，我能闻到街上飘来的炸油香和芭兰香的香味。天慢慢地亮了，胡同内已有人托着盘子(上面放两个油香)给亲朋好友送油香了。 开斋节炸油香，已经是穆斯林家族庆贺开斋节的传统习俗。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纳的途中十分饥饿，来到一户只有一对老夫妇的贫穷人家，两位老人见圣人来了，惊喜万分，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小麦粉加水活成面团，拍成圆饼放油锅中，炸成“油香”，招待穆圣人。穆罕默德把圆圆的油香撕开几块，与二位老人共食。从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伊斯兰教重大节日或穆斯林家庭纪念已故的亲人时都要炸油香，作为礼物分送亲朋好友。 我家炸的油香大、鼓、黄、香:一是油香直径比较大;二是每个油香都十分鼓胀;三是金黄色的颜色，好看;四是味道好吃。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活面炸油香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在活面时放入几个鸡蛋、些许白糖、奶粉，炸出来的油香是甜的，松软好吃，我的小外孙女高兴地说:“姥爷，我就爱吃您炸的油香。” 油香，虽是穆斯林群众的一种食品，但它已成为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彼此祝福、友好的象征;已成为穆斯林群众敬主、团结、友爱、化解矛盾的载体。 我的父亲、母亲，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他们留下的这个大绿瓦盆，我们将继续使用并认真加以保护;大绿瓦盆所体现的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爱集体的优良传统和伊玛尼内涵，我们将发扬光大。 ,2006年3月, — 149 — 百一位令人难忘的穆斯林老人 姓 人 马 仲 清 生 在北京朝外南下坡清真寺，一提起穆斯林乡老马柱伯，穆斯林群众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并表示怀念敬意之情。 穆斯林群众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今年78岁的王玉泉老人说，在南下坡地区，马柱伯首屈一指，他总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办，不图名不图利。积极帮助穆斯林家庭料理亡人的后事，几十年义务搭拯“埋体”近百名。 有求必应，从无二话。今年72岁的马志安老人感慨地说:“我父亲去世时，还没给(马)大伯送话，大伯得知后，来到家里，料理我父亲的后事。”在文革期间，清真寺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了，但料理回民群众亡人后事的工作一天也没停止。朝外南下坡清真寺作为北京市回民殡葬服务所，每天都要处理已故回民群众后事工作。马柱伯虽不是清真寺里专职的(洗尸工)工作人员，但他不分份内份外，按照《古兰经》“善待近邻、远邻和同伴”的教导，积极主动参与料理亡人的后事工作。几十年来，他与一些无儿女的孤寡老人保持着相互联系，如:贺二伯、李大爷、刘大伯、穆老伯等等。当得知他们之中有人去世后，不仅自己买布撕“可番”，而且主持料理亡人的后事，亲自搭拯“埋体”，并送到坟地，直至入土为安。 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办事认真，尤其是搭拯埋体更是认真负责，不怕脏不怕累。比如在搭拯全身大面积烧伤的亡人时，面对皮肉焦烂、血浓、刺鼻难闻气味，他象医院的 — 150 — 大夫护士一样，拿着棉花耐心仔细地一点一点地粘着清洗。他曾说过，烧成这样，这人得多疼啊～他把同情心变成了清洗亡人的实际行动。再比如:对搭拯长期卧床患病，身上有褥疮或身上有烂洞的亡人。他不仅认真清洗伤口，而且用干净的卫生棉花堵垫伤口，防止鲜血污染可番布，使亡人能干净地入土。 做好事、善事不求回报。在解放初期，国家进行建设征用土地，在北京朝外地区马柱伯领着几十名穆斯林兄弟起坟、打坑。他虽是大家推举的负责人，但分工钱时和大家一样签字拿一份，从不多拿一分钱，许多人都乐意和他共事。对穆斯林家庭的事，他看得很重，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做出最大的努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今年63岁的于全海说:“起我们家坟时，我父亲和两个伯伯都在场，(马)大伯比我父亲他们老哥三还卖力，我亲眼所见啊～”1987年12月马柱伯身患高血压、心肌梗等病曾住朝阳医院进行抢救，但病痛挡不住他为穆斯林兄弟办事。出院后他每天坚持到清真寺礼“时候”，并热心帮助邻居(原工作单位同事)李二伯学会礼拜，使李二伯能和其他穆斯林一样赞主赞圣。在帮助料理亡人后事的过程中，有的亡人家属过意不去想表示点“意思”，他都婉言谢绝，从不收一分钱。家住朝外地区的62岁马玉海等穆斯林不仅赞叹马柱伯洗亡人和下“埋体”时的麻利动作，而且更赞叹他的人品。 恩德暖后代，音容伴我心。马柱伯做善事、实事、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赢得了朝外地区回民群众的赞誉。1991年10月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三百多人到朝外南下坡清真寺送行。祝愿他天堂有位，乞求真主赐福给他。马柱伯去世近20年了，人们仍在怀念他，感激他。 穆斯林群众习惯称呼的马柱伯，他的名字叫马永福。 ,2006年11月, — 151 — 百一对满族老人 姓 人 白 鹤 群 生 这是一件小事，但不可不记，不可不宣传。因为它可能被列为朝阳之最，甚至列为北京之最，乃至中国之最。在北京市朝外地区东大桥19号楼里生活着一对极不普通的老人。女主人叫高淑贞，男主人叫潘永年。 女主人高淑贞出生于1915年，是一位年过9旬的老人。户口簿写有身高1.60。男主人潘永年同样是一位年过9旬的长者，出生于1913年。 他们二老自民国22年结婚至今已经共同生活了74年。如果说婚龄40年称为银婚，50年称为金婚，60年称为钻石婚，那么70年的叫什么婚,他们的爱情经历了70多年的验证，天地之间还有哪一对夫妇比得过他们, 他们生育七儿一女，个个孝顺，孙辈成群，个个都是大学生。 说他们极不普通，是因为他们都是满族人。他们祖上的老宅子在清及民国年间居住在皇城脚下的北河沿，姐姐是在1924年离开故宫的，曾是宫内有头有脸的宫女。查满洲高姓，老姓应为赫舍里，为女真的仡石烈氏之后。而满洲无潘姓，老人也说不出原由，专家则认为今日满族潘姓应由“盼”字或“彭”姓汉化而来。北京满族彭姓多为董鄂氏，此题还望有关满学专家给以明示。 老人吃过俸禄。冯玉祥是在1924年逼宫的，时老人11 — 152 — 岁。按满洲兵制，当属得到满洲养育兵的待遇，有半份钱粮。所以，老说自己领过钱粮，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健在的老人有几个吃过清廷俸禄的, 笔者向前市民委领导赵书反映，赵书主任表示:奇事，真不简单。指示:“要探望，要慰问，要向民族文化交流中心提供信息。”中心高、崔秘书长当即做了备案，列为定期探访对象。 2007年5月，在怀柔喇叭沟门满族乡召开的《满乡精神》研讨会上，乡长彭明生，副书记王明琴得知信息后，立即派人与两位老人联系，并派人携带土特产送到老人家中。 当笔者去拜访两位老人时，两位老人正在儿媳和外孙女陪着打麻将牌，其思路清晰。老人讲，平时都是街坊陪着玩。当笔者告别两位老人时，他们离桌起身相送，我提醒他们拿着拐棍，他们说:我们现在还用不上那个，我笑着对他们说，您二老可是国宝熊猫级的人物。老人说:“现在的社会制度好，不愁吃，不愁喝，我们且活着呢。街道对我们十分关心，前些日子还来了解人均生活费的事呢。这正是生活在朝阳，康乐享怡年，舒心。” ,2007年, — 153 — 百记罗盛教的战友董家诚 姓 人 刘 萍 生 上了年纪的人容易怀旧。对于一个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战火中结下的友情更会让他们终生难忘、日久弥深。去年夏天，在区文化馆举办“老照片寻找战友”图片展上，展出的大多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珍贵历史照片。家住麦子店街道枣营北里社区的董家诚老人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深触动了埋在心底的情缘，让老伴陪着他去文化馆看展览。就在那张未署名的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前，董家诚久久地凝视:这不是自己当年的战友罗盛教吗, 与罗盛教同在一个连队 董家诚，今年77岁。1949年，19岁的他从固安入伍到47军141师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由于他在家时，断断续续地上过学，认识一些字，到了部队以后，成了少有的“文化 。不久，他就被部队挑选去学习医护知识及战地救护。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被分配到侦察连当了一名卫生员。入伍后，他参加过追剿国民党部队等战役，一路南下行军打仗，打到重庆参加了抢攻市政府大楼的战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董家诚作为第二批志愿军赴朝参战，与罗盛教同在一个连队生活工作了两年，直到罗盛教牺 — 154 — 牲。当时，罗盛教是连队的文书，比董家诚小一岁，董家诚是卫生员，俩人一起学习军事理论，住在一个房间。罗盛教是个热心人，遇到哪个战士闹情绪，他都会做工作，如果董家诚外出办事，罗盛教都会给他留着饭菜。 1952年1月2日，正在山上为战士们采草药的董家诚，被司号员的急促号角唤了回去。“快去救人～”卫生所所长催他快走。原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两名朝鲜儿童在滑冰时掉进了冰窟窿。罗盛教三次潜入冰窟救出落水朝鲜少年，当他被战友们和朝鲜老乡救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但董家诚仍与战士们一起施救，进行人工呼吸，挤压腹部控水，又把罗盛教抬到附近老乡家，为他换下了湿透的棉衣。在整理罗盛教的遗物时，董家诚发现了一本日记，其中一页这样写道: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同志们要踏着我的血迹前进。 奖章、雨衣、手册——老人的珍爱 在董家诚的家里，老人从柜厨中拿出了几样物品给记者看:一个小塑料盒内装着的纪念奖章，一件留有弹孔的雨衣，还有一本1953年出版的《卫生指导员手册》。 “这枚是抗美援朝的纪念章，这枚是纪念华北解放，这枚 是解放西南的„„”说到每枚奖章的来历，老人的记忆特别清晰，并逐一为记者介绍。四枚不同时期、不同战役的纪念章，表面已经不再光鲜，但是愈加显得珍贵。 雨衣的来历就更惊险一些。老人回忆说，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战役中，上级指示要抓一个美国兵，俗称“抓舌头”。董家诚与几个战友抓着高大的美国兵往连队送，美国兵岂肯就范，连咬带喊。怕惊动了敌人，董家诚急中生智，掏出急救包捂住美国兵的嘴。此次战斗，董家诚小腿负伤，磕掉一颗牙，因为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连部奖励 — 155 — 了他一件美国产的“战利品”——雨衣。说着，老人将雨衣穿在身上，对记者展示说，“你看，扯开四个角就能当蓬布用，能将六个战士罩在下面。”雨衣上那个花生米粒大小的弹孔记载着险情，英文印制的产品介绍清晰可见。 百 董家诚和记者交谈时，他的老伴韩春英坐在窗前静静地翻姓 人看着董家诚那本《卫生指导员手册》。对董家诚的字体非常熟 生 悉的老伴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秘密”:“你看，这本书上还有你写的一段话，头一次发现。” 狂风暴雨 推动了全面的战斗 我们是永恒不朽的意志 同志们～坚定我们的意志 找好目标对象 1955年2月18日 董家诚的这段豪言壮语写在一处字数较少的纸页上。手册的出版时间是1953年，书名还是繁体字，厚厚的手册泛黄了，圈圈点点中，记录着董家诚无数次的翻看使用。 有生之年还想与战友相见 1955年1月，抗美援朝胜利后，董家诚和他的二十多个战友复员回到了北京。董家诚被安排在安定医院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1956年他与从事医务工作的韩春英结婚，生有三个儿子。如今，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过着平实的日子。董家诚的老伴身体不好，前一段时间还在住院，董家诚的身体也不如从前，前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每天还要与儿子们一起到医院照顾老伴。在记者见到董家诚之前，曾经通过四次电话，电话中感觉老人的耳朵有些背，不时地重复着问话。 据韩春英讲，董家诚老人不善言谈，很少向家人说起战 — 156 — 争年代的事。董家诚与罗盛教是战友，还是从沈阳的老战友丁照明那里知道的。早些年丁照明经常来北京到董家诚家里叙旧。 两年前，董家诚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有关方面组织志愿军老战士重访朝鲜。董家诚满怀希望地给老战友丁照明写信，想结伴重回朝鲜栎沼河边看看。没想到，丁照明的儿子来信说，丁照明已经去世了。这让董家诚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感伤。如今，他的愿望是:有生之年还能找到几个老战友，共叙友情，开启久远年代的尘封。 董家诚19岁入伍，6年的军旅生涯，经历的是战火的洗礼和考验，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保家卫国的胜利。如今，在我们尽享改革开放甘美成果、拥有幸福生活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些最可爱的人——一代年轻的勇士。 ,2007年, 刘萍:朝阳报编辑。 — 157 — 百团体操专家关槐秀 姓 人 刘 萍 生 在朝阳区南中街小学的操场上，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投入地教孩子们做着活泼有趣的课间操。孩子们高兴，老人更是开心不已。她，就是享誉中外的团体操专家、和孩子们“玩”了一辈子的退休体育特级教师——关槐秀。上世纪50年代，她曾被贺龙副总理亲切称为“孩子王”;她编创的“皮筋操”得到过周总理的赞赏。如今，奥运来了，年逾古稀的关槐秀更加忘我地奔走在校园之间，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续写着绚丽人生的新篇章。 献身体育事业 写下灿烂人生 初见关槐秀，让人记住的是她清澈而明亮的双眸和敏捷的思路、忙碌的身影。关槐秀1934年出生在一个体育教育之家，少年时代的关槐秀就是短跑和跳远的小运动员。走出师范学校，便“女承父业”，踏上了体育教学之路。从任小学体育教师开始到任全区中小学校体育教学教研员，走过了40年的从教生涯，于1991年从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退休。 年轻时的关槐秀就喜爱孩子，常常到农村为孩子们教授 兴趣盎然的体育课。她的跳高课是“诱导教学法”的典范。“即兴教学法”、“主体体育教学模式”、“自我表现测试法”均为青少年体育教学探索了一条科学化的新路。关槐秀 — 158 —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已编写出版了78本教材、教法、教参等书，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提供给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她倍感欣慰。 关槐秀不仅体育教学成绩卓著，在大型团体操的创编上更显现出超常的才能。国庆大典中的游行表演创编她就参加过4次，尤其是国庆50周年阅兵式训练，她指挥着8个方阵。她还应邀为毛里求斯、突尼斯、索马里、孟加拉等国编排国庆大典的团体操。几十年中她获得过50多种全国及省、市区的荣誉称号，其中最让她自豪的是1987年获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至1994年到突尼斯、孟加拉国援外，获功勋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弘扬奥运精神 播种和谐理念 关槐秀一生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孜孜以求致力于教学创新。退休多年，却仍然为体育事业无私奉献，就是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将她挚爱的教育、体育、艺术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接触过关槐秀的人都能感觉她是一个热情、直率、坦诚的人，是一个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人，走起路来总是急行，生怕耽误了时间。她每天的日程安排的很满，除了在本区，还经常为其他区县远郊农村学校进行辅导，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5、6个小时。学校运动会开幕式的编排、校本课程开发、民族体育节的活动策划，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常见她陷入沉思，感叹时光无情:如果再倒退10年就好了，想干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时，关槐秀已经67岁了。对于从事了一辈子体育教学的关槐秀来说，这真是一生的夙愿。她再次踏上了体育教学新的征程。随后的日子，她接连被一些中小学校邀请编排迎奥运的体育游戏和团体操设计。 关槐秀编创的作品，无论是团体操还是课间游戏都有两 — 159 — 个鲜明的理念:体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为孩子们植入拼搏、向上的进取意识;融入团结、合作的元素，让孩子们从游戏当中懂得社会的和谐来自友爱和互助。 关槐秀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将奥林匹克精神和知识全面百融进编排方案，达到“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快乐”的姓 人目的。设计一个方案有时需要几个昼夜，每项内容都有不同 生 的特点。她用铅笔打稿、彩笔绘画，写、画得密密麻麻，即使睡觉时也在想着她编写的方案，常常是一觉醒来就又进入了修改。她设计的《爱我中华》“绫球操”、“五环操”、“武术操”和《走进奥运》体育运动项目展示，都具有浓郁的奥运精神和团结和谐的理念。她编创了拓展游戏“阳光少儿”游戏系列，有钻山洞、盛开的花伞、毯上的腾飞等30余个创新游戏，将在区内的民族学校中试点后推开。她在教孩子们做“安全岛”游戏时，随时在提醒着孩子们:“给别的小朋友留出位置，一个不能落下，全部要上安全岛”，体现着团结友爱的精神。 近日，关槐秀又完成了一部图文并茂、10万字的《中国的娃娃怎么玩》。书中编写了包括各民族游戏和民间流传的、现代拓展游戏近300个。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用中、英文出版，赠给2008年奥运会，由组委会送给外国朋友，将中国孩子的童趣传向世界。 关槐秀走过的路，是一条与奥运之光交相辉映的拼搏进取之路，为孩子们铺就了拥抱明天的光明之路，她的人生因此而更精彩。 ,2007年, — 160 — 回忆我父亲在台湾推行国语 王 坤 生 这几年，大陆去台湾交流的人很多，凡是去过台湾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到了台北，一下飞机，听到的都是“国语”声，亲切得不得了，和路经香港听到的大不一样，好像是“到家了”。台湾2300万人口，全岛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由大人到小孩，居然都会“北京话”。这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台湾“强制”推行国语的结果。我父亲王景华去台后，就曾当过国语推行员。 我父亲1949年春，由北平经青岛、上海、宁波到台湾后，由于各省党务部门撤销，他凭有军校毕业资历，就在基隆要塞司令部做政工工作。后来，他去台北找到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吴延环，吴延环说，他也成了光杆司令，因为是“立法委员”，又兼办一个文摘月刊，才保住了全家的生活。我父亲不想在军队中干下去了，吴延环就把他介绍给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何容主任委员。我父亲见到何容后，因为何容是河北省深泽县人，就认了老乡，加上吴延环的面子，何容说，台北的国语推行员不空缺，宜兰县尚有空缺，但是偏远一些。我父亲说很愿意去，于是何容就给我父亲发了“国语推行员合格证书”，办了公文手续，很快就到宜兰县政府报到了。开始，让他负责两个山地乡的国语推行工作。国语推行员主要是辅导国民小学的老师用国语上课，因为当时台湾的小学老师在日本统治时期学的都是日本语，他们每天早上 — 161 — 起来先拿课本听电台广播国语课文，听完之后再去教学生，现买现卖，读音也不准确。他去了之后，每天组织两个乡的小学老师上一个小时的国语课，并解答小学老师们在教国语时遇到的问题，然后再巡回到各个小学去听课，发现问题及百时辅导或纠正。不久，又调他到花莲县国语推行委员会，以姓 人国语推行员身份兼任县国语推行委员会秘书。我父亲说，县 生 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由县长兼任，副主任由教育科长兼任，具体工作是由秘书负责。那时候，花莲县有平原乡镇10个，山地乡3个，国民小学100多个，工作很是辛苦，因为管一个山区县的百所小学，还要巡回到各乡镇检查国语推行情况，分别给各乡的小学老师讲课。 后来，省立花莲师范学校觉着我父亲国语水平不错，又让他到师范兼任国语课。约在1960年时，花莲师范学校又附设了“退役官兵转业国民小学师资训练班”，又聘我父亲兼任国语科教学，每期8个月，一共教了4期。到1972年，县级国语推行委员会被裁撤，他的国语推行任务也就完成了。由于我父亲在宜兰、花莲推行国语20年，教出了不少的学生(都是国语老师)，这些学生有的当了校长、教务主任，学生的学生也有不少人成了才，当上了公务员，所以我父亲在宜兰县、花莲县常常碰到有人叫他老师，但他却不认得人家了。 我父亲说，大陆也推行普通话，但是方言还是在流行，有些领导人在正式场合也不讲普通话，这一点应该采取点措施，比如，你要当老师，先要过普通话这关;你要当乡长、县长、市长也应该过普通话这一关，不然全国这么大，语言不统一怎么行～我父亲还对我说，他推行国语时，采取的方法很简单，比如“汪王往望”四个字，用国语的四声对照某一方言的四声，然后用国语四声一一纠正，先单字练习，再成句练习，很快就能把方言变成国语，他在退役官兵转业国民小学师资训练班上，对各省的方言，一教就灵。他说，从小就想当个老师(那时候叫教书先生)，没想到在台湾竟然成 — 162 — 了老师的老师。 我父亲还说过，台湾推行国语比较“强制”的原因是:台湾在日本统治五十年的情况下，除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严加控制外，在文化上也进行“皇民化”教育，禁止台湾人民使用自己的母语。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台湾一般民众只会说日本话，所以国民党接收台湾后首先是废止日语，使用汉语。但一些亲日的人抵制，加上五十年已经把自己的语言弄忘了，所以从1946年就成立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 他还说，先期的推行国语的教师是大陆去的语言文字专家，已故的北大副校长魏建功是首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他还把在大陆办的《国语小报》迁到了台湾，并改成了《国语日报》，报上所有文章都带注音符号。1948年魏建功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了，第二任主任才换上何容先生，国民党去台后，老蒋觉着大陆去的人各省都有，南腔北调，就更加强了国语的推行。从那时起，电台、报纸都宣传国语，《国语日报》在各县设了分社，我父亲在花莲时，还是《国语日报》花莲分社筹办人之一，而且还不断撰写语音、文字方面的文章，还专门写过一本《语音六百字》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曾有一定影响。2003年3月，我父亲去世后，我去了台湾，台湾的《更生日报》发的新闻中称我父亲为“国语老兵”。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台湾当局教育行政部门，宜兰、花莲两县的教育局及很多中小学都送了挽联。连陈水扁都送了，但尊重我父亲的遗愿，没有挂陈水扁的，为此事几个弟妹们还争吵过。 ,2007年4月, — 163 — 百我的父亲与共和国将帅们的交往 姓 人 胡 希 琰 生 我的父亲胡景瑗，同盟会员，一九二四年随其兄胡景翼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北京革命”。一九二五年任建国豫军樊钟秀独立师师长。一九三零年回乡主持家务。从此潜心书法，广交乡里，接济贫困，深受平民百姓敬重。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发动“西安事变”，由于胡、杨两家系世交，所以先父在乡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勉励其弟胡景通、胡景铎奔赴抗日第一线。 一九三六年，贺龙元帅率红军二方面军想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当时伪保安团长周公甫纠集地方武装和各派反动势力阻止贺部进驻。父亲从民族大义出发，力排众议在乡里热烈迎接红军进驻庄里镇(我家所在地)。红军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进驻庄里镇直到改编为八路军东赴抗日战场，驻军时间约十个月。 红军在进驻庄里镇期间父亲将家里粮食无偿支援红军，在部队东渡抗日前线时，又筹借百多石粮食供给部队，并从西安购置不少日用品发给红军战士。 由于贺龙元帅正确贯彻执行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为人正直、豪爽也深受父亲的敬佩，因此，两人交往甚密。之后，贺龙元帅先后介绍王震将军、甘泗淇将军、李贞将军以及张宗逊、贺炳炎、王尚荣等。这期间，父亲与红军高级将领接触较多，受益颇深，特别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 164 — 使父亲在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深了感情。所以在后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虽为国民党陕西省参议员，却同共产党和解放军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在富平县联线的几个地区掩护地下工作据点二十四个。 一九四六年十月，父亲的六弟胡景铎率部在陕北横山起义，六叔胡景铎起义后，国民党当局把祖母软禁在西安我们的家，不许回庄里镇，父亲的行动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里监视。但迫于其兄胡景翼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于右任、张群等的保护，免遭毒手。 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为控制我家和共产党的联系，胡宗南假装看望我祖母，告诉我祖母说:“战争紧张，我要在西安与共军作战，为了您老人家的安全，您要离开西安„„等等”在祖母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胡宗南弄了两个火车车厢强迫把我们逼走到兰州。当时解放的形势势不可挡，我们到兰州不久，西安就解放了，三个多月后，兰州也解放了。