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18 鲁迅

品中国文人18 鲁迅 鲁 迅 刘小川 写鲁迅先生，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下了“万国殡仪馆”、“民族魂”这些词。七十年代中后期，读鲁迅的各种小册子：《二心集》，《三闲集》，《野草》，《热风》，《故事新编》……八十年代初，则买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厚厚的捧在手上。 　　记得有大龄朋友眨着高深的眼睛说：鲁迅的书有毒的。 　　这句话，我差不多想了三十年。 　　想来想去，觉得那朋友言之有理：鲁迅的书确实有毒，而且是剧毒。 　　曾经读到上海王晓明教授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心下又一紧。有剧毒，最痛苦……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 　　鲁迅的有毒，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鲁迅的最痛苦，又是因何而发呢？ 　　其实鲁迅很平和的。善于激烈的人往往能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毛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楼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家里人称他“大先生”。他一直供养着母亲和未曾同过房的原配朱安。朱安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虽不认可，却同情她，养着她。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笔名取母亲的姓；常给母亲写信，叩问“金安”。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幅，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幅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翟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翟秋白做过共产党的领袖，精通俄文和俄国文学，后死于刑场，毫无惧色，慷慨潇洒之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托人带去一条火腿。后来想写红军的小说，细听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他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遗物、书信，两次会见陈赓将军。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钉，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常常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1925年三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这叫爱的高贵。里尔克、卡夫卡的情书也如此。明白了这高贵，自然会对咿咿呀呀装疯卖傻的流行曲，油然而生厌恶。 　　猫儿叫狗儿跳，贵在一个真字。时下有些人，却无休止地装疯卖傻，毒害青少年…… 　　生活中的鲁迅，很有些孩子气的。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书描绘很多。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笔迹。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我的阅读印象中的丁玲，泼辣而又细腻。1936年，她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奔赴延安时，惜墨如金的毛泽东为她填词，其中有几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做女孩的时候，不大能读鲁迅。到了上海，阅历渐多，便读得如饥似渴了。有一次鲁迅评价她：“丁玲还是个孩子。”丁玲仿佛很委曲：她的内心已经在曲折中长大了，哪里还像个孩子呢。 　　丁玲的阅读体验，能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许多人。 　　1937年10月，肖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然而鲁迅先生沉痛的时候，却是一沉到底。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几个女学生身中枪弹，倒在了血泊中。开追悼会那一天，鲁迅“独在礼堂外徘徊”，脑子里满是女学生的鲜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非沉痛到底，焉能出此语？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真的猛士，必当奋勇而前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先生墨写的文章，我们永远记住了：“始终温和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记下了她和她们中弹的那个瞬间，那柔弱无助的倒下，那血泊中的温软的身躯的渐渐僵硬，那手指冰冷。 　　“徒手请愿而已”，衙门里却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我是在高中学的这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我记得，师生都是泪光闪烁。“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过一点什么…”老师缓缓念着，学生静静听着。老师是川师大中文系一位姓蒋的实习教师，时隔三十年，我记得他念着念着就背过身去的样子…… 　　又学《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多少青年的血，多少眼泪啊。然而鲁迅先生，从未给人留下流眼泪的印象。写亡友，没有比这更沉痛、更坚硬、更杰出的文字。 　　“出离愤怒…”这情态的表达为鲁迅首创。 　　他点校《嵇康集》。他为瞿秋白、为柔石的遗著耗费了心血，拖着病躯挥汗如雨。他说过：一个人倘若还有友情的话，那么，面对着亡友的遗文，真如同捏着一团火，要为他流布的。 　　这个绍兴人啊，这位秋瑾、徐锡麟的同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们今天，得以掂量这硬度。 　　同时掂量它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 　　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 　　绍兴乡下有个安桥村，安桥村有鲁迅的外婆家。读过《社戏》的人，会对绍兴乡下的风光有极深的印象，渔火点点，月光跃跃，乌蓬船划水之声可闻。而虚构的鲁镇上的咸兴酒店，孔乙己先是走着来喝酒，靠着那柜台，“排出四文铜钱，对老板娘说：温一碗酒。”