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好赏析 (14页)

端正好赏析端正好赏析篇一：端正好赏析第一部分（科白和【端正好】等三曲），是赴长亭路上的场面，写莺莺为离别而愁苦怨恨的心境。[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曲子写的是秋景，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通过萧瑟的景物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这值得商榷。我认为这幅秋景的基调不是悲凉萧瑟的，此曲所本的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里，碧云，黄叶，绿波，翠烟，构成一幅的美丽画面。最能代表秋之萧瑟的“黄叶”在范仲淹的笔下尚且不悲，何况是色彩更加绚丽的“黄花”呢？因此，“碧云天，黄花地”二句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展现了际天极地的苍莽秋景。再加上漫山的红叶，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一幅由蓝、黄、红构成的立体感极强的绚烂秋光图。那么，怎样理解此处景物在表现人物心情方面的作用呢？其实，范仲淹的词上阕的景物虽然色彩斑斓，但还是为了表现的悲凉的思绪，这是以乐景写哀情。此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常见的。如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抒发了伤感的思乡之情，而前两句却勾画了一幅幅浓丽的春日画面，极言春光融洽。这是以乐景写哀情。“端正好”曲词用的也是这种手法。曲词中的一个“晓”字告诉我们，长亭送别是从早晨开始的。“碧云天，黄花地，雁南飞，霜林醉”正是刚走出家门的崔莺莺去长亭的路上看到的景色。坐在车里，看到这大好的秋光，莺莺无限惆怅。自然的美景和人生的美景从此都不会属于她。“北雁南飞”，那南飞的大雁，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的，而她崔莺莺的家呢，那是一个没有自由、讲求门第、热衷功名的深宅府第。况且此时她是客居途中，丧父的悲伤尚在。和张生“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的温存稍稍使自己的心情得到些许宽慰，没想到??她甚至更会想到，假如张生此时不是上京赶考，而是与她去郊外游玩，那该是何等的惬意和幸福啊！没想到母亲却对张生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母亲啊，你为什么要逼张生求取功名，世人啊，你们为什么重利轻情？”这是此时此刻崔莺莺在心里的呐喊。由此，在她的眼中，那枫林自然就洒满了离人的红泪。这幅画面，色彩热烈。热烈的色彩下，一对儿恋人踯躅于即将分手的路上。自然景境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这是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篇二：长亭送别赏析长亭送别赏析[原创]《长亭送别》选自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元剧《西厢记》，这部著作是由王实甫创作的，描述的是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其中深刻的塑造了一群鲜明的人物形象，包括红娘、崔莺莺、张生与崔老夫人！是一部经典的剧作！《长亭送别》的背景是张生和崔小姐在红娘的撮合下，冲破世俗理念从相互倾慕到相恋，而当崔老夫人发现他们之间的爱情之后为了阻挠他们，于是决定让张生进京赶考，考取功名，在做打算！也正是送别的这一场面更是把每个人物最鲜明的特点表现出来了！开场首先写了红娘与崔莺莺的一段对话，红云：“姐姐今日怎么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里呵”第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红娘的细心，第二个也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了崔莺莺对张生的恋恋不舍！而夫人话中处处都有弦外之音，一方面说明崔府是官宦豪门，以张生今时今日的地位与她结亲实属高攀，所以此次赶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话语中体现了封建礼教思想的具体观念，言语刻薄没有一点亲近之感！张生局与人下，处事小心翼翼，生怕出错，回答也更是以谨慎为主，对夫人的回答不敢含糊，体现了他文弱的一面，把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抗争用无声而真诚的爱情表现出来了！崔莺莺身为大家闺秀，屈尊下嫁与张生，当分别时与他的情语为大家展示了她那种对爱情真挚的一面！红娘应该是本居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为这份冲破世俗的爱情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尽管本文对她的刻画没有前几章生动，但是仍然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文的第二大特点就是语言优美，结构错落有致，利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景色，其中又大量的利用诗歌的表现方法来把那种分别之情意会的淋漓尽致！也正是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把剧作中人物的真实感情渲染的更加深刻，把一段看上去离奇的感情写的是那样的真实，为我们也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联想空间！“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结尾的这一句更是将全篇的感情汇于一语之中！把一份凄凄的离别之苦借用车马与山色更进一步的表现出来，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惨淡之感，也达到了引起读者共鸣的最佳效果！其中还有多处这样的点睛之笔，在此不一一叙述！