兰州解放没几天，贺龙元帅就找到我父亲，并派军车将我们全家从兰州接回到西安，西安的朋友讲:“国民党把你们逼走，共产党又把你们接回来，真有意思。” 解放后，贺龙在西安时，经常还和父亲见面，有时父亲也借用西北局的小汽车办事。贺龙到了四川后，还有信写给父亲。 一九五六年，我回家探亲，父亲让我转交他给贺龙元帅和甘泗淇将军的问候信。当甘泗淇将军看了信后，他和李贞将军(甘泗淇的夫人，我国第一个女将军)不仅热情接待了我，并讲了当年红军在我家时父亲怎样热情接待了他们，他讲:“你父亲不怕国民党威胁，不仅在物资方面给部队提供帮助，还为部队进行宣传，为军事训练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记得我在甘泗淇家里吃的第一次饭是李贞将军亲自吩咐给我做的羊肉大葱水饺，而且还有油泼辣子(陕西风味)。吃 — 165 — 饭的时候，甘伯伯讲:“小鬼呀，甘伯伯到现在也拿不出我们 在你家驻军时，你父亲给我们那么多好吃的。”当年的事情，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解放后，父亲被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受到贺龙元帅、百王震将军、甘泗淇将军的关怀和照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病姓 人逝，一切后事都由政府操办。 生 胡希琰:民革朝阳区委六支部党员。 — 166 — 古 迹 风 物 — 167 — 古《话说通惠河》补遗 迹 风 王 铭 珍 物 拜读《北京文史资料精选?朝阳卷》《话说通惠河》一文，作者对通惠河的开凿以及历史沿革，叙述很详，资料翔实，读之收益很深。笔者冒昧，试笔若干补遗，望君指正。 世界上开凿最早、线路最长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1782公里。始凿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期)，尤其经隋朝和元朝两次大规模的扩展，基本上形成今日的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对大运河进行全面整治，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大运河将进一步发挥航运、输水、灌溉、防洪排涝等作用。如今，京杭大运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现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大运河的话题深入人心。 1994年9月15—19日，在加拿大召开的以遗产运河为专题的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对于“运河”做出了如下的定义: “运河是人工疏凿的水道。从历史或技术的观点看，无论是其固有的还是作为这种文化遗产外在的典型代表性，它都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它是一件遗迹作品、确切地体现了线性文化景观的特征，或是综合文化景观的一个完整部分。” 运河遗迹，主要指运河航线(水道本身)及其周围的 — 168 — 文化景观或完全是运河交通的产物，还包括许多历史时期著名的水闸、桥梁、码头等。京杭大运河的空间范围，应当是从北京至杭州的运河水道及其沿岸“廊道”景观。并非仅仅是一条河道。 开凿大运河同修筑万里长城恰好产生于同一时代。那是战国时期，割据北方的燕、赵、秦等诸侯国，为了防御北方匈奴贵族骚扰和邻国的侵袭，便在各自的边境上修筑了边墙，这些边墙，就是万里长城的前身。与此同时，在南方水网地区兼并争战的诸侯国，为了运输军队和粮食，除了利用原有的自然水道外，相继开挖了许多人工河。 今日许多人只认识万里长城，而不知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伟大更胜过长城。因为长城故步自封。给敌人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但同时也阻止了自己对外的交往和联系。相反大运河贯通南北，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区的沟通。对于南粮北运、南水北调及其商旅路线的价值，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京杭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是一个巨大的线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它涉及6个省、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 大运河最北的一段—北京昌平白浮泉到通州高丽庄的通惠河，是七百多年前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的。这一段大运河长82公里，涉及6个区:昌平区、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和通州区。流经朝阳区的长度约为20公里。 据《元史?河渠志》载:通惠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始工于元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万工， — 169 — 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 通惠河的地理形势是西高东低，从瓮山泊(今昆明湖)到通州高丽庄，落差20多米。据《析津志》称:为了控制水流，节约用水，在这段河道上设置坝闸11处，24座闸:古由西往东依次为:广源闸(在今万寿寺前)、会川闸(在今迹 风西直门外高梁桥路)、朝宗闸(在今积水潭西北)、澄清闸 物 (在今地安门外火神庙前)、文明闸(在今崇文门船板胡同附近)、惠和闸(在今东便门附近)、庆丰闸(在今称二闸)、平津闸(在今高碑店)、溥济闸(今双桥)、通流闸(今八里桥)、广利闸(在今高丽庄)。 通惠河因为地形高低落差较大，须设闸节控水流，故又称闸河。闸的名称也常有变化。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西城闸改名会川闸，海子闸改名澄清闸，魏村闸改名惠和闸，籍东闸改名庆丰闸，郊亭闸改名平津闸，杨尹闸改名溥济闸，通州闸改名为通流闸，河门闸改名广利闸。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是中国人民造就的伟大的史诗，是世界水利工程奇迹。试想我国南方出产的尚好的大米，通过大运河由杭州，直接运至通州，再通过通惠河运往元大都的积水潭码头，供皇宫及军民享用，这影响该是多大呀～ 据《元史?郭守敬传》云:“三十年(1293)，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通惠河的修通，既使积水潭上游水源大大开拓，又使积水潭下游水道进一步疏治畅通和延长，从而获得空前的漕运效益。 通惠河刚刚通航时，每年至大都积水潭码头的漕运总量仅70万一80万石，以后漕运量大幅增加，如天历年间每年漕运达 360万石，加上沿京杭运河运达的30万石，共3 90万石。早年在通惠河沿岸建有许多粮仓。提起粮仓， — 170 — 人们不禁就想起通州仓、海运仓、禄米仓、新太仓等。其实，这些仓大多是明清年间建的粮仓。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在大都建有粮仓22座:万斯北仓、万斯南仓、千斯仓、永平仓、永济仓、惟亿仓、既盈仓、大有仓、屡丰仓、积贮仓、丰穰仓、广济仓、广衍仓、大积仓、既积仓、盈衍仓、相因仓、顺济仓、通济仓、广贮仓、丰润仓、丰实仓。元代粮仓的地点，如今已多不可确指，遗址难寻，但相信有不少是设在通州至朝阳门之间的。《日下旧闻考》卷63引《户部册》云:朝阳门外有太平仓、万安西仓、储济仓，东便门外有裕丰仓、万安东仓。这些粮仓都在今朝阳区境内。 京杭大运河的主要任务是运输粮食，即所谓南粮北运，所以人们把它叫做运粮河。运粮船叫做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或漕夫。此外，还有专管漕运的官员。我国历史上的元朝大都城，建在北方，而盛产粮食的地区却在东南的长江和淮河流域。因此，把从江淮流域征收来的大批粮食调运到京城大都，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一项头等重要的大事。 为了保证漕运安全。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专门设置“通惠河运粮千户所”，掌管漕运。千户所中设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下辖运粮人员多为军队士兵。如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以通惠河千户刘粲所领运粮军凡百二十人，属万户沁特穆尔兵籍”(《元史?兵志》)。同时为维护运河及码头闸坝的安全，还派出大批军队值勤巡逻。在通航第二年(元贞元年)，中书省奏请“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当即得到批准。 漕运过程防火防盗是一件大事。“雍正三年(1725)奏准应令仓场严饬坐粮厅及大通桥、朝阳门官兵不时查缉”。倘若漕船失火或被盗，相关责任人要受法律责任。康熙四 — 171 — 十四年(1705)题准“拦路戳袋挖仓越墙进仓偷米等盗拿获至数满三百两者，将为首主犯即行处斩;为从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不及三百两者，将为首之犯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在仓门首枷三个月，放日，另户之人鞭一古百，发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当差，奴仆鞭一百，民人责四十迹 风板，俱刺字，发黑龙江宁古塔等处给新披甲之人为奴。其 物 裤袄细袋装米、偷盗抢夺内溜出之米等小贼，拿获审讯属实，俱在仓门口枷号三个月。放日，旗人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其被盗米之犯若系食钱粮之人，将本旗都统各罚俸三个月，参领罚俸六个月，佐领骁骑校各罚俸一年，领催鞭一百。若闲散人将伊父兄查系官罚俸一年。系平人鞭一百，若系家人奴仆将伊主查系官罚俸一年，系平人鞭一百，若系民人将伊父兄责四十板。” 为了防火，许多粮仓是同河道连通的，至少当年在今朝阳区的粮仓是引来河水入库区的。 清代《漕运则例纂》卷十九称:“乾隆六年仓场奏准救火之具用桶浇泼不若用挤筒挤激为捷，除通州三仓俱制挤筒现在收贮外，其在京之禄米等十二仓及本裕一仓应每仓各置挤筒一座，交与章京管守，以备缓急。” 维护漕运安全，地方官也要负起责任。顺治八年(1651)曾颁发一道律令:“运河两岸庄头人等凡漕船过处，不许近靠船侧并勾通剥运船袋人役，倘有盗卖、盗买米石情弊事发，该管官一律治罪。” 京杭大运河除了运粮外，还源源不断地把南方出产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器等物资输入大都，繁荣了大都市场，丰富了市民的生活。北方人，很爱吃糯米(北方人叫“江米”)做的炸糕、切糕、江米条、元宵等粘食品。但北方并不产糯米。从前这些糯米就是经大运河运来的。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东西交民巷，就是过去堆放糯米的地方，故原名叫“东西江米巷”。 — 172 — 还有鼎鼎大名的北京烤鸭，也与大运河有关。据考证，气候干燥、水面稀少的大都城，本来并不养鸭。后来，大运河的运粮船工们，从南方运来大批粮米的同时，随船带来了一种小白鸭。以后，经过人们长期的精心培育，成了品质优良的北京填鸭。用它来烤制，就成了外焦里嫩，风味独特的烤鸭了。 从前，城市的富贵人家，穿着是苏杭绫罗绸缎。来自大运河下游的江苏、浙江两省，都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从南方往北就运载绸缎，被称作水上丝绸之路。运输建筑材料的船只也在积水潭码头停泊。今北海公园，金元年间称大宁宫广寒殿。琼岛奇石玲珑剔透，产于江南太湖，当年是调集民工，发运船舶越海渡江，日夜兼程运抵京城的。元代皇宫的建筑材料，大多不产于大都。木材产于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金砖产于苏州、江宁、常州、镇江、松江，青砖产于临清，这些建筑材料都是通过大运河运抵京城的。还有一种稀有的动物——大象，也是通过大运河运抵京城的。 京杭大运河上，除漕运外，还有商船和旅游客船。当年的著名旅游家马可波罗就曾乘船从大都到杭州。 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带来了沿岸经济繁荣，特别是相关码头的地方，沿河建有楼馆、商店、寺庙，舳舻烟波，风景如画。历代文人咏其事者诗歌甚多。杜甫的“幽燕夙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莲莱。”和“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句，就透露了这方面的历史信息。明人周祚作《通惠河》诗:“宛宛漕渠天上来，金堤玉垒圣人开，仙槎合傍银河挽，粟米如山绕凤台。”明代礼部尚书张升《庆丰闸》诗:“活水迢迢出禁城，绿杨影里半阴晴。玉泉东去千源会，银汉中分一脉清。在昔帆樯曾转粟，于今关键尚留名。行人莫问当年事，且向渔汀一濯缨。”诗中所言之庆丰闸，俗称称 — 173 — 二闸，是通惠河上由东便门外大通桥至通州段的第二座闸。元代此地称王家庄，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此建设两个水闸，上闸是木质的，下闸也是木质的。至顺元年(1330)改为石闸，名庆丰闸。明嘉靖七年(1528)重修，当时，古这一带碧波荡漾，二三园亭临河而建，林间栝栢相接，类迹 风似江南山村。南岸有三忠祠，祠后有濯缨亭，风光优美。 物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徐达率军攻取元大都。同年明改大都为北平，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南移了五里。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四年(1406)开始重新营建北京的宫殿城池。至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翌年，迁都北京。在永乐皇帝重新营造北京城期间，将元大都南垣向南移了约二里，使元大都文明门外的一段通惠河河道被圈入北京城内。宣德七年(1432)，皇帝下令将皇城东城墙向东移了一段距离，原在元大都皇城东墙外的一段通惠河河道被圈入皇城内。永乐皇帝营建的北京城和后来的宣德皇帝改造皇城，有一个严重的失误。这就是把一部分京杭大运河的河道圈进了皇城内，使南方的运粮船无法抵达积水潭码头，而只能抵达东便门。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 从明宣德七年(1432)以后，南方来的运粮船在何处卸船呢,不同的历史时期，御船的地点不同。一在东便门大通桥附近，一在朝阳门，一在庆丰闸，一在平津闸，一在通州张家湾。选择不同码头御船，取决于当时河道的水势情况。明清年间，政府规定每年由运河水路运往京师供皇宫、官吏和军用的粮食为400万石。可见大运河运输功能之强。而且这种水运方式是从春秋至明清屡盛不衰的。 为了保证通惠河漕运，明清年间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治理。一次是明嘉靖七年(1528);一次是清康熙三十六年(1679)。前者主要是疏浚通惠河道和维修坝闸，保障漕船能抵达东便门码头。后者除了进行上述河道疏浚之外，还把护城河疏浚，修筑码头，能使漕船从东便门拐个弯儿， — 174 — 抵达朝阳门和东直门。从这里的码头卸船之后，再把粮食运抵京师各仓，就近卸船就便利多了。不过，好景不长，直到1901年京通铁路通车后，通惠河漕运就终止了他的历史使命。 京杭大运河上，舟船运动，除风帆之外，皆靠人力拉纤行船，衣不遮体的纤夫，哼着纤夫号子，艰难地从杭州向京城行进。无论是江南运河、淮扬运河、以及山东临清到直沽的运河、直沽到通州的北运河，都是用纤夫拉纤行船的，惟有通惠河，即由通州到京城的这段运河，是用毛驴拉纤的。清乾隆年间，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通惠五闸转漕》:“北方车马习为便，见惯南人本是船。谁料行船却翻样，运粮五闸用驴牵。”诗人所写的“通惠五闸”是指惠和闸、庆丰闸、平津闸、溥济闸和通流闸。这五座闸，均在朝阳区境内。如今依然遗存着不少古迹和文化遗产。 2006年12月，我国已将京杭大运河列入我国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通惠河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通惠河本体的文化遗存正在逐渐消失，现在需从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线状、成片村落乃至景观整体的保护。使之成为国家遗产廊道，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国家教育基地和闲息的廊道。朝阳区正以文化产业带为载体，打造通惠河沿岸为古家具、餐饮、现代服务、传媒、旅游五大产业，再加上漕运产业，从而起到了保护漕运文化遗产的目的，并能有效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通惠河的保护方面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一是宣传不够，很多人不知道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知道通惠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重点。二是水体污染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把他变成了污水道。三是沿岸建设同大运河的韵调不和谐，高楼大厦林立，使大运河大失光彩。相信人民政府已经在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事态的发展。有迹象表明，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总体规划和保护规 — 175 — 则，国家正在制定中，保护经费正在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筹 划中，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即将启动。经过沿线各省市 的努力，不久未来，京杭大运河申遗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单定会成功的。 古 迹 风王铭珍:中国国家图书馆工程师、物 《朝阳文史》特约撰稿员。 — 176 — 朝阳双桥见证七百年历史 王 铭 珍 老北京人对人世间成双成对的事物格外好感。北京西长安街有元建大慈恩寺，因为寺内有两座佛塔，俗称双塔寺，后来，人们皆知此处有双塔寺，致于其寺为何名，其塔所葬何人，却知者甚少。朝阳门外通惠河上在今称作双桥的河道上横跨有两座桥，也是元代遗迹。这两座桥称双桥，人人尽知。致于此双桥为何人所修，古代称何名，知者也不甚多。 笔者接触双桥，始于1949年，那时笔者工作单位在天安门广場东侧的公安街(今国家博物馆所在地)，因为工作需要曾经数次从双桥上“行走”。天安门距双桥约7.5公里，那时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到双桥办事通常多是脚踏自行车往返，出了朝阳门都是石路，一路之上颠簸万分。偶尔乘吉普车往返，一路之上，暴土扬烟，实在令路上的群众厌烦。 双桥是横跨通惠河上的两座桥。始建于什么个代,偶读《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有所启发，志书称:“明代该地有跨通惠河的两座桥，东为石桥，西为木桥，统称双桥。后东桥易名普济桥，西桥沿用双桥。”又云:“通惠河开通后，在此建水闸，名杨尹闸。元成宗贞元元年(1295)因附近有普济寺，改杨尹闸为普济闸，后在此建桥沿用普济二字为桥名。”由此可见，朝阳双桥，当是 — 177 — 和通惠河开通同时代的产物，是为元代遗迹，具有700年之历史，只是原来为石桥、木桥，是单孔桥，如今重修为钢筋混凝土多孔桥罢了。河道和桥面也大大展宽了。 通惠河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凿的，告成古于至元三十年(1293)。主其事者为水利专家郭守敬。从迹 风源头算起，总长82公里，共分三段:第一段是从昌平白 物 浮泉至瓮山泊，名叫白浮堰。瓮山泊即今之颐和园昆明湖。每二段是从瓮山泊至积水潭，元代称高梁河，今称长河。第三段是从积水潭至通州。称大通河。是通惠河的主要干线。通惠河的地势西高东低，落差很大，东便门大通桥的水位，要比通州高丽庄桥的水位高约20米。为了节控水流，便于漕运，修建了系列节水闸，由西向东依次为广源闸、西城闸、朝宗闸、海子闸、文明闸、魏村闸、 籍东闸、郊亭闸、杨尹闸、通州闸、河门闸，共11座节水闸。每座节水闸，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位于上游一端的闸首和引航道称为上闸首，简称上闸;位于下游一端的闸首和引航道称为下闸首，简称下闸。有了这种成套的节水闸，就可分级挡水，可起到简易船闸的作用。利用闸门启闭，调节水位的方法，可以使漕船(队)顺利通过航道。这项技术的发明要比西方国家早几个世纪。 建造水闸，必须有牢固的闸基、闸墩、边墩、翼墙、门槽，还得有闸板和启闭闸板的机械。这套施工工艺和设施同建造一座桥梁差不多。因此，古人在建造水闸时，往往也在其地同桥梁一起结合建造。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通惠河上的水闸，大多是这样的，有闸之处，大多也有桥梁。 通惠河上的水闸和桥梁，其名称是经常有变化的，700年不改名的很少。例如元代元贞元年(1295)，“其西城闸改名为惠川，海子闸改为澄清，魏村闸改为惠和， — 178 — 籍东闸改为庆丰，郊亭闸改为平津，通州闸改为通流，河门闸改为广利，杨尹闸改为溥济。“溥济”后改为普济。依《地名志》之说:其桥名所以改为普济桥，是因为在其“附近有普济寺”。桥因寺而得名。如果其说成立，那么其普济闸之名，也是以寺得名了。如果说东面的石桥下方的水闸为普济闸下闸，那么西面的木桥下方的水闸，就是普济上闸了。笔者学识浅薄，虽在20世纪40—60年代见过此处之双桥，但对这个结论不敢多加评说。希望水利专家和考古学家予以订正。 据《漕运则例纂》记载:朝阳门外有万安仓、太平仓。而且这太平仓是归属于朝阳门内禄米仓的。万安仓分为万安东仓、万安西仓，共有仓廒48座。 据文献记载，乾隆皇帝对通惠河漕运十分关心。他在六十年当政期间，曾多次颁布谕令，改善通惠河环境。 “里河五闸向于漕运竣后，开闸放水，挖修堤岸。乾隆二年(1737)奏准:于每年霜降后启板放水，各闸板留四五块，俾小民得拉拽冰床，便于行旅。”(“里河五闸”即指东便门至通州的五座水闸。) “五闸运河，乾隆四年(1739)奏准，于春初令庆丰等闸闸官，于沿河一带堤岸，率令闸夫栽种柳树，以固堤根。” 同年，乾隆谕令漕运大臣，把通惠河的水引入太平仓、万安仓，以利防火。 乾隆十四年(1749)谕:“大通等闸每逢秋冬水旺之际，俱严闭蓄水，以济漕运。”(以上引文出自《漕运则例纂》) 清朝的官员时有利用通惠河作弊者。康熙皇帝有所发觉，曾于康熙二十一年(1749)颁旨:“凡内外显要官员，多置船只，纵容家丁于漕运河道往来贸易，奸棍假借名色，恃强闖闸及赴任官员额外私带货船者。河道等 — 179 — 官，指名呈报，河漕总督参处。徇情不报一併题参，如已呈报而河漕河督徇情不举事发一併治罪。”(出自《大清会典》)。 有资料显示，清代康雍乾盛世，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古治理通惠河，而通惠河也为清朝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极为迹 风巨大的奉献。 物 20世纪初，双桥一带最重要的交通设施，已不再是水上运输而是铁道运输。这里的双桥火车站，创建于1902，年是一座客货运站和编组站。占地面积80.6万平方米，建筑而积0.87万平方米。该站处京承线咽喉路段，是其区间站之一。又是京秦铁路的起点站。到20世纪末，该站东行有京承线和京坨线;西行除直达北京站、北京东站外，折向北与京包铁路沟通，折向南与东南环铁路接轨，径丰台站、丰西站与京山、京沪、京广、京原、丰沙线沟通。为铁路相互转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今地铁也通过这里，并设双桥站，交通越加便捷了。 大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晓得咸丰十年(1860)发生的英法联军入侵八里桥之战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八里桥之战，也都晓得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攻卢沟桥之战。但很少有人记述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双桥的历史史实。日本侵华期间，双桥沿岸的双树村、塔营村、咸宁侯村、郭家場村等均被日本侵略军强行圈占，用铁丝网把这一地区包围起来，把这里的原住居民强行迁移。他们强夺这块风水宝地建设侵略军后勤生产基地双桥农場和侵略军通讯站双桥电台。此时在双桥上经常看到的是许多头带钢盔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可谓戒备森严，不禁使人望而生畏。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由国民党“励志社”北平分社接管。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由中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部农业水利处派员接管农场。并于同年4月定名“农业部国营双桥 — 180 — 农场”。当时仅有土地2700亩(其中耕地2400亩)，破旧房屋200间，废机井11眼和少量牲畜和农具。1949年底，笔者曾随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前往这个农场参观。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该农场举办拖拉机手训练班和机耕学校，还接受新疆派来的学员学习驾驶拖拉机。笔者在此看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拖拉机和“铁牛耕田”的情景。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拖拉机的，大开眼界。当时美国朋友韩丁等人都在该学校讲课。1950年3,4月间机耕学校开始试验多种农机具向全国推广。1951年秋首次使用C—4康拜因收获密植小麦。中央领导刘少奇、徐特立、彭真等同志曾来麦地参观。1952年春，毛泽东主席将罗马尼亚赠送的一台拖拉机转赠给双桥农场。同年十月在双桥机耕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农业机械化高等学府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同时将农场更名为“国营双桥机械化农场”。1953年初，经农业部批准向东、西、南扩充，使农场土地面积扩大一倍以上，农场的机械化已初具规模。农场的土地面积扩大到8707亩，拥有耕地8027亩。1958年成立双桥人民公社，以后双桥人民公社，又曾一度改称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公社解体后，恢复双桥农场名。 1978年以后，特别是到80年代，双桥农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价段。下属有近40个企事业单位，6000余名职工;有5个分场;64个生产大队，230个乡办企事业单位。粮食年总产2010.4万公斤，水果年总产86.8万公斤;养殖业有奶牛3183头，年产奶1.28万余吨，年出栏生猪2.5万头，养鸡28.6万只，年交售鲜蛋230万公斤，年出售商品鸭20万只，年成鱼捕捞量88万斤，双桥人对北京市奉献多多。