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曲 六壬历史谈古论今

六壬历史谈古论今 ——六壬想说爱你不容易 天元地方金河曲著 这篇文章，发在论坛上，感谢朋友的鼓励。我写博客，除了想对初学者有些帮助以外，也想告诉那些为了追求真实，默默前行的道友，你们并不孤独，在四海之内，还有好多的同行者。并祝大家节日快乐！ 上一段我们从两个例子，对明代六壬研究的状况作了一些推测，那么明以前的六壬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正野史书中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一些研究六壬的情况，但是因为事迹和六壬占断大都是分离的，所以不容易窥视到其中的实情。这些资料中，传诵最广的的有关六壬的情况，当推《颜氏家训》中的描述。作者颜之推（公元531年～公元591年），南北朝时人，先后为官，是一个阅历丰富，为人机敏的人，是有见识的人。在《颜氏家训》中，他这样写道： 　　“卜筮者，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恜々，此之谓乎！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赖也。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嫉，坎壈贫穷，多不称泰。’吾观近古以来，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辂、郭璞耳，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傥值世纲严密，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亦值世间好匠，聚得《龙首》、《金匮》、《玉囹变》、《玉历》十许种书，讨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 　　这一段话，说得情深意切，俱是过来人语。值得注意。颜氏之家训能流传于世，确实不是偶然的事情。研究六壬的人，也不能小看这一段话带来的信息。以颜氏的素质，又值“世间好匠”，最后“寻亦悔罢”，是有普遍意义的。从《颜氏家训》的情况来看，颜氏是一个求实的人，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说的话虽然平实，见识其实很高，也很独立。他的话是家训，是要给子孙看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从这段对术数的总体认识来看，很到位，也很深刻。这个时候的六壬，从六壬史的角度看，还不算发展到六壬的高潮期。但六壬的体系、理法已经基本完备。 　　颜氏在家训中说：“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屈。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赖也？”这几句，就是拿来衡量今天的六壬，也是切中要害的话，一看就是过来人语。而且这段话也说明，当时六壬的理论和实践，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粗疏。为什么？“又不委曲”四字，脱口而出，明眼人可以知晓，这不是一般的境界。只此一语，就能感觉到当时六壬的完备情况，颜氏对六壬的研究绝不是泛泛之辈。“委曲”二字，等同于《六壬辑录》中“寻到好处方住脚”的境界。 　　由上可知，学六壬的人，不可因颜氏说话朴实而等闲视之。前两句“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于卜。”更是说清了六壬在南北朝时期研究状况，同样是研究者众，有成者少。真正可以达到水准的术数家也是绝少的。 案３、宋朝作为六壬成熟的一个时代，六壬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楚衍给仁宗寻鹦鹉的课。仁宗在“丢失鹦鹉占”这一课中，并没有应验，断语是错误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楚衍在“陈贵妃六甲”的课中，下的断语，仁宗听了有些恼怒，甚至让人把楚衍监视起来，说明仁宗对楚衍的断语并不是大为信服的，也没有理解楚衍的断语。 　　上面事例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仁宗作为皇帝，虽然不能说雄才大略的君主，性格懦弱一些，但从他识人和用人的情况看，眼力不差，智商也不差。他喜欢道术，也喜欢六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皇帝，他占有的六壬资料一定不少，且臣子们多有精于六壬的，他们不会对皇帝保守到什么地方去。大臣们不靠六壬吃饭，皇帝也不会夺操六壬术的饭碗。故而仁宗皇帝研究六壬的条件和研究环境绝对是一流的，是其它人比不了的。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一流的六壬名家环绕身边的情况下，仁宗皇帝的六壬水平仍不是很高的。 　　案４、《断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现在是清楚的，是把散集在各书中邵彦和的断例集中起来编成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例子中，好多第三人口气叙述的内容，应当是邵彦和的学生记述邵彦和断课的过程。其中有些记录很情景化，文学描写的风格和宋人小说风格十分相近，这部分内容应该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断课记载中，我们揣摩口气，有好多场面是在旁边不只一个弟子在场时说的话，有一种以课为例教育弟子的语气，是一种实战教学场面。如果是邵先生单独断课的话，并不需要解释道理。文中那些夹叙夹议的“邵先生曰”，本身就是在给学生上课，边断课边给弟子们讲解课理。其中有一例，更为明显： 　　孔七公戊午生五十二岁占婚，己酉年十月癸巳寅将亥时。   　　　青空虎常 　　　申酉戌亥　　　 常 青 勾 蛇　　 父 甲申 青 　　勾未　　子玄　　 亥 申 未 辰　　 兄 丁亥 常 　　合午　　丑阴　　 申 巳 辰 癸　　 子 庚寅 后 　　　巳辰卯寅 　　　朱蛇贵后 　　邵先生曰：孔丈五十二岁，又做新郎，今日上方出墓寻生，其亲必成也。此女清白轻盈，知书算，善治家，即生二子享福，但恐不久尊堂服动。孔咲曰：“何以知之？”先生曰：“课中自见，恨今人不习耳。盖癸日见初传申长生，主轻盈；金主清白，长生为学堂，主知书算，善治家。但亥乘丁临长生之上，又乘常，故主服动。末寅为子孙，同天后加木之长生丁亥上，所以成亲即有子息。巳与申合，寅与亥合，所以无不成就。四课三传无空亡，所以终身享福也。”孔公前妻李氏亡，续妻童氏，次年果即生子，五十八又生一子，而此妇于前夫处，亦有收拾，且能书算，家务全仗其照料，娶来未十四个月而母亡矣。 　　这课中很重要的一句话为：“课中自见，恨今人不习耳。”这一句话代表了邵先生的心态。你如果慢慢玩味断案中文字的意思，可以感受到邵先生并不很保守，反过来却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耳提面命式的教学作法。这句“恨今人不习耳”很有意思，这就象当今社会的老师，老认为学生成绩差是不刻苦学习所致，邵先生也是这样。他老觉得这么明显摆在纸上的东西，怎么你们就是看不见呢？你们跟我学这么长时间，连这么明显的东西都看不出来？邵公觉得这些学生不可思议。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之间的资质的差距是客观的。有些人认为唾手可得的答案，有些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说明，邵先生在当时的六壬中是有权威的，但他的弟子并不能令他满意，甚至让他很不满意。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六壬这种东西，主要还是学术者本人的素质，单靠教育是教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怎么看到邵先生有名气的弟子。这种现象，在其它的术数上也是如此，每个术数大师好象突然间蹦出来，尔后又会沉寂好多年，然后再出一个名家。在好多的六壬书中，好多的术数名家并没有多提起他们的师承，这在师道尊严的华夏，是不常见的。这种现象也应证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术数不存在一篇密诀就能解决的奇迹，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方法。    上文我们说到，邵彦和先生对弟子并不满意。邵先生身边的人尚且是这样，其它可知。《大六壬说约》中说：“予自二十五岁习六壬，经今六十有五。初则钩深索隐，意其中必有奥旨，迨研穷既久，始悟吉凶不外‘生’、‘克’二字。”作者研壬四十年，初以为中间有什么奥妙的地方，后来才发觉只是一个生克的道理而已。 　　看到好多的壬友热情很高，沉迷于寻找密诀，寻找真传，访寻高人，收效如何，不得知矣。 　　我们返回来再看离我们最近的清朝的六壬研究情况。 　　就所见到的资料，清朝的六壬，基本上处于传承前学的状态，并没有大的发扬。这是由清朝文化界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清朝前期的战乱，使得六壬传承的一些重要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清朝政权稳固以后，基于统治的需要，对于文化采取了严格管制的政策，大兴文字狱。华夏文化一转进入一个沉闷的时段，不止于六壬一术。士人们在文字狱面前噤若寒蝉，失去了应有活力和个性，于是文化也失去了原始的动力。清朝的文化转向于不会惹麻烦的考据经学，风气使然，非主流文化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由于六壬的敏感性，对于前代的六壬学术，能够传承就已经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了。《大六壬寻原》的例言中说到：“国占兵占，旧本原列二条，恭逢明良抚政，敬天保庶之朝，干羽舞阶，偃武修文之世，可决太平亿载，无所用占。”这里干脆删掉了国占和兵占的内容。 　　清六壬书一般趋于简练，亦步亦趋，更多的是验证前人的说法和理论。因术数本身的敏感性，清朝参与六壬研究的人员成分较之明朝也有了改变。象宋朝那样朝中大臣谈壬的风气自不必说，即如明朝士人中广泛研究六壬的情况也不存在，六壬基本上流行在乡村知识分子中间（包括许多参与科举未考中的）。 　　看清朝六壬研究，重点在两头。也就是说研究清朝的六壬情况，重头戏在清早期和清末期。因从清朝早期的情况，可以顺滕摸瓜地寻到明朝研究六壬的余绪；而晚期的情况，由于世局已有乱象，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已经不能旁顾，六壬反倒显得有了个性和生机，形成清朝六壬的一个高潮期。清朝末期，国家面临危险，社会动荡，一些觉醒的精英分子，已经从考据的书斋中走了出来，投身于社会的实践。这个时候学界的主流，由经学考据，一变而为以船山思想为主流的湘楚学派。在这种大环境下，清晚期的六壬出现了一种求理求实的新气象，成为清六壬术的精华所在。这种思想一直启迪了后来的壬学思想。 　　能够体现清朝壬学思想的六壬书，就所能见到的资料看，应数张次功的书和程树勋的书。程树勋承继了明朝六壬风格，有一种精致有韵的风格；张次功则代表了清朝六壬的情况，另出一种明理求实的味道。 　　程树勋生活在古来六壬术比较发达的地区，本身是一个严谨的人。他的六壬受到了整个区域六壬风气的浸润，先天带着一种明朝六壬的气象。他的为人处事的风格酷肖陈公献等人，虽然精于六壬但并不高调，从下面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案６、《大六壬心镜序》中写道：“  予少喜三式之学，以六壬切于日用，尤笃好之。奈资性钝拙拙，又未得从海内名师游，故望洋窃叹，数十年茫无端绪也。”这个序为程树勋的学生所写。头里这两句，与程翔云在《六壬指南》序中写的内容和口气何其相似，证明了六壬学习的共同性。真所谓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一段话同样说清了六壬学习的艰难性，以及六壬高手绝少的现状。 　　接下来的序中又写道：“岁甲戌，予友筱轩张君盛称程伟堂先生，当世隐君子，谈壬式辄奇中，予俛筱轩介绍，得亲丰范，先生谈数，悉依事阐理，每卜一课，所见之象苟于事无所当从，不略生枝节，于切中其事之理，罔弗反复，详究一过，一一符合。”看到这里，如果大家对照一下《六壬指南》序中程树勋说陈公献的话，一定会感叹，历史怎么这么一样呢？！这相当于把程翔云说陈公献的话复述了一遍。我们从这段话中，找到了一种相似性，不管这种相似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这一段话中表明，程树勋和陈公献一样，也是一个低调的人。“当世隐君子”五字甚为传神，既说清了程树勋在当时六壬界的地位也说清了他的处事态度。说明在一定的范围内，程树勋是很有威望的，但他不事张扬。需注意的是“先生谈数”不是瞎谈，是“依事阐理”，这和陈公献“悉本于理”一脉相承。“壬理即事理”，话有各种表述，但这个原则却是六壬历代名家所坚持的。序中又说到：“所见之象苟于事无所当从，不略生枝节”，文中说，占课的时候，与课象无关的东西，不胡拉八扯作为炫耀。这个“不略生枝节”看似简单，实则是六壬乃至人生境界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西洋雕朔家米开朗琪罗说：“大卫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多余的石头去掉。” 　　案７、刚才是学生眼里的程树勋。程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余少时肄业于金华，伯兄屏山雅好六城，购得《指南》一书，而不能尽解。业师家寄巢先生因出《六壬通神集》，两相讨论……”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清朝壬学名家程树勋的六壬是以自学为主的，并没有什么精深的师承，全靠自己刻苦钻研。后来说到他经常“家居闻人有善本，辄怀饼以就抄，初不惮其寒暑也”，经常怀里边揣着干粮，不畏严寒酷暑，到别人家里边去抄书。抄过书的人知道，这种事情饥饿还在其次，主要障碍在心里。想一想，人家在那里忙里忙外，你呆在那里抄书，内心实际很窘。 　　程树勋是一个有个性，不肓从的人。他研究六壬，采取一种横向比较的方法。“比年作客维扬，恒多暇日，尝胪列六壬各书，互相参考”。把资料进行了一番罗列比较，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 　　案８、《六壬琐记》一书作者就是程树勋，这本书的序是他本家的侄孙写的。《琐记》这本书，不是一本讲解六壬基础的书，风格就象一本流水账，想起什么来说什么，更象一篇散文。但是大家要知道，所谓“真佛说的家常话”，越是说理能深入浅出，平易直白的越是好东西，越不能小看。 　　此书在清朝六壬历史上应值得重视的一本书。书中清楚讲述了作者六壬的想法、思路、甚至感受。有阅历的人读起来，弥感亲切。这本书对于研究清朝的六壬术价值很大。程家看来后辈人材济济，他的侄孙程夔并不是不懂数的人。他评价《六壬琐记》：“今又复刊《毕法集览》、《壬学琐记》两种，而《琐记》一书昭示后学尤切，剞劂甫竟，见示全册”，评价恰当，并非溢美之辞。（程家的风气比较谦和，不知现今程家是否还是这种家风？有时间到那个地方作一个社会调查。） 　　在序中，就象我们多次引用过各朝的六壬研究情况一样，他同样提到六壬研究的状况是：“传其歧多，精者独鲜。” 　　与此书成书同年代出版的《六壬寻原》的序中也说：“近世以来，推测辈无虑数百家，或主元虚而近于荒诞，或由穿凿而入于异。各有臆断，存乎其中。” 　　乾隆乙未年出版的《六壬视斯》说道：“世之术家，不能窥见原微，挟其一知半解，故神其技，竞为诡僻隐秘之辞。户闭门张，标新炫异，以先圣示人趋吉避凶之精义，转易而为惑民欺世之游谈。”这些话，我们古为今用，对照现今的术数界，也是很适用的。 　　案９、、程树勋作为当时的六壬名家，既尊重前人的研究心得，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种品质也是所有壬学名家共有的。有他对郭御青一课的评语： 　　崇正丁丑年五月戊辰日未将辰时，郭公御青为姚君占任所，干上青龙申金，支上未土天空，三传亥寅巳，郭公以为官马临亥，亥为卫；巳禄临寅，寅为燕，任所非卫即燕。后选周之新野，课体全无影响。详玩数日，方知四课暗拱地盘周之故。郭公此断，未免牵强，须知支为任所，支上未土，天空土即野也，是日初交夏至，太阳初到未宫，即新也。 　　　青勾合朱 　　　申酉戌亥　　　 合 空 朱 青　　 财 　亥 朱 ◎ 　　空未　　子蛇　　 戌 未 亥 申　　 官 丙寅 后 ⊙ 　　虎午　　丑贵　　 未 辰 申 戊　　 父 己巳 常 　　　巳辰卯寅 　　　常玄阴后 　　此课郭御青占任所，一开始的思路以马和禄所临为任所，这种思路，是古人的一个很正常的思路。“守土官则论禄，钦差官则论马。”实际上是一个连带法，通俗说就是，要知道这个人将来在哪里当官，一看哪里给他发工资，二看坐骑往哪里走。这判断原则说起来很简单的，但是实际操作并不那么容易。这一回，连郭先生也踢到铁板。这一位姓姚的官员两处地方都没有去，径直去了周的分野地，新野。 　　郭先生思来想去，给出了一个“四课拱分野”的解释。但程先生认为太过迂曲，有违易简原则。 　　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程先生和郭先生说的实际是两码事，一个说的是平面座标系统，一个说的是地名标识。这两者不可能全部反映在一个地方，统一于一个课象。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分野是周的，地名不一定都与午有关系，反过来说，地名与“午”有关系的，分野也并不一定都在“周”。这个课本身说明了六壬的一种复杂的关系。 　　我们也来思考一下这个课，假如说支上代表着任所的信息。最简捷明了的想法，未土为太阳，上面乘天空，太阳在天空之象。抬头向南一看天空，噢，南阳！当时新野属“南阳府”，这个更简单一些。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了程树勋先生独立思考，不肓从的精神，也道出了六壬本身的一些模糊和复杂的地方。一个壬课，“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并不是一加二等于三的公式，也难有标准的依据和答案。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壬课的课象是有差异性的，名家亦然。   上文写道《壬学琐记》中程树勋和郭御青对于一个课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这是由六壬术甚至中国方术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六壬作为一种要包罗万象、模拟万物的公式，抽象性、活变性和模糊性是在所难免的。也只有这样，一种理论才能完成这样庞大的涵盖。这就是玄学，它一头连接科学，一头连接神学。它的理论永远是规定性和无规定性的统一，如书画作品中黑与白的统一。 　　它的精妙之处在于理论的非刚性约束，它的不如意处也在非刚性约束的特点。这是一个令人困惑，也令人激动的领域，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包括了天才，也包括了疯子；包括了高尚的道者，也包括了低劣的骗子；包括了最具理性的探索，也包括了最狂乱的臆想；它被称为科学的敌人，但又是科学的母亲。从古至今，术数界就是一个包容广泛的大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隐遁和显要，江湖和高庙，神秘和真实，超凡和庸俗，迷信和革命，奇妙诡谲，瞬息万变，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案10、《六壬琐记》叙述当时研究情形，当时有吴稼云先生断课专以象断，并不以生克为主。文中记载吴稼云的话说：“《周易》言象而不言生克，故六壬家亦宜观象定吉凶，而不可以生克定吉凶。”程树勋评价：“此稼云先生一家之言也。”说明程树勋并不同意吴稼云先生的断法。程树勋认为周易不专言五行，所以易不取五行为断。而六壬不离五行，所以生克不可废也。程的壬占理论可以认为是“主流传统派”。从吴稼云“深于古文”的学养来看，吴的观象说当另有心得，并不是一般的观象方法。细加揣摩，有一种推陈出新的理念，壬易融通的倾向。可能程树勋并没有完全领会吴稼云的方法，两个人所说不是一回事。吴稼云先生虽然健谈，从上下文判断，似有未尽之语。 　　除了吴稼云的象占理论以外，后面又谈到王牧夫先生。《琐记》中描述，他的门外经常有很多人等着他占卜，说明王先生的占术是很高明的。（你要想知道一个术数家的真实情况，最捷径的方法，就是到他的生活时间长的地方去询问一下，如果他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乡党大部分称赞的话，一般是有些实学的。外面的传说是作不得数的。） 　　王牧夫先生的六壬理论主张也是专注取象。但是从后面他的论述中可以发觉，他的取象说和吴稼云的取象说根本是两码事。他的取象是一种更广义的取象。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形象”之象。而且我品味大部分古人所说的象，含义都很广泛，不专以形象论。在古人在六壬名家当中，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和思考是很深入的。从牧夫先生论六壬的序言中可以看出，牧夫先生对于宋学很熟悉，有过很深的思考，并融化在他的六壬实践当中。从文中可以看出，王牧夫先生并不是不讲生克。“行人知其何时为，马临鬼地识其端。”这一句本身就是讲生克的。 　　这就是术数表意上的复杂性，同样一个“取象为主”的主张，却承载着完全不同的内涵。这里边的微细差别，很难被初接触他的人辨别清楚。 　　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在《六壬心镜》序中，描述程树勋的弟子张维帧，实际上在从程树勋游之前，尽管谦虚地称自己，“奈资性钝拙，又未得从海内名师游，故望洋窃叹，数十年茫无端绪也。”实际上也是有神奇的断例的，他作文敏捷，兼精天文。曾经断阮生将来为两广总督，后来果然应验。但是自己却谦逊地说，从来没有这回事。此真是谦谦君子，善于自保者。 上面的叙述说明了，在这个时代里，对六壬的看法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对六壬的主张各有心得。而造成这种风格各异，主张不同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源于六壬理论的不确定性。 　　六壬理论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每个人对六壬的把握除了普遍的规定性以外，有了一种个性的风格，从而使六壬的适用性得到了加强和拓宽。却使得六壬的学习变得举步艰难。这仿佛是一个永远探不见底的河流，时间长的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谁也不敢肯定这个后面究竟是什么。有好多的人，就是带着这个疑问，小心翼翼地追求，若干年没有答案。壬友“藁矢杆”在留言中所说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选择这个道理，而不是选择那个道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术数亘久的一个问题。 六壬理论的不确定性，也为大量的新理论和新说法开辟了空间，同时造就了好多的猜测和臆想。当一部分人坚持原理论进行深入探索的同时，一部分人将试图构建全新的理论和说法，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也成为术数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古已有之。这种探索的正面的效应，是丰富了六壬理论，为六壬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负面的效应，就是产生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六壬寻原》中所说：“世之术家，不能窥见原微，挟其一知半解，故神其技，竞为诡僻隐秘之辞。户闭门张，标新炫异，以先圣示人趋吉避凶之精义，转易而为惑民欺世之游谈。” 　　如果给从来没有见过筷子的西洋人餐桌上摆一双筷子，告诉他这是用来吃饭的工具，他觉得不可思议。假如他努力使用三天筷子，还不能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就会灵机一动，改造吃饭工具。当刀、叉、勺被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会满意地看着眼前的吃饭武器，然后批评东方人的错误所在，吃饭餐具的不完善。而周围那些没有使用过，或者是同样没有学会用筷子的人，会异口同声地赞同他的说法。 　　每个人的资质不一样，素质不一，对于工具的需求也会不一样。而哪一个工具是适用的，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当刀叉和筷子同样地摆在一个从来用手抓饭吃的人面前，选择工具会是一种困惑。 　　创新和臆造是一对双胞胎，源于一个母亲，这就是玄学本身的高涵盖性和不确定性。古代的术数界是这样，今天的术数界也是这样。可以预见，今后还将是这样。   我写文章，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引出比我的文章更精彩的评论来。昨日看壬友藁矢杆和另外朋友讨论的评论就很高明。这两位壬友所讨论的内容，可以说也是壬学一直以来就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提到六壬理论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是六壬理论的必然。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宇宙方程式，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占的巨无霸式的表达式。它所担负的功能，和它的表达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抽象性，原则性，模糊性，多意性。 　　模糊并不是不完善，模糊正是实现完善的一个必然的途径。是以虚御实的最好工具。西方数理哲学对混沌和模糊的热衷，也说明了追求精确和确定性的西方科学面临的新问题。普利高津的著作《确定性的终结》成为现在的一本畅销书很说明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占断来讲，事有万事，物有万物，变有万变，如要适应这些，只能是《易经》中所说的：“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只能给出一定的原则，或者给出一种抽象表述。这个原则的具象化的工作要由操式者来完成。也就是说，一个雕像的框架给定以后，具体使它变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塑像，这是雕朔家的事情。雕塑的理论再好，不能变为直接的塑像。同样，雕塑理论的课本读得再多，保证不了你会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雕塑家。 　　这个具象化的过程本身，由于操式者素质的不同，也变得异常耐人寻味。 西瓜就摆在那里，好多切西瓜的书也摆在那里。对于这一颗具体的西瓜，怎么个切法？从哪里下刀，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刀法是明了的，切法却有无限种。把西瓜比做壬课，切西瓜比做断壬课。如何去寻找一个角度和部位去切入，这也可以说是六壬占断的一个最费思量的问题。 　　一个具体的占断，壬课是固定的，所组成壬课的符号是有限的。我们要从这个有限的符号当中寻找出那个最恰当的，最能符合现实的意向，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壬课的样式和事物样式的总和是两个不对称的集合。这两个集合中的元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在占断时候，会产生一些必然的问题，比如：如何把壬课中的约象，还原成一个具体的象？在课象作几种判断时，如何选择其中的一种？实际上这许多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多对一”的问题，一个“名象非一”的问题。条条大路通北京，你为什么只选了石太线？ 　　问题既然提了出来，大家就要去解决。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不用费脑子，大多数人凭直感（古今相同），自然而然就会集中于几种解决方法，这些办法是最正常不过的反应： 　　１、转向于心易的方法，最终归结于心的问题，把课式只当作一个引发或者激发心灵潜能的符号而已。“吾心即是宇宙”，“万法唯心造”，成为最有代表性的说法。 　　２、转向于增添元素的办法。就象解线性方程组一样，如果方程解不能确定的话。再多约束条件，以找出确定的解。这种方法又分成两条路：一条路是穿甲、穿金、穿卦等数理的方法，增加给定的位息量；二条路是从外界再攫取更多的信息，来补充课信息的不足。这位网友所说的外应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在断课时，外在环境的信息，来作为断卦的补充。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壬视斯》中的《心法歌》。第三条路是类似于外应，固定地通过时空增加限制因子。比如添加求占者的四柱，对占时的判断，求占者的年命、求占者的在占卜过程中的来、站、坐、去带来的信息。 　　３、坚持传统的方法，争取从自己的理解和体悟中，向深入迈进。像上文所说的，坚定地相信筷子是能夹起食物的，坚持不用刀叉，也不用手抓。坚持努力，坚定地相信，既然有人用这种简单的东西吃过饭，自己也一定要用筷子吃饭。 　　这三个方向，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很自然的，也都有其合理性。这些最自然不过的思路，是好多人都试过的，有些探索心得，甚至被列为秘诀。但无论那种方法，效果如何都还不大踏实（我们可以从术数书的言语中发现，大部分的书都不是铁板钉钉）。究竟哪一条路是大道，还是一个疑问。我们搁置这个疑问先不论，继续沿着清朝六壬的线索往前走。有时候，讨论不清楚的问题，不妨先放下，研究它周围的问题。外围的问题研究深入了，那个核心问题也清晰了许多。 　　我们从上一篇有关程树勋的一些探讨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１、清朝承前启后的六壬人物程树勋的六壬也是自学成材的。 　　２、清朝前中期六壬的主流，传承了明朝六壬的主流思想，依事阐理，以理运数。 　　３、观象的思想，和周易的象的思想如出一脉，但不是狭义的形象之象。 现如今，信息量大增，群雄并起，本来也是个好事。可是对于初学者来讲，面对这么多眼花缭乱的理论，想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却是一件难事。“为了提高自己，我们寻找老师；为了识别老师，我们只能提高自己。”生活就是这样，时常置身于悖论之中，经常面对二难的选择。 　　江湖日久，阅人渐多。对于人事，迟钝如我，居然也会有些感想出来。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那些成功的人士，在讲述自己的时候，最愿意说自己艰苦奋头的历史；凡是那些还没有成功的人士，最愿意说自己的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历程。凡是行事坚定的人，愿意直面事情的困难之处；凡是行事没有恒心的人，容易把事情看得花团锦簇。 　　张官德是一个愿意明白讲出六壬问题的人，愿意把六壬失败的经验拿出来分享的人。从他经过的历程来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作秀来反衬自己。而是真正基于对六壬的研究和思考，带着一种诚信和反思的精神。他给我们带来了六壬的一种学术性，也传达了六壬真实的信息。这里我们只讨论有关六壬的方面，有关张氏的政治观念，暂时不论。凡是文中称为“贼、匪”的地方，我们代以“起义军”。 　　案11、同治已巳年未月癸丑日卯时藩库厅姜春圃先生占致仕回藉 　　全局从革课 　　　勾青空虎 　　　酉戌亥子　　　 勾 贵 勾 贵　　 父 己酉 勾 　　合申　　丑常　　 酉 巳 酉 巳　　 官 癸丑 常 　　朱未　　寅玄　　 巳 丑 巳 癸　　 财 乙巳 贵 　　　午巳辰卯 　　　蛇贵后阴 　　正议：课传三合回环，发用勾陈，一时难动。且三传推生，太岁作贵人日德，加本命，逢生气，行年上见戌土，青龙佩印，正当时旺，三传推生，官必升迁。毋庸告致，正时卯为舟车，值旬空，被课传冲克，不利涉大川。 　　