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汉译文的评析——兼谈译文之“意美”、“音美”、“形美”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汉译文的评析 ——兼谈译文之“意美”、“音美”、“形美” 巴·乌力促 中国·新疆人民广播电台 wlc194912@163.com , wulicu535@sohu.com   摘要：《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由导论、正文和名词索引三部分组成。正文共二十五章，这二十 五章的故事情节均是中、蒙、俄三国《江格尔》的各种文本中挑选校勘的精品。她包括托忒蒙文、拉丁文 转写、汉译文等，是目前中国和世界各有关国家<江格尔>研究的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该《江格尔》汉译文 与其它汉译版本相比，译文的准确性、语言的优美性、史诗的欣赏性、文本的研究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 界。 关键词：翻译《江格尔》人名、地名的原则；译文之“意美”、“音美”、“形美”； 2005年9月，新疆文联研究员、新疆大学教授贾木查主编，著名蒙古学家、文学翻译家陈乃雄，文学 翻译家郭雨桥、汪仲英、哈达奇·刚、赵文工汉译的《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版本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鉴定结论中指出： “整理者在分析中、俄、蒙三国《江格尔》每章故事结构和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顺序，考 虑其流传地区的共性和特性，精心筛选后合编而成的。因此，该版本的可读性和科学性很强，应用价值很 高。”[1] 她的问世，必将会对今后的《江格尔》研究和翻译产生重大影响，对今后翻译各种语言文本的 《江格尔》提供值得借鉴的方法。下面笔者尝试对该《江格尔》汉译文作初浅的评析。 史诗翻译的特点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史诗翻译亦当具有与优秀的史诗原创作品相同之特点，用通 俗、生动、流畅、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递史诗意境，使人在联想中展现其形似，涌现其神似，以增强其 感染力。因此，译者结合运用意译、直译、“释意”或“重写”等各种方法，尽量使译文押韵，不能押韵 的使译文对仗，力求达到“意美”、“音美”和“形美”是翻译史诗作品的最高境界。该版本导论中 说：“《江格尔》史诗句子主要是以无韵诗为主。诗句中的套话和形容词多而长，再加上该史诗故事内容 深奥，语言难懂等，所以，翻译《江格尔》的难度很大。”[2] 史诗翻译一直存在着一个很难跨越的坎 儿，即兼顾形式与内容，做到近似原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等。这兼顾形式与内容说起来是一句简单的 话，但在实践中完成它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程，有时只为了一个词或词组举棋不定，更何况是截然不同 的汉阿两种语系的史诗翻译。众所周知，史诗是高度凝练的语言，凝结着史诗原创民族文化特有的品质和 特征。 从保留《江格尔》创作风格方面分析，该版本导论中指出：“1940年，俄国科学院院士科津在《江格 尔——卡尔梅克人的英雄史诗》中下了如下结论：《江格尔》不是在伏尔加河流域，而是在准噶尔产生、 成熟和定性。在史诗组成部分中既有古代的积层，也有后来形成的积层。这是非常正确的结论。……那 些‘古代的积层’就是以与13世纪蒙古帝国史和元朝史有关的历史事件为骨架构建的主要故事情节；‘后 来形成的积层’就是在其发展、定性过程中加进来的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痕迹。”[3] 根据这一结论我们 可以把史诗《江格尔》的产生、演变和定型过程的创作风格归纳为：其创作风格既有古代性也有近代性。 古代性就是指它比较自由，用顺口悦耳的语言说唱的无韵式（也称散文式）风格；近代性就是指它具有节 奏感较强的有一定韵律的风格。这就是给译者造成有的可以押韵，有的不好押韵的主要因素。