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董永遇仙_故事系统中傅员外形象的叙事分析_丁伯林

在“董永遇仙”这一民间故事系统中，无论是 鉴赏者还是研究者大多将眼光集中于董永、仙女 这两个人物或他们故事的演绎上，却很少有人关 注剧中次要角色傅员外。 其实，在这个次要人物 身上同样寄寓了叙事者深刻的叙事理想，对傅员 外形象的叙事学分析同样能找寻到其形象演变 的时代印记。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把傅员外的形 象演变分为两个阶段。 一 “董永遇仙” 是一个流传广泛而悠久的民间 故事，最早当见于西汉刘向（约公元前 77———前 6年）编绘的《孝子（传）图》（卷四一一）： 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 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 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愍（悯）之，永得钱葬父 毕，将往为奴，于路忽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 “今贫若是，身复为奴，何敢屈夫人之为妻？”妇 人曰：“愿为君妇，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 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 理何乖乎？”主问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织 耳。”主曰：“为我织千疋绢，即放尔夫妻。”于是 索丝，十日之内，千疋绢足，主惊，遂放夫妻二人 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是天之织女， 感君至孝，天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 讫，云霞四垂，忽飞而去[1]。 此处的的“钱主”或“主”的身份比较模糊，连姓氏 2010 年 7 月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l．,2010 第 19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9 No.4 收稿日期：2010- 03- 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W032：《青阳腔研究》） 作者简介：丁伯林（1962-）男，汉族，安徽怀宁人，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纪永贵（1968-）男，汉族，安徽池州人，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 “董永遇仙”故事系统中傅员外形象的叙事分析 * 丁伯林，纪永贵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 247000） 摘 要：“善”与“恶”是对立的，理论而言它不可能体现在一人之身。然而，在“董永遇仙”这一故事系统中， 不同叙事者笔下傅员外的形象却呈现出前后完全不同的善与恶的道德对立。透过这一现象，能够发现 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强大渗透力与宰制性。 关键词：傅员外形象；“董永遇仙”故事；善恶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2463（2010）04- 0102- 04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on of Councilor Fu in The Legend of Dong Yong Encountering Fairy DINGBo- lin, JI Yong- gui （Chinese Department, Chizhou College, Chizhou 247000, China） Abstract: Goodness and evil are opposite concepts. Theoretically theycannot be embodied in one person. However, in The Legend of Dong Yong Encountering Fairy, the image ofCouncilor Fu assumes themoral opposite ofGoodness and evilwith different narrators, bywhich ideologypresents powerful penetratingforce and domination. Key words: the figure ofCouncilor Fu; goodness; evil; evolution 102· · 都没有，但尽管如此他对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 却是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而在十日 “千匹绢足” 后，除了“惊”外，还是很爽快地“放夫妻二人而 去”。 