此篇文章所以能流传不衰还与起细致的心理描写是分不开的，也正是这些精致的文字把人物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揭示给了大家，让人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每个人身出的地位和内心的思想。也是用这种方法把每位角色塑造的更加传神！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赏析通常被称作“长亭送别”的第四本第三折，是王实甫《西厢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断之一。在第四本第一折“酬简”和第二折“拷红”中，莺莺终于克服了身心解放的要求与封建精神桎梏的矛盾，迈出了同张生私下结为夫妻的决定性一步。这种出于男女双方真诚相爱的自主选择，使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老夫人十分震怒，因此她拷问红娘严加追究。但红娘抓住了老夫人理亏的要害，非但拒不认罪，，反而条分缕析，历数老夫人过错，使她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但是，老夫人又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强令张生“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并声称“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崔、张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威胁。“长亭送别”紧接着是第二折，所表现的正是同老夫人激烈斗争中取得胜利后的这又一次曲折，写莺莺、红娘、老夫人等到十里长亭为“上朝取应”的张生饯行。这折戏由莺莺主唱，是塑造莺莺形象的重场戏之一，在全剧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折戏以别宴前后为时间线索，主要通过精心安排的十九支曲文，集中刻画了莺莺送行时的心绪。它在读者、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一卷情景交融的别离图。这卷别离图由三个紧密衔接的画面组成：一、赴长亭途中；二、长亭宴别；三、长亭分别。倍增烦恼的暮秋天气，是这卷别离图的背景。起首［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三支曲子，系莺莺赴长亭途中所唱。莺莺是怀着无可排遣的离愁别恨，前往长亭为张生送行的。莺莺一上场唱的第一支曲子［端正好］，便通过她对暮秋郊野景色的感受，抒发了这种痛苦压抑的心情。在这支曲子中，作者选取了几样带有特征的景物：蓝天的白云，萎积的黄花，南飞的大雁，如丹的枫叶，它们在凄紧的西风中融成一体，构成了寥廓萧瑟、令人黯然的境界。“晓来”两句，使客观景色带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染”、“醉”二字，下得极有分量。前者不仅把外射的感受化为具有动态的心理过程，而且令离人的涟涟别泪，宛然如见。后者既写出了枫林的色彩，更赋予了在离愁的重压下不能自持的人的情态。如果说，这支曲子主要是采用了寓情于景的手法，那么，［滚绣球］便是从正面刻画了莺莺与张生难以离舍的复杂内心世界。莺莺想到和张生经历了多少曲折痛苦才得以结合，不期然刚摆脱了相思之苦，却又马上生生地被迫分离，心中充满怨恨又万般无奈。因此，她多么希望那长长的柳丝能够系住张生的马儿，多么希望那疏朗的树林能够挂住西沉的夕阳！然而，柳丝难系，斜晖无情。既然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痴幻的意愿，那么，唯一的希望就只能是让张生乘骑的马儿走得再慢一点，自己乘坐的车子跟得更紧一点――使得两情依依的亲人能够靠得更近一点，相随的时间更长一点。然而，饯行之处的长亭已经映入眼帘，别离的时刻已经临近，人愁得顿时消瘦下来了，这种悲伤的心情有谁能理解啊！以上两支曲子都是莺莺的内心独白。接下来由红娘问莺莺“今日怎么不打扮”而引出的第三支曲子则不同。红娘的问话，触发了莺莺感情的闸门，使她内心的愁绪，奔涌而出。在道白“你那知我的心里呵”后起唱的［叨叨令］，是以尽情倾诉、直抒胸臆为特征的。莺莺先从眼前车马行色牵动愁肠说起，说明了沉重的别情压在心里，是无心打扮的原因。继而设想今后孤凄的生活情景：在了无情致的昏睡中和涕泪长流的悲愁中苦熬光阴。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痛欲碎，发出了“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的无可奈何的悲叹。然而，别离已无法挽回，唯一可告慰的将只能是别后的鱼雁传书。于是，莺莺只得强抑悲痛，频频叮咛张生“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这支曲词层次分明又流转如珠。它用了一连串排比式的叠字句，每组之中，前句有两个带“儿”字的词，后句是双音词的重叠，确如前人所云：“语中每叠二字，正是呜咽凄断说不出处。”它成功地突现出剧中人物回环往复的浓烈感情和掩抑泣诉的声气口吻。车马到达十里长亭后，别宴开始了。可是，早已“恨塞满愁肠胃”的莺莺，“什么汤水咽得下！”“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她的整个心灵，都萦牵着“酒席上斜签着坐的，蹙愁眉死临侵地”即将远行的亲人：“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的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真是肝肠寸断，令人心碎！然而，当着长亭别宴主持者老夫人的面，他们不能互诉心曲，只能是“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这部分共安排了九支曲子，集中刻画了郁积在莺莺心头的依恋、悲伤、怨愤的情思，同时也通过莺莺的眼和口，展示了同样经受着离愁煎熬的张生的情态。饯别已毕，老夫人先行回程。分手的时刻已经迫近，人物的感情也一起推向了高潮。通过配以宾白的七支曲子，一方面，回旋跌宕、波澜起伏地再次展现了莺莺不尽悲戚、痛不欲生的感情潮汐和对张生的反复叮咛、无限体贴；另一方面，则先是曲折吐露继而和盘托出了与离愁别恨纠结在一起的深深忧虑，从而进一步袒露了莺莺的内心世界。此时此刻，莺莺该有多少肺腑之言要倾诉！