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仓窖储粮的考古学观察_官士刚

农业考古2017·32017年第3期在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粮食储备既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更是一项基本国策。检诸相关考古资料，最初的粮食储备是以地穴或半地穴的仓窖对粮食进行窖藏，这种地下储粮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宋时期臻于完善。随着回洛仓、黎阳仓、含嘉仓、子罗仓等仓窖遗址的发掘，隋唐时期仓窖储粮的规模、建造工艺等细节等都已日渐清晰；但是，对于宋代的仓窖储粮，学界却多语焉不详。本文拟从近年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对宋代的仓窖储粮作一粗浅讨论，以就教于方家。一、宋代仓窖储粮的概况“由唐仓法因革而来”［1］（P168）的宋代仓法，包括地下仓窖和地上仓屋两种储粮形式，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宋代储粮以地上仓屋为主，如有研究者所指出：“宋代粮仓遗迹迄今存留下来的很少，而现存宋元明方志多属南方地区，史料中记载仓的形制主要采用仓屋的形式。”［2］（P20）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宋代仓窖储粮的地位关于宋代仓窖储粮的地位，在天一阁所藏明抄本宋《天圣令·仓库令》中有明确体现。首先，《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一条就规定：“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皆布砖为地，仓内仍为砖场，以拟输户量覆税物。”［3］（P250）“仓窖”显然更普遍适用，而“仓屋”则只是在“若地下湿，不可为窖”的情况下使用。其次，宋《天圣令·仓库令》的令文共计24条，明确提及“仓屋”者仅有令1、3、5、14四条，而明确提及“仓窖”者则有七条，除上述四条外，还有令2、13、17三条［3］（P250-263）。而且，在二者共同出现的四条令文中，“仓窖”的内容更多，也更为重要，这在令3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诸窖底皆铺稿，厚五尺；次铺大稕，两重，又周回着稕。凡用宋代仓窖储粮的考古学观察*官士刚摘要：作为宋代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仓窖储粮在有宋一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洛阳含嘉仓遗址和湖北巴东旧县坪仓储遗址等考古工作的进行，发现了一批宋代仓窖的资料。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天一阁所藏明抄本宋《天圣令·仓库令》等文献的记载，将宋代仓窖储粮中的仓窖形态、规模、建造工艺等技术细节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关键词：宋代；仓窖储粮；含嘉仓遗址；旧县坪仓储遗址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335（2017）03-0124-06官士刚，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运河考古。*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重点项目“中国北方游牧与农耕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4AKG002）。124大稕，皆以小稕掩缝。着稕讫，并加苫覆，然后贮粟。凿砖铭，记斛数、年月及同受官人姓名，置之粟上，以苫覆之。加稿五尺，大稕两重。筑土高七尺，并竖木牌，长三尺，方四寸，书记如砖铭。仓屋户上，以版题榜如牌式。”［3］（P254）如上所述，在宋代官方有关仓库的法令中，不仅将“仓窖”置于“仓屋”之前，而且对仓窖储粮的技术细节也有更多关注，足见宋代仓窖储粮的地位当远在仓屋储粮之上。（二）宋代仓窖储粮的适用范围《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一条中的“若地下湿，不可为窖”，其实已经透露出了宋代仓窖储粮的适用范围，但考古资料对此有更充分的体现。有关宋代仓窖的考古资料主要来自于1971年发掘的洛阳含嘉仓遗址，以及2001至2003年发掘的湖北巴东旧县坪仓储遗址。众所周知，含嘉仓是隋唐时期的国家粮仓，但实际上含嘉仓仓城四百多座仓窖中有相当一部分至宋代仍在使用，虽然这种使用仅仅“是局部的，有限的”［4］（P53），直到北宋灭亡才彻底废弃。这一结论的得出，既有地层学的证据，又有碳-14测年的证据。就地层学证据而言，窖108、112“分别与管理区的一号和二号夯土台基的第一次活动面，同在一个层位；而第一次活动面为北宋遗迹”［4］（P53）。