案验：占课后三日，半夜起病，天明作古。余闻之诧然！向来占必存案其不验者，必覆思其故。惟此课再三详覆，竟无死象。不可强解，请俟 高明酌之。 　　张官德课例的体例，非常讲究。分为几部分： 　　课题（何时何事而占）。 　　课体（壬课课体）。 　　正议（正常的看法）。 　　参议（详细的解释或变通的看法，以问答的形式给出）。 　　案验（应验情况）。 　　附议（应验后的一些断语的解释）。 　　附录（附外一些说明）。 　　由此可见张官德研究学问之严谨认真。他在课中说到每有不验之课，“必覆思其故”，就象高手下棋一样，必定要复盘总结。 　　这一课，张官德过后思考，也没有想出为什么来得这样的突然，他把这样的课例也写在书中，“故录之以志余过”，作为一种自我检讨。并请“高明酌之”。这一课是张官德书中最特殊的一课。其它的课，虽然也有结果有差别的地方，从课后总能找到一种解释，而这一课居然连解释也不好找，着实令人费思量。各位壬友现在读到这一课，也来想想这一课这一课为何不应的原因。 　　我们看了张官德不验的课，不禁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张官德学艺不精，那么前面的古人是不是每课必验呢？着《六壬大全》的作者郭御青有一段说法很有意思：“或问先生，素研精此道，能占之百不失一乎？先生曰：‘不然。占有应否，中有说焉。……事有宜占者。有不宜占者。宜占者。事理有两在者也。不宜占者。事理无两在者也。’”这里郭先生提出一个宜占不宜占的概念来。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假如问的也是宜占的事情，操式者也非常用心地去占，那么就一定会应验吗？答案看来也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从前面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当年郭先生占官任所一课，断上任的地方就出了误差。而且我们从前面所说的六壬名家的事迹中，也可以推断出，就是六壬名家，也不是百占百验的。 　　接下来的问题，张官德是不是真的断课就那么不堪呢？是不是张官德学壬不精呢？下面看两个例子： 　　案12、《六壬辨疑》序中说：“当武昌再陷，次功以壬课先知，遂跳身走袁州，卖卜廛市。及贼至其乡，命心腹卒持重金访聘，而鸿飞冥冥，矰弋安施，衔芦举色，触机泠然。”这段话写的很优美——“当武昌再次被占领的时候，张官德凭着六壬课预测，随即躲避到袁州，卖卜为生。等到起义军到了他的家乡，拿着重金想聘用他的时候（这也说明张氏在当地的声誉）。他已经犹如鸿雁，飞到高远的天空，弓弩哪里能沾到他的身呢？他就象嘴里含着芦苇防备丝绳的大雁，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征兆，灵巧地闪避着危险，护卫着自己。” 　　咸丰甲寅年卯月乙未日申时，占江右寄寓久暂。 　　　青勾合朱 　　　未申酉戌　　　 蛇 合 勾 空　　 官 丙申 勾 　　空午　　亥蛇　　 亥 酉 申 午　　 财 戊戌 朱 　　虎巳　　子贵　　 酉 未 午 乙　　 父 庚子 贵 　　　辰卯寅丑 　　　常玄阴后 　　正议：正贵加午，幕贵加戌，俱受克制，不可干贵。以贵人自顾不睱也。乙生午，未生酉，干支俱受上神脱耗，占宅主盗。凡占亦主彼此虚耗。虽交车相合，而未支脱干，支上酉又克日干。外面相关而内怀脱克，不可以利断也。近城内外，俱难久居，须向亥水生方，再进四百里，方可驻足。 　　案验：时居江右城外一月，即赴袁州，其后贼据武宁，逼近省垣。 　　咸丰甲寅年辰月辛亥日酉时，寓江右城外，占进退。 　　　勾青空虎 　　　午未申酉　　　 后 阴 阴 玄　　 父 癸丑 后 　　合巳　　戌常　　 丑 子 子 亥　　 财 　寅 贵 ◎ 　　朱辰　　亥玄　　 子 亥 亥 辛　　 财 　卯 蛇 ◎⊙ 　　　卯寅丑子 　　　蛇贵后阴 　　正议：三传丑寅卯进茹，中末逢空，宜退而不宜进。且正时元武临门，关墓旬尾发用，必因西方门户之处有贼犯境。故城中闭关，进则无益。然退后，亥子又是脱气，干支乘虚空，亦不可以坐守，惟合干支三传更进一步，使逢辰土建旺，庶可相生。 　　案验：本月底上游五百里至袁州颇相安。江西省旋因武宁失守闭城，城外寓处亦毁。盖辰属土，为州城。故应袁州二字，乘朱雀作文书，是以笔墨为生涯也。 　　这两课说明了张官德为什么去袁州的原因，在这两课中，张官德断得理路很严密，充分体现了依事阐理、依理运数的六壬传统。“须向亥水生方，再进四百里”一语，可见张氏触机泠然的神采。 　　案13、咸丰甲寅年辰月甲戌日子时，占贼来袁州否。 　　　蛇朱合勾 　　　寅卯辰巳　　　 合 空 虎 阴　　 官 　申 虎 ◎ 　　贵丑　　午青　　 辰 未 申 亥　　 子 辛巳 勾 ⊙ 　　后子　　未空　　 未 戌 亥 甲　　 兄 戊寅 蛇 　　　亥戌酉申 　　　阴玄常虎 　　正议：蒿矢乘虎鬼，固属可畏。然申值空亡，为遗镞失矢。初如雷吼，末却无事。况月德长生加干，尽可静守此处，不必图迁。但遥克为用，贼必犯界。鬼作战雌，败窜各县，畏及府城。然旬尾加支，府城必闭。三传递刑，支阴六合作财冲支，西南百三十里县内，必有为粮起争者，大约乌合之众耳。 　　案验：乙亥日夜县试头场，闻贼逼近，开城播迁。丙子日乃闭。越三日探知，西贼自长沙败北，余匪窜入袁州所辖境内。器具不全，由株树潭过万载而去。适苹乡县乡勇争日粮而劫夺。探报不实，府城因此胥动。丁卯日开城男妇复归。此德避难江西袁州府时占也。因此课声大噪，藉我糊日之资。 　　这一课有一个戏剧性的结尾，那就是以读书为生的张官德，在他最艰危的日子里，居然是六壬救了他。只这一课，让独在异乡避难的他，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但这一课得来不易，这一课占课的时间，距他学习六壬起课，已经有三十年之久。在众目睽睽之下，自身处在危险之中，而已知信息都是起义军要来的消息，得出这种与多数人判断不同的决断，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这一次，危难时刻显身手，张官德断对了，不但躲过了潜在的危险，还多了生存的来源。“因此课声大噪，藉我糊日之资。” 　　有的朋友会说，这一课很简单嘛，我也可以断得对。当你把自己在安危付于壬课的时候，如果不是初学术数，有相当的实占经历的话，你会觉得很沉重，绝非容易之事。 　　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比，谁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说，他见过一个可以提着头发把自身提起来的人。于是大家全服输了。能够让自己的危险中成功逃脱的术数，是对操术者“德、道、术、运”四者的综合考评，是术数中最难的术数。能够让一批人通过自己的决策而受益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拙文“六壬四难四易”，还差一个影响面的问题，术数对自然规道的改变量越大，难度也越大，类似于惯性定律）。这两件很难的事情，加起来，就是张官德袁州的课例。 案12、咸丰乙卯年午月申将丁巳日巳时。寓谷城。张姓占弟逃亡，庚子命。黄医占侄逃亡，亦同此，壬寅命。   　　   合朱蛇贵 　　   申酉戌亥　　　 贵 合 阴 蛇　　 财 庚申 合 　　勾未　　子后　　 亥 申 丑 戌　　 官 癸亥 贵 　　青午　　丑阴　　 申 巳 戌 丁　　 父 甲寅 玄 　　　巳辰卯寅 　　　空虎常玄 　　正议：先断弟，在下流东北百余里，刘姓集场，左有窑，右有庙，与本家兄弟同寓。占者曰：吾族兄在樊城刘家集贸易，上名石灰窑，下名欧家庙，得非此处乎？余曰：不必往寻，得一纸书自来矣，果然。 　　后断侄，在西南百余里刘姓母党之家。占者曰：予家西南与侄之姨母刘姓相近，然离此地百余里，幼儿逃学，安知路程。余曰：路遇亲邻，以马乘之，不敢到家，故隐于亲处耳。后得信，果出门遇售货者，扬鞭而至姨母家矣。 　　参议：问：两事同课而断异何也？ 　　曰：先得此课，见戌蛇加干，有窑象。申合加支，有庙象。申马加巳为兄弟爻，巳中又有张姓，故断在本家。初传六合为兄弟，为月马，专以此爻决之。     复得此课，看末传寅命加长生，畏支上申之冲克，喜四爻亥之生合，故断其不到家而在亲邻。 　　问：里数姓氏方向何辨？ 　　曰：发用合申相乘，巳申相加，俱是百余里。六合属卯，乘申故断刘姓。初传申马顺行至寅与亥相合，而止，是下流东北也。亥为孩儿，又为日马，加申方，占侄故断在西南也。且弟贸看六合，侄读近贵人，此申亥两马之分也。占弟在先，占侄在后，而寅命又见末传，此初末传之分也。 　　问：蛇墓死气加干，得毋凶乎？ 　　曰：太阳照宅，末传长生，三传递生，何至于死？但蛇墓覆日，逃走者非糊涂则有惊惧耳。     问：后断有马相遇何也？ 　　曰：四爻为邻，亥作日马，入中传递生寅命故也。 张先生的这一课断语，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全方位占断的作法。“左有窑，右有庙”很精彩，把干支的关系理得很顺。结果也耐人寻味，是“上有窑，下有庙”，造化确有其不可思议处。后面“一书自来”亦妙，“类神加支人自来”，天鸡在巳，一纸弟归。 　　次客来断，“类加支阴入邻里”，却是售货者以马载人。驿马变真马，也是很巧的事情。 　　这一课张氏一课两断，丝丝入扣，应验丝毫不爽，令人称奇。同样一课，只是年命不一，而课象迥异，对于我们思考壬占的实质，很有启发性。实占中产生这样的课，确实精到，这一课的精妙程度可以说丝豪不让前贤。 　　捕亡之占，是很常见的占断，也最切于百姓日用的占断。是生活中碰到的最紧要切身的占断，也是最棘手的占断。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失踪人口达50万次，这肯定不包括平常短时的失踪人口。术数能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莫大的好事。 　　捕亡、逃亡在六壬课书中，有关这方面的篇幅并不大。《六壬指南》中说逃亡的占断原则只有短短的十二句话。按说书中所述的占断原则也是清楚的，并不复杂。可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相当困难。尤其从课中提炼出可以帮助当事人的信息十分困难。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六壬书中的内容，会发觉有关捕亡这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和“行人”“捕盗”两章的内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行人”“捕亡·逃亡”“捕盗”实质上是一个大门类，它们共同的实质就是“寻人”，只不过寻人的对象从世俗的观念有所不同罢了。所以要研究这个门类，应该把这三个门类合起来研究。 　　按六壬书中的占断门类内容看，似乎“寻人”这个门类的问题说的很清楚，理论问题已经解决，所余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按图索骥，按课断就行了，其实不然。老话讲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书是死的，人是活的。逃亡课中，整个过程在不同的时段，是变化的。有朋友可能会讲了，我们要的是终极的结果。可是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停下脚步等那个终极的结果。在这种寻人课中，很少有人会听一个研究术数的说找不到了，就放弃寻找。对于当事人来讲，那个终极结果只不过是一个理论预测而已，它的可信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话再说回来，如果得到的只是一个对实际事物过程无任何帮助的终极结果，这个终极结果的本身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在实际操作中，迄今为止，寻人这种占断，是对百姓生活最有意义，最有帮助，最切身紧要的占断。也是最能证明六壬有效性的占断。 　　研究这种占断，远比什么升官发财之类的占断意义重大。因为对于个体的人来讲，升官发财是一件大事。对于整体来讲，升官发财之类的事情，你不当他当，你不发他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升官发财这样的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诸如此类的占断，应付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平常碰到这样的占断，不管对方来头多大，虽然不能胡说八道，用不着绞尽脑汁。因为这毕竟不是陈公献所在的时代了。 　　寻人之占却不一样，涉及到老百姓基本上生存的稳定。实际操作中，亲眼目睹了好多失踪事件当事人，那一种痛苦的表情，无助的心灵，使你不由得感觉到极大的震撼，甚至引发对人生的一种感慨。深深感觉到这种占断事关重大，感觉到这种决策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的重大。这两天看电视《海峡两岸》栏目，台湾政治人物施明德讲，一个当权者应该对权力的有所敬畏。有的时候，六壬的决策权何尝不是这样呢？对于那些相信术数的人来讲，你的一句话出去，可能杀人也可能救人。学壬同道，敢不慎乎？ 　　以寻人之占来说，当你说出断语的时候，或者指出一种可能性的时候，如果当事人听从，就意味着人力财力的付出。这个有形的物质付出能不能收到效果我们先不论。假如我们真的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决策，指引了一条错误的路径。由于我们的失误，耽误了寻人的时机，或者更进一步说，耽误了救人的时机，后果是很严重的。假如产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良心又何以能堪呢？ 　　1994年夏天，经历了一件事情，触动很大。有一对夫妻，男的军人出身，处级干部。家里十几岁的孩子，从家里出走，月余不归。两夫妻为了找孩子，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四处寻找，终无结果。无奈之下，长途好几百公里，慕名找到有易学著作的某易经大师。大师决断，此子凶多吉少，可于七月水边找到。其妻当下昏厥。回家后，精神恍惚，终日以泪洗面。男的强打精神，每闻周围有溺水者，便去认领，心惊肉跳。虽是行伍出身，受此折磨，心力交瘁。辗转托人找到我，说话间，夫妻声泪俱下，身体软弱不能支撑。我反复劝说，都不相信。只是重复，你给我们说一句真话啊。不得已，我只能当着人面发重誓，“如果此子有伤，我永不研易。”我这么一说，他们才安定了下来。 当时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酷爱易学，此前为易学付出了好多。我知道，占筮不可能都应验。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到他们一家人的情景，劝说不了，只能发誓。这个誓言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的誓言。不过现在我还能坐在这里谈六壬，也是上天的眷佑吧。）这件事的实际结果是，这个孩子带钱到边疆转了一圈，流浪了一段时间，八月份，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就回来了。经过这一次经历，居然因祸得福，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有进步。现在生活工作很好。这个事情虽然以喜剧结束，但是给家庭和父母带来的打击是长久的。这个寻人之占，《六壬指南》短短的十二句话，有时候真是千斤重呀。 　　寻人的课，多年来也碰到一些，不用说占其它，就是定要寻的人所在的坐标方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刚才从张官德的课中可以看见，同样的一个课，定方向的方法就用了两种。这还不说对类神的取法，本身是有好多的岐路的。以前我写的有关楚衍断找找鹦鹉的课，皇帝先断的那个课，就是取用类神的不同，造成占断结果的截然不同。 　　现实生活中有些下海的易友，碰到升官发财之类的课就大大发挥一把，碰到这种寻人的卦课，则能推就推，并不随便出手。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细细琢磨，这种作法，相较轻率地为人占断下断语，虽然有点油滑，实则是智者的作法，也是一种有责任的表现啊。  我们前面所举的案例实际上是清史上的一个大发现，这是清史专家们没有谈到的。无心插柳，研究六壬的同时辨清了历史。 　　清史研究中公认江忠源的“楚勇”是湖南出境的第一支武装。江忠源是公认的湘军的重要创始人。他也是近代军事战争史上，策反和统战策略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军事思想，这种策略被广泛地使用。 　　江忠源最著名的政治主张被写在清史稿中，就是他的“严法令，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八大方针。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严明纪律，精兵简政，赏罚分明，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好战前调查研究，优待俘虏。 　　江忠源的这些思想的正式提出，正是在他任湖北按察使期间，解除了通城、祟阳、嘉鱼、蒲圻各路起义农民后，前往帮办江南军务的临行前上疏提出的。在这篇上疏中，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对于战争的方略，也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八条方针。这个从时间上证明了我们前面分析到的，这个政策当中有张官德的功劳的说法。     这八条方针可以说系统性地提出了湘军建军、制军、用军的纲领性文件。后面湘军的军事思想中，大体不离这个框框。 　　江忠源是咸丰三年（1853）正月任湖北按察使，当时张亮基任总督，由时江忠源的才干，所以军事上的事情，都是依靠江忠源来办的。江忠源正月到湖北任上，听到张官德的名声，二月就托人去邀请张官德入幕。张官德在江忠源处深得江的倚重，四月份江被调往江南帮办军务。临行之前，提出了他的八条方针。江在临行的时候，诚恳地请张官德和他一起前往，足见其重视张官德的才干。张官德以父亲已经年高，推辞了这个邀请。下面有张官德的一个壬例，作为说明。 　　案15、咸丰癸丑年（1853）卯月壬申日酉时自占家宅 　　　朱合勾青 　　　未申酉戌　　　 虎 青 阴 常　　 兄 甲子 虎 ⊙ 　　蛇午　　亥空　　 子 戌 卯 丑　　 子 丙寅 玄 　　贵巳　　子虎　　 戌 申 丑 壬　　 官 戊辰 后 　　　辰卯寅丑 　　　后阴玄常 　　正议：太岁有严君之象，乘常克日。青龙为长者，作鬼加长生之位，又为孝服纸钱煞，下季定有孝服。两贵夹拱寅年，水日逢丁，六仪发用，本月即有贵人相助。 　　案验：本月江廉访（廉访是按察使的别名，这里是对江忠源的尊称）相讬张公相延。八月见父孝。本年四月，廉访下江南，劝同行，情意诚恳，予以父年高婉辞。不然，则抱终天之恨矣。 　　这一课是张官德自占的课，在这一课中，张官德占得两个结果，一个是预感到他的父亲健康的问题；一个是感觉到本月会得到重要的人物的帮助。这一课断的简洁而有力，课象鲜明。青龙加戌为长者，“作鬼加长生之位“这一句尤为精到，五行之理与事理融会贯通。果然，这两个预见后来都应验了。其中所说的贵人正是江忠源。在这一课中我们也可以知晓，张官德不与江忠源同赴江南，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预知他的父亲会有问题。 　　江忠源湖北上任没几天，便委托张姓延请张官德当他的幕僚。我们再联系前面我们说到起义军也手持重金延请张官德的情况看，张官德本人虽然为人低调，说话语言谦逊，古话说的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官德在当地还是卓有声名。 　　我们不涉及政治立场看江忠源，他可以说是一个经世致用的人才。江是湖南新宁人，道光道光十七年举人。曾国藩见到他之后感叹说：“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他在平时的言谈也经常提到为国尽忠，从湖北离开后，因军功被提拔为安徽巡抚，在当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庐州战事中，城破，投水而死，谥名“忠烈”，湖南、江西并建专祠。 　　张官德在其后还有清史中号称清朝四大中兴名臣的胡林翼邀请他当幕僚，他却没有去。在“案录”的序言中，张官德谈到他没有去的原因，他说： 　　“学习术数要比空耗时光的人强一些……，但是军中的一句话，是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事情，所以胡林翼、谭中丞邀请我去，我觉得不能去呀。 　　“有的人说：‘胡林翼平常不喜欢谈术数，他请你去当幕僚，不是为了你的术数。’ 　　“我说：‘我当时在陕西，路隔三千里路程。可能是我用小人的心思去猜度君子的想法吧。……然而人有自己办到的，有自己办不到的，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军队事务，份外地贪求功名，实在是很可耻的事情呀。我虽然失去了提拨的机会，可是也躲过了不懂装懂的羞辱，这一得一失正好相抵了。’ 　　“又有人说：‘你不做官，是不是有隐士的理想呢？’ 　　“我说：‘隐士，都是一些高人。我哪里敢自比隐士呢？年轻的时候，也曾想着做一些事情，但沉滞于科举中间。等到现在老了，也就不适应为人服务了。并不是想当隐士啊。’” 　　张官德这一席话，和他平常的格调一样，都是一些自谦平和的话。究竟他的内心在考虑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张官德十年漂流躲避的生活，肯定对整个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有了自己的主张。 　　胡林翼请张入幕，可以说明张当时已经有了声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官德的真实才干。在当时的情况下，胡林翼请张入幕，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一个对张官德能力的一个极大的肯定。胡林翼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对幕僚的要求肯定是很高的。（胡林翼的才干大受曾国藩的称赞，尔后的蒋介石，毛泽东都对胡林翼的才干思想也很称赞，据说毛泽东因祟敬胡林翼，把自己的字改为润芝。胡林翼看问题很敏锐，相传，胡林翼一次正在江边意气风发巡视水师，突然看到一艘西洋轮船飞驶而过，立刻从马上跌落了下来，旁边的人扶起他来，他起来说：‘天下要大变了。’久经沙场而冷静的他，从一艘轮船马上就意识到中国真正威胁是洋人。这是何等的洞察力？——有时观史不禁感叹，假如中国的人才能不去内战，而共同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是多好的事情呀。） 　　我们在张官德的这个地方多费一些笔墨，是因为张官德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中国文化大变革的前夜，他处在文化走势的一个拐点上。张官德无论从六壬实践上，还是六壬理论的发挥上，可以说是清朝六壬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官德的整个思想基础决定了他的六壬学术，应该说他是最后一批古代传统意义上六壬的守卫者和发扬者。 我们前面说到，一个研究术数的人应该知所进退，知所能否。 　　胡林翼邀请张官德入幕，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是好多人巴不得的事情，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在那个特定的战争时期，保举个县官州官是很容易的。胡林翼本人又是那种不吝惜给予利益来鼓舞士气的人，胡林翼宽于施恩在当时也是有名的。这种事情对于颠沛流离的张官德来讲，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很需要的，但张官德没有去。张官德说，军中的事情，一句话关系到好多人的生命，所以他宁肯把这个机遇失掉，不愿意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这不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善举，却是真实的操守。 　　理论，难在落实于行动中；道德观，难在落实于具体的操守中。张官德很平实地践行着他的道德理念。 　　前面怀予兄在评论中也谈到“壬德”的问题。关于“德”和术数的关系，是一个大的问题。但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东西，是不离须臾的东西。六壬前贤的论述当中，有好多的这方面的内容。但真正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个问题虽然复杂，却也有其简单的地方。这么复杂的一个“德”的问题，普通的老百姓却很少因为这个问题困惑，而且很容易就分辨出这个问题的是与非。那些不去下功夫研究的人，也不会妨碍他在行动中做出有德性的事情。这个德，还确实有点“知难行易”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个德研究起来很困难，真要行动起来却不是那么迷茫。 　　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平常，我们夸一个人心地纯真善良，说他有“赤子之心”，这个“赤子之心”就是“壬心”。为什么这样说呢？赤子，就是纯阳之体，六阳之身，类比于干卦，干纳壬干，故而“赤子之心”，就是“天心”，就是“天德”，也就是“壬德”。孔子把它又具体论述为“忠恕之道”，进一步说明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将心比自心，何必问他人？”这些道理听起来并不是什么很深奥的话，可是办得到却很不容易。 　　德之于术数的问题，并不全是理论上的说教，也不玄虚。以前有一首歌中有两句歌词：“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祸秧他自己遭秧。”再深的道理不用说，最简单的道理，当你笑脸面对别人的时候，得到的笑脸也会多一些，反之亦然。 　　关于德与数的问题，我留心这个问题也有好多年。即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总结分析术数者的行为和对应的历程，从好多实例看，其中确实是有一些我们所认识不了的关系，这里边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学术数者一定要注意。 　　学术数的岐路很多，有好多奇怪的现象不好解释（我见过听过好多事情，还有些就是近处的事情，有时间可以慢慢谈出来），并不是一句“道德只是说教”就能过得去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邻者，朋友帮手援手也，也就是帮你的，甚至是替你顶杠子的。这是功利一些的说法。实际上，讲道德的生活是最自然的生活，也是能给你带来快乐的生活，也是作为一个实现自我的行者上进的生活。 　　张官德和前贤的风格是一样的，他并不是一味地脱离社会和生活的隐士，他虽然不是很热衷于名利，但他是关注社会的。 　　案16、同治甲子年（1864）申月甲辰日寅时寓新堤街有人占父病 　　正议：此必三年老病也。因洋烟而成，肝肺受伤，气痛发咳，药之不效，死之不得。戊辰年则难过矣。 　　　勾合朱蛇 　　　酉戌亥子　　　 蛇 青 合 虎　　 官 戊申 青 　　青申　　丑贵　　 子 申 戌 午　　 父 壬子 蛇 　　空未　　寅后　　 申 辰 午 甲　　 财 甲辰 玄 　　　午巳辰卯 　 虎常玄阴 　　附议 　　问:洋烟为千古未有之变,圣贤亦不及料。课无成例可援，何以知病由此致？ 　　曰：有此物，即有此象。烟者，名为土，非火不燃。此课虎乘午火会戌，后课未　土乘朱，加支克日，其伤于烟可知。且此系不正之物，一以元武墓命，一以元武脱干。吸烟者，尽属昏迷脱耗。而蒿矢射日，又似枪形，故断之如此。非无据也。 　　附录 　　德着《乡居杂记》中，有“不食洋烟说”，又有诗七十韵，痛陈其弊。留心世道者，望另梓广传，以为斯人劝。 　　张官德此课为同治年间的课，课中的“洋烟”就是“鸦片”，在这一课的时候，距林则徐“虎门销烟”已经廿六年，“鸦片”之害仍然剧烈。张官德此课的断语中，对于鸦片之弊的痛恨溢于言表。“药之不效，死之不得”一句，表露出他对鸦片致病的一种复杂的感情。 　　这一课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研究六壬如何与时俱进，研究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然后把这个新事物归于六壬的象中，然后创立六壬预测的模型，应用到实际的占断中。这一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也表现了张官德浑厚的国学的根底，格物致知的功夫。我们研究这种课不只于明白毒品占断的问题，也为广义的疾病占断提供了一个范例。 　　这一课中，张官德通过对鸦片的认知和实占，把鸦片的致病的课象，归纳出 “主象”，“辅象”，也就是主要特征和辅助特征。名物之辨，贴切深入。 　　1、 由鸦片的性质，名称，用途，作用，归纳出鸦片的基本取象。这个基本取象就是名为土，实与火相关，即是火土之象。 　　2、 由鸦片作用得出一些“辅象”，由鸦片毒害人的性质，得出这种占断的特征中，玄武等凶将不正之神和日干支将之间有一个消极作用。 　　3、 在整个大的课象上，也就是课的“大象”上，会有一些类似于鸦片行为的特征，或者象征。比如蒿矢克日，蒿矢有烟枪之形象，就象毒箭一样伤身有抽象之象。 　　4、 进一步给出数理上的一些特征。他说：这种病的药就是鸦片，而鸦片越多，却死得越快。所以在数理上，鸦片课表现为不能进不能退的一种情形，救神却又是仇神，有利的因素却转化为不利的因素。一些看上去矛盾着的“数理象”却统一在鸦片者的课中。 张官德就象六壬以前的前贤，他尽管在乡下不谋其政，但是却有着很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济世的情怀。由于他精于六壬，所以对社会的弊病看得比一般的人更清楚一些。他写了“乡居杂记”，专门写了一篇“不食洋烟说”，并写了七十韵的诗歌，来大声疾呼毒品的危害。他在另一个鸦片课的断语中激愤地说到：“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人本来没有病，却专门抽鸦片来找病。受毒瘾的折磨，不想活鸦片却不让死。看上去是人却做不了人，叫做“大烟鬼”又不是鬼。造物主存的什么心思，让出现这样一种毒害人的东西？！不禁内心感叹，人如果能正常地生活，活够注定的寿命，这可以叫做“正命”啊。可是抽大烟而害了自己生命的人，真的可以说是“正命”吗？这种抽大烟而危害自己生命的人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们把这个课和前面的劝江忠源释放起义的农民一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张官德仁慈的情怀。观张官德书中的断例，最动感情的就数这个“鸦片课”和前面所说的“抗粮课”。这两个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涉及到了个人甚至民族的生存的重要问题。象张官德这样一个超脱的人，一个散淡的人，在这样的两课中，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鲜明的立场，这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 　　再问什么是“壬德”？壬德和人类的总体道德取向是一样的，那就是凡是关系到大多数人生存的问题，应该列为关怀的首要的问题。其它的社会功利性的问题，列为次要的问题。按时尚的话来讲，就是“生存权”是第一的，“发展权”是其次的。凡是关系到“生存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凡是有利于大多数生物生存的事，我们要努力促成。 　　“壬德”就是“干德”，“干德”就是“天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推己及人，利乐众生”，这应该是“壬德”的一个总纲。 我们从张官德先生的六壬实践中，看到了他的道德观。我们也试图理出一条道德的主线，作为行动的一个大的方向。 　　如果我们要研究“德”“道”“术”三者的关系，则需要沉下心来的探索。今天粗略提出几个问题，大家一起思考。 　　1、德应该秉持的标准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取向来作为它的核心取向？核心取向又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原则推广于具体的事中？壬德在伦理学上的意义； 　　2、德对于六壬术的对象的影响，对社会的作用； 　　3、德在六壬术当中的位置，对于六壬术心理的影响和六壬判断灵感的影响； 　　4、德对于操术者本人心理健康，对操术者本人行为，由此进一步推及对操术者本人命运的影响。 　　