1989年双桥农場，全场农、工、商总收入为4.2228亿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年收入2381.3元，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年人均分配1363元。 — 181 — 双桥人生活待遇在京郊农村中是比较好的。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双桥屡经重修，已是能够承受100吨压力的公路桥，不留神已经看不到桥下的通惠河，双桥地区已是高楼林立的新区，没有了宽阔农古田和驾驶拖拉机耕田的农民。双桥之下，更看不到漕船迹 风和纤夫以及拉船的毛驴，通惠河的水闸几年前还剩下了 物 闸门凹槽，现已不见。昔日的木质叠梁和整体闸门，已被若干个橡皮闸所代替。相信已被用作单一排水的通惠河，将有希望经过治理引来玉泉碧波，朝阳人乘舟游双桥的梦想将会变成现实。明代进士袁宏道有诗云:京师百戏都，所少惟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发。凡目未经见，虽少亦奇绝。何况集棠舟，游遨似吴越。”随着京杭大运河的申报世界遗产，双桥将成似江南水乡的一处优美的景点。 ,2007年4月, 王铭珍:中国国家图书馆工程师、 中国消防协会会员 — 182 — 金台夕照御制碑出土的经过 王 铭 珍 早在金代，就有燕京八景之名胜。即: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晴波、琼岛春荫、蓟门烟树、西山霁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清代的乾隆皇帝好古成痴，喜欢题诗书法。乾隆十六年(1751)，他对这八景分别题诗书法，并在各自景观的所在地树碑立传。这八景之中，有七景其地都有确指，其碑也确有所在。惟有一景，即金台夕照，不知其准确位置，也不见御制碑的所在。因此，多少年来，即是燕京八景之谜。 《天府广记》载有李东阳《金台夕照》诗 往事虚传郭隗宫～荒台半倚夕阳中。 :落影萧萧万树空。 回光寂寞千山斂 飞鸟乱随天上下,归人竞指路西东。 黄金莫问招贤地～一代衣冠此会同。 《顺天府志》云:金台夕照“在郊垌”。 那么，燕京八景之中所指的“金台夕照”究竟在何处呢, 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上有记载，说是乾隆定点的“金台夕照”，在朝阳门外东南二里许的“苗家地北高地”。 — 183 — 1959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在苗家地北高地进行考察。当时，正值“农业大跃进”之时，当地是幸福湾人民公社第六农业生产队的场院，老农说:这里的荒丘占地四、五亩古已有之。早年有高大石碑一座，不知为古何人所立。后来为种地耕田之需，我们便推倒了石碑，深迹 风埋于地下，荒丘成了农田。考古工作者在老农所指的大概 物 地方用探剷勘探，因为平整土地，地貌变化的原因，考古工作者从未能发现石碑无功而返。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带便泛指为“金台夕照”所在地。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文物工作者就指望有一天，在这里发掘出土“金台夕照”御制碑。后来，这一带土建市政施工，建设街区，虽然也曾出土过古碑、墓志铭。但无“金台夕照”之踪影。于是就暂时搁置起来。因为这一带泛指为“金台夕照”所在地，所以新辟地域就被命名为金台路、金台西路、金台北街、金台里等。这一带是一块风水宝地。早年曾有清代皇姑陵墓和镇国将军陵墓。据明《万历野获编》记载:“天顺七年(1463)会试。科场遇火。焚死士子九十余人，国子学正闫禹锡请赐以进士，上切责不许。既而如其言。皆赐进士出身。上亲制文祭之。敛其骸为六大冢。葬于朝阳门外，题曰天下英才之墓。”相传这“天下英才之墓”，就在朝阳门外苗家地一带。早年除了宝顶、宝城之外，还立有两通石碑:即“天下英才之墓”碑和“英宗御制祭文碑”。岁久事湮，渐不可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侵略军的公使馆和兵营设在东单和东交民巷。打靶场就设在朝阳门外苗家地。枪炮射击的目标就是当年明代“天下英才之墓”六大冢宝顶和宝城。到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一带只剩下荒丘一片了。 20世纪50年代，苗家地、呼家楼、关东庙一带，大兴土木，陆续建起许多新式建筑，设立工厂、机关、学校，逐渐成了人才聚集之地。人民日报报社迁此，使这里成了 — 184 — 向全国发布国家政党重要信息的神圣之地。继而，朝阳区图书馆的在此设立，即是朝阳人求知上进的学府。这里的京广大厦是京城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京广桥则是东三环路上的交通要塞之一。 尽管金台夕照碑迟迟没有出土，但繁荣的景象，依然使人难忘古人的诗句: 金台夕照 [明] 邹缉 高台百尺倚都城～斜日苍茫弄晚晴。 千里山川回望迥,万家楼阁入空明。 黄金尚想招贤意～白发难胜慨古情。 看尽翩翩归鸟没～古原秋草暮云平。 金台夕照 [明] 林环 高台曾此臵黄金～人去台空碧草深。 落日未穷千里望～青山遥映半城阴。 雁将秋色来平野～鸦带寒光过远林。 昭代贤才登用尽～不须怀古动长吟。 2002年12月，在京广大厦西南约500米处施工建设北京商务区财富中心大厦。开挖地基时，在地下2米处，建筑工人发现一块巨石。用铲车，铲去巨石周边的土，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通石碑。工地领导向文物部门报告，引起了专家的极大兴趣。他们小心翼翼地用毛刷扫净碑面上的泥土后，露出了乾隆题写的“金台夕照”四个大字，揭开了几十年来的一项重大考古之谜。朝阳区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同建设方商定在此将出土的乾隆御制碑重新树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恢复“金台夕照”景观，为北京商务区和财富中心大厦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使昔日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悲剧成为历史，为人才的涌现搭建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 — 185 — 如今，财富中心大厦已经落成。“金台夕照”碑已经扶正并树立在该大厦的庭院之中，石碑周围，广植花草，绿树成荫，伴之小桥流水。颇有情趣。“金台夕照”碑，碑身高3.3米，宽1.5米。厚0.5米。碑座高0.95米，宽1.8古米，厚0.7米。正面为乾隆行书“金台夕照”四字，落款迹 风是“乾隆辛未初秋御笔”，下有两方御印。(辛未，即乾隆 物 十六年)。碑顶、碑座刻有吉祥图案，纹路清晰，只是边沿四角和底座有凿痕破损。碑阴为乾隆草书七言律诗一首:“九龙妙笔写空蒙，疑似荒台西或东。要在好贤传以久，何妨存古托其中。豪词赋鹜谁过客，博辩方盂任小童。遗迹明昌重校检， 然高望想流风。” 有人猜测，此处可能还有一通“金台夕照”碑，并有乾隆七言律诗一首: 燕台遥望淡烟蒙～返照依稀禁御东。 是处人家图画里～一川风景夕阳中。 溪头棹响归鱼艇～牛背箫声过牧童。 千古望诸留胜迹～几回凭吊向西风。 不论这种猜测是否出之有据，相信金台夕照御制碑的出土，肯定为朝阳区新增加了一处旅游景观。 ,2007年5月, — 186 — 记辽代漕运——萧太后运粮河 白 鹤 群 什么是漕运,漕运的本意是水路上的运输，后来专指旧时历代朝廷将所征粮食、物品运往首都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改进，漕运在清同治11年(1872年)停止，随即废除。虽然漕运运输困难，疏河清淤，加之贪官吞占，耗费巨大，是个入不付出的赔本买卖，但漕运在南北交通和物资交流上还是起过重要的作用。 北京的漕运历史比较悠久，持续时间长，组织严密，程序规范，有较详细的文字记载。北京地区的漕运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交通运输的历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其中通州、朝阳两区在漕运的历史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值得专题研讨，大书特书，以充实我国的漕运史料。 朝阳区内旧时有九大河流，即温榆河、清河、坝河、晾马河(亮马河)、萧太后河、凉水河、北小河、通惠河、东护城河。在这九大河流中，在历史上承载过漕运任务的是温榆河、坝河、萧太后河、通惠河和东护城河。而在承载过漕运任务的五大河流中，时间最早的当数萧太后河。 萧太后河源头有二。一为今朝阳区南磨房农光里一带，老地名叫老虎洞的农田里，为地下泉。另一源来自今左安门外的一条小河，这段河道为辽代人工挖掘的运河。两源头在今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大武基汇合，形成较大水量的萧 — 187 — 太后河。萧太后河是以辽代景帝的母亲而命名的。 萧太后:(953—1009)辽景宗帝后，名绰，字燕燕。公元982年9月，景宗驾崩，其子年仅两岁的耶律隆绪(圣宗)即位后，将生母萧燕燕尊为“承天皇太后”，总揽辽国古大政。辽为北宋时期是契丹族统治我国北方的一个王朝。迹 风其疆域南端在现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 物 与北宋对峙。1125年被金所灭，共历9 帝，统治210年。 萧燕燕执政期间，北宋多次试图收复被后晋石敬塘送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其中，在公元986年以潘仁美、杨业为帅，出兵山西雁门关，谋取辽国的西京大同府。战报传来，萧燕燕亲自披挂上阵，指挥作战。至朔州(今山西朔县)，萧燕燕命令辽代大将耶律斜轸迎敌。两军遭遇，辽军刚一交战便佯装败走，潘仁美不知是计，令杨业率兵出击。辽军突然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又杀了个回马枪，杨业抵挡不止，只得率众后退。潘仁美置之不顾，率兵先辙。杨业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坐骑中箭，翻落马下，被辽将萧挞览、耶律奚底等擒获。被擒后，杨业绝食3日而死。就是这一战，后来被说书人编写成了妇孺皆知的《杨家将演义》。 从公元1004年，萧燕燕与辽圣宗率领大军南下讨伐北宋。一路上势如破竹，直逼北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宋辽两国此次交战的最终结果还是辽军逼迫北宋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宋真宗称萧燕燕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长;北宋每年向辽国进贡白银10万两，绢绵20万匹。宋辽两国罢兵休战，以现有边界为准，各守疆域等等。“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120多年无战事。 公元1009年，56岁的萧燕燕病逝。萧燕燕执掌辽代军国大事近40年，彻底扭转了自辽穆宗以后的中衰局面，使得辽代进入鼎盛时期。 — 188 — 萧太后为什么要疏通北京东南的这条小河呢,1、由于辽国南端与北宋的国界在今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一线，萧太后为前线的士兵运送军粮而不得不利用当时的河流开辟一条航道。2、辽国时，北京是陪都，称为南京，又称燕京。城垣在今宣武区西南一带，陆路交通与这条小河最近，最为简捷。 昔日萧太后河源起今龙潭湖的水洼子，经今通县张家湾镇流入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由于该河道为萧太后运送军粮所用，并成为当时漕运的重要航道。于是，人们将这条无名小河称之为萧太后运粮河。萧太后运粮河是北京成为国都以来最早的漕运河，始于辽圣宗统和5年(998年)，它比元代漕运的坝河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早270多年，比元明清三朝漕运的元至元28年(1291年)通惠河早近300年。 除萧太后河外，以萧太后命名的地方和建筑物还有台湖镇和萧太后桥。不过，这两地都在通县界内。台湖一名源于萧太后湖，为太后湖谐音的缩写，是辽代屯兵屯粮的地方。萧太后桥在张家湾镇南，今存。桥在辽代时是木桥，明代万历年间改建为石桥，桥三孔，全长约40米，宽约9米，南北向横跨萧太后河上。明万历皇帝御题为通运桥，今为通州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今日萧太后河比昔时的河道宽阔，水量丰富，但它早已失去了漕运的功能而成为北京市南部城区和朝阳区南部的主要排水干渠。1958年，政府在挖掘南北向的通惠引水灌渠时，通惠引水灌渠在朝阳区豆各庄乡马家湾村东南将萧太后河拦河截断。萧太后河上游一段约有10公里， —13米之间。 河宽在8 ,2007年3月, — 189 — 古通惠河冰嬉 迹 风 孙 帅 物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天冷了，冻冰了，没有了春的清秀，夏的炽烈，秋的殷实。冬天来了，那以雪为伴，与冰为伍的日子，也充满着快意。旧时的通惠河，夏秋间船帆蔽日，到了冬季一结冰，就成了人们嬉戏的好去处，坐冰床，玩冰车，抽陀螺、溜冰、钓鱼，冰面上充满着人们的欢声笑语。 冰床又叫拖床，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它是旧时老北京的一种交通工具，也是冬季的一种游戏器具。清人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写道:“寒冬冰冻，以木作平板，下用二足，裹以铁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行驶时，冰床主人在前以绳索牵引，滑行逐渐加快，床主急行数步后，借助惯性腾身跃坐在冰床上，疾走如飞，好不惬意。 那时，交通不便，行人苦于走路，有了冰床为客代步，顺护城河可绕行外城，若去通州，出东直门，顺护城河入通惠河，经五道闸口，可直达。只是这五道闸口都有人专门管理，到了一闸要换一次冰床。清人李朴园曾有诗写道:“几日城隅水泛凫，坚冰似镜已平铺。设来行榻如舟稳，看彼飞舆越蹇趋。抵闸忽惊当路虎，移床幸遇在梁狐。芒刺冻折绳牵断，赚得囊钱酒半壶。”其中“抵闸忽惊当路虎”一语，指出当时经营冰床者有着自 — 190 — 己的行规，不可随意违反。 同属在冰面上滑行，滑冰车是冬季孩子们最大的乐儿，制作冰车的材料简单，几块木条，一块木板，几个铁钉。钉好后，人坐在上面或盘腿，或跪，用同伴推或用冰锥一撑，冰车就运动起来。冰车的玩法很多，有一种是比赛速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各色冰车一字排开，一声令下，冰车向前冲去，看谁能最先到达终点。还有一种是两方对垒，孩子们分成两拨，互相发起冲锋，有点像古人的两军交战，最后看谁能够将对方的人员俘获、“消灭”。再有一种就是各自划分地盘然后相互攻击，这就需要有勇有谋，既要守住阵地，还要夺取更多的地盘，合纵连横，是智力与勇气的较量，最后以捣毁“敌营”多者胜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玩冰车很讲究冰车的质量。旧京时最好的冰车当属用角铁做成冰轨的小车，滑行畅通，行进自如，其次为废旧铁条做成的冰轨，但铁条发涩，滑行较慢;再有就是用铁丝对付而成，铁丝着冰面面积小，滑起来费劲，遇沟坎还会“趴窝”。但不管怎样，通惠河这个天然冰场，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冬玩的好去处。 溜冰也是冬季人们喜爱的活动之一，但旧时的冰鞋与现在的不大一样，由钢条制造而成，上面有布条可捆扎在脚腕上。清代《都门汇纂》所收《冰鞋》诗云:“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做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 很多人以为这溜冰是泊来品，其实不然，溜冰的形成与军事活动有关。后金时代，军中有一支善于在冰上作战的特种部队，叫做“八旗冰鞋营”该营曾在一次战役中大获胜利，为了纪念这次大捷,从顺治年间起,朝廷在每年冬季“三九”的第六天举行“大阅冰鞋”，皇帝率文武百官检阅“八旗冰鞋营”在冰上的会操表演。慢慢地冰上运动由宫廷传至民间，每逢冬季，百姓喜欢到有冰的地方玩耍， — 191 — 城内公园为皇家禁苑，郊外的通惠河自然成了百姓溜冰的好去处，每逢冬季，人们嬉戏冰上，有人喜速滑，有人喜花样，怡然自得，各有千秋。曾听人讲过，有的速滑者早晨从齐化门出发，带上铜板到通州去买特产酱豆腐，一溜古烟地出去，下午两三点钟带着买来的货物回到出发地，可迹 风见速度之快。那些花样溜冰的人，在冰上，一会儿鹞子翻 物 身，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个朝天蹬，一柱香;一个白鹤展翅，鲤鱼跳龙门，惊险之处，令人目眩心悸。不过那时在河上溜的是“野冰”，无人管理，时常有人因溜冰而落水，安全系数极低。 抽陀螺的游戏历史久远，据《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载，此游戏从明代就已流行。陀螺是一种木质旋出的，像个漏斗上圆下尖样的一个锥形体，在尖头上安有一个小钢珠。为了转起来好看，亦可在陀螺上着几圈环形色彩，转起来就非常好看，另外还需制作一个鞭子，即用约二尺长的一小木棍，在棍的一头系上一根绳或细皮条、布条即可。 玩时先将鞭子的绳在陀螺上绕几下，然后用劲把陀螺放在较平的场地上，让钢珠着地旋转，玩者应用鞭子抽打，使其不停地旋转。有些玩技好的孩子，可一人同时抽打2至3个陀螺，亦可2至3人同时各抽陀螺，比谁转的时间最长。 上世纪40年代，日本人侵占了北京城，汉奸助纣为虐，老百姓恨之入骨，就借抽陀螺时出气儿，有抽陀螺的歌谣:“抽汉奸，抽汉奸，打败日本，打汉奸。”因此人们以后也就将抽陀螺直接称为抽“汉奸”。 除了以上几项活动，冰上钓鱼也是通惠河上常见的娱乐活动。但要有丰富的经验。一要掌握气候，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2点至4点为最佳时段;二要选准找好窝子，一般水深处，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且避风的地方最佳;三要选择好铒料，天气寒冷，鱼在水下行动迟缓，宜用红 — 192 — 虫(摇蚊幼虫)，因其不断蠕动，较易被鱼发现......钓者还要准备1-2米长的钓竿、冰镩。先在河面上凿出钓鱼的冰眼，少则两个，多则10余个，冰眼周围，特别是放钓竿的一侧，要保持冰面干净，以免碎渣挂钓竿和钓线。 冰钓虽然好玩，但安全十分重要，钓鱼人有“宁钓严冬一寸，不钓阳春一尺”之说，因为刚入冬时，冰虽薄，但一天比一天冷，冰冻的是横碴，人在冰上走“咔啪、咔啪”响，但不会掉下去;到春节后，冰呈青蓝色，地气上升，冰成竖碴，一上冰就可能掉进水里，所以长期在冰上垂钓，很多人积累了经验，每次总能收获丰盛。 通惠河滋润着两旁的岸上人家，吸引着醉心野趣的人们，远离皇城，远离城市的喧嚣，通惠河是当时人们心中离百姓最“近”的游玩嬉戏之地。 ,2007年, — 193 — 古光熙门与元代千斯仓 迹 风 孙 帅 物 在香河园街道西北部，有一个名为光熙门北里的地方，这里楼房林立，绵绵的坝河从楼区边流过。早晨、晚间散步的人们漫步河边，享受着独有的快乐时光。 说起光熙门，可与元代运粮建仓有关。光熙门为元大都东北城门，据《旧都文物略》载:“元世祖至元四年定鼎中都之北三里筑新城，九年废中都改名大都，改建新城，城周六十里又名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明朝初年，改大都为北平，缩其城北五里，废元城东西之北光熙、萧清二门。据考证，光熙门原址就在今天和平里北街东口土城处，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里火车站南边铁路桥洞一带，现在仅存其名。 元时的光熙门是古漕运河道阜通河(今坝河)漕粮储存之地，提起坝河，它曾是元代重要的运粮河，由于在坝河行驶中受河水构筑的滚水坝阻碍，只能采用逐坝“倒搬”的方法。从通州北进入坝河的漕运船从东面(即下游)行到西面第一坝后，就由该坝扛夫把粮食倒搬到坝西面等待的空船上去，然后继续向西(即上游)第二次驶去，逐坝递运，当时从东向西共有七坝，依次为深沟坝、王村坝、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常庆坝、千斯坝，最终抵达大都东北隅的光熙门。《析津志》记述:“光熙门与漕坝(即 — 194 — 坝河)千斯坝相接。当运漕岁储之时，其人夫纲运者，入粮于坝内，龙王堂前唱筹。”可见，当时漕船沿坝河自东向西，抵千斯坝即抵达大都城下，可卸粮装车分送千斯等各京仓。 元代在大都曾建22仓，千斯仓是元中统二年(1261年)在大都地区建造的最早的漕仓之一，有仓房82间，客粮205000石，当时仓房修建高敞、宽阔，有一定规格:每根檐柱高一丈二尺，每根檩长一丈四尺，八椽。京仓的布局大致以10间为一个单位，称之为“座”，每间均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长六丈五尺。千斯仓设置最高仓官监支纳1人，秩正七品;仓大使2人，秩从七品，仓副大使2人，秩正八品。 千斯仓在管理上也十分严格，收受来粮时，务要干、圆、洁净。每批入仓漕米，京畿都漕运使司都要派官采取部分样品封存，一式两份，一份由仓官自己保管，一份由京漕都漕运使司存留。等到放米时，核对仓米质量，如果有大量霉烂，或与样米相去甚远，仓官及以下人员都要受到追究、处罚。 仓储粮食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它可以将余粮贮存，以备不时之需，但在旧时，官仓是由皇帝来支配的，用于战争、用于发放官吏，用于宫廷享用，用于赏赐„„而真正用于百姓的赈灾济难之粮，却少之又少。粮仓虽在百姓身边，却是近不可及的官家禁地，这里的粮食常常是堆积如山，城门外却饿殍于野。 ,2007年, — 195 — 古二闸村与庆丰闸 迹 风 孙 帅 物 在建外街道东南部，曾有一带状散居的居住地，四合院建筑户户相连，门楼、影壁一应俱全，一条土路村旁而过，一排杨柳傍路而立。因其居通惠河二闸遗址北岸，故名二闸村。 通惠河自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20公里河面上设立的水闸，共有9处，曰:新建闸、庆丰闸、平津上闸、平津下闸、普济闸、南浦闸、滚水闸、通流闸、石坝。庆丰闸排在第二，是为二闸。此闸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原名籍东闸，为上下两座木闸。元至顺元年(1330)易木为石,更名庆丰闸。明嘉靖七年(1528)，上下两闸合为一，更名为二闸。明清两代在闸口均设官执掌，置君粮户二十四家，专司漕运，每户配一条八丈四尺的运粮官船，每船载二百九十五石粮，由驴拉纤。另编闸夫数名，专司天情水势，启闭闸门。据康熙年《通州志》记载:庆丰闸闸官管庆丰及平津上、下二闸，庆丰闸有闸夫17名，平津上、下闸有闸夫30名。这些闸夫不但要负责好闸门的关启，还要在闸官指挥下承担在河堤种柳、加固堤岸的工作。通惠河岸如被大水冲决口，还要参加抢修、堵口工作。庆丰闸在当时对通惠河的蓄水泄洪、通漕运粮曾起过重要作用。 在明清时期，二闸至三闸(平津闸)间，除去漕运功能，这里还是京郊著名的景区，有“北方秦淮河”之称。 — 196 — 当时的通惠河两岸，酒肆茶铺林立，彩旗店幌飘摇，入夜灯火辉煌，船影斑驳。在船上品酩听曲，真是好一番享受。北京民俗学者金受申先生曾经在他的《北京通》中这样描写过此处的情景:“由二闸下，到高碑店闸(平津闸)，路上约有十里，比头二闸之间还长，二闸往东的水经过二闸河身和闸口的澄清，一切污秽渐已沉淀,水色一清，小鱼衔尾，大鱼泼剌，颇有水国的意味了。二闸以东五里之内，两岸高陡，几至两三丈，南岸下一片芦苇,绵亘直到高碑店西水南庄村口，颇似芦花古渡的画本。北岸在佛手公主坟一带，疏密相间地生了许多枫树，秋来老红，下临碧水，遥望芦花，想闻者亦当神往。北京枫树不多，生在公园里的，已然消失诗意，生在西山的，又没有白芦碧水，自然以此处为好了，却又‘新红叶无个人瞧，秋水长天人过少’，岂不可惜。在中秋重阳之间，身着皂夹衣，在二闸雇好高碑店来回船，小舟席棚，四无遮拦，极可游目骋怀。二闸有酒家养的草包鱼，一尾二三斤，醋熘白汆，虽无兼味，若自携贡蘑渣、味之素，也能得滋味的清越，味外的咸酸的。船头载酒盛鱼，客与在岸枫之下，闪披棉袍，醉了在船板的上面选梦，真不亚如猿啼鹤梦过三峡啊～” 历经朝代变迁，通惠河虽起到过重要的航运作用，但由于河道较窄，中间又筑堵闸，水浅易淤，到了清末，政局不可收拾，漕政亦很败坏，内外交困，财政虚弱，已使需要常疏常清的通惠河成了拖累，到1900年，海运漕粮由天津直接用火车运往北京，通惠河渐被废置。自金元以来700余年转输京师漕粮的历史任务最终结束。二闸周边的景致、商铺也随着通惠河的冷落而渐渐消失。 直到1998年修复庆丰闸遗址，使得二闸又有了新的面貌，一座长38米，宽4.4米，高7.8米的汉白玉雕刻拱桥横跨在通惠河上。桥西南北两岸坡上安置重5吨的元代镇水兽、石刻青龙和泗马吉祥物。闸区北岸修建仿元代屋脊 — 197 — 式艺术壁画，壁画由三部分组成，一为7米长的“庆丰闸 遗址”题字;一为《鸿雪因缘图》中的二闸修契清代古装 画;一为7米长的墨玉石刻板，上面书写着自1293年郭守 敬主持兴建通惠河以来，明清时期修建庆丰闸的历史。在古遗址旁，还有一通仿元的庆丰闸遗址碑，碑身文字记载了迹 风通惠河整治工程、庆丰闸遗址保护工程建成的全部情况。 物 如今，通惠河二闸两岸都已被开发利用。现代化的楼 盘与传统的石桥融为一体，静静的通惠河与道路上轰响疾 驰的汽车相互审视，二闸村也将穿上新装，走进CBD的行 列，去开拓新的天地。 ,2007年, — 198 — 朝阳门外九天普化宫 陈 巴 黎 繁华的朝阳门外大街，西起朝阳门立交桥，东至东大桥，是朝阳区最重要、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朝阳门原名齐化门，曾是漕粮入京的重要通道。元代《析津志》载齐化门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明清时期，漕运继续得到发展，雍正、乾隆皇帝曾下令动用国库，铺设石道，保障运输的畅通。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经济发展，大街两侧商铺林立，商旅云集，热闹非凡。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如今，以东岳庙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古建遗存，成为见证朝外大街悠久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 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朝阳区作为商务中心区CBD的功能定位日益明确，朝阳区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又好又快”的目标引领下，朝外大街改造工程全面启动。一条以朝外大街为中心线，辐射朝外南北街，彰显商务、商业、娱乐的高档商业街区拔地而起。在高楼蔽日，霓虹幻彩的重重包围下，古建筑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考验。 神路街北的九天普化宫便是有幸保存下来的明代古建。九天宫西邻东岳庙，斜对慈尊寺(俗称十八狱庙)。过去，这三座庙是朝外大街香火最盛的道观，庙期也都大致 — 199 — 相同。每逢初一、十五，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下旬，赶庙会的香客人山人海。去东岳庙进香的，也必到九天宫和十八狱。在人们的心目中，九天宫代表着天堂，十八狱代表地狱，东岳庙则是地府的审判机关。香客们在泰山神东古岳大帝及各职能机关——七十六司前，将自己过去一年的迹 风善恶得失算算帐，顺便祭拜一下先人的亡灵。出来后，再 物 去看看亡灵的归宿——吉祥幸福的天堂和阴森恐怖的地狱。庙里一统统形制各异的碑刻、一尊尊造型逼真的塑像，生动再现了中国人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的传统观念。各档香会也依着这个程序，先去东岳庙，再到九天宫、十八狱，才算完成了整套进香仪式。也有香会取名“三顶圣会”，一个“顶”代表一座庙，“三顶”表明三座庙都要拜。 据记载，九天宫建于明万历年间，主祀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属私建。庙内古树荫翳，环境优美。山门匾书“敕建九天宫”，宫内有北海天王殿、雷祖殿等大小殿宇50多间，供奉真武、雷公、电母等神像72尊。