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_论文__12324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_论文__12324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_论文_ 【作者简介】周祥森，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摘 要 题】史学理论 【关 键 词】新史学/史学史/历史学者/主体意识/孔子/司马迁/郑樵/梁启超 【正 文】 今年第10期是《史学月刊》创刊第300期。《史学月刊》的前身是《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31日，其创办人嵇文甫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新史学会河南省分会会长。1957年改名为《史学月刊》，并由郭沫若院长题写刊名。《新史学通讯》是中国史学乃至国际史学上第一份正式以“新史学”命名的专业史学刊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一家史学期刊。从中国史学发展史角度讲，《新史学通讯》所追求的“新史学”，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从渊源上可以说是“新史学会”在共和国初期发展的一个产物。“新史学会”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以唯物史观为指针研究和著述中国历史”，嵇文甫先生是其初创者和组织者之一。(注:参见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共和国成立后，嵇文甫先生任“新史学会”的河南省分会会长，并担任河南大学校长。因此，由他创办一份以“新史学”为名的专业史学刊物，是很自然不过的。从整个国际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新史学通讯》可以看做是国际史坛“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这种学术渊源和国际史学背景，使得《史学月刊》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追求新史学、宏扬新史学和培植史学新人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月刊》的这一宗旨，与史学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和一般形态是正相吻合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际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史学”思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股史学思潮均以批判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为旨归。 在欧洲，“新史学”批判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以政治史叙述为中心、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兰克史学。“其代表者在德国有狄尔泰(Wilhem Dilthey, 1833,1911)、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在意大利有克罗齐，在英国有特里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等等。20世纪前期的英国学者柯林伍德也属于这个行列。”[1] (p10)在史学任务上，“新史学”者反对把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史学观，认为史学“研究个别事实”，因此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研究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新史学”者反对传统史学的纯客观主义的观点和做法，强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的主体性作用和史学的主观性人文特性，“有的甚至认为，‘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往昔的客观认识只有通过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1] (p10) 在美国，1898年，密执安大学E. W. 道(Earle Wilbur Dow)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上发表《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勒希特的〈德国史〉》(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 Apropos of Lamprecht' s" Deutsche Geschichte" )，最早在公开刊物上使用“新史学”术语，(注:单从词语来看，最早提到“新史学”(Une nouvelle historie)的，是法国哲学家Henri Berr在1890年发表的一篇短文。 而在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认为《新史学》的作者鲁滨逊是“新史学”一词的发明者。“新史学”一词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并被用于指称不同于兰克史学的历史学新趋向，但真正使“新史学”扬名世界的则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并对“新史学”的特征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新史学”看来，“政治现象不是历史学对象的惟一，国家也不是统御万物的因素”，只有“人类生活中某种自然的、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因素”，才是“基本的”，因为正是“这些因素的本质、转变和相互联系，构成了某个特定时代的文明”。鉴此，“新史学是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加以考虑的”，“新史学……坚持从理性进化的视角描写人类历史的法则”，[2] (p4,5)提倡用动态的过程分析代替静态的现象描述。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詹姆斯·H.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出版了《新史学》一书，对“新史学”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1929年，西方“新史学”公认的权威性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创刊。这标志着“新史学”在西方史学界的正式崛起。 在中国，1902年，梁启超署名以“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20号发表《新史学》，批判传统中国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三恶果”，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和进化史观，呼吁进行一场“史界革命”，期望中国史学在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能够肩负起型塑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它不仅是“国民之明镜”，而且是“爱国心之源泉”。因此，中国史学若要在型塑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就必须进行一场“史界革命”。“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只有通过“史界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才能“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亦才能使史学本身成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如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学科。[3] (p1，7)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新史学》……[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4] (序言，p2)。 研究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指出:“一般说来，‘新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说法，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学新趋势，它展现了有别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狭义的‘新史学’，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叛以考证手法和叙述政治史的传统史学。”[2] (p2，3)除此而外，也有“特指”意义上的“新史学”，如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重点的美国新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新史学通讯》为代表的中国唯物史观派新史学。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新史学”，“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之处，主要在于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 作为一个史学术语和概念、一个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即打上了引号的“新史学”，我们可以说，“新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所特有的。但是，作为一种史学现象，新史学事实上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没有新史学的不断涌现，那么史学就是僵化的，就谈不上发展，也就无所谓拥有自己的“史”，因为历史的本质属性就体现在变化、运动和发展，表现为新老交替的流变过程。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作为一种史学现象，新史学不仅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 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史学创新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历史学者的史家主体意识;并且，这种意识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学者史学实践的成功与否及其史学成就和史学贡献的大小。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样式，至多只是一个模糊的大致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史学上的经验事实，(注: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笔者主要以瞿林东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为据。瞿先生的著作使笔者受益颇多，在此特向瞿先生深表谢意，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对作为一种史学现象的新史学做初步的探讨，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一 新史学: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历史学者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或者说，“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为人类“一般意识形态”活动的“现实前提”，[5] (p67)那么，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的史学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