基于这种研究的复杂性，因素的非单一性，使得“德”“道”“术”三者关系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 　　六壬作为玄学的一种，它的背后有一套理论来支撑着它。玄理也是理，并不是任人捏来捏去的橡皮泥。玄理只是隐微的，抽象程度很高的理，并不完全是空理。玄理有其内部紧密的逻辑，自是丝丝入扣，并不是想说什么就是什么。 　　把六壬术比喻为一架飞机，它的理论就是它的发动机。要知道飞机的性能如何，第一个办法就是飞行的实际检验；第二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结构和发动机性能如何。发动机很好固然不能肯定飞机每次都会飞得很好，但如果一部大客机上面安装着一台小拖拉机的发动机，则注定不会达到飞行的要求。我们看到一些术数方面的书，有些创新的理论，但稍微琢磨一下，发觉理论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百出，连自圆其说也谈不到，这种理论，要支撑书中所述的的功能是不可能的。 　　张官德的六壬实践是解行并重的，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六壬理论。又由于张官德所处的时代，西学还没有大规模地在中国传播，所以张官德的文化背景是纯中国化的背景，他的知识和学识也是纯中国化的，故而支撑他壬理的思想也是纯中国化的思想。我们应该说，他是古典意义上的六壬的最后一批学者。我们研究他的壬理显得很有意义。 　　张官德的六壬理论的特点，除了常见的六壬的书藉之外，是他对周易哲学和理学有很深的研究。这一点实际也是六壬历代前贤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真正的六壬高手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是很深入的。 　　《辨疑》的序中说他：“尝从袁金溪先生游九经，皆有心授。尤拳拳于宋五子书。尝言读《西铭》万过，所注《西铭》实能自由手眼，顾精于六壬之学。”张官德自己对来求教的人经常说：“以前的人说，精通术数，不如精通道理。可惜一部宋四子书，大家都把它作为换取名利的工具。我亲身经历了战乱流离失所，然后才知道，圣贤的话往往神奇地准确，有着比求告于鬼神还灵验，比占卜还快捷的地方。” 　　联系张官德后面的理论叙述上，也是以周易的哲学和宋理学的基础来阐明道理。序中说他的学问，同时具备了宋理学的纯粹和汉学的广博。 　　上面所说的“宋五子书”“宋四子书”就是指宋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邵雍的著作。文中所说的《西铭》是张载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理学对于本体和人伦的一个具体的说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张官德对这篇文章成万遍地读过，而且他有自己的思想来注释这篇文章，这说明了张官德本源问题的认识深度。中国的哲学界有一个传统，就是用注古人文章的方法来演绎自己的理念和思想。 　　这里不能不略微对理学多说两句话，因为我们无论是反对理学，还是支持理学，须要对理学作相对深入的一些了解。否则无论反对和支持，表扬与批评都会流于浮泛，挠不在痒处。 　　理学可以说是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后，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派别。经过五四以后的文化大批判，批林批孔的再批判，大家一提理学，就由不得想到“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由不得想到理学对人思想的禁锢作用。理学之名声一落千丈，大家唯恐避之不及。 　　我们静下来想一下，所谓理学的问题，并不都是几个书生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拣取理学的适用部分，采取了无限上纲的办法，无限推广的办法，才使得一种思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否则，若论起清规戒律，对思想的控制，理学并不是最厉害的。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即使有理学的存在，思想还是会很活跃的。显然，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统治者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和文化上的愚民蒙昧政策导致了文化上的问题。把所有的中国的积弱的文化根源都归于理学，这个是值得商榷的。 　　理学和心学两大部分组成了道学。理学和心学两大体系，从宋开始，余波至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影响毛泽东的船山哲学，到影响蒋介石的阳明哲学，都脱胎于理学和心学。 季羡林先生说：“能在一般人都能读到的普通书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也就是结论。” 　　如果六壬真的就象数学公式一样，是一个规定性很强的体系。或者就象解线性方程一样，代入已知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运算，然后几个确定的解就会自然显现出来。那学六壬就变得很简单，就不会有这么多后续的麻烦的理论和说法了。再退一步讲，哪怕六壬能象法律一样，虽然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案情一出来，法律处理结果随之出来，结果上不差下，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研究六壬的书和众说纷纭的流派了。如此一来，六壬的学习也会变得简单起来，以《六壬指南》为例，如果把这些规则和断例全部记熟（假设已验的断例也成为一种判断规则），往课上套着判断，并不比大学当中一门专业课复杂。 　　遗憾的是，六壬的实践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六壬并不是一本可以执方对症的医书，也没有什么可以口耳相传的简洁的秘诀。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有关寻人的占断中，一个方向的问题，这应该是预测中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占测要素，自然命中的概率都有1/8或者1/4，书上也有公开的不模糊的断语，但是实践中，并不是那么肯定的事情。这个简单的例子，说起来也挺平常的，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它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情形实际上对一种固定断语的理论构架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那种想以一种规定性的方法来构建理论的努力是徒劳的。我们看一个理论，不用看具体的一项一项的内容，只要看它的理论的架构方法，就可以知道它的理论是不是可以达到它所说的功能。我们前面比了一个例子，说到理论就象六壬术的发动机一样，那么发动机不同的构造，决定了这个发动机的效率。你精心打造的再豪华的柴油活塞式发动机也支撑不了航天飞机，因为这看上去相似的问题，却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 　　近来有一段话在中医界很流行：“医有上工，医有下工。对病欲愈，执方欲加者，谓之下工。临证察机，使药要和者，谓之上工。夫察机要和者，似迂而反捷。此贤者之所得,愚者之所失也。” 　　这段话在中医界的流行，说明同为中国方术的中医也碰到了一个问题，那些看上去很严谨的“执方欲加者”，在实践中，碰到了问题。这种“执方欲加”的办法，被称为“下工”。而“上工”的方法是要“临证察机”。而这“临证察机”四字，却是很大的一个大难题。 　　同样的一本判断的规则，古人用起来，用古人的话说是“鲜有不验”，而我们现在用起来却颇有一些“鲜有验矣”的味道。我们一定要问，这里边除了个体感受的差别造成的描述上的差距以外，我们一定要问，同样是原来那个六壬，这中间产生了什么问题？答案就在问题当中，书还是那本书，判断规则还是那些规则，关键的一点，人不一样了。进一步说，人的生理结构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却有了变化。 　　“执方欲加”实际上就是照着葫芦画瓢，是一种模仿性，或者是比对性的思维。而“临证察机”是一种因事制宜的方法。世界是无限的，对于这样一个巨系统，六壬只能给出一些示例性的规则和一些原理性的描述而已，真正要做到“临症察机”，却需要对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总体性的感知。要有一个本源性的把握，要知道原理何在。 　　返回头来看六壬前贤一直到张官德先生这里，他们壬占的后面都有一个共同性的东西，就是一个“理”字。这个“理”，就是事物运动之理，宇宙本有之理，知行合一之理，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及由此往下，中国“具象化”的哲学。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理学只不过是中国哲学演进一个环节，所以这里边其中包括理学的内容。古人说的“世之术家，不能窥见原微”，这里提到“原微”，是个重要的消息，应引起我们注意。 　　《西铭》的作者张载是与二程生活在同一时代，又是亲戚关系，张载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易学家。张载在嘉佑初年在京师主讲易学，曾经与二程在一起论易。张载易哲学形成的年代，正好是六壬学术向上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理学家和六壬学家同处于一个学术时段内，哲学的思想是相通的。 　　《六壬辨疑》序中说，张官德先钻研九经，后专注于《宋五子书》，自己说自己曾经读张载的《西铭》读到万遍，这还不算，他自己注解《西铭》，可以“自由手眼”。 　　案17、《西铭》原文连标点306字，是理学重要的文献。原来只是一篇评品人的品性的文章，写出来以后，备受推祟。原文如下： 　　“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赐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这么这篇文章，大家不禁要问，何以要读上万遍呢？这篇文章就有这么重要吗？这个问题对于现在惯于从书上网上来接受答案的现代人来讲，确实是一个很难以想象的道理。现代人有好多已经习惯于成品，习惯于快餐，所以想象不到自己去创造一切的生活。现代文人如果说出很有哲理很精炼的话，许多是抄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而古人要说出来的话，必须自己想出来，起码也得想通了，想不通，就成年累月想，直到想通为止。 　　就我简单的理解，西方的哲学理论很严密，体系很完备，类似于一种描述性的体系。中国的哲学，形式上逻辑关系不那么严密，是一种体验性的哲学。这种体验性的哲学，必须通过自己的亲身的思考，实践，达到一种自己对世界的整体的没有困惑的认识或者认知。中国常说“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从这些话中可以知晓，它的重点不在于研究形成“恐惧”“勇敢”的原因，而是要通过体认，达到“不惧”的境界。同理，“智者”思考和实践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不惑”的境界。打个比方，外国的哲学让别人听完之后，觉得有道理，可以解释好多现象。而中国的哲学不是要让你说出道理，而是要让学哲学者本人达到“不惑”而要践行的。 　　《西铭》短短几句话，作者一开头并不准备作理学的一篇基础文章，但是境界达到了，随心说出来的话，却俨然成为一篇不求而得的重要本体论方面的文章。文章虽短，从生到没，把人生的事情全部说到了。张官德读万遍的过程，就是醒悟人生的过程，就是自己构建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就是重复对世界体认的过程。他能够“自由手眼”地注释这一段小而全的话，这个“自由手眼”不是空而论道，是要践履的人生信条。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他的世界观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 　　《西铭》短短的文章，说了几个关系：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人物关系，人伦关系，人性关系，命运关系。先论关系，自然而然引出人生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即人生观的问题。这一篇文章受到后世的中国哲学家们的极大的重视。被认为是很纯粹的中国一脉相承的本体论。 　　张官德不只是简单地注一注《西铭》，他是要拿这个作为他人生的立脚处，不是坐而论道，依照中国哲学的传统，是要知行合一，努力践行的。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张官德《六壬辨疑》中 “抗粮案”一课，我们说是近代“统一战线分化瓦解”策略的起源处。一般人都会说，张官德很聪明呀，灵机一动呀。殊不知，这是他多少年来的世界观使然，这种世界观可以使他跳脱两军对垒的暂时表象，更清醒地看问题。 　　“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予之翼也。”这一句就是张官德面临一个复杂的“抗粮案”时，提出处理建议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个建议本身同时也贯穿了两分法的智慧。　　 术数也罢，玄学也罢，提出新理论新提法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情。而要求这种理论既要有实作性，又要有开放性，既要有规定性，又要圆融，要照顾到传统，又有新意，既有个性，又要思维很正，却是件很难的事情。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从内容和形式都统一于中道的理论，才是可以传世的理论。象冯友兰先生说的：“道高明而极中庸，辅旧邦以阐新命。” 　　张官德先生在《六壬辨疑》中的条辨，可以说思维很正的理论，传承有绪的理论，深得中道的理论。深受后来术家的重视。袁树珊即在他的书中原封不动地摘录了《六壬辨疑》中“条辨”一节的内容。 　　易传中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个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说《易》的本质是来“像”这个世界。这个象，从具象到抽象，从形到意，中间还有一系列的中间象。正如在黑和白之间，还有一系列的深浅不同的灰色。并不专指照相机拍摄的那种像。比如《文心雕龙》中的“意象”，就可以理解为“意之下”“象之上”的一种中间状态。这是一种广义的相似论哲学，也是所有学问的起源。 　　前人对这一类问题均有深入的探求，而且就“形”和“象”的关系也有深入的思考，王夫之说：“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物有无象。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视章，而文由察着。未之察者，弗见焉耳。” 　　六壬和《易》一样都是要比附事物运行的。由于《易》的广泛性，把易象和易理拉起来的解象方法，是一个很繁杂的体系，最常见的“比、应、承、乘、时、位、变、德、飞、伏、往、来”几种关系来解释象和易辞关系，是很早就存在的解易体系。比、应、承、乘主要来说爻之间的关系，这里边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爻之间位置的关系，一层是爻性之间的作用关系。 　　张官德用《易》的“比、应、承、乘”的关系引入六壬，只是一个类比，当然这种类比是很恰当的。根本的道理在于，六壬也好，《易》也好，都是以一套带意义的符号体系来模拟事物运动的，这是它们最基本的一致性。这其中的符号系统和事物的对应方式，对应方法，对应模式，经过转换是可以用在别外一套的公式上的。有一个底层的相通性。而且关键是这两套看上去形式迥异的两套系统，都产自于中国本土，抛开形式，在运算模式上和比附模式上手法是一样的，极为神似的，是不分彼此的。 　　我们可以把干支上下，看成乘承的关系，就象周易中两相临爻的关系；可以把干支两个元素组之间的关系看成相应的关系；可以把贵神和月将的组合看成是爻得位不得位的关系；可以把一些课体看成是卦时的体现；可以把六处和日月的关系看成是适时与否的体现……等等。是不是很贴切呢？是不是很灵巧呢？可是大家要明白，这却不是张官德先生的发明，也不是今天的发明，实际上六壬体系早已是这样做的。这种类比从六壬立式开始，一直在进行这个工作。（不相信？慢慢从书中看。）只不过张官德把它明说了出来。学问就是这样，张官德为了研究六壬，引入《易》的思想。但引入以后才发觉这些理论原来也是六壬立式的本意。于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地。 　　研究义理的过程，就是探求六壬根本的过程。义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易传》到京房，从京房到王弼，从王弼到朱子，是有一个传承关系的。 　　案20、《八法灵源》中说：“看数要先将八法灵源秘旨熟悉于中，然后断数，方有把鼻。一眼看去，孰为真，孰为假？孰为死，孰为生？孰为来，孰为去？孰为飞，孰为伏？孰为似真而实假，孰为似死而实生，孰为已去而伏来，孰为虽飞而犹伏？一一还他明白，此数吉凶便有捉摸。” 　　飞：年冲日，日冲传，传冲干，干冲时，时冲月，马冲用，一二逢合。 　　伏：时合年，年生传，传合月，月生日，日合干，二三库见，神在墓中。 　　其中的“真、假、生、死、来、去、飞、伏”四对相对的概念都是以易学作为比附的。比附的自然，不见痕迹。可见《易》与六壬的亲缘关系，是代代相传的。　　忙了两天其它的事情，定下心来继续写这个连载文章。原来只是一篇随感，想不到一写，出来一篇洋洋洒洒的东西。写东西就是这样，下笔之前，可以有好多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下笔之后，随着线条的展开，并不能由着自己想停就停，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像张官德先生这里，看似简单，实际后面承载着好多的东西，没有经过的很难从中看出端倪。不得不稍用一些笔墨来作一些说明。 张官德先生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六壬理论部分。他是完全中国传统教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结构很传统，六壬实践又很丰富，故而他的六壬理论精彩而纯正。张官德先生的理论，我们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 　　六壬的本体论包括下面两论，来说明六壬的本体是什么，这是六壬理论存在的根据，也是占卜存在的根据： 　　数理依存论（说明了理、气、象、数四者的关系。） 　　神起自心论 (说明了理、神、自心的关系，引用了郭御青的说法。) 　　 　　六壬的心法论包括下面两论，六壬所起，六壬所定： 　　情动取机论（由六壬的本体论进而推出六壬机发的起处。） 　　无定有定论（由六壬的本体论推演六壬的心法。） 　　 　　六壬的知行论包括下面两论，六壬修研方法，六壬万法归一过程： 　　天机心得论（由六壬的本体论给出六壬修研的方法，天机之所出。） 　　分数万一论（六壬判断的最难点——分数，这里没有给出判断方法，却给出如何具备方法的途径。） 　　 　　六壬的结构论包括下面两论，一论课中诸因素之如何组织，一论吉凶因素的组合结构： 　　周易卦主论 　　吉凶类聚论 　　 　　六壬的单元论包括下面两论，一论神将与具体的物象的关系，一论神将旺衰时空上的判定方法： 　　神将取象论 　　衰旺时空论 　　 　　六壬的控制论包括下面两论，论述六壬更高层次的结构方法和判断的重点。 　　窍要虚灵论 　　分开联络论 　　 　　基础术数论（即书中包括六壬元素之间基础关系法则和运算法则，如五行生克，德、合、刑、冲，课体论……等六壬基础的理论，也有特色，但他书多有论述，不是张书中的重点理论） 　　 　　吉凶定数论（如何界定占卜的位置，即定数和占卜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限制性的问题，张氏用最传统的命运观作了回答。） 　　 　　张官德先生理论，虽然表达方式有所异同，表达多寡侧重不一，但其内在的核心理念是和以前的六壬先行者一脉相承的。 　　张官德先生理论，话语虽不多（亦有引而不发的地方），内涵却极丰富。从本体论和天人观为起点，以大本源为根本，向外开枝散叶，而后形成六壬结构理论、修行理论、占卜理论。是和序言中说的《西铭》等传统的理学和易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张官德先生的理论采用问答的形式，显得随意而生动。其实，在这些看似随意的论述中，无处不贯穿着他的哲学理念和境界，看上去万象纷纭，实则是一理融贯。内在逻辑紧密异常，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并无凸凹散漫处。 　　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张官德先生的壬占理论和实践。正象前面说的，张官德先生是完全中华文化教育背景下，用完全的中国的理论指导壬学研究的最后一批的六壬学者。 　　张官德先生字次功，湖北武昌人，他是湖北有名望的举人。在术数方面不只通于六壬，对奇门和河洛地理也有研究。据书中记载推断，当生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张官德跟随李寿昌先生初学六壬在十九岁（1823年）。《六壬辨疑》初稿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距初学六壬28年），再稿于咸丰七年（1857年），定稿付印于同治八年（1869年，距初学六壬已经46年）。《大六壬毕法案录》印书在同治十二年（1874年，距初学六壬51年），初稿与《六壬辨疑》产生的时期差不多，中间又有增补，从书中内容推断初步定稿当在同治四年（1865年）。 　　张官德的学壬历史和前面的六壬诸名家大致一样，基本上也是自学成才的。因为在他十九岁开始学六壬起式以后，老师就作古了。（估计虽然没有教完六壬，但是思想和风格，肯定受了一些影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清朝晚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严峻的社会现实，逼着知识分子走出考据的书斋，去思考现实的社会问题。船山的思想一跃而上占据主流，重视经济之学，提倡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风气也弥漫开来。这种学术风气，反应在六壬学术上，一改精致有韵的断课风格，变为朴质求实的断课风格。张官德先生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清朝的主流思想界，考据和汉学这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书斋文化，在它的背后，实际上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一种反思，对宋明思想的一种重新整理和定位。如梁启超先生说的中国文化内部一种交替出现的“反动”的现象。明王朝的覆灭的事实，对于历来重视华夷之辨的中华文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迫使知识精英界来反思宋明思想的缺失所在。考据就是盘点，就是检查，就是反思。一俟清朝乱局出现，思想界主流迅速转向，并不是无源之水，实在是具有一定时间暗中累积的。清晚期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现实，确实是中华千古以来，未曾面临的“一大变局”。 　　张官德的六壬的思想，实际上是清朝主流思想在壬学界的一个体现。我们从张官德两本书《六壬辨疑》和《毕法案录》中可以看到，张官德的壬书一改以前壬书的体例，采取了一种归类分析验证的体例。这种分析的动机和方法，为六壬学术带来了新的面目。这种作法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代表了清朝经学考据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湖湘学派的风气。这种思想的优处在于，采取了一种理性的对权威的反思和印证。张官德在六壬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张官德学壬四十年，又经过多年的战乱漂泊实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理重于数。他又说：“我学六壬四十年，学奇门十几年，都没有得到奥妙。凡是想跟我学六壬的，我都尽力劝他们不要学。……我只所以印行六壬书，是为那些已入门的学六壬者参考的。”这些话，从张官德这样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是极端耐人寻味的。我们慢慢体会，不仅张官德先生，其它的六壬大家也或隐或现存着同样的意向。（不要把张官德的谦虚解读成无能，也不要把这番话解读为张氏没有得到真传而学无所成。所谓六壬真传密传，作武侠书观可矣。） 　　《六壬辨疑·问分数何说》一篇中：“大凡天下事，先要分得明，然后会得通。……一贯之道，其功不在一，而在万。不能逐事理会，而要求个一，终是囫囵混过了。”想通过形同告密的口耳想传，妄图通过一两条密诀，学通六壬，只能落个“囫囵混过”。 　　初学六壬者，应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六壬不是科普读物，六壬的理论有其繁复的一面，在简易的后面，是需要有一个系统支撑的，六壬并不是一个简易的体系。对六壬学习的艰巨性和成效性应有充分和客观的认识。尤其年轻人一定要先顾家庭事业，有余力才来学六壬。最好当做业余爱好，千万不要耽误正常的学业和事业。   　　张官德先生可以说古典意义上六壬的最后一批守护者。谈六壬谈到这里，应该作一个小结。谈历史、谈古人还是要回到现实的；谈理论、谈壬案最后也是要回到现实的。“古”是要为“今”用的。我们总结一下前面谈的这许多东西，捋一捋思路，得到一些很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学六壬有成者，主要得之于本人先天的秉赋和后天的知识构成。历史上的六壬的高手，大部分是自学成材的。 　　这个结论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真正六壬高手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其二，六壬高手耳提面命也不一定就可以培养出六壬的人材。 　　在六壬入门之初，有老师的学习可以提高入门的速度。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一句话用在六壬这门学问上是再正确不过了。 　　启示之二：六壬没有口耳相传立竿见影的密诀。六壬的大家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学习、领悟、实践来研究六壬的。六壬的典藉中已包含了六壬的基本内容。接下来取决于操壬者自身的对世界整体的认知和境界，对事理的通达程度。那些妄图通过想得到什么密诀而领悟六壬真谛的人可能会很失望，那些到处寻找密诀或者真传的人也会很失望。 　　启示之三：学习六壬的成功率很低。六壬对于一个人的天赋和知识结构有一定的要求，不是谁也可以学的。从前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古人在资料甚丰，气氛较浓，甚至明师亲授的情况下，出一个学六壬有成的人也是很难的。我们所看到的六壬古例，都是当时学六壬有成的人的著作。在这些人的身后，更多的则是学无所成的六壬学者。凡是学壬有年的人，都感叹六壬的难度。甚至主张后来的人不要学六壬。所以初学者学习六壬一定要“一颗红心，两套准备。”不要把所有的东西压在这个上面。（每人天赋不同，择其适宜于自己的学业来进行，是一种最优选择。再说六壬也不是试金石，不要在这上面较劲。常看见有学壬的人，用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个上面，数年没有进展，十分惋惜。） 　　启示之四：六壬只是一种卜筮，预测结论的得出，并不是由严密的公式算出来的，与操式者的素质和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百占百验只是一种理想。即使那些公认的六壬名家，也不能做到百发百中。六壬和其它的卜筮一样，只是一种有一定可信度的预测方法。基于这样的事实，六壬的占断结果只能是一种决策的参考因素，而不能做为决策的唯一根据。六壬这样有一定可信度的预测技术，应该更为关注那些经验和常识不能确定的决策，而不是否定经验和常识。尤其是那些事关于国计民生的决策，例如象抵抗侵略这样的事情还是交给真实的军事家和军队来做，而不是依靠符咒镇物的方法解决问题。玄学应该适时地离开已认识的领域，把那些已经认识的很清楚的事项移交给可信度更高的常识科学和经验，转向更为未知的领域。尊重常识、科学和经验本身就是壬理的一部分。 　　启示之五：六壬是讲道理的一种术数。六壬的传统是讲道理的术数，从立式开始，六壬就在积极地构建理论。可以说理论有多高，境界有多高，壬学的水平有多高。六壬不同于气功，不同于顶大仙，也不同于特异功能。六壬的名家在哲学、易学、理学、科学中有造诣者很多。我们所见到的六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内藏珠玑，有些是提纲契领，有些是引而不发，有些是故意不讲，有些是没有办法讲。但六壬是知行合一的，是由万而一的，是由理渐入的，不是顿悟法门。看上去简单的壬理只是一个大架子，大架子上搭挂的是对事理的整体认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奢望丢弃理论，或者大的理路尚且不通，六壬会有大的进展。 　　启示之六：正因为六壬是一种讲理致的术数，所以六壬的每一个高潮期和中国本土的哲学高潮期是同步的，甚至和科学技术的高潮期也是同步的。六壬的发展和深化来源于哲学思维的发展，也得益于对世界认知的程度。六壬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学问，搭得是大架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体的构建，得益于其它学科的进步。我们学习六壬，要有开放的心态，应该不断地把当代的学术成就构筑于其中。 　　启示之七：六壬没有师傅徒弟的密授，却有道统。六壬名家之间，同一个时代而素昧平生的人，或者不同时代相差三五百年的人，他们对于六壬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看法，甚至对于事情的处理方式，在深层次都有一种相同性。也就是说，六壬有一个核心理念是相同的。在历代的六壬书中，总要有那么几句话，直接点出核心。这些提法有异，说法不同，指的东西却是一个。六壬的表述方式虽有差异，操作者虽有不同，环境也有变化，但那个深层的核心理念却没有变。正所谓： 　　六壬祖宗法 　　绵延几变迁 　　花开各不同 　　道统永留传　　 　　启示之八：学习六壬有成的大家。从他们的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１、自强而不息。六壬前贤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世界观是入世和出世的统一。一般的六壬名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进社会各项活动中，而且在其它的领域也是有所建树的人。六壬前贤的涉猎范围都比较广泛，但大多对于真正有利于民生的实学，实用技术都有很高的兴趣，也都有建树，其它方面也是专家，并不专以六壬闻名于世。其它方面的社会实践，丰富了他们的理念，也检验了他们的理念。 　　２、遁世而无闷。尽管六壬前贤都是有实学的人。但是对于名利的态度大都比较散淡，对于生活的态度比较自然。调子比较低。有好多并不能施展抱负和胸中所学。但都能以一种坦然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抱着一种成熟的命运观。六壬前贤，有一种“花香墙里”的现象。表现为越接近他的人，越了解他的人，越相处时间长的人，越推祟他的才学和为人。越靠近圈子里边，他的威信和名望越高。