据东岳庙最后一位道士傅洞奎回忆，正殿雷祖殿雕像为悬山塑，分上下两层，依墙而上，气势弘伟。神像奇异，相传皆仿照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的雕塑法，堪称京城一绝。殿中供奉真武像，悬山正中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真武像为明代铜铸，体量高大，法相庄严。1955年，东四区合作社为完成购铜任务，竟将重达5吨的铜像当成废铜烂铁，砸碎装进麻袋，准备运往永定门仓库熔化。后经举报，文物组出面干涉，铜像才没被送进熔炉，如今这些残片已无从查找。 九天雷声普化天尊，即雷祖，是道教雷神信仰体系的最高神统。据介绍，雷神崇拜最早源于古代先民对自然界雷电现象的畏惧，天人感应观念的产生又赋予雷神鉴别善恶、除暴安良的社会职能，成为主持天道的神祗。北宋末年，道教构造了以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主神的一系列 — 200 — 雷部诸神，形成一个庞大的道教神统——雷部。 关于雷祖究竟是谁，说法不一。据《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称，雷祖是浮黎元始天尊第九子玉清真王的化身。也有说轩辕黄帝升仙以后成为雷精，主雷雨之神，封号雷祖。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则称闻仲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率领雷部二十四位催云助雨护法天君。 由于民间的推崇，雷祖信仰也被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每到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雷祖圣诞，朝廷都要派遣官员进行祭祀，《明史?礼志》记载，“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庙里的道士则要念《玉枢宝经》，做道场，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 九天宫第一任住持林永诚，生平不详，是否与东岳庙道士有师承关系也无从考证。明清两朝，九天宫香火盛极一时，民间盛传建于唐朝，比东岳庙还要早，由此可见它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民国以降，九天宫香火逐渐衰败，为贴补庙里的开支，住持白景春将大部分房屋租给劳工、小贩，自己却住在了东直门内药王庙。到了四十年代，道士白贤珍一人监管朝阳门外九天宫、东直门内药王庙和火神庙三座庙。九天宫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许多无家可归的贫民滞留在此，显然当时已经没能力做法事活动了。1952年，九天宫被东郊区人民政府用作粮食仓库，归属民政局。同年7月，移交房地产管理局。建国后被北京市交电公司用作仓库，此时仅剩后殿。80年代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在朝阳区委、区政府的协调下，市交电公司腾退九天宫，北京市文物局拨款进行修缮。作为主管部门，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恢复了殿前牌匾，制作了说明牌，将施工现场挖出的两统石碑重新归位。区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拆除九天宫四周的违章建筑，搬迁商户，平整殿前绿地，修 — 201 — 建休闲广场。2003年东岳庙春节文化庙会，在九天宫月台上搭起露天舞台，表演传统曲艺，吸引了许多过往游客驻足观看，成为朝外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管理部门也拟定了规划方案，计划以九天宫为大门，仿东岳庙古建规制，古开辟北京民俗博物馆新馆。 迹 风 2004年，朝阳区昆泰集团动工修建越秀市场，欲将 物 九天宫拆除。在文物部门和专家的强烈反对下，设计方案重新调整。经多方协调，古建算是原地保住了，却被遮挡得严严实实，仅露出半边“脸”。为宣传造势，市场管理部门在建筑外墙挂满了鲜艳夺目的巨幅广告，又在九天宫西侧立起一面超豪华电子屏幕。曾被誉为朝外大街最亮丽风景的九天宫再次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北京地方文献关于九天宫的记载多寥寥几笔，2002年在九天宫北侧工地挖掘出的两统石碑，为研究九天宫以及北京道教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一统是清顺治四年(1647)《敕修九天普化宫记》碑，另一统是顺治五年(1648)《御制玉枢宝经》碑。 《敕修九天普化宫记》碑阳、碑阴分别额书“敕建九天普化宫”和“九天圣会”，由此推断该碑由民间香会组织——九天圣会捐立。可惜碑身风化严重，刻字漫漶不清，碑文无法辨认。 《御制玉枢宝经》碑，双面刻字。碑文由三部分组成，起首为顺治帝御书序，大意是介绍雷声普化天尊的职守、诵读玉枢宝经的益处，以及刊刻经文的目的。第二部分是诵经的科仪要求，“凡诵经者切须斋戒，严整衣冠，澄心定气，叩曷演音，然后朗诵，慎勿轻慢，交谈接洽，务在端肃念念，无违随愿，祷祝自然感应”。随后是开坛前念的八大神咒:“净心神咒”、“净口神咒”、“净身神咒”、“安土地神”、“净天地”、“解秽咒”、“祝香咒”、“金光神咒”、“开经玄蕴咒”。最后是完整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 — 202 — 经》，记述的是雷祖向雷师皓翁讲道的经过，着重宣讲道教“至道”和“气数”两个概念。从内容判断，这块碑应属于刻经碑(后附碑文)。 儒释道三教都有大量的石刻经传世，最典型的要数北京房山石经。此举主要受到先秦以来神化典籍和文字思想的影响。道教称道经出自太上老君口谕，或由漂浮的云篆凝结而成，或通过扶乩接受神灵的启示。诵念经书也被当作一种修道方式，认为不但可以检束身心、与道合一、长生不老，还可以获得驱邪避害，增福延寿等诸多现世报应。于是，念经不仅成为道士的必修课，还因为它的实用性、功利性，且简单易行，广为信众接受。顺治四年九天圣会捐刻碑上布满的会众名，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众参与的广泛性。 诵经在成为信众谋求现世利益的手段的同时，经书也变成宗教势力控制世俗社会的一种权力象征。在宗教与封建帝制相互利用、相互需要的时代背景下，经书也被赋予了官方的属性。历史上，唐玄宗亲自为道德经注疏，明神宗在《武夷山冲虚观敕谕碑》中，公开饬令道士不得对道藏“亵玩损失”。经书的制度性和官方化成为界定正统道教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封建帝王在动用行政手段确立经书“法典”地位的同时，却始终对宗教保持着距离。 序文中，身为人主的顺治帝对诵读《玉枢宝经》的功效大加赞叹:“诵此经者而能变凶为吉，化疹成祥，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其功德信，不可以思议也”，对信众诵经这一宗教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支持。但在尊崇经典的同时，对宗教垄断经书的现象也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且直抒胸意:“是经也岂特学道之士之所当知”。 顺治帝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崇德三年(1638)生，碑成于顺治五年(1648)，据此推算，立碑时顺治帝还是10岁的顽童，当时的朝政由其叔 — 203 — 父多尔衮把持着。所谓御制碑文，多半由朝臣代笔，宣达的旨意自然与朝廷如出一辙。 由皇帝御笔将经书公布于世，号召世人诵读，此举一方面打破了经书的神秘性、专属性，使其平民化、世俗化，古让人人享有获得宗教知识的权力;另一方面，世俗化的同迹 风时，经书也被纳入世俗权力体系，划归封建帝王掌控的势 物 力权限。于是，刻经与写经、造像一样，不单单是功德无量的善举，而且成为封建帝王拥有宗教和世俗双重权力的有效手段。难怪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道教生存的政治依赖性过大，以至于一旦失去政治支持，就立刻失去了它在正统文化中的生命力。 九天宫现存碑刻，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如何存在和发展，以及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范本。但愿它不要在人们的视觉中隐匿后，又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附录: 御制玉枢宝经 世之论者谓阴阳相薄而为雷～是固然矣。然 雷之震之威无不惊惧～一击之力无不摧折～非有 神以司之焉能兹是哉。朕观玉枢宝经言玉霄一府 总司五雷～而雷部诸神皆由储勋累行以致登庸九 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所以位上～真权大化者示由 缝道酿功于千五百劫之先信乎～雷有神以司之 也～且雷声普化天尊尝管广大愿～欲拯未来世。 故凡世人五行九曜之不顺～沉屙痼疾之难痊～官 符口舍之缠连～卜筑兴修之禁忌～婚娶产育之弗 利～妖孽瘟疫之未除～与夫水火盗贼之害～害灾 九横之厄～诵此经者而能变凶为吉～化疹成祥～ — 204 — 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其功德信～不可以思议也。经曰:无闻无见即是真道～又曰: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盖示人以造道之阶欲其同芝高真～可以管天地之藏者矣。是经也岂特学道之士之所当知～使世之人皆是诵是持～则将渊默雷声而于道～岂不庶几也哉。兹重锓梓～故为序之。 大清顺治五年 凡诵经者切须斋戒～严整衣冠～澄心定气～ 叩曷演音～然后朗诵～慎勿轻慢～交谈接洽～ 务在端肃念念～无违随愿～祷祝自然感应 净心神咒 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缚魅～保命护身～ 智慧明净～心神安宁～三魂永久～魄无丧倾～ 急急如律令 净口神咒 丹朱口神～吐秽除氛～舍神正伦～道命养神～ 罗千齿神～却邪卫真～喉神虎贲～炁神引津～ 心神丹元～令我通真～思神炼液～道炁常在～ 急急如律令 净身神咒 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鬼魄～五脏玄冥～ 青龙白虎～队仗纷纭～ 朱雀玄武～侍卫身形～急急如律令 安土地神 元始安镇～普告万灵～岳渎真官～土地祇灵～ — 205 — 左社右稷～不得妄惊～回向正道～内外肃清～ 各安方位～备守家庭～太上有命～搜捕邪精～ 护法神王～保卫诵经～皈依大道～元亨利贞～ 急急如律令 古 迹 风净天地解秽咒 物 天地自然～秽气氛散～洞中玄虚～晃朗太元～ 八方威神～使我自然～灵宝符命～普告九天～ 干罗答那～洞罡太玄～斩妖缚邪～杀鬼万千～ 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诵一遍～却鬼延年～ 按行五岳～八海知闻～魔王束首～侍卫我轩～ 凶秽消散～道炁常存～急急如律令 祝香咒 道由心学～心假香传～香爇玉炉～心存帝前～ 真灵下盼～仙旆临轩～令臣关告～径达九天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万炁本根～广修万劫～证吾神通～ 三界内外～惟吾独尊～体有金光～覆印吾身。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育养群生～ 受持万遍～身有光明～三界侍卫～五帝司迎～ 万神朝礼～役使雷霆～鬼妖丧胆～精怪忘形～ 内有霹雳～雷神隐名～洞慧交彻～五炁腾腾～ 金光速现～覆护真形～急急如律令 开经玄蕴咒 天皇天皇～普化十方～无祷不应～无求不祥～ 酿阳酝阴～万古垂光～顺吾者亨～逆吾者亡～ 玉文宝篆～诵之吉昌～司命守护～不得隐藏～ — 206 — 急急如九天普化玉清真王律令 神霄雷祖帝～九天普化君～谈道趺九凤～ 持法骑麒麟～统摄圣岳将～掌令判雷霆～ 三辛逢初六～察人善恶情～祈福并度厄～ 称名诵宝经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 ,经文略, 参考文献: 1、,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2、,民国,吴廷燮 等纂《北京市志稿〃宗教志〃名迹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 3、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1月。 4、张崇富《早期道教的文字观和经典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总第127期。 5、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4期。 6、蒋海怒《书写和口传:论中国宗教的两种类型》～《学海》2005年第4期。 ,2007年4月, 陈巴黎:朝阳区图书馆副馆长～ 青年民俗学家～《朝阳文史》特约撰 稿员。 — 207 — 古北京东岳庙仓神殿小考 迹 风 关 昕 物 北京东岳庙西廊院曾建有仓神殿，至今已湮没无闻。在史料中，东岳庙仓神殿鲜有记载，仅有东岳庙内至今尚存的《重建斗坛延寿殿碑》略记其事。据碑文记载，东岳庙仓神殿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起因是东岳庙西廊的斗坛延寿殿、火祖殿日渐倾圯，在修缮两殿的同时新建了仓神殿和海神殿以为配殿。为何选择仓神、海神,碑文中给出了明确的解答，谓“斗母主于消灾、火神永护平安，海神通于津淀，仓神保于粮储”。东岳庙所处的朝阳门关厢为明清漕运必经之所。清代，每年从南方各省运来的漕粮，除少部分留存通州粮仓外，大部分或由陆路从通州运转，或由船运至大通桥下转车，皆行从朝阳门入京输仓。京城各仓亦多分布于朝阳门内外，如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万安仓、太平仓等。朝阳门外东岳庙内主消灾、防火的斗母与火神对于漕运粮储的意义不言自明，而新建仓神殿则更直接的将神灵的保佑与漕运的兴衰联接起来。 为《重建斗坛延寿殿碑》撰文的是嘉道名臣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拜体仁 学士，赠太傅，谥号文达。他为官期间倡导经世致用，阁大 政绩显著，是清中期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仕宦期间对于清代四大政之一的漕运极为关注，曾筹划海运以解漕运 — 208 — 之弊。 在碑阴题名的人分属惠王府、惇王府、岫贝府和天津、龙江二关。惠亲王名绵愉，为嘉庆皇帝第五子，其王府位于东城灯市口西街，惇亲王名绵恺，为嘉庆皇帝第三子，其王府位于朝阳门内烧酒胡同，岫贝府无考。漕运历来有“天庚正供”之称，以为解决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米、八旗兵丁口粮以及京师民食之需，漕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京师俸米和口粮的发放。惠王府、惇王府、岫贝府的民众捐款襄助建殿，是因为漕粮的仓储和运输直接与其生活相关。 天津关为清代运河上所设的户部常关。《清史稿?食货六》载，“康熙元年，移设河西务于天津，更名天津关。„„二年，定盘诘漕船，止于仪真、瓜州、淮安、济宁、天津五关。”天津关因位于天津北城门外，故当地人俗称其为“北大关”，所有从南运河北来的漕船都要在此验关纳税。龙江关位于江苏南京，隶工部。《清史稿?食货六》载，“(康熙二十三年)定海税则例，免海口内桥津地方抽税，分设西新、龙江二关课税专官。”漕粮运输起自江苏，漕船又路经天津关验货。碑阴所涉二关，或许都与漕粮的运输有关系。其为东岳庙新建仓神殿及海神殿捐资，大概是为了祈请神灵保佑漕粮运输无缺额损耗，完纳入仓吧, 仓神殿修建以后，史料再无直接记载。至民国年间，日本人荒木清三所绘北京东岳庙图中已无仓神殿痕迹可寻。据笔者推断，仓神殿的消失或许与其祭祀群体的缺失有关。东岳庙仓神殿建立时，以王府和关津人士构成的捐资者并未包含粮仓官吏、粮商等行业群体。他们是跨地域的，是相对松散的团体，不存在相对巩固的行业性和地缘性。 关于京师供奉仓神的情形，《燕京旧俗志》载，“各仓祀神典礼极为丰盛，牺牲粢盛，异常丰满，燃放鞭炮，又 — 209 — 由花户身后预备多数筵席，宴请该仓各项人等聚食，颇极一日之盛。此外，各米面庄等，各大商号，亦均燃放鞭炮祀神宴众，各仓房米囤之上多贴有“添仓大吉”之红纸条子。”是日对于仓神的奉祀多拘囿于官府仓房及商家米囤。古也就是说，仓神的祭祀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所限定。一般迹 风民众则不重祭仓神，《燕京岁时记》载，“居民不尽致祭， 物 然必烹治饮食以劳家人，谓之填仓。”或有往粮囤添加粮食或用炭灰或柴草灰在院内外打囤等风俗，添仓节已转化为民众的生活习俗，与神灵信仰几脱了干系。这种仓神信仰的表现形式或许影响到了东岳庙内仓神殿的香火，使之逐渐走向衰败。 附: 《重建斗坛延寿殿碑》 京师朝阳门外东岳庙巍为古祀～庙貌常新～ 惟西廊内斗坛延寿殿、火祖殿日渐倾圯～住持 等发愿重修。又此院内住持等发愿修立海神、 仓神左右配殿～谓此斗母主于消灾、火神永护 平安～海神通于津淀～仓神保于粮储～皆赖众 善之力～以祈神明之福。鸠工成立～焕然一新～ 住持道官马宜麟等立石乞文～书刻以垂久远时。 道光十七年夏五月 经筵讲官 太子少保 体仁阁大学士管理 兵部阮元 侧书:仓神殿东西客堂建立 道光十六年三 月吉立 碑阴题名如下: — 210 — 天津关:锺灵、杨门张氏、恩吉、王锐、关长德、曾世辅、高魁、张裕昌 惠王府:海隆阿、刘进忠、张文谦、恩荣、广寿、乌明阿、陈景安、崔席珍、恒麟 惇王府:李秋澄、杨门苏氏、锺裕、锺佑、苏龄安、白福贵、刘廷壁、富昌 岫贝府:百岁、福海、杨庆德、吉存、兴保、年昌阿、傅学勤、戴天恩、杨双喜 龙江关:苏章安、李门王氏、恩成、介昌、王吉升、孙士魁、柯进、景星 ,原碑现立于北京东岳庙西廊院, ,2007年5月, 关昕:北京民俗博物馆馆员。 — 211 — 古一步三座庙 迹 风 白 鹤 群 物 民国24年《最新北平指南》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步三座庙在朝阳门内水关南城墙上，镶联脊小庙三座。高约二尺，长仅尺半，横为尺二。庙系白石所建，分阁为三，内祈三皇。中为天皇伏羲氏，左为地皇神农氏，右为人皇轩辕(黄帝)氏。均系坐像，高约尺许，官称;三皇庙，而附近居民因其小，俗呼;一步三座庙”。(作者田蕴瑾) 笔者小时候曾到城墙上摘酸枣、放屁帘儿，抚摸过这座小庙，记述如后。 这座三皇庙的下面正是朝阳门内南水关。三皇庙是一块石刻镶在东城墙垛子上的，是一个三座庙式连脊小庙，城墙垛子宽约4尺，小庙高约两尺二寸，宽不过一尺五，整座庙宇约四平方尺左右，但大体的结构形式跟普通的正式庙宇一模一样，石刻的小庙也有着那七梁八栋，门廊楼窗，斗拱飞檐，台阶石栏。该庙分三阁，供奉着天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人皇轩辕氏，故称三皇庙。伏羲氏居中，身着红树叶，红发红须，体红面赤，双手捧着太极图;神农氏在左，身体和面部都是浅青色，身着绿色树叶;轩辕氏在右，白脸黑须，黄袍龙冠。三皇均为六寸高的铜质坐像。 为什么伏羲氏身着红树叶，神农氏身着绿色树叶;而只有轩辕氏身着黄袍龙冠呢,日本曾出版一本《北平工商 — 212 — 基尔特(会馆)帽行会馆》其中记有作者仁井田升就此问题询问曾任北平帽业同业公会会长朱光玉的记录。 问:“帽业祖师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的来历是怎么回事,” 答:“天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时还没有衣冠，人皇发明了衣冠。所以画像上只有人皇才穿衣戴冠，天皇、地皇则腰缠树叶。人皇(黄帝)发明了衣冠。所以帽业同仁将人皇(黄帝)供为祖师爷”。 人们为什么要在朝阳门南城墙上镌刻三皇庙呢,这与朝阳门在明清两朝为京都运粮之门有关。旧时京城粮米皆从南方经京杭大运河运至东便门大通桥，使江南诸物、商贾舟楫直达后，再用车马将南方粮米运到朝阳门内的官府粮仓。天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人皇轩辕(黄帝)氏作为三皇被一同奉为农业祖师或其中的神农单独被奉为农业祖师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盖因伏羲画八卦、定四方，做网罟，教渔猎。神农艺五谷，兴农事，尝百草，辟药圃。轩辕(黄帝)造农具，定节气。均为发明农事的圣人。 清代以来，北京四郊农村和内务府所管的各皇庄、御果园、御菜园、御瓜园都供奉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轩辕(黄帝)为农业祖师。旁边还供有山神、土地、雷神、雹神、虫王、青苗神等14位神王，合称三皇十四祈。建有三皇庙、三皇殿等。 既然内务府都供奉“三皇”了，那么朝阳门的守城官吏、漕运官吏、京城九仓的仓吏等上下官员自然也要在朝阳门上的三皇庙前奉祈一番。以求三皇保佑世间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所以，朝阳门门洞镶刻的“朝阳谷穗”只起一个标志性的作用。而不起拜神仪式的功能。 朝阳门上奉祈三皇庙有一定的规矩。如:为表示自己的心诚，朝拜者不顾自己的年纪多大，路途多远，都要步行前往。朝拜前要先卜卦，然后摆上供品三跪九叩。烧香 — 213 — 许愿者举止要庄重严肃，祭完后要倒退而出。朝阳门三皇庙一年奉祈两次，即大年初一和八月十五。“瞎猫也能碰上死耗子”，民间传说在清光绪二十八年河北固安一带闹蝗灾，波及京东顺义、通州。于是在朝阳门守城官吏、京城古九仓官吏的带动下，村民纷纷上城墙在三皇庙前祈拜，人迹 风山人海，热闹非凡。据说是三皇神佑，蝗灾消了。于是， 物 京东百姓搭彩轿，抬金匾，舞龙舞狮，抬着祭品来朝阳门城楼上还愿。 神农氏同时被雕塑行业、度量衡行业、成衣行业、帽子行业、盐行业、粮食行业、糕点行业、医药行业、农业、说书等行业供为祖师爷。 黄帝同时被度量衡行业、弓箭行业、蚕丝行业、成衣行业、帽子行业、靴鞋行业、绦绳行业、弹花行业、毛织品行业、理发行业、医药行业、农业、梨园行业、说书行业、巫医等行业供为祖师爷。 伏羲同时被雕塑行业、度量衡行业、棕制品行业、帽子行业、医药行业、渔业、狩猎行业、农业、保镖行业、说书行业、命相等行业供为祖师爷。 朝阳门内水关南城墙上的三皇庙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毁于50年代末，三皇庙石刻至今下落不明，因为朝阳门三皇庙实在太小了，加之重量较轻，所以很容易被私人收藏甚至流落到海外。当时该庙被称为全国最小的庙宇之一，一步可以跨过三座庙。但朝阳门三皇庙不是我国最小的庙宇，因为在山西省洪洞县苏三监狱里还有一座比朝阳门三皇庙还小的小庙。 苏三监狱建于明正德年间，主要是押死囚和要犯，以关押过名剧《玉堂春》中的苏三而有名。狱墙高而厚，狱门门洞长而低。关押过苏三的死囚牢在整座监狱的南端，迎面墙上有一个呲牙咧嘴的巨大虎头，下面有个十分低矮狭小的门洞，恰似虎口。“虎头门”仅高三尺，墙壁却有八 — 214 — 尺厚。双门双墙，坚固异常。其实牢门上的虎头并不是老虎而是龙的第四子狴犴，其形似虎，有威力，所以立于狱门。“虎头门”的东门南侧就看到了我国最小的庙宇——狱神庙。说是庙，不过是镶在墙壁上的一个用汉白玉雕刻的神龛，龛里镌刻三尊小小的神像，中间坐着的是位老者，面目和善，形态端庄。两旁是两个小鬼，凶神恶煞，面目狰狞，鬼模鬼样，中间老者就是狱神。狱神真名叫皋陶，尧舜禹时的大臣，据说皋陶是牢狱的首创者。 ,2007年2月, — 215 — 古朝阳门水关 迹 风白 鹤 群 物 “水关”这一地名在北京街巷名称中较为普遍，多由“水关”这一特定设施及其地点引申而来，如;内城的德胜门内西水关、宣武门内西水关、正阳门西水关、正阳门东水关、崇文门东水关、安定门东水关、东直门北水关、朝阳门南水关及外城的西便门东水关、东便门东西水关。 “水关”又称“水窦、水门”，是河道沟渠穿越城墙的通水口。设立水关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和疏导进出城内外水流量的大小。一座完整的水关由穿越城墙的涵洞(通水道)、铁棂栅栏、进出水闸、城内外便桥、堆子房等构成。穿越城墙的涵洞(水关)的地面和两侧墙壁都是用青石板铺砌，顶部用砖起券。涵洞进水端安装一排断面呈菱形的铁栅栏。安装铁栅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人从水关内出入而无碍于行水。二是便于堆子兵(值勤人员)清理涵洞内流水淤积的各种杂物。所以，固定的铁栅栏上也安装一个活动的小门，以供堆子兵进出涵洞的另一端，但小门终年上锁，一年开不了几回。 水关分进水关、出水关两种。水关所设地点取决与城内外地势的高低及河流的流向、流量大小和水面的宽窄。北京城垣最大的进水关是德胜门内西水关，最大的出水关是正阳门东水关，本文只谈朝阳门南水关。 朝阳门南水关;在朝阳门里，是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 — 216 — 南起二圣庙，北至朝阳门内大街，因朝阳门南城墙下的水关而得名。水关旧址正对着竹竿巷胡同，今为南竹竿胡同。而今北竹竿胡同旧时叫老君堂。朝阳门南水关是座出水关。为什么呢,看一看旧时北京地图就明白了。因为北京城区内西北高，东西低，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一线的城墙内侧有一条排水明沟，雨水从安定门东水关、东直门北水关、朝阳门南水关排出，流到护城河。旧时，朝阳门南水关的排水的流量并不大，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有一点水，冬春季节多数的排水关都是干涸的河沟。 在朝阳门门脸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叫水门关胡同(今朝阳门外外交部西南处)。胡同因水关而得名。东起观音寺，西至护城河河沿，隔河与朝阳门南水关相望。 ,2007年, — 217 — 古漫话太阳宫 迹 风 郭 学 棣 物 根据梁晓声小说《西郊一条街》改编的长篇电视剧《城里城外》，年底在北京电视台四套热播。电视剧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城边的“城北区太阳店村”。故事地点名称属虚构，但其方位及剧中情节，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朝阳区太阳宫地区。 在历史上，太阳宫是供奉太阳神的庙宇，北京城郊不止一处。例如，近代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载:“二月初一日，太阳宫庙会，凡三日。宫在崇文门外南冈子，平日极为荒凉，一年只此三日，庙外有走马场，但往者不多耳。”城北的太阳宫相传建于清乾隆年间，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二月初二，都是上大供的日子，香火极旺。如今，旧京太阳宫(俗称太庙)均荡然无存，唯有北太阳宫地区建置仍在，还成为朝阳区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 解放初，太阳宫设乡，先后隶属于北京第十三区、第十区、东郊区。1956年，五路居、小黄庄、左家庄、太阳宫、五里沟、七圣庙等六个乡合并为太阳宫乡。1958年属朝阳区。 1961年成立太阳宫人民公社，1983年恢复乡建制，1993年设地区办事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时太阳宫辖域很大，东起亮马桥，西至德外大街，东北三环两侧， — 218 — 包括如今朝阳区的麦子店、左家庄、香河园、和平街、小关、安贞等街道的大部分地块，均属太阳宫乡辖地。 由于离城近，历史上的太阳宫一带农民多以种菜为生，除自己食用，常年为城里供菜，是京城著名的老菜乡。该地区及周边主要古迹，多与“农”字相关。除太阳宫外，如“春场”，春场在东直门外一里许，《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尹和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迎春。”举办迎春耕牛犁地仪式，意在劝农勤耕。春场以北，建有牛王庙，前殿供春年，后殿供关公，亦称春牛庙。1984年9月，三元桥竣工通车时，笔者曾实地考察牛王庙地区，据久居此地的一老者讲，牛王庙村早年间是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每到农历十月，周边菜农、商贩，包括一些养奶牛的户主，都要到牛王庙进香，以求平安兴旺。