所以译者根 据上述特点，尽可能多的积累史诗有关地域和史诗创造者所在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文 化传统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了解到史诗产生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汉译文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方面采用汉文古 体诗比较自由，约束较小，顺口即可等手法，第一保留了原作句子“主要是以无韵诗为主”，比较自由， 顺口悦耳的创作风格；第二保留了既有无韵、又有韵律的独特创作风格，做到能够押韵的押韵，不好押韵 的尽可能对仗，使整篇译文达到了既有押韵，又有对仗，朗朗上口，悦耳动听的效果。 从表达《江格尔》原作思想内容方面分析，译者坚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结合运用意译、直译、阐 译、释译、颠倒附译等各种译法，没有被史诗翻译不可知论的迷魂阵所牵绊，相反，下大苦功成功突 破蒙汉两种语系有些言词难以完全对等之障碍进而达到与原著对等效应的译文境界。可谓是一部优美的可 读性译语文史诗。就是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要做到“三美”都非常艰难，更何况翻译蒙古古代史诗《江格 尔》。 下面笔者试探译家们如何来处理史诗译文中的人名地名，达到其“意美”、“音美”、“形美”。   1.人名、地名的汉译 转写人名、地名更要坚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    1.1坚持了我国历来人名汉译转写的约定俗成原则 1.1.1转写人名遵循了约定俗成原则 该《江格尔》版本的汉译遵循了翻译中的约定俗成原则。她采用了像把汉文名词“共产党”蒙译 为 “eb hamtu  nam”☆，而 不 是 译 写 成 “öb hamtu  nam”☆ 一 样，把 蒙 文 史 诗 中 的 人 名“janggar”、“honggor”☆汉译转写为“江格尔”、“洪格尔”，而不是转写成“张嘎尔”、“黄果 尔”一样是正确的。 1.1.2转写人名、地名中的“r”、“ra”和“l”字的原则 该《江格尔》版本导论中指出：“按国内外人名、地名对音转写习惯，将‘r’字转写为‘尔’字， 将‘ra’字转写为‘拉’字，将‘l’字转写为‘勒’字。例如：gürgü 即：蛄尔古；xara  manggus即： 夏拉蟒古斯；altan  qeeji即：阿勒坦·切吉等。”[4] 这也比如把“Gor’Kij”转写为“高尔 基”、“Rakhmonov”转写为“拉赫莫诺夫”、“Altun kupri”转写为“阿勒顿库普里”一样，也遵循了 人名、地名汉译中的约定俗成原则。   1.2坚持了名从主人的原则 该《江格尔》版本导论中指出：“《江格尔》人名音译必须按照人名在卫拉特蒙古语中原来的读音来 译写。”[5] 其音译转写法归纳为：①音译②意译加音译③音译加注解④音译加意译⑤意译加音译，再作 注释⑥表示正反两种人物性格的形容词，要区别意译加音译⑦意译等七种方法。由于蒙汉两个民族在民俗 和饮食文化上具有巨大差异，有些名词无法用等值的言语来表达，这时译者比如把“boro xüüsü”☆① 译为“包尔须酥宴”，以音译加注解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对这些方法在导论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不一一例 举。这一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好，约定俗成原则也罢，对于这些原则方法，以前出版的《江格尔》汉译版本 还没有做出这般充分的论证和详细归纳。   2.译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江格尔》既然是以无韵诗为主的史诗，史诗翻译要求要达到等值和韵律美。翻译出来的史诗既要保 证忠实原文、语义上的准确，又要做到行文流畅圆润。那么史诗翻译如何完成这些呢？文学翻译艺术家许 渊冲先生分析诗词等文学翻译客观规律时，透彻地提出文学翻译“三美论”。他说：“在三美中，意美是 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形美是更次要的，是第三位的。我们要在传达原文 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 努力做到三者齐备。”[6] 诚然，这“三美论”中保证语义上的准确、忠实原文意美是最最重要的。该版 本汉译家之一陈乃雄教授遇到不好押韵的句子时也说过：“只好舍弃韵脚，而在对仗，节奏等方面取得补 偿。”   2.1意美 本文选用一些译文进行分析，看如何体现意美问题。