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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结构与市场效率 0 No. C2012007 2012-10 所有权结构与市场效率 汪 浩 陈剑锋1 No. C2012007 2012年 10月 12日 内容提要:我们将企业家通过主观努力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行为定义为“创新”,企业家的努力程度 无法被外界观察。根据创新的外部影响,创新行为可分为“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前者利人利己, 后者损人利己。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私人所有制为两种创新均提...

所有权结构与市场效率
0 No. C2012007 2012-10 所有权结构与市场效率 汪 浩 陈剑锋1 No. C2012007 2012年 10月 12日 内容提要:我们将企业家通过主观努力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行为定义为“创新”,企业家的努力程度 无法被外界观察。根据创新的外部影响,创新行为可分为“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前者利人利己, 后者损人利己。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私人所有制为两种创新均提供较强的激励,公有制则相反,但 是较强的激励未必能增进社会福利,取决于哪种创新占主导地位。本文以医疗服务市场为例,将两 种不同创新放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讨论,指出自由市场的效率与行业特点有关系,一般来说存在一 个最优的混合所有权结构。 关键词: 所有制 激励 效率 道德风险 Abstract:Entrepreneurs exert unobservable efforts on innovations that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ir firms. The innovations can be “virtuous” or “vicious”. In our model, virtuous innovation leads to lower marginal cost of production, while vicious innovation induces excess consumer demands.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depends o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firms. Private ownership provides strong incentive, while public ownership provides weak incentive, for both types of innovations. This paper uses health car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and shows that the social optimal ownership structure depends on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Generally there is an optimal mixed-ownership structure. 1 汪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23 室, 北京 100871,电话:010-62758934,电子邮件:hwang@ccer.edu.cn。陈剑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电子邮件:jianfengchen.pku@gmail.com。 1 Key Words: Ownership; Incentive; Efficiency; Moral Hazard JEL Classification: D6, P1 2 一. 前言 与许多西方国家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国民 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在市场中应该承担的角色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人们一般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体制虽不完美,但是相对于政府高度干预的经济体制而 言,能够通过价格引导形成基本正确的激励机制,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在理论上,政府干预也可 能是有效的,如果发觉市场失效,政府同样可以主动调整生产结构,改进资源配置效率(Lange, 1936)。但是代表政府进行决策的官员在客观上往往缺少足够的信息和能力以发觉各种形式的市场 失效,从而难以正确地领导生产结构调整,另外在主观上,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受利润驱动自发寻找 各种盈利机会,而政府官员并无这样的动机,缺乏为改进经济效率而努力的意愿。因此政府干预常 常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相关的案例不胜枚举,许多计划经济体系的失败也缘于此。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市场失效的可能性,这时政府干预有可能增进 社会福利,常见的例子是金融保险,公共产品,环境资源,以及公用事业等。