庙身于1958年被拆除，庙址大约在三元桥北侧桥体下。从牛王庙往东南不到二里处，有座三元庵，是供奉关公的两层殿庙。在建三元里住宅小区时，前殿被拆，后殿残存，笔者有幸目睹，如今也早已没有踪影了。早年间，牛王庙旁侧有一条土路，是京城到顺义、密云以至关外的必经之路，清朝时也称“御道”。因为清皇帝每年到热河都要途经此路。虽是“御道”，但高低不平，尤其到了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十分难走。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因为军事需要，把土路铺成石子路，但质量极差，依旧难行，直到解放后，先后修成京顺路、机场高速路，才真正成为京北的通衢坦途。 离牛王庙不远，还有“牛房仓”。《明会典》、《日下旧闻考》、《顺天府志》均有记载。“牛房”位置大约在今香河园街道柳芳里一带。据称，“柳芳”即取自“牛房”的谐音。不过，旧时享誉京城的盛景当属“满井”。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载:“满井:出安定门循古濠而东三里许，有古井一，径五尺余。飞泉突出，冬夏不竭。”最奇的是，井口长有三棵柳树，根扎井内，枝叶茂盛，井旁有亭，绿树成荫。 — 219 — 关于“满井”古籍记载也颇有差异。《帝京景物略》云:“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有满井，井面五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而《日下旧闻考》言:“今安定门外东行五里许观音庵之侧有高井焉，一润百亩，四时流溢，或即古其地。然谓井而五尺，殊不相类。”今查，原大屯乡曹八里迹 风大队有一满井村，早先只有几户人家，或许就是满井所在 物 地。但不管有多少说法，早年间，安定门东之满井，确是京城男女游春踏青的去处。清康乾以后，游满井的盛景才逐步消亡。 如今，太阳宫及周边地区的这些古迹已无一处可寻，代之而起的是东湖别墅、燕莎商城、京信大厦、三元立交、化工大学等现代化建筑及众多居民小区。绿油油的菜田也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但不管城市建设怎么发展，太阳宫人对“太阳宫”三字一直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修建三环路时，西坝河段有一跨路桥，取名“太宫桥”，该乡人大代表建议改称“太阳宫桥”，并专门写出议案，有关部门采纳，桥名至今保留，成为这一古老地区的标识。90年代，在撤厂兴商建市的热潮中，新建筑不少也以“太阳宫”命名，如太阳宫农贸市场曾是朝阳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零售、批发市场之一(现拆除);安定门外甘水桥的除尘设备厂原址盖起了星级“太阳宫宾馆”;在西坝河建起“明宫宾馆”，明，即太阳照明之意，是京城较早的北京烤鸭店分号;近年，又建成在社区公园中规格、面积屈指可数的“太阳宫公园”，成为城北的一大亮点。 ,2006年, — 220 — 弘善市场与弘善寺 霜 林 在朝阳区潘家园的西南处，前几年有一弘善市场，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市场，以出售花鸟鱼及猫、狗之类的小动物为主。场内还有一个大棚，以弘扬“天桥”为帜，开设了跤场，除有中国式摔跤外，有时还有耍中幡表演。 在弘善市场鼎盛之期，有人把弘善市场比喻为“第二个天桥”，虽然比喻有些不伦不类，但这个市场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则是无可争议的。弘善市场的开办大概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论起弘善寺来，历史就久远了。 老北京的许多市场是由庙会发展起来的，弘善寺历史上尚未有办庙会的记载，但是弘善市场借用弘善寺的名字，古为今用。市场是在弘善寺的遗址附近开办的，故以弘善为名。 弘善寺当年是座古刹，在明代的《天府广记》就有了记载。按清人吴长元所撰《宸垣识略》中云:“宏善寺在左安门外迤东魏村社，明正德中太监韦氏所建，俗称韦公庄。”如此看来至少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因乾隆皇帝名弘历，故清朝改弘为宏，称宏善寺。 在明代，弘善寺周围并非荒凉之地，而是“四围多水，荻花芦叶，寒雁秋风，令人作江乡之想”的水乡泽国，风景甚是幽美。尤其是寺中有柰子树(即沙果树)“婆娑数亩”。春时花开，望之如雪;三夏叶特繁茂，列坐其下，烈日不 — 221 — 到。当年弘善寺的柰子树与戒坛(台)寺的“老松”、显灵宫的“古柏”被列为“卉木中三绝”而享誉京城。 除了“婆娑数亩”的柰子树外，弘善内还有西府海棠，“每开时料如堆乡，香气满亭”足见是一个园林式寺庙。古庙内除佛殿外，还有静乐轩菩亭台楼阁。据传，在静乐轩迹 风中有“康熙时禹之鼎盛时期画双鹤图”和“陈亭禧书徐渭 物 画鹤赋”，均为书画艺术珍品。 到了清中叶之后，弘善寺失去了往日的香火，游客也少了起来，其原因是“园亭已圮，海棠、萍婆、柰子俱无存，惟假山深溪在耳。”其在鼎盛时期，可算是游人如织，在古寺的晨钟暮鼓声中，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吟咏诗词，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诗词中回味当年了。 目前，弘善寺已无遗迹可寻，“犹见僧楼一树花”和“木鱼声静佛香迟”等意境已被喧哗热闹的弘善市场的叫卖声所代替„„然而，当我们步入弘善市场时能想起弘善寺，也是十分有趣的。 ,附记:弘善市场已于2005年前后被拆迁 易地而营业。, 2007年, , — 222 — “外馆”话旧 霜 林 在朝阳地区，除今天的常营一带是回民兄弟居住区外，历史上的外馆斜街一带也曾是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居住区。时下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这段历史则保留在人们的记忆。 所谓“外馆”，又称为哈尔哈馆，隶属于理藩院，是清朝皇帝为进京朝贡、谒见皇上的少数民族上层头人及随行商人所设，当年主要以接待内、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及其随行的兵丁、商人为主。蒙古族人有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习俗和传统，为了照顾他们的信仰，故而将“外馆”设在了黄寺(旧日有东、西黄寺，规模很大)附近。 当年“外馆”占地48亩，代表内、外蒙古的48旗，分别建了48处宅院。来京的蒙古王公除少数人投奔京城的蒙古王爷，或住在黄寺里，大多数以这些宅院为住所。为适应蒙古人生活习俗，宅院四周搭建蒙古包，设马、骆驼的栏圈，这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蒙古族居住区。 来京的王公贵族，他们主要朝拜皇帝、参加公务活动和应酬，大多数随从人员及商人则忙于交易，将他们带来的皮毛、药材及土特产变卖，然后再从内地商人那里采购日用生活品、丝绸布匹、金银首饰、料器等等。外馆地区一度形成了商业繁华闹市，城里的商人也在“外馆”四周开办了许多商号和酒馆。仅民国八年(1919年)《京师总 — 223 — 商会众号一览表》的统计，当时仅“杂货商行”就有149家之多，足见繁华之一斑。 蒙古族商人除出售带来的各种商品外，还将带来的骡、马、骆驼也出售一些。北京地区不产骆驼，故价格不低，古而内、外蒙古的骆驼很多，两地差价很大，是一笔有利可迹 风图的买卖。于是，“外馆”一带还是京城惟一的骆驼拍卖市 物 场。 “外馆”的商贸活动繁荣了二三百年。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在焚烧抢掠圆明园等“三山五园”外，还烧毁了黄寺，同时也对“外馆”的蒙古会所和商号纵火抢掠，使“外馆”周边随之衰败冷落。 清末至民国初期，“外馆”有所恢复，但后来因外蒙古宣布独立，没有了皇帝之后，内蒙古的王公也少有进京，蒙汉商品“互市”也不存在了。“外馆”仅剩下了一些内地人的商号，诸如“杂货商行”之类。因“外馆”地处德胜门与安定门外，本地居民不多，没有了蒙族兄弟进驻，少了来来往往的蒙古商旅和驴嘶马叫和悠扬的驼铃声，“外馆”的商贸区就没有了存在的条件，“外馆”就不知不觉中消逝了。今天，这里的城北的一个居民区，还保留着“外馆斜街”的地名，供后人追忆。 ,2007年, — 224 — 朝阳区的塔 霜 林 北京是六朝古都，在历史上不仅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而且在明、清两朝还是全国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故而寺庙观庵很多。佛教，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离不开塔。塔又称“浮屠”，既是佛教徒祭拜的宗教建筑，也是埋葬和存放高僧尸骨的坟墓。因此北京地区的塔及塔式建筑不少。 旧日，京城有“西城五塔，东城无塔”之说，不过只是指的是城区(今是二环路以里地区)而已，对于四郊的塔并不涉及。昔日，在东郊地区(今朝阳区)就有一些很著名的塔，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而使人们记忆不深了。 塔，多为砖石或木材所建，有些还有琉璃装饰，又有“琉璃宝塔”之说。但在朝阳地区有铁塔，即生铁铸的佛塔。这座铁塔在东直门外，被称为铁塔寺或铁塔院。据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介绍:“寺在东直门外东行里许。周墙作圆状，铁塔高矗半空，塔下为正方砖台。相传寺建于明末。塔中祀像为一胡僧，天启坐化于此。祀像乃其肉身，外缚以漆，香烟所熏不辨颜色。” 铁塔寺在1947年北平市政当局所做的北平寺庙登记中仍有记录，庙中的铁塔仍然存在，但“并无房殿”，一个叫常海的住持和尚住在庙中，管理和守护着铁塔寺。铁塔寺以塔著名，当年在农历正月初一及四月初八“例有庙市”， — 225 — 举办庙会，而且游人不少，足见香火之盛。据当地老人相传，铁塔寺的铁塔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当地农民扔进了“土高炉”中烧化了。如果铁塔能保存下来，自然会成为朝阳区的重要文物。 古在铁塔之外，王四营乡马房村附近的十方诸佛塔 ，亦迹 风是很有特色的塔。十方诸佛宝塔是八角九层砖塔，且又是 物 实心，无阶梯可登。据考，十方诸佛宝塔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原本是古刹延寿寺的附属建筑，故又称延寿寺塔 。延寿寺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23年)，塔是在其后由当时庙中和尚翠峰禅师建的。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延寿寺被洋兵焚毁，唯留下了十方诸佛宝塔。据记载，十方诸神佛塔的四周还有四五个砖砌的小塔，系延寿寺历代和尚的坟塔，至到解放初期还存在。如今，十方诸佛宝塔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得到修葺。 除铁塔、延寿寺塔等塔外，西黄寺内的清净化城金刚宝座塔(即班禅塔)最为著名，因多有介绍故不多言。近年出版的《北京的塔》将清净化城写做清净化域，可能是笔误。 朝阳区的塔虽然数量不多，但各有特色足以在京城独树一帜，尤其是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还列入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可见历史和文物价值是很高的。 ,2007年, — 226 — 洼里龙王庙考 任 友 龙王庙位于朝阳区原洼里乡龙王堂村，现奥运村地区办事处奥运森林公园国际区范围内，原名龙泉庵、后称龙王庙。东邻洼边村，西至德昌高速路，北靠关西庄村，南达大屯路，占地面积约1300余平方米。该庙始建于明代弘治十四年(1501年)辛酉，再建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壬午重修。原龙王庙殿宇众多，有山门及东西侧门，山门为龙嘴门，为硬山筒瓦下铺黑琉璃板瓦，两侧门为龙眼门，在庙的东西两侧各有古井一口，象征龙的眼睛，在一进殿内原供有北方龙王、龙母神像，后殿供奉四海龙王即黄、红、青、白四海龙神像;山门前有地下泉水喷出，雨季最高可达两米有余，但在北京严重缺水的今天此景早已无存。此地早年为皇亲贵族郊游习骥之地。后因战乱，屡遭兵火践踏，风貌严重受损。如今只存有玉皇殿及过墙门楼。庙内存有《重修龙王堂碑记》(已残)，原倒俯置于殿前西侧台阶前，上刻《重建龙王堂记》。此碑高2.2米，宽0.7米，厚0.23米，在施工中挖出原碑座现已重新树立在殿前东侧。庙山门宽4米，正殿面宽11.5米，进深8.4米，整个龙王殿建筑木质结构完好，油饰彩画风格独特，系明清过渡期作品，十分珍贵;屋面黄蓝琉璃瓦顶(残存)。墙体建筑包含了明清多种建筑手法于一身，有干摆、丝缝、淌白等。 — 227 — 该庙现为奥运森林公园国际区范围内，我们根据历史资料和遗存进行了修复。因此地地势低凹又名洼里，故庙内供奉为北方龙神，为黑脸龙王敖广，是以镇水为主。该庙是我区唯一保存至今的龙王庙。2001年奥运会征地搬迁古了龙王堂村，龙王庙由于是1986年文物普查项目，在区、迹 风乡两级政府的保护下，被列入北京市政府奥运倒排期折子 物 工程，于2006年春动工修复，于2007年7月底前竣工。 为了更好的对文物进行保护，依据我国文物法的相关规定，修复后的龙王庙划定了文物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即东至东殿后山墙外散水1米，南至山门前台阶底层外1米，西至西殿后山墙外散水1米，北至北殿后山墙外散水1米。修复后的龙王庙南北长75米;东西宽5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该文物古建筑散水外延15米范围内的建筑物高度和色调，要依法征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修缮后的龙王庙将提升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际，将作为奥运村村长办公室使用，成为“人文奥运”的一处靓丽景观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7年1月, 任友: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文物科干 部、《朝阳文史》特约撰稿员。 — 228 — 那 桐 其 人 任 友 位于朝阳区三间房乡的原北京内燃机厂招待所，是一处三进四层带西跨院的古建四合院。该古建筑座北朝南。大门北开，门前左右有青石上马石一对，从建筑风格看应为清代晚期建筑，据考，该处古建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之墓。现存地上古建为那桐墓地的阳宅。 那桐生于1856年，卒于1925年，字琴轩，姓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据说与慈禧太后是亲戚。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二十六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理藩院侍郎。时人称“那中堂”“那相国”。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时，那桐受命充留京办事大臣，协助李鸿章、奕劻同洋人议和。同年改为户部右侍郎。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1902年2月署外务部左侍郎。交年擢户部尚书，旋调外务部会办大臣。1906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参与厘订官制，变通旗制。1909年授军机大臣。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任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清帝退位后，移居天津。辛亥革命后退隐，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京病逝，享年69岁。 那桐葬于京东朝阳区三间房乡东南，其阳宅为三进四合院倒开门带跨院式古建，大门北向偏西，借用西配房北 — 229 — 山墙为影壁，大门两侧为倒座班房，进门左转行数步向南为正院垂花门，垂花门内左右为回廊，过东西配房至五间过厅，穿过过厅至正房，左右建有东西配房，正房后为花园，正院西侧为西跨院，由于经过翻修改建原规模不详，古在此只是现状的描述。2004年由于现存古建残破严重，迹 风文物管理部门要求使用单位进行维修，内燃机厂无力维 物 修，北京内燃机厂将其转让给乐成房地产开发公司，2005年乐成房地产公司出资进行了整体修缮，于2006年竣工，修缮后的那桐墓地上古建作为该公司会所使用。至于那桐墓地详细位置待考。 那桐住宅在北京金鱼胡同，旧地址是金鱼胡同1、2、3号。是京城内有名的宅邸。院落宽敞，建筑精美，被称为“那家花园”。那桐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鱼胡同，曾先后三次大兴土木，陆续扩建，那家花园建成于1902年，闻名京师，其“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 进入大门，向东转到一个小院落，院北有游廊，廊正中为方亭，穿亭到达花园部分;进大门往西为设有厅堂的另一组院落，其东北有曲廊与花园相连。花园院落的组合与一般北京宅邸大致相同，但中心部分采用了挖池堆山、叠石、植树等手法，以获得山林情趣，并运用曲廊、叠落廊，变化建筑物高度等方法来组织空间，使宅园观赏点不断转换，产生丰富多彩的景象。 花园入门刻有“怡园”二字，入园北房五间，东接西耳房，前面是宽敞的廊子，后院种有竹林，前院有砖墁甬道，甬道两边，种植着梨、海棠、丁香树，还有两大棵垂杨柳。对面有五间前后廊子的花厅，东边是碧纱橱;西边博古架，这里叫“味兰斋”。门前挂有“竹林诸贤相与俯仰”、“山阴之兴岂在古今”，北面挂着:“万卷图书天禄上”、“四时云物月华中”的抱柱对联。“味兰斋”与南倒座房 — 230 — 之间是竹杆搭的棚架，架下种植牡丹和芍药。再往东两侧是带有叠落廊子的“澄清榭”。东边是一个清水池塘，西侧可俯视院内花木葱茏，东边是青石铺叠成的山路，“澄清榭”西侧是游廊凳，外边是太湖石，隔着池塘对面叠石假山中有路可登山顶，山后有六角井亭。池塘北边有五间宽游廊，题名“水涯香界”，因其北临池塘。南边是牡丹花池子，再北边是三间北房，房前有两棵松树，所以取名“双松精舍”，池塘南有一亭，名为“圆妙”。在池塘对面有“吟秋馆”，抱厦正中悬挂“空潭泻春”匾额，左右是“有山可观水可听，于室得静亭得闲”的对联，抱厦西侧立着两块木化石，东行有“翠籁亭”，亭南有架紫藤，附近有水池荷花旱池牡丹，旁有平台房，名“筛月轩”，有随墙门可通至“乐真堂”院。 在池塘东南边和假山之间，有座独木小桥相连，北边院内为五间北房和东西耳房，这里是“叶赫那拉氏宗祠”，祠堂前植有牡丹，院东有垂花门通东大院。至此是那家花园大致景观。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经常借用那家花园举办堂会，名角云集，招待中外政要。解放后改建为和平宾馆。和平宾馆的东院还有那家花园遗存的寿山石、亭子、部分回廊和几棵老树。近来和平宾馆将准备利用该处古迹，建一处中国古典式花园，并将那家花园的盛衰史和孙中山先生三次来此的经过刻石以记。 那桐还有另一处住宅在天津。民国以后，那桐和一般王公旧臣一样，在天津英租界红墙道(今新华路)购得地皮一块，盖了一栋德式楼房，率眷迁入。然春、夏之季仍回北京居住。 在今北京清华大学，建校之初的主校门，是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门楣上“清华园”三字正是清末大学士那桐手迹。 — 231 — 大门外正额瑞书“清华学堂”四字，也是那桐所书。 选清华园为校址就是经他批准的，那时他正是兼管学部和 外务部的中堂尚书。 古,2007年, 迹 风 物 — 232 — 东坝与郑和姓氏的由来 徐 恩 禄 东坝位于朝阳区东北部，距朝阳门约20里，现为东坝乡，是朝阳区46个行政区域之一。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原来姓马，后来之所以改姓郑，这与明朝发生在东坝的一次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朝的开国皇帝是朱元璋，1368年即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年号洪武。朱元璋把他的子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因太子朱标早亡，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的措施，严重威胁到藩王的利益。建文元年(1399)七月，坐镇北平(今北京)的皇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抗，《明史》称“靖难之役”。当年十一月燕军与建文帝派来的南军在郑村坝激战，郑和在军中出奇谋，使朱棣燕军以少胜多，打败了建文帝派来的南军。 郑村坝即今东坝。东坝为东汉安乐城遗址，晋时称安德乡。元代为通漕运开了阜通河(坝河)。它西起元大都光熙门(今东直门以北 地铁13号线上)向东蜿蜒二十多里，注入温榆河。坝河沿途有七坝即千斯坝、长庆坝、郭村坝、夕阳坝、郑村坝、王村坝、深沟坝。据清代刘锡信《潞城考古录》载:“通州西北二十里有安德乡，地名坝上，通人称曰北坝，都人称曰东坝，即郑村坝也。” 近年， — 233 — 在东坝坝河边树立了“郑村坝码头”标识碑。 建文元年(1399)七月明建文帝以伐燕布告天下，调大军北伐。八月大将李景隆合兵50万至河间。大兵压境，朱棣分析敌情后认为“李九江(景隆)膏粱孺子，寡谋而古骄，色厉而馁，未常习见阵”。于是诱敌深入，九月离开迹 风北平，率军向北去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搬援兵。李景 物 隆得知朱棣离开北平，遂领军北进，十月达北平城下，亲自率军从南面攻打丽正门(今正阳门)。朱棣之子朱高炽率兵坚守北平，丽正门形势危急时，连北平的妇女也来参加守城的战斗，她们从城上往下投掷瓦砾，南军进攻终于被打退。燕军还谴勇士夜缒出城，袭击李景隆大营，使其不得安宁。后又汲水泼洒在城墙上，天寒结冰，李景隆的南军无法攀城攻击。 朱棣到大宁，诱拘宁王朱权，尽收其精锐，其中朵颜三卫蒙古士卒骁勇善战，愿为朱棣效力。朱棣军力大增，回师。十一月李景隆攻北平不克，就“遣别将攻通州，结九营于郑村坝，亲督之以待燕王”。初四日，燕王朱棣自大宁返回孤山(今北京通县附近)，获悉李景隆率军队列阵于白河(北运河)西，遂乘河水结冰，挥师而西，击败李景隆军前哨都督陈晖所部万余人。初五日，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得天昏地暗。战局陷入僵持状态这对朱棣很是不利，因为他不适合打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征求作战意见。 此时燕王府宦官马和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隆的中军，只要李景隆移动位置，便可趁其立足未稳之机以奇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思考，采纳了马和的意见，并任命马和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此时已经天黑，李景隆果然按捺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立刻派出奇兵从其两翼发动猛烈攻击，连破李景隆7座大营。燕军占领郑村坝，李景隆丢下围攻北平的部下，自 — 234 — 顾南逃德州。朱棣挥师直进抵达北平城下，城中留守燕军也出城参战，内外夹攻，大败建文帝南军，北平之围遂解。 《明史?郑和传》说他以内臣“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阵战，多建奇功”。朱国祯《皇明大政记》卷七也有类似记载，说:“靖难初，不独名将甚多，而内臣兼智勇者，亦往往有之。„„郑和即三保，李谦即保儿，并云南人;„„皆内臣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阵战，多建奇功。后皆为各监太监，出或镇边藩焉。”郑村坝之战是燕王朱棣“靖难之役”取得胜利的奠基战，对朱棣夺取帝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和那年28岁，郑村坝战役中燕王朱棣七次冲锋陷阵马和都随侍左右。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朱棣率靖难军攻陷南京，第二年朱棣宣布改年号为“永乐”，朱棣就是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明成祖在宫中大摆宴席，宴请群臣，席间忆起当年郑村坝战役中马和立下的功勋，随即提笔写了一个斗大的“郑”字，赐予马和，从此马和便改名为郑和。《明史?郑和传》转记南京《抄郑和家谱首叙》有“郑和数功于郑州，因赐郑姓”，就是指的京东郑村坝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朱棣的坐骑青鬃马因救驾有功，明成祖敕建马神庙，其遗址位于郑村坝北门外路旁。明朝从此设御马苑于郑村坝，东坝地区至今还有北马房、驹子房等地名。明朝还在东坝地区“筑庐盖舍，安棲流离，顿将荒芜之地改为辐辏之乡”东坝地区随之兴盛起来。 郑和是如何变为宦官，又能逐步受到朱棣赏识的呢, 郑和是回族人，原名马和，生于云南，是唐宋时期来中国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后裔。祖父、父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都曾赴麦加朝觐。均为元朝重臣，封滇阳侯。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30万大军征讨云南，史称“太祖平滇”。马和的父亲代表元朝出征，阵亡。逃难的马和跟母亲、妹妹们失散。12岁的马和被明朝军队抓了起來，惨遭 — 235 — 阉割，成为宦官，后被分配给燕王朱棣。马和凭借着自己的过人才智和对朱棣的忠心很快得到重用。 开始分配任务的時候，马和被分派到帮忙整修房子的工作。后来马和有了一个机会，从南京坐船到長江上游运古送一批货物，船沿着南京的护城河南下，又抵达秦淮河与迹 风长江交接口的三山码头。马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立下 物 了要造大船出海的決心。 以后，马和立下了几件大功，重振了他的地位。他曾经救起了跌落湖中燕王的长子朱高炽，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宗。他又在燕王与建文帝对峙的時候，到南京救出了燕王被软禁在皇宮中的三个儿子，使燕王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推翻建文帝的行动。马和更负责重要的后勤支援，他主掌所有米粮的调度，在燕王还沒有真正进攻北京之前，他早已经视察过了大江南北，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了仓库，使得燕王的军队无论进攻到什么地方，粮食供给都不虞匮乏。“靖难之役”郑村坝战斗中，他出生入死，使朱棣转危为安，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当上皇帝后，论功行赏，提拔马和为内官监太监四品官员，主管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并赐姓“郑”，以纪念他在郑村坝战役中的功劳，从此马和改名为郑和。郑和在跟随明成祖出遊的時候，还可以享受坐马车的待遇。 《明史?郑和传》中说“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满足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也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决定派人出使西洋(文莱以西南洋各地，印度洋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一带)。