译文首先在兼顾原史诗创作风格的前提下，准确 表达了原作思想内容。“意在这里应该有两层含义：意象和意义。首先，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术语， 指主观情意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是感物而生之意，包括艺术想象。古代汉语特别注意意象，它是古 诗的要素之一。（任淑坤，赵林）中国古代诗人都以诗言志，诗里面都包含着某种或朦胧或清晰的意 象。”[7] 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产生、流传、演变、发展、定型，经历了战火纷飞、刀光剑影、战天斗 地的漫漫的英雄历史长河。这些悲壮的英雄历史给创造《江格尔》的艺人——“江格尔齐”们留下了极深 刻的印象，再加上艺人们在政治上昂扬向上的豪情壮志，艺术上反复精练的创造，整个诗篇中出现了大量 的诸如： “agiraad odhulaa/adhu yasun ese yuu!/asharaad odhulaa/aaga cusun ese yuu!”☆② 等 豪言壮语，诗里行间充满的气壮山河的气概奠定了整篇史诗的基调和意象。译家们在译文中尽可能准确地 选用许多像“男儿捐躯不过一碗鲜血，战死沙场无非一把枯骨”等恰如其分的词语，再现了原史诗中的为 国家为家乡反对战乱、爱好和平，反对割据、爱好统一，渴望幸福美好生活而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集体 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意境和意象。其次，意义美。“汉语诗歌是高度浓缩的音乐性语言，汉字又 是表意文字，一个字可包含千言万语，因此在翻译中更要忠实，更要 ‘信’和‘达’，这样才能达到它 的意义美。”[8] 下面就来赏析一篇译文，看看在另一个“意”方面，是否也达到了意美。该《江格尔》 序章一开始有这样一段描写：蒙文例句： “erdeni in eken cagtu törögsen/ene olon burhani xajin delgerekü cagtu garagsan/takil zula haani üldel/tangsug bumba haani aqi/üzüng aldar haani köbüün/ üye in önöqin janggar bilei.”☆③ 译文： “在那黄金时代的初期，      诸多佛门弟子传教世纪， 一代圣主江格尔汗， 降生在宝木巴圣地。 唐苏克·宝木巴汗是他的先祖， 乌宗·阿勒达尔汗是他的先父。 他本是塔克勒·祖拉汗的后裔， 自幼却沦为孤儿，无靠无依。” 分析译文：这一段译文虽说与原文形态有所不同，六行成为八行，但在意义上起到了与原文同等的效 应。译作，第一运用了句字“颠倒附译”法，前半部分明确交代了江格尔出生的时期和地点，后半部分明 确交代了江格尔诞生的家族；第二运用了“释意”法：“一代圣主” 和“宝木巴圣地”为原文表层文字 所无，但却为原文整体深层意义所有，译者“挖文三尺” 复原本义不但无损原意，而且“一代圣主” 与“宝木巴圣地”相互呼应，起到更加突出原文史诗的整体意义的作用，同时也加强汉文诗的韵律。译者 为了更准确的传达原文史诗整体意义，没有拘泥于蒙文史诗形式，打破原文外壳，进行“开刀”重写，运 用句群“颠倒附译”法和“释意”法，把这六行蒙文诗译成八行汉文诗。可谓汉语版本的感慨诗，汉语读 者读了以后，想必也会追溯到那个年代。再比如，蒙文例句：“ünügen qono könjil in/üsü ültertele erkeleldeed/minji bulgun könjil in/sor unatala inaglaldaad …… ”☆④ 译文： “把狐狸和狼皮被子 踢蹬得脱了毛； 把海狸皮和貂皮被子 折腾得掉了毫；” 分析译文：在保证准确表达原文内容的前提下，尽量使译文的音和形达到优美，既保证了意美，又运 用两组近义词组“脱了毛”和“掉了毫”，做到了押韵。   2.2音美 “语言的自然起伏便是节奏，把语言的起伏用一定的模式加以固定，使之常有规律，在诗里就形成了 格律诗。……汉语和汉字是声调语言和表意文字，所以很多字可押韵；……在汉诗中，经常一韵到底，不 但不死板，相反读起来琅琅上口，像音乐一般优美。”[9] 而蒙语语言是表音文字，许多单词不可以 押韵，蒙文诗主要押头韵，有时还有腰韵和脚韵，史诗《江格尔》不像现代蒙文诗歌那样有明显的韵律。 正如之前谈到的，汉蒙两种语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把蒙文史诗翻译成汉文诗时很难做到保留蒙文史诗 的音韵美。但是在该《江格尔》汉译文中既能读到许多带有原文风格音韵美的史诗，又可以欣赏到充满音 乐感和韵律美的诗篇。