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文学社会学批评

《阿Q正传》的文学社会学批评 吴礼明 【内容提要】本文将《阿Q正传》置入到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的理解结构之中。在批评庸俗社会学因离开文学文本分析而有害于作品理解的同时，指出鲁迅笔法与技巧等个体行为深刻地与他所处的环境与集体行为密切相关。但“冷嘲”的风格却影响到对作品的把握与理解，尽管如此，作品仍因其深刻的复杂性而耐人寻味。然后着重分析其中“悖论”式所体现作品的思想深刻及复杂层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阿Q形象中“精神胜利法”的虚妄性，而阿Q的自我意识存在着复苏与发展的变动情形。这样，作品便在一般意义上纳入了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理解结构之中。 【关键词】阿Q正传 文学社会学方法 悖论 精神胜利法 (一)对《阿Q正传》一些社会学解释的批评 有些社会学方法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时常十分惊人。如周作人周遐寿氏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较多的对于人物过于泥实的甚至是附会的解释，在为《阿Q正传》所作的“导读”里，[1]何满子的解说使作品每一句简直皆可作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如此一来，文学摇身一变，似乎就成了社会剖析的论文了。而鲁迅好像也有过类似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他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2]那么，作品个性上的东西还有多少呢,这也许是当时文学提倡“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地属于作者，所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重回它的文学之道，现在看来，那就是失其根性了。 最突出的问题是阿Q形象的复杂性。我们看早期的如《晨报副刊》等对这部作品所作的批评，大都是一般阅读的受众效应代替了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而这种效应又是局部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表达对于作品的意见，其释阅的连贯性与准确性就值得相当的怀疑了。如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二卷二号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在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在《闲话》中说:“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而且，大多批评家所作的“泛阿Q主义”的解说，也给作品的解读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有一份中学语文教参上就认为“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3] 这种社会学发展的极至曾是二三十年代围攻鲁迅思想的“枪手”，也是迫使 鲁迅极力还击的重要原因，从而造成一种错觉:鲁迅庸俗。直至今日，也仍有其顽固的市场。这样的解释作品，尤其是解释鲁迅的作品便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谈作品，惟有社会思想的深度，而无文学形式的新奇。 为走出这个怪圈，重回作品应有的文学之道，我们必须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与意味，以同作品被赋予的外在意念相区别开来。为此，有必要设定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框架内谈讨作品。我们将根据法国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具体地，将适当地进行一些心理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并把作品中的某些片段置入 整体的关系网之中”，以“重建”“在社会和文化事实中看起来缺乏意到一个“ 义背后的客观意义。”[4] (二)社会集体行为:传统笔法和技巧的复杂与局限 吕西安戈德曼说:“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容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无疑地，这些整体仅仅是相互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却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数量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等等)，并且这些集团中每一个都作用于他的意识，从而帮助形成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和相对不连贯的结构;然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研究那些隶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一大批数量充分的个人时，上属个体中的每一个所隶属的其它不同社会集体的行动便与归因于这种成员关系的各种心理因素相抵消，从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更简单，更连贯的结构。”[5] 社会集体行为”。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鲁迅作品里有关的“ 新旧派文人间的论战的“新文化”时期，被称为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之一。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中存有了那一时期的思想或潜在的思想。我们看到，文化的因子正是在那种论战中有一个交流与互动的状况。何兆武在《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6]在矛盾的斗争、吸收与转化中，新派显示了生命力的强大，甚至显现出超乎旧派的老辣。这方面，鲁迅似乎“中毒太深”了。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与思想的范围及研究的方向上。应当看到鲁迅的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深刻的冲突，而前者在文学中又明显地占了上风。 极具特色的是，鲁迅掌握了传统小说的技法。如他有意凸写人物特征的几件典型事件，给人耳目一新、因而是非常的“特别”的感觉。在人物传神写照上，往往勾勒几笔，凸现人物的魂魄，也很见出功力。