然而，她那首作为临别赠言的“口占”绝句，所表达的却并不是她的真实心愿：“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反语，是试探，也是“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的痛苦心理的反映。“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才是她强烈的心声。莺莺的这种内心隐忧，早在她委身张生之日，就有过剖白。这是污浊的现实投下的阴影。别离终于来临，张生带着莺莺的千叮咛、万嘱咐，上马走了。莺莺目送着张生渐行渐远的身影，愁绪万端，不忍邃归。［一煞］［收尾］两支曲子，便刻画了莺莺的这种怅望情景和依依心情。“夕阳”一句，看似平易，含情极深。日夕薄暮，本是当归之时，而今却挥袂远别，人何以堪！一个“古”字，不仅平添了许多苍凉况味，而且把别离的凄苦之情推及古今，它包含着人物内心的许多“潜台词”，也启示着读者观众的丰富联想。“无人语”三字既道出了环境的寂静，更刻绘了莺莺“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的孤独感和无处可诉的痛苦心理。“四围”两句，虽是淡淡景语，其实包含着无限情思。它使“长亭送别”留下了境界深远、意味无穷的余韵。“长亭送别”并没有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作者将艺术触角伸展到处于“长亭送别”这一特定时空交叉点上的莺莺的心灵深处，细腻而多层次地展示了“此恨谁知”的复杂心理内涵――交织着对“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的亲人的百般依恋，对即将来临的“南北东西万里程”的别离的无限悲戚，对逼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强拆鸳鸯在两下里”的做法的深深怨恨，对当时司空见惯的身荣弃妻爱情悲剧的不尽忧虑。同时，也深刻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复杂心理内涵的纯净的灵魂美。莺莺在送别张生时的依恋、痛苦、怨恨、忧虑，都是与她美好的爱情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对张生的爱，是相互倾慕的产物，丝毫没有掺杂进世俗的考虑和利害的打算。在她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所追求的是纯真专一、天长地久的爱情幸福，而不是封建的“家世利益”。总之，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心灵中颤动着的爱情旋律，而且写出了激荡着巨大感情潮汐的人物心灵。此外，“长亭送别”之所以动人心魄，王实甫浓厚的语言功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作者善于化用名作中的优美成句，也擅长提炼现实生活中的白描俊语。曲词或秀丽典雅，含蓄悠长；或质朴自然，活泼爽利。既有诗词意趣，又不失元曲本色。例如，范仲淹［苏幕遮］词中“碧云天，黄叶地”是咏秋名句。王实甫易“叶”为“花”，移入［端正好］一曲，与飞雁、霜林一起，组合成一幅新的暮秋图，完全切合剧中的情景和离人的心绪。［收尾］“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句，是对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意境的再创造，极其形象地传达出人物心灵所承受着的感情重压。［叨叨令］［快活三］两支曲子，出语当行，极富生活气息。［脱布衫］前两句是诗词的格调，写莺莺眼中的秋景；后两句是生动的口语，写莺莺眼中的张生。正是这萧瑟的秋色，映衬着愁苦的张生。既抒发了莺莺的情绪，也描写了张生的神态。在“长亭送别”中，这两副笔墨，交替并用，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为多侧面、多色彩地再现人物的情感节律，提供了成功的艺术手段。《长亭送别》赏析通常被称作“长亭送别”的第4本第3则，是王实甫《西厢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段之一。在第四本第一则“酬简”和第二折“拷红”中，莺莺终于克服了身心解放的要求与封建精神桎梏的矛盾，迈出了同张生私下结为夫妻的决定性一步。这种出于男女双方真诚相爱的自主选择，使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老夫人十分震怒，因此她拷问红娘严加追究。但红娘抓住了老夫人理亏的要害，非但拒不认罪，反而条分缕析，历数老夫人过错，使她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但是，老夫人又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强令张生“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并声称“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崔、张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威胁。“长亭送别”紧接第二折，所表现的正是同老夫人激烈斗争中取得胜利后的这又一次曲折，写莺莺、红娘、老夫人等到十里长亭为“上朝取应”的张生饯行。这折戏以别宴前后为时间线索，主要通过精心安排的十九支曲文，集中刻画了莺莺送行时的心绪。它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一卷情景交融的别离图。倍增烦恼的暮秋天气，是这卷别离图的背景。“长亭送别”由三个紧密衔接的画面构成：一、赴长亭途中；二、长亭别宴；三、长亭分别。起首[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三支曲子，系莺莺赴长亭途中所唱。莺莺是怀着无可排遣的离愁别恨，前往长亭为张生送行的。莺莺一上场唱的第一支曲子[端正好]，便通过她对暮秋郊野景色的感受，抒发了这种痛苦压抑的心情。在这支曲子中，作者选取了几样带有季节特征的景物：蓝天的白云，萎积的黄花，南飞的大雁，如丹的枫叶，它们在凄紧的西风中融成一体，构成寥廓萧瑟、令人黯然的境界。“晓来”两句，使客观景色带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染”“醉”二字，下得极有分量。前者不仅把外在的感受化为具有动态的心理过程，而且令离人的涟涟别泪，宛然如见。