过了一阵子，却用手“坐”着来了，原来孔己的腿，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他还是温一碗酒，向小孩儿表演茴字的四种写法。酒客们嘲笑他的断腿，他的偷书，他吃吃地辩解：窃书能算偷么？窃书能算偷么？ 　　鲁镇上，又有女人叫祥林嫂的，不断向人絮叨她那死去的小儿子阿毛。祥林嫂的悲惨，通向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孔乙己的形象，则接上了三味书屋的真实的教书先生，瘦而高的先生拿着书卷摇头晃脑：鈇如意指挥倜傥满座皆惊呢；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 　　《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社戏》的风光描画，每个字都含情脉脉。末尾处，那熟悉的幽默姗姗而来：“然而盖叫天终于出现了。” 　　闰土。金黄的圆月下手执钢叉刺野物的活泼少年，成人之后，却躬身怯怯地叫鲁迅老爷。这份苍凉感，欲说又止的辛酸感，很多人有体验的，被鲁迅白描出来，固定成经典。 　　鲁迅的童年很幸福。 　　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环绕着他的生长。长妈妈是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有很多道理，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她知道太多太多的乡下习俗。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他老了；万不可从晾衣竿上的裤子下面钻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 　　鲁迅的母亲名叫鲁瑞。他小时候随母亲常去安桥村，一路蹦蹦跳跳。野草野花，连同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无限地铺开去。 　　他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 　　不知道他小时候是否与人打架。打起来，纵然是落了下风，也一定不服输的。眉立，发竖，眼喷火…… 　　鲁迅的不屈不挠，当有遗传的成分吧？ 　　周氏三兄弟，皆有大作为，而鲁迅的个性最鲜明。 　　个性，个体，乃是本文的关键词。 　　鲁迅酷爱绘画。真说不清他是更敏感语言呢，还是更敏感图画。能说的只是：他于二者都敏感。绘图本的《山海经》，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类似现在的儿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功夫登峰造极，或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我估计，亦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 鲁迅读了大量古书。他是在古书中受的启蒙。 　　他的家学颇为别致，是他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定下的：“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矣。” 　　这个文化谱系很是清晰。 　　家学挺有意思，从唐宋一直延续下来。凡有点根基的家庭、家族，一般都会崇尚学问。可惜所谓当代的语境中，家学一词，尘封已久。豪宅倒通常与书香无关。 　　没有迹象表明，鲁迅反感祖父定下的家学。有趣的倒是，他也不提这个家学。上面的引文，是他祖父在一本叫《唐宋诗醇》的藏书背后的题字。 　　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博学，正派，严格。收费也高，每节两元，绍兴城里高居第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点拿老师开玩笑的意思，却够不上讽刺。毋宁说，是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见证了美好的童年。 　　鲁迅是学过“四书”、“五经”的，并且学得扎实。 　　他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着新文化。 　　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祖父在北京犯了科场案，关进了监狱。绍兴的周家一片恐慌。怕受牵连，一度举家逃到乡下。大人们压低嗓子议论“满门抄斩”，听者不禁缩了脑袋。小鲁迅耳朵灵，想象着满门抄斩的情形。 　　乡下躲了半年多，返回绍兴城。继续三味书屋的学业。 　　满门抄斩的劫难是躲过去了，然而厄运从此降临到周家。祖父在北京蹲监狱，绍兴的老家不断送去银子，上下打点，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之灾。而监狱是个无底洞，保下了一条老命，耗去了大宗家产。 　　鲁迅的父亲，气病在床上。 　　这位父亲，也是性情刚烈；喜论时事，堪称业余的评论家。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鲁迅家越发黯淡了。 　　瘦小的少年，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式白眼。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阳光少年碰上阴暗。 　　三味书屋的学业中断了。瘦而高的寿镜吾老先生，不复转动着脑袋，津津有味念古文。 　　当铺，药铺，父亲的病榻…… 　　请来的中医很奇怪，那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昂贵的诊费药钱花一把把地出去了，父亲的病却不见起色。鲁迅是由一张又一张庸医的脸来感受中医的。到后来，他挖苦中医，憎恨中医，并到日本学西医，要救治像父亲这样的病人。 　　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死在庸医手上。 　　家境每况愈下。 　　鲁迅是老大，他的感受，当比两个弟弟强得多。后来提笔为文，频频回首往事，“朝花夕拾”，惊异于早年生活的巨大落差。这落差之中，隐藏着许多东西。鲁迅的回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满足心理需要的单纯忆旧。回首，乃是持续地转身，打量并逼近自己的生存轨迹。 　　个体回首艰难，群体更是如此。 　　鲁迅痛苦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起于少年时。幸福的中止催生反思，类似曹雪芹；而反思诱导更多的反思。生活的落差，左右着生存的向度。思考型的鲁迅，发端于少年。这显而易见。但其间的脉络尚不清晰。精神之路，曲折幽暗是常态。曲折幽暗挡住了大多数人的探索。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唯针对苦苦求索之人，方有路漫漫而修远。 　　鲁迅对“路”想得很深。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名言即便是鲁迅随口讲出来的，也有艰难的铺垫在先。他反复提阮藉“见歧路大哭而返”，可见他心里，始终横亘着、交叉着歧路。 　　个体之路，群体之路，民族之路…… 　　鲁迅在绍兴长到十八岁，启程赴南京，踏上了生计之路。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瞧不上的。鲁迅穷，离家远走时，母亲只给了他八块银元。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裤子单薄，吃辣椒御寒，养成习惯，伤了胃，埋下病根。 　　