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

2009年 11月 第 26卷第 6期 �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 f Yunnan Na tiona lities Un iversity ( Social Sc iences) Vo l� 26, No� 6 Nov. 2009 �收稿日期� 2009- 08- 08 �作者简介� 毕伟 ( 1974- ), 男, 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社会学博士。 �基金项目� 2008年浙江省教育厅项目 �杭州市流浪儿童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现状与治理对策研究� ( Y200803737) ;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流浪儿童群体研究� ( 09CSH007)。 制度变迁视角下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 毕 � 伟 (浙江财经学院 社会工作系,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 要: 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与动力机制是流浪儿童群体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流浪儿童外出流浪的原因错综复 杂, 关系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的政策制度等各个层面。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切入, 从社会保障制度、婚姻 制度、城乡隔离制度、宗族制度等几个方面, 对与流浪儿童流浪相关联的制度与制度变迁因素展开分析, 提出制度变 迁因素是儿童流浪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制度; 流浪儿童; 流浪 �中图分类号� C913� 5�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672- 867X ( 2009) 06- 0054- 07 � �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流浪儿童群体在中国重新 出现, 规模呈现出逐年扩大之势。中国民政部提供 的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约有 20万左右流浪儿童。 也有资料表明,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 将随父母一起 外出务工, 白天主要生活在街头, 晚上可以回到父 母身边, 但失去正规教育机会的孩子一并考虑进去 的话, 这个数字至少在 30万以上 [ 1] ( P34)。因此,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期, 流浪儿童为何重新出 现, 并逐年增多? 换句话说, 是哪些因素推动这些 孩子背井离乡, 流浪在街头? 现有文献对儿童流浪的具体原因, 根据不同的 视角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孙莹认为, 儿童 /青少年 离家出走是一种精神病理行为, 是他们为了解决与 父母的持续性冲突所采取的一种与父母分离的 �自我放逐� 行为, 是一种人格异常的反社会行为 或精神病理现象。她把儿童流浪行为的原因归纳为 三个方面: 社会结构因素, 即社会失范和社会联系 缺乏而导致的行为问题; 家庭因素: 社会化环境不 良导致的行为问题; 个体原因: 自我适应不良导致 的行为问题 [ 2] ( P26)。薛在兴认为, 流浪儿童之所以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本质在于社会对流浪儿童的排 斥, 包括家庭排斥、住房排斥、教育排斥、社区排 斥、就业排斥等 [ 3] ( P2- 7)。张明锁 ( 2002) 通过对 郑州市流浪少年儿童的家访调查发现, 贫困落后的 社区环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破碎的家 庭、家庭暴力、低水平的儿童福利是少年儿童流浪 的主要原因。张奇安、张建平 ( 1995 ) 认为, 拐 卖和父母离异是儿童流浪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指 出, 流浪儿童存在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不利的 家庭环境, 二是儿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失调, 三是不健全的儿童福利制度 [ 4] ( P36)。 流浪儿童问题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 关系涉及 到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的政策制度等 各个层面。 一、社会保障制度滞后 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带 给中国的既是生产力的解放, 也包括急剧的社会转 型。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价值 观念等多方面, 是一次结构性的、系统性的转变。 在这期间, 社会运行由以政治为中心转向以经济为 中心。政 府不 断下 放权 力, 同 时也 下放 责 任。[ 5 ] ( P304)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在 �发展是硬道理 �、 �以经 济发展为中心 � 的发展模式下, 我国政府选择了 �经济国家 �, 而非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模式。