尤其在他们长时间生活的地域和人群中往往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们不愿意表达自己，他们的才能往往要要大于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实学甚至要大于他们的壬学。 　　３、客观而理性。六壬虽然归于术数或者玄学之中，但是六壬却显得表朴实而理性，对六壬自身的位置摆得很正，也很尊重现实的常识和学问。很少有六壬前贤大肆宣扬奇异神怪，也很少听说历史上有六壬名家作出虚无荒诞之事。相反的到是，六壬前贤们一般都是很求实的人，很有实干本领的人，其中有军事家，有科学家，有政治家。（在六壬事迹中，即使有一些志异性的记录，大都存在笔记小说中。）六壬的书藉大都比较平实，比较客观。少有不切实际的夸耀。 　　４、特立而独行。六壬前贤都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自己身体力行，亲身体认的思想理念。他们有自己的本源，所以他们的人格和思想是独立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认知，不是人云亦云，混同于世的。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古人的书中经常可以看出六壬前贤思想的独立性。像陈公献在《六壬指南》中“福藩”一课，张官德在《六壬辨疑》中“通城行辕”一课，看上去是简单的一个六壬占课，其实是对现实社会清醒的总体认知，看法超然当时，卓然而立。 　　５、纯真而仁厚。六壬名家尽管都是智力超群，智谋出众的人，有时却表现出一种孩子般纯真，老农般的仁厚。 　　以上五个方面，尽管六壬前贤们没有刻意去追求，但表现出来的却有着这样的共同点。这是六壬理念和六壬学者相互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身的秉赋，使学者选择了六壬。六壬的研究和实践，会使一些学者和六壬理念契合。真正的壬理的领悟，依赖于学者对于整体的认知和体悟。整体的认知到了一定的程度，壬理也通达，事理也通达，这个人身上就会表现出一类的特征。尽管存在共同特征，但每个人都是活泼泼的，不是模仿的结果，只是殊途同归而已。 　　 　　以上我们前面的所写到的，作了一番总结，得出了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其实是在现实的六壬术数研究和实践中逐渐领悟的，只不过从古人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所谓说历史，也还是说现实。历史告诉了我们现实，现实让我们重温历史。 　　这篇文章写了这么长，始料未及。既然已经这样，索性就写下去。后面的文章，继续顺着六壬历史的主线展开，历史与现实结合，夹叙夹议，来看看张官德先生后六壬发展的主线，探索一下隐在后面的奥秘。 　　一九九三年初夏的一天，我终于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向我的同学拿了1000元人民币，走进新华书店。从书店后面进口书专柜中，买下了这本台湾印的《大六壬全集》，付了600多元。在此之前，我已经两年内数次徘徊于书柜之外，看着柜内的书，心中充满渴望，但羞涩的衣囊让我数次地挪开了脚步。（有时候望着书发呆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要调个单位，到书店或者图书馆工作。）这600多元人民币对我来讲，是好几个月的工资。这也是我研学六壬以来，买的最贵的一本书。 　　我爱惜地抚摸着那别致的烫金蓝色硬封面，孩子般欣喜看着这本书，我的同学笑着说，看你的样子，真是从肚子里边往外乐。在欣喜的同时，却有一些遗憾，就是这套书本来应该三本，尽管我赔上笑脸，找遍书库，只找到两本，那一本仿佛平地蒸发，就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本《六壬大全》的封面的主编上写着：韦千里、刘赤江。学六壬知道，这个刘赤江就是《六壬粹言》的作者，清道光年间，湖北荆门人刘赤江。《六壬粹言》赫然地印在里边，可是主编之一的韦千里先生的六壬文章，我却连一个字也没有看到。这也许是天意，两本一套的书中，却惊奇地看到了张其锽先生（书中多称“子武”）遗墨《谭张遗迹》。 　　我捧着这墨气生动的《谭张遗迹》，陷入凝思，我总是感觉这个占六壬课的人，肯定是一个非凡的人。《谭张遗迹》的书法，有一种灵秀的生动，不古板，也不拿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鼓动的气韵，这种气势，通常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卓越的人的字体中可以读出这种东西。我读这个占例，越读越感觉到这肯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也是一个率真的人，一个仿佛就和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从来也没有相溶的人。那时候，工作有时候在野外，在人迹罕至的旷野，边望着远处天空的星星，边捉摸思考着书中的隐意。在那些独自思考的日子里，慢慢地体悟，慢慢地回味，我仿佛读到了这用用飞动的笔法书就的课例后面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遗迹中出现的“子武”是谁。 　　及后来考证历史，才知道原来这个《谭张遗迹》的作者，居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张其锽先生。但是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并没有看见哪个人讨论到六壬中还有一个张其锽先生。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写一篇张先生的文章，写一篇研究张先生的文章。因为我从壬课中读到了这个人的心，读到了这个人的感情。你要看一个人，看他的学术，看他的论着，看他的作为，看他的足迹，看到他的方方面面，可以折射出这个人的内心。 　　最快捷地读到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智慧，课例可算是最好的渠道，尤其是那些真正做事中占卜的课例，与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的课例。这课例就象突然打开的门，也像偶然射出的光，也像在清澈的空中跳跃的火苗，几百年，几千年，仍然会鲜活地存在于空间中，形成那个人最生动的形象。我甚至有一个想法，想寻到那些张先生的后人，向他们讲述六壬的道理，讲述这种世人少知的奇术中，跃动着的灵思妙想，让他们来体验一下他们父辈的心灵，读一读他们父辈的深层的内心。 　　写一篇张先生的文章的想法，总是在心头，十余年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每当我动笔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读懂这课例后面的东西，总是觉得还欠缺些什么，所以便屡屡地搁了下来。 　　上网之后，这个念头依然在心中，资料也多了起来，当时谈术数谈壬的人中间鲜有提起张先生的。于是我在论坛上，辑录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有关张先生的文章《壬学前辈张无竟先生 》。当时只是辑录，并没有作深入的说明。 　　今年为了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又写了一篇《六壬四难四易 》，又写到了张先生。但那一个老早想写的文章，却仍然没有动笔。 　　古人说“理、数、象、占”，从占往上数，最高到理，从理往下数，最基本的是占，宇宙本无上下，因人而立。占是什么？占只是那“理、数、象”一霎那的积聚，一光点的迸发。尤如电光火石，通体皆明。观其一隅，可见全心。 　　孙存周回答了什么可以称为拳术家的问题，他说：“第一步是基本功，把基本功练通了，浑身都是拳。但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个拳匠。还不能称师。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如家严也。” 　　张先生的课中可以觉到张先生的喜怒哀乐，可以感受到张先生的情性，故而张先生足可以称为“六壬术数家”。张先生的身世、思想、情感，极端地类似于前面的壬学家，又处在西学东渐的初始年代中，对西学亦有所会心。故而研究清末民初的六壬，实在是应该研究一下张其锽先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哲学家如是说。在六壬领域内，一切六壬史，也是现代六壬发展的一面镜子。 　　《谭张遗迹》就象是六壬发展史上的一片精致的碎片，静静地飘落在历史的尘堆中却没被湮没，应该是一个奇迹。 　　六壬的实例中最可贵的，是那些原始地记录了判断者原来判语的例子。比这种例子更为可贵的是六壬判断的真迹。真迹和印刷出来的铅字的差别很大，这有点类似于文物和历史记录的关系。 　　六壬不是死板的计算公式，它带有操式者独特的思想和思维，甚至带有操式者的气息，操式者的境界，操式者思维的节律，操式者的灵思。在六壬的真迹中，操式者的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笔锋的疾缓徐迟，提按顿挫，甚至一个不经意的涂抹，里边都蕴含着丰富的个性化的信息。一旦这些生龙活虎的字迹，化做了千篇一律的印刷铅字的时候，这种独特的东西就会流失。 　　《谭张遗迹》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与历史交织一起解读的时候，就更容易建立起一幅立体生动的画面。 　　很久就想写一篇有关张其锽先生的文章，就于此文中先粗线条地写一部分吧。 　　《谭张遗迹》占断发生在民国九年（1920年），北洋政府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南北战争期间。民国七年（1918年）直军吴佩孚部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攻入长沙。继续向南追击南军，把长沙留给了张敬尧。 　　在南北交锋的湖南前线的北军，包括了北洋军的各军系，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皖军等，还有张敬尧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正面和南军对磊的，是由吴佩孚统领的直军。南军方面则是西南联军，湘军的首领是湖南人程潜。 　　民国七年四月十二日，在桂系的支持下，谭延闿从上海动身去广西，然后回到湖南，接管军事权。 　　四月廿日，吴佩孚部攻陷衡山。西南联军的形势岌岌可危，粤军主力被打垮，桂军逃回了广西，谭延闿和赵恒惕只剩湘西的地盘，驻守在柳州一带。数千名湘军缺枪少粮，陷于困境。谭延闿想到了老朋友——善于用兵的张其锽，写信给张其锽，说他准备在永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请张其锽速速赶到永州来，参加会议。 　　张其锽当时正在广州，接到来信立即赶往永州，他到永州时，军事会议正在进行。（此处与其锽先生身后《先府君行述》中略有不同，《行述》中有“府君复偕谭公延闿赴粤，转赴衡永。”张夫人聂其德的回忆中，有“谭组庵函邀子武由粤赴永州，探看形势。”探看形势也好，开会也好，张其锽先生是受谭之邀请这一事实是明确的。到永州的先后则有不同。） 　　当时与会的将领纷纷主张放弃湖南，退到岭南。张其锽力排众议，认为不可放弃湖南。张其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守永州。谭延闿和赵恒惕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张其锽回答只要三百人就够了。众人听了将信将疑。 　　谭延闿分了三百名士兵给张其锽，其余人则向后方退去。永州多山，张其锽命令这三百人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吴佩孚于五月廿八日占领衡阳，前锋部队又已攻下衡州，一路往南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在永州遇到强敌阻挡，吴佩孚的原来的打算也是打下衡阳后不再前进，他接到前方的报告后就命令部队停下，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 　　张其锽随后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通过形势的分析，说明了“战”则两败，“和”则两利的道理，劝说吴佩孚上为国家百姓着想，下为直系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可再战。由于张其锽的信对形势分析的透彻入理，说服了吴佩孚。 　　吴佩孚以前就听人说张其锽是“一代奇才”，见了他的来信，极想见见张其锽。他听说岳州镇守使葛豪与张其锽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其鉅相熟，便吩咐葛豪打电报给张其鉅，请他约张其锽到衡阳一叙。张其鉅赶到前线，向张其锽转达了吴佩孚的邀请。左右有人担心此行安全，张其锽说吴佩孚不会有恶意，只带了两名随从，由张其鉅陪着到了衡阳。 　　吴佩孚与张其锽见面后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结为异姓兄弟。吴佩孚长三岁为兄，张其锽小三岁为弟。 　　吴佩孚与张其锽商定停战，于是又邀请了广东和广西的代表，加上谭延闿的代表张其锽，举行和平谈判，于1918年6月16日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吴佩孚在衡阳发通电，阐述停战和平的主张，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罢战主和”，顺应了人民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的愿望。此后湖南暂无战事。 　　张敬尧主湘，民怨沸腾，驱张成为湖南人的共同心愿。 　　民国九年五月廿日，吴佩孚北撤，面子上要把防地交给张敬尧，内里却是想把防地移交湘军。所以吴佩孚前脚走，湘军随即跟进，开始了驱张战争。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称湘军为“叫化军”。但就是这支部队开始了解救家乡人民的战斗，士气是很高昂的。这场战争应该说是正义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驱张战争的一些历史背景。《谭张遗迹》中间的六壬课中判断的战事，就是说的这一段历史。 当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后来者都成为高瞻远瞩的看客，俯视着历史中那些笨拙的角色们。 　　可是当现实还没有变成历史的时候，前面的一切都锁在黑箱里。大家只能蒙着眼睛跌跌撞撞往前走。 　　正确的决策是无疑是困难的。 　　当未来挡在面前，就象一个六壬课，似乎有一些线索，也有若干道理，又好象抓着些什么。但结果却往往出人意料。当然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这个结果找到无数理由。解读未来是困难的。 　　可以解读未来的人，无疑是特殊的人，张其锽先生是这样的人。 　　在《谭张遗迹》还未出现之前，张其锽已经先行演绎了一场术数案例。只不过没有袖占一课而已。 　　机，知机，料敌先机。 　　知机者，察其隐微也。这是术数的精华所在。知其机也，又何必六壬不六壬矣。 　　张其锽先生先表演了一场未卜先知。 　　他从广州赴永州前线，下马之后，直接进会场。那些身经百战的武人们正在讨论如何撤退的问题。张先生听了一会，没有做声，这一切并不出他的预料。当然，也在一般人的预料之中。 　　听了一会儿，他出声了。他力排众议，坚定地认为湘军不应离湘。无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事后看张先生的对策无疑是正确的。 　　和所有这样的故事一样，正确的决策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决策者最后又肯定了少数人的意见。否则，那些杰出者就会永远混同于普通人中间，就会被历史湮没了。 　　大浪过后，金子就出来了。 　　这简直就是当年明朝刘伯温赴应天府的翻版。不过，那一次，打仗的另有其人。这一次，导演和演员要一肩挑了，出主意的，和执行方案的人只有张先生本人来担当了。因为人马实在太少了。 　　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这场战争不是平素的打仗，是政治、表演、军事三合一的行动。其它人干不了这种踩着钢丝抛鸡蛋的高难度表演。 　　张其锽先生在永州带领区区三百人挡住直系大军的去路，有点像武侠书里的故事。那直系大军竟然也停下了势如破竹的步伐，来了一个急刹车。这一幕犹如螳臂挡车，旁人看得目瞪口呆。在别人看来是万分惊险的事情，在张其锽看来却是有把握的事情。 　　这个惊险动作，犹如武功表演中的碎石表演一样，背后是有必然的物理原理在后面做后盾的。 　　张先生并不是类于神仙的人物，他对现实和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举动实际上源于他对于现实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只不过旁边的人看不出来而已。 　　当张先生在会上提出自己方案的时候，他清楚这个动作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其它人并不相信。 　　其它人不信，有一个人信，那就是谭延闿。 　　在座的人中间，可能没有比谭延闿了解张其锽的。从他力邀张其锽去前线这件事情，可以得知，他心里明白，永州的战事，需要一个解杂乱纠纷的高手，此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张先生。（有些人善于和事情打交道，有些人善于和人打交道。谭延闿号称“谭婆婆”，从他走过的历史看，知人的功夫确实是一流的。他知道在这个形势下，可以帮他的人就是张其锽。他邀张先生前往“开会”与“探看形势”，而张先生这样的人，一旦探看进去，正好是帮人帮到底的那种。） 　　事后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几方面的问题： 　　南部湘桂联军内部存在问题，桂系对这次作战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不抵抗的后撤。湘军没有了桂系的支持，也没有了斗志，所以北军如入无人之境，廿四日进驻衡阳。北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第二路军进攻醴陵、攸县。 　　就在北军进展神速的时候，就在北军追击西南联军的时候，由赵恒愓、刘建藩部却掉过头来进行了一场反击，加上桂军的接应，收复了被北军占领的攸县、醴陵。这正应了 “穷寇莫追”，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中国古话。 　　虽然这一次反扑后，湘军就后撤了。但是这一次的反击胜利，使北军认识到湘军和桂军并未失去战斗力，有所顾忌，不敢放胆前进了。此其一也。 　　北军客战已久，军队已经疲惫，前面地形更加复杂，客观也不充许再进行激烈的战斗。此其二也。 　　北洋政府内部斗争不已，皖系和直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战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张敬尧却成了督军，伐南的内在动力不足。此其三也。 　　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挥师远进，深入岭南，占有地利的南军被逼无奈，很有可能集合起来作困兽斗，弄不好掉进这样的泥淖，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失去地利，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结果是吴佩孚不愿意看到的。此其四也。 　　全国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已经厌倦战事。主和派又有上升的趋势，西南求和的声音也在加强，此时勉强用兵，道义上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此其五也。 　　再一点，张其锽先生来领着三百人和直系大军对抗，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不对称的战争”，是老鼠和老虎的搏斗，占着地利人和，打不赢可以跑，并不是两件瓷器硬磕的事情。 　　尽管有上面的分析，如果北军在行进的过程中碰不到有效的抵抗，北军当然会当仁不让地继续前进。 　　北军就象一辆行进中的车，司机已经很疲劳，不加油门也没熄火，车继续往前溜，路越来越不好走。什么时候停，停在哪里，司机并没有打定主意。 　　这个时候，他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卡子，于是自然而然就把车停了下来，休息一下，也顺便看看前面的情况。 　　这个路上的卡子就是张其锽先生率领的那三百湘军，此时正在忙着满山遍野插红旗，放鞭炮，大布疑兵之阵。这是真正的疑兵之计，不需要对方太相信，只要对方有些疑惑即可。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需要一个支点，那些有前瞻力的人找到了这个点，于是历史就转向了。 　　这一次，谭延闿用人用得准，张先生算的准，玩了一个惊险无比，让大家心跳的动作，玩了一个老鼠戏猫的游戏。当然这个游戏玩的是胆识，玩得是对现实的穿透力。 　　事情说破了就这么简单，但大多数人不会找到这个答案，也找不到开锁子的钥匙。 　　有些人会有疑惑，张先生当初看出这些问题了没有？这不是猜测吧？那我告诉你，张先生洞若观火地参透了这里边的全部的奥妙，而且不是一般地明白，是非常的明白。如果你了解张先生，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与易占中辨象的过程相似，同样是从纷纭的象中清晰地理出那一条主线，然后判断，再形成对策。是见胆见识见天机的事情。 　　未来隐在一层薄雾的后面，当这一层薄雾轻轻地撩开，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没有发生，永州山上重回风平浪静。 　　世事象老虎，突然却变得柔顺起来，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结果了。 有些事情，看起来简单，其实复杂。有些事情看起来惊险，其实却很保险。 　　神奇的后面并不是靠神奇来支撑的。 　　当一场恶战没有发生，当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硝烟就如此散去的时候，那些跟着这个戴眼镜的书生忙乱了好多天的士兵终于露出头来，惊疑地望着山下的北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场大战，就这样地停止了。就象一盆悬在头上的水却没有泼下来，这简直形同游戏！ 　　可令人惊奇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个拥兵千万的吴大帅要邀请张先生去串门。却见张先生没有一点惊慌的样子，象是预料之中一样。只带了两个随从就上路了。 　　这几天连续发生的事情，真有点让人想不通。 　　吴佩孚打量着眼前的张其锽，他想看到一个名士的样子，想看看这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他的眼前却只是一个安静的书生。 　　他明白，这是一个说客。但是他怎么也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书生与说客挂不起钩来。这位张先生感觉有点沉静，在不说话的时候，甚至给人一点点羞涩似的感觉。只有当他纵论形势的时候，才会感受他的精神和豪情所在。 　　吴佩孚从一个读书人投身行伍，阅人很多。吴佩孚马上意识到，这个看上去温和的读书人，是一个奇才，是一个脱俗的奇才。 　　说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北军伐南，吴佩孚以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是北军最精锐的部队。 　　吴佩孚是以书生领兵而成军阀，文才也很好，有儒雅之气，这在当时的军阀中，是少见的。 　　更为少见的是，吴佩孚在沦陷区保持了晚节，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在他死后，所有他的敌对方，包括共产党，包括国民党，最后还包括日本人，都对他有正面的评价，这在军阀中，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张吴两个人慢慢地深入地交谈，两个人感觉到很投缘。 　　于是两个在战场上狭路相逢的人，金兰结拜，变成了异姓兄弟。这一次相逢，改变了湘军的处境，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张其锽的命运，这是后话。 　　张其锽先生毫发无损回到湘军驻地，而且敌军主帅居然成了结义兄弟，这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历史场面。 　　现在的湘军不用担心正面的敌人了，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回到湖南腹地，驱除不得人心的统治者。 　　湘军中上上下下都对这个戴着眼镜很文静的书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更令他们感到新奇的是，这位张先生还有一项与民同乐的大本事，居然能猜到大家藏起来的东西。这可是只能从书上和传说中才有的东西，这使得大家苦寂的生活有了乐趣，于是张先生又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神奇意味着希望。 　　感谢历史有这样一段等待的日子，使得张其锽有时间把他对于术数的学问留传了一部分下来，如果不是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得到神乎其神的传说。而不会看到中国历史上亲临军事前线，本身就是领导层之一的人，是如何用六壬参与军事决策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有原始记录的术数参与军事决策的资料。 　　好多术数都有参与军事决策的记载。但是真正具有翔实明确的例证的，还要说是六壬。 　　六壬占卜军事题材，好象是六壬的一个传统。历史上的六壬家，因为本身兼具多种身份，兼有多种才能，所以容易参与到各种决策当中。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军事活动作为社会活动中最激烈，最精密，最综合，最高级的对抗性活动，总是积聚着同时代最精华的人才，这些人才当中有很多通才，其中包括精通六壬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中国近代最混乱的一个时段里，在两场大战的间隙，《谭张遗迹》诞生了。 　　这本六壬书并不是专门要写的，而是真实的课例的汇集。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事情好多时候就是这样。 　　《谭张遗迹》作者张其锽先生并没有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他真正要写的六壬著作是《六壬经纬》，还有《六壬通考》。这两本书，前一本将次削青，后一本估计胸中已有大概，还没来得及形之于笔。 　　从张先生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痴迷功名和权利的人。他自己评价自己做一个学人更为恰当，早有隐退之心。他自己评价自己：政治不如军事，军事不如学问。 　　张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旁边的人评价他，平常没有一天忘记文字。哪怕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也要把书和文稿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读书作文。他最精于先秦诸子。但他是一个学以致用，有开放心态的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开始学习英文。后来他居然可以看英文书了。 　　张先生的夫人回忆张先生读书的情况有一段话，很为传神，描述的是张先生苦读的情况： 　　“子武（张其锽字子武）每晚都要看书两个钟头，有客时会客，等客人走后再看书，有时会看到午夜两点多。他吃饭时也看书不停，看得入神，筷子在桌子上挟两下，并没有捡到菜，接着就吃两口饭。我忍不住问他，‘菜好不好吃？’子武说：‘还好，还好。’我说：‘你嘴里有没有东西。’子武才发觉只是吃白饭，并没有吃菜。” 　　《谭张遗迹》的真正组织成文者，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曹孟其先生。 　　曹孟其先生， (1883—1950) 湖南著名的教育家。原名惠，字孟其。长沙人。曾任湖南都督府秘书、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后投入慈善教育事业，创湖南省孤儿院，任院长。并兼长沙广益中学、三峰中学校长。以孤儿院所有农田创办隆庆农场，购置拖拉机，为湖南机械耕作之始。又兴建给孤园，园中种菊花千余种。工书法，以北碑而参颜体，独具一格，人称“童体”。有《逸词残稿》、《孟其文录》、《孟父春秋》等传世。 　　当时曹孟其先生也是张其锽先生的朋友，与谭延闿一起共事，所以辑录了这册《谭张遗迹》。从这本书中，连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序文，不只是重要的壬学资料，历史资料，也是书法珍册。章、谭、曹、张的书法各有章法，美不胜收。 　　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给这册资料专门写了序。章太炎先生也是张其锽的好友。在张先生着的研究墨子的书《墨经通解》是由另一位大师梁启超作的序文，这也说明了当时张先生的地位。 　　章太炎在《谭张遗迹》的序言中说： 　　“长沙之复，盖得之诸人和，非天所致。观此占验，乃以王相推至，竟不爽，夫可怪矣。自昔虞仲翔、刘诚意辈，往以占术赞军，其成效不可诬。 　　天道玄远，固非浅见所能测也。” 　　在这里，章先生把张先生和历史上的术数大家虞翻、刘伯温相提并论，可见这位国学大师对张先生的评价。这在传统主流文化中不言乱力怪神的传统中，是很罕见的。 　　与这本书相关的另外一个主角谭延闿，稍稍读过一些近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物。 　　前两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前往中山陵谒陵。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中山陵碑亭中五米高的巨碑，碑上面镏金大字“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就是出自谭延闿的手笔。 　　谭延闿 (1880-1930)，字组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是民国著名的书法家。民国时期湖南都督，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南省咨议局局长，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部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后历任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等职。1923年2月随孙中山到广州，先后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等职。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张先生与谭先生同是1903年的举人，1904年的进士，张先生后来又在湖南为官，私人交情很好。谭和张先生有一些共同点，两个人天资都很高，都很内秀，爱好广泛，都有革新旧中国政治的抱负，都喜欢一些当时称之为杂学的东西。武术、骑射、书法等两个人都喜欢。 　　尽管如此，廿十年的时间，谭对张先生精于六壬并不知情。 　　谭在《谭张遗迹》中说：“我交往子武（张先生字）廿十年，不知道他有这样神奇的技术。今年在郴州才得知。从六壬射覆才开始相信。全面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曹孟其也在序言中说：“我的朋友无竟(张先生号无竟)可以用六壬来射覆，经常可以很神奇地射中。