此“主”，心地善良，极具同情心，若非此“主” 善举，董永怕无法办理父亲的丧事。 从道德层面， 董永与其“主”诚如一家人，唯一区别的是只是财 富的有无。 不过，从叙事层面，董永与“主”间是同 向平行关系，二者之间缺乏推动情节发展的应有 情势，情节的张力也就表现得十分有限。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角色的特性除被 安上姓名（傅或裴）或身份（员外）外，其承载道德 的符号特征并未有太大的变化。 东晋干宝（？ — 公元 336年）《搜神记》（卷一）记载：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 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 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 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 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 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葬。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 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 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 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 曰：“我，天之织女业。缘君至孝，天帝令我主君偿 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2]。 干宝笔下的“主人”更为可爱，“主人知其贤”很重 要，“知”是认同，是赞赏，故“与钱一万”。 “与”是 赠与，是可以不还的，这从下文董永服丧三年后 来主人家“供其奴职”而主人却似乎有些不解中 可以看出：“以钱与君矣。 ”意思很明显，我已经把 钱给你了，现在还又带个女人来蹭饭不成？ 但得 知董永“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的诚意后，才 说，真要这样的话，让你妻子为我们“织缣百匹” 聊以充工吧， 完全没有剥削他们夫妇的意思，有 的只是作为长者对晚辈的和蔼与关爱。 这一点从 董永所谓“厚德”亦可窥见。 明代传奇《织锦记》记载： （父弃世，董永）贫无以殡葬，乃自鬻于府尹 傅华家为佣。华居林下，素好善，怜永孝，周给之 ……仙女自云昼夜织锦十匹，傅不之信，多与丝 以试之。众仙女皆助织，及明，十锦皆就，五色灿 然。傅乃大异，待永以宾礼[3]。 傅华的身份愈为清晰，也乐善好施，对董永寄予 极大的同情。 在董永妻织就锦绢后，除“大异”其 才能外，并“待永以宾礼”，足见傅华心胸豁达，对 佣工身份的董永夫妇没有阶级歧见。 同时代同名 的青阳腔剧目《织锦记》里，傅员外在闻得仙女织 就十匹锦绢后： （末白）哦！果有仙家手段。傅大！将董先生 工账，改成百日，美酒饯行，看银五两，以为路费。 （生白）多谢员外，大相公。（丑白）董先生！随我 这厢来。（末白）董娘子！我今送你枣子二枚，归 家早早得子，梨儿一个，中途止渴。 （旦白）多谢安人。（唱）今日在此分别去， 未知何日再相逢？[4] 姑且不说傅员外称董永为“先生”的人格尊重，此 处的傅员外不仅乐善好施，把董永的工账由三年 改为百日，还赐酒赏银。 临行时还还送上饱含祝 福之意的“枣子”，更送上“中途止渴”的梨子，其 心善良如此，其心细直如发丝！ 其关爱之情无以 复加，难怪仙女不忍离去，而感慨曰：“今日在此 分别去，未知何日再相逢？ ”对这被后来叙事者书 写成“虎狼窝”的地方竟留恋若是，大有离去恨早 之感。 同期明话本《董永遇仙传》则作如下叙述： 时值荒旱，井内生烟，树头生火，米粮高贵， 有钱没处买。董永心思：“离村百里之外，有一傅 长者，专一济穷拔苦，不免去求他。” …… 却说傅长者正在家中与妈妈赏雪。这长者见 雪下得大，叫院子王仝去库中取一千贯钱，仓中 搬米十石，在门前散施。不问男女，皆得救济。 …… （仙女织成三百匹纻丝后）长者道：“有如此 之事！你真是孝心所感。当初说佣工三年，如今止 是三月。我与你黄金十两，将去别作生理。”[5] 赈灾济贫，诚实守信，这位傅长者的乐善好施、慷 慨大方丝毫不亚于庙堂里的佛家弟子。 除上述征引资料外，产于宋代的《小董永卖 身宝卷》、清末云南焕文堂刊印《大孝记》（评讲）、 今人谭正璧、谭寻编著《弹词叙录》中的《槐荫记》 等所建构的傅员外之形象也都是慈眉善目、以助 人为乐事的乡间长者。 直到清代安徽黄梅戏《董 永卖身天仙配》中，傅员外也都被塑造成慷慨大 方、乐善好施的形象。 不妨略作征引： （下部：董郎分别） [小生上唱]多亏了我贤妻能织绫缎，三年长 103· · 工改作百天。傅家办了饯行宴，实实难舍又难分。 一步来在三叉路，等候娘子一路回还。 [七姐上唱]傅奶奶办了饯行酒，实实难舍又 难分。悔不该贪恋了红尘锦绣，悔不该与董郎结 下鸾俦。董郎夫在前慢慢走，他那知张七姐要 将他丢？行来不觉三叉路，见董郎，换笑脸，解 开眉愁[6]。 