郑和深得明成祖的信任，加之“容貌伟岸”，又出身伊斯兰教世家，“遍历诸蕃国，宣天子诏”的“通使西洋”重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 — 236 — 率领两万七千多人，乘一二百艘海船。这样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航海，到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船队成为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使者。会见各国国王、首领，与当地居民和平贸易。郑和航海期间，许多国家的首脑和使臣，搭乘中国宝船来华访问，受到明朝政府热情接待。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 当年郑村坝古战场的痕迹已荡然无存。郑和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航海家，其事迹，其英名广为流传。 ,2007年3月, 徐恩禄:呼家楼中学高级历史教 师～区政协委员～《朝阳文史》特约撰稿 员。 — 237 — 古黄木厂与神木谣 迹 风 曹 彦 生 物 黄木厂亦称皇木厂、神木厂，位于朝阳区，东距广渠门l000米、北距通惠河200米处。为明代永乐年贮存筑宫殿木材之场，据《明史》记载，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下诏派遣工部尚书宋礼采伐木料营建北京的皇宫和长陵。一次宋礼在四川省大凉山西发现了一批特大金丝楠木，但在要采伐的前一天晚上，忽然雷声大作，这批金丝楠木竟随着远去的雷声消失了。困惑间待第二天一看，这批巨木却都浮出山谷，抵达江上。宋礼急速将此事奏报朝廷，明成祖十分高兴，以为“此乃祥瑞之兆，天助我也”，随即命名这批特大的金丝楠木为“神木”;封产地之山为“神木山”，建神祠岁岁祭享，以答谢神的赐予。随后又命人开山修路，疏浚河道，将这批木料由运河经通惠河辗转运抵京城，专贮东郊，这个地方因此叫做皇木厂。据《天咫偶闻》载:“大通桥之南有皇木厂，属工部。”《春明梦余录》记载:“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其中最巨者曰‘樟扁头’，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大清统一志》:“神木”横卧于地，是建紫禁城余木，叫“樟偏头”，直径3米，长6丈余，上刻“王二姐”、“混江龙”、“嫌河窄”、“张点头”几个江湖诨号。木质为旃檀色，花纹如同叠云卷浪，用手一敲，音清脆有乐感。 — 238 — 据民间传说，清乾隆年间的一天，乾隆正在紫禁城内睡午觉，忽梦金色神龙在空中盘旋，垂泪哀求:“请你救救我吧，那熊熊大火快把我烤焦了。”乾隆一梦惊醒，马上派人到金龙说的广渠门外通惠河边去找，发现这棵神木如巨龙横卧于地，其东面有九眼烧砖之窑。乾隆即降旨熄火拆窑，并赐“九龙山”名，永保神木，建有木神庙一座。修建亭栏保护时，乾隆御题《神木谣》:“远辞南海来燕都，甲乙青气镇权舆。”神木一去不复还，空留山名在雾都。 乾隆皇帝曾两次去那里观览过“神木”并作诗留念，《神木谣》碑碑身高约,米，宽约,米多，两面有字，字大一拳，四围刻有“万”字回文边框，碑题为“神木谣”。碑阳的碑文为: 神 木 谣 都城东有巨木焉～其长六十余尺～卧于地。 骑者隔木立～弗相见也。相传前明时所臵～以 应甲乙生气云。作神木谣:天三巽一含精腴～ 深山大泽连林扶。寿突灵椿忘荣枯～所乐不存 屣弃渠。远辞南海来燕都～甲乙青气镇权舆。 是称神木众木殊～春明旧迹久闻予。便中一览 城东隅～长六丈余卧通衢。围乃不可规矩模～ 岿然骑者能蔽诸。四百春秋一瞬夫～雨淋日炙 风吹敷。枝干剥落摧皮肤～隙孔目真菌郁缪纡。 为想怀材昔奥区～凌云概日垂扶疏。翩集不胫 曰人乎～天也将以为贞符。试看虚中巨查如～ 尧年贯月历劫余～生育盛德釐皇图。 落款“乾隆戊寅春(1758)三月御制并书”，下有篆 — 239 — 书钤章“乾隆宸翰”和另一方印章。碑阴的碑文为: 孱颜穹谷羌天宇～冥灵大椿生是所。天地 精英神鬼辅～化为邓林疑夸父。燕京创建明成古祖～搜索室奉为楹柱。 摭之不中雷霆妒～虎狼迹 风怒啮蛟噩雨。千夫舁走日里许～夷山堙壑坏屋 物 庑。难依绳尺梓弗取～横岗偃卧安厥处。阅历 岁月殊今古～径类修蛇围若堵。骑人去来蔽弗 睹～之篆剥蚀虫与鼠 。谓云神来神其下～我闻 樗不夭斤斧。胡遭大斫辞岖峿～视之柍桭差犹 愈～林不材间应见汝。 落款“此癸亥(1743)所题，戊寅(1758)东巡回銮行路一览既为谣以泐之。贞珉并书此作用志碑阴乾隆再识。”下有篆书钤章“乾隆御笔”和“宁静致远”。 “神木”被九间木结构屋覆盖起来，周围用青石栏杆围护，以避风雨侵蚀。就这样，“神木”一直在保护着京城，神木碑也一直竖立在那里。到日寇侵华期间，战乱动荡，谁有暇顾及“神木”,皇木厂北河道自20世纪初断流废弃，荒草丛生。建国初期，神木碑亭和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御碑被埋于地下，而当年的“神木”更是腐朽得不成样子。1952年，北京钢琴厂在此选址建厂，当年的“神木”已被风雨侵蚀，虫啮鼠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厂里决定将残存的“神木”锯成板材加工成八张会议桌，令人扼腕叹息。神木碑被有心人埋在厂里的白菜窖内得以保护下来。1982年7月，将皇木厂定今名黄木厂。1985年，钢琴厂翻建厂房时，“神木谣”御碑被挖掘出来，厂里还腾出空地修建了神木碑亭景区，并将“神木谣”的故事载入厂志。后来该厂又投资3万余元为御碑修建了一座亭子，并用不锈钢和有机玻璃制作了罩子，将碑文保护 — 240 — 起来，还在四周修建了绿地，设专人维护管理。用残留神木制作的条桌现收藏于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文物库房，仅存的几块原木残片至今还保留在星海乐器公司的档案室内。 皇木厂与“五方说”有关。五方说缘于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地理观，即天圆地方，方就有中心和四个方向，这5个方位分别与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相对应，按“天干”顺序排序，得出五个方位的相应镇物，保证各方安宁。如中国古代曾有五大镇山(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闾山、中镇霍山)之说。相传在元、明两朝时，北京有“五镇”之说，即按“五行”金、木、水、火、土排列设有五个“镇物”，压住北京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以保北京城的安宁。风水大师根据“天圆”、“地方”、“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的结构，研究阴阳风水，以确定城市的合理布局，并有意设计、安排或造就实物拟定镇城之宝，以作为皇权神授的佐证，确保皇都平安。五方说自形成以来有过多个版本，但到清乾隆年间基本固定下来。即:东方甲乙木，为城东皇木厂之神木;西方庚辛金，为城西大钟寺永乐年间铸造之华严大钟，取定鼎北京之意;南方丙丁火，为城南良乡昊天塔下之红土，这里红土相传是宋朝孟良用火葫芦烧红的，故借用这个“火”字，也有人将永定门外的烟墩称为北京的“火镇”;北方壬癸水，指城北昆明湖，湖水引入皇城为用水之源;中央戊己土，指中轴路中央的煤山(即景山)，为建皇宫挖筒子河和中南海之土堆积而成。 关于黄木厂这块“风水宝地”，星海钢琴集团有人认为:建厂之始，东边是北京啤酒厂，西边是北京酱油厂，北边有通惠河，南边是双井，有井自然也少不了水，两水保一木，庇佑了皇木厂里的木头，而后又保卫了钢琴厂五十多年未遭遇火灾。如今，星海钢琴集团的厂子搬到了通 — 241 — 州次渠。朝阳区文物部门明确表示，“神木碑”作为文物 不能跟着厂子一起搬家，否则失去地标意义。星海集团就 按着1比1的比例，按照原型复制了新的“神木碑”立在 了新厂区内，希望能把他们与“神木”的缘分，延续到这古里。 迹 风皇木厂、神木、神木谣等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民俗 物 文化，吸引着一代代、一批批执迷于老北京的海内外人士 到此寻古。 曹彦生: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文物 专业管理干部～《朝阳文史》特约撰 稿员。 — 242 — 西城兆惠府与朝阳兆惠墓 白 鹤 群 1967年秋，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第一修理厂从市中心的东城王府大街迁往新址朝阳区双泉堡洼里公社关西庄村村南，我是电器基建组三名成员之一(组长张森、副组长张西安)。一厂新址很大，原为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机械队的旧址，荒凉的很。厂区内的水泥电线杆上用油漆写满了“打倒×××、打倒×××”的标语。 1968年初春，公司集中各分厂电工突击帮助新一厂进行室内外电器安装工程。当我们在厂区最北端安装架空线路时，我们惊呆了。我们看到在荒阔的玉米茬子地里，矗立着数块高大的华表和墓碑。在它们周围方圆数里的荒野上只有两家农户和稀疏的槐树。当我与伙伴王建飞跨过一条干涸的土沟后，终于看到了这些墓碑和介绍墓主的文字。西边的墓碑是清顺治定西将军图海的家族墓群。而其东面的一碑两华表就是本文介绍的清代捍卫中华疆土的军事将领——兆惠墓。 兆惠;满洲正黄旗人，姓吴雅，父佛标，官至都统。雍正九年，兆惠由笔帖式在军机处行走，补内阁中书，十三年迁内阁侍读。乾隆二年，迁兵部郎中，四年迁内 读学士。六年，擢内阁学士。七年，迁盛京刑部侍阁侍 郎兼摄兵部事。九年调补刑部右侍郎。十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年，授镶红旗护军统领。兆惠的一生 — 243 — 在为保卫祖国疆土、国内的安定立了很大的功绩。在乾隆皇帝的十次大的战役中(后称“十全武功)，兆惠参加指挥了四次，这是十分难得的。 1、一平金川;兆惠在十三年五月，因定拟误潘清文古一案罪名过轻，部议革职，得旨从宽留任。六月兼管户迹 风部侍郎事。八月，奉命赴金川军营督办粮运。十二月奏 物 言;“卡撒左右山梁、色尔力等路贮粮仅供两月，现调兵前来迅速，臣将附近之崇德、牛厂及美诺粮两万余，运往筹备。臣观望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统俟经略抵营，告令酌办”谕曰:“俱属公论，可告知经略大学士傅恒，秉公澄汰，以归核实”。十四年，大军凯旋，奉旨复军需钱粮，协助傅恒完成了“一平金川”的出征任务。十五年正月，授正黄旗护军统领。 2、初定准噶尔;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乾隆皇帝一定准噶尔战役中，兆惠奉命赴西藏，率军牵制准噶尔叛军兵力。乾隆十九年七月秋，新疆准噶尔内乱起，究其原因，为诸王争位。十一月，清廷封阿睦撒纳为亲王，班珠尔、纳墨库为郡王。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以尚书班第为定北将军，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率5万精兵分两路应阿睦撒纳亲王的请求进征准噶尔。在争渡伊犁河后，官军长驱追袭，为之争王位的达瓦齐在伊犁终日纵酒为乐，加之亲王内部政见不和，准噶尔一域很快就平息了。 十月，阿睦撒纳见争王位的对手已诛，官军已撤，便不再听朝廷对伊犁的安置战略，自立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举兵反叛。留守伊犁兵丁仅500人，班第、鄂容安等将领均兵溃自杀。 3、再定准噶尔;乾隆二十年(1755年)，兆惠率军 — 244 — 驻乌里雅苏台，乾隆二十二年，西北疆土一度大乱。四月，乾隆皇帝命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右副将军兆惠出征准噶尔。兆惠到准噶尔后，时值西域内部自相吞噬，内讧极甚，且痘疫盛行。因阿睦尔撒纳反叛，兆惠追敌至乌鲁木齐。时反叛头目阿睦尔撒纳已北逃到哈萨克，兆惠与将军富德联合进兵北上，直至额密勒。兆惠等乘机攻打，诸部首领多败，反叛头目阿睦撒纳携八人徒步入俄罗斯境，后患痘而死。乾隆帝吸取前次教训，令兆惠率兵4000人，留镇伊犁。因兆惠在乾隆皇帝第二次平定准噶尔战役中指挥有功，升为定边将军，封一等武毅谋勇公、协办大学士。 4、征讨回部，困战黑水营。 乾隆二十三年，准噶尔地域有一回部部落，首领为布那敦，又名大和卓木。弟为霍吉占，又名小和卓木，其部落日益强大。小和卓木霍吉占扬言:“我祖宗世世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遂自立巴图尔汗国。西域的库车、拜城、阿克苏均不服，清朝廷进剿。将军兆惠先派副都统阿繁前往说服招抚，反被霍吉占杀死。随后，在沙雅县东一域的官军与小和卓木霍吉占的400骑作战，官军绿营600人被歼。乾隆帝听之大怒，撤雅尔哈善靖绥将军职，就地处斩将都统顺德纳，提督马得胜。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定边将军兆惠率京城健锐营营兵奉旨来到天山南北，参加对霍吉占的反叛征讨，整个战役中，最著名的是黑水营围战。黑水营，维语称为“叶尔羌河”，蒙古称为“喀拉乌苏”。据《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书中记:“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领兵至通古斯鲁克，遇马步贼众二万余人。我官兵千余人入渡河者仅五百余名，虽有斩获，而马力疲乏，被贼遮围，暂行据守。贼亦掘濠立寨相持，尽夜攻战，阅今三月。贼人初引水灌营，我兵即掘濠渲泄，又以苇扫蔽体，来犯即用 — 245 — 火焚烧。又掘沟伏身前进，即乘高击退。” 由前引文字，可见其战况的激烈。其间，兆惠将军两易战马，战马俱中鸟枪倒毙，脸与胫部均已受伤。明瑞、福龄的马匹俱陷泥淖中。明瑞的口唇被长枪打伤，古官兵力战，浮水渡营。至十一月初十，吉林、索伦、察迹 风哈尔、绿营等增兵，计1.6万名齐聚叶尔羌黑水营外， 物 兆惠营中闻得炮声，知援军至，亦催兵杀出，毙敌数千。黑水营一战，清军将弁殁于阵者甚多。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兆惠、富德兵克叶尔羌城，大、小和卓木被击溃，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获。 京城健锐营前余名兵丁随兆惠出征新疆，平定天山南北，巩固西北疆土，维护我国版图立有功绩，此役《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书记述甚详。 兆惠最高官职为加太子太保兼领刑部尚书，卒谥“文襄”。 当年我们看到时，墓丘早已夷为庄稼地，但墓地前面的华表、墓碑还在。一对汉白玉的华表直插云天。华表的顶部刻有蹲兽冲天吼，冲天吼下面的望柱上横插着云板，上面刻有祥云。按常规华表前面应有石狮，68年时就已不见。当地庄户老张头说，是有一对石狮子，五十年代连同三块石碑一块拉到八宝山去了。墓碑十分高大，有“加赠太保、原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的字样，立碑日期为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缘的是，1977年，我调到北京什刹海体校工作，不久便借到西城厂桥街道办事处进行该辖区的人防工程调查工作。在查到西城区恭王府东侧的前井胡同3号时，这里竟是兆惠的老宅子。 原兆惠府邸占地很大，北倚什刹后海，东跨槐宝庵，南迎南官房，西临恭王府，现府的前部和西花园均已改 — 246 — 建，原貌难觅。但后院依存，有高大的前出廊后出厦的北屋和东西相对的配房，从面前的破旧建筑中，仍可看出兆惠府的旧时规模。附近的居民称之为兆惠府。西城区人民政府已将其列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2月, — 247 — 古洼里关庄赵胜墓轶事 迹 风 曹 彦 生 物 2007年4月初，在朝阳区奥运村办事处北五环外关庄村绿化隔离带改造过程中，挖掘出明代中期一品官赵胜墓志铭一盒。方型墓志铭、志盖边长75厘米，厚12.5厘米。志盖浅阴刻篆书大字“大明故荣禄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赠昌宁侯谥壮敏赵公之墓”。施工过程中，挖土机挖折志盖一角，损毁“墓”字，甚为可惜。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文物执法人员接到当地文化干部通报信息后，立即联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后责令施工方停工，并要求地方政府加派警力昼夜保护现场。在随后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清理赵胜原配夫人墓过程中，凭经验断定该墓已被人为搅乱，墓室之土为近期回填。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文物执法人员随即依法立案侦察，追回开元通宝、至道通宝、咸平通宝、元祐通宝、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等唐、北宋、金、明时期古钱币二十余枚，收缴残破银镀金发簪一件。同时依法按程序对管理不善造成文物损坏的施工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 在打开赵胜墓墓顶两块塌陷的石板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赵胜墓在历史上幸运地躲避了被盗之灾，1米90的尸骨无疑向后人展示出这位皇帝身边配刀侍卫出身官员的高大、英俊身姿。赵胜的双手各自握着一枚3、4 — 248 — 两重的银元宝，腰间部位整齐放着一条白玉带，头上金簪闪闪发光，墓门角斜躺着一件定窑系白罐。令人费解的是早于赵胜先逝“葬昌平县太平乡之原”的原配夫人李氏、继配夫人冉氏，其墓葬 形式不一，位于赵胜墓之左的原配夫人李氏墓与赵胜墓形制相同，在赵胜墓的墓室前端两侧有大小一致的两座联洞将三座墓室联为一体，证明整座墓是统一规划修建而为，当是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七月朔，赵胜为皇贵妃造坟于天寿山不慎坠崖遘疾而死，明宪宗“特赙钞二万贯给苧麻、白粲有差，辍朝一日，敕有司为造茔域”时所建。赵胜在《明史》列传第六十一有传。 据传载 :赵胜，字克功，河北迁安人。袭职为永平卫指挥使。正统末，御寇西直门，进都指挥佥事。天顺初，与孙镗等预“夺门”功，超迁都督佥事。又与镗击反者曹钦，进同知。孛来犯甘肃，胜与李杲充左右参将，从白圭西征至固原，击寇，却之。宪宗立，典鼓勇营训练。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将军。次雁门，寇已退，乃还。明年复出延绥御寇。会方纳款，遂旋师。寻典耀武营。四年充总兵官，镇辽东。七年召典五军营，已，改三千营。加思兰犯宣府，诏胜为将军，统精兵万人御之，亦以寇遁召还。久之，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十九年封昌宁伯。胜初与李杲并有名。后屡督大师，未见敌，无功，夤缘得封，名大损。后加太保，营万贵妃茔，堕崖石间死。赠侯，谥壮敏。弘治初，孙鉴乞袭爵。吏部言胜无功，不当传世，乃授锦衣卫指挥使。 赵胜生前声名显赫一时，死后毁誉参半。纵观其一生，可谓仕途坦荡，鸿运高照;但以68岁之龄坠崖于万贵妃之陵，魂随其走，怎不让人好奇万贵妃何许人也, 万贵妃，山东诸城人。父为县吏得罪遣谪，万氏四岁时即被献入宫廷服役。及长，为孙皇后(宣宗后)宫女。 — 249 — 万贵妃年长成化皇帝十九岁，据史书记载，万贵妃的相貌平平，身材宽阔，性情暴躁，声音也不甜美悦耳，但她就是能紧紧地抓住天子的心，让皇帝生死相随。明宪宗为太子时，孙太后赐万氏侍太子东宫，深得宠幸。宪宗时年十古六岁，万氏已三十五岁。宪宗十八岁即位，纳为才人。成迹 风化二年，生皇长子，进为贵妃。宪宗出游，万贵妃戎装男 物 服，佩剑侍从。宫中诸事，亦多由万贵妃操持。宪宗倚用宦官，甚于前朝。《明史?万贵妃传》说:“中官用事者，一忤(万妃)意，立见斥逐”。万贵妃主宫内事，控驭宦官，时加斥逐，宦官的权势因而受到限制。万贵妃晋封后，父万贵、兄万喜均为锦衣卫指挥使。数年后，万贵病死。万喜进为都指挥同知。弟万通任指挥使、万达为指挥佥事。锦衣卫侦察百官、统领诏狱。万贵妃命父兄任职锦衣卫，从而控制了朝官。翰林学士四川眉州人万安，于成化五年(1469)入内阁，参机务。万安经由内侍宦官与万贵妃叙族谱，自称侄。万贵妃乐为结纳。万安妾王氏为万贵妃弟万通之妻妹。万通妻出入宫掖与万安家，宫内与内阁得以时通声气。万贵妃也因而得知阁臣行止。宪宗即位数年，即怠于政事、耽于享乐。万贵妃内控中宦，外结阁臣，又有父兄操掌锦衣卫，从而助宪宗控制了朝廷政局。成化二十三年，万贵妃死，成化皇帝为此郁郁郁寡欢，说:“万侍长不在了，我也不久人世了～”不到一年，成化皇帝也结束了他的生命。 万贵妃死后，朝廷命赵胜督造万贵妃陵墓，不慎坠崖 “昌宁侯”，赐谥号“壮敏”。民而死。朝廷追封赵胜为 国二十年《迁安县志》记载:“赵昌宁侯胜墓，(迁安县)城西北七十里，地名黑汀，敕葬。”如今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办事处北五环外关庄村发现了赵胜墓，而且墓志记载赵胜随妻安葬在时属“葬昌平县太平乡之原”的关庄村，尸骨为证，《迁安县志》记载有误。 — 250 — 附: 明故荣禄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 赠昌宁伯赠昌宁侯谥壮敏赵公墓志铭 资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经筵官泰和尹直撰文 奉天翊卫推诚宣力佐理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侍经筵掌右军都督府事总兵官太傅兼太子太师保国公睢阳朱永书丹 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掌后军都督府事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傅襄诚侯历阳李瑾篆盖 国朝膺天御宇百二十载～内安外攘～丰亨熙豫。固由圣明继作于上～而亦文武夹辅于下～之所致肆。惟英桓果毅之才～环伟颀硕之资～入则缨冠珮玉～位保、傅～仪百辟～出则绾章持节～总师旅～敌王忾～使朝廷有所恃而安～夷狄有所惮而不敢发者～盖世有其人焉,若太保兼太子太傅昌宁伯赵公其一也。乃兹已矣～呜呼惜哉:公讳胜～字克功～姓赵氏系出汉允国之裔。世居河朔～至伯父赤、考再兴～国初始徙家永平之迁安～遂占籍焉。太宗文皇帝靖难师兴～赤以谋略从征有功～授永平卫百户。殁于战阵～无嗣。再兴袭升千户。永乐庚寅北征～大破虏酋本牙失里～杀败阿鲁台余众～升指挥佥事。洪熙改元～复以征虏功升指挥使。寻卒。公袭甫髫齿～赖母王夫人矢节育教～底于成立。恒念父遗言:我生为壮士而志弗就～尔长须努力报国亢宗～毋负奇男子也。由是刻志励行～事母极孝敬～始终无违礼。正统己巳～虏寇犯京畿～公率兵出西直门扼其冲突～躬履 — 251 — 战阵～斩首无算～虏遂奔遁。景泰庚午～擢佥都阃～名以发闻。英庙复辟～录公旧劳～加佥前军都督府事～佩刀侍卫。天顺戊寅～选管三千营操。辛已秋～曹孽叛逆～公擒获居多～迁古都督同知。时虏寇深入陕西固原～公充左参将迹 风率师往剿～败之。今上嗣统～命兼果勇营典操～ 物 推恩给诰进階荣禄大夫～褒荣三代。成化己酉～重建承天门～公董军应役。既讫工～适山西边徼有警～命公佩平胡将军印统兵往援。次雁门关～报虏已遁～乃还。明年秋～往征延绥、河套～虏首闻风渡河趋大同～纳款入贡。师旋～即命典操耀武营。戊子夏～建州、毛怜、海西诸夷弗靖～廷议请以公总镇之。乃佩征虏前将军印仗节以往～至则申严号令～简阅军士～调度有方～屡奏克获～赐敕奖谕。辛卯春～召回～总典五军营。壬辰春～调三千营。是夏至甲午秋～两奉制敕～佩印总师北征～虏辄远却。丙申～总督军士浚筑京城垣堑兼葺东直门城楼～升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戊戌冬～加太子太保。癸卯秋～敕封昌宁伯～安食禄千钟。丙午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丁未春～皇贵妃薨～公奉敕董工造坟于天寿山之西南～朝夕督视～触冒暑寒～遘疾舆归～遂不治。是岁七月朔也。讣闻～上恻然嗟悼～特赙钞二万贯给麻苧、白粲有差～辍朝一日～敕有司为造茔域～遣官谕祭。屡追封昌宁侯～谥壮敏～恤典渥矣。公生永乐庚子后正月之朏～享年六十有八。曾祖宝山、祖保、伯父俱赠荣禄大夫～同知都督府事～曾祖妣陈、祖妣闫、妣王、及原配李、继冉～俱赠夫人。二夫人先卒～葬昌平县太平乡之原。 — 252 — 子男一～瑄～娶金吾前卫千户殷文次女～以舍人选侍春宫～诏赐冠带～先公一年卒。女二～长适都指挥白玺～次适定西侯蒋公仲子騤。孙男三～长鉴娶怀宁侯孙公泰长女～恩授冠带。次钺～次锡。女三～曾孙女二～俱在室鉴。卜以卒之秋～九月初六日～奉公柩启夫人之封穸焉。前事具公世出行实请予铭。维公早袭勋阶～茕茕孤孑～乃克荐志奋兴～闲习武略～涉猎儒书～累膺蕳命～佩符建节～东征北伐～英威勇誉～声闻夷狄～所至虏辄闻风奔遁～靡敢抗迎。乃不穷追远袭～绕功启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厥勋懋焉,矧平居总操督工～蕳教有方～抚卹周至～士卒咸悦～立朝行已～慎重无违～缙绅推敬～是宜朝廷倚重。凡奉敕遣出～辞还见輙～有白金文绮、宝镪饩醴之赐～至锡蟒衣玉带。岁节恩意尤夥。而卒也～赙檖葬祭～封爵加谥～有隆无杀始终～荣哀何其盛哉:予与公同朝～久知公深～去秋参典邦政～两偕公考阅武学官舍～诸生相欢竟日～益见公之忠亮端凝～信为国之于城～而于古名将奚泰然。则铭于予～宜铭曰: 皇以奠安～泰山磐石～曰惟文武～笃棐励翼。桓桓赵公～系出充国～世有闻人～储休委泽。粤若公～早世兄职～从我文皇～勋阶累积。公自幼孤～式儿脩饬～武略究通～体貌斩持～虏冠薄效。慨然奉檄～乃率虎旅～乃肆鹰击～乃佥都閫。英誉炫赫～先帝录劳～崇登显陟～出则总操～入则侍直。今上倚毗～宠恩弥益～屡佩印符～屡奉制敕～东征北伐～所向无敌～或闻风遁～或受俘首。恬不邀功～边不启隙～ — 253 — 惠周师徙～威詟夷狄。帝曰汝胜～久树勋绩～ 予惟汝嘉～其进封伯。公拜稽首曰～敢德报德～ 维何委身～戮力营星俄陨～尚劳敕役。讣闻九 重～?深悼惜～恤典渥优～荣哀何极:太平之古原～郁郁松柏～最迹勒铭～永贲,穸～昌宁之迹 风号～于昭千亿: 物 东吴杨润镌 — 254 — 说 坟 道 墓 雨 相 在与朝阳区的文物管理人员和文物爱好者交谈时，他们苦于朝阳地区地上、地下文物少，没有海淀区的“三山五园”;没有昌平区的十三陵;没有崇文、宣武的会馆;没有东城、西城的胡同、庙宇„„其实一个区的文化底蕴和文物古迹的重要和价值，不是用数学方式来衡量的，也不存在可比性。各个区县都有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特色，只要认真了解和研究，都是很宝贵的遗产。 在历史上，朝阳区的古墓老坟就很多，虽然大多被偷掘、被盗挖，或者被夷为平地，但还有相当多的被保留在地名和人的记忆之中，这些地名和记忆，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理应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坟墓是“砖砌的历史”，一座坟一座墓的背后，都有一段沧桑史或一段感人泪下的故事。朝阳区的坟墓众多，有名有姓有根有据的就数百座，如果编一本《坟墓志》绝不亚于《胡同志》，同样都可以显现出历史底蕴、文化积淀;同样都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与皇陵、王爷陵所不同的是，朝阳地区的坟更具民间色彩。虽然至今保留在地名、村名中的坟，不见得全是平民百姓，但是与历史上的达官贵人还是有所区别的，至少不那么贵族化，对于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生活状况是有些帮助的。 — 255 — 在今天的朝阳地区，以姓氏命名的坟有多少，由于时代变迁，大概很难统计清楚，但目前保留在地名中就很不少。如，英家坟、马家坟、万家坟、邓家坟、石家坟、白家坟、闻家坟、赵家坟、顾家坟、崔家坟、索家坟、唐家古坟、安家坟、祁家坟、孙家坟、苏家坟、夏家坟、孟家坟、迹 风柯家坟、费家坟、施家坟、叶家坟、鲁家坟等。 物 一般来说，能以姓氏命名坟地，而且坟地四周形成了村庄，说明这个家族非等闲之辈。在古代只有有些“家底”和权势的家庭才能雇用守坟人。守坟人为世袭的职业，他们替主人维护、管理或者还负责祭祀等工作。经过几代相传，坟墓主人的后代都不存在了，他们中有些人还会恪尽职守。这种古风表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这些守墓人及其子孙后代，因长期在坟墓周边生活、耕耘或植树造林，而逐渐形成了村落。如今有些昔日以坟命名的地名，不少都改成了村庄名，如马家村、叶家庄、安家村等，并流传沿用至今。 