即 以经济发展为国家首要任务, 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优 先将资源投入经济生产而非社会福利。[ 6 ] ( P65)在此 背景下,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伴 随着单位制的弱化与人民公社的解体, 在国家逐步 从社会保障领域弱化角色并有序撤离的同时, 既定 的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保障责任的多层次 �54� 的社会保障新体系并未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远 远滞后于经济发展, 并对许多中国家庭与儿童造成 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的狭窄性 现行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覆盖范围仅仅限于 城镇和少量的农村人口, 大部分农村人口被置于社 会保障体系之外。到 2005年底, 中国养老、医疗、 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覆盖人数分别为 17487万 人、13783万人、 10648万人、 8478万人和 5408 万人。这些数字表明, 中国社会保险覆盖率最高仅 为一成左右 [ 7 ]。大多数城乡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 障。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社会保障形式更加严峻。 现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以家庭保 障为主的模式, 他们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依旧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 养老、医疗保险及社会救 助只覆盖极少一部分农村人口。一项全国抽样调查 的 10084个农村 60岁以上的老年样本中, 不享受 养老保险的占 96�9%。此外, 目前农民工总数已 达 1�4亿, 但除少数城市、个别敏感行业、个别项 目外, 针对全体进城农民的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均尚未建立 [ 8]。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的狭窄, 对儿童有两种 影响。其一, 覆盖范围之外的家庭及人群抗风险能 力趋于弱化。由于儿童自身并不具备独立谋生的能 力, 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为疾病等原因导致劳 动能力丧失或弱化的情况下, 儿童往往因此而陷入 困境。另外一个影响是, 作为非就业人口, 社会保 险制度中的残疾、疾病、遗属等也不覆盖儿童。除 少数中心城市, 大部分儿童自身患病或者意外受到 伤害, 无法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社会保障体 系覆盖范围的狭窄性, 导致儿童及其父母医疗等费 用支出, 大多由儿童所在家庭独自承担, 从而引起 儿童家庭福利状况的降低。如果儿童所在的家庭不 堪重负, 失去抚养儿童的能力, 就可能造成儿童离 开家庭, 外出流浪。与此同时, 急需国家介入的弱 势儿童却大量存在。据统计, 我国现有失去父母和 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达 57�3万 [ 9]。这些儿 童如果无法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庇护, 随时都可能 会流入街头。 (二 ) 农村儿童的 �社会福利屏蔽� 在既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 大部分儿童的社 会保障, 国家事实上处于缺位的状态, 农村儿童的 处境更加不利。这是因为,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虽然不直接涵盖儿童, 但是儿童所在的家庭尚 可享受, 而在广大农村, 绝大多数家庭并不享受最 低生活标准的保护。因此, 与城市儿童相比, 社会 保障制度对农村儿童的保护作用更加微弱。 在再分配经济时期, 我国农村的经济制度是集 体经济, 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公社制度。这 一阶段中, 家庭为农村儿童提供生活保障, 集体也 承担一部分为儿童提供福利的职能。在这种制度安 排下, 即使儿童由于家庭变故而无人抚养, 集体经 济在儿童福利支持方面能够起到替代性的作用。儿 童依然可以通过按人头平均分配集体收入模式获取 收入, 从而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 这种分配制度 暂时解决了农村弱势儿童的社会救助问题, 能够保 证农村儿童的最低生活水平。此外, 农村的地缘关 系强度高于城市、村落结构的相对封闭性、城乡流 动的近乎停滞, 客观上也能够为儿童提供一些辅助 性的社会支持与保障, 从而有效防止了农村儿童因 为无人抚养而外出流浪。 在社会转型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施, 在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 时, 也解脱了集体经济对农村弱势家庭和弱势人群 的保障责任与福利支持的义务, 这也意味着以往原 本处于较低水平的农村集体福利的缺失。特别是在 中国的一些中西部地区, 随着集体经济的名存实 亡, 农村基层政权权威的弱化和行政能力的衰落, 造成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缺位状 态, 大多数农民处于 �社会福利制度屏蔽 � 的境 地。