他边吃辣椒，边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是英国人写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读物。鲁迅明白了进化论的道理，胃的功能却因一再强刺激而受到损伤。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清王朝不缺经济实力，却未能将财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海战陆战皆输，屡屡再上演近代史上的悲剧。 　　鲁迅在水师学堂苦练爬桅杆，并无当一名水兵的志向；下矿井二十丈，熟悉了矿工们的井下作业，却不想做一个技术员或探矿师。海上和井下，他都不考虑。他只是埋头学习，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母亲送他上路时的眼神，和那沉甸甸又轻飘飘的八块钱，他始终铭记着。 　　若干年后，鲁迅能够大笔挣钱了，对朋友半开玩笑说：八块钱很划算，翻了许多倍…… 　　鲁迅志存高远，生前就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却不讳言挣钱，不粉饰早年求学的动机。缺钱，于是想挣钱，这天经地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具备直接了当的金钱观念。生活中、戏台上，许许多多的书生，倒是羞于谈钱的，仿佛他们牢记着圣人的教导。其实孔子本人并不是这样，圣人食不厌精，穿戴华丽，出门讲究，惦记着学生的干腊肉。而历代文人，像司马迁，嵇康，陶潜，杜甫，李白，都能直接面对金钱，与一般劳动大众无异，或者说，比大众更为直接。中国的民间，哪怕它山高水远穷乡僻壤，历来弥漫着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戏台很有感染力的。不言利，羞谈钱，民间例子甚多，融入了若干习俗。 这现象所形成的持久的遮蔽，已经在今天显现出来，千年压力一朝释放，把人拉变形，弄钱不择手段。 　　古代书生不能想钱，因为想钱就读不好圣贤书，不可能金榜题名。为了颜如玉和黄金屋，必须承受十年寒窗苦。或者说，必须忘掉金钱，尽力去揣摩圣人学说。这种贯穿千百年的、由集体潜意识所支配的心理模式，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存在理由。萧洒文人与穷酸书生都是它的变式。后者有时呈大面积疯长的态势，例如八股文盛行的清朝。 　　当文明趋于固化，有识之士便会奋起，使固化的文明疏松，重现生机。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张力。 　　强大的个体，能突破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模式。比如鲁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不能拆解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复辟的闹剧几乎注定要上演。历史有惯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或许能够洞察这种惯性。 　　这里的前提是：要有能力成为个体。 　　二十岁的鲁迅，在南京猛吃辣椒，目注《天演论》，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两个洋派学堂，有着相同的奇特课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鲁迅对此非常不满，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个体却在静悄悄的孕育中。在今天看，这样的课程设置未必荒唐。时隔一个多世纪，有些东西慢慢显形了，我们意识到：鲁迅并不知道他正在成为融合中西与文理的鲁迅。 　　鲁迅虽然对声光化电加子曰诗云的课程安排很不满，但还是熬到了毕业，并且拿到了好成绩，作为官费生到日本去留学。 　　这是1902年，离辛亥革命不到十年。 　　中国的留学大潮之所向，首推日本。南方城市，尤为风尚。单是绍兴，同一时期走出去的留学生就有好几十个。 　　鲁迅到东京，学上了日语，谈起了恋爱。 　　鲁迅是全班第一个剪辫子的男生，不知道是否与恋爱有关。现存的照片，未见他留辫子。而其他留学的男生，为长可及臀的黑辫子大伤脑筋，每天要把蟒蛇般的辫子盘于头顶，再盖上日本式的学生帽，看上去像怪物，像一座高高耸起的富士山。有些学生为这祖宗传下来的劳什子踌躇着，烦恼着，不敢上街，他们羡慕周树人君的平头寸发，却又没胆量去仿效。 　　鲁迅的标新立异，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带头剪辫子，带头自由恋爱。 　　恋爱的对象是谁，现在不清楚。也许是个日本姑娘。 　　恋爱无结果。 　　鲁迅留下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指她，典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神矢指爱的神箭，典出古希腊神话。这七绝是赠给许寿裳的。李霁野撰文说，它是一首情诗。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的至友之一，他的话有可信度。不过，鲁迅恋爱的具体情形，仅凭这首短诗难以揣测。“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是爱国情操的流露，却也和恋爱的无结果有关：荃不察，她不能理解他的高尚情操。情侣当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块儿，似乎就不能生活在一块儿。这是人的特征。不过，鲁迅高昂的身姿后面，却有某种难言的酸楚。 　　论者们解读高昂本不错，却不必将失恋的酸楚一笔勾销。 　　失恋就是失恋。如同：想钱便是想钱…… 　　是周树人君还是这位被比做“荃”的女子首先提出分手，仍无从揣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不重要。伟人身上的鸡毛蒜皮，用以闲聊无大碍，但不可太当一回事。如果恋爱的细节不足以诠释鲁迅，那么，它的丢失就无关紧要。 　　当鸡毛蒜皮有了市场，有些人就盯住鸡毛蒜皮不放，借口将伟人拉下神坛，将伟人之伟岸拆解成平庸，拿平庸去卖钱。这势头若蔓延开来，后果可想而知。这远比将伟人神话更糟糕，因为：神话尚能唤起虔诚与向往，平庸、低俗却能导至嘻皮笑脸，导至后现代的短命狂欢——将一切标志着人类精神境界的高峰削平，砍成碎片，拿去零售或整卖。卖完了，皆大欢喜，昆虫满天飞，野兽遍地走；连血腥事件也会变成市井笑料媒体猛料。到那时，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的阴暗麇集”宣告完成。 　　所以，鸡毛蒜皮也是危险的鸡毛蒜皮。 　　危险在于：如果只有鸡毛蒜皮的东西方能显现并放大，那么，单看鸡毛蒜皮的那些小眼睛将无限复制。 　　鸡毛蒜皮式的眼睛，只能看到鸡毛蒜皮。 　　眼下国内针对经典文艺作品的种种“恶搞”，不过是瞄准恶搞的利润空间。为了搞钱，总有些人就不惜搞死文化，搞垮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人是这样对待普希金高尔基的么？德国人是这样对待康德伽达默尔的么？美国人是这样对待海明威福克纳苏珊.郎格的么？据央视国际新闻，最近有民调显示：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认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个警示。