这些由坟演变的村庄，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自然村”，有些地名由“坟”改为“村”或“庄”的历史只有几十年，但有些老人在称呼时，往往还用“坟”来称。 有些坟的称呼和历史是很有趣的。像十八里店乡的五斗村，原称五斗坟村。据传，这里曾埋葬了五位风雅的文人，称斗方名士墓。至于这五位名士的姓名、事迹，史无所载。但是当年称“五斗坟”绝非是牵强附会，只是年代久远，查起来困难而已。考古与历史之所以有趣，就是古人为后人留下了不少难解的“密码”。“五斗坟”亦是如此，只留下了地名这样的“活化石”，但没有留下“细节”。后人们要想搞清楚，弄明白，非要费些气力和工夫不可。 在几十年前，五斗坟一带是很幽静的，可能还是块“风水宝地”，先人们在这里择地修“阴宅”，是有所意图的，五位名士能在此合葬，肯定有原因。这里虽然没有山，但 — 256 — 有昔日的萧太后河。在几百年前，这条河是水上交通要道，将墓地立于此地，寄托着古人的“人生在世不称意，不如散发弄扁舟”的情愫。五位名士早已化在了五斗村的肥田沃土之中，但他们留在了地名之中，供后人回味，对他们而言是很欣慰的，因为五斗村总会长期保留下来的，直到永远。 道家坟在六里屯乡(街道办事处)，今改称道家园，成为了居民小区。道家坟的历史很悠久，至少在元代就出现了。据考，这里是东嶽庙道人的墓地。东岳庙建庙已有600多年，道人死后多埋于此。道人之死被称为“羽化”，意思他已“成仙”而“骑鹤西去瑶池”，但这只是道家的传说而已，出家的道人与常人死后一样也要“入土为安”。于是他们选择了这块地。因埋的道人很多，乃至多年之后形成村落。 道家坟周边的土地一直是东岳庙的香火田，除用来埋葬死去的道士外，还用来耕种，为东岳庙道士提供粮食和蔬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道家坟依然存在，尚有道士墓残存。其改为道家村是1965年，1988年改称为道家园。 在朝阳区还有一个叫坟的地方，称为李县坟。自古以来，北京没有李县，这个坟地的来历很有趣。据传说，此地原为李姓坟地，曾埋葬过李景、李宪兄弟两人。李氏兄弟疑为明朝人士，当年可能有些势力，所以有守坟人。李县系李宪的谐音，后来人以讹传讹，李宪就传成了李县，给后人留下了谜团。李县坟村在1982年改为“立先村”，亦是李县的谐音。由李县改为立先，字改音未改，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使地名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 鞑子坟之称也很有趣。鞑子坟也称“骚鞑子坟”，名字很怪。其实，鞑子是对蒙古人的蔑称，故1982年改为达理庄，以示各民族平等，这种改动是有进步意义的。此地埋葬 — 257 — 的是蒙古族人，其有两种说法，一是元朝统治者的遗民;另一说是清代驻京的蒙古八旗族人。据笔者认为，是清代蒙古八族的族人墓地比较可靠。因为元朝灭亡后，明朝人连蒙古的皇宫都烧了，怎么会给他们留有墓地呢,元代蒙古人死后古一般不设坟地，有些信奉喇嘛教的人，还沿袭藏人的“天葬”，迹 风留下墓地的可能性不大。 物 清代，有不少蒙古人驻扎京师，而且城里还有多座内、外蒙古的亲王、郡王的府第。驻扎京师的蒙古八旗，受了汉人墓葬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鞑子坟”便应运用而生。 民国之后，施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官方的文件、公告不允许有“鞑子”之类的贬义蔑称。“鞑子坟”之称只在民间流传。在解放以后，对此地人口普查时，“鞑子坟”周边已没有蒙古族人了，虽然如此，为了民族团结，共筑和谐，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将此地改为达理庄，并沿用至今。 醉公坟在东坝乡，墓主是塞勒，此人是多尔衮的过继曾孙(多尔衮无后)，又是豫亲王多铎的曾孙，系爱新觉罗氏，《清史稿》上此人有传。据传说塞勒嗜酒如命，“但愿长醉不醒”，但为人还算耿直，活着时他是辅国公，爵位不高，但死后半个世纪后被乾隆皇帝追封为和硕睿亲王。因他死时只是个公爵，故他的坟墓不上王爷坟，因其嗜酒而“醉公”之称，他的墓就有了“醉公坟”之称。 按当地人传说，塞勒墓上有一砖砌大酒葫芦，说他时常带醉上朝。但这只是传说而已，塞勒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酩酊大醉时上朝，因为他明白“欺君”的罪名是很可怕的，掉了脑袋，什么酒也不香了。1968年，“醉公坟”改称“醉公村”，其墓地1958年前已被铲平，与朝阳区内的几座肃亲王墓的命运相同。肃亲王的后代，在日伪时期充当汉奸，助纣为虐，最臭名昭著的是川岛芳子(末代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金璧辉)，肃亲王的“王爷坟”被破坏是 — 258 — 理所当然，况且还有肃亲王后代参与破坏、挖掘、盗卖。 松公坟也有来历。原来此处与乾隆四女和硕和嘉公主有些关系，据说此女手有残疾，五指间有蹼相连，被人戏称“佛手公主”。松公即松颐，大概有镇国公、辅国公的爵位，是“佛手公主”的后人，死后埋在此处后，被称为“松公坟”，如今称松公村，是1965年命名的。按清朝的礼制，“公”的墓的规格比亲王、郡王和公主要小，故而今天很难见到“松公坟”的遗迹，没有遗址，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记忆。 在朝阳区有六公主坟、公主坟及皇姑坟等。其中有两个叫六公主坟的地名。一是在和平里北的六公主坟;一是来广营的六公主坟。前者埋葬的是康熙女儿固伦纯悫公主，这位公主下嫁于蒙古亲王策棱。另一公主是道光的女儿固伦寿恩公主，其额驸为景寿。关于这两个公主的坟墓等详细情况，已有专著，故不多言。只是前一个六公主坟在1962年挖掘后被夷为平地，并改称胜古东里;后一个六公主坟，1982年改称六公主村。以上几处公主坟虽易名，但是改的比较科学。 在朝阳区，昔日还有“日本坟地”，其地址在今天的朝阳医院附近。当年这里还建有一个旧式火化场，火化场周边埋了不少日本人的骨灰，因此人称“日本坟地”。日本坟地因埋葬了不少日本浪人和侵华军人，很伤中国人的感情，但因中国人民风古朴，对这片坟地一直未改动，只是在1958年兴建朝阳医院时才拆除。 此外，在八里庄昔日还有丁家坟，这片坟是京城著名的东来顺饭庄创始人丁德山等人的坟地。丁氏系穆斯林，故墓地按伊斯兰教的仪轨所建，坟由砖砌，系长方形。丁氏家族因经营有术，给后人留下了“涮肉何处嫩，北京东来顺”的谚语，故而丁氏墓地十分排场，在坟墓周边还建有围墙，植有松柏。 — 259 — 丁氏坟地在“文革”中虽遭到一些破坏，尚存有一些地面建筑，其被拆毁是在“文革”之后。在“文革”后此地大兴土木建了居民小区，丁氏坟就不存在了。 在日坛公园内有马骏烈士墓。因多有记述故不重复。古马骏墓亦是伊斯兰式的。 迹 风朝阳区的坟墓，包括“八王坟”、“六王坟”、“皇姑坟”、 物 “公主坟”等，都被视为历史陈迹，是有文史价值的。一些清代古墓的消失，多在民国之初和日伪时期。民国后“八旗子弟”不再有皇粮、俸禄，而这些人大多数目不识丁，无能无才，只会提笼架鸟、养猫喂狗，只能坐吃山空。当没有了收入之后，他们先是变卖家产、房屋，最后是卖祖坟的树木、地面建筑，最后便与奸人勾结挖祖坟。 有些“王爷坟”破毁是日伪时期盗墓奸人所为，但大多数是他们不孝子孙所为。有人将这笔账记在解放后的“易风移俗”上，是不准确的，至少很不客观。至于那些标有×家坟的消失，则与“易风移俗”和“文革”有关。 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对于将一些以坟为名的地名改动无可非议，但对于一些历史含量较高的地名，如八王坟、公主坟等，可以适当保留，不要轻易改动。毕竟，这些地名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沧桑故事，是一种文化现象。 从目前的资料看，朝阳区的“三岔河汉墓群”、兆惠墓、图海墓、荣禄墓、费扬古墓、海望墓、常汝贵墓等墓尚有些许残留遗迹，被列为市级或区级的文物保护名单中，虽然有些墓地只剩下一些石雕、残碑，或者只有遗址，但能记录在案，也是令人欣慰的。 坟地等埋葬逝者的地方所产生的文化，被人们称为“墓园文化”。但它与“殡葬文化”有所不同，“墓园文化”主要是研究墓的主人、墓的建筑、墓碑等。这项文化的研究在我国一直停滞在皇陵、王公贵族坟墓上，面对普通人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研究“墓园文 — 260 — 化”只侧重于墓中的文物、殉葬品的价值和多少，这种研究与盗墓者和文物贩子在心理上是一致的。而重要的是应该去研究“墓园文化”中的人文价值。 ,2007年4月, — 261 — 古朝外的胡同 迹 风 张 双 林 物 这几年北京的胡同算是风光无限了，先是有人为胡同著书立说;尔后是有人搞起了“胡同游”，不但有弘扬北京民俗文化之美名，而且也赚了不少“外汇”——因为肯于坐在三轮车上逛胡同的多为洋人。不过，人们只是关注的是东、西城和崇文、宣武的胡同，而朝阳区的胡同，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在朝阳区，尤其是朝阳门、东直门的关厢地区有些胡同亦是很有趣的，其人文价值并不亚于城里的胡同，只是人们挖掘的不够，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而已。 出于历史原因，朝阳区的胡同里没有会馆，也少有名人故居和买卖商号，但昔日亦有寺庙等古迹，亦是存有文化遗址的地方。像今天的朝外和建外大街地区，当年就有鸡(吉)市口、袁老人胡同、香饵胡同、笔管胡同、盛管胡同、细米胡同、月河胡同、砖厂胡同等。这些胡同如今大多易名，或者拆了盖楼，但在几十年前确实存在，而且多少亦有些来历。 荣盛胡同，今已不存在了，但在若干年前还是小有名气，因为胡同北口曾有新声(今称为紫光)电影院。胡同 轩。小饭馆属“二得名源于当年胡同口有一家小饭馆荣盛 荤铺”性质，只卖些廉价饭菜，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的劳动者和逛朝外市场的人。因来往人不少，逐将饭铺的小胡 — 262 — 同称为了荣盛胡同。 在今日之蓝岛大厦址上，昔日曾有化家胡同。化家胡同始于清代，有可能华家或花家之误，而在北京姓化的不多，甚至没有。以化家命名的胡同可能缘于当年这里是坟地。当×家坟改称为×家村时，一些居民较多离城区较近的×家坟就改称×家胡同了，这亦是北京地名演变的一个规律，自然在朝阳地区也不例外。 在丰台区有夏家胡同，朝阳区也有夏家胡同。唯有区别的是丰台区的夏家胡同住的是种花佃农，而朝阳区的夏家胡同住的是东嶽庙的佃户，因为在历史上此地曾是东嶽庙的庙产田。两个夏家胡同都是由村落改的。在朝阳的夏家胡同附近曾有一家药厂，称为辅华合记矿药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6月14日)，曾发生爆炸，此地也受到了影响，虽屡经翻修，仍然破破烂烂，不堪入住，故而在20多年就被“危改”了，至今已成高楼一片。 秀水河，与城里的受水河、秀水河异曲同工，都是由臭水河的谐音而来。朝外的秀水河胡同昔日是排污沟，因臭气冲天、污水泛滥故称为臭水河。河两岸住了不少贫民，人称臭水河胡同。解放后，大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将臭水河“雅化”而改称秀水河胡同，其地的臭河也改成了马路。今天，当我们在此地徜徉散步时，看到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谁也不会与臭水沟相联系的。 在秀水胡同附近，曾有一净住胡同。胡同以寺庙为名在北京亦算是正常，所以以此推断净住胡同由净住寺得名。据传，净住寺系一喇嘛庙。查有关资料，1936年北京寺庙登记中，没有净住寺，只有净土寺，足见此处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可能多年前就不存在了。庙不在了，但留在胡同名里。在1958年前后，这条小胡同里还有几家个体的小客栈和小饭馆，每逢华灯初上之际，胡同内灯光闪烁，总有人出出进进。而今这一切与净住胡同一样存留在一些人的 — 263 — 记忆之中。净住胡同可算是朝阳区内拐弯最多的胡同，至少有六个弯。城里的胡同有八道弯、九道弯，有六道弯的不多，如不是被拆除了，肯定也十分有趣。 三丰胡同离净住胡同很近，也是因寺庙得名。据了解，古此处曾有古刹三佛寺。在民国廿五年(1936年)北平市政迹 风当局的寺庙调查中，已无此庙，由此可见这座庙在此之前 物 已不存在了。在三丰胡同(三佛寺)不远的地方就是九天宫、天仙宫、东嶽庙、十八嶽等道家寺庙，朝外一直是道教寺院占上风的地区，一座不大的三佛寺很难生存下去。当众多的香客去了东嶽庙等庙，这里便冷落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三丰胡同之称号是1965年之后才出现的，那时人们一直都称三佛寺。 三佛寺不大，但在当地居民中有些影响，乃至附近还有了三丰南巷。三丰南巷原称三佛寺后身，其名称亦是三佛寺的转音。朝外地区的胡同与城里的胡同一样，反映了当时的居民文化和居民生活状态。从怀旧和恋旧的角度出发，被拆是十分可惜的。但是，从原住民的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出发，这些胡同又是非拆不可。因为与东、西城的胡同相比，它更显陈旧、破烂，很少有文化价值的建筑，也没有“磨砖对缝”、“前出廊子后出厦”的四合院。 笔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述胡同里做过考察，当地民居都有搬走、住楼房的愿望。他们对住在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没有厕所和厨房，而且几乎全是由碎砖和黄土砌的房子里，已十分厌恶。改善住房条件既是他们的心声，亦是政府部门的心愿。所以，当这些破房全拆了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遗憾。 朝阳区的胡同，虽然被京城的文史爱好者视为遗忘的角落，但当地政府没有把它遗忘，如今万丈高楼平地而起，即是很好的佐证。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朝阳的胡同，似乎没有出过“名人”， — 264 — 也没有“名人故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冷落它。有些人确实名不见经传，史书典籍中也没有记载，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贡献，小人物的天地。住在朝外吉市口的孙某，外号人称孙大蛤蟆，在城里就有些名气，他是一个“蛐蛐把式”，会调养蛐蛐(蟋蟀)。当年许多“大宅门”的主人都有斗蛐蛐的嗜好，一度是京城的风气。每当秋风一起，斗蛐蛐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些人还以此为赌博游戏，一只好的蛐蛐可以卖几十两银子。 孙某不但会调理蛐蛐，而且还能捕捉到最好的。他活动的地方就在他家附近，那时东岳庙后就是荒地，今天的工人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在半个世纪前也是庄稼地、窑坑、菜田。孙某就奔走在这些地方，昼伏夜出，如果捉到一只上品蛐蛐，一年的“嚼谷儿”就算是拿下来了。京城传说故事中，一只蛐蛐换回一头大骡子的事，据说就发生他家。 解放后，因玩蛐蛐有“玩物丧志”和“不务正业”之嫌，没有多少人再去斗蛐蛐，孙某的后代有的改行当了瓦匠，有的改行当了花把式，还有一个在公安分局里当“片儿警”，但孙某家会调理蛐蛐的事则流传很久。 住在朝外南下坡的夏某是卖羊头肉的，夏某是穆斯林，加工白水羊头特别讲究“清真”，干净卫生，货真价实。在东四牌楼一带口碑极好。每到黄昏之后，他就背着一个大木盆，提着小马灯就穿过朝阳门进城了。大木盆有盖，无论是盆盖还是切肉的案板，都刷洗的露出了白茬，一尘不染，让人看着就心里放心。 夏某主要在东四附近转悠，最远走到马市大街(今美术馆一带)时货就卖完了。卖羊头肉是小本生意，只有蝇头小利可赚，但夏某却干了几十年，直到1956年施行“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见不到他的身影。卖羊头肉是个“技术活儿”，羊头肉要切的像纸一样薄，切 — 265 — 好之后要撒一些花椒盐，这花椒盐是装在一只牛角里。老夏有一手好刀工，肉切的又快又好，而且对“照顾主儿”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真正是“童叟无欺”。 三佛寺胡同的刘某，是一位“能工巧匠”，但在春天是古当泥瓦匠，其最拿手的技术是用碎砖砌墙盖房，朝外地区迹 风的许多碎砖房都是他和他的“工程队”(其实是他的三个儿 物 子和两个侄儿)一起盖的。用碎砖盖房是老北京瓦匠的一绝，外地的瓦匠是做不出这种活儿的。所谓碎砖即“半头砖”和一些砖块，但盖出的房绝对看不出来，用他们的行话称“齐不齐一把泥”，全凭抹泥抹灰了。 在不盖房、不修房的日子里，刘某就帮人糊顶棚和扎纸灯笼卖，这亦是一种手工活，非一般人所为。解放后刘某因年纪大了就在家里养老，他的儿子们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其中有个儿子因参加过北平地下党的工作，撒过传单，贴过标语，解放以后曾在内三区当过干部，十几年前已“离休”。他的另一儿子参加“南下工作队”去南方参加“土改”，听说在湖南当了好几年县长，现今已退休。 ,2007年4月, — 266 — 朝阳的香会 霜 林 民间花会，又称“乡会”、“社火”，因其活动与寺庙的法会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故又称为香会。老北京的香会历史悠久且又种类繁多，是不可忽略的文化遗产和民俗形态。 在北京人们的谈论香会时，首推妙峰山香会，说到朝阳区的香会，提到的就是京东地区的“公议助善童子老会”的“二闸的狮子会凫水”，除此之外，谈论的不多。殊不知，当年东岳庙的香会，不仅数量可观，其表演也是很出众的，并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 历史上的“香会”，至少在汉代已经出现，由于历史的发展，香会也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且有了“文会”、“武会”的区分。所谓“文会”主要是些旨在行善、“敬惜字纸”及为寺庙提供物品的“献花老会”、“窝窝头会”、“膏药圣会”和“清茶圣会”等等。这些“香会”在提供行善外，更多的是为寺庙的祭祀活动提供物质、后勤保障，是寺庙能维持香火旺盛的基础。 “武会”则以文娱表演为主，如高跷、舞狮、霸王鞭 虎棍、开路、十番会、旱船会等等。“武会”及小车会、五 因介于戏曲表演和祭祀活动之间，其表演又有自娱自乐的特色，远比“文会”留给人们印象深刻。 在东岳庙里，历史上曾有数十座记载香会的碑，是香 — 267 — 会自身刻制并奉献给寺院的。据2003年统计，庙内总有127座碑，至今保存下来的还有61座。这些香会碑，真实记录了各个香会的历史、成因及香会组织结构、会首(香首)等等，为后人研究香会提供了方便和佐证。京西妙峰古山每年进香朝山时的香会数量和人数比东岳庙要多，但保迹 风存至今的碑刻就没有东岳庙多了。 物 东岳庙现存的61块香会碑，多为明、清两朝的，从这此碑的存在，人们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盛况，同时也说明这些刻碑的香会对于东岳庙的发展有很大作用。正是有了这些香会，使东岳庙几百年来香火不断，幡旗招展，香客如云，既有浓郁的宗教气氛，又有浓郁的民俗色彩。有趣的是，许多香会碑的撰文者都是当时著名的官员、书法家和社会名流，如梁诗正、沈德潜、潘祖荫等等，使这些碑成为中华书法艺术的瑰宝之一。 东岳庙中的“香灯供膳会”会碑，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有意思的是该会的“会首”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北京许多寺庙都与太监有关，但很少有像“李大总管”这样声名显赫的宦官。由他出面，自然对东岳庙的香火旺盛有突出的作用，不少太监和汉满官员都步其后尘“赞助”东岳庙，使之经久不衰。 东岳庙的香会已成为历史。如今，朝阳区已经开始注意对香会(花会)资料的挖掘、整理，对一些至今尚存的花会给予扶植和支持，这对继承、保护古人的文化遗产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 268 — 南下坡清真寺拾遗 马仲清 胡之刚 朝外南下坡清真寺始建于明末清初，是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风格，建筑结构严谨考究，古朴典雅精致。清真寺座西朝东，正门为三个独立的建筑门楼，门楼之间是院墙连接，左右院墙向两侧前伸，呈半圆型，门楼、院墙磨砖对缝，十分坚固。 南北两个门楼为方型门洞，平时是关闭的，只有在伊斯兰教开斋节、古尔邦节等重大传统节日时开启。中间门洞是高台阶券顶圆门洞，门洞内上方有宽大的上门槛，笔者六七岁时曾爬上去坐在上面玩耍说笑。红色的大门，两扇门上装有铜门环，以备夜间来人敲门之用。圆门洞的外上方刻着精美的花纹砖雕，并镶嵌着一块石匾，上刻有五个大字:“敕赐礼拜寺。” 清真寺门前两侧有两棵古松树。进清真寺圆门洞正门，是青砖漫地的甬道，甬道与寺内中门相接。中门是木雕精细的垂花门。在垂花门左右有汉白玉抱鼓石门墩一对。 清真寺的三座门楼与院内的礼拜大殿混为一体，构成一座典雅完整的古建筑院落，给人以庄严、肃穆、神秘之感。 可惜的是，南下坡清真寺的三座门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被毁，完整的古建筑整体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清真寺现在的正门，是“文革”后修建的。它是仿阿拉伯式的圆顶建筑门。 — 269 — 避难的场所 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南下坡清真寺为保护青壮年免遭抓壮丁抓民夫之苦，做出过令人难忘的贡献。 古今年已经82岁的景世荣老人，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为迹 风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抓民夫，藏在清真寺大殿房顶时的情景， 物 至今记忆犹新。景世荣老人感慨地说:“1947年，那时我23岁，听说国民党在南营房抓壮丁，我们住南下坡的老少爷们心惊胆战，我和景文奎二伯、景文芳三伯，从家里拿点干粮就往礼拜寺跑，在礼拜寺阿訇等乡老的帮助下，顺着木梯子爬上礼拜寺大殿的屋顶，趴在屋顶上藏着，任凭夏天太阳晒，冬天北风吹，大伙都不敢动一动，一趴就是一天，天黑了才敢悄悄地下来，偷偷地回家。” 南下坡清真寺的阿訇和乡老们千方百计地保护回族青壮年，当青壮年爬上大殿房顶后，立即把梯子藏起来。抓壮丁、抓民夫的国民党军队到礼拜寺找人抓人，均被阿訇“友好”地劝说走。 在礼拜寺，穆斯林群众不仅做宗教活动，而且把礼拜寺当成了自己的“家”。多少年来、多少代人都把礼拜寺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把回族兄弟姐妹、伯伯婶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出钱、出力，没有二话。比如:礼拜大殿南墙要坍塌，杨凤鸣等回族群众搬砖、和泥，很快给修好。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工钱的。再比如:谁家有人“无常”了，找到马柱伯，他二话不说，放下自己的事，去料理亡人的后事。虽然他们已去世近二十年，提起他们仍是赞不绝口。 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 在解放初期，南下坡清真寺是朝外南中街、秀水河、观音寺、杜家楼、南下坡等街道的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 — 270 — 笔者有一张1954年的黑白照片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南下坡清真寺礼拜大殿的门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画像，大殿两旁的木柱上一边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根木柱上贴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大殿门前拉挂着五颜六色的花环、彩带，地上摆放着十几盆鲜花，中间是个选票箱。“北京市东郊区市场西选区第一选举站全体合影”的黑白照片，是1954年4月4日拍摄的，共57人，其中女同志30人。几位选出的代表胸前带着红色的小布条标志。这张照片上的人不都是回民，他们与回民群众和睦相处，生活习惯也与回民一样。这张照片上的人大部分已去世，当时年仅18岁的高淑兰，现在已经是72岁老太太了。 礼拜寺的马春圃阿訇、胡了臣阿訇和全体人员的合影，更能说明清真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认真作好民族团结工作，认真履行并作好选举人民代表的各项工作，礼拜寺是选举站，大家在这里组织群众参加选举，群众在这里投票，礼拜寺成了政治活动的场所。 南下坡礼拜寺还是文化学习的场所。在解放初，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朝外地区的扫盲班就开在礼拜寺，许多人在南讲堂学习识字，摘掉文盲的帽子。 在1954年笔者六七岁时，曾和同龄的小伙伴在礼拜寺学习阿文，练习阿拉伯语，阿拉伯字母至今还记忆犹新。据笔者的哥哥讲，在他十一二岁时曾在礼拜寺跟沙子香阿訇的侄子沙金英、海里凡学习武术。现在礼拜寺大殿门上方悬挂的巨大的“都阿宜”是八十年代初沙金英阿訇亲笔书写的。 如今的南下坡清真寺，古寺焕发青春。在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体统，传播伊斯兰教文化，为穆斯林群众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6年11月, — 271 — 古南下坡清真寺的“彩凉船” 迹 风 马 仲 清 物 在朝外南下坡清真寺有一个抬“埋体”的专用工具，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彩凉船”。 彩凉船是由不锈钢管焊接而成，长大约有6米左右，宽大约有1.3米左右，蓬布高大约有1.5米左右，蓬布上书写“南下坡清真寺”及阿拉伯文“都阿宜”。蓬布由细不锈钢管、钢丝支撑，中间高，两边低;两条长管中间焊有六条不锈钢板，这里是专门置放“埋体”匣的;前后各有2根1.8米长的短管，这是八个人抬彩凉船用的;前后两个支架支撑彩凉船。若使用彩凉船出埋体，一般都把它摆在清真寺门口。 穆斯林群众以相互友好、相互帮助为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办理亡人后事“出埋体”时，不少穆斯林群众都会自觉地参加由清真寺阿訇、亡人家属、亲朋好友等站“者那在”的告别亡人的宗教仪式。“出埋体”时，穆斯林群众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会争先恐后地加入抬埋体的行列，争着去抬，主动地让别人歇一会儿。众人簇拥着彩凉船，按照约定的行进路线慢慢前行。1965年笔者的奶奶去世时，使用彩凉船儿，由南下坡一直抬到东大桥。当时使用的彩凉船是木制的。2个至4个儿童打着香炉在前面行走。香炉有2尺长的铁把，铁把头上有近2尺的铁环，上面挂着一只燃着芭兰香的香炉。 — 272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宗教活动受到冲击和批判、限制，穆斯林体统的宗教活动停止了，彩凉船也被封存不能正常使用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汽车还比较少的时候，运送穆斯林亡人的尸体是由一辆改造的三轮车(上面正好放一个埋体匣)来完成的。在解放前后一般使用人力拉的排子车，或是马、骡子拉的大车，文革后才使用专用的面包汽车。1928年民族英雄马骏烈士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后，就是用马车把尸体运到南下坡清真寺的;前几年，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泰去世后，出埋体时使用了南下坡清真寺的彩凉船。 排子车、马车、三轮车、彩凉船、面包专用车，回族群众去世后使用的运输工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排子车已见不到了，马车、三轮车也不用了。用彩凉船出埋体时抬一程后，改换面包车前往回民公墓下葬，便捷、隆重、庄严。 ,2007年3月, — 273 — 古张义祠堂的砖雕 迹 风 孙 帅 物 砖雕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建筑装饰艺术，主要用于民居，是在水磨青砖上用工具雕出各种人物花卉、鸟兽虫鱼、神话传说故事等组成的表示吉祥的浮雕图案。