与鲁迅是冤家的苏雪林曾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的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说不能是本色的。鲁迅好像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 读者以‘新’的感觉了。”[7]关于鲁迅如何利用传统艺术技巧的自述，可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而在鲁迅，尤其精化了“冷嘲”的风格，[8]常常于冷峻之中给人以“寒噤”的措手不及。对于这种风格形成的具体原因，美国的夏洛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说，仅仅把鲁迅看着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示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和地狱的音响。夏洛安认为，“黑暗的闸门”所象征的鲁迅抗击的黑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忧烦的内心„„传说中英雄被压死这个典故本身就暗示着鲁迅意识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而自愿接受牺牲，正是这种意识赋予鲁迅作品以那种标志着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鲁迅作品里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 夏洛安还说:“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但鲁迅“太热中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尤其是“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觉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代以来侧身于先知先觉行列中词汇„„”[9]在解释 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采取极为鄙视的态度”时，何兆武认为，国粹与爱国并非一回事。国粹主义者往往并不爱国，爱国主义者又往往鄙视国粹。在更深层次上说，正是顽固派以旧文化传统作为抗拒新思想的堡垒，才使得新文化的激进派对旧文化传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10]当然这样的一番背景也给阅读作品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是负面作用。如《阿Q正传》因《晨报副刊》“开心话”所请而作，其“冷嘲”中的“油滑”与“影射”的笔调好像也很合商业炒作的味道。因而作品一出，便陷入了种种怀疑与猜测之中，成为攻击与争斗的目标，这与《药》等作品的严肃主题不同。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阿Q身上究竟有多少属于小说人物自身的东西,在文学个性上，是不是附加的东西越多，就越能体现人物形象的容载与丰富性,把阿Q说成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与文学所要求的具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陈漱渝说:“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11]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显然，其杂文式的议论使人物的心理、思想与行为呈现极其庞杂的特性，使得阿 Q很难于归类，如划归雇农与流浪汉等都不甚切当。正因为阿Q的形象与文学具象的要求之间相差很大，所以阿Q的形象屡屡引发疑问，尽管有作者的回答，[12]仍旧是相当的模糊的。鲁迅后来谈小说创作时归因于写作取材本身的庞杂和写作的难以连贯上，他说:“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起来，尽了他的任务„„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在1926年他所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也能见出他当时的创作是相当的“苦”，似乎很难“一气写下去”。但其时髦的“冷嘲”却是一个恶的征兆，后来的《故事新编》之不甚耐读似乎是不言而明的了。 当然，形象塑造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诸如文明尺度的选择，作品的倾向等都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层面。 (三)作品“悖论”式的表述方式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鲁迅这篇力作仍有不少有待深掘的地方。如采用漫画式，以本质代替形象;它凸出所变特征，而有意造成不协调的效果;在不协调的形变中，让人可见其创作的“裂痕”，(所谓“硬伤”)与作品能量的绽放。这也许就是古代高明的拳师所惯用的方法，先有意露出破绽，好引人上当，再予以狠命的打击。比如人们如果要嘲笑那个“精神胜利法”，那么他们就会落入鲁迅设下的“陷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因为这是一个不能被嘲笑的对象;否则读者因为不懂他的用意，不明周作人为其评价时所下的“冷嘲”的含义，而露出他们不加思考而露出的自身的弱点。在作品中，强烈的对比，尖锐的冲突，都相当醒目地展示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性。而更多的则是其中的“悖论”式的矛盾冲突表现法，使得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层次、因而是立体的丰富内涵。这在写作思想上是一次突破。如在《狂人日记》中，只有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解读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谓“吃人”的历史)而此时他应对社会却是无能为力的，反而面临着被“吃”的命运。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外表与内在的痛苦，阿Q的“革命”与“被革命”，阿Q的地位与其思想的深刻的复杂性„„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混杂，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作品在思想内涵上所达到的不以作家的意志左右的深度与复杂性。那么，如何 悖谬”的关系与现象呢, 解释这些“ 帕斯卡说:“我们惟有调协了自身的一切对立性，才能形成一副美好的本质，而不调协这些对立的东西就无法追寻一系列相调协的品质，要了解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必须调谐好一切对立的章节。”[13]在本作中，作品要描写的对象与我们的直觉印象及其把握之间，作品中人物内在的情感与所描述的外在形象之间，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冷嘲、愤懑、深寓、怜惜的感情与众多读者的肤浅、直露、游戏之间，都给人以强烈的触动。