今年驻扎在郴州有衡宝战事，谭延闿先生每次咨询战况，张先生根据情况进行占算，语言或许有不得当的地方，但是事情向来是应验的。” 宁可欣赏失意的英雄，不可羡慕暴发的庸才。 　　英雄失意的故事自有英雄的气概在里边，可以振奋精神，启迪智慧。庸才暴发的故事看上去虽然绚烂，却只能让我们领略偶然的力量，沾染势利的心态。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六壬玩得就是一股清水，一旦水质变浑了，要想再澄清，是很难的。 　　 　　《谭张遗迹》的开篇第一课，居然是以一个错课开始的。这是一个射覆课。　　 　　公历 1920年6月8日 　　庚申 壬午 丁酉 丁未 　　四月申将甲午旬辰巳空 　　　青勾合朱 　　　午未申酉　　　 贵 蛇 朱 合　　 官 己亥 贵 日德 　　空巳　　戌蛇　　 亥 戌 酉 申　　 官 庚子 后 　　虎辰　　亥贵　　 戌 酉 申 丁　　 子 辛丑 阴 　　　卯寅丑子 　　　常玄阴后 　　张先生批语：为尊贵载水器，墨盒或墨水壶或妇女头饰盒。 　　墨盒为得。 　　或男女合照相片亦似。 　　曹孟其批语：此庚申四月占，余因无竟每占必验，特设而试之，覆中乃一烧残洋烛。无竟云：知操术如无竟，亦有时而干鬼神之忌，不尽信矣。 　　谭延闿批语：吾交子武二十年，不知其有奇术。今年在郴州乃知之，由射覆始信乎。知人之不易也。此二月廿十一日所为，自后军中遂群以占验为请矣。然亦不必尽验，十可六七耳。 　　 　　2000年，我在论坛上同时发了两个射覆的例子，一个是此例，一个是《六壬指南》后面射覆图书的例子，并无人参与讨论回答。 　　（现在网上的朋友们现在可以随便地知晓《六壬指南》中射覆的例子的起课原理，应该感谢上海的网友，其中网名“欢乐”和网名“凌波微步”的网友，是他们最先把上海图书馆的有关六壬馆藏的情况提供给了壬友们。而且其中包括一部分上海图书馆有关六壬的藏书是他们最先提供出来的。“欢乐”是一个聪明而又正直的人，很乐于帮助人。“欢乐”现在已经转向于他的事业，较少在六壬论坛上出现了，这才是智者所为，也是我最乐意看到的结果。尽管经常惹人厌烦，但我一有机会还是要劝说那些痴迷于术数的年轻朋友们，把事业家庭摆在首位，作一个理性的六壬爱好者。） 　　张其锽先生这一个射覆的课，虽然是错课，但很值得沉思，失败的案例有时更值得注意。因为那些高手失败的断例就象有些裂缝的名磁，也象有瑕疵的美玉，更容易从中看出事物构成的端倪，更容易品味高手们的精思巧构。 　　这一课张先生给出三大类答案： 　　1、盛水或者盛墨的器物。 　　2、妇女头饰盒。 　　3、男女合照相片。     答案却是：烧剩下的蜡烛头。 　　 　　这三个答案与覆中所设物并不合，但从课理的角度来讲，张先生断语中的取象是精妙的，合象是圆融的，出象是锐利的。 　　六壬课有时就是这样，有些课断的虽然对，但是于理不合，从六壬的学术来讲，并没有意义。有些课虽然断的和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从课理的角度来讲，却断的很好。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以前在文章中所说的，六壬的象和现实的事物之间是两个不对称的集合。这两个集合中，一个集合的元素和另外一个集合的元素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从数学的意义上讲，是用映射关系建立起来的两个集合。这是六壬的难点所在，也是六壬的妙处所在。 　　射覆，这个“射”字，真是叫的太好了。尤如一束光，准确的射向那黑暗中的目标。 　　把一些零星的对象的描述，整合成一个最能体现这些象特征的一个物体，是一个很精妙的思维过程。 　　尤如科幻电影中的特枝镜头，一些物体的碎片，向一个地方慢慢地飞过来，然后各就各位地砌合成一个完好的物体。这种过程，看上去很神奇。六壬射覆的思维有些类似于此。各种课象，各种可能的物象在脑海里翻腾，不断地吻合，不断地变换角度和位置试验，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最好的锲合。于是一个物象产生了。 　　以射覆的角度来讲，“刚日取日上神，合发用言之；柔日取支上神，兼用神言之。”古人用词，字字斟酌，刚日用一“合”字，柔日用一“兼”字。 　　这个课，最关键的两个元素在于一个“螣蛇戌土”，一个“贵人亥水”，这两个课中的单元是最重要的象元。这两个象元溶入到整个课意中，还要溶入到占课时的情境中。 　　军营之中，荒辟之地。这个影象大半是一个用品，是一个贵人身边的用品，与文明文化有关系的用品。再思之，再细思之—— 　　亥水贵人，亥主墨，又近贵人之器，为天德，故尊贵载水器或墨水盒。 　　亥为登明，为妇女，为首，为首饰，故而妇女之首饰盒。 　　亥又主图画，光明文明，则男女合照之相片。 　　………… 　　张先生脑中课象慢慢显现出来，总感觉到有些不踏实处。仿佛已感觉到覆中的东西，呼之欲出，就是说不出来。 　　射覆射过那么多次，从来还没有象今天一样。课中元素的“象”老在那里转，老像和自己捉迷藏似的，老感觉抓不住。你到了这里，它却溜到那里，甚至可以听见覆中那个影象的声音，可以感受到覆中物体上留下的人的体温，甚至可以感受到设覆者的窃笑。射覆好象是设覆人和操式者的一场对奕，也像是操式者和设覆人场能的一场较量。 　　犹豫，沉吟，旋转，定夺……出击吧，所有的战斗总是要出击的，箭已在弦上，总是要射出去的。再瞄，目标会更模糊了，一个老练的箭手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对自己说，放手吧！于是，那箭便像飞一样地出去，憋足了的思绪便随着那箭一起脱手，直冲向天空。脱手的那一霎那，感觉到了一种空旷，一种登高望远的开阔，一种溶入万物的感觉。这种感觉太熟悉了，这是一种开放的感觉，一种充塞天地的感觉，一种自由的感觉。 　　壬家就象勇敢的箭手，脱手那一刻，德，智，仁，勇，俱在其中。 　　箭已经出去，向空中飞去，向着目标飞去。最后游向了虚空的物象，却没有射中靶子。 　　慢慢看到了曹先生带点狡黠的微笑，听到了众人“咦——”惋惜的一声。士兵们太替张先生惋惜了，因为他们喜欢张先生这样一个人，也喜欢张先生带来的神奇。 　　艰难的日子太需要神奇了。 　　一进入六壬这个领域，张先生便成了一个孩子。他望了望旁边的士兵们，也看了看对面微笑着的清瘦的戴着眼镜的曹先生，舒了一口气，说出了一句有些傲气而不甘心的话，也似乎有点象借口的话： 　　“想不到研究术数到了我这样地步的人，有时也会引发鬼神们的不满，不能所有的课都判断准呀！唉……” 　　他情不自禁地叹出了这句话。可是，他不知道很多的术数名家们，无论是在他身前的，还是在他身后后，都曾这样地感叹，甚至辞句也是一样的。 　　这成了一句著名的感叹，时间上永不相遇的人，相聚于一句感叹中。这是偶然的感叹，也是必然的感叹，天地同此一叹。 　　曹先生看到了射覆的结果，也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心里却暗自庆幸：纸上写的那些答案，都是自己开头准备放的东西，幸亏后来改变主意，没有放进去。 谭延闿说张其锽“不必尽验，十可六七”，曹孟其说张其锽“语或过当，事向验之。”两人说的略有差距。 　　从《谭张遗迹》收录的整体课例来看，除了一个射覆课，其余都是军事的决断，基本上都是应验的。 　　谭和曹对于张先生的应验率没有具体数字的统计分析，各以自己所见所闻或者映象来评价。 　　我们推断一下，除了忙乱军机大事的时间，在娱乐的私人时间中，应该曹孟其和张其锽对于壬占这一类的事情，交流的要多一些。因为曹孟其也是很好学的一个人，一个很有好奇心和童趣的人。 　　从对壬占的评价上，实际上暗中隐含着，谭延闿与曹孟其两个人内心世界观的不同。从私人关系的深厚上面，张和谭的关系要深的多。可是从内心的爱好相同上来讲，曹孟其先生和张其锽先生的情趣更相投一些。联系整个《谭张遗迹》中，谭延闿流露出的对壬占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没有严格数学统计的评估来讲，人们的内在倾向性决定着评估的程度。 　　曹孟其先生最后终于脱离政治，一心转向于教育事业，更证明了他内心的一种取向，他和张其锽一样，骨子里其实是知识分子。谭延闿从翰林院编修做起，主流思想根深蒂固，屡经沉浮，一直从事政治，善于在政治人事中走折中的路线，人称“谭婆婆”。谭表面待人温和，内心看起来却很有主张，最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修成正果。 　　壬占射覆即以“十可六七”讲，也是一个惊人的成绩。莫说“十之六七”，就是“十之三四”，如果稳定发挥，在当今来讲，是惊人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在大庭广众面前，经得起数理统计的分析，确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当场应证，事实上已经颠覆了当今西方主流科学的基础。 　　做为张先生那个事代的人，到不会感到自己射覆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因为他只是觉得自己印证了古人的学问。在一个天地人大一统的学说中，能感应到覆中设计的物体，在传统哲学的理解中，这是自然的一件事情。 　　历史潮水的冲涮，有关张先生术数的事迹，渐渐地被人淡忘了。毕竟在中国主流的思想中，张先生的其它事迹更值得宣扬。而这种术数神奇的事例，或多或少地会被正统的人们认为似乎是不太入大流的东西。 　　但是有些史料还是留下来了，也许是研究张先生的诚心所致，有些史料自然不自然地会聚起来。这也许是一种机缘吧。 　　 　　前面说了，进入六壬这个领域，六壬名家们都变成了孩子。这是他们内心的自然流露。 　　张先生并不把射覆看作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也不是偶一为之，心情闲适的时候，他甚至主动愿意表演一下。 　　张其锽先生任广西省长的时候，当时担任幕僚长的何勇仁先生后来回忆说—— 　　在广西省长任内与张省长接近者，除本人外，尚有何庆云（字朶坛，任广西高等审判厅厅长，即现制之高等法院院长），张叔达（任广西省推运局局长）二人，我等三人俱系接受新教育者，对于看相、算命、卜卦等素来不信。 　　晚间常于谈公事之余，即于子武的休息室聚集，有时与子武闲谈至深夜，从天文地理而到人事掌故无所不谈，并且常常作有限度的及有礼貌的和子武抬杠。我等否认“奇门”、“六壬”等的存在价值，子武绝不以自己乃一省之长而有所托大，反而讲不少和谭畏公（金河曲按：此处之谭畏公，即谭延闿，号畏三。此文旁证了张其锽先生和谭考证壬占的事）过去如何试验印证之故事给我等听。 　　而我等即乘机提出：“要使我等五体投地，必须当面表演给我等看才行”，但是子武总以微笑示意，或说：“等机会吧!” 　　某日晚上，子武政务较闲，手上拿一易经。我等以为彼正在静心默想，却不料首先开口问： 　　“你们不是要考我吗？” 　　“不敢不敢，我们只是求教。” 　　“好，你们怎样考我呢？”子武兴致勃勃自动提出询问。 　　“我们要包裹一包东西，请您算一算，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好，可以的，你们在外面准备吧。” 　　子武欣然应允。我等步出休息室到客厅，四周张望，竟无一物可以包裹者，旋遇专服侍子武佣工阿桂，以为我等找寻遗失物品，后告以经过，即步入阿桂卧室，复四面张望，发现室内方桌上放着一包“洋火”，（供吸纸烟用的火柴）三人低声洽商后，决定利用仅有之一包火紫，由朵坛将火柴先用报纸重重包裹成约一尺平方大小，外面再用桌上白枱布包裹，甚为整齐美观。我等再次进入子武休息室后，彼正在静坐闭目养神，旋睁开双眼，见我等手后布包，微笑示意我等先启齿。 　　“请省长神机妙算，这个包裹里面裹着什么东西？”我将包裹递过去。 　　“好，请你们静坐片刻，等着答复。” 怀疑的精神，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之一。 　　前一篇说道，张其锽先生任广西省长时，三个年轻的部下，受的是新教育，并不相信张先生的六壬。经常拐弯抹角地和张先生抬杠，并寻机会要试一下张先生。 　　这几个青年人是活泼的，是有个性的，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新时代的精神。从这点上来看，清末的革命，不只是社会的革命，也是民族精神的革命。六壬之法在清以后整体没落，是思辨哲学的衰弱，是思想的衰弱，也是民族精神衰弱的一部分。 　　任何东西，只有怀疑才有进步。怀疑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因为有了疑情，我们才要想办法来证明。所以，学问从疑情开始。怀疑的人性的觉醒，是主动性的体现。 　　六壬的前贤们，都不肓从，都有实证的精神，有怀疑的精神，思想是开放的。 　　三个青年人在一个空寂的夜晚（这样不会被声色淹没的夜晚，现在的人已经体会不到了。那一种真正寂静的夜晚，正是静思的好时候），他们兴奋地把火柴包了一个包裹，等着看好戏。他们很聪明，把一盒火柴居然鼓鼓囊囊地包了一个大包裹，来了个疑兵之计。 　　再看何先生的叙述—— 　　 　　我等三人静静坐下后。见子武先启开一本卜算书，再用几文旧铜钱在双手合掌中摇滚几次，经过一番计算和思考后，即提笔直书： 　　火融融，木片产山中。火融融，五彩画纸中。 　　火融融，两面在通风。火融融，中间是空空。 　　我默默为子武祷告，望他福至心灵，所卜全对，并急不及待，偷看子武笔书。看到第一句“火融融，木片产山中”，即面有喜色，示意朵坛、叔达二人一个惊佩的表情。 　　及看到最后一句“火融融，中间是空空”，心中又甚着急，因火柴盒中间正塞满火柴技，怎能说它“中间空空”？！ 　　但朵坛看了之后，连声表示：“很对，很对。” 　　因朶坛开始打包时，曾私将装放火柴之小盒子拿出，仅将一个空的火柴盒外套包起来。 　　子武自认甚有把握，并无紧张神态，最后看到一个空火柴盒外套，然后笑说了一声： 　　“对了吧？” 　　我们当时非常惊佩，曾要求子武传授此一神奇学问，并询问如何算出“火融融，五彩画纸中”？（因我等正拿起火柴套所贴的五彩画来看）子武即根据学理予以解释，我等无此修养，殊不易了解。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很精彩，尤其最后的覆中东西的变化，更具戏剧性。其中张先生的从容，两个青年人的灵活，当事人对于张先生的担心，廖廖数笔，描写的尤如亲临其境。 　　我们慢慢地回过神来，品味这个故事。首先一个疑问，张先生这一次射覆，用的不是六壬，而是易卦。 　　回忆中，没有给出张先生打出的是什么卦。根据我的臆测，这个卦应该是《风火家人》之《风雷益》。为什么呢？一个原因可以从张先生的断辞反推卦象，一个方面，以前自己用易卦练射覆，同样是火柴，大致也是同样的卦。 “子武启开一本卜算书”这一句话，这句话有点蹊跷。估计是一本类似于《易林》的易卦另外的辞解。我前十来年，好象见到过类似于上面易辞的一个出处，但是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书。我们按惯常卦理解一下。 　　“火融融”不难理解，风火家人卦，融融之火扑面而来。“木片产山中”，巽为薄木，变中有互体见艮，所以产于山中。“五彩画纸中”，巽为五，离为彩，故“五彩”。“两边在通风”，风雷相薄，两边通风之象。“中间是空空”，《风雷益》约象如此。中间之“坎”（青年人）变为空空，甚为有趣。 　　 　　易卦射覆常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取机非常重要，机发当时，卦象非常清晰，明了。 　　记得以前自己曾经射覆得一《火水未济》，覆底是一个月份牌。不得其解，左思右想，玩味时长，偶然大悟，《火水未济》者，日月也，日往月来，月往日来，日月交替未有穷尽之象。再没有比这更恰当更直接的象了！“八卦以象告”，易象之奥妙若此，令人感叹。 　　这里也说明了张先生的术数体系中，是各种术数并用的，史料中说他“夙精术数，河洛壬遁，无不终究”，《易经》位列五经之首，普通易占，对于他这个甲辰会试八十六名、殿试二甲的进士来讲，那就更是本业了。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那种状态，由于何先生也是文人，所以对当时的场面描写的很贴切。 　　慢慢来体会，一种平和的，超然物外的神情，在不经意中闪露的童趣，一种毫不拿捏的自然，体现在当事人身上。如秋水般清澈，象细雨般润物，似溪水般灵动，这才是六壬的水。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真正术数的内涵。 　　张其煌是这样，陈公献也是如此。《六壬指南》最后两个射覆课的断语中，虽然只是几个字，把陈公献的童心表露无疑。 　　一课是范玄同袖帨中包着物件，让陈公献射，陈公献射出是四分八厘重的两块牛黄。陈公献自己记录“范大服”，只这“大服”两个字，把陈公献当时那种自得的心情，表达淋漓。 　　第二课是司化南问自己袖中有什么东西？陈公献判断为书。最后司化南“乞讲一理”，也就是求你给我讲个道理。极有可能，一开头，司化南问什么道理，陈公献哼哈敷衍两句，但司化南不依不饶，打破沙锅问到底，陈公献只好说出一番理由。同于孩童行径。 　　我每当从壬书中看到这样的语句，心中不禁大乐，读多少遍也还是要乐。 张先生这次射覆用的却是易卦，令人奇怪，仔细想想，却并不奇怪。 　　张先生平常射覆还不仅只于用易卦，也用奇门遁甲。 　　据黄菎山先生回忆—— 　　子武于六壬之外，亦精通奇门之术，事能前知。某次席上，友人屈指作拳状，请子武推断，掌心中藏何物。 　　子武就席上取牙签数枝，略事摆布，断曰： 　　“此物非木非石，其形圆而长，中空，如非枪弹壳子，即为纸捻筒子。” 　　友人伸手出示，则所握者果为水烟壶之纸捻筒也，举座为之称奇。 　　 　　“牙签数枝，略事摆布”，这句话，如果不是亲自见过的人，不会这样说。如果是道听途说的人，一般都会想当然地说“掐指一算”“用笔画一个奇门卦”等等，不会说出“牙签数枝，略为摆布”的话。 　　在民国以前的社会，奇门遁甲并不是鲜为人知，不象现在人说的那么玄乎。过去，在江湖上称为“精门”的打卦算命这一行中，奇门被称为“八叉子”。街上摆摊的算卦先生中，有好多都是摆奇门的，当然这里边真的假的都有。奇门过去一般用的是奇子，不用写局，得出一局，然后用奇子一摆，看起来方便。 　　“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这一句俗语流传甚广，实际上反证了奇门遁甲过去的流行情况。 　　前廿年，奇门遁甲的书和金口诀的书，在老百姓家里，存量并不少。稍微发达一些的地区，做不到村村一本，五六个村一本是可以均到的。但是大六壬的书比较少见。 　　张先生这样的方法，数似于这样的道理，也是用牙签权当奇子，来摆奇门，这也是一个习惯的方法。但是奇门不象易卦那么简练，所以我们不可能象张先生上一个易卦一样，通过张先生的断语，反猜出张先生得到的奇门盘局。 　　张先生一言中的，猜中为“纸捻筒子”，着实惊人。这个“纸捻筒子”，现在见过的人不多。过去抽水烟袋的时候，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取火的办法就是用火镰打出火，点燃这种“纸捻子”，也就是“纸媒子”，然后再用来点燃水烟。这种纸捻子，始终是燃烧的，但不点烟的时候，就和占燃的檀香一样呈“阴火”状态，要点烟的时候，用嘴“突”急吹，便会出来明的火焰。“纸捻筒子”大约是装纸捻的一个金属筒子，和枪弹壳子是一样的东西。 　　张先生射覆，六爻、六壬、奇门三者并用。并不拘于哪种方式，在这一点上，与古人是一样的。这从实践中说明了这三种术数在深层次上的一种相通性。 　　近代的六爻和古六爻相比，由于六爻传播广泛，产生了很大的变异。（有时候，传播广泛对于文化的传承来讲，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六爻的判断，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精致，判断的理路越来越单一，在所谓“一理融贯”化的同时，立意却远不如以前雄奇了。 　　我孤陋寡闻，近来见好多的六爻方面的发明密诀，实则只是循回了一部分古人六爻占断的路子。事实上，古人于六爻的占断精密程度是丝毫不让于六壬的，思路同样是很广阔的。 　　我们来看一个真正用六爻射覆的古例，这个例子2000年我曾经贴在三式论坛上。（当时贴上去，立马就有两个易友有反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一些灵敏的朋友，好象能从空气中嗅到一些东西。相反，书中公开的那么多精彩的话，那么大的字，有些人好象无动于衷。每天热衷于找密诀，找高人。可叹！） 　　《秘本》中也存有这个例子： 　　癸酉年 辛酉月 己酉月 戊辰时 　　 　　　　　　　　　　　震宫：泽雷随（归魂）　　　　　　坎宫：泽火革 六神 　伏　　神 【本　　卦】　　　　　　　　　【变　　卦】 勾陈　　　　　　　▄▄  ▄▄　妻财丁未土　应　　 ▄▄  ▄▄　妻财丁未土　　 朱雀　　　　　　　▄▄▄▄▄　官鬼丁酉金　　　　　▄▄▄▄▄　官鬼丁酉金　　 青龙　子孙庚午火　▄▄▄▄▄　父母丁亥水　　　　　▄▄▄▄▄　父母丁亥水　世 玄武　　　　　　　▄▄  ▄▄　妻财庚辰土　世X-> ▄▄▄▄▄　父母己亥水　　 白虎　　　　　　　▄▄  ▄▄　兄弟庚寅木　　　　 ▄▄  ▄▄　妻财己丑土　　 螣蛇　　　　　　　▄▄▄▄▄　父母庚子水　　　　　▄▄▄▄▄　兄弟己卯木　应 　　 　　断语：占时发动，庚辰金旺，得岁月日三传相合，六三爻下伏错卦酉金鬼相合，旺极之象，所射之物必活。 　　本卦外悔为兑，兑为口，得年月日俱金相比，则不作废缺论。 　　上互巽变干，巽为股，干为头；下互艮变巽，有艮止巽入，风土相化之象。内贞震变离，有震足离目之象，但体下伏阴金太旺，此物主水湿而生，多动少静。 　　最终断语：此物属土，时长时曲，色紫带绿，形体备足。 　　覆中之物——蜈蚣一条。 　　 　　此一课射覆，颇有古风。卦象爻象，互相参究，以事入理，以理度事，思路缜密，立意高远，逐渐逼近，最后一语定乾坤，指出覆中之物。 　　 　　近来，有六壬六爻谁高级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聚讼纷纷。 　　实则，六爻六壬取机方法不同，判断理路体系虽有侧重，类同点却很多。在后来发展史中，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缘关系很近。历史上的六壬名家基本上也是易理的高手。 　　2002年以前，网路上的六壬判断，多用近代或者现代六爻来套六壬判断，使六壬变为现代六爻的一种附庸，不识古人真实面目，流于空泛，使得六壬的研究和讨论不能深入。笔者有感于此种风气，曾写了《六壬与蹬三轮车》一文，厘清六壬与六爻的区别所在。但这篇文章只是对初学者而言的。与这篇文章相对应的是，同样笔者也在网上论述过六爻与六壬的历史渊源关系。 　　对于那些对六壬有了较深入研究的朋友，撇开那些易与六壬简单的比附的内容，透过形式，从本质上再往深里思考，就会体会到六爻、六壬、遁甲、太乙在深层次的相通性，体会到这两种术数在历史上的联系性，更进一步品味到隐含在内部的亲缘关系。 　　六爻，尤其是金钱筮法，因其群众基础广泛，流传面大，难免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夹杂一些俚俗的地方。但金钱筮法，从原理上来讲，直承古筮法，虽然简略，但是正宗的卜筮之法，有其深刻的依据性。     再从纳甲的体系讲，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解易体系。纳甲始于京房公开提倡，但京房的易学是有其传承的易学。后来基本成为汉朝官方的解易体系，不是偶然的。 　　对于术数来源的考证，前面的学者多有论述。曾记得有学者论述易的文化和术数文化的异同，进而论述易文化和术数文化的不同的起源，颇有见地。几年前，偶而购得帛书影印件，却发觉此论有待商榷处。 　　关于周易与术数，六爻与六壬，我多年留心于此，略有些心得，以后有时间，当撰专文论述。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钱筮法虽然相貌类俗，却是名门正出，万不可小觑。研究六壬的朋友们，不要有贵族思想。 说到射覆，学六壬的朋友们一般会认为射覆是六壬的强项，其实这个看法不一定确实。事实上，历史上最著名射覆三大案例均出自易卦，而非六壬。 　　射覆的三大案例，分别是东方朔、管辂、郭璞的射覆案例。 　　射覆，顾名思义就是去测算或者猜度，覆在容器中的物品。射覆有据可考最早著名的是东方朔的射覆。 　　之所以称它们为三大案例，是因为它们的发生时间早，有翔实的记载，射覆精妙神奇，传播广泛，有影响力，被广为传诵。 　　第一个例子，是东方朔射覆的例子。 　　汉书记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 　　守宫是壁虎的别名，正是象龙没有角，象蛇却有足。 　　这个事件中，第一是让好多的术数家射，都射不中。一方面说明这种射覆的活动，在此以前可能就有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术数家真正可以有可靠的预测功能的也是极少数。（前面我们说过一个观点，任何时代真正的准确率很高的术数家只是极少数，自古亦然。） 　　“臣尝受易”“别蓍布卦”这两句话说明东方朔用的是易卦的方法。“别蓍布卦”就是“分蓍布卦”，这在当时是一句专用的名词，专用来说蓍草占卦。《易》说：“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就是分蓍草出卦的过程。 　　至于东方朔善不善六壬，这个很难说。仔细揣磨东方朔的比较有据的文章，感觉东方朔应该多用的是易卦与汉时流行的占候之术。（有壬友会说，东方朔还有六壬著作传世呢。我也读过署名为东方朔的六壬书，但是否为东方朔所著，存疑。） 后来有人请教管辂关于东方朔射覆的道理，管辂立起卦来，点出“会于辰巳，分别龙蛇”，解释其中错综复杂的卦象，与相互变化作用，用巧妙的比喻和精炼的话语讲给人听。问的人听完以后感叹说：“我听了你讲的卦意，精神就象要腾空而起，几乎要飞翔荡漾开来。多么广阔汪洋的思想才能到达这种地步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管辂的话，因为他的年代去东方朔的年代还不太远。“会于辰巳，分别龙蛇”这句话里，隐隐约约透露出纳甲或者爻辰的一丝消息。 　　 　　第二个著名的案例，是管辂射覆的例子。 　　《三国志》中记载“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 　　这一个例子说得更清楚，“卦成”后管辂把覆在容器中的三种物品“燕卵”“蜂巢”“蜘蛛”，一一道来，无一错误。在坐的客人乐不可支。 　　这个诸葛原也很喜欢占卦，在管辂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说：“今天就要分离，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的面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地射覆吧。”结果管辂又是全占中了。 　　诸葛原就说：“你为我解释一下断卦的思路，让我也开开心。”于是，管辂就把断卦的道理讲来，他把爻象和卦理，用风趣的语言解释出来，道理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大家感到比射覆本身还快乐。 　　近人尚秉和先生把这个卦复原了一下，卦象如下： 　　【火雷噬嗑】 　 【震】　　 【雷泽归妹】　  射 燕卵 射 蜂巢 射 蜘蛛 　▅▅▅▅▅　　▅▅　▅▅　 ▅▅　▅▅ 体▅▅　▅▅　　▅▅　▅▅　 ▅▅　▅▅ 　▅▅▅▅▅　　▅▅▅▅▅　 ▅▅▅▅▅ 　▅▅　▅▅　×▅▅　▅▅　 ▅▅　▅▅ 用▅▅　▅▅　　▅▅　▅▅　 ▅▅▅▅▅ 　▅▅▅▅▅　　▅▅▅▅▅　 ▅▅▅▅▅ 　　尚先生对自己这个复原的卦，很有信心。他说，即使管平原（管辂藉贯平原，故称管平原）复生起来质对，也可以保证没有错误。 　　 　　第三个箸名的案例，是郭璞占断“驴鼠”的例子。只所以把这个归于射覆，是因为这个卦虽然没有用容器来覆一物器，但本质上却是属于射覆的。 　　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佑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佑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其卦曰：“艮体连干，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武（亦作虎）。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同擒），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名之，是为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余，遂去不复见。郡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共阝）亭驴山君鼠，使诣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其精妙如此。 　　这个例子更为奇妙，大家碰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动物，这个灰色的大型动物，脚长得跟象一样，动作缓慢。（这个动物具备了一切草食性动物的特征，一看就是善类。）让郭璞断卦，郭璞除了断这个动物的形貌外，还给他命名为“驴鼠”。并且煞有其事地说，这个动物是庙神和山神的灵物，只不过路过这个地方，要回到驻地。结果大家不相信，去问看庙的巫师，巫师和郭璞口径统一。 　　这个例子，清朝毛奇龄解释的并不对，他是按普通的易象解释的。实际上，这个例子是真正用的正是纳甲法。 　　一九八八年，我在某大学图书馆翻阅《玉函山房辑佚书》的时候，端详这个例子，突然有一种直觉从脑海中划过——这卦用的是纳甲筮法！古人单用卦象解释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为这个发现我兴奋了好长时间。这个例子的解释过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对于六爻的演化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偌大的一个大学古籍阅览室，除了两个管理员，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当时经济大潮正在淹没一切，所有的人都在想着下海淘金，少有人想着读书。真不会想到过了几年，术数会这样地热，会有如此多的大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世事沧桑啊。） 　　后来仔细读书，才发觉早在六十年前，尚秉和先生已经否定了毛奇龄和李刚主对于这一卦的解释，指出这是以卦象论兼纳甲筮法。 　　　　　　　　　　　干宫：天山遁　　　　　　　　　　巽宫：山风蛊（归魂） 　伏　　神　【本　　卦】　　　　　　　　　　【变　　卦】 　　　　　　　▅▅▅▅▅　父母壬戌土　　　　　▅▅▅▅▅　妻财丙寅木　应 　　　　　　　▅▅▅▅▅　兄弟壬申金　应○→　▅▅　▅▅　子孙丙子水　 　　　　　　　▅▅▅▅▅　官鬼壬午火　　○→　▅▅　▅▅　父母丙戌土　 　　　　　　　▅▅▅▅▅　兄弟丙申金　　　　　▅▅▅▅▅　兄弟辛酉金　世 　妻财甲寅木　▅▅　▅▅　官鬼丙午火　世×→　▅▅▅▅▅　子孙辛亥水　 　子孙甲子水　▅▅　▅▅　父母丙辰土　　　　　▅▅　▅▅　父母辛丑土 　　 　　这个卦尚先生解得很好，只是文中“两翼不许”，不及“两灵不许”合理。 　　笔者来解一下这个卦，这个外卦为干为天，内卦为艮为山，“其物巨壮”，内卦为山，得卦为《遁》，有遁逃的意思，《山天大畜》之山向下潜行，则变为《遁》，则为“潜山之畜”。艮卦坐于丑寅之方而又动变，所以说它“匪兕匪虎”，既不是牛也不是虎。官鬼与世爻并， “身与鬼并”，“精见二午”，卦中见两个官鬼午火，官鬼为精气，神灵。内卦变为巽回头克，世爻亦被亥水所克，应爻申金兄弟为午火所克，艮又为止，有被擒受创之象。申金兄弟为两官鬼午火所克，则“两灵不许”。尔后申金五爻而动，行动迅速，艮卦乘云远遁，直出外卦，则“还其本墅”。 　　关于名称，干为马，世又为马，艮为鼠，则马鼠之属，郭璞命名曰“驴鼠”。细想其故，因干动变为艮，则行动迟缓，无有马强健的步伐，所以称“驴”可矣。 　　玩味一下这个卦象，午火变为亥水，怎么看怎么像“河马”，于是童心大发，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中国虽然生存过“犀牛”，却似乎并没有生活过“河马”，令我大感失望。看来我们只能继续郭先生的叫法，称它为“驴鼠”了。中国历史上有关这些神奇的动物屡有记载，这也给后人们留下了好多想象的空间，使得冰冷的历史多了些许趣味性。　 东方朔射覆用的是易卦，这是历史的事实。 　　我们研究古代的筮案，史料中记载的案例，应该说易卦始终是主流和大宗的方法。在其它的术数门类中，虽然有不同于易学思想的表达，但由于《易经》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强势地位，使得这些术数在或者在开始成形或者在其后的发展中，无不浸润着易的思想和方法。 　　那么，东方朔究竟懂不懂六壬呢？ 　　这个问题，不好确证。 　　汉代式盘的发现，证明了式占在东方朔生活的年代是存在的。 　　但现存的署名为东方朔着的六壬书却不一定是东方朔写的。古人已经指出历史上有伪托东方朔着的书。 　　以《东方朔射覆无移集》为例，书中的口气不像是汉代人的口气，书中所写的诸如用品、植物等，看起来也与汉代的常用日用品有不相投的地方。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这本书不是东方朔本人写的书。但是该书中是否含有东方朔对六壬的见解，或者是包含着东方朔六壬的方法，则不得而知。（术数书，伪托前人的现象很多，有好多书虽然伪托，但不能否定其价值。） 　　