高度推崇市场机制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即使存在一定的市场失效,政府干预也不是必须的,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干 预往往会带来其他扭曲,另一方面自由市场本身经常会产生各种机制解决其自身的问题。但是从 2008 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美国次贷 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监管不力,过度自由的交易使得有巨大外部 性的金融市场产生泡沫,最终出现泡沫破灭并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干扰。事实上政府不仅能 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在某些微观经济运行方面也可能进行有益的干预, 一味排斥政府的作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许多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对象具有对称的信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开始兴起的信息经济学认为这个假设经常不成立,不对称信息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可能对个人和企 业的行为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经常导致市场机制的失效。信息经济学促使经济学家们重新审视新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Caldwell, 1997,第 1857 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 Joseph Stiglitz 对市场机制在专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金融市场,企业竞争等方面的失效进行过大量的论述, 代表了部分理论经济学家对过度自由市场机制的怀疑2。虽然市场机制为人们提供了追求利益的强 烈动机,但是同时也提供了滥用私人信息的激励,可能导致个体之间的恶性博弈(如欺诈),形成 不理想的社会福利结果。 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常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混合经济”。即使在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 哪个产品的市场是完全自由运作的,政府总是以各种方式和力度干预市场的结果,例如制定产品标 准和质量要求,规定售后责任,监管大宗交易等等。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或者在企业中控股参股, 也是一种常见的干预形式。对企业征收各种类型的税收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干预形式,例如对利润征 税类似于对企业参股,因为政府实际上是以税收的形式占有一部分企业利润,这样的利益格局不可 避免地对企业和政府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在一个“混合经济”中,政府干预的程度应该如何确定,显 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道德风险”模型,讨论企业家激励强度与市场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此 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判断政府向企业出资或征税程度的理论依据。我们将企业家通过发挥主观努力 提高企业利润的行为定义为“创新” (参见 Schumpeter(1911)对创新的论述),考虑两种不同类型的 创新,即“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前者利人利己,而后者损人利己。两种创新的共同特点是,企 2 Stiglitz 曾说,“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当然这个提法仅仅是针对特定市场环境而言。 3 业家进行创新需要付出主观努力,且努力程度是其私人信息,无法被其他人观察。企业家创新激励 的强度取决于政府出资的比例,政府出资比例越高,企业家从创新中获取的利益越小,创新激励越 弱。本文试图说明,市场结果并非随着企业家牟利动机的加强而改善,因为过度的激励可能导致过 多的恶性创新,使得市场结果恶化,具体情况取决于两种创新的相对成本。因此,完全的私有制未 必是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在某些领域,适当的政府出资可能改进市场表现,增进社会福利。 “良性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工艺流程和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的改进等,这类广泛存在的活动 不仅对企业有利,对消费者也有利,因而能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恶性创新”则是利用消费者的信 息劣势,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达到增加企业或个人利益的目的,例如企业可能利用产品品质不易观 察的特点,通过偷工减料降低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或者在给定产品品质和成本的前提下,诱使消费 者过度购买。在市场经济中,恶性创新也十分常见,不仅形成对消费者不公平的交易行为,而且降 低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这种低效率不会因为竞争的存在而消失。