这里尽管没有直叙傅员外是如何善待董永夫妇， 但通过董永夫妇二人的唱词，很巧妙地从侧面刻 划了傅员外夫妇的为人，只有与朋友离别才会举 行“饯行宴（酒）”，只有与人之间结下深厚的友情 后离别时才会“实实难舍又难分”。 如此，傅员外 是怎样的人，已无须多言了。 晚清时的张之洞《百孝图》附文中叙及此事 时也说：“当地有富室裴翁者，闻而怜之，贷以棺 殓之资。 及葬父毕，以无力偿贷款，请为翁家奴， 不取佣钱，藉抵贷款。 翁许之，永遂卖身为裴姓家 奴矣。 ”[5]除身份更为明晰外，此裴翁与刘向、干宝 笔下的“主”之同情心几无二致，因“怜”而贷以棺 殓之次，其面目亲和，心地善良是很令人称许的。 二 综上所述，在所涉及的资料中，傅员外这个 人物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轨迹已十分 显然，概括起来，他是一位乐善好施、慷慨大方的 长者。 之所以把他塑造成这样的形象有以下三方 面原因： （一）叙事者身份的局限 毫无疑问，“董永遇仙”是在民间产生、流传 并得到不断完善， 其主要传播方式是口口相传。 然而，作为故事框架的定型，尤其是将其改编成 戏曲或其他文本形式，无疑得到文人的努力。 而 在封建社会拥有文人身份的， 大多出身资产阶 级，因为普通百姓是无权享受教育的，也就无法 跻身文人圈子。 这样，作为“傅员外们”中的一员， 他们视角当然不可能超越本阶级的视域而批判 性剖析自己的缺陷。 更进一步地，作为“傅员外 们”中的一员，他们本身就肩负着为自己自我标 榜的责任与义务，如是，在宣扬董永身上孝举的 同时，捆绑式地附带标称一下“傅员外”的善举， 就既是一种叙事策略，也是一种阶级自觉，当然 从今天的视野看来也可以看成是阶级的局限。 （二）对董永孝行的正面衬托 清人王永彬于《围炉夜话》中提出的“百善孝 为先” 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伦常的一致诉 求，同时也给出了“孝”的道德定位。 封建社会极 力推崇“孝”，其实是想将其外延扩充到对皇帝的 顺从，其所谓：“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 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孝经》）其目的是 昭然若揭的，就是为其统治服务。 因此，在“董永 遇仙”中，借傅员外之视角对董永的称许实际是 藉傅员外的身份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与 态度，对董永的褒扬其实表明了主流话语对这一 行为的默许与接纳。 如是，傅员外以正面“善人” 的身份出现于故事当中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 是作为董永的道德参照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将 其作为道德标杆树立在董永面前，甚至是树立在 读者或观众的面前。 在整个故事系统中，它对董 永“孝行”起了较好的参照与衬托作用。 （三）满足戏曲接受者的心理 任何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为广大的 读者或接受群体，然而事实上却不可能如此。 接 受者的眼光是挑剔的，不同的社会阅历、兴趣爱 好、教育背景等，使得他们对艺术种类有着极强 的选择性。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创作之前或之中 都为自己的作品设置了理想的读者或接受者，一 方面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接受者或社会 的认同，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在商 品社会中，也是使自己的作品兑换成金钱的唯一 通道更为顺畅。 “董永遇仙”在民间的流播时间很 长，而其真正产生影响，还是其以戏曲的形式走 进大众视野后才实现的。 尽管戏曲的欣赏者可以 是大众的，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市井平民。 但是， 戏曲是有钱人的艺术，只有有钱人才能雇请得起 戏班子，因此在封建社会，市井平民对戏曲的欣 赏是被动的，真正主动欣赏戏曲的还是那些有产 阶层，或者说戏曲的消费群体是那些有钱人。 如 此，作为戏曲作家就不能不照顾他的消费者的感 受，这些有钱人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在戏 曲情节的结撰上回避他们的道德缺陷甚至美化 他们的人品，实在是再合理不过，再可理解不过 的事情。 三 让民俗学家们没想到的是，“董永遇仙”这一 源自民间的故事系统竟然在新时代被纳入政治 视野，由民间走向官方，并受到政治宰制性洗礼 104· · 的“礼遇”。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陆 宏非根据胡玉庭口述本改编的黄梅戏 剧本 关于骆驼祥子剧本台词历史剧本一秦朝校园心理剧优秀剧本荆轲刺秦王课本剧欲望都市6季英文剧本 《天仙 配》 对傅员外这一形象进行了一次颠覆性重构， 不久的 1954 年再由桑弧改编、石挥导演、安徽黄 梅戏剧团严凤英、王少舫等演出的黄梅戏《天仙 配》 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时一举夺得剧本奖、导 演奖、音乐奖和优秀演出奖，并于 1955 年底由上 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 从此，黄梅戏这一地 方剧种从“丑小鸭”而一跃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 “白天鹅”，而《天仙配》唱腔和故事也广为流传 了。 