无论东方朔懂不懂六壬，一个事实是，东方朔精通于易卦，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受考验的时刻，在决定命运前途时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射覆，用的是易卦。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即使东方朔真的精通六壬，但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最锋利的利器是易卦。 　　 　　我们从管辂复原东方朔卦的蛛丝马迹中推测，最有可能的是，东方朔用的也是一种类似于纳甲爻辰的方法，易象与干支搭配来预测的方法。（东方朔生于公元前154年，京君明生于公元前77年，但京君明易学是有传承的，所以纳甲法不一定是京君明自己发明的。） 　　 　　上面说的是历史，下面再从技术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一下六爻和六壬运用于射覆的适应性。 　　如果是单论易卦和六壬课的课式的多少，明显地易卦要比六壬课的课式要多出许多。 　　假如我们不算四建对于课式的影响，以及神煞的影响（绝大部分的神煞实际上也是四建的一种连带关系者）。 　　易卦的课式有： 　　64 × 64 = 4096 种课式 　　如果算上六神的不同组合，可有： 　　64 × 64 × 6 = 24576 种课式组合 　　 　　六壬课的课式有： 　　12 × 60 = 720种课式 　　如果采用占时，以实际的昼夜来起贵人的话，可得： 　　12 × 60 × 2 = 1440 种课式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六壬课式不如六爻课式种类多。如果用来射覆的话，假如都不考虑四建的影响，一种课式来代表一种东西的话，同样一个六壬课的代表物体的重象率要高于六爻。换句话说，假如有2000种物体要求射覆，如果分配给六爻课的话，每种物体可以找到自己单独的课式来代表，如果用六壬课的话，有可能两种物体只能共享一个课式。 　　如果考虑四建影响的话，比上面的情况悬殊还要大。这是因为，假如影响六爻课的是四建的话，影响六壬课的只有三建，日建作为六壬课内本身的一个因素，已经包含在课内。而且对于射覆来讲，四建对于射覆中定性的约束性并不是太大的。 　　（这是一个静态算账的方法，动态分析的方法，涉及到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论，这里不进行讨论。） 　　两种课式的代表性如何，不言而喻。　　 六壬和六爻在射覆上的适应性问题，既然开始讨论，就静下心来索性分析一番。 　　让我们继续来分析，六爻和六壬两种课式在射覆中，元素的约束性问题。 　　把射覆比做猜谜，我们大家都知道，给定的条件越多，提示越多，谜面的话语越多，越容易猜中谜底。 　　这就象线性方程组中的约束条件一样，约束条件越多，越容易给出相对确定的解。 　　假设有一个预测法，只给定你一个地支，让你射覆，即使这个地支很鲜明地反应了覆中物体的特征，假如没有其它信息的帮忙，恐怕还是难以射中的。因为一个地支所能代表的物体太多了。 　　我们以六壬和六爻最常见的射覆的方法看（这里边有一个大前提，假设六爻和六壬的课式，都能反应覆中物体的特征。）： 　　六爻和六壬组成的取象的元素基本相同，都是由地支为主体组成。 　　六爻最常见的方法，是一种满盘占的方法，世应、动爻、卦象相互相辨证联系，可以确定一个物体的因素很多。 　　六壬课常见的方法，是以四课三传为核心的方法。在这四课三传中，射覆取用到的只有两处。即：刚日视日上神，柔日视辰上，兼发用论之。 　　四课中只看一处，三传中只用一传。（古书中，射覆门中末传不论，课体也只论八体。当然实占中，有三传兼看的。）这样使得课中参考的元素极少，给定的约束条件也很少。 　　即以六壬射覆书中所讲的“课首法”，也只是另起了一组三传，四课沿用原四课。因素也只是多加了一个三传。 　　两厢比较，在射覆中，给定的约束条件，也就是给定的“谜面”的词语量，六壬不及六爻。 　　 　　再从起课上来看。 　　六壬正时的起课法，从道理上讲，可以称为有客观性的起课方法，是取天然机的方法。 　　六爻摇卦的方法，是主观性的起课方法，是人造机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说，万事都有必然，摇卦也是一种必然。） 　　但在射覆当中，不可能都用正时。尤其像前面所说的，东方朔和管辂射覆的故事，一射好多件，为了区分不同的课，必然要寻找一种起课的方法或者一课中间如何分别的方法。而其中自然而然可以想到的方法，就是用占时。（还有一些方法，如次客次筹的方法、中黄法、克应法等等。） 　　如果用占时，一天中也只能是十二个课。要想更多地起出课式，干、支、时辰都来拈取的方法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不过，且慢，这里边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筮仪的问题。 　　如果六壬也采取占时的方法，甚至干、支、时都采取拈取的方法，这和六爻的人造机的方法变得如出一辙。丧失了“正时”天然取机的特点。 　　但六爻的筮法，即取机的方法，初始就是如此的。是经过多少代前人的验证，有一套模拟自然的程序得来的。金钱课虽然取法便捷，却也是直接脱胎于筮法，是古筮法的简化版，有其深远的历史性，深刻的象征性，玄学上的合理性。而六壬如果一味地采取随机取数的方法，却似乎确少合理性的支撑。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采取占时的方法，六壬取机的方法在玄学的合理性上不及六爻。 　　有朋友会说，那些仪式或者那些程序有什么重要呢？只要心诚，这不都一样吗？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有定数，出什么课看上去是偶然的，却也是必然的。既然这样，仪式有什么要紧嘛！ 　　这个话听起来有道理，细琢磨，却也有些不踏实。 　　为什么呢？尽管起课是偶然当中的必然，那么谁敢保证，这个“必然”就那么听话，你想让他“必然”什么，他就“必然”什么？你就保证它一定会按着你的道道来反应“必然”吗？如果要这么说，那卜筮中，常说的“占此应彼”的现象又作何解释呢？ 　　——偶然或许都是必然，但不一定是你需要的必然。 　　古人的做法给我们以启示，古人对起课的方法和程序是很重视的。就拿六壬的占时来讲，古人同样是很讲究的。君不见古书中有关占时的器具制作，器具的使用和保管都有一套很详细的说法。在古人那里并不是随便得个数就行的事情。 　　《琐记》中说：“雷击枣木盒，以赤珊瑚为珠，此古法也。” 　　玄女曰：“造式之法，以枫子为天……，以枣心为地，以象夫地阴阳之象。枫者，众木之精；枣者，众木之使。物之灵者，莫过于此。”可见古人对筮仪之重视，仪式的象征性，是有其形而上的深刻道理的。一定的形式，会对内容有很大的影响。 　　六壬起课方法中，也有报数法，但是，“若稍迟疑，天机即不在”。看来，简单的一个报数，“天机不在”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这样来看起课，绝不是一句“心诚则灵”这样的大原则就能解决问题的。大原则虽然有了，落到实处是个难点。 　　实际的情况同样告诉我们，起课的形式不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并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并不是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你想让课反应什么，随便起个数，课就反应什么。网上争论了好久的“梅起爻断”，实际上反应了起法和断法的一个配套问题。 　　具体到射覆这样的课题，射覆本身类于闲占，要想让课式简洁、鲜明、到位、准确地反应覆中物的特征，起课肯定是要有些讲究的，否则古人也不会那么小题大做。笔者经历过，好多人在一起射覆，大家起出来的课，五花八门，有些课式根本和覆中的东西十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 　　 　　综上所述，抛开操作者的因素，和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特殊的方法，就公开惯常的方法来讲，六壬在射覆中，尤其是批量射覆中，并不比六爻占有优势。六壬的射覆也并不是可以傲视群雄的独家密技。程树勋先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昔之屏山兄尝以之射覆，似较大六壬为确。” 　　 　　那么六壬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网上好些易友看法很值得深思。空谷天籁提到：“十几年前，我曾同时学习六爻与六壬，各积累了若干实例。最后我的感觉就是，六爻起出卦后不容易理出思路，六壬判断起来却简单一些。”另有一个叫周易独行侠的朋友说，“六壬和奇门的方向感强一些”。这些话听起来平常，却是真正有感而发，耐人寻味的话。 有人说，射覆属于高级预测方法，这种说法，有点像评论武侠电影的方法。 　　见网上评价预测学或者预测学著作的级别，也使用这种评价方法。故事性、趣味性、传奇性强的预测学，或者预测学著作理所当然就是高级的。 　　可是要从研究预测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评价尽管很率真，但有点太直观了。 　　 　　射覆中，一个物体被放入覆中的时候，这个事件已经发生，这个物体再不可改变，算一种静态的预测。当然，也有象大家熟悉的《西游记》中的射覆。孙大圣与妖精斗法，变一个虫子钻入柜子，硬是把一个小道童变成了小和尚，但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平常来讲，射覆所预测的事物，是静态的事物，不是动态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是顺数，不是逆数。这有点象平面设计图画和三维动画设计的区别。射覆就象是平面的照片，不是运动着的视频。而且这一张照片是老照片，不是未来的景象。我们前面说过，从预测的实践中精细地体会，预测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预测未发生的事件是有微细的差别的。 　　（或许有的朋友说，未来和过去，未来只不过是未展开的过去，过去只不过是已展开的未来。对于操式者来讲，都是不可见的，应该是等量的。这个问题，如果讨论起来，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把这个问题先搁置。） 　　所以，射覆不应该比预测动态的事物发展过程更为复杂。 　　那为什么射覆我们感觉更难一些呢，更神奇一些呢？ 　　这是因为，平常的预测和射覆的精度要求不一样的缘故，它们的选择命中率不一样的缘故。并不是射覆预测项目更高级的缘故。 　　 　　如果要真实地猜出覆中的物体，这个命中的概率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但是象诸如能不能升官，能不能升学，能不能追到女孩子……这一类的问题，虽然是动态问题，但是命中的概率是二分之一，很容易命中。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同样的升学的问题，如果要让操式者测出各门功课的分数、最后注定要住哪个大学、老师姓什么……等等这一类细节的问题，恐怕就要比单纯的射覆难度大的多了。 　　前一段时间，在一个聊天室中，见一个朋友在哪里表演射覆。他是这样说的，“这个物体有体积（这个话很具有概括性，呵，瞧不见体积的是射线），……这个物体，有棱（想了想，没棱的物体还确实不好找），……这个物体颜色有鲜亮的地方（世界上就有两种物体，鲜亮的和不鲜亮的，泥土和煤球是很少上桌子的）……。”象这样的射覆，命中率很高，难度很低。话说回来，象这种射覆，一个没有学过术数的人猜得绝不比这位差。 　　所以并不是射覆难，是准确的射覆难；也并不是平常的预测简单，是那些猜中几率大的预测简单，那些用常识也可以推断一二的顺滕摸瓜式的预测简单。 　　准确地猜出覆中的东西，虽然在预测学这个门类中，和动态的预测相比较，不一定是高级的，但却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 　　我们把射覆，可以理解为预测学中的一个练习，一个静态的练习，一个取象的练习。这就象学画画的练静物写生，或者练石膏像素描一样。静物写生可以称为基本功，但是要真画好静物写生的画家，那也是大画家。 　　射覆的思维要有丰富的联想力，也要有准确恰到好处的表达力。有联想法，也有排除法，有推理法，也有灵感。要能在若干个可能的象中，找出那个最合适，最吻合的象来。这个吻合，不只于要与课象来吻合，还要与当时的机来吻合。因为世上的事物，其数目总是要比课式多的多。否则，我们经过若干次的试验，然后做一个“射物总汇”，编辑成册。以后得到课式，按图索骥，岂不是万事大吉？但实践告诉我们，这却是行不通的。不同的事情出来同一个课式，或者不同的课式占一件事情，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那么射覆的关键点究竟在哪里？在“拟象”。 　　万象万法，万法万象，关键点就在于“拟象”。怎么样用六壬课来拟这个象，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那么多的数学家，那么多的哲学家，那么多的美术家，在干什么？在“拟象”。 　　数学家在那里抽象，哲学家在那里总象，美术家在那里具象。 　　平面几何学不够，立体几何出来了，黎曼几何学随之又诞生了……概率论诞生了，拓朴学诞生了，博弈论诞生了……数学变得越来越不象传统的数学，表达方式越来越不同往常，越来越令人眼花暸乱。 　　那这些面目迥异的学问生出来是干什么的？这些大脑最发达的一群苦思冥想在那里干什么？ 　　简单一句话的答案：他们在模拟世界，他们在“拟象”。 　　千万不要以为西方的数学家们很机械，很教条，很概念，没有整体性，没有灵活性，深度不如中国的学问等等，那可能是明朝以前的老黄历了！我到觉得，西方现代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在抽象思维这一块，也就是“拟象”这一块，无论灵活性还是深度，要比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的各种家们高明多了。（唉，每当思及此，心中顿感沉重。） 　　“拟象”，实际上是对事物结构的总体认知，因侧重点不同，而可以有各种表达，因其表达不同，而形成各种的学问。怎么样用六壬这个课式来拟天下之事物，天下之事物之运动，怎样举六壬之阴以测天下之阳，这是六壬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易经》中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说得多好的话呀！ 　　“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拟象”这个词不是生造的），短短九个字，多么贴切的表达，多么高明的思维。 　　具体回到六壬课的拟象的原则。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射覆阳日取干上，阴日取支上？为什么只用发用，而不用中末传呢？　 前面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小心碰到了六壬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六壬根于天学，这是一句老话。“法天则地”，也不是什么秘密。以天象来观世间事物，或者以天象来构建人间体系，对上天的祟拜，这也不是中华民族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幼年的时期都有类似的举动。 　　如果单单以天象来模拟事物的规律，如果仅仅注意的是天体的位置和天体的形态，以这种直观的天体形态来模拟事物的发展，那发展到最后，充其量成为西方占星法的翻版。但是中国的术数没有走这条路，以天文起源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栻法（只所以说三种栻法，是因为我认为当时肯定不止于三种栻法，考古发现会证明这一点的），都脱离了具体的天文形态占断的路子。以六壬来讲，四课三传的方法，便是一种脱离具象天文的方法。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独特的拟象方法。这一点，《黄帝阴符经》中说得好，“天人合发，万变定机。”天机与人机的融合与统一，则万变之机可以定了。 　　 　　关于“拟象”的话题很大，一时半会讨论不过来。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射覆阳日取干上，阴日取支上，合发用断之。 　　两仪为对待之静，三传为对待之动。（这话说起来拗口，这是我这书呆子的呆话，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细理会。） 　　三传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代表事物发展的一个轨迹，代表一个过程的初、中、末三段。这是最惯常的说法。 　　射覆射的是静止的物，物一设定，并不发展变化，故而只用发用，不用移易和归计。发用者，物之用也。故而可以合干支上神断之。 　　至于为什么刚日用干上，柔日用支上，这是和传课发生次序有关系，在最古老的起课规则中，起传的次序刚日先尽干上，柔日先尽支上。干支上一见即用，不待四象俱全，即以感应静物也。这就是射覆的六壬拟象规则。 　　按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且慢！历史上的六壬名家并未遵守这条规则，而且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 　　以射覆著作《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脚》的作者苗公达先生来讲，他断课并不按刚才的套路出拳： 　　嘉佑七年，太岁壬寅，三月十七日甲子日。上宣苗公达赐当日午时占课，问射覆。 　　　青勾合朱 　　　申酉戌亥　　　 虎 阴 青 常　　 官 壬申 青 　　空未　　子蛇　　 午 卯 申 巳　　 父 　亥 朱 ◎ 　　虎午　　丑贵　　 卯 子 巳 甲　　 兄 丙寅 后 ⊙ 　　　巳辰卯寅 　　　常玄阴后 　　苗公达奏曰：“臣闻古经云，凡传课，刚日先看日上神，柔日先看辰上神，次分天乙顺逆，及看三传并太岁行年，只取胜者为事类。据来意，主贵人将妇人使用铜铁尖长之物，欲伤小虫之命。其虫必生于秽杂不洁之处，人所不喜。今虫却未伤死而飞去，而铜铁尖长之物反在木上伤折，不堪用矣。” 　　上宣问曰：“何以知之？” 　　公达奏曰：“日上巳作太常，卦名重审，亦名天网。天乙逆行，故取太岁是寅，并天后胜事言也，故云‘主有贵人欲有害心也’。 　　“将妇人铜铁尖长之物者，为发用得申金，春占又是甲日，申金囚死，更加巳上受克，故为铜铁尖长之物也。 　　“妇人使用者，初传冲末传，见天后寅木，此乃旺相，又在所生之处也。在木上伤折者，为木受生旺，金受囚死，又在巳火之上，所谓重重无气也。 　　“小飞虫生于秽杂不洁之处者，为发用是月厌，为污秽，将得青龙，中传将得朱雀，皆有飞象。金为虫，虽然无气，又申亥相害，然末传见生气加亥，其生气春以日旺，又在生乡，故主欲害飞虫，究竟未伤死而飞去也。臣出于短拙，有犯圣皇，合当万死。” 　　上曰：“为适来有蝇子，在殿柱之上，朕戏以针刺之，而蝇飞去，其针在柱上伤折，故应课。” 　　 　　此一课，苗公断得麻利，奏的迂曲，也是常理。三月巳为天网。 　　这一课的断语中，苗公三传俱用，显然不合规矩。苗公在这里的说法，来了个“及看三传并太岁行年”，这显然和他书中说的不合套。尤其是这个射覆看行年的说法，存疑。 　　但实际的占断情形却与《鬼撮脚》中的理论实质上是一致的。苗先生用三传并不是断物品的性状，而是把这个物品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并断了物品经历的事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射覆，而是动态的占卜了。这也更说明了我们前面的解释是对的。 　　大原则有了，戏法在人变。规矩是为不懂规矩的人立的，一旦懂了规矩，还是那句老话，“冷水热水，各有所用，何处不是用矣。” 　　巳作太常（相害之心）→→丙寅天后（拿着女人用的东西）→→亥朱雀（发现飞的苍蝇）→→壬申青龙（出铜铁尖器） 　　巳作太常（相害之心）→→壬申青龙（出铜铁尖器）→→亥朱雀（刺向飞的苍蝇）→→丙寅天后（碰到木器上面） 　　看六壬课一定要知道取象路径和排布路径，即“草蛇灰线”。认得门在哪里，路在哪里，怎么进，怎么出，路过些什么地方。这样才可以说略窥六壬门径。 海春先生的回复，有真实体会，讲得很好。 　　六壬也好术数也好，或者其它的方术也好，理论和实践凝结到一定的程度，化而简之，收敛入内，会成为一种境界，这个境界是瞒不了人的。 　　这有点像敲锣，不在声音大小，只要你打在点子上，经常听音乐的人会很舒服。这也象登山，登过那个山的人，说出经过的风景，其它的登山者自然会知道你去过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说丽江古城有一座乔家大院，即使说得很精彩，去过云南的人就要发笑了。 　　过去内家拳有一句话叫“玉树挂宝衣”，初学者觉得这个词说起来挺带劲的，但过过脑子也就过去了。可是练到一定地步的人，有一天身体真产生了这种感觉，脑海中闪出这句话，才知道这话是前人真实的境界，并不只是美妙的形容词。 　　 　　关于“草蛇灰线”的问题，只不过略举一隅而已。实际上的情形要复杂得多。此线因理因时因位而动，蜿蜒曲折，往来盘旋，交错而行。 　　《哈退庵歌括》中说：“格局偶参休作节，煞神失用使如麻，枝枝节节难灵透，一线穿成自到家。”这是真正的有感而发，先贤之心法，学者宜宝之，敬之。 　　 　　原料相同，调料相同，菜谱甚至也相同。炒出来的菜却不一样。什么时间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放，哪里放，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说的是，一台重要机器坏了，大家都修不了。找了一个工程师，工程师拿起笔来在机器上面画了一个圈，标示出该修的机器部位，然后便索要报酬一千美金。老板故意问他一千美金怎么算出来的（画一个圈居然要这么多钱啊），这个工程师说：“作为工程师画一个圈只值一美元。但知道在哪里画圈，值九百九十九美元。加起来总共一千美元。” 　　六壬也是一样，知道在哪里画线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苗公达先生的课，前面断得麻利，后面奏得迂曲，有两个原因： 　　1、越是高手，断课以后，解释课却不好讲。因为六壬不同的阶段，思维的方式不一样，断课的方式也不一样。断课和说课是两码事。 　　课是囫囵着断出来的，是三合一的思维，是理、数、象、占、机的融会，是间不容发的一个过程。而解释课的时候，是要让大部分的人能看得懂，要把三合一立体断课的思维，变成纸面上的平面上的演绎和说明，这本身有一种强为之言的意味。实际上每本六壬书的例子，都有强解的痕迹，这也是没奈何的事情。 　　2、苗公达是在给皇帝讲课，而这个皇帝还是一个懂六壬的皇帝。按照一般的规律，术数学到一定阶段，很少有认为自己不行的人。 　　苗公达必须作到：讲得既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复杂；不能太无能，也不能太有本事。太简单是欺君，太复杂是藐君。 　　（有人会说，这太玄乎了吧？一点也不玄乎。尽管只是业余爱好，有些当事者是很在意的。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容人纳谏着称，是贤明君主。有一次，只因与唐俭下棋争论，恼怒之下把唐俭发配到了谭洲。这样还不解恨。又吩咐尉迟敬德说：“唐俭竟敢小看我，我要杀他。你来为我作证，指证他曾用话来冒犯我。”若不是尉迟敬德正直冷静，拒做伪证，换了别人，唐俭性命休矣。） 　　仁宗虽然在历史上，对下属还是很宽厚的，而且也算一个聪明的人。但再宽厚也是皇帝，再温顺也是老虎。 　　这就象大人对一个小孩说大人的事情，很想说清楚，实际又说不清楚。最要命的是这个小孩还是你的领导。你既不能让他感觉到你无能，又不能让他感觉到他自身的幼稚。就是这么难。 　　 　　学壬者，在观课例的时候，要善于体察当事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情境，来追寻隐藏于后面的微义，这也是术数能力的一个锻炼。 　　 　　苗公达是一个很伟大的壬学家。北宋同一时期前后的楚衍、苗公达、元轸、祝泌等六壬家都是很杰出的，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不以壬占闻名于世，但他们的占断中漾溢出的一种雄浑的大气，创造性的精神，谨严的法度，无不透露出一种王朝上升时期的逢勃豪气。这种精神，直承汉唐，与同时代的邵康节、张载、周敦颐、二程同出一脉。 　　象楚衍的六壬，不愧为伟大的科学家。虽然留传下来的课不多，但从只鳞片甲中，其隐含的义理和法度，严谨深沉，真有莫测之感。 　　以上诸公开一代壬学之风气，也直接启迪了后来的壬学。程树勋先生在壬学上说了很多中肯的话，做了好多的实事。他说：“至徽宗、高宗时，邵彦和一出，又架诸人之上 。” 这个评价，却并不一定恰当。 龙战野先生在回复中向在“刀尖上跳舞的术者”致敬。“刀尖上跳舞”这样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就是这个历史上公认仁厚的仁宗皇帝，有一次让楚衍先生断课，因为课象不吉，心中恼怒，断完课，立刻监禁楚衍。直到九天后，课象应验，楚衍才恢复自由。无辜的楚衍，虽然断对了课，提心吊胆地白白被关了九天不说，最后还得“乞恩谢罪”。 　　 　　一个跟斗云绕了十万八千里，再回到我们的花果山。 　　我们前面说《谭张遗迹》中所选的课例，是一个断错的课例。 　　《谭张遗迹》的开篇第一课，居然是以一个错课开始的。这是一个射覆课。 　　公历 1920年6月8日 　　庚申 壬午 丁酉 丁未 　　四月申将甲午旬辰巳空 　　　青勾合朱 　　　午未申酉　　　 贵 蛇 朱 合　　 官 己亥 贵 日德 　　空巳　　戌蛇　　 亥 戌 酉 申　　 官 庚子 后 　　虎辰　　亥贵　　 戌 酉 申 丁　　 子 辛丑 阴 　　　卯寅丑子 　　　常玄阴后 　　 　　曹孟其先生很高兴，因为他看到张先生每一次占卜都能应验，所以他来试了一把，结果这一次张先生没有断对。 　　张先生感叹说，想不到研究术数到了我这样地步的，有时也会触犯到鬼神，不能都应验。 　　这一番感叹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张先生对自己的术数的自信，这个和陈公献在课例中的口气如出一辙。这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先生对术数是下过苦功的，而且对术数的效果自己是有底的；二是，象张先生的这样的人也不能做到百占百验，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具体说这个射覆课，答案是一截烧剩下的蜡烛。 　　我相信张先生的取机是对的，也就是说我相信张先生的起课是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对张先生研究，发现张先生是一个特别聪慧，有灵性的人，他对周围有极强的感知能力，这个比一般人要强的多。而且他看上去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课，但实际上对于起课的时机是很讲究的。 　　对于六壬的研究者来讲，可以有三项选择：六壬的体系是真的；六壬的体系是假的；或者六壬的体系有其现实意义，但不是全真的。 　　但对于六壬的践行者来讲，当他进行实践的时候，只能有一项选择，即：无论什么时候，六壬课总是对的。有错误的起法，有错误的判断，但没有错误的六壬课。因为抛开这个大前提，我们就失去了六壬实践的理由。 　　尽管这个课断错了，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个课。 　　从平常的射覆判断方法讲，这个取象的关键就是“己亥贵人”与“戌土螣蛇”两个元素。换言之，只要这个六壬课起的是对的，那么这两个象的组合，一定有蜡烛的取象。 　　查了好多书，令人惊异的是，《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脚》这本书，赫然写着“贵人临戌，为黄草、黄蜡等物”。 　　其它书中虽然零星有记载，不及此书确实。 　　又通过《鬼撮脚》几个版本互较，贵人临戌，有的版本没有这个“临”字，有的版本中还有“黄精、黄丹”等物。这个发现很令人兴奋。这很可能说明，《鬼撮脚》这本书中的取象，不是凭空的推理，是有实证的！ 　　我接触《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脚》这本书很早，记得是从《丛书集成》中读到的，当时感觉这本书很奇特。它不像好多术数书，说得很玄妙，却感觉轻飘飘的。这本书有一种厚重的气势，隐约带着古风，虽然这本书篇幅不大，结构也不完整，还是很喜欢。这本书的取象很有法度，是不多见的取象范本。 　　看书也要有法眼的，识书也如识人。有些书看上去广征博引，灵气翻飞，却无实在道理。有些书平头正脸，却内藏珠玑。认得什么书是好书，书中哪些内容是精义，这着实是个很难的事情。 　　正是：“风搅长空浪搅风，鱼龙混杂一川中。” 　　 　　再说张先生这个射覆课，“黄蜡”之象确实，又发用贵人登明（征明）。滕蛇为贱物，加于戌土，为经火气之物。发用为贵神天德，这一贵一贱，看似有些矛盾之处。但发用者，多应其用，此乃近贵之贱物，贵人所用之物。类于光明之物，又加于登明（灯明）。事后附会，其象若此。 　　然物有万象，壬课课式再多也比附不尽。同一课，所代表的物体一定不只一种，这是必然的。我们抛开现场临机的问题，看张先生所断——尊贵载水器、墨盒、墨水壶、妇女头饰盒、男女合照相片，这几种象，细细玩味起来，皆深合壬理，拟象圆融。 　　射击场上有不中的高手，也有偶中的低手，这两种人的射击技术却不可同一而语。 　　 　　《鬼撮脚》其书，我依稀记得（不大确实）这本书的出世，是前人在武林旧书摊上偶然发现的。有分为上中下三卷的。《秘本》中并为七卷。《秘本》中又并入玉成歌等，合为十二卷。 　　但这本书重在射覆取象，细细阅读，取象的部分并不完全。可以初步断定，现在所能见到的《鬼撮脚》都不是完全本。 　　《秘本》中后来所并入的歌诀，看推断思路当是明以前的断书，但并不与《鬼撮脚》是一本书。更可能的情况应是同时代不同的书。这些书，有可能曾同置一处，或者同出一处，俱非完璧，有前人将其并归一处。 　　昨日碰到朋友与我探讨前面所说的苗公达的射覆课，这种钻研的精神很好。如果每个人都能独立认真地思考的话，不管一开头思考的是对还是错，归根结底，总能找出一条路来的。 　　任何人都要独立思考，不要肓从于任何人。独立思考的精神比六壬断几个课更重要。 　　鉴于此，本来不准备用一些篇幅再写的课例分析，就再分析一下，抛砖引玉。把这两篇就作为第37篇的外篇吧。 　　苗公达这一课说的“天网”，一般的课经当中，都把发用与正时同克天干者，叫做天网课，而且很强调这个“时”字。为什么正时与发用要同时具备呢？这是因为，举动、逃亡这种事情，古人最重的是“时”，奇门也是如此，“天网四张”也是用时。 　　时者“天时”也，至微至近之处，先起之地。奇门又有“五不遇时”，歌诀中说：“五不遇时知岂难，定为时干克日干。纵有奇门亦不吉，损其日月不堪观。”也就是说，碰到“五不遇时”的时候，就是得奇得门也不用。 　　天时与发用俱来克干，不得天时，不得其用，不利动举逃亡，这个就号称“天网”。如果只是发用克干，程度就要轻的多了，因为它没有合并“天时”这个作用。 　　苗公达这个课，发用克干，不并正时，天网不能算太合格。苗公达在这里说“天网”，从前后连贯的语气看，有可能是在说干上的“巳”，也可能因为这个“巳”，加上那个发用克干，勉强够一个“天网课”。因为他起头是从这个“太常巳”说开的，刚日先看日上神，这是苗公的主张。 　　用这个课来说明课中“草蛇灰线”的问题，只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示意性地举了两条线，意在说明有这种线的存在，而且也说明实际的情形是复杂的。 　　实际上这线，包括各种的关系，但归根结底上是一条道理线。不是一个单纯的动静论、三段论，也不是一个初、中、末所能包括了的。 　　这线象风水中的龙行一样，过峡之处，有迎有送，两边护卫仪仗俱全，周围存在辅线，成山水缠护有情之势。这都是自自然然的道理。 　　对苗公达先生这样的人来讲，对课的符号含意，已很熟悉，在一个霎那，课象之间的关系已经了然于胸。他看到的课是一片，不是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他看到的是各种关系，或者不同的线路组成的网，不是零星的象。具体的象是由互相关系而确定的，具体一个元素的象只是这个网上的结点而已。（由此再向上，断课到了一定的地步，会有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出现，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只是我的臆测，不可当真。） 　　 　　假如研究六壬的都是导演的话。初学者一般是先定演员，再往剧本中套。而到了一定程度的导演是先看剧本，根据剧本定角色。 　　所以在未看课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元素将代表一个什么象，或者在课式中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什么样的角色是由剧本规定的，本身适应扮演什么只是个次要因素。 　　