就碳-14测年数据而言，窖160所“完整地保存了满满一窖”［4］（P20）的粟，“经碳-14测定，数据为963±85年和930±85年，这个年代为北宋年代”［4］（P53）；含嘉仓东、西、南、北、中各部位所发掘仓窖中出土的刻铭砖，“在碳-14的测定中，所有的年代都是唐代或北宋的”［4］（P50）。以窖160的储量而言，仓窖规模如此之大，结合洛阳在北宋时期“西京”的地位，以及北宋时期以汴京为都后“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5］（卷5《禹贡·浮于洛达于河》）的漕运路线，笔者认为含嘉仓在宋代依然是重要的国家储备、中转粮仓。巴东旧县坪仓储遗址位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包括分布范围几乎完全相同的隋唐时期仓窖遗迹、宋代仓窖和仓屋遗迹。其中，宋代仓窖遗迹共八座仓窖（具体分布情况见图一），属于宋代文化遗存的第二期［6］（P293），按照该遗址宋代遗迹的分期，第二期遗迹对应的是北宋晚期［7］（P690）。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宋代仓窖，跟含嘉仓遗址的宋代仓窖有诸多不同：第一，作为“南方地区县级粮仓珍贵的实物例证”［6］（P151）的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是“宋代巴东县的县仓”［8］，属国家正仓系统中的地方性仓储；含嘉仓遗址宋代仓窖则属于正仓系统中的国家级仓储。第二，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是“迄今为止难得的关于山区县城仓窖的实物性资料”［6］（P152）；含嘉仓遗址宋代仓窖则位于平原地区①。第三，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位于北纬31°03'，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多雨，湿润多雾”［9］（P2），年平均降水量1100-1300毫米［10］（P2）；含嘉仓遗址宋代仓窖则位于34°41'，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干燥少雨，年均降水量500-630毫米②。不过，也正是在仓储级别、地理和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可以成为含嘉仓遗址宋代仓窖的有益补充，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完整地呈现出宋代仓窖储粮的适用范围。二、仓窖的形制、建造和修整如前所述，宋《天圣令·仓库令》中虽然对仓窖储粮进行了一些规定，但却并未提及仓窖的形状、建造和修整等细节，而这些细节在考古资图1巴东旧县坪宋代仓储遗址第二期八座仓窖分布图图片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旧县坪》（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图版二五二。宋代仓窖储粮的考古学观察125农业考古2017·3料中却有着非常明确而直观的呈现。（一）仓窖的形制根据发掘报告，含嘉仓仓窖“都作口大底小的圆缸形”［11］，这主要是指仓窖的纵剖面，平面则都是椭圆形或圆形，也有研究者将这种形状称为“喇叭形”或“倒置的等边梯形”［12］。含嘉仓中宋代仓窖均为对唐代仓窖的改造再利用，平面和纵剖面的形状跟唐代并无二致，仓窖的大小也跟唐代基本相同，口径为10-16、底径5-9、深6-9米［3］（P20），其中窖160有明确的数据，口径11.1米、底径8.6米、深6.2米［11］。含嘉仓宋代仓窖较之唐代的变化之处主要在窖底，是对原有的唐代窖底进行修整，重新垫土夯筑，所以凡宋代再利用的含嘉仓仓窖基本上都至少有两层底，甚或三层底。以窖160为例，其窖底包括上、下两层，上层的平底窖底乃是在下层的圜底窖底废弃的面上重新垫土夯筑而成［4］（P2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拥有两层底的窖180、195和三层底的窖198，均是在废弃的下层窖底上直接夯打一层厚5-7厘米的青膏泥，然后铺设新的防潮层［13］。故笔者推测窖160上、下两层当分别代表了唐代和宋代两个时期。另外，结合对已发掘仓窖窖底形制的分析，唐代窖底通常为圜底，宋代窖底则基本都为平底［11］［13］，这应该是区分含嘉仓中仓窖是否被宋代沿用的重要特征。与含嘉仓遗址相比，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八座宋代仓窖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见表1）。