当前, 我国现行 �民法通则 � 规定, 对于由 于家庭意外失去父母、没有适合自然人担任监护人 的儿童, 由父母生前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 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从而为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提 供制度保证。由于城市居委会的功能相对较为完 善, 再辅之于儿童福利院制度, 失去父母的城市儿 童, 大多依然能够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 失 去父母的农村儿童处境却相对困难, 因为只有失去 父母并且没有直系亲属可以依靠的儿童才能享受这 种生活保障支持。 二、婚姻制度的变迁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 婚姻制度的意义在 于, 它是人类种族绵延的保障。因为它既是合法生 育的必要形式, 同时也确立了双系抚养的模式, 即 一男一女合法地生育子女, 并以约定永久共处的方 式将子女抚养长大。从婚姻制度的起源来看, 婚姻 从一开始就具有约束和规范人们性行为的功能。在 �55� 第 6期 毕 � 伟: 制度变迁视角下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 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的背景下, 婚姻更成为保障性 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 [ 10]。 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经济体制改革之前, 中国人的婚姻观与性观念相对保守, 夫妻之间彼此 忠诚作为一种义务而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可。在市场 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个人主义� 价值观 逐渐 �卷入� 中国社会成员的思想领域及日常生 活世界。在 �个人主义 � 价值导向下, 伴随着金 钱崇拜、享乐主义等思潮的输入, 中国传统的婚姻 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一方面, 传统的养护儿女的传统道德规范, 被一些 社会成员基于个人利益而违背。另一方面, �一夫 一妻� 的婚姻道德标准遭到挑战。在社会转型前, 诸如非婚同居、性自由等为社会不容甚至被正式制 度严厉制裁的行为, 得到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宽容 与认可。 传统的性观念与婚姻制度的革命性变化, 对于 儿童的影响有两点。其一是非婚生育问题的显性 化, 致使一些儿童被父母抛弃。其二, 对离婚和婚 外恋的宽容, 导致离婚率的急剧增加。当前, 学术 界通常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离婚状况。一个是离婚对 数, 另一个是离婚率。中国民政部门统计的 1980 年以来中国离婚对数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图中显示, 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 34�1万对, 1990 年为 80万对, 2000年为 121万对, 2003年为 133� 1万对, 2005年攀升至 161� 3万对 [ 11]。该图表清晰地反映了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现象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 国内离婚率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显示, 自 20世 纪 70年代末以来, 中国的离婚率呈现出持续上升 的趋势。根据曾及胡的调查, 中国国内的离婚率在 1980- 1995年间增加了 42% , 而到 1997年, 离婚 率由 1995年的每一千人 0�87增加到每一千人 1�94。到 2002年底, 粗离婚率 (指在一定时间内, 离婚人口占总人口的千分比 ) 达到 1�8� , 2003年 这一数字又攀升至 2�1� [ 12 ] ( P83)。目前, 中国的离 婚水平已超过日本和韩国, 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 率较高的国家。在笔者调查的 49个个案 � 中, 自 己能够确定父母离婚的流浪儿童共 17个, 达 35% , 以下几个个案均充分反映了父母离婚与儿童 流浪之间的关联。 个案 1, HY� � � 我是福州市闽清县人,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从我 小时候起, 爸爸妈妈就经常吵架。爸爸是一个镇中学 的教务主任, 他不爱回家, 也很少往家里拿钱。妈妈 在一个制药厂上班, 主要是妈妈养家, 爸爸很少管家 里的事情。爸爸妈妈在我 12岁的时候离婚了, 我和妈 妈一起生活了两年多, 现在妈妈又结婚了, 我有了后 爸。原先我们母女居住的房子被妈妈上了锁, 她也不 给我钥匙, 我没办法就一直住校。在学校里我和同学 们关系不是太好, 总是受人欺负。 个案 2, LQ � � 俺家在吉林省通化五道江镇, 家里就俺一个孩子, 出来玩 (流浪 ) 前俺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爸爸和 妈妈都是小学毕业, 没有什么文化。他们都在工厂上 班, 但是工厂效益不好, 经常没有活做, 就知道整天 打麻将。爸妈都喜欢喝酒, 每天都喝, 喝完酒后就打 架, 离婚前他们几乎每天都打。有一次, 俺去一个同 学家玩了两天, 回家后找不到他们。俺去找爷爷, 爷 爷说他们离婚了, 都出去打工了, 俺只好在爷爷那住 了一段时间。