实际上这个课，你会觉得很奇怪，一般人在皇帝面前断课，是省一句是一句，能省一字是一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按说，只是一个射覆课，断出了皇帝拿的是什么，这就可以交差了。可是苗公达却说起了贵人相害之心，什么妇人将用之物，什么飞虫，好象颇有画蛇添足之感。苗公达不是神仙，这样的占课，多一句话，便多一分风险。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在苗公达的眼里，六壬课上就是这样说的，他在按课宣读。 　　（邵彦和先生指着课大声责问他的徒弟们：六壬课里边说得这么明白，你们怎么就视而不见呢？徒弟们一脸茫然。有的心里充满狐疑，委屈地看着老师激动的面容，有的心里在想，上一回是碰到“酉”，你亲口对我们说是肠风，怎么这一次成了一个洗碟子的婢女了呢？） 　　苗公达此时却进入了六壬的世界，进入了自己那个熟悉的世界。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他就很快乐，他能从这些迷宫一样的字符中看出好多有趣的故事，此时周围的皇帝也好象不存在了。当他熟悉了这个故事以后，他流利地按顺序在那里读了一篇课文（哈，这才是真正的读课文啊）。 　　所谓贵人有相害的心，什么妇人将用物，后来的不洁飞虫，都是这个故事中的必然的情节，苗公达看到了一个故事，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转达给皇帝听。 　　可能直到皇帝问他，他才从那个故事中惊醒过来。再来搜寻道理，整理思路，说给这个懂六壬的皇帝听。 　　这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过程。 　　下面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课。实际上在博客的回复中，有一个朋友已经谈到，苗公达断妇女用物，有些勉强。 　　我的回复是：依据不一，角度不一，看法不一。 　　这个答复是真话，有其含义。因为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但通过这样一个答复，提示这个朋友通过思考慢慢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也就是自己真正可以接受的答案。（我相信这样认真思考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答案。常碰到一些上等资质的学壬者，看到他们的才华和聪明，远甚于我同年，心中不由得很高兴。当年学壬，大多数时间只能独思，可以交流的很少。）　 　　有一个概念我们要清楚，那就是所有对古人课例的解析只能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的前提都只是以我们自身的六壬知识和六壬境界作为依据的，本文也是这样。我们只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地从资料上更靠近历史，心境上更试图理解古人。 　　在前面的《甲篇》中，我们说明了六壬这种道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思维特征（这个不只于六壬，中国的方术皆如此）。还有一方面就是，古人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方法论本身差别很大。这是其中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即使我们不讲六壬的境界问题。古人所依据的断课的判断原理和我们经过演化的六壬的判断方法是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继续对这个射覆课进行解析，当然只能是字面上的。 　　就这一课来讲，属于宋前期的课。 　　我们在解读古人课的时候，要对古人的占课方法有所了解。六壬的占法经过几次嬗变，断路并不一样。我们现在通行的占路，基本上是明清的方法。我们如果仔细体会一下的话，会发觉，即使是宋朝的占法，前面和后面也略有不同。这个不是一般的不同，是思路的不同。 　　就拿这个课来讲，它的思维的发起点，实际上并不一定是那个发用。 　　这个思维起点很自然，是沿着 干→→干阳→→干阴 这样一条线来发起的 　　在这个发起的过程当中，已经具备了一些初步的思路 贵人的相害之心（贵人逆行三刑相害）——事从内起——起于女人 这样一些模糊的意念，等待着后来的点和线的支撑。 　　这个时候，产生了第二个发起点——丙寅天后 　　这又是一个注意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传课里边，所有的元素中，这个元素是旺气的积聚点，而且它还加了太岁。再一点，这个“丙寅天后”还是天干的一个化身，可以理解为一个平行并起的发起点。 　　在现在的断法来讲，不会理解为什么要注意“丙寅天后”这一个末传。但是在古人的断法中，旺气所加，胜与所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个丙寅天后的旺不只是季节上的，又是“生气”，还是射覆专用的日干上的旺。所以，这个点是一个很特殊的点。理所当然地得到重视。 　　这个课一开始上手的注意点不是发用的“申金青龙”，而是贵人有害心，妇女，这样一些意象。 　　那么接下来为什么又想到飞虫呢？ 　　这是因为古人射覆，覆中物是否为活物，是一个先期判断的标准，也是一个必定的要判断的一个步骤。（古代时候，绿色环境，捉个活物很易，所以我们看古例，经常有活物的射覆。） 　　苗公自己的书说的很清楚： 　　用逢生气及月厌 　　定为活物更无疑 　　被克死囚何以诀 　　不为活物数中推 　　要知何物详生死 　　飞来朱雀及从魁 　　所以“月厌”和“生气”是必定要看的，大家不熟悉射覆判断的，感到怎么突然来了个“月厌”和“生气”这个神煞呢，苗公为什么来了这样的灵感呢？原因很简单，就象质量检查一样，这是射覆的一项例行的判断过程。 　　于是在这个例行检验中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发用不是活物，但这个课中与活物是有关系的。 　　自然而然地，可以联想到这个活物是飞的。然后继续往下判断这个活物究竟是什么。 　　后面判断的飞虫，这个是由两象而定的，一个是申金青龙，一个是亥水朱雀。这种二象合一，或者三象合一的情况是经常见的。相反，一象二用，或者一象多用（复取）也是经常见到的。 　　那么再说三传和发用的关系。三传和发用的关系，并不都是时间关系。这个大家要清楚这一点。中末传可能是发用的时间上的延续，也可能是形态性质从属上的说明。这个关系同样是复杂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传空亡，这个可以代表这个“亥水朱雀”腾空而去，一个曾经存在过后来又消失的影象；也可以代表一条过程链，中间环节的缺损；甚至可以代表初传速度的快捷。犹如电线两极短路般的效应，针象闪电一样飞过来。 　　总而言之，课中不同结构象和组合象从各个角度反应着问题的实质，传课所代表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但道理是一以贯之的）。 　　再谈“丙寅天后”和“壬申青龙”的关系，在古占法当中，初传和末传的关系经常被运用的。两者的关系，从干上那一条发起线，已经有了初步的意象，已经有了伏笔。这里只是说一下初与末的关系，它们是冲的一个关系。这个“冲”的关系，我们在拟象的时候，可以把它拟为具体的行为、相对位置、相互关系等等，在这里基本上是“相逢”“相遇”或者“相撞”的意象。 　　课里边其它的关系和属性，还有好多。还会有好多的支线，和主干之间构成象管理学中的“鱼骨图”。但这些线的排列是有序的，是迎送有情的，是错落有致的，是聚合有象的。看懂这个东西，是眼力和功力。同样的意思可以换个说法——“复杂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六壬课本身。” 　　我的一句老话：西瓜就是那颗西瓜，怎么切是个问题。 　　 　　六壬最重要的是思路，不在形物上面。有一句老话叫“宁传十手，不传一口”，宁讲十个课例，不讲一个判断方法。宁说十个具体的断法，不说一个思路。（有些朋友会说，只要有课例，我们就可以学。其实有些课例，方法隐藏的很深，只给出一些字面的解释，很难看出端倪。）我在这里写博文，反其道而用之，就是多讲思路，少讲方法。 　　为什么这样做呢？ 　　也有一些理由和考虑。 　　一般的想立竿见影的人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来看这种滔滔不绝讲理论的文章，功利性强的人不需要下这个功夫，自命不凡的人从来也不会仔细阅读别人的东西，器量狭小的人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看不下去。因此，凡是来看这种文章的人，不管他学六壬学了多长时间，一般是有一定思想的人，喜欢思考的人，爱完美的人，或者喜欢求道的人。而且他还要具备一定的耐心，有一定虚心，有一定的包容心，不自以为是的人。这后一种人，恰恰是我之所以写博客的主要原因，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术数文化真正的传承者和研究者。 　　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只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思路说出来，不会十分具体地去解释一个课，直到纤毫毕见，即使只是自己的臆测。再者，网络是一个公共的虚拟世界，也是一个复杂的空间。我也不想把自己的东西，非常容易地转化一下就变成某些人的观点，进一步转化成糊弄人的工具。（这也难免。） 　　六壬的前辈们写文章有一种方法——就是给文章加把过滤锁，锁的钥匙就在读者自己的身上。这把锁的作用：就是让文章更好地为特定的人群服务，或者可以被特定的人群通过一定的时间自然地理解，却让另一些人熟视无睹。 　　悬之国门却如置之金匮，这实在是一个巧妙的方法。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话语。 　　这么多年在术数界的感觉，凝结为类似的一句话——哪些是传说的术数，哪些是实证的术数，这个是术数研究的首要问题。 　　 　　术数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虚虚实实的世界，是一个让人眼花瞭乱的世界。这么多年在术数界中，感触最深的就是——研究术数，最要紧的问题，不是术数上的合理性，而是资料和信息的可信度的问题。（把术数当做休闲娱乐，当做神话小说读的朋友，不在此列。） 　　这就象法庭判决一样，最要紧的是物证人证，后面的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 　　术数研究中，资料的可信度是最首要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研究也好，结论也好，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如果资料不可信，我们研究了半天，做出了好多的天花乱坠的结论，意义不大。 　　 　　如果我们把所有传说中的术数人才罗列起来，就会发觉头绪繁多，乱不可言。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但如果我们把资料的可信度放在首位，以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是本人的好恶对资料进行筛选的话，最后把得到的资料简单地排一下队，慢慢地观察思考。你就会发觉，原来扑朔迷离的术数界，会清晰起来。你再把现实中自己术数的经历和历史进行一个比对，这个轮廓会更加清晰。 　　比较有可信史料记载的，有历史事件和其它人物旁证的，兼有术数理论或例证支撑的与六壬有关的，证据证物比较显明的： 　　东方朔、管辂、郭璞、戴洋 　　徐道符 　　苗公达、楚衍、祝泌 　　陈公献、郭御青 　　程树勋、王牧夫、张官德 　　 　　（邵彦和先生的案例无疑是六壬史上重要的案例，但案例本身情况很复杂，有时间当专门研究分析。） 　　就象上面一样，我们只要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的历史上的六壬家和术数家罗列一下，或者更进一步，把他们的生平事迹也罗列一下，会觉得乱象顿消，秩序井然，马上变得很清爽。就会发觉原来难以理出头绪的术数界却和其它的界别一样，规律性很强。这些术数人才并没有脱出人才学基本成材规律。 　　这些术数家在诸如智力、文化、知识、技能、创造力、表达力诸方面都是上等的，而且他们大都具备文学艺术家的表达和感觉，又具备严谨的数理推理能力，还有着率真的情怀，这些共同点都是显着地存在着的。 　　“人存政存，人亡政亡”，术数的水平与操术者关系巨大，这已经是共识。所以研究这些术数家的本身，就是揭示术数奥妙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重视术数的可实证性呢？ 　　不是偏执，也不是先入为主。 　　经过现实无数次教训以后，那些勇于反思的术数研究者，经过痛苦地反思才得出这样一个结果，这个观念来之不易呀。 　　假如你对一个廿年以上研究术数且阅历足够丰富的人眉飞色舞地讲述神奇的故事，他连听你叙述的耐心可能也没有。 　　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物界的访谈节目，嘉宾说了他初摆弄文物时的一件事。有一回，他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看到一个珍贵的古瓷器，眼前一亮，很兴奋，赶紧激动地给一个资深玩文物的朋友去电话。那个朋友听他说到半截，漫不经心地问了他一句：“现在几点了？”他一楞，听到朋友对他说：“太阳明晃晃的，有多少万人见过这个东西，就你是能人啊？该干嘛干嘛去。” 　　经过现实的教训，我们再对历史进行考证与反思，才发觉术数界的一些现象，并不是今天偶然出现的，同样的状况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 　　术数界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的，不是术数界的传奇，而是术数实证的艰难。现实中的情况与《颜氏家训》、《指南》序言、《寻原》序言中所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世之谈壬式者，靡不自矜神哲，口吐长河,肤征其应验，不能无相左焉。”这段话放在现在，也丝毫不过时的。 　　 　　我们刚才列举了一些术数家。比较以前一些六壬的断例集，看起来证据最充分的，可信度最高的，当数民国时期的张其锽先生《谭张遗迹》。 　　《谭张遗迹》，是一本极真实的占断录。这本书有如下特点： 　　1、《谭张遗迹》是由第三者辑录的术数例集，而这个第三者既不是术数的信奉者，也与张其锽本人无师承关系。 　　2、《谭张遗迹》与真实历史事实紧密联系，有当事人谭延闿、曹孟其的亲笔肯定。更不多见的是章太炎亲自作序，这在视术数为非主流的主流文人是不多见的。 　　3、《谭张遗迹》的辑录者及当事者曹孟其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在湖南很有声望，其人格和诚信度是可信的。 　　4、张其锽的术数造诣有众多的旁证，都是有名有姓的有一定社会信誉度的人。 　　5、更重要的是，《谭张遗迹》不是经过本人挑选后的课例，而是一个历史全过程中自然积累的课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对总体命中率才有说服力。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的术数书的案例都是经过挑选的，虽然也可以反映出判断的精妙，却不能说明总体占断的应验率。 　　 　　古代的很多术数家，由于时光的流逝，背影已经模糊，事迹已经尘封。张其锽先生却是一个距我们的时代相去不甚远的术数家，他简直就是古代那些实证术数家的一个再现，一张翻版。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张先生的重要原因。 　　真实有据的术数，才是最值得珍视和研究的。 　　现在信息业发达，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张其锽先生简略的传奇性的的事迹，最没有完整的叙述，也没有对张其锽先生思想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抄来转去的东西。对于术数的研究来讲，更重要的却是操术者的思想的研究。因为我们要用这些思想来比对历史上的术数家的思想，从而找出支撑这些术数家后面的是什么样的理念。 　　 　　张其锽和历史上的术数家们一样，他的少年时期，就显示出了异常的天赋，表现出了对于世界的一种敏感和独特的看法。 　　 　　他十余岁写了一首诗词《送春》： 　　东君明日返双旌，约得春风共此行。 　　南浦落花迷远思，西江流水证离情。 　　金铃已断连朝信，玉阙遥怜十万程。 　　多谢黄鹂如有意，拚教啼尽短长声。 　　 　　一个十余岁的孩子，写出了这样一首《送春》的诗，不能不让我们惊叹。这里把送春的惆怅和征人离别的情丝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并行不悖，丝毫不乱。既可以看到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也可以看出一种理性的对于事物之间复杂关系冷静的把握。这么复杂的情感交待的清楚，很难想象出自于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之手。 　　更能震撼人心的，是在这首诗中隐隐约约透露出的对周围世界的异常的敏感，对人生的若有若无的感伤。 　　 　　张其锽，字子武，中年以后号“无竟居士”。 　　张家的先祖本是南京人，明末的时候为了躲避兵乱，走到广西，看到当地人情淳厚，山水优美，于是就定居在桂林临桂苏桥驿。 　　张的曾祖父是乾隆戊申举人，曾选授湖北松滋县的知府。他的祖父曾任广东按察司的经历，曾经带兵立功。被赠知府衔。 　　他的父亲张琮是同治壬戌（1862年）的举人，曾历任广东东莞、兴宁、清远、顺德、南海的知县，保升知府并加道员衔。 　　张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父亲有三房太太，分别为黄夫人、王夫人、冯夫人，共生有十三子。其中张其锽由冯夫人所生，冯夫人是番禺黄埔人。张其锽生于光绪三年三月廿四日（1877年），在男子中排行十，大排行十五。 　　张其锽少年的时候就很聪慧，六岁的时候，教他读经，他过目成诵。九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在待客的时候，让他给客人表演书法大字。 　　在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张其锽尽管聪明，深得父亲喜爱。因为不是正室所生，子女又多，伴随着他的母亲一起受了很多的艰辛。 　　他的母亲冯夫人是他的父亲在任上聚的妻子，黄夫人对冯夫人并不友好。甚至在冯夫人的哥哥去看冯的时候，不准由大门出入，冯家的亲戚于是再不登门。冯夫人暗中积攒银钱，准备到搬到外边去生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她积攒的钱数差不多的时候，她存钱的钱庄竟然倒闭了，气急之下竟然精神错乱了。当时张其锽才十一岁。 　　在张十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南海任内故去。当时张在广州广雅书院读书，回到桂林打发了他的父亲，并把他的母亲接出来住，回广雅书院的时候，连路费都没有。他的十嫂和六姐借了点东西当入当铺，才凑了点路费。 　　张先生的父亲并未给他留下什么遗产，到他的父亲殁后，他只取得了一些书籍。他在书院的生活全凭一些微薄的助学金生活，每天两餐饭，基本就是就着少许盐腌的韭菜等来下饭，尽管这样，他每一次考试都在前列。他助学金三两银子，要养三口人。好在每个月都有月考，月考优等的可以得到四两银子的奖金，这样他就可以有七两银子的收入来养家。尽管这样，他还有一个哥哥喜欢赌钱，张还得经常替赌输了钱的哥哥还账。 　　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他迎娶了父亲生前给他定亲的潘氏。他的岳父是督办广东钦廉边防。他的岳父给他捐了一个县丞的官，后来又加了同知的衔。 　　张其锽此时虽然是候补的官员，但仍然在读书，这其间有的时候，他也帮助岳父作一些事情，并跟着岳父学习兵书，学习军事知识，这样他对于军事便有了一定的研究和会心。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打了一个基础。 　　到了光绪29年癸卯年的时候（1903年），张其锽27岁，这一年他参加了当年广西的乡试，名列广西乡试第四名。第二年他又参加了全国的甲辰会试，获得第八十六名。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同年考中的还有《谭张遗迹》中的另一位作者谭延闿。这一年全国共考取了273名进士。 　　张乡试初试刀锋，初战告捷，心中十分欣喜，对于会试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施展自己的理想。他在甲辰元日的一曲《西江月》中写道： 　　并茂北堂萱草，联芳棠棣之华，瑟琴和乐庆宜家，清福向天多谢。 　　天马自然飞跃，云龙总是腾拏，蜚声杏花独探花，方信文章有价。 　　这首乍看就是一首很普通的抒怀的词，但从词句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一种既有儒家入世进取，又有老庄自然观的哲学。这两种东西交替贯穿在他的思想中。 　　张其锽考中以后，马上被委办永州厘金局（厘金是太平天国时兴起的一种捐纳制度，厘金局主管税捐），并代理零陵县的事务。他一到任，迅速地处理了历史上累积下来的遗留事务三百多件，很得人心，声誉大振，于是又被调到芷江县当县令。开始了他真正的政治军事生涯。 　　他的凝聚的理想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张其锽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幼小天分出众，受过教育，遭遇过艰苦和磨难。这种经历一般会使人在少年的时候，即有早熟的思维，也会使人比同龄人更敏感，而且会迫使他较早地对人生有一些思考和感想，大部分出众的人才的哲学思维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启步的，启步的路径各有不同，但最多的是从对人生的思考开始的。 　　人生的这个阶段，知识不多不少，少有固定的观念，加之生命之火燃烧正旺，再加上适度的外在刺激环境，思维最容易冲向高高的天空。所以大部分的人才的世界观的整体框价和思维雏形都是在这个时段完成的。 　　这廿七年以来，张其锽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他究竟学了些什么？他的思想深处又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 记得以前有一段话，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往往是各种矛盾人格聚于一身，而又和谐统一、互不相碍的人。 　　张其锽就是这样一个多重性格统一在一起的人。 　　天生的敏感和灵动，使他有一种浪漫的诗人情怀，甚至有些多愁善感。与此同时，少小艰苦的生活，又造就了他极能吃苦极坚韧的精神。 　　他喜欢琴棋书画，游历山水，思绪飞扬，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一但做起事来，又有一种虑定后动，周全理性，务求实干，果敢彻底的经世文化风格。 　　复杂的家庭关系，磨砺了他；艰苦的求学生活，又锤炼了他。 　　惯常思考历史的朋友会知道，这种家庭出身和经历往往是高级人材的摇篮。很多的政治家、艺术家、革命家，都出身于这样的童年。 　　这个看上去文弱的青年人，并不是一介普通的书生。他已经胸有锦绣，暗藏珠玑，具备了成就大事的资质，象一只羽翼丰满的初向蓝天的大鹏鸟。 　　当他挟着第一任职期间的赞誉声坐到芷江县太爷的交椅上的时候，才发觉这个差使更困难，象个烫手的山竽。虽这前心理准备，可是这里的情况比预想的还糟。 　　饥饿，萧条，混乱，腐败……晚清到处可见的乱象，芷江一样不少。 　　更严重的是，芷江号称“滇黔门户，全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盗匪横行。连老百姓赖以生产的耕牛也经常被盗，人民惊恐不安，地方治安极端混乱。 　　这样的局面，不需要太复杂的分，都知道该做什么。 　　煞住盗风，维护治安，恢复秩序。在此之前，其它免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八股文赶不走盗匪。跟岳父所学的军事知识和广雅书院学习的经世之学终于派上了用场。（广雅学院是张之洞创立的，这个学院的宗旨就是要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课程设立也和以前不一，里边还设有一些西方科学军事等学科。） 　　没有钱，没有兵，原来的那两个衙役管不了大用。怎么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单枪匹马也要安邦定县，靠的是德才策略，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 　　张其锽充分借鉴筹建湘勇、楚勇的经验，选拔健康正真的青年，在芷江开始建立民兵组织，并严格培训，严明纪律。等到这支生力军具有了一定的战斗力以后，立马率领这支民兵武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整顿地方治安的运动中去。 　　芷江地形复杂，民居分散。张其锽脱下长衫，换上一身短打扮，亲自带领队伍，与民兵们同吃同住，晓行夜宿，奔驰在山村野外，捉拿盗匪。 　　有一次，张其锽晚上到山中捉拿盗匪，清早一回衙门，又接着审理案件，疲劳过度。及到从大堂下来回到书房，一头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旁边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苏醒过来。 　　“乱世用重典”是传统的作法，张其锽用的也是这样的方法。现场办公，从重从快，严厉惩处。一经发现有伤害人命的盗匪，立即上“站笼”示众。 “站笼”是一种很严酷的刑法，木条做成的囚笼里，上面有一个正好和脖子相当的小孔，囚犯在里边，头在上面，身在囚笼里。在晚清的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刑法。 　　以暴易暴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晚清的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实质是封建统治整体问题的一次大爆发。重典并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的问题，这一段时间的政治活动，也使张其锽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张其锽就这样雷厉风行没日没夜地整顿了一段时间以后，地方治安大为好转，尤其是有效地打击了偷盗耕牛的犯罪，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又恢复了秩序。 　　张其锽在任内为官清廉，不收钱，不讲人情。他在芷江任内，亏空了一万六百两银子，这些银子，还是是问他的第二位夫人聂夫人娘家借钱还的。 　　随着张其锽的赞誉声兴起，他的军事才能也得到认可，于是他又兼职领导了巡防军一营，这支队伍成为当时湖南官兵中训练最有素的一支队伍。 　　有的资料中说，张其锽在芷江任上，因书捕盗被盗匪侮弄，遂发誓强身习武，请调长沙，钻研武术，终于修成武艺高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姑且不论武术两三年之内可不可以达到应用的水平。张喜欢研究内家武术是历史事实，但研究的开始时间应该广雅学院学习期间，或者在此以前。 　　张其锽从小就有参与世事的理想，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所以对兵学、术数、算学等一些杂学素为留心，较早学习武术也是情理之中事。 　　据后来回忆，张其锽在芷江县任上的时候，酷爱骑射。他甚至专门在住的地方，筑了一所装玻璃的房子，经常邀请人们坐在玻璃房内，参观他骑马打枪。这个活动说明，张的骑射技术在芷江县任上时就是有较高水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人来参观。张其锽乱世做官，匹马单枪打天下，政事无小事，这种激烈的骑射活动，名为待客娱乐，却暗含示威服众的意图。 　　 　　我们前面说道，张的性格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既有入世的一面，又有出世的一面；既有霹雳手段的一面，又有菩萨心肠的一面。 　　据张夫人回忆，生活中的张其锽，每天只吃两餐饭，饭菜简单，生活简朴，不喜欢杀生。张后来很喜欢研究墨子，一方面喜欢墨子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喜欢墨子的兼爱和平的思想。 　　 　　关于张其锽术数的来源，说法不一。张夫人回忆中讲，张其锽的术数是自学的。可后来张其锽与朋友们并没有说过自学的话。 　　曹孟其说：“无竟之术，不知所出。” 　　谭延闿说：“吾交子武廿年，不知其有奇术。今年在郴州乃知之，由射覆始信乎。” 　　张不靠术数吃饭，对术数的态度很超脱，并不是太当回事。当时的主流社会观念，也并不以术数引以为傲。《谭张遗迹》最后面的尾记中谭延闿写道，如果大家把张其锽当成一个具有神奇算卦技术的人，那将是他与曹孟其的罪过。假如张其锽要看到他们将自己的课例集中起来付印，必然会大笑的。 　　张其锽在和聂夫人结婚的时候是在宣统庚戌（1910年），从1910年算起到《谭张遗迹》表述的1920年也有10年的时间。据聂夫人的回忆，张在结婚的时候就精通中医与术数。聂夫人回忆中说张先生是自学的话，应该是听张先生自己说的。 　　这样有一个问题，张先生的术数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前面说过，有据可靠的术数家中，主要是靠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而成就，有中有些有启蒙老师。前面也提到，古人认为成大事者，杂学虽不是主流学问，却是一定要学的，这种观点在古人中还是有认同的。同是清晚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曾国藩，就曾经指导他的儿子学习观天象。 　　《六壬指南》序中也写了同样意思的一段话：“余初习制举业，先大人谕以八股，投时美技也。然而窥天人奥、存帝王师，非异书不为功。” 　　我们可以推断，张先生的术数一方面来源于自身动力，有意去钻研一些杂学。另一方面的来源可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第一任岳父潘培楷。自古兵书术数不分，张的术数极有可能是跟岳父钻研兵书的副产品。我们从古书中还可以知晓，古代好多的军事人才都懂术数，这是古代军事界一个传统。 前两天有一位多年的壬友问我：“做事的道理和六壬的道理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回答说：“要论那最基本的道理，只是一个，并没有第二个道理啊。” 　　最近有些事情写得慢了些，再继续写。本来张其锽先生这一部分，我想写这一篇文章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动笔。这个题目本来也没有想到写这样长，写开了有点收不住，就把这部分附在这个题目下先写一部分了。 　　　　张其锽是报着经世致用的理想，满腔热忱地投入到社会中去的。为了这个理想，他的思想已经准备了若干年，作了大量的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一定的成熟的思想体系。 　　整军治军，破案捕盗，这些在别人看来很难的事情，在他做起来，却是如鱼得水。具体做事的谋划上，他的思维已经到了一个很锐利简洁有效的境界。 　　但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前途和去向，接触到的实际官场应酬越多，了解的官场内幕越深入，这却使他越来越有些郁闷和沉重。 　　尽管他依然干劲十足，但心情与思想与刚中进士时有了很微妙的改变。这可以从他给第一任妻子家书所附诗中看出来： 　　湖海漂摇又一年 　　相思两地尚依然 　　壮心自笑成何事 　　惭愧佳人寄锦笺 　　这首诗虽然没有日期，但可以分析出是在芷江任职时写的。当时张在芷江，妻子与母亲住在永州。 　　 　　在芷江其后的日子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其锽失去了他父亲为他定亲的第一任妻子潘氏。 　　