从表1可知，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的形制，远较“完全单一化”圆缸形窖［6］（P151）的含嘉仓丰富得多，无疑是对宋代仓窖资料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仓储遗址还发现有八座隋唐五代时期的仓窖，其中两座正方形、四座长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各一座，仓窖的长、宽、深等数据都跟宋代几乎完全相同［6］（P71），反映了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的形制“和隋唐五代时期的仓窖基本一致，一脉相承”［7］（P715）。（二）仓窖的建造和修整仓窖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挖土窖或土坑。含嘉仓仓窖的建造是从地面向下先挖一个圆缸形土窖，然后再对窖壁和窖底进行加工、修整，使之平整、光滑。开挖这种圆缸形土窖，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其中包含着力学的知识，务必要做到：口大底小，口径与底径之比约为2:1；窖壁中部略呈弧形外鼓，窖壁和窖底的夹角约为120度［4］（P57），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扩大仓窖容量的同时，又能有效防止粮仓塌陷，同时还便于铺设和固定壁板［12］。在仓窖底部的壁板下面、靠近窖壁处通常还要开挖一条循窖壁而走、呈内高外低斜坡状的弧形沟槽，长1、宽0.5、深0.3米左右，以供排水之用。［4］（P22）相较于含嘉仓的仓窖，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宋代仓窖由于基本都是方形、直壁，所以建造较含嘉仓简单，“地下部分是先挖坑，再修整仓底和仓面”［6］（P297）。不过，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的建造中却有三种复杂而独特的构造：一是烤炉，虽然破坏严重而无法充分辨识，但窖10和12中大量的瓦砾堆积和红烧土块却非常类似于该处隋唐五代时期的窖17、23中的烤炉遗迹（窖17中的火炉遗迹见图2），推测窖10和12底部应有用于防潮的烤炉［6］（P71-78、P293-295）。二是门道，窖11的东部就有一条“残长1.2、宽1.04、深0.4米”的门道［6］（P294），这在书表１摇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形制统计表编号平面纵剖面窖底仓窖大小（单位：米）窖９近方形直壁平底长３、宽２．８、残深０．１３窖１０长方形直壁底较平整长４．５、宽２．８、残深０．１２窖１１长方形斜直壁底较平整长２．１４、宽１．８５、残深０．８２窖１２长方形直壁东高西低的斜坡状长３．６、宽３、残深０．０５－０．１８窖１３不规则长方形直壁底较平整长４、宽３、残深０．１３窖１４不规则长方形直壁底较平整长５、宽２．８、残深０．１４窖１５不规则长方形直壁底较平整长４、宽２．６、残深０．１２窖１６不规则长方形直壁底较平长３、宽２．８、残深０．１摇摇资料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旧县坪》（上），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５－２９７页。126含嘉仓遗址所有仓窖中均未发现。而该处八座隋唐五代时期仓窖中有三座都有台阶状门道［6］（P71-75）。三是排水沟，窖11底部有东西长、南北短的“日”字形排水沟［6］（P294）；含嘉仓中虽然也有排水沟，但如前所述，二者的位置和形状却不相同，这种差异会影响到排水作用的发挥程度（窖11东部的门道和底部的“日”字形排水沟如图3所示）。上述三种构造充分体现了宋代巴东地区仓窖建造在遵守朝廷正仓③建置相关规定基础上的创造性，由此可以推测与巴东旧县坪遗址地理、气候条件相似的地区建造仓窖时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构造，或者有更具当地特色的发明。土窖挖掘完成后，还需要对窖底和窖壁进行一系列修整，才能铺设内部的设施。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处理方法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修整仓窖底部，使之紧实、平整，这样既可防止窖底沉陷，又能避免窖底周围水分的持续渗入。第二，用火烤窖底和窖壁的下部，使之变成坚硬的红烧土，在避免外界水分渗入的同时，也可以使刚刚挖成、较为潮湿的窖内环境快速变干；第三，在火烤过的窖底和窖壁下部涂抹防潮层，防潮层通常为青膏泥，或者红烧土块、烧灰、碎炉渣和黏合剂拌合成的泥状物④。三、仓窖防潮设施的铺设仓窖的开挖和内部修整完成后，就要进入对于仓窖储粮来说最为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在窖体内部和窖顶上铺设防潮设施。（一）窖体内部首先是窖底。《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三条规定：“诸窖底皆铺稿，厚五尺；次铺大稕，两重，又周回着稕。凡用大稕，皆以小稕掩缝。