比如，在翻译描绘江格尔宝木巴国度风土人情的一段诗词时，译者选择恰到好处的 词句，用两行压一韵，成功地再现了那些意境。比如，译文例句③： “圣主江格尔管辖的土地， 绝非寻常国度可比。 宝木巴海碧波荡漾， 拍打着宽阔的岸堤。 草原上的茵茵绿草， 随风飘摆时伏时起。 各色鲜花斗艳争奇。 七彩蝴蝶上下翻飞。 从旃檀树根的缝隙， 喷涌着清冽的甘泉， 饮用此水者长生不老， 永葆二十五岁青春容颜。 圣主江格尔的宝木巴宝地， 方才如此富庶，如此繁荣。 孤儿来到这里，也会人丁兴旺， 穷人来到这里，也会富裕昌隆。 人们不分你我， 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没有疾病的哀叹， 没有困顿的呻吟。 没有酷热的炎夏， 没有刺骨的寒冬。 有的是春光明媚，秋意浓浓， 绵绵细雨，习习和风。” 分析译文：上述例句③第九行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增强音韵，诗尾用“春…秋…绵… 习……”进一步表现了原著的意境。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充满了音乐感和韵律美，不仅体现了史诗韵 律美的特点，而且也准确地再现了意美，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那个国度的印象，不仅给读者留下音美，也 留下意美和形美感。汉文读者读了以后，想必也会被那美好的意境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向往那美好的人间 天堂。音韵方面再举一个例句：“söödü ni hara bürgüd bolji/hagxin mengnen manaan du gardag/ödörtü ni bugu maral bolji/haruul du gardag haruulqi mön.”☆⑤ 译文：    “他黑夜是雄鹰， 时时充当守护神， 白天变成鹿， 站岗放哨保安宁。” 分析译文：译者同样以四行诗的形式译作汉文，不但使译文具有押韵、节奏感，而且内容也达到等 值。   2.3形美 “诗歌外在形式是眼见得到的外观形貌特征，比如诗分行书写，有行数固定的，也有不固定的；有分 节的，也有不分节的，也有散乱分节的。（冯建文）随着人们对诗歌和诗歌翻译认识的加深，读者和 译者越来越感到在诗歌翻译中保留原诗形式的必要性。江枫先生指出，诗歌不能脱离原始的艺术形式存 在，译诗也不能忽略那些重要的形式因素。因此在诗歌翻译时，不能抛弃原诗形美。在汉语诗中，一行通 常就是一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10] 在蒙语诗中，一句诗可以在两行甚至在两行以上里完成，每 一句不一定只占一行，与汉语诗相差甚远，因此将蒙语诗译成汉语时，外形通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蒙文 例句：“ezen bogdo janggarin/ere qidal obur cogco igi ni kelekülee/oroi deere ni/oqirbaani in bürilbei  bürildegsen/zulai deere ni/zungkaaba in bürilbei bürildegsen/mangnai deere ni mahagala in hubilgaan bürildegsen /küzüün biyedü ni/ kökö lustu in küqün bürildegsen/hongho möörsöndü ni/horin nige darki in küqün xinggegsen/dalu taladu ni/dalan luu giin küqün solibuldagsan/dang biyedü ni/dalan zaani küqün bürildegsen/ezen tenggeri eece/erkexiltei törögsen/haan tenggeri eece/hairtai törögsen/haan noyon janggar geji keledeg.”☆⑥ 译文： “英明主公江格尔， 体魄魁伟，智慧超群。 金刚巴尼的法术， 附于他的头顶； 宗喀巴大师的神灵， 附于他的颅门。 玛哈噶拉的化身， 附于他的额头； 龙王鲁斯土神的刚毅， 附于他的脖颈； 二十一尊女神的力气 附于他的喉结； 七十条龙的神力， 汇聚他的肩胛。 他一个人的身上啊， 凝集了七十头大象的气力。 他是苍天所赐， 降生人间的一代明君圣主。” 分析译文：上面这一段史诗在蒙文中是二十一行，而在汉译时为十八行，这只是蒙文的后五行在汉文 外形上发生了变化，成为两行，其实蒙文后五行的其中两行是为了押头韵，是重复的两行近义诗，所以直 接汉译为“他是苍天所赐”。