在宣统二年（1910年），张其锽在他的嫂嫂的帮助下，又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前浙江巡抚聂缉椝的女儿聂其德，聂其德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 　　这桩婚事，张原先不知道，是他的嫂嫂给提的亲。由于张其锽的官声太大了，聂父认定张是少见的栋梁之才，所以非常愿意这个女婿。但张其锽却回信说：“我因母亲高年在堂，所以在外面混些事做，将来是准备要出家的，我不愿害人家的小姐。”这样的回信，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很符合张的性格。但这封回信让嫂子却给压了下来。到了最后，这件婚事由于聂父坚持，婚事也就定了下来。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九，张其锽与聂其德结为夫妻。 　　 　　就在张其锽任知县的过程中，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思想比原来更成熟了。他本来是一个经常爱思考的人，但他的思考是关注社会的，是以经世为主线的，在这个时期。 　　这一年，张其锽对天下大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张其锽版本的“隆中对”。 　　清宣统二年（1910年），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李鹤章之子）六月路过芷江，张作为知县跟随着知府前去迎接。被传入官船上。 　　进入舱内，这一位李总督随即对他说： 　　“我进入湖南境内，同时就听到了你的名声，过常德后，越向西行，名气越大，是什么致使这样？这在当今的州县官吏中真是不多见啊！” 　　晚上又专门传见张其锽，向张详细询问地方上的利弊情况，以及捕盗断案等事情。 　　说完这些，又说（这才是真正谈话的开始）： 　　“朝廷现在急着施行新政，兄的意思如何呢？” 　　张其锽对答说：“这是亡国的新政啊！这不是新政，只是形式上的新政，纸面上的新政。不如立宪啊！”（这话在清朝的上下级之间，真够寸的。表露了张的性格，但也说明张对这位上级思想的迅速判断和掌握，否则这种谈话是有风险的。） 　　李总督仔细地盯着他，惊问道：“为什么？” 　　张其锽从容地回答：“吏治到了这种地步，弊病可以说已经到了顶点。突然间，各项事务共同兴办，让州县把各种情况填报数据上报，说起来好象挺好的。但是这些上报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捏造出来的，一级一级都在作假。这样的作法，哪里会有什么作用呢？” 　　李总督听到这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的是啊。唉，名为百废俱兴，实际上是百兴俱废，大毛病在这里啊！就这样的情况，兄弟可有办法吗？” 　　张其锽对答说：“中国有海岸，有边防，有内陆，从地域上是差别的。人民的教育和开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应该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 　　“况且十件事情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也不会有成效。不如先缓办六七件，先做两三件。等这两三件做好了，再做其它。定个十年计划，可以得其大要。” 　　李听到这里，又问：“如果真的先办那些紧要的两三件事，有什么把握，就必定会奏效呢？” 　　张对答说：“治理的方法，最重要的要名符其实，方法提法政策要详细落到实处。慢慢才会好转的。” 　　李随即又问：“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做到各符其实呢？” 　　张迅速回答：“要把方法政策落到实处，必须以简驭繁。只有简单的才能不脱离要点，简单的才容易理解也容易执行。纲举起来目自然就张开了。 　　“如果一开头就头绪繁多，执行起来很不容易。甚至有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很难办到。这样的政策，是肯定执行不下去的。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目前国家政治的实际情况，总体就是这样的。” 　　李听完之后，再三点头：“兄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在根本上了呀！” 　　张其锽接着又谈了他对国家架构的想法，说到内阁与国会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国策。接着又讲述了怎样根据云南这种偏远地区，因势利导，依靠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来抵制外国人势力的方法。 　　夜已经很深了，张告辞出来，李再三叮咛张说：“老兄英拔闳达，必定不会久屈于现在的地位。望常常通信联系啊！” 　　尽管李这样看重张，但后来张却没有主动与李有任何的联系。一方面这是张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隐约透露出张对形势的估量。 　　这一年的八月，张其锽的母亲病逝。张其锽回乡奔丧，离开了芷江。告别的日子，有好多的绅民前来相送，有甚至流下眼泪的。 　　身居高位的李经羲通过耳闻目睹对张有了深切的认识，他念念不忘张的才干。李对人说，国家多难，到了关键时刻可以用的有二人，张其锽就是一个。 　　第二年李经羲电令湖南巡抚杨文鼎调张到云南统兵。由于杨也很重视张的才干，已经提前任命为南路巡防队统领，驻在永州，所以没有成行。 　　同年李经羲又上奏折推荐保举张其锽是可以担当封疆大吏的人才。 前一篇说到的张其锽的“舟中对”，是张其锽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宣言。 　　总起来看一下，张的思想主线，基本上是“循名责实”“因地制宜”“以简驭繁，纲举目张”“抓主要矛盾”这样一些思想。 　　从国家的体制上倾向于改革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主张。 　　这些哲学思想都属于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范畴，这些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幼年时期。 　　中国古哲学思想经过一代代的演进，甚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亡国亡族的痛定思痛。从宋理学开始，到阳明心学，再到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及到晚清，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当时一些优秀的人物的共识，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指导思想。 　　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于临死之前上的奏折中就专门提道：“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张其锽母亲的丧事一忙完，便被催促就任南路巡防队的统领。他继续实践他的治军的思想，他在军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埋头整顿纪律，训练部队。他本来已对天下大事，有所预料，在此多事之秋，训练一支武装，以静待动。 　　不久，湖南境内革命军起事，长沙光复。在一系列的历史事变之后，立宪派的首领谭延闿担任了湖南军政府都督。去信邀请张其锽率军进驻长沙。 　　经过张其锽的精心筹划训练，张所率领的南路巡防队，当时是湖南境内真正有实战能力的队伍之一。这年十二月，谭延闿又把张其锽的南路巡防队改名为南武军，并招受新兵，扩大了这支队伍。任命张其锽为军统（军队的统领，非后来的军统），张其锽的内弟聂其贤被任命为司令。完全控制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权。 　　张其锽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谭延闿并不同意。湖南政府成立后，谭延闿更任命张其锽为湖南政府的军事厅长，主管全省的军队与军事。委托张其锽的内弟聂其贤统领南武军。 　　此时张其锽军权在握，乱世之下，按当时的游戏规则，只要抓住枪杆子不放，暗中扩充力量，以静待动，慢慢的发展，好多的军阀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张其锽有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张其锽的内心世界—— 　　一件事是，湖南军四十九标援鄂失败回到湖南后，谭要赵师长命令他们缴械，结果激起事变，扬言要炮轰城市，围攻都督府。眼看一场纷争即起，一场杀戳就要酿成。张其锽显示了他在处理危机事态中的镇定，他派一位姓何的军官领着二百个新征的兵，徒手前往劝说，这些士兵有些是原来张其锽的部下，素来对张比较敬服，这些士兵终于被说服，缴出武器，避免了一场流血的冲突。这件事情颇有一些墨家“非攻”的色彩，这与张其锽的对于墨子思想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当湖南基本归于平静的时候，由于此时的湖南境内，各种名号的队伍杂出，既浪费政府的收入，又有碍于长治久安，有些人提出了裁兵的主张。当时担任军事厅长的张其锽对于裁军十分赞成，这对于一个掌握军队实权，而且以军队为根基起家的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中国，乱象横生，裁撤军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裁不好，兵就是匪。因此就是有心裁撤军队，兵勇如何安置，而又能不激起兵变，真是一件很复杂很精细的工作。 　　看过曾国藩书的的朋友可以知道，就裁撤湘勇的事情，连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变可谓费尽心血。 　　张其锽却自告奋勇，先从自己原来的部下裁起，总共遣散了军队五万余人。他裁军也用了些巧妙的办法，比如当时聂家在湖南有围湖造地的许可，但是这些地围成以后，并没有变成可以耕作的土地，他雇佣这些当兵放下武器前去修堤坝，完成了原来未完成的围湖造地的工程，这样一举两得，又修了耕地，又安置士兵，使这些士兵自然而然地放下了武器，又重新回归到土地上来。所以这一次裁兵，办得风平浪静，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 　　裁兵完成后，张其锽固辞军事厅长的职务，带领着家属回到岳父家所在的上海。 　　在此期间，张又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第三件事，袁世凯早已听闻张其锽的名声，召张其锽进京，一经交谈对张非常欣赏，想委以重任，为己所用，并准备授于张其锽“广东巡阅使”的官衔，到广东办理裁兵的事宜。张敏感地感觉到，袁有称帝的企图，于是找了个理由遁出北京，飘然而去。 　　第四件事，是一件必定写入历史的事件。袁世凯开会讨论“新约法”，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这个新约法讨论的时候，满场子没有一个议员出来反对。只有张其锽站起来公开 发言 中层任职表态发言幼儿园年会园长发言稿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在区委务虚会上的发言内部审计座谈会发言稿 ，反对总统有颁于爵位的权利，因为这太象皇帝了，实际是公开举旗反对“新约法”。这个意见一提出，当场引来好多人的嘘声。张其锽并不屈服，拂袖而出，干脆会也不开，下午直接回南方一走了之。他这样勇敢的作法，吓坏了推荐保举他的李经羲（即是上一篇与张其锽讨论形势的原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赶紧向袁世凯提出因这件事情自求处分的报告，袁在报告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而张早已经鱼归大海，网罟难施。 　　一年之后，袁果然称帝，蔡锷在云南起兵反对帝制，袁调兵反击，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张其锽积极参与说服陆荣廷起兵反袁，（史书上多言岑春煊与梁启超说服陆荣廷，其实此二人与张其锽关系极好，追忆张的文章中都提到张其锽曾说服陆荣廷反袁，应当是事实），陆反戈一击参与到反袁的行列中来，使得反对帝制的形势明朗开来，导致袁不得不取消帝制，张为反对帝制作出了贡献。 　　在历史的进退无常的关键时刻，张其锽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他的抱负他的气节。他后来在诗中写道： 　　经国谈兵两不成 　　晚求遗学到姬嬴 　　拔毛放踵人如在 　　起废针肓世可惊　 袁的时代结束，北洋内部群龙无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6年9月4日，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组阁获得通过。但后来黎段之间矛盾不断，府院之争终于破裂，李经羲又被拉出来组阁。李经羲仍然不忘张其锽的才干，任命张为高等顾问，准备任张为秘书长（李将张列入官员名单，张其锽当时可能并不情愿，这可以从张其锽对李感念的文章中看出，此段史实无人细述）。后来遇到张勋复辟，回到上海。 　　李经羲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的儿子。辛亥革命前夕，他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他曾经鼓动与连络各省向清廷请愿，请求速开国会，实行内阁制。 　　李经羲虽然是个文人，却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对清朝的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在云贵任上，有人向他告密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佯作不知。在任期间支持民族资本活动，并推荐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反袁护国军的首领蔡锷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当有人告密蔡锷的革命行动，他还拿信给蔡看劝其小心。他很重视教育，爱惜人才，在当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对讲武堂的事情很上心。他公开对人讲，云贵总督可以不当，讲武堂不能不办。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就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 　　当年朱德家贫，从四川徒步到云南想进入讲武堂，错过了报考时间，门卫不让进，朱德就与门卫大声分辨起来，恰巧李经羲正在讲武堂巡视，问明原因，认为是人才，破格录取。 　　辛亥革命，云南起事。李经羲被昔日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蔡锷部下俘获，亲自捉拿他的正是当年被他破格录取的朱德，这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桩连环巧遇的奇事。李经羲最后被蔡锷赠洋5000元礼送出境（有些书认为这是蔡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朱德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还专门写诗道： 　　　　　　生擒总督李经羲，  　　　　　　丧失人心莫敢支。  　　　　　　只要投降即免死，  　　　　　　出滇礼送亦宜之。 　　作为革命家的朱德，最后一句用“亦宜之”三字，深堪回味。 　　李经羲淡出政坛后，住到上海，身后代不乏人。新中国后，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就是李经羲的曾孙，这是后话。 　　张其锽本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避居于上海时候，仍然与退出政坛的李经羲有很多的来往。 　　在避居上海的时候，他的生活并不寂寞。他本来最喜欢的就是读书，而且爱好广泛，平日手不释卷，这一段时间正好潜心研究。在此期间，他甚至年过四十以后，又开始学习英语，跟着上海邻居的一位外国老太太学，过了两年竟然可以看英文书藉了。 　　这期间，他还组织成立“上海武技研究社”，并邀请各路武术大家前去讲课授业，被邀请讲课的其中就有武术大师孙禄堂之子孙存周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的内家拳术。当时“上海武技研究社”的社长为张其煌，社中教员有肖格清、刘景阁、褚桂亭、高振东等。（都是中国近代武术史上的名人。） 　　他对中医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研究，在军中经常给士兵开方治病，也经常按照时令给自己开一些调理的药。 　　张其锽天性十分聪颖，是一个奇才，也是一个通才。他在武术、术数、中医、音乐、书法、绘画、围棋、鉴赏、哲学、科学、宗教、军事都有涉猎。 　　开动脑子的事情自不必说，即使是那些操作性的技艺，他也是一学就会，一看便通。 　　他在年轻的时候，操琴的技艺很好，后来忙于军务，几十年没有动琴，重操旧琴，仍然琴声动人，没有丝毫生疏。 　　他本来有书法的功底，对于鉴赏亦很有研究，金石、玉器、绘画的都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且眼力独特，评论精辟。他对于绘画的辨识很内行，后来他突然兴起，亲自动手，点染丹青，虽然只是偶一为之，大家看过以后都不相信他是偶然画的，倒好象是善于绘画好长时间似的。 　　他喜欢游历山水，一有机会便徒步游览，到了耽玩忘归的地步。他既热爱大自然山川美丽的风景，感知山川的灵秀，又喜欢对地理形态的研究，有时还领着地理方面的专门人才，记述地理的形胜之处。他还写了好多朴实自然的游记。 　　他是个做什么也要研究一番的人，而且不喜欢泛泛而论，研究围棋，他就对古棋谱进行研究，其中对于《海昌二妙集》很有研究，并有棋艺评论。 　　张其锽由于幼时艰辛的经历，他自己的生活极为简单，每日吃两餐饭。他又极喜欢藏书，凡遇到好书，必定倾囊求购。碰到需要救济需要帮助的朋友就想帮助，尽管他有很富有的岳父家的帮助，身上经常没有任何余钱。 　　张其锽在上海每天的生活除了待客，就是看书，学习，作文，研究他所喜欢的各种事物。趁着这个时间，他又开始系统地研究他的《墨子》，尝试把《墨子》的思想与科学，与西方的典藉来对比研究。他并不喜欢完全搞文学考据的那种研究，更喜欢的具体的思想与方法的研究。 　　可以认为，张其锽的思维特点，是求实求真求道的，具有实证性，却非功利性。是把外在的求知与人性的求真，社会的实践与人格的实现融为一体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他的思维主线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精神，只是又增添了一定的时代的色彩。 　　 　　艺术的特质与数理的思维 　　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求新 　　浪漫的理想与理性的谋略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广闻博知与深钻细研 　　实践躬行与玄远思辨 　　 　　这些相反相成的特点，在他的身上并行无碍，达到相融一体的地步，愈到后来愈发通达，进而到了纵横无间的境地。这是天才与后天的结合，是人力与天力的汇合。这些思维上的特点，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些也同样出现在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智囊人物身上。张其锽在他收藏的一块砚上刻下了一段铭文，铭文信手得来，犹如天成，不经意中却传达出一丝隐约的玄妙…… 　　 　　　　　　　　　　　守其黑  五百年 　　　　　　　　　　　苍而润  柔而坚 　　　　　　　　　　　念世泽  宜永传 对于一个真正求真的人来讲，古今的异同，中西的藩篱，一切只是形式，并不会成为相互隔绝的高墙，更不会刻意自设营垒。 　　汇通古今，融贯中西，不是追求的目的，只是迈向真理途中，前进中自然的并行之路。张其锽内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行者，一个求真求道求实，追求未知追求自我的行者。真正的行者，他的心中有着纯真的梦，纯净的蓝天。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思想先行者，并不封闭，也不教条。相反，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更敏感、更迫切、更愿意了解。 　　前面我们提到张其锽利用在上海闲睱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这个行动，并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理智的选择，也是早已存于脑际的想法。 　　睁开眼睛看世界，是那个时代有强国强种梦的精英们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后天的环境来看，张其锽对于西学的重视，也源于他在广雅学院的经历。这所由张之洞创建的学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示范之地。 　　张在洞本身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广雅书院的教学方针也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线的教育思想。张之洞对于教育的事情同样十分尽心，从选校址开始起，即到后来，他调离两广，仍然就学校的课题与试卷的问题，也要亲自过目、亲自批阅参与制定。 　　广雅书院在朱一新接任院长以后，更彻底地贯彻了张之洞的思想。在中学方面，强调读史胜于读经，以历史的事实为借鉴来为中国当时的现实服务。对于西方的学问，更予以充分的重视，向学生讲述重学、化学、光学，以及西医、铁路等，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更广设西学课程，收藏西学图书。 　　就在广雅书院积极探索中西结合教育道路的同时，张其锽正在广雅书院读书。这个时间正是张其锽世界观形成的一个关键期。 　　对于西方科学有了一定认识的张其锽，在后来的日子里，又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张其锽1899年，奉岳父再三之命成婚。岳父又为他捐了一个试用县丞的官职。张其锽于是前往广西钦州，一边学习，一边帮办岳父的军务。 　　当时广西边防，人民对清政府的抗争，法国侵略者的欺凌，清政府内部的纷争，人民对法国侵略者的抵抗，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他的岳父潘培楷时任广西钦廉边防督办，理所当然的处在了这个历史和地域的风口浪尖上。广西当时的提督是苏元春，潘培楷在当时也算广西的军事人材。 　　1889年潘培楷被任命与法国人谈判的勘界专员，但弱国无外交，他在谈判中备受法国人的欺弄。与此同时，勇敢不屈的广西人民对于法国侵略者的坚决抵抗，却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使得法国人在租界方面的要求不能不有所收敛。 　　眼前的这一切现实，不能不引起有经国济世理想的张其锽的思考与研究，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这一阶段他得出了两个结论： 　　1、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边疆要利用人民的勇气和力量，抵制外国人的蚕食与欺凌。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说到过，他在与李经羲的“舟中对”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 　　2、对于西方的强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他的弟弟教育上可以看出。 　　 　　张其锽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张家总共有兄弟十二人。张同母兄弟四人。张的父亲殁后，他就把母亲搬出去住。由于他的母亲有病，他的同母弟弟张其铎就跟随着他读书，他一边在广雅书院学习，一边辅导他的弟弟学习。这一年，他的弟弟只有十一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 　　到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张其锽就命他的弟弟到钦州上法国人办的学校，专修法文与西方的科学。甚至他的离开钦州，他的弟弟仍然留在那里苦读。后来他的弟弟想到法国留学，他又把他的弟弟送到上海震旦学院，继续学习西方的科学课程。虽然后来他的这个弟弟英年早逝，但他培养弟弟的过程，说明了他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视，也说明了他的眼界。 　　张其锽自己也经常喜欢思索科学的道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忙中偷闲，他也会经常陷于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沉思冥想的状态当中。 　　张其锽对于西学的重视，一方面源于自己的兴趣、天赋；一方面源于“格物致知”的传统，探求事物根本的求知心；还有一方面来源于经国济世、救国强种理想的责任感。 　　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是一种接近真理的途径。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通达的人，既需要坚实理性的科学精神，也需要灵动感性的艺术精神。只有两者互补，才能真正迈向更深远的自由之路。在这一点上，东方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殊途同归。　 越简单的方法，对人的要求越高。“无法”其实是方法的极致。 　　对艺术的审判能力，代表着人性最感性最高级的那部分。它要求人用直感来接近真实。 　　1922年夏天的一天，张其锽正在旧书摊上买书，恰好碰到一个书画商拿着一幅长卷过来，展开一览之下，不禁令张其锽怦然心动。 　　这是一幅山水长卷，细细地观看，非但整篇山水，气势冲淡，立意高远，细部却也是精妙异常。方法取法于古人，又不同于古人。有大画家董源、巨然的意境，却没有落入南北派别的藩篱。画风是这样的清新，并没有后世常见的明代画家文微明、沈周的惯用笔法。 　　细细地看去，树上的叶子都是用双钩笔法勾出轮廓，山石用渲渍方法表现出山石的苍雄，虽然是水墨画，却将青绿山水画的神韵和技法运用其中，于淡然中更显出一种浑厚的气势。 　　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人物，神态毕肖。用皴点的方法画出来奇石老树，意趣横生。淡淡几笔画出的潺潺溪流，灵动活泼……有些地方，构图常让人想不到，又拍案叫绝。 　　这幅画，越看越精妙，越看越不俗，虽然不能马上确定这是否真迹，但从画的意境与笔法上来看，不是明朝初期的大画家，是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的。 　　张其锽对这幅画一见倾心，急忙把囊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迫不及待地买了下来。他的生活很检朴，但是见了这种东西，是不吃不喝也要买的。 　　买回这幅画，爱不释手，一有空余便拿出来赏玩。一天，素来交好的连襟瞿兑之正好来到（中国文化名人，现代史学家、文学家、画家。娶张其锽夫人聂其德的四妹聂其璞），两个人又把画打开欣赏。瞿兑之对绘画是通家，细细观摩，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张画中瀑布旁边，隐隐地写着“九龙山人”四个字。这个“九龙山人”正好是明初大画家王孟端的号。这个发现两个非常兴奋，深谙于此道的瞿兑之推断，既然这幅画有隐藏的题款，因为这是一卷由四幅组成的二丈长的长卷，应该每一幅都会有隐藏的题款，但细细寻觅，接下来什么也没有找着。 　　第二日清晨，张其锽想到昨日的发现，又把画拿出来仔细观赏，并没有发现什么。他突然灵光一闪，把这幅画拿到窗户边对着初升的太阳光，这样的话，那些隐在表面覆盖的暗款也就可以发现了。果不如然，他终于发现了隐密的三处题款。他推断第四幅因为小溪土埂，不能再隐藏题款，所以不会有题款了。 　　这幅画通过这样详细的考证，终于确实为王孟端的真迹。这是一件令张其锽很兴画的事情，因为不只于画，王孟端其人张其锽也是非常推祟的。王孟端善作墨竹与山水长卷，他的画精神气质不俗，笔墨淋漓，意境高远。而且他是一个傲视权贵，蔑视金钱，坚贞不阿的人。 　　张其锽为这幅画高兴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王孟端先生，头脑聪慧，秉性高旷，他的画作从不随便赠人，真迹很稀少，他的珍品就更为少见了。 　　“王孟端先生学习王蒙的绘画技巧，用篆书题款是他的师法。这一幅长卷，画法参学唐宋，题款于画中的树石上本来是唐朝绘画的方法。 　　“细观这幅画题款的奥秘，构思之精密，肯定是长时间的作品，自己也很珍惜赞赏的精品。或许有藏之于名山以待后来者的意思。 　　“五百多年的时间，画却被我得到。这幅画把绘画的秘密表露无遗。佛说因缘，应该也有前因吧。” 　　 　　绘画之于张其锽并不算至爱，但他对绘画的研究与了解，却非常人可及。一方面源于天赋，另一方面源于他深钻细研的精神。 　　比之于他对于绘画知识技法与历史的了解，更为突出的，是他对于绘画美学本质的认识与眼界，对于美学感知的微妙少人知的境界。 　　他对于绘画的感知，就是对于美学的感知，也是对世界表象与本体关系的感知。 　　 　　尽管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话语并不多，但一叶知秋，简短数语，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他深广的审美意向。 　　他在一篇山水画的评价中说道： 　　“仿郭河阳不作云头，摹云林不师折带，拟大痴不写矾头陡坡，学山樵不用解索叠，其人之画识画品可知也。” 　　绘画的朋友都知道，上面这一席话中提到的都是古代的名画家。在这些名画家中，郭河阳画山石最擅长的就是云头皴法，倪云林最擅长的折带皴法，而号为“大痴”的黄公望，恰恰画山石擅用矾头皴法，“黄鹤山樵”王蒙最擅长的就是来解索皴法来表现山体。 　　张其锽并不是刻意要表现对于绘画技法源流的熟悉程度，而是反其意用之，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艺术传承的观点：学习绘画艺术并不是要固定地套用具体的方法。 　　当然这个观点不是张其锽首先提出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张其锽自己又体认了这种方法。 　　学习要掌握真正的精神实质，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简单模仿。 　　学习郭河阳却不出现云头的皴法，学习倪云林却不用折带的皴法，学而知之，化而用之，才是真正的学习。 　　后来的齐白石大师用更为现代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当然，这是一条很艰难的追求之路，从模仿不象→模仿甚象→几可乱真→自家面目，这是一条千锤百炼，几经沉浮的过程。 　　 　　那么绘画艺术隐含的最微妙的内涵是什么呢？ 　　张其锽用自己话表述为“气味”，画品的高低取决于“气味”。 　　他说：“绘画这个事情要先来辨别‘气味’，这样的道理是很难给那些耳食辈（用耳朵吃饭的人）讲清楚的。” 　　“气味”两个字是极感性也是极个性的用词，也只有这样的词才能反应出一个人真实的感知。 　　流连于古人的心境中，倘佯于自然的山水中，脱尽浮尘，洗尽铅华，直入千峰万峰去…… 　　人到了如此的境界，学习的专业或许不同，爱好或许有异，但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张其锽有一段砚铭正是他思想境界最好的注解—— 　　　　　　　　既雕且琢 复归于朴 　　　　　　　　抱静守真 怀虚若谷 　　　　　　　　吾之宝此 为腹为目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