正如“矛盾”辞格所说的“先以其异样的不协调却内容真实的字眼使人吃惊，后以其生动而微妙的潜隐描述，牵动读者的感情。”[14] 例如“革命”，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Q先前也无由的厌恶革命，而风潮兴起使他感觉到革命对于他人生的有用性，他便热切的向往起来了;并有“革命”的真实的理想与热切的憧憬。问题是，阿Q真的革命吗,从经验的情形看，真正的革命必在高度自动化、绝对服从的组织架构里隐藏“私我”地运作着，而阿Q便相形见绌了。当然，无数的“革命”在胜利之后，为财富、权力、地位与嗜欲，又进行着惨烈的较量，又足足见出阿Q自私的诚实来。 阿Q确是“可笑”的，但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可爱。如赌博输钱后，站在人后面替人着急，闲人询问他的光荣史也坦诚相吐而丝毫不加遮掩，赊欠不给在他是不曾发生的„„也许鲁迅对这样的人物别有怀抱，如写孔乙己等人，均不忘其善良的一面。并且，从人性角度看，他长期的受着压迫而不得解脱;他生性麻木，“革命”而成了“革命”的牺牲品;他的活着虽有些“偷混”，却大体上是依靠自己而生存，并没有顽赖的恶习，他的被杀自然有着深广的社会悲剧性。作品是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何满子说:“阿Q之死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无告群众的深沉的悲剧。”[15] 对于他因沉重的压力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嘴在最后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清醒而富有哲理的话，却实在也振聋发聩～他，阿Q，曾高兴地看着革命者被杀，最后却也成了看客的材料，在别人摄魂般的眼睛里死去，作品要透 露出的荒谬感与虚无感就在这里。再者，阿Q被别人“轻松”，尚且可以“动物”般(下文将分析)的活着;而他“人”般的“自我意识”逐渐复苏时，“胆子”越来越大，则死期也就渐渐地临近了。而临死之前的“救命”的呼叫，显然已是无济于事了。作品并把这种意识到的“意识”置于广大仍未觉醒的那些“眼睛”及一个女人(吴妈)的好奇(出神地看着兵士们背上的洋炮)上，其悲剧的意味就更浓了。 (四)阿Q形象分析:“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16]的确，鲁迅惯于从生物学意义上揭示社会与人的可能演化的情形。如在《狂人日记》里，他从一个生物摄食的行为“吃”，看到中国“吃人”的文化:所谓饥荒时食人，又有割肉疗亲(包括侍奉君王)与食胆壮胆的食补法，以及家庭内部的“弱肉强 阔食”。又如关于生物兽性的满足与精神的黯淡，鲁迅曾就刘、项见到始皇帝的“气”而发“如此”的议论时说:“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小丈 曙光在夫，却要算最高的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看见物质的闪光。”[17] 其实在作品中，“精神胜利法” 只是一个表征，作者要揭示的是阿Q在生物的层面上而又力图摆脱这生物层面的一种存在状态。这里仍然可见作品“悖论”式的表述方式。 “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而阿Q的“恋爱”，便多少含有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需要;甚而包括他的出逃，以及所谓的“革命”都可作如是观。虽然这似乎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原因的解释，正如他憎恨革命党人，因为他本能地觉得“革命者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而他后来的被杀又不幸地应证了他那本能的感觉。但是，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这一点读者往往将其忽略了。 尤其是，小说以集中的篇幅描述了阿Q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却让人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18]当然，正如吕西安戈德曼说:“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19]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它“产生于和显示有关的主体之渴望的未满足。为了支撑这强加给他的挫折，而被迫采取一种形象的创造来补偿这些不满足”。[20]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有人认为它是“催发”了阿Q 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21]但本文的理解是，作品不仅有揭示阿 Q的“变态”的用意;在结构上，这一节文字还是阿Q精神的复苏的一个征象;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一点。阿Q精神复苏的其它例证如后来进了城，在未庄便有了点“身价”;而回来时对所有的人冷冷的神气，又使他感到了自尊与得意，而且还会“扬起右手，照着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并喊着“嚓”。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前面提及的那份中学语文教参上讲得颇为准确:阿Q 的“精神胜利法”究其实，是“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是还想反抗而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反抗的自我安慰。它含有强烈的不屈服、不妥协，要求获得反抗胜利的因素”。[22] 有关阿Q“精神虚无”的直浅分析，[23]细思起来有欠公允。事实上，阿Q无事不刻地在努力着他的对种种环境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虽然那“革命”非常的荒唐，但不能否认他有他的幻想与努力在，也说明其是有意识的，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复苏的。在行文的最后，他则有了清醒 生命意识”而喊出“救命„„”，这已经不是动物般的嚎叫了，虽说他的生的“ 命在往后的即刻就已消亡。而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与无生气，是不容得觉醒的意识的，而这又与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 悖论”对现实的深度认识。 的，都同样体现了作者通过“ 限于篇幅，本文就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写作虽非起于一时，但自有其连贯性与稳定性。而且还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即阿Q“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与发展，构成了行文的基本情节。