后者既写出了枫林的色彩，更赋予了在离愁的重压下不能自持的人的情态。此曲短短25字，充分写出了时、空、景、情，而且紧紧交融在一起，这是画，这是情，这是血！这是一首流传最广，倍受称赞的西厢佳句。人们从此曲可以看到，封建礼教的淫威，给封建社会的年轻一代，带来了何等深沉的哀伤！如果说，[端正好]主要是采用了寓情于景的手法，那么，[滚绣球]便是从正面刻画了莺莺与张生难以离舍的复杂内心世界。此曲以反反复复、屈屈折折的咏叹，表现莺莺在来到十里长亭的?上愁肠百转的心理状态。莺莺想到和张生经历了多少曲折痛苦才得以结合，不期然刚摆脱了相思之苦，却又马上生生地被迫分离，心中充满怨恨又万般无奈。因此，她把短暂的饯别的时刻，视为最可宝贵的与张生相聚的机会，她希望柳丝能够系住将要远行的马，她乞求疏林能够挂住将要落山的太阳，然而，柳丝难系，斜晖无情。既然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痴幻的意愿，那么，唯一的希望就只能是让张生乘骑的马儿走得再慢一点，自己乘坐的车子跟得更紧一点---使得两情依依的情人能够靠得更近一点，相随的时间更长一点----能厮守片刻也好！金圣叹说：曲中“马儿迍迍行，车儿快快随”“二句十字，真正妙文，直从双文当时又稚小，又憨痴、又聪明，一片细微心地中，的的描画出来。盖昨天拷问之后，一夜隔绝不通，今日反借饯别，图得相守一刻。若又马儿快快行，车儿慢慢随，则是中间仍自隔绝，不得多作相守也。即马儿慢慢行，车儿慢慢随，或马儿则快快行，车儿则快快随，亦不成其为相守也。必也，马儿则慢慢行，车儿则快快随，车儿既快快随，马儿仍慢慢行，于是车在马右，马在车左，男左女右，比肩并坐，疏林挂日，更不复夜，千秋万岁，永在长亭。此真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的细微心地。不知作者如何写出来也”。（《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下同）莺莺复又慨叹自己与张生的命运：“却告了乡思回避，破阵儿又早别离”，毛西河说：“回避，谓告退；破题，谓起头。言相思才了，别离又起也。”这别离，使她“松了金钏”“减了玉肌”。金圣叹说：这四句以前，是“写行来”；这四句是“写已到（长亭）”。他惊叹这是“惊心动魄之句，使读者亦自失色”。以上两支曲子都是莺莺的内心独白。在已到长亭又未与众人相见时，红娘趁空问莺莺“今日怎么不打扮？”从而引出了第三支曲子[叨叨令]。此曲与前两支曲子不同，它既是回答红娘的问题，更是莺莺借题表述自己的苦衷。金圣叹说，这是补写来长亭前“家中情事”，因为离家来长亭时，“匆匆出门，其事须疾，则不应多写家中情事，诚恐一写，便见迟留。今既至此时，正是不妨补写也。”此说不尽然，即使是“补写”“家中情事”，也是行将到长亭时因红娘之问而发。相反，“昏昏沉沉的睡”“重重叠叠的泪”“凄凄惶惶的寄”倒分明是预拟别后的情景，正如毛西河所说：“?准备着??从今后??久已后?俱是预拟。”而且越想越感到不可忍受，痛极，闷极，于是重复发出“兀的不闷杀也么哥”的“呼喊”，以为无奈的渲泄。“索与我”句，是对红娘而言，即“欲红为我寄生也，逗后本寄赠意。”（毛西河）红娘的问话，触发了莺莺感情的闸门，使她内心的愁绪，奔涌而出。在道白“你那知我的心里呵”后起唱的[叨叨令]，是以尽情倾诉、直抒胸臆为特征的。莺莺先从眼前车马行色牵动愁肠说起，说明了沉重的别情压在心里，是无心打扮的原因。既而设想今后孤凄的生活情景：在了无情致的昏睡中和涕泪长流的悲愁中苦熬光阴。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痛欲碎，发出了“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的无可奈何的悲叹。然而，别离已无法挽回，唯一可告慰的将只能是别后的鱼雁传书。于是，莺莺只得强抑悲痛，频频叮咛红娘“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这支曲词层次分明又流传如珠。它用了一连串排比式的叠字句，每组之中，前句有两个带“儿”字的词，后句是双音词的重叠。却如前人所云：“语中每叠二字，正是呜咽凄断说不出处。”它成功地突了剧中人物回环往复的浓烈感情和掩抑诉的声气口吻。莺莺到长亭与众人相见后车马到达十里长亭后，在“长亭别宴”上连续有八首唱词，实为一组。[脱补衫]此曲写了“西风”“黄叶”“寒烟”“衰草”，似乎与首曲[端正好]重复，实则各有境界。[端正好]写莺莺来时?上所见所感；而此曲中的头两句，是莺莺座在送别宴席上表述恨别情怀之前的起兴。正是在这“黄叶纷飞”“衰草凄迷”的氛围里，她看到张生在那里不是正襟危坐，而是像插在那里似的歪歪斜斜地坐着，而且紧蹙双眉，如呆如痴，死临侵地。[小梁州]对此曲的解释向来有歧义。究竟是谁“阁泪汪汪”“长吁气”“推整素罗衣”？王伯良认为：“?阁泪汪汪?，莺指己言，恐人之知，故阁泪而不敢垂。偶然被人看见，故把头低，而推整素罗衣也。”还有一些注本，虽未明言，但皆谓此句本宋人之“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显然不是“郎”阁泪汪汪。这就是说，这一句是指莺莺看到张生的样子，她篇三：西厢记赏析《西厢记》文学赏析内容摘要：《西厢记》元代王实甫作。故事描绘的是张生与崔莺莺这一对有情人冲破困阻终成眷属的故事。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的曲词优美华丽，富于诗的意境，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而且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卓越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版本数量众多，流传至今的明清刻本约有一百种。明清两代的众多学者对《西厢记》评价很高，直到近现代，《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赞赏。关键词：艺术特色戏剧语言杰出戏作人物形象崔莺莺张生红娘通过选修《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这门课程，我接触到了许久没有接触的古典文学。有《西厢记》、《汉宫秋》、《牡丹亭》、《三国》、《儒林外史》、《桃花扇》、《三言两拍》等。很多耳熟能详的人物都出自于此，这也足以证明了古典文学魅力之大。其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除了《三国》、《水浒》、《西游记》以外，当属这部《西厢记》。不仅因为在高中时期曾在语文课本上学习过留下了印象，在《红楼梦》中提到过这部戏剧，也因为老师的讲述绘声绘色以及作品本身不论是剧情还是语言上都很吸引我。