Allen (1984)指出,当产品 品质不可被消费者观察时,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存在一个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但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均 衡,这个均衡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恶性创新还可能带来其他的间接损害,例如败坏社会风气,降低 市场参与意愿等。值得一提的是,恶性创新虽然在道德上存在疑问,但并不一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例如导致次贷危机的许多“金融创新”未必都是非法的,但是在客观上形成了误导投资者的结果。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个人直接从自身的创新活动中获得收益,因而拥有强烈的创 新动机。相反在国有企业,企业经营者从创新中获得的利益比较有限,创新动机较弱。在许多高科 技行业,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发展方向不易判断,企业能否取得成功基本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努力 和创造性。在这些行业,私有制不仅能实现优胜劣汰,而且能够为企业家的良性创新提供最大限度 的激励。相反在许多技术进步缓慢的行业,如传统食品,医疗服务,汽车维修,工程承包等,良性 创新的空间相对有限,但是由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恶性创新的空间较大。在自 由市场体制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这些行业经常出现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 得优质产品反而缺乏市场竞争力。虽然市场经济中有时会自发产生一些解决这类问题的机制,但是 往往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效率较高的均衡,特别是当产品不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如医疗服务)或重复购 买行为较少(如建筑工程)时。在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虽然生产效率大多较低,但是比较容易获 得消费者的信任,使得高质量产品或服务得以被生产并且在市场上被接受,例如在我国的工程承包 市场,业主单位对国有企业的信任经常高于民营企业,虽然国企的报价通常较高。 我们以医疗服务市场作为本文的背景市场,但是其基本思想适用于许多其他市场。在医疗行业, 市场机制为医院提供了改善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激励,技术水平高,服务态度好的医院可以吸引较多 的患者前来,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医生的服务质量很难被患者观察和 理解,在市场机制下很容易形成各种“道德风险”问题,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是“诱导需求”,即 医生利用患者不能充分理解治疗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的特点,诱使患者过度购买医疗服务,从而获得超额利益。只 要医生利益与医院利润正相关,诱导需求就有可能产生。对创新的激励能否提高医疗行业的社会效 率,取决于其对两种创新的相对促进程度。 文献中存在大量对医生激励机制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参见 Chaix-Couturier et. al (2000)的综述。Arrow(1963) 较早提出了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医生比患者更清楚患者的身体状况,也更了解自 身提供的医疗服务,使得医生实际上成为患者的“委托人”,医生的行为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可能 出现扭曲。医生的动机通常取决于经济收入(Gaynor,1995 等),医德(Mechanic, 1998 等),科研兴 趣(Feldstein, 1970 等),以及声誉等(Eisenberg, 1986 等),还有许多文献分析医生的利他主义动机 (Chalkley and Malcomson,1998,Chone and Ma,2004 等)。Chaix-Couturier et. al(2000)认为相关 4 文献一般通过购买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契约方式来分析医生的行为,包括总额预付(Block payment), 按服务项目付费(Fee for service, FFS),按人头付费(Fee for capita),及按病种付费(diagnostic related group, DRP)(Ma and McGuire, 1997;Ellis, 1998;及 Ellis and Manning, 2007 等)。按服务项目付费 导致医生过度提供医疗服务,按人头付费导致规避重病病人,按病种付费导致诊断病种升级等问题, 例如 Ellis(1998)分析了医生的撇脂(creaming,给低成本的患者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吝啬(skimping, 给高成本的患者提供不足的医疗服务),抛弃(dumping,拒绝向高成本的患者提供服务),Ma (1994) 分析了医生在控制成本和保证医疗服务质量之间的努力。 关于“供给诱导需求(Supply-induced demand)”的研究可追溯到 Shain and Roemer (1959)及 Romer (1961)等,Evans (1974)和 Phelps (1986)等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理论。