着稕讫，并加苫覆，然后贮粟……其麦窖用稿及籧篨。”［3］（P254）其中的稿为谷类植物的秆，籧篨则为用苇或粗竹编织而成的席⑤，“稕”为干草、禾秆等扎成的束，“大稕”则为较大的束，苫就是用茅草编成的帘子⑥。由令文可知，窖底防潮设施的铺设因所储存粮食品种的不同而有差异。粟窖铺三层：第一层是厚约五尺的散的植物秸秆或草。第二层是两重大束的秸秆，且要用小束的秸秆填充其间的缝隙。第三层是盖一层苇席。麦窖铺两层：第一层同于粟窖。第二层则是盖一层粗竹席。不过，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却跟令文规定稍有出入。以含嘉仓的粟窖160为例：第一层铺的是草。第二层铺的是木板而非“大稕”。第三层铺的是苇席，且苇席之下垫有一层厚达50厘米的谷糠［11］。显然，不同之处就在于第二层和第二层之上铺垫的谷糠。再来看窖壁。关于窖壁的防潮设施，令文中无载，只能通过考古资料。从窖壁防潮设施保存图片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旧县坪》（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2页，图版五三。图2巴东旧县坪唐代仓储遗址窖17平、剖面图图片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旧县坪》（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5页，图版二五三。图3巴东旧县坪宋代仓储遗址窖11平、剖面图宋代仓窖储粮的考古学观察127农业考古2017·3基本完好的含嘉仓窖160来看，跟窖底的铺设层次、顺序大致相同：首先是紧贴窖壁直接镶砌壁板，壁板横行排列，相互交错插缝，壁板内侧紧贴立柱以防塌落；其次是紧贴壁板向外依次铺设木箔、谷糠和席。木箔是用细绳将细荆条或木条编织而成，竖立贴紧壁板，席外盛放粮食［4］（P25-27）。（二）窖顶经过对窖底和窖壁的一整套防潮处理后，仓窖已经具备了储藏粮食的条件，但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储藏效果，还需要一个窖顶。《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三条在对窖底进行规定后，接着又对位于粮食之上的窖顶情况进行了详尽规定：“凿砖铭，记斛数、年月及同受官吏姓名，置之粟上，以苫覆之。加稿五尺，大稕两重。筑土高七尺；并竖木牌，长三尺，方四寸，书记如砖铭。”［3］（P254）显然，粟入藏后，先在粟上放置铭砖，然后盖一层苇席，再在席上铺五尺厚的稿草和两层大稕，最后垒上七尺厚的黄土，上面再树一块内容跟铭砖相同的木牌。不过，考古发掘的情况却跟令文规定也有所不同。第一种情况以窖顶密封状况良好的含嘉仓窖160为代表，其铺设方法是：先在粟上盖一层苇席，再在席上垫一层厚40-60厘米的谷糠，谷糠上再盖一层苇席，然后再用黄土密封成圆锥形［4］（P27）。第二种情况以含嘉仓窖108、112为代表，其铺设方法是：先在地面上用木柱搭一个伞形的架，架上铺一层苇席，苇席上铺一层草，草上面再涂抹一层用草、红烧土碎块和黄土拌合而成的草拌泥［4］（P28）。第三种情况则以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为例，八座仓窖内的堆积均以较厚的坍塌瓦砾层为主，且有些窖内有红烧土块和红烧土颗粒，说明这些窖应该还有地面建筑并用瓦盖顶［6］（P297），后来遭遇火灾坍塌。三种情况跟令文的规定都不完全相符，但相比较而言，含嘉仓仓窖的情况更接近于令文的规定，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的面貌则跟令文相去甚远。四、结语含嘉仓的发掘者余扶危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地下储粮到宋代“不仅集以往地下储粮各阶段经验之大成，而且更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不仅是空前的普遍，而且在粮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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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许多方面都已具完善”［15］，充分肯定了宋代仓窖储粮的历史地位和技术水平。通过含嘉仓遗址和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等考古资料，结合作为宋代官方仓库法令的宋《天圣令·仓库令》的令文内容，宋代仓窖储粮从仓窖建造、修整到内部防潮设施的铺设等仓窖储粮技术的关键细节，得以完整呈现，尤其是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所体现出来的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所进行的因地制宜的创新措施［6］（P152），都证明了余先生所言非虚。