《西厢记》的剧情是：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里偶遇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对她一见倾心，苦于无法接近。此时恰有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貌，率兵围住普救寺，要强娶莺莺为妻。崔老夫人情急之下听从莺莺主意，允诺如有人能够退兵，便将莺莺嫁他。张生喜出望外，修书请得故人白马将军杜确率兵前来解围，但事后崔老夫人绝口不提婚事，只让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失望之极，幸有莺莺的丫环红娘从中帮忙，扶莺莺月夜烧香，听见张生弹琴诉说衷肠。后来莺莺听说张生病倒，让红娘去书房探望。张生相思难解，央求红娘替他从中传递消息。莺莺怜惜张生，终于鼓起勇气，也写诗回赠，后在红娘帮助下，二人瞒过崔老夫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老夫人知情后怒责红娘，但已无可挽回，便催张生进京应考。张生与莺莺依依而别，半年后得中状元。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本与莺莺有婚约，便趁张生还未返回之时谎报张生已被卫尚书招赘为婿，老夫人一气之下要将莺莺嫁给郑恒，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人物形象戏剧中的人物虽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十分丰满，个性十分鲜明：张生、崔莺莺、红娘等，都是我国古典戏曲中典型、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还在后世成为某种类型人物的代称。人物形象的丰满，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物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多重性。作者不仅善于正面刻画人物，而且长于侧面描写，使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具有立体感。同时，人物性格和情节开展得到了高度的结合，成功地表现了事件曲折复杂的过程。张生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精心塑造了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书生。他执着的追求崔莺莺，对崔莺莺热烈诚挚而又矢志不渝。张生在普救寺初见崔莺莺便一见钟情，之后为了接近崔莺莺，将功成名就抛在脑后，毅然在普救寺住下。在他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有时表现得很机灵，如请求附斋追荐，写信退贼等；但有时他又是憨厚的，甚至有些傻气和懦弱，如初见红娘他就详细地自报家门，对老夫人的赖婚和莺莺的赖简却束手无策。正是张生的这种憨气、傻气和他的风流才俊相得益彰，才使得人物形象才更显饱满。崔莺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又机灵。作为一个相国小姐而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主的婚姻。同时，戏剧中也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动摇和矛盾。正因为作品充分细致地表现了莺莺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在追求的过程中，她的心理始终是复杂矛盾的。在红娘面前，一方面她想瞒着自己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借助红娘与张生互通衷曲。由于受思想性格特点和所处社会环境特点的制约，她在争取婚姻自由的道路上曲折而艰难，从矛盾痛苦逐渐走向勇敢而坚定。莺莺的复杂心理更加体现了戏剧的真实性，不仅让世人看到一个为爱矛盾而又坚定的人物形象，也让后人了解到当时社会的风气。红娘是我在《西厢记》中最喜欢的人物形象，她虽然是崔莺莺的丫鬟，但却有着小姐所不曾有的胆量。她在剧中是最光彩的人物，也是反封建礼教最为坚决、最无顾忌的人物。虽出身低贱，却显得比女主人更有主见，而且机智、泼辣，富有正义感，为张生和崔莺莺的自由恋爱穿针引线。她的名字成了那种不计个人得失而乐于成全他人的助人者的象征。她的思想性格在撮合张生和崔莺莺二人婚事和抨击封建礼教中得到很好的展示。为了促成相国小姐和白衣秀才本来无望的婚事，她要蒙蔽威严而又多疑的老夫人，又要鼓励软弱而常常不知所措的张生，同时还要小心翼翼地对待心细如发、顾虑重重、敏感的莺莺；她对张生是热心坦率的，对小姐是忠诚大度的，而在与老夫人的斗争中，红娘虽是一个地位卑贱的丫环，但她机灵、聪慧、勇敢，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作品细腻地写出她的坚定、勇敢以及最终获得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写出了她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恐惧、气愤以及蒙受委屈时的痛苦，这样也就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后来，她的名字也成为了爱情中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的代名词，足以见该作品的影响力之大。二：戏剧语言《西厢记》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文辞华美而富有个性，语言文雅绮丽，善于化用前人的诗词，情景交融，意境优美。语言是雅中有俗，自然流畅，善于吸收民间的口语。不同的人物都有符合自己身份的语言特点，人物语言个性化，从语言中我们就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特点。在高中时曾学习过《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一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戏曲中的语言以富于文采为特色，曲词之美，与剧作的故事之美、人物之美、意境之美和谐统一。这在《长亭送别》中尤为突出。