而在拉美几个大国，“读者”与“观众”有明显的区分，前者有望成为能思索的个体，后者则容易滑向随波逐流的惰性群体。 　　如果我们大面积丢失传统文化，回望历史将变得不可能，从历史长河“跃入”当下的生活急流更不可能。生活将出现断裂，价值将呈现空洞，无根性的生存将无限克隆。千篇一律将大行其道，昆虫乱舞将固定为常态。 谁希望着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段话十分透彻。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几亿人呈现为大沙漠，被刮来刮去的风不停地改变着形状。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样变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不是远胜于日本么？为何又是聚沙之邦？ 　　鲁迅盯上了中国人的个性。个性不张，造就了聚沙之邦。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而极端化的封建权力注定要制造庸众，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演变成沙粒。这也如同西方国家资本运行的极端化，极端化的资本变尽花招制造消费群，把人钉在消费的单一图景上，把“全面发展”的个体置于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灭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年前，不是还有个叫福山的人宣称要让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么？而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倒是渐渐融入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与福利共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了足够的缓冲地带，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样化。欲望被仔细辨认，单面人的蔓延趋势受到遏制…… 　　聚沙之邦将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洞达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洞见，预示着日后著名的“拿来主义”。 　　弗失固有之血脉，乃是鲁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须返回人文传统，在历史的深处获得跃入当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种方式：一是借鉴，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鉴与批判。鲁迅先生是终其一生，或隐或显地居于三者之间。他的投枪匕首，他的横眉怒目，乃是针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极端化的恶果。 　　《文化偏至论》又提出“非物质”、“张灵明”。 　　人是万物之灵，有价值系统，有道德承载，有诗意向往，有灵光闪烁。动物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物质环境，而人之为人，是由文化环境来决定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可能会导至精神的贫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欲横流，肯定对社会和谐有害。 　　活着要有意义。活着有意义的人才会活得精彩。 　　德国哲学大师马科斯. 韦伯说：“人是活在由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倒不是说，人是凭空编织这张意义之网。人生“此在”的参照系，取决于社会的“共在”。生活之意蕴层，犹如天空中的臭氧层：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板块能置身局外。臭氧层出现了大空洞，修复需要时间。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修复也须点点滴滴的做起。意蕴层受损，软实力下降，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官员还是百姓。 　　所谓修复，前提是要察看受损的程度。提升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原因是：软实力的提升，很难下硬指标。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发出他的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个追问，既有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又追溯到庄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的这个短语，在今天意义重大，所以笔者一再重复。 　　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背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至“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决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作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灵魂风暴。不进则退，不进则亡。但是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是要取决于个体的壮大。救国，首先要救人。 　　鲁迅读进化论，读来读去，读出个体二字。这使他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几十年受用不尽。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学的创造性区域，韧性战斗的战场。 　　也使他孤独、痛苦。 　　发现了个体，也就发现了沙粒、沙聚之邦。鲁迅是研讨沙粒、沙化的专家。而他改造国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尽管他装备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达思考的杰出的汉语艺术。他呐喊，投枪匕首并用，却如同置身于无物之阵。 　　民族的劣根性，发现它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工程的浩大与艰难，恐怕没人能够测量。 　　鲁迅十几岁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顿，生存的落差唤起紧张的思索。而历代杰出文人，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他常吃辣椒御严寒，渡重洋到东京去求学，他又尝到了初恋的涩果，这些身体层面的“失败”，反而催生鲁迅的精神成长。也许，这里显现了“自卑与超越”的生存环节。