其余的前十六行正好与原文一样，不多不少，而每两行一句，很好地兼顾了 史诗的形式美。其译文不仅在效应上达到了意美和音美，而且在形式上，也保留了原史诗形式，读起来非 常上口，达到原语史诗和译语史诗形式同等的效果。从整体上很好地兼顾了史诗的“意美”、“音 美”和“形美”，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   3.结论 《江格尔》是民间中以口头形式说唱的叙事性史诗，大量的词语重复，可以创造一种愉悦的气氛，然 而如果在现代印刷文本中作为诗来发表，这样大量的没有演唱形式的字、行、段的重复会让人厌烦和不 解。对这些重复冗长的诗行，该《江格尔》译者、校定者和编者们采用各种编译法对原作的形式和内容进 行取舍，竭力寻求与原作品思想情感对等的字、行和段，捕捉到了与原作品的“心智状况”对等的东西。 译家们在保证表达原史诗自然段意义的前提下，根据需要打破了原文语法和句子结构的束缚，自然地确定 句式的开合、诗句的跨行，进行了语言艺术的再创造。在汉诗的格律、韵脚、建行、分节上，尽量依照原 文史诗的安排，保持原史诗的形态，但又不呆板滞涩。译文诗行较为整齐，节奏抑扬顿挫，起伏有致，保 留了原作品的创作风格，因而读起译文仿佛是江格尔齐们用汉语演唱的蒙语史诗。 从总体上来说，《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汉译文，译家们不论对蒙语的理解方面，还是对汉语语言 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面，与其它汉译文版本相比，对疑难词句的科学释译，人名、地名和马名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处 理，努力达到译文的“三美”要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译文的准确性、语言的优美性、史诗的欣赏 性、文本的研究性——翻译的等效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以上只筛选了一些典型 例句进行粗浅的比较分析。 总之，由贾木查主编、陈郭汪哈赵翻译的该《江格尔》版本汉译文，可谓是上乘之作，史诗翻译之佳 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研读。她必将会给“江风”引来“春光明媚，秋意浓浓，绵绵细雨，习习和 风”的新景象。以上如有不妥之处，望同行们指教。        注 释 [1] ☆是以拉丁文转写的托忒文蒙古语；☆①☆②☆③☆④☆⑤☆⑥均采用《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中的托忒蒙古文— —拉丁文转写法。   [2]《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版本所采用的是托忒蒙古文，因此在本文章中的例句——拉丁文转写音标均遵循了托忒蒙 古语文音素。 [3]在拉丁文转写上把蒙文字母中的第⑹和第⑺字分别以拉丁文中的ö和ü字符代替。     参 考 文 献 [1] [2] [3] [4] [5] 贾木查·《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9.  [6]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司，1984. [7] [8] [9] [10] 李雪·《琵琶行》译文赏析·西安：译苑· 2006年第一期。     注 明 [1] 本论文是2006年9月11——12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中国·新疆《江格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2] 本论文在2007年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举办的第十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论文评奖中被评为一等 奖。 [作者简介] 巴·乌力促，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蒙古语广播译审，兼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新疆翻译协会 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