如：“【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作者善于把典雅凝练的古代诗词与通俗流畅的民间口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清丽华美、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作品融入了不少古代诗词的语句，其特有的语义、情味和表达效果与剧中语境相契合，增添了语言的文采和表现力。例如，【端正好】中的“碧云天，黄花地”，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中“碧云天，黄叶地”语句，并取其秋景凄凉的意境，以烘托送别的凄冷氛围。作品不仅大量运用民间口语，吸收了不少的方言词和俗语、成语，而且善于将民间口语加工为富于文采的文学语言。例如【滚绣球】一曲的语汇、语句都具有民间口语的风格，可以说是口语的韵律化，朗朗上口、通俗自然、生动活泼而又富有文采，不得不令人叹服。三：艺术特色在我看来，《西厢记》从情节安排和结构技巧上看，剧情曲折，结构巧妙合理。全剧从两条线索来展开剧情：以张生、莺莺和红娘与老夫人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以崔、张和红娘三人之间的性格冲突为副线，二者相互交错、制约，极富戏剧性。同时，在戏剧的体制上它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并且打破了元剧一人主唱的通例。这种突破与创新，对安排剧情、刻画人物，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该剧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主要是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塑造人物，如老夫人的赖婚，张生的犯傻，莺莺的作假，红娘的泼辣等，使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更加巧妙合理地结合，使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总的来说，我认为《西厢记》是非常成功的一部戏作，被后世传为元剧的杰作。虽然我只是在选修课上浅识《西厢记》，但却通过老师的全面讲解以及查阅资料了解了整个戏剧的由来创作以及戏剧本身的独特魅力。透过《西厢记》，看到了元剧的辉煌，看到了古典文学的魅力之处。篇四：《窦娥冤》赏析《窦娥冤》赏析跑沙元杂剧的创作、演出之目的，本来很大程度上为着愉悦观众，故元杂剧往往重视唱词的优美精致与插科打诨的诙谐效果，甚至在折与折之间穿插诸般歌舞杂耍，作用仿佛今天的篮球宝贝，在激烈紧张的比赛中娱人耳目，以调节观众的心理，并使比赛本身更具游戏的性质。尽管某些内容游离剧情，有时会产生淡化情节甚至削弱主题的消极作用（如《琵琶记》中赵五娘“琵琶上路”，弹些行孝曲儿挣钱追荐公婆，净丑却当着她的面脱衣脱袄，“蒿媷”一番，博取观众哄堂，大大冲淡了剧情的悲伤意味），却成为元杂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究其起源来说，元杂剧与传统的负有载道功能的文学样式不同，它是娱乐性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元剧最佳之处，往往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元人作剧，“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这是元杂剧的一个重要特色。但由于元朝一大批优秀作者的涌现，他们既具高超的创作才能，丰富的人生阅历，又往往有满腔热血，一身傲骨，困顿偃蹇一生而不忘情于尘世，故元曲中依然相当多并相当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这一类作品中，又以关汉卿《窦娥冤》最为突出典型，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窦娥冤》取材于汉以来民间广为流传的东海孝妇故事，而具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描写流氓无赖无恶不作，横行乡里；贪官污吏昏庸腐败，吏治废弛；善良百姓遭欺压凌辱，无处申诉，而世事之荒谬乖错，可见一斑。偶然性的情节，反应出造成这种冤案的必然的社会原因，其深刻沉痛之处，使《窦娥冤》在元杂剧中标然秀出，光采灼灼。而尤须注意的是，与现代着力表现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不同，关汉卿于作品所要反映的矛盾无意于夸张渲染，他只是如王国维所说，“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这一点，不但不足以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的价值，相反，使作品显得更为真实，也更为深刻感人。接下来具体分析作品：楔子非常简洁地交待了故事的源起开端。窦娥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尽管剧中“读尽缥缃万卷书”云云，不过是元曲中写书生秀才的套话，不无夸张，而窦天章在剧中也并未表现出如何了不起的学问才干，但他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则无疑问。窦天章因家境贫困，忍痛把窦娥卖给蔡婆作童养媳以抵偿债务。窦、蔡双方关系的描写，是颇为真实，颇有分寸的。作者很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于此处，我们很能体会到元曲“自然”的特点。作者没有把蔡婆写成强夺民女的黄世仁，蔡婆的出场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也是戏曲小说中常用的套话，但还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蔡婆的性格，她虽“家中颇有钱财”，以放高利贷为生，而并非穷凶极恶之人，虽好利而并非唯利是图之辈，只是一名老实本分，但求生活安乐的普通市井妇人。窦天章欠蔡婆四十两银子无力偿还，她见端云“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欲娶她作媳妇，虽不无趁人之危之嫌，也是市井人物正常的心理，与恃强豪夺者不同。