“风雨如磐黯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二十一岁写下的诗，表明他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超越。时代风云也影响他。但鲁迅之为鲁迅，单凭说一句“时代影响”却是不够的。时代影响千万人，鲁迅却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鲁迅为什么能看见个体？因为他很早就“活向”个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破落户的子弟”能思索。所谓破落户子弟，一般显现为两种“生存情态”：游手好闲混吃骗喝；发愤图强勇于思索。鲁迅当然属于后者。家学渊源，母性呵护，严谨的三味书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断了鲁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岁前后，鲁迅形成了个体修炼的态势，步入个体的运行轨道。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个体修炼与古代杰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构的关系。 　　唯有这种个体，方能发现个体的对立面：庸众和沙聚之邦。 　　鲁迅赢得了思想的持续的喷发点，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顾城诗句：黑暗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喷发力，也是针对黑暗的攻击力。 　　理解鲁迅，不妨聚焦于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存姿态。 　　把握鲁迅的精神脉络，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许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个体的特征，思为第一要素。 　　对创造性的人物，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与之对接。 　　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 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厉的口哨。 　　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至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 　　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 　　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药》、《示众》、《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胜利法”…… 　　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 　　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 　　他考察人性，拷问灵魂，从不放过他自己。他欣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灵魂的拷问、穷追不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他反礼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学者干脆称做耻感文化。耻感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有相通处。儒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使浸润于此种文化中的人，并不难于理解陀氏对人性的刨根问底。 　　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她的恒定价值。 　　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 　　杂文的特点是喜笑怒骂皆成文字，这挺好的。 　　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 　　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鸣、郭沫若……谁不骂人呢？ 　　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炼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 　　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 　　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启程了。 　　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 　　原来，他有个折衷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劫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 处于两难境地的鲁迅，将朱安的生活也考虑到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里没有什么符合人道选择的万全之策。鲁迅不伤害朱安，就会伤害自己。他对朱安人道了，对自己就不人道。难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吗？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道德律令、非得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吗？平等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犹如财富的平均主义，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犹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悯情怀仁者之心，却也处处强调等级。 　　这里的分寸感极为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雷锋精神当与富豪榜并存。偏颇是有害的，走极端则导至灾难。 　　贫富有区别。精神境界有差异。 　　健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应当有能力同时显现此二者。显现是说：尽可能地去掉遮蔽。 　　个体形成的过程中，则应当警惕极端个人主义。 　　悖论的是：人人趋利，损人利己，既有害于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和谐，又不利于个体的壮大，个体的幸福。 　　想想看：乌眼鸡它能幸福吗？乌眼鸡只会去找乌眼鸡…… 　　如果动物本能的充分调动就是幸福，丛林法则的普世应用就是大同，那将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置于何处？