爷爷老了, 以前还可以帮别人吹喇叭 (即唢呐 ), 现在干这行的人太多了, 他也吹不动了, 自己养活自己都很困难。俺只好不上学了, 后来就走 (流浪 ) 了。 父母离婚对儿童的影响是持续、多重、深远 的。首先, 父母婚姻破裂, 往往意味着给予他们的 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大幅减少。其次, 父母离婚 后, 儿童的法定抚养人, 通常由于生活的压力而不 得不参加工作 (特别是孩子的母亲 ) , 或者将更多 的时间耗费于维持家庭的生活之上。这样, 随单亲 生活的孩子极其容易被家庭和外界所忽视。第三, 父母离婚对儿童造成的 �精神上的沮丧�, 以及儿 童时代的家庭紧张 ( fam ily stra ins) 和情感痛苦 ( emo tional d istress) , 增加了孩子们在以后生活中 患病或者受到伤害的风险 [ 13 ] ( P341)。尤其糟糕的是, �56�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第 26卷 � � 2006- 2008年间, 笔者曾对广州、杭州与郑州三市的 49个流浪儿童进行个案研究,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个案。 为保护儿童权益 , 文中涉及的儿童均以姓名拼音缩写指代。 如果父母双方均不愿意再承担抚养义务, 则会将并 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儿童, 置于丧失生存资源的 境地, 在没有其他外部力量支持的情况下, 儿童只 好外出流浪。 个案 3, 四次被遗弃的 YLY � � 我的 �爸爸� 是杭州人, 妈妈是沈阳人, 妈妈初 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工, 今年她应该 39岁。 �爸 爸� 是杭州汽车南站售票员 , �爸爸� 还有一个老婆, 妈妈和他并没有结婚。我出生后, 妈妈将我送到一个 开厂子的夫妇家, 他们就是我的养父母。我 10岁时 候, 在养父母家里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当时妈妈告诉 我, 她现在结过婚了, 我估计她现在回沈阳了。养父 母开了家生产铜零件的工厂, 虽然他们对我不错, 但 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今年初, 养父母的工厂倒闭, 他们不想要我了, 就给我买了车票, 让我到杭州找 �爸爸�。我到了汽车南站, 没有找到, 他的同事说他 已经不干了, 我想这大概是个谎言。 �爸爸� 的单位 找到他的姐姐。他的姐姐把我带到家里, 让我住了一 晚上, 第二天借口带我去买菜, 将我遗弃了。 YLY在由于 �性伦理 � 与婚姻制度中抚育功 能的退化造成儿童流浪的个案中, 极具代表性。令 人忧虑的是,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婚姻制度中抚 育功能的退化而导致的儿童流浪, 仍将是流浪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实践中必须直面的一个日趋严重的 问题。 三、城乡二元隔离制度松动 中国传统社会乡土性的特点, 决定了以农为生 的人, 世代定居是常态, 迁移是变态 [ 14] ( P3)。安土 重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内化。 这种观念在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 逐渐发生了变 化, 社会成员流动的规模和速率均高于传统社会, 迁移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常态行为。然而, 这种社 会成员的流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却停滞下来。 20世纪 50年代, 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 法令, 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人为地分隔开来, 严 格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户籍成为判断一个 人所处社会结构的主要标准。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 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 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 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 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 [ 15]。在这种制度体 系下,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边界明晰, 跨越边界 步入城市社会谋生, 对于大多数农村社会成员而 言, 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这也是其时流浪乞 讨人员, 包括流浪儿童较为少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 既在中 国的经济领域引发了根本性变革, 对中国人的社会 生活也造成了重大影响。乡村社会中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行, 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 使农民 一方面获得了土地耕种和经营的相对自主权; 另一 方面, 农民 也获得了对 自身劳动力的 支配 权 [ 16] ( P62 ) , 从而使农村社会成员在获得 �自由流动 资源 � 后, 亦获得了一定的 �自由流动空间 �。