本文将《阿Q正传》的基本创作线索定性为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是基于理解上的一种需要。惟其如此，作品方有一个在意义上能够接入读者的理解结构而比较被容易接受之可能。事实上，正如吕西安戈德曼所说，“如果一部作品或许在概念的层次或在言语的或在感觉意向的层次上表现了一种连贯的世界观，它就具有哲学、文学或美学的效用。一旦成功的解析了它所表现的观点，我们就能成功的理解它和解释它。”[24] 注释与文献参考: [1][15][21]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阿Q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2] 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转引自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知识出版社，1986年9 月。 [3][22]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参第五册，1999年5月。 [4]《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80~181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 [5]《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80~181页。 [6][10] 《读书》1999年5期。 [7]《胡适和鲁迅》，转引自《曹聚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 [8]见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阿Q正传》。 [9]《病态天才的毁灭——夏洛安的鲁迅观》，转引自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 [11]冉茂金《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年11期。 [12]见《〈阿Q正传〉的成因》，《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13]《片断》684页，转引自《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84页。 [14]陈淑华《英语修辞与翻译》(第401页)，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1990年。 [16]《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17]《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5~356页。 [18]详见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年。 [19]《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09页。 [20]《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17页。 [23]如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精神胜利法”解析》，《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 [24]《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85页。 --------------------------------------------------------------- ,备注,成长博客论坛文章评论(2007-12-17) 老虫:我以为，像茅盾这样精通写作和评论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当下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多半宽泛，只重其社会意义、思想性，似乎作品惟其如此才像作品。对文本的返回其实很重要，文学之区别于思想论著，就在于它在表达上的技艺。如果作个不恰当的部分，尼采的查拉斯特拉如是说的文艺性不浓，他是个笨拙的文艺家。但与其他专职的哲学家的多半连文艺都搭不上的作品比较起来，尼采无疑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了。 老虫:“应当看到鲁迅的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深刻的冲突，而前者在文学中又明显地占了上风。”这话很喜欢哪。感受到了。环境不同，需要他作这样的选择。我倒是喜欢冷讽——确切地说，我更愿意将之作为“油滑”。油滑本身有应报纸约稿而写就的噱头，但我感觉更多是一种颠覆。譬如说故事新编，渐渐是后期要整理起来，未必为应酬之作。而且，八篇的篇名均为动宾结构，显然有所整体规划。„„ 吴礼明:谢谢刘老师，您看得很远。我写这个文字，最初考虑的是一线教师对于这一文本实难操作，所以想到要将其纳入到一个通常能够理解的一种结构之中，也就是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这样的套路里去。那么便要寻找一种动一发而牵全身的元素，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但是如何对全篇进行梳理呢,可能需要对小说的关键因素和内在的一些关系进行透视，于是想到以前所读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这个方法为我找到了写作的转机。也因了这个方法，而避免了一涉及鲁迅的作品便难以脱身于他的思想分析。 吴礼明: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是一本小册子，我找出来读了几遍，线线杆杆的作了很多纪录。后来有一天将这个文字的原版贴到了北师大的文艺学网站，也引起了那边的注意，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记得好像还收进了《文艺学新周刊》的电子版。后来我再进到北师大文艺学网站，发现已经改版了，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学人对于鲁迅的作品谈起了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老虫:我觉得阿Q的最终陷入失去自我，可能在于，他的这种复苏和挣脱虽 然有所指向，但又因其出发点为“动物性”，所以又沦落其中。换句话说，浑浑噩噩的阿Q至多只是发生“困觉”的闹剧，到后来因胡乱的简单的挣脱，又陷入了“革命”的荒诞。我觉得对这篇文章，是应该从一些细节来看待的。阿Q的苏醒固然是好的，但动物式的苏醒与动物式的沉睡一样，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也不可能突现好的元素。 另外，鲁迅是一个对长篇相对没耐心的人——更多的描述是素描，传神。或者说，对这样实则最复杂的人，用尽可能简单的笔调，反而能点出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