具体而言,由于患者的 信息劣势,必须向医疗服务提供者委托需求决策权,医生或医院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向患者提供比 最佳方案更多的医疗服务,谋取更多的收入。诱导需求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实证上也 是显著的,例如 Delattre and Dormont (2003)从法国 1979-1993 的健康服务数据中发现,当人均 病人减少时,全科医生倾向于增加对每个病人的治疗。 以上文献分析了医生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各种行为,但仅局限于讨论医生的“恶性创新”,而没有 将“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析。相比之下,基于不对称信息的博弈并 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激励强度对市场结果的影响,特别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最优所 有权结构。 二. 一个医疗服务市场 2.1 基准模型 某医院是特定区域医疗服务的垄断供应者3,其边际成本为 0c  。假设医院通过选择价格追求 利润最大化4。患者(即消费者)是同质的,一个代表性患者的偏好用以下拟线性效用函数刻画 ( , ) ( )u x m v x m  (1) 其中 x 是医疗服务消费量,m 是以货币衡量的所有其他消费, ( )v  是以货币衡量的从医疗服务中获 得的效用,满足 '(0) 0v  且“足够大”; >0x , '( ) 0v x  ; >0x , "( )<0v x (2) 假设 '(0)v 足够大是为了排除边界解,而 '( ) 0v x  意味着患者的医疗服务消费存在一个饱和点 x 。 二阶导数 "( )<0v x 意味着患者从医疗服务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递减。记医疗服务的价格为 p,患者的 初始财富为 I。假设 I 足够大(或 m 可为负)。 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患者求解的问题是 3 每个医院都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此医院之间不可能“完全竞争”。许多文献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医院具有一定 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如 Newhouse (1978), Dranove (1988), Folland et al. (1997)等。 4 国有产权的一个特点是缺乏人格化的利益代表者,本文假设政府完全不参与医院的日常决策,因此医院追求利润 最大化。如果一个混合所有制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社会福利,那么医院经营者的激励强度会更低,本文的基本思 想不会因为这个特点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应该注意的是,假设医院仅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低估混合所有制的社会福 利水平。 5 0,x m Max  ( , ) ( )u x m v x m  (3) s.t. px m I  (4) 在这个模型中,由于患者的预算约束显然是有效约束,患者的最优化问题的一阶导数条件为 '( )v x p (5) 由(5)式确定的最优消费量 x 与价格 p 之间的隐函数关系就是患者的需求函数,由于 '( )v x 是[0, ]x 上的严格减函数,患者需求函数在达到饱和之前也是严格减函数。 给定患者的需求函数 ( )x p ,医院的利润为 ( ) ( )p c x p   ,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院的最 优价格由以下一阶导数条件给出 ( ) ( ) '( ) 0x p p c x p   (6) 记由(6)隐含决定的最优价格为 * ( )p p c 。这是一个标准的垄断市场模型,作为一个常规处理 方式,我们假设医院的利润函数是上凸函数,即 2 2 =2 ( ) ( ) ( ) 0x p p c x p p       (7) 对(6)式的两边关于 c 求微分,我们有 [2 ( ) ( ) ( )] '( ) 0 p x p p c x p x p c        (8) 由(7)以及 ( ) 0x p  ,我们有 0 p c    ,即医院的边际成本越高,其选择的垄断价格越高。 2.2 创新与道德风险 2.2.1 假设医院的医生可以选择不被外界观察的“创新”行为 1 2( , )a a ,其中 1a 降低医院的边际成本 (良性创新),而 2a 诱使消费者过度购买医疗服务(恶性创新)。两种创新的成本分别为 1 1( )S a 和 2 2( )S a ,满足条件 (0) 0iS  , ( ) 0i i i S a a    , 2 2 ( ) 0i i S a a    , 1,2i  (9) 注意到医生诱导过度消费的成本包括了违背“医德”的心理成本和违规行为可能被发觉的期望成本。 医疗服务的价格是在销售之前确定并公开宣布。由于医生的行为不可观察,行为 1 2( , )a a 在价格宣 布之后选择。 假设医生的回报与医院的利润成正比,比例为外生决定的 [0,1] 。参数描述了医生面临的 6 经济激励的强度,越大,医院利润对医生的影响越大。一般来说,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化医 院中,参数比较大,而在政府开设的(特别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公立医院,参数比较小。 本文将看作是医院企业中私人出资的比例。 2.2.2 医生的“良性创新”努力 1a 可以降低医院的边际成本 c,但边际作用递减,即有 1( ) 0c a  , 1'( ) 0c a  , 1"( ) 0c a  (10) 如果医生只进行良性创新,那么给定医疗服务价格 p,医生的最优化问题可写成 1 0a Max  1 1 1( ( )) ( ) ( )p c a x p S a   (11) 根据函数 ( )c  和 1( )S  的性质,这个最优化问题存在唯一最优解。