事实上，端云到蔡家后，蔡婆对她也是颇为疼爱的，两家的关系中，确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因家贫而以女抵债，在窦天章来说，毕竟是一桩难堪而且难过的事儿，所以他难免有“这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的牢骚。他临走时嘱咐窦娥的一段言语，面面俱到：肯求蔡婆看觑女儿，告诫女儿小心在意，表明自己的万般无奈，真是写得舐犊情深，催人泪下。剧中人物的取名则是戏剧化的。天章者，天章云锦也。端云义含祥瑞，本皆美好之事物，而此后其人命途多舛，受尽磨难冤屈，则是谁之过欤？第一折，戏剧开始展开情节冲突。赛卢医因欠蔡婆二十两银子，无钱还债，便起歹心，将蔡婆骗至荒郊，欲行凶杀人，恰遇张驴儿父子，救下蔡婆，得知蔡婆家中只有婆媳二人守寡，便欲乘机霸占婆媳二人，谋夺家产。赛卢医是个行医为生的江湖骗子，其绰号纯用反讽的手法，是杂剧中常用的搞笑手段。卢医原指战国时名医扁鹊。他人称赛卢医，医术如何？他的上场诗有两句：“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让人哑然失笑。医术既如此，又无医者该有的济世救人之心，到常有为非作歹之念。他欠蔡婆若干银子，被催逼不过，便顿生恶念，“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写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到底是什么主意？原来不过意欲行凶杀人而已。如果说赛卢医还不过是骗子无赖，因被债主催逼才偶起杀人之心，则张驴儿父子两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恶棍了。驴儿一名，讥其是畜牲也。有人猜想，张驴儿是以蒙古人章闾为原型。元朝把百姓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故行凶作恶，肆无忌惮。张驴儿父子，实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此说自有道理。在纲纪败坏、法律废弛的社会，泼皮无赖混帐横行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水浒传》里的没毛大虫牛二之流，人见人怕，更何况有一等二等人身分背景的泼皮？这一折中，窦娥的性格也得到初步展现。前人解读窦娥，常强调窦娥的反抗精神，大可不必。固然，窦娥不是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但要看到窦娥反抗现实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才能把握其真实的个性。窦娥的性格两个词可以概括：本分，善良。她是一个弱女子，不过是一个有原则，有教养的弱女子，而非中国的美狄亚。本分者，规矩也，知其所当为，知其所不当为也。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严格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处世作人，是理所当然之事。她自幼与父亲分离，卖入窦家作童养媳，十七岁结婚，丈夫随即去世，年轻守寡，她遭遇悲惨命运，虽忧愁悲苦而能坚强面对，“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半是相信灾祸命中注定，一半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结果。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她心里根深蒂固。故尽管她孝顺婆婆，而当婆婆许诺改嫁时，她坚决不从，甚至出言讥诮，言辞锐利。（窦娥讥讽婆婆的唱辞，还包括了戏曲中无处不在的搞笑因素，如“梳着个霜雪般白髢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之类，这一类唱词须从元杂剧本身娱乐性的特点去理解，勿谓是窦娥尖酸刻薄也。）面对张驴儿的威逼，也绝不屈服让步。反抗的力量与其说来自她刚强的性格，不如说来自她根深蒂固的节操观念。在她的节操未受到威胁时，我们看窦娥实在是一个柔弱多情的弱女子。这一折窦娥出场唱的几支曲子《点絳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写孀居女子的愁苦忧思，细腻缠绵，皆是绝妙好辞。像《点絳唇》：“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元曲白话版，《混江龙》“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桩楼。”几句以乐景写哀情，因心情悲苦寂寞，故良辰美景，触目伤心，是传统惯用的手法，而以口语出之，愈觉动人。《油葫芦》追述自己伶仃孤苦的身世，自伤自怜，黯然泪下。但柔弱善良的窦娥不知道，她一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第一折中，在关目上还有个小小的破绽。窦娥卖入蔡家是七岁，过去了十三年，应是二十岁；据窦娥交待，是十七岁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则似是刚结婚丈夫就死了，守寡三年，刚好也是二十岁。但据前文蔡婆交待，则是窦娥成亲之后，不上两年，儿子害弱症死了，媳妇守寡，又早三个年头，则窦娥应近二十二岁了。以关汉卿之才，在并不复杂的剧情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漏洞，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王国维的观点，元曲“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在第二折中，戏剧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张驴儿因窦娥不肯随顺，趁蔡婆患病之际，妄图毒杀蔡婆，霸占窦娥为妻。谁知阴差阳错，倒药死了自家父亲。张驴儿扬言告官，想迫使窦娥就范，窦娥不愿屈服，遂一同见官。糊涂太守桃杌不问情由，屈打成招，酿成冤案。楚州州官名桃杌。桃杌者，梼杌也，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是食人凶兽。以民之父母而以食人凶兽命名之，殊失官体。桃杌的上场诗云：“我作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兼写其贪婪与玩忽职守。