农 村社会成员 �自由流动空间 � 的获得, 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 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 中国农村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 其主要特点是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 这被 誉为中国式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1984年, 国家为 了加强城市的副食品供给, 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 制,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 从此拉开了农 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 [ 17 ]。自此, 由农村 向城市的单向社会流动的规模剧增, 速率大大加 快。随后, 户籍制度对社会流动的 �钳制 � 逐步 放松, 群众的身份依附大大降低。大量农村人口涌 入城市, 在两个方面对农村儿童造成影响。一个直 接的后果就是留守儿童的增多,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 空间距离被拉大, 随之而来便是与父母情感联系纽 带的松动。目前,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流浪 儿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 社会成员的初 级社会关系强度弱化, 进而使传统的以家庭 � � � 宗 族为轴心的儿童福利支持体系的社会功能趋于 弱化。 四、宗族制度功能弱化 前文提及, 城乡二元隔离制度的松动, 使数以 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 致使传统的以家庭 � � � 宗族 为轴心的儿童福利支持体系的社会功能趋于弱化。 韦伯在 �儒教与道教 � 一书中把中国描述为 �家 族结构式的国家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族制度 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正式制度。强有力的 宗族群体和亲缘网络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 史现象与文化传统 [ 18 ] ( P54)。某种意义上讲, 宗族是 家庭的扩大与延展。钱杭认为, �宗族是一个父系 世系群, 内 容包含着若 干个前后相继 的世 代� [ 19] ( P71)。长期以来, 宗族制度意义, 既体现在 �宗法精神为儒家政治思想之主要成分 �[ 20] ( P40) , 并通过与儒家思想耦合,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同时, 作为一种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宗族在维 �57� 第 6期 毕 � 伟: 制度变迁视角下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 持农村社会秩序, 承担生产经营, 调节农村基层生 活, 为宗族成员替代提供一定程度社会保障与福利 支持, 尤其在济贫、养老、慈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 既是人伦道德的义务感使 然, 也是保证宗族繁衍兴旺的需要。 因此,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 宗族对失去父母 照顾的儿童, 能够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这种支持 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一种是经济上的资助。比如, 通过宗族的族田、族产等对孤儿给予经济支持, 进 而防止其流浪。清人陈盛韶在 �问俗录 � 中记载 �本祭田之遗, 济恒产之穷, 上供祖宗血食之资, 下为子孙就贫之术 � [ 21] ( P70)。宗族对本族孤儿与困 境儿童的另一种支持途径是直接寄养或者收养, 实 施替代性养护。宗族制度下, 族人间的互助、支 持, 对本族孤儿及其他困境儿童的养育, 往往作为 一种责任、义务感而被认同。 宗族在组织层面的衰落,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 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和廉价商品的输入, 农村自然、半自然经济 趋于破产, 大量农民被迫进入城市谋生。宗族势力 日渐式微, 宗族制度与宗族观念趋于弱化, 其在凝 聚本族成员、维系保护弱势成员、阻止农民外出迁 徙等功能方面逐步衰退。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曾经对 中国宗族制度的衰退予以描述, �中国本来是宗法 制度的社会, 一族同居, 视为美风; 农民虽有定期 归乡与家族的离村等事; 但尚有阻止离村的微效, 近来因为各种生活上的压迫, 强大的宗法制度的威 力, 已被蔑视, 家族散居四方, 农业劳力组织的基 础的大家族制度, 已渐渐地弛缓崩溃了�。城乡的 男女比例的破坏, 使中国视为早婚多产的理想社 会, 一变而为独身晚婚、避妊, 及堕胎等风气, 故 现在为中国社会的根干的大家族制度, 也渐次地崩 坏了� [ 22 ] ( P68- 69 )。 