这时的傅员外已不再是慷慨大方、乐善好施 的长者，而是一个“太坏”的地主了。 当看到董永 带来一个女子一道来上工时，他自语道：“想她乃 是一个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老夫岂能白白 地养活于她！ ”（电影《天仙配》道白）完全没有了 同情之心，有的只是因阶级不同而表现出的赤裸 裸的冷漠；当闻说仙女会织布纺纱时，提出一夜 织十匹金绢的苛刻条件，并且给出的丝还是无头 乱丝！ 还幸灾乐祸地说：“将无头乱丝给她一捆， 叫她十年也织不成这十匹云锦。 ”[8]如此的刻薄、 刁钻，处处为难，原因只有一个，阶级之间的差 距，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目的也只有一 个，让这个长工尽量多受其剥削。 可以想见，在这 种环境下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董永夫妇满工后 如释重负地说 “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从今以 后我们再不受傅家的气了”， 可以说是他们在傅 家生活的真实概括。 难怪，七女的二姐说：“这个 员外太坏！ ” 为什么民间那曾经善良、大方的长者一进入 官方视野就沦为如此尖刻、无情的恶棍呢？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影响中国文 学艺术界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 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 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 ”阶级已经凌驾于艺术之上，成为衡量艺术作 品价值的唯一尺度，所以“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 阶级的爱”，而“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是不存在 的。 由是，“董永遇仙”故事框架中的傅员外就被 划分到非无产阶级阵营的资产阶级队伍中了。 也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理论界对这一民间故 事系统中董永与傅员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彻底 的清算：“本来是血淋淋的农村破产、 卖身为奴、 阶级对立的悲惨图景，作者却抹上了一层行孝有 善报、豪门与家奴也可‘结为婚姻’的阶级调和的 色彩。 ”[9]先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被血淋淋的阶 级斗争形式所取代。 综观意识形态对“董永遇仙”故事系统的渗 透与重构，充分说明某种思想理论欲彰显或遮蔽 本阶级的利益，就必须借助文学这一工具，让它 冠冕堂皇地充当现实艺术再现手段的同时，又有 意识地使其充当着叙事工具，以期对现实或历史 进行意识形态性的重构。 从叙事角度考量，先前 双方相对温和的情势为矛盾和斗争所取代，使得 情势显得异常紧张，由此情节张力也就表现得十 分强烈，而这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背景 下政治、文学和人们的共同心态。 参考文献： [1] （宋）李 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东晋）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 局：1979. [3] 顾觉宇.织绵记[M].《曲海总目提要》影印本，天津： 天津古籍书店，1992. [4]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池州地区 文化局，青阳县文化局[M].青阳腔剧目汇编，安庆日 报印刷厂，1991. [5] （明）洪 楩.清平山堂话本[M].王一工，校标.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佚名.董永卖身天仙配[M]./ / 安徽安庆坤记书局刊 本，高河埠顺义堂刊本. [7] （清）张之洞.百孝图[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8] 胡玉庭.天仙配[M].陆宏非，改编./ / 安徽省文联安徽 戏曲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 [9] 汪国璠.《天仙配》故事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J].民 间文学论坛，1983（1）. 责任编辑：吴惠敏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