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于何处？ 　而当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钱币之光的时候，生活的完整性也无从谈起了。爱意、诗意、神性、道德、风俗将集体退场。生活之意蕴层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臭氧层。 　　只能辨认有形之物的那双眼，乃是标准的动物之眼。 　　不难想象：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对有蔓延趋势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枪匕首。 　　唯有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我们这些只知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对得起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的周树人么？ 　　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 　　讲课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形成于杭州师范。 　　也影响着日后的文字风格。 　　幽默这东西，一旦“热膨胀”，容易油腔滑调。鲁迅懂得这个微妙的分界，专门写文章，告诫年轻人的油腔滑调。 　　这告诫放在眼下仍然适用。油腔滑调有变式，比如对文学及影视经典作品的恶搞。 　　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 　　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 　　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辞拒绝。 　　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 　　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 　　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 　　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 　　“革命”来了。 　　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 　　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 　　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而而捧之，拜贴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 　　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 　　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 　 沉渣泛起。鱼龙混杂。 　　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 　　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 　 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 　　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 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 　　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 　　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 　　他看不见这些机会。 　　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 　 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 　　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 　　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 　　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 　　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 　　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 　　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 　　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 　　而历史自有闪光处。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礼教。这章鱼之头。 　 鲁迅自己就是礼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绍兴默默地陪着母亲的无辜的朱安…… 　　六年过去了。鲁迅郁积着巨大的攻击力。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 　　这无声的、近乎阴冷的六年，鲁迅完成着自身的修炼，朝着更高更强更坚硬。 　　同时他也攒着钱，准备在北京买房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过来。他抽烟，喝酒，吃甜点心。头发长，胡子乱。总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却不至于“扪虱而谈”；或是拨出短刀去追赶苍蝇。魏晋士人的佯狂，鲁迅能一眼看到。 　　郁闷也包含了性苦闷。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钱玄同突然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请鲁迅写一点文章。鲁迅并不兴奋，他说了一段后来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同意给《新青年》写稿。胡适、陈独秀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一年的五月，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现代小说自《狂人日记》始。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说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于是仓皇逃到北京。他虽然住下了，但还是很恐慌，要逃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鲁迅安顿他，劝慰他，却苦于怎么说都没用。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