宗族制度与观念在政治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瓦 解, 始于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以阶级划分为基 础的共产党乡村政权的建立, 以及土地改革、合作 化、人民公社、 �大跃进� 和 �文化大革命 � 等历 次运动, 这些历史事件和变动从组织结构上取代了 传统关系的社会调控、管理功能; 在经济上削弱了 家庭、宗族的生产经营职能; 同时以强大的舆论宣 传动摇人们的观念意识, 从而使这些世代沿承的传 统处于表面的断裂状态 [ 18] ( P55 )。进而, �族谱、村 庙、家祠等被认为是旧时代的遗迹而遭毁灭, 旧的 社会关系不断松懈和瓦解 �[ 23] ( P418)。所以, 在中国 延续两千年之久, 作为一种正式设置的宗族制度被 瓦解。然而, 一方面, 集体经济对农村孤儿等困境 儿童的福利支持, 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宗族的功能。 另一方面, 自 20世纪 50年代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前的这段时间中, 尽管宗族势力遭到打压, 外显性 的宗族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不复存在, 宗亲之 间的互助与合作仍然是农民生产与生活中最为可靠 的保障, 与宗族制度相联系的宗族观念与网络隐蔽 或显现地存在于村庄的生活之中 [ 24] ( P69)。这样, 宗 族对农村孤儿及其他困境儿童的庇护作用仍然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 并且与农村基层组织相协作, 有效 地防止了农村孤儿外出流浪。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农村 的基层治理模式与村政模式亦随之变化。与此同 时, 农村人口大规模外迁, 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步 �卷入� 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新的家族内部的代 际关系模式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被重构。在此历史 背景下, 尽管农村的宗族观念与组织一定程度上出 现复兴的趋势, 事实上亦重新具有一定合法性, 其 对本族儿童提供社会保障与福利的能力反而比再分 配时代更为弱化。因此, 当农村儿童所在家庭解体 或者经济功能丧失, 在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宗族成 员无意养护这些儿童的情况下, 流浪遂成为他们一 种理性的适应方式。 个案 4, 没人要的 LXL � � 我的爸爸因杀人而被判死刑, 我从来没有见过妈 妈, 出生后她就不知去向。流浪前我与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 那时 (爷爷 ) 家里经济件还可以。爷爷是退 休工人, 我生活和上学的费用是从他退休金里拿的, 爷爷奶奶都喜欢我, 也很可怜我, 对我很好。爷爷去 世后, 奶奶没有生活来源, 叔叔不愿意抚养我, 奶奶 求他也不行, 我哭着求他也 �不中�。爸爸的其他堂 兄弟也很多, 但是亲叔叔都不要我, 他们更不愿意管 我, 只是让奶奶去找乡政府。乡政府让奶奶找村里, 村里也没有办法, 他们说根据政策, 我该由奶奶养。 奶奶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爷爷的工资, 也没有村里其 他人都有的承包地, 我只好出来流浪, 在 �家� 里只 有饿死。 个案 5, WXT: 没人愿意收留我 � � 我妈妈去世很早, 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去外打工, 已经七年没有回家。所以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我两、 三岁的时候, 左眼就瞎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农村做饭 都烧柴, 会冒很多烟。由于没有人照顾我, 奶奶怕我 一个人出去玩出事, 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到灶台上, 时间一长, (眼睛 ) 就熏坏了。奶奶和我有时饭都吃 不上, 自然也没有钱治 (眼睛 ), 就这样瞎了。去年 �58�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第 26卷 奶奶去世, 爸爸也没回来, 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去找 叔叔伯伯, 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大家子人, 谁都不 愿意收留我。我姑的姑娘都该结婚了, 更 �搁不住 � 管我, 没有办法, 总不能在家等着饿死吧, 我只好出 去流浪。 上述两个流浪儿童, 流浪背景具有诸多相似之 处: 首先, 他们都是男孩; 其次, 由于父母去世、 长期失去联系等原因, 由祖父 (母 ) 提供替代性 养护。最后, 流浪缘起都与失去宗族成员的支持具 有直接关联。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宗族成员对族内孤儿或者 困境儿童的福利支持与养护, 通常是义务感使然。 一位民国社会人类学家对宗族对儿童的替代性养护 作用做过以下描述: �不像城市里和集镇上, 教会 组织或私人慈善行为可能起到接济贫民作用, 但在 农村, 家族是最重要的组织。家族最主要的功能实 际上是保证不让一个家庭成员挨饿或受难。一对穷 困、无子女、无以为生的老夫妇多少会得到家族的 定期资助; 如果男孩在能够自理前, 就失去了父母 或近亲的照顾, 家族也有责任把他抚养大, 并保证 他能自谋生路� [ 25] ( P132 )。社会转型引起的农村社会 成员流动性的增加与价值观念的变化, 使宗族成员 提供的福利支持与养护, 更多被视为一种慈善行 为。LXL的 �在家只有饿死 � 以及 WXT �总不能 在家饿死 � 的困境, 充分反映了家庭解体后失去 族人支持的儿童外出流浪, 成为一种适应困境的 方式。 