通常用于门楼、照墙、屋脊、戗檐上面，使建筑更加精致、美观、漂亮。 在朝阳区的豆各庄乡豆各庄村内，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张义祠堂，祠堂中的雕饰格外精致，虽不是宫苑府邸，却极尽雕饰精华于院中。祠堂的主人张义，是清末的工部侍郎，生前曾主持过慈禧太后的陵墓修建。可能是因主人出于对建筑设计的精通，以及施工质量的严格要求，祠堂建筑磨砖对缝，真材实料，砖雕内容十分丰富，在不大的院中用砖雕表现了动物、植物、人物、神话、吉器等多种图案，历经百年依然鲜活动人。这里，我们仅就砖雕图案向读者做一下介绍。 含有吉祥语的砖雕图案 张义祠堂中的砖雕有许多表现追求吉祥幸福、如意顺遂、和谐美好、财物丰饶、加官进禄的图案。 张义祠堂为二进院，大门仿新华门样式建造，东西各有一个角门，在角门上，雕有一对花瓶，内插牡丹，意取“平安富贵”，以“瓶”谐“平”音，取“平安”之意，将 — 274 — 这个图案刻在大门两侧还有“出入平安”之意。 前院正房东侧戗檐上刻有猴、鹿、官印图案。猴与“侯”谐音，侯为中国古代的爵位之一。《礼?王制》云:“王者之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自此以后，五爵虽有变化，但历代都有侯爵。古时人们希望加官封侯，为表达此心愿，便选择猴为“侯”的象征，所以这幅图案附会了“封侯挂印”的吉语，鹿同“禄”谐音，还有加禄的意思。与此图案相近，正房西侧戗檐刻的是三只猴子嬉戏，其中一只猴子拿着一束蓉花，一只猴子背上落了一只蜜蜂，踩在另一只猴子背上，图案上方还有一只绶鸟，这与东侧的图案含义略有变化，猴为“侯”象征，蜂谐音“封”，背谐音“辈”，蓉花谐音“荣华”，绶鸟有长寿延续之意，故这幅砖雕图案的含义是“辈辈封侯，荣华不断”。这两组戗檐图案雕工精美，而且是浮雕上再套以浮雕，显得层次分明、厚重、生动。在戗檐的下面还配以装饰图案，分别是猴子和寿桃、绶鸟，由此组成的图案是“蟠桃献寿”，意在祈求长寿富贵。 在正房后山墙戗檐上也刻有图案，右边是“三羊开泰”图，由三只羊与刻有“日”字的太阳组成;左边是“犀牛望月”，由两头牛与刻有“月”字的月亮组成。羊是祥的古体字，又与“阳”谐音;犀牛指晚上的西边，羊、牛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放在图案中是吉祥的象征，又暗含“日月同辉”之意。 前院东房北墙后面的砖雕也十分有趣，图案由两只白鹭和莲花构成，鹭鸶为水鸟，飞翔有序。旧以鹭序，寓百官班次。七品文官的补子纹样就是鹭鸶。这里面鹭又与“路”谐音，莲与“廉”谐音，由此组成“路路清廉”，祝颂为官清正廉明。 前院东房南墙后面的砖雕图案为喜鹊与海棠，喜鹊俗传为报喜的喜鸟，被广泛地应用于画稿、雕刻、什器上， — 275 — 海棠，花开繁多，比喻家族繁盛，这里与喜鹊组成的图案谐海棠的“堂”音，喻为欢喜一堂。 前院西屋房后的戗檐也有相对衬的一组砖雕，北侧戗檐是“鸿雁兰花”图，鸿雁为候鸟，飞行有序，《礼?王制》古曰:“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多喻官员迹 风的班列，兰花是花中君子。由此组成的图案，含有“君子 物 展鸿图”之意。南侧戗檐的图案内容还是鹭鸶与莲花，意与前同，取“路路清廉”之意。 张义祠堂后院正房的砖雕图案为两侧对称图案，均为“双鹿”和竹、梅、菊。鹿为长寿仙兽，《抱朴子》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人们多以鹿为长寿象征，表达祝寿、祈寿的主题。鹿与竹、梅、菊组合在一起，意为梅开五福、竹报三多、举家欢乐、益寿延年。 后院正房的后山墙上，两幅图案各不相同，左侧一幅为喜鹊与梅花，取喜鹊登梅的口彩，又因喜鹊飞舞于树梢之上，附会“喜上眉梢”的吉语;右侧一幅为比翼鸟图，比翼鸟不比不飞，民间喻其和美之意，砖雕中的比翼鸟飞于花丛中，象征着与家人友朋的亲善。 含有花草的砖雕图案 花草是在砖雕中常见的图案，既做主体又做装饰。做装饰常在戗檐、盘头、博缝处。 张义祠堂用得最多的是植物图案“梅、兰、竹、菊”，这四种植物也被称为“四君子”。梅花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花镜》云“梅为天下尤物，无论智、愚、贤、不肖，莫不慕其香韵而称其清高。”梅具四德:“初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又说梅五瓣，象征五福，即快乐、幸福、长寿、顺利与和平。寒梅报春又有吉祥喜庆的意义。兰花多以喻君子高洁的品质，《周易》曰:“同心之 — 276 — 言，其臭如兰。”兰因其香而代指优美的资质，人们又希望子孙秉赋如兰之质，故而兰又转指子孙。以兰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很多，诸如“兰花图”、“五瑞图”、“君子之交”、“兰桂齐芳”等。竹，亭亭玉立，婆娑有致，清秀素洁，多比喻为贤人君子。白居易《养竹记》讲得好:“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通，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号君子。”竹的吉祥图案见于日常生活中，“岁寒三友”、“五瑞图”、“五清图”，都有竹的影子。此外，竹还谐音“祝”，表示祝颂的意思。菊盛开在百花凋零之后，作为傲霜之花，一直为诗人所偏爱，菊花可与很多图案组合，如菊花与喜鹊组合的图案表示“举家欢乐”，与松树组合为“益寿延年”等，在民间应用极广。 在张义祠堂中，有时把这些植物图案做主图，像在院中各个房间的透风、房脊上的盘头，山墙墀头的博缝等处砖雕，就多次运用梅、兰、竹、菊图案，喻意着家道的幸福、高雅、平安、延续。此外，还增加了莲花、牡丹、桃花图案。莲花清净济用，君美兼得，有“花中君子”之称，以莲之高洁喻为官之清廉，即“清莲”与“清廉”音同。牡丹是富贵的象征，为百花之王，表示企盼、祝颂既富且贵的意愿。桃花浸酒服之，除百病，好颜色，附会其木可辟邪，其果可长寿，故在家什、器皿、砖雕中多见其图案。 张义祠堂前、后院东西厢房的廊心墙上也特意镶嵌砖雕。内容就是兰花、海棠、牡丹、菊花，象征“四季兰芳”。在戗檐下方，一般都雕有装饰，这里也以花草图案为主，多为竹、莲花、蔓草、菖莆。蔓草即蔓生的草，由于它滋长延伸，蔓蔓不断，人们寄予它茂盛、长久的吉祥寓意。在大门的博缝处还有佛手和石榴叶、桃叶、万字组成的图 — 277 — 案。佛手是一种果实，俗称佛手柑是枸橼的变种。它的形体很有特点，状如人手，先端裂开，分散如手指，拳曲如手掌，故而称佛手。人们在观念中也就与佛主联系了起来，佛手相助自然诸事顺遂，吉祥如意。佛手还因“佛”与“福”古的谐音，被取作吉祥物用以祝福、祈福。石榴是多子多福迹 风的象征，桃是长寿的象征，三者合在一起再加上“万”字 物 是象征富贵不到头，其含义是多子、多福、多寿、富贵永远。 在张义祠堂，我们还可以看到花草与动物组成的图案，喜鹊踏梅梢组成的“喜上眉梢”;鹭鸶与莲花组成的“路路清廉”;比翼鸟与兰花组成的“比翼齐飞”;石榴与蝙蝠组成的“多子多福”;凤凰与牡丹组成的“富贵吉祥”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常用的花草图案，张义祠堂中还运用牵牛花和瓜的图案，改变了以往常用的葡萄、葫芦的表现手法。牵牛花与瓜都为蔓生植物，藤蔓绵延，籽粒繁多，都有后代绵延，子孙众多的吉祥象征，这也是旧时代人们的向往与观念。 含有祥禽瑞兽的砖雕图案 张义祠堂的砖雕图案中还出现了凤凰、麒麟、狮子的图案，这些祥禽瑞兽也都含有特殊的意义。 凤凰是中国传说中的瑞鸟，有百鸟之王的美誉。古《宋书?符瑞志》形容的凤凰形象最为具体:“蛇头燕颌，龟背鳖腹，鹤顶鸟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凤凰是一种杂糅许多动物特点，想象而来的飞禽。人给凤凰附会了仁义伦理的解释，说凤凰全身羽毛皆成文字，“首文曰德、翼文曰礼、背文曰义，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具有很好的德行。张义词堂的后院西房后山墙戗檐就雕刻的是凤凰牡丹图，凤凰是百鸟之长，雍容华丽，牡丹是百花 — 278 — 之王，富贵艳丽，由此而象征宝贵吉祥。后院正房戗檐下面的装饰图案也是由凤凰牡丹组成，只不过这里的凤凰是飞翔中的展翅形态，“凤凰于飞，翙翙其羽”，这里引申为和谐之意，而且都是一对对地出现。 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麒为雄，麟为雌，麋耳、马足，牛尾、一角，角端有肉。其品德“含仁而戴义，不跨饮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是一副仁厚君子的谦谦风度。张义祠堂的大门外两侧戗檐上雕的就是“麒麟卧松图”。麒麟仁德怀义，人们多以麒麟喻仁厚贤德子孙;松树是岁寒三友之一，被称作是常青树，赋予其延年益寿，长寿不老的吉祥寓义，麒麟松树组合在一起，也就附会了祠堂主人希望子孙仁厚贤德，能够不断延续。 同是麒麟图案，在张义祠堂大门内的两侧戗檐下面，也有一对麒麟图，其图案由麒麟与牡丹花组成，取富贵吉祥之意。这对麒麟砖雕保存完好，形态生动，活灵活现。 狮在古时称为百兽之王。《宋书》曰:“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狮因其在百兽中的地位，被借以象征权势、富贵。古官制有太师、少师。太师为三公之一，少师为三孤之一，都是指导、辅弼皇上、天子为政的高官，因此人们也常以此祝颂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此外，狮在佛教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也给其增添了神圣、吉祥的意义。佛教所坐卧称“狮子座”、“狮子床”。常侍于佛左右的文殊师利菩萨以狮为坐骑，文殊师利菩萨又称“妙德”、“妙吉祥”，是智慧的象征。在民间，重要年节要舞狮以示吉庆、欢乐。张义祠堂砖雕内容丰富，自然也少不了用狮来装饰门户，在其大门内侧的东西戗檐上分别雕有一对狮图，左为雌，脚下踏小狮，周围缀以牡丹、瑞草;右为雄，脚下踩一绣球，周围饰以牡丹、菊花。这既是一种威势的象征，也包含了过去人们祈求吉祥平安，镇宅驱邪的心理。 在后院正房的戗檐下左右各有装饰图，内容也与狮有 — 279 — 关，是“双狮戏绣球”，俗传雌雄二狮相戏时，它们的毛缠在一起，滚而成球，小狮便从其中产生。绣球也是吉祥之物，它的变形图案“绣球锦”、“绣球纹”常用于衣料、建筑上，在这里表示的是喜庆、吉祥的意思。 古 迹 风含有器物的砖雕图案 物 张义祠堂前院的东西厢房，在戗檐的砖雕图案中有四幅是以器物组成的图案。雕刻精美，寓意吉祥。 东厢房北山墙图案是蔓草花边衬以回形纹多宝格、盒子、爵、花瓶。回形纹是被民间称为“富贵不断头”的一种纹样，取吉利富贵不断之意，盒子，有盖有耳，合在一起，取和和美美之意;爵本为古代饮酒的器皿，圆腹，前有倾酒的流，，后有尾，旁有鋬，口上有两柱，下有三个高足。《礼?礼器》云:“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可见，爵并非一般的酒杯，而只适用于有一定地位的人。后世言爵，大多指爵位，爵禄。因而爵也就成为象征，祝愿官运享通、飞黄腾达的吉祥物。花瓶以其“瓶”谐“平”音，取平安之意，此幅图中花瓶内斜插有孔雀羽毛和如意，过去做官人的帽子上有顶戴，就是禽鸟的羽毛。由花瓶、孔雀羽、如意组成的图案就寓意着着翎顶辉煌，平安如意。由此可见图中表现着祠堂主人对爵、禄的追求。 东厢房南山墙戗檐的图案由蔓草花衬、花瓶与鼎组成。瓶取平安之意，一只瓶中还插有鹿角和拂尘，鹿为长寿之仙兽，民间多以鹿角为长寿的象征，拂尘的长须象征老年人的胡须，借此也隐喻为长寿，故其含义为平安长寿;鼎是古代的一种金属烹饪器具。常见的构架为三足两耳。鼎为镇国之宝，传国重器，为神器，引申的含义很多，如大力为“鼎力”，重臣为“鼎臣”，三公、宰相一类的高位称“鼎席”，豪门望族称“鼎族”，“钟鸣鼎食之家”。这样， — 280 — 鼎也就成为寓义吉祥之物，多表示基业大盛，家族兴旺、发达。 西厢房北戗檐图案为蔓草花衬，花瓶与炉组成。此幅图的花瓶一只插有三只令箭，一只插有如意与鹿角，瓶中插箭，有“平升三级”的暗喻，指加宫进爵;瓶中插如意，鹿角组成的寓意是是平安如意、长寿;炉是古代用于焚香，祈告上苍的器物，有祝颂之意，也是吉祥的象征。 西厢房南山墙戗檐图案由蔓草衬花、刻有八卦图的花瓶、寿石盆景、兰花组成。八卦图花瓶中的卦位是坎、离，在生活中，常以此除凶避灾，趋利向善。八卦图瓶中插有莲花、绳串的元宝。元宝之“元”又与三元之“元”同音，三元指科举考试中乡试第一名的“解元”、会试第一名的“会元”，殿试第一名的“状元”。元宝与莲组成的图案为“连中三元”之意。中国民间有爱石的习俗，石之长寿长于植物，所以称寿石，祝颂长寿图案多有寿石。兰草喻君子高洁品质，二者合在一起，意为“君子高寿”。 张义祠堂后院东西厢房戗檐下装饰图案还有“八吉祥”图案。这“八吉祥”是八件法物，指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其中莲花、金鱼、宝瓶、盘长为中国民间普遍的吉祥物或吉祥符。按北京《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莲花，出五浊世无所染之谓;金鱼，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宝瓶，福智圆满具完天漏之谓;盘长，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八吉祥”多应用于家具、什器、建筑之上，砖雕内容借用“八吉祥”图案也是祈盼吉祥、圆满、顺通、延续之意。 在张义祠堂中还有铜钱，银锭，珊瑚等组成的图案。铜钱与蝙蝠取义“福在眼前”，银锭为财宝，这里锭谐音“定”，吉祥图案中表示“定”的的意思，多取锭为比拟物，如“必定如意”。珊瑚取自深海之中，至为珍贵，也是富贵之家的观赏之物，又有珊瑚为吉祥“八宝”图案之一，故 — 281 — 珊瑚也为吉祥物，是财富、富贵的象征。 含有神话与传说的砖雕图案 古在张义祠堂中最有意思的，还要数神话传说与典故的迹 风砖雕图案，这部分砖雕构图讲究，雕工精细，堪称精品。 物 前院东西房戗檐下的装饰图案以“暗八仙”为主。八仙是民间传说中的八位道教仙人，明代吴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中记述的八仙为:钟离权、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这八仙各有神通，而且每个人都使用着一个器物，钟离权常执一小扇，“轻摇小扇乐陶然”;张果老常执鱼鼓，所谓“鱼鼓频敲有梵音”;韩湘子常执一箫，有“紫箫吹度千波静”之赞;铁拐李手拄铁杖，身背葫芦，为人治病，起死回生，有“葫芦岂只存五福”之说;曹国舅常执玉板，有“玉板和声万簌清”之谓;吕洞宾常背一剑，正所谓“剑现灵光魑魅惊”;蓝采和常携花篮，“花篮内蓄无凡品”;何仙姑手执荷花，有“手执荷花不染尘”之誉。八仙集中之后，衍生了许多故事，最熟悉的就是“八仙过海”，指八位仙人自西王母蟠桃大会醉别而归，各显其能巧渡东海。 因八仙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以祝寿，故常被取作祝寿的素材。八仙图案常见于画稿，建筑，家具、什器，衣物之上，取“八仙仰寿”、“八仙祝寿”、“群仙拱寿”之意。八仙所持物件葫芦、扇子、玉板、荷花、宝剑、萧管、花篮、鱼鼓，称“暗八仙”亦称“八宝”，以此代八仙以达意。寓意祝颂长寿。张义祠堂的“暗八仙”图案，两件器物一组，周边配以如意、祥云图案，象征如意吉祥。 后院东西房戗檐上的图案是四副历史传说故事，东厢房北侧是“东篱采菊”图，说的是晋代高士陶渊明退隐山林，放情自然的故事，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有两句“采 — 282 —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这位诗人抛却浮华，毅然辞官归隐;眺望逶迤的群山，倾情于山光水色，群鸟啁啾间，去面对大自然中那些盛开的菊花，图案中一老者与一小童在赏菊，那飘动的衣服，盛开的菊花，都显示出雕刻者手艺的精湛。 东厢房南侧是“踏雪寻梅”图，梅与雪常常在诗人笔下结成不解之缘，砖雕图案中梅花树下，一位老者手执拐杖，前面一名童心手持梅花树枝，微风吹起衣角，两人正欲过石桥。这时的人物主题已经淡化，梅与赏花者已融为一体，成为一种高洁的象征。梅傲雪绽放，被称为花中君子，“踏雪寻梅”正是君子所要寻求的意境。因此，这幅图案也隐喻着祠堂主人的追求。 西厢房北侧是“松下对弈”图，讲的是宋代文豪苏东坡，常与黄庭坚在一起饮酒、对弈、吟诗对联。一次二人在松下对弈，恰有松子落在棋盘上，苏东坡心念一动，出了个上联:“松下围棋，松子偶随棋子落。”黄庭坚一抬头，正看见对面湖畔有一渔夫正在柳树下垂钓，随口答曰:“湖边垂柳，柳丝常伴钓丝垂。”在传统绘画作品中，有很多以此为题材的画作，这则故事也充溢着文采，这也可能是祠堂主人想要的那种君子的儒雅与博学吧～ 西厢房南侧是“子猷爱竹”图。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三公子名徽之，字子猷。这个人一生放荡无羁，玩世不恭，他不贪官，不爱财，可对竹子却爱得如痴如狂。简直到了“宁有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步。有一次他专程前往观赏一种名贵的竹子，见那竹子果然出类超俗，亭亭玉立，竿竿青翠欲滴，枝枝绿生凉意，子猷呆呆赏竹，连主人的招呼也听不见，直到很晚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走了一程，子猷仍觉兴致未尽，又调转马头，再次回到院前，但门已关闭，只能透过门缝观看。子猷喜欢游历四方，每到一处住下，就命人栽种竹子，喜竹已到了“何 — 283 — 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 四副图案、四个典故，同时又是菊、梅、松、竹的寓 意延伸，张义祠堂的砖雕精美，喻意深厚，内容广泛，每 一幅图案都是创意、雕工、审美、祝颂的完美结合，观其古图，知其意，这也是笔者整理这些砖雕图案的主要想法，迹 风但愿能使传统的工艺与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为现在人服务。 物 — 284 — 豆各庄的豆腐 孙 雨 山 京城东南近郊有这样一个村庄，大清王朝时叫都阁庄，因为这里出产的豆腐小有名气，又一度被人称为“豆腐庄”。但村人皆以为不雅而取名豆各庄。 豆各庄人做豆腐的历史到底有多久,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说清楚了。不过，据村里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回忆，在他们爷爷的爷爷那个时候，村里就有人摇着石磨做豆腐，挑着担子卖豆腐了。传说那一年大辽肖太后品尝后“凤颜”大悦，连称“妙哉～美食也～” 豆腐是大豆的精华，也是其他豆制品的原料，营养非常丰富，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人体所必须的钙、磷、钾、钠等微量元素比瘦肉、牛奶、鸡蛋还要高许多，是延年益寿的绿色保健食品。宋人编写的《延年秘录》中就曾谈到:常食豆制品可令人“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 运用煎、炒、烹、炸、炖、蒸、烧、烩、焖、熬、煮、拌等方法，豆腐能做成不胜其数的各种美味食品。村里有位巧手媳妇曾经用豆腐做了数十道佳肴，摆了一回豆腐宴。有幸尝及者无不击案叫绝。 豆各庄人做豆腐甚为讲究，选用东北等地的优质大豆，那豆粒需圆润而饱满，汲取数百米深的地下泉水，那水要清亮而甘甜。通过选料、浸泡、磨浆、熬制、过滤、点卤、 — 285 — 挤压、切割等工序精心做出的豆腐鲜嫩似乳、晶莹如玉、 清香满堂、令人垂涎。因而这里出产的豆腐总是供不应求， 特别是逢年过节，十里八村前来求购者更是络绎不绝。到 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的豆腐又被京城四五十家饭店古指定为长期供应的专用品。甚至“文革”期间也未间断过。迹 风只是到了这些年里，豆各庄的豆腐才因利润甚微而渐渐淡 物 出了人们的餐桌。为了恢复这一特色食品，最近，豆各庄 人投资数十万元新建了一座新的豆腐坊。十里八村的乡亲 们又可以重新大饱口福了。 ,2006年, 孙雨山:原双桥农场宣传干部。 — 286 — 剃 头 挑 子 霍 楠 中国人对头发是非常爱惜的，有“体身发肤，受之父母，不得伤损丝毫”之言。所以，从诞生之日起，无论男女都要留头发的。姚廷遴《历年记》记载:“男子十六岁方留头，发长披在肩上，如今时妇女无异。亦梳‘三把头’‘泛心头’，发少者用(假发)益之，甚有发团如冰盘大者，亦如今日妇女梳妆一般。插簪戴花，将彼发掳扎起，即名曰:‘直掳头’。二十岁方戴冠。” 在古代，髡首即剪去头发，是一种非常重的刑法，所以一般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去断发的。到了清朝，满族入主中原，顺治下令汉人男子必须剃去前额的头发，以表示臣服归顺清朝之意。由此诞生了剃头师傅。开始，剃头师傅都是由旗内清兵担任。凡是抗拒剃头的，大多刀到头落。所以，没用多久，汉人都剃发。头发剃了还会继续生长的，这就需要经常修剪。由此剃头这一行业诞生了。 老北京的剃头挑子必须学会十六种技能之后才能开张。这些技能包括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补，统称“整容行儿的文武不当”。旧时北京的理发匠，挑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装抽屉的板凳，既可供客人坐又可作工具箱使用。剃刀、梳子、剪刀、刷子等均放置其中;另一头是一只大暖炉和手巾杆，上面搁铜盆一只，盆边竖旗杆一根，这是理发匠特有的招 — 287 — 幌。杆上有方形小斗一只可放肥皂，斗下是半月形叉子， 挂围巾及毛巾用。 ,2007年, 古 迹 风霍楠:北京民俗博物馆干部 物 — 288 — “北京一得阁”趣话 霍 楠 “一得阁”系谢松岱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所创。相传谢松岱从南方进京赶考，因当时都是使用毛笔书写，只听得考场上一片研墨之声，占去了考生们许多宝贵时间。谢松岱虽然落第，但对此却很有感触，随之便考虑并着手改革墨块为墨汁。经过反覆的摸索，终于研制出用浸泡墨块的方法直接生产墨汁的工艺。他专门到考场外去推销，大受考生们的欢迎。打开销路并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便在当时文人荟萃的琉璃厂置办了一座二层小楼，开设了一家前店后厂的企业，自产自销墨汁，并书写了一副藏头联，以表心迹: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心。谢松岱亲自题写了店名“一得阁”，自此一得阁的声誉不胫而走，蜚声京城。这块牌匾，130多年来一直保存完好，悬挂至今。一得阁的名牌“惜如金”、“松烟香墨”等产品，一直名扬四海。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郑州、西安设立分号销售墨汁。 很多发明出自偶然，但在偶然中有必然，这必然就是有心。谢松岱在科举考试中，深感带上“纸、笔、墨、砚”不方便，特别是在专心致志的考试时，还要研墨，即耽误工夫，又打断思维，弄不好还会把试卷、衣服弄脏，于是产生了生产墨汁的想法。一得阁开业后，生产的墨汁很受欢迎，于是他就招收徒弟扩大生产。在徒弟当中，有一个叫徐洁滨的人，很受谢松岱的喜欢。 — 289 — 有一句老话说:“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但是在一得阁，谢松岱看徐洁滨勤奋好学，人又老实善良，便把自己的手艺全部无保留地教给了他。这时，谢松岱发现徐洁滨特别聪明，一学就会，一点就通。很快徐洁滨就学会了生古产墨汁的技术。 迹 风 谢松岱晚年要携带全家回安徽，在家乡安度晚年。有 物 人对他说:“你的心血在一得阁，走了你放心吗,”他笑着说:“徐洁滨完全可以托付。”谢松岱全家走了，徐洁滨掌握了一得阁的生产和销售大权。徐洁滨明白，要不辜负师傅的委托，首先要搞好一得阁，这样才能对得起师傅。为此，他不仅抓好产品质量，而且还研究出新的品种油烟墨汁、松烟墨汁。 油烟的制作方法是在一间屋子里点上数百盏灯，上有层层铁板，油烟向上升腾，凝结在铁板之上。最上层的称为「云烟」，质量最好;中间的称「中烟」，次之;最下面的称「落地烟」，又次之。松烟的制作方法是在院子里支灶燃烧松香，上接有烟筒，烟筒拐弯很多，在房顶上来回盘绕，绕出来的松烟很难逸出。到了一定时候，把烟筒卸下来敲打，便得到了松烟。收集到的油烟与松烟。加上骨胶、芦盐等原料，经过上百次的研磨，便制成了。这种墨汁十分讲究。质量上乘，具有书写流利、墨迹光亮、易乾易裱、耐水耐晒、不褪色、不洇纸等特点，备受书画名家推崇。徐洁滨还开发了八宝印泥、双羊牌浆糊等新产品。其中，「八宝印泥」也是一得阁一绝。所谓「八宝」，即红宝石、红珊瑚、珍珠、金箔、朱砂、麝香、冰片，贮存百年以上的蓖麻油，用这八种原料制成的印泥，其贵如金，一盒几十克重的八宝印泥，便值百元以上。这种印泥色译鲜亮，历数百年而下变，故与墨汁并誉于世。 ,2007年5月, — 290 — 编 后 语 在金秋十月，《朝阳文史资料》第七辑正式出版，与大家见面了。这是继朝阳区几届政协编辑出版《朝阳文史》1—6辑及《北京文史资料精选?朝阳卷》之后，今年新一届政协在文史资料征集、整理、出版方面取得的又一个成果。至此，朝阳区历届政协征集、编辑的文史资料突破100万字大关，标志着朝阳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事业，是政协一项不可或缺的长线、系统性工作。它具有鲜明的统战特色和“三亲”(亲历、亲闻、亲见)特点。由于它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直接记述或综合考证整理，融入了个人亲身感受，因而又具有鲜活生动、真实具体的特征。它既可作为一种独立读物阅读，亦可作为各种专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的参考，还能为各种历史影视剧、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素材依据。文史资料与地方志、党史不同，它不求全面、不求系统、不拘观点，不事评论，对相关人和事，可以完整地叙述，亦可片断回忆，只要有史料值价，均可辑录。 文史资料是一种内容选材都十分宽泛的历史文化资料。具体到朝阳区文史资料，凡发生于朝阳地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文、古迹、风物、习俗、名人轶事等，以及朝阳区的政协委员、居住人士对区域外相关人与事的回忆，均在征集范围。征集和撰写文史资料，是政协 — 291 — 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广大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为社会做贡献的一条重要途径。大家要发挥优势，认真挖掘、整理朝阳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认真回顾记录朝阳区的发展经历。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古 迹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首善之区增砖添瓦， 风尽绵薄之力。 物 《朝阳文史资料》第七辑，共收入59篇文稿，近20万字。比起以往各辑，题材更加广泛、内容更加厚重，史料价值进一步提高，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进行了史料专题化、系列化的研究与探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述颇丰的北京史地民俗方面的专家及老领导、老报人、学习文史专委会委员，如白鹤群、张双林、王铭珍、刘全旺、王坤生、孙帅、张礼、徐恩禄等同志。不仅积极撰稿，还参与了书稿的修改、校正、审订工作。学习文史专委会的领导及委员也在百忙之中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核或提出修改意见。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目前文史资料工作机制尚不健全，史料征集渠道不够畅通，具体编辑人员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稿中定会有错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政协委员和读者批评指正，多提建议，以更好地推动文史工作的开展。 朝阳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2007年10月 — 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