其一阶导数条件为 1 1 1( ) '( ) '( )x p c a S a  . (12) 增加良性创新可以降低医院的边际成本,提高医生从医院获得的利润,但是也增加医生自身的努力 成本。以上(12)式体现了医生面临的取舍,等式左边是良性创新的边际收益(为减函数),而右 边是创新的边际私人成本(为增函数)。医生最优的创新程度是参数的函数,可记为 1 1( )a a  。 我们有以下结论。 结论 1:如果医生只进行良性创新,那么给定医疗服务价格 p,当私人出资比例上升时,医生的 良性创新努力程度上升,即有 1 '( ) 0a   。 证明:将(7)式两边对求导数,我们有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 )) '( )x p c a x p c a a S a a            (13) 于是有 1 1 1 1 1 ( ) '( ) '( ) ( ) "( ) "( ) x p c a a x p c a S a        (14) 由于 1'( ) 0c a  , 1"( ) 0c a  和 1 1"( ) 0S a  ,我们有 1 '( ) 0a   。证毕。 医院的最优定价为 * 1= ( ( ( )))p p c a  ,如果医生只进行良性创新,那么当私人出资比例上升时, 医疗服务的价格将随着边际成本的下降而下降,也就是说,私人出资比例上升不仅对医院和医生有 利,也使得患者获得更多的剩余5。因此在本模型中,如果只有良性创新,社会最优的所有权结构 5 另一种可能的良性创新是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改善服务质量或态度,使得患者的 ( )v x 或 '( )v x 上升。这种创新 一般也是利己利人的,相应的模型分析与降低成本的创新类似,这里略去。 7 是全部私有化,更一般地,如果一个行业的良性创新机会较多而恶性创新机会较少,那么私有制应 该占主导地位。 2.2.3 医生的“恶性创新”努力 2a 可以增加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给定医院的价格,恶性创新显然 是损人利己的。在基准模型中,我们假设患者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医疗服务需求是 ( )x p 。当存在 诱导需求行为时,记消费者需求为 2( , )x p a ,即医生可以通过不可观测的努力 2a ,使得患者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需求从 ( ,0)x p 上升到 2( , )x p a 的水平 6。函数 2( , )x p a 满足 ( ,0) ( )x p x p , 2 2 ( , ) 0 x p a a    , 2 2 2 2 ( , ) <0 x p a a   (15) 结论 2:如果医生只进行恶性创新,那么给定医疗服务价格 p,当私人出资比例上升时,医生的 恶性创新努力程度上升,即有 2 '( ) 0a   。 证明:给定医院价格 p,医生的最优化问题为: 2 0a Max  2 2 2( ) ( , ) ( )p c x p a S a   (16) 这个最优化问题显然存在唯一最优解,其一阶导数条件为 2 2 2 2 ( , ) ( - ) = '( ) x p a p c S a a    (17) 上式左边表示医生诱导需求获得的边际回报,右边则是努力的边际成本。记由这个一阶导数条件隐 含决定的最优解为 2 2 ( )a a  ,将(17)式两边对求导数,我们有 2 2 2 2 2 2 22 2 ( , ) ( - ) '( )= ( , ) - ( - ) + "( ) x p a p c a a x p a p c S a a       (18) 由于 2 2 ( , ) 0 x p a a    , 2 2 2 2 ( , ) <0 x p a a   , 2 2"( ) 0S a  ,我们有 2 '( ) 0a   。证毕。 从激励的角度看,私人所有制是一把“双刃剑”,对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均有促进作用。恶性 创新诱使患者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多数情况下会促致医院提高价格,但是在理论上,如果恶性 6 如果患者知道医生会提供过度医疗,那么可能会主动减少对医疗服务的购买,但是在现实世界这种主动调整并不 可能,因为治疗方案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患者不可能知道如何减少服务购买量,因此我们假设患者总是被动接受医 生的治疗方案。在其他行业,如果消费者能在理性预期的前提下主动调整对产品的需求,那么恶性创新导致的福利 损失经常体现为不充分的交易(Akerlof, 1970)。 8 创新在提高需求的同时也显著增大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也有可能导致价格下降7。这时患者 一方面受损于过度购买,另一方面从较低的价格中获益,最终的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方向不确定。在 现实世界,由于诱导需求受医生主动控制,一般不会出现需求弹性显著增大的情形,因此价格下降 的可能性很低。 2.2.4 诱导需求行为的社会福利影响比较复杂,这里做一些专门讨论。由于我们对产品品质进行了 标准化处理,在不考虑创新成本的情况下,社会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就是能够实现社会最优消费量的 所有权结构。当消费者对产品具有完全信息时,在特定的医疗服务价格下,他们的最优消费量为 ( )ox x p ,由 '( )ov x p 决定。如果价格 p 等于服务的边际成本,那么消费者个人最优的消费量 等于社会最优消费量。如果价格 p 大于服务的边际成本,那么消费者个人最优的消费量低于社会最 优消费量。