五、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的缺憾 步入 21世纪以来, 流浪儿童数量较大幅度增 长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 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收容遣送制度事实上在 20世纪 50年代初就已经存 在, 当时主要是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吸毒 者和流浪乞讨人员等, 顽劣儿童、流浪儿童也在收 容范围之内, 到 1982年才以制度的形式正式确 立 [ 26]。国务院 1982年发布并开始实施 �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以下简称 �收容遣送办 法 � ), 明确规定: 收容遣送对象, 一是家居农村 流入城市乞讨的; 二是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 的; 三是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根据条例规 定, 收容遣送对象主要针对成年人, 但是流浪儿童 也适用于该条例。流浪儿童被收容到收容遣送站 后, 由民政部门遣送回原籍, 再由当地 (流出地 ) 政府责成相关街道、村镇安置。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行, 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大量出现的背景下, �收容遣送 办法 � 的执行已经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权保 障的需要。 2003年 6月 22日, 国务院决定废止实 施了 21年的 �收容遣送办法 �, 代之以 �救助管 理办法�。随着 �收容遣送办法� 的废除, 对流浪 乞讨人员的政策从收容遣送转变到社会救助。与此 同时, 政府要求相关机构转换观念, 变收容遣送为 救助管理, 变制裁式的强制为对弱势人群的服务。 这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思路的重大转 换, 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然而, 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是, 在某种意义上, 救助管理条例的 颁布与实施, 强化了一些原本认同流浪生活方式的 儿童的流浪倾向。自此以后, 流浪乞讨人员有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 随成年人一起、以及单独出来流浪 的儿童数目也快速增加。流浪儿童 ZC如此回忆了 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后自由的流浪生活: 个案 6, ZC: 2003年后, 爱到哪到哪 � � 我是三门峡市陕县人, 从小就喜欢外出流浪。 2003年以前, 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方, 我经常被带 到收容站 �关� 起来, 然后等家人来领。但是这样我 就很不开心, 经常想偷着逃出 (收容遣送站 )。我记 得 2002年有一次, 在广州我被送到收容站, 但我实在 呆不习惯。有一次我不顾危险, 从高高的围墙爬了出 去继续流浪。可不久在火车站又被警察发现, 强行把 我带回收容站, 又被 �关� 了很长时间。但 2003年 后, 我再没有被 �抓� 到收容站, 而是爱到哪到哪, 自由了很多。有时候没吃没喝才会去那里, 当然, 不 愿意去也可以。那时候, 在广州火车站、火车东站和 长途汽车站的流浪儿童也明显比以前多了许多。 可见, 我们从宗族制度、婚姻制度、社会保障 制度、救助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城乡二元隔离制度等五个方 面, 分别对与流浪儿童流浪相关联的制度因素展开 讨论。社会转型引发的制度体系变迁, 不可避免地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产生影响。对于流浪儿童而言, 这种影响更多是通过对儿童家庭与父母等监护人的 影响而间接施加的。然而, 无论这种影响是通过什 么途径作用于儿童身上, 儿童总是被动地承受这种 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 的狭窄与不健全、救助管理制度的实施、城乡二元 隔离制度的废止, 与儿童尤其是农村儿童外出流浪 之间, 是一种间接的关联。相比之下, 婚姻制度与 宗族制度的变迁对儿童的影响更加直接, 因为儿童 往往深度依附于家庭与宗族成员。而父母婚姻的失 败与家族对儿童保护功能的弱化, 通常较为直接地 �59� 第 6期 毕 � 伟: 制度变迁视角下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 导致儿童失去生活来源, 甚至被迫外出流浪。 参考文献: [ 1] 尚晓援, 吴文贤. 对我国流浪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 [ 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6,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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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y w ords: system; w andering children; v ag rancy (责任编辑 � 杨国才 ) �60�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第 2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