而下文审案一段，只写其糊涂，并未实写其贪婪。须知这算不得破绽，而只是因戏曲与小说有不同的特点。至于州官见告状者而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当然是情理所无之事。戏剧中多有此漫画式的笔法，引人发笑之余亦令人深思。而后文桃杌动辄逼供，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且只凭口供，一审定案，不复三推六问，其法律之野蛮，制度之疏漏，官员之草菅人命，就的确是写实的了。以桃杌为州官命名，与赛卢医、张驴儿同意，关氏要控拆的是整个社会。故其取名往往符号化，用以指称一类人。换言之，在当时社会，无医不是赛卢医也，无官不是桃杌也，无流氓恶棍不是张驴儿也。是类型化的写作，个人的性格不是写作的重点。即包括窦娥亦是如此。盖当时无良善百姓不可以遭受冤屈也，遭受冤屈者无不面临毁灭之命运也，危如累卵，战战兢兢，正是当时百姓平民的生活写照。窦娥的反抗，也更多不是在于展现窦娥的性格，而在于表现善良百姓的愿望。蔡婆把张驴儿父子接回家中管待，甚至有意下嫁，虽事出有因，仿佛也不完全是被动的。作者这样安排，而并未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动机、原因，这也是由戏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盖戏剧虽是写实之作，因限于体裁，固不能如小说之模范现实，纤毫毕现，而重在写意传神。我们可以理解成情节的需要，如果不是蔡对张驴儿的父亲不无情意，则下文推让羊肚汤，误杀孛老的情节就无由生发。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娥唱《贺新郎》一段：“一个道你先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云云，则不无作者自泯痕迹之意。所谓裁就天衣浑无缝，莫把金针度与人也。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内容的需要，盖赛卢医惫懒，张驴儿恶毒，桃杌昏愦贪婪，蔡婆糊涂软弱而水性杨花，则举世坚贞清白者，固唯窦娥一弱女子也。举世坚贞清白唯一窦娥，是何世道也，有一坚贞清白之窦娥而必遭毁灭之命运，是何世道也。而不管作者到底是何用心，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并未显得牵强、不合情理，并未违反生活的真实。要之自然二字，实乃元曲最根本的特色，读者不可不知。因其人情物理，自然贴切，故其文章词翰，亦本色当行。如此一折中窦娥唱《斗虾蟆》，王国维大为赞赏，谓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这种极为口语化的作品，在其它时代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第三折，全剧矛盾发展到高潮。在第二折中，窦娥遭受严刑，抵死不愿招认，因其胸中有浩然正气也；而为救婆婆，又不惜自污，以其心中有满腔柔情也。对赃官恶棍则金刚怒目，对婆婆则菩萨低眉。大孝大义，至刚至柔，方是窦娥。英诗人萨松有句云：“我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斯窦娥之谓也。描写行刑场面，是全剧的高潮，不但情节矛盾到窦娥之死趋向尖锐化，这一折唱词，如繁弦促调，风雨骤至，也是全剧中最为悲悼爽俊者。《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没来由、不提防六字，写尽在黑暗社会中，平民百姓生活的缺乏安全感，举步遭戮，动辄得咎。动地惊天，写冤屈之深，写反抗之强烈。《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日月喻君临天下的皇帝，鬼神喻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吏，官者牧民，为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其本分，反而成为残害百姓的凶手，窦娥呼天抢地的哭喊，实是对黑暗社会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诉。《倘秀才》、《叨叨令》、《快活三》、《鲍老儿》数曲，则银瓶乍破，铁骑突出之间，夹入间关莺语，幽咽泉流，《倘秀才》、《叨叨令》写窦娥临刑之前尚顾念年迈的婆婆，“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孝心拳拳，令人泪下，《快活三》、《鲍老儿》写窦娥与婆婆决别，既自伤身世，又劝慰婆婆，善良美好如此，却不得善终，本身就是对罪恶社会强烈的控诉。至窦娥罚下三桩誓愿，反抗趋于高潮，“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绝无可能之事，一一得以实现，与其说是浪漫主义，毋宁说是表现主义。感天动地的“感”与“动”，实是关汉卿与天地对话的具像化，他希望天地遵循公理正义。从作者与观众的主观意图看，桃杌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作家必须给观众留下一个释放情感的渠道，留下一个“长吁”的空间，如同郑板桥《沁园春》里写恨：“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第四折写窦天章一举及第，官授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终为窦娥洗涮冤屈，报仇雪恨。这个结尾本身并不高明，如前三桩誓愿，仍是人民大众良好愿望的反映而已。到是窦天章的身分及翻案的过程颇有意味，令人深思。以窦天章承担平反的责任，当然就戏剧形式来说是人尽其用，顺理成章之事，但窦天章以父亲的身分为女儿平反，好像也暗示了作者并不相信清官的存在；窦天章必须身居高位，势剑金牌，先斩后奏，才能为女儿平反，仿佛也表明作者并不相信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之必然。换言之，如果窦天章不是与当事人有特殊的关系，如果他不是手握大权，这桩冤案可能有昭雪的一天么？显然对于大多数含冤者来说，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如此安排，实可见作者对于元朝吏治腐败黑暗的重重疑虑，他在剧本时可以一浇胸中块垒，报仇雪恨，大快人心。但面对牢不可摧的现实，只怕关汉卿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