例如当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竞争且没有医疗保险时,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消费量一般 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医疗服务消费会因为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而增加。如果 医疗服务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诱导需求显然导致过高的消费量,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也会损 害社会总福利。但是如果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那么轻微的诱导需求行为会使得医疗服务 消费量向上接近社会最优消费量。考虑到医生实施诱导需求行为的成本,最优消费量应略低于对称 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消费量。 结论 3: 如果医生只进行恶性创新且创新成本足够低,那么存在 0 0,1] ( ,当 0>  时,诱导需 求行为降低社会总福利,反之当 0<  时,诱导需求行为提高社会总福利。 证明:在本文的垄断模型中,如果没有诱导需求,医院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患者消费量低于社会最 优水平。由于医生的诱导需求激励随着私人出资比例的上升而上升,一个足够小的使得患者的 消费量向上接近社会最优水平,从而在不考虑医生诱导成本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福利,而过大的可 能使得患者的消费量超出最优水平。由于所有相关函数均连续,且在足够小时,医生的诱导成本 也足够小,因此存在一个临界点 0 0,1] ( ,使得当 0>  时,诱导需求行为降低社会总福利,反 之提高社会总福利。证毕。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市场是高度竞争的,那么当良性创新的成本足够高,而诱导需求成本足够 低时,私人所有制提供了过强的恶性创新激励,形成不效率的市场结果,而不会出现上述增进社会 福利的可能性。虽然在市场高度垄断的情况下,特定的诱导需求行为有可能增加社会福利,但是对 患者而言是十分不公平的,因为医院通过市场力量和诱导需求对消费者进行了双重压榨。另外,医 疗行业往往有比较明显的规模效应,服务量越大,医院的设备(尤其是高端设备)的利用率越高, 同时医生的学习机会越多,业务水平提高越快。这样的行业容易形成过度进入现象(参见 Salop (1979), Mankiw and Whinston (1986), Suzumura and Kiyono (1987)等),造成人力资源和设施的不充分 7 如果患者的需求函数 2 2( , )= ( ) ( )x p a f a x p ,其中 (.)f 是一个单增函数,那么从一阶导数条件(6)式不难看出, 这时恶性创新完全不影响垄断医院的最优定价。 9 利用,当医疗服务由于诱导需求而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时,过度进入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形成显著 的社会福利损失。 医生在诱导消费者过度购买医疗服务时,经常使得患者接受的治疗服务超过其饱和点,这时医 疗服务不仅无益,反而会对消费者身体造成伤害。2010 年 12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 之鑫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说,2009 年我国医疗输液 104 亿瓶,相当于 13 亿人 口每人输了 8 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 2.5 至 3.3 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不仅无益,还危害了人们 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在现实生活中,医生诱导需求的成本往往很低,使得诱导需求的程度可能非 常严重,形成的市场结果就是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实际购买量远远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另外,这个 模型还没有考虑医疗保险,虽然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比较有限,但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 来看,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医疗保险本身意味着患者面临很低的边际医 疗成本,因此倾向于过度购买医疗服务(Crew, 1969),同时保险还使得患者失去了对医生行为进行 监督的激励,这样就进一步鼓励了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总之在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私人所有制 可能导致更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 2.2.5 如果医生同时选择两种创新努力,那么给定医院的价格 p,医生求解问题 1 20, 0a a Max   1 2 1 1 2 2( - ( )) ( , )- ( )- ( )p c a x p a S a S a (19) 这个最优化问题的解由以下两个一阶导数条件决定 1 :a 1 1 2 1 1 ( ) - ( , ) '( )= S a x p a c a a    (20) 2a : 2 2 2 1 2 2 ( , ) ( ) ( - ( )) = x p a S a p c a a a      (21) 以上(20)和(21)式分别决定函数 1 1 2( , )a a a  和 2 2 1 ( , )a a a  (22) 我们从(20)和(21)式不难证明 *1 (.)a 和 * 2 (.)a 都是的增函数,即较高的私人出资比例鼓励两 种创新的发生,证明方法与结论 1 和 2 类似,详情这里略去。