但正所谓“盛极必衰”，从笔者目力所及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宋代的地下仓窖储粮至迟到南宋时期就开始衰落，并逐渐为地上仓屋储粮取代。文献证据主要来自于取代《天圣令·仓库令》的《庆元仓库令》，如《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一条规定：“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皆布砖为地，仓内仍为砖场，以拟输户量覆税物。”［3］（P250）到《庆元令·仓库令》第一条则变为：“诸仓植木为阴，不得近屋，仍置砖场以备量覆，其敖内地皆布砖。”［15］（卷36《库务门一》“仓库约束”P558）不独第一条，前述《天圣·仓库令》中明确提及“仓窖”之诸条令文，到《庆元仓库令》中都完全没有了“仓窖”的内容，表明原来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仓屋”此时已成为普遍适用。考古证据则来自于巴东旧县坪遗址，如前所述，该遗址的宋代仓窖均来自于其宋代文化的第二期，到“第三期遗迹中，仓窖已经全部为仓屋所取代”［7］（P715），按照该遗址宋代遗迹的分期，第三期遗迹对应的时间是南宋早期［7］（P690）。至于从地下仓窖到地上仓屋这一巨大转变发生的原因、准确的时间范围，笔者将另文探讨。注释：①除含嘉仓外，此前发掘的汉河南县仓，隋唐回洛仓、黎阳仓、子罗仓等，也都位于平原地区。参见洛阳博物128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载《文物》1981年第11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东北郊隋代仓窖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7年第12期；郭木森、马晓建、赵宏：《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考古获重要发现》，载《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日第8版；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东都皇城内的仓窖遗址》，载《考古》1981年第4期。②洛阳年平均降水量630毫米，参见王林香：《洛阳牡丹缘何“甲天下”》，载《气象知识》2013年第3期；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参见李克伟、王守振、李新民：《洛阳市灭蚊先进城区巩固措施研究》，载《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1999年第6期。③由“宋令”第一条所载“城内”“仓侧开渠引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等内容，不难发现此条规定应与民间仓储无涉，主要针对的是规模较大的正仓，这与唐令复原者唐代《仓库令》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正仓的建制”的观点不谋而合。参见李锦绣：《唐开元二十五年〈仓库令〉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④经过观察和鉴定，防潮层的黏合剂应为桐油之类的物质。参见杨清越：《唐〈仓库令〉与隋唐仓窖的粮食保存方法》，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2期。⑤《淮南子集解》卷八《本经训》载：“霜文沈居，若簟籧篨。”东汉高诱注曰：“簟，竹席。籧篨，苇席。”参见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4页；《说文解字》卷五上曰：“籧篨，粗竹席也。”参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五上《六十三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仪礼疏》“寝苫枕块”疏曰“案《尔雅》：‘白盖谓之苫。’郭云：‘白茅苫也，今江东呼为盖。’”参见（汉）郑玄：《仪礼疏》卷第四十一，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晋书·郭文传》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参见（唐）房玄龄：《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隐逸·郭文》，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参考文献］［1］张弓．唐朝仓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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