以上(22)中的两个等式联立决定医 生的最优努力程度 * *1 2( ( ), ( ))a a  。我们有以下结论。 结论 4:如果医生同时进行两种创新,那么给定医院价格 p,医生的均衡努力程度 * * 1 2( , )a a 满足 * 1 2 2 ( , ) 0 a a a    和 * 2 1 1 ( , ) 0 a a a    (23) 证明:将两种创新努力 1a 和 2a 相互看作对方的函数,将(20)式对 2a 求导,将(21)式对 1a 求导, 整理后分别有 10 2 1 1 2 2 2 2 1 2 12 1 ( , ) '( ) ( , ) =- ( ) + ( , ) "( ) x p a c a a a a a S a x p a c a a          (24) 2 1 2 1 2 2 2 1 2 2 1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x p a c a a a a a S a x p a p c a a a            (25) 由于 2 2 ( , ) 0 x p a a    , 2 2 2 2 ( , ) <0 x p a a   , 1'( ) 0c a  , 1"( ) 0c a  和 1 1"( ) 0S a  ,由(24),(25)我 们有(23)成立。证毕。 以上结论表明,两种创新努力之间具有相互加强的特点。良性创新降低了医院企业的边际成本, 使得特定诱导需求努力的收益增加,从而加强了恶性创新的动机。反之,恶性创新提高了对医疗服 务的需求,使得特定成本下降的收益增加,从而也加强了良性创新的动机。图 1 描述了当私人出资 比例上升时,医生的创新努力的变化情况,这时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的水平都会上升,也就是说私 人医院的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同时“大处方”的问题也更严重。 2a 1 2( ; )a a  1 2( ; ')a a  2 1( ; ')a a  * 2 ( ')a  2 1( ; )a a  * 2 ( )a  * 1 ( )a  * 1 ( ')a  1a 图 1:均衡创新努力与私人出资比例( '  ) 另外,一种创新的成本函数的变化会同时影响到两种创新行为的水平。例如若良性创新的成本 下降,使得在给定私人出资比例的情况下, *1 2( )a a 增加,即 * 1 2( )a a 曲线向右移动到 * 1 2'( )a a ,那 11 么在新的均衡下,两种创新努力都会增加,如图 2 所示。也就是说,当良性创新变得更加容易时, 恶性创新水平也会上升。 2a * 1 2( )a a * 1 2'( )a a * 2 1( )a a * ' 2a * 2a * 1a * ' 1a 1a 图 2:均衡创新努力与良性创新成本 三.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医疗市场模型表明,私人出资比例越高,企业家的创新动机越强。对于良性创新机会较 多,或者创新方向不清晰的行业,企业的业绩高度依赖于企业家的主观积极性,这时私有制能够充 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因而是比较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相反,对于以良性创新机会较少,或者 创新方向清晰的行业,私有制在鼓励良性创新方面的作用有限。如果这些行业恰好是恶性创新机会 较多的行业,那么私有制可能导致过度的恶性创新,形成低效率的市场结果。这时政府适当地向企 业出资有利于减少恶性创新。企业家的良性创新与恶性创新行为还具有相互促进的特点。另外我们 的模型还表明,虽然诱导需求行为很可能降低社会总福利,但是当企业拥有高度市场垄断力量时, 足够小的诱导需求行为可能提高社会总福利,但不利于社会公平。 本文的分析认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得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未必能够得到最 理想的结果,虽然应该坚持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但是一定程度的政府介入也是必要的。在 我国的工程承包,食品,医疗等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行业,许多国有企业虽然经营效率较低,但是仍 受到消费者的信任并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这个现象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当然更严谨的结论应在相 应的实证研究之后做出。 在医疗服务市场,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和混合所有制医院均追求特定的效用最大化,不同医院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内部激励不同,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医生类似于政府雇员,创新动机较弱,相 反私立医院的创新动机较强,而混合所有制医院介于两者之间。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只有最 具有竞争力的医院能够存活下来,而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医院的医疗技术和成本控制等因素,也取决 于消费者对医院的信心。一般来说,公立医院具有成本劣势,而私立医院往往面临信任危机。如果 医生的不当行为极易被发觉且惩罚严厉,那么私立医院更具竞争力。相反,如果提高管理水平或降 12 低服务成本的空间很小,那么公立医院更具竞争力。在后一种情况下,消费者预见到私立医院的唯 利是图倾向,更愿意到公立医院接受医疗服务。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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