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先污染后治理作为一学说被某些人提出，该学说是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得不忍受环境污染，只有当环境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有效地去治理。并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具有客观规律性，环境污染和破坏，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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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如人类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对抗一样，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强调先污染后治理的客观规律性，并不是反对采取措施来治理和防止环境污染，而是指出在经济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将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实现，社会将忍受环境污染的后果。于此同时批评者认为，强调此案污染后治理具有客观规律性，将使社会放弃环境保护，放纵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不应当落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应当而且可以同步进行。历史地看，国外的环境治理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这种治理模式的代价高昂，也并不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规律。日本在回顾工业化历程时，认为“先污染后治理”给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惨痛的，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资高10倍以上。在这方面，美国拉芙运河事件颇具代表性。拉芙运河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1947年到1952年之间，当地一家名为“福卡”的化学工业公司把含二恶英和苯等82种致癌物质、共21800多吨重的工业垃圾倾倒在该运河中。运河被填埋后，这一带便成了一片广阔的土地，此地又被公司廉价转卖给了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并在此建起了小学和住宅。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1978年的调查表明，1/3的妊娠妇女出现流产，l/5的儿童有先天性畸形，远远高于正常人群的发生率。此外，拉芙运河地区的哮喘、鼻炎、鼻窦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明显增加，不少人还出现头痛、皮疹、尿道痉挛等症状。1980年，卡特总统宣布该地区处于紧急状态，800个家庭被迫疏散。政府出资清除该地区的危险废物，其费用远远超过了采取正确措施而花费的成本。又例如国内：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有大量污染物流入了松花江，对下游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吉林省委、省政府迅速启动了重特大事故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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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到防治松花江污染的工作中。据新华网长春电中国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截至到12月6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吉林省已投入7000多万元资金用于防治松花江污染。据统计，在此期间吉林省共出动了４万多人次及9000多台次的车辆，10万多人次走上街头对防治工作进行宣传，全省投入的资金达到了7000多万元。2006年1月29日亚洲开发银行官员在哈尔滨市表示，亚行准备继续向松花江流域和东北地区提供援助并将长期支持东北地区和松花江流域的发展，并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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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20亿美元全力支持松花江流域的污染防治工作。这项目被认为是“十一五”（2006－2010年）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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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适宜实施的项目，总投资为20亿美元，其中包括大约10亿美元的外部贷款援助。从上面国内外的案例可看出：如果等到严重污染后，再行治理，就需要花费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经济代价。在我国，考虑我国国情和国力的限制以及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现实情况，我们已经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如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若不采取断然措施，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仅居高不下，污染物排放总量还会继续增加，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二是环境突发事件高发期已经来临，近几年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染事故。在一些地方，长期污染对人民健康造成的损害已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典型表现为不断增高的癌症发病率；污染的反作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蚕食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意识的提高，使他们的维权意识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呼声高涨。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以环境维权为特征的群体上访甚至与排污企业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能否依法公正处置此类事件，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课题。在一些地方，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忍受程度已近极限。四是国际社会的约束，在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时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远远低于当今，环境容量也远比现在丰富，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对环境污染的管制十分有限，而在生物多样性、臭氧层保护、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更是空白。而今，情况截然相反，发达国家“先污染”时的“宽松”外部条件已一去不复返。更严重的是，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势，将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借此完成了本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大国正在成为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一个新选项。五是就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看，“驾着大棚车到西部拓荒”时代已不复存在了，有限的资源供应能力与强劲的市场需求间的不平衡，导致石油等基础资源价格飞涨，不仅加大了我们发展成本，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一条著名的倒Ｕ型曲线，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当工业化程度达到高潮时，环境的污染程度也会随之到达峰值。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将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付出巨大的代价用于治理和改善。然而，中国不应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这条曲线可以相对平缓，即使付出较高的代价，从长远角度看，也是值得的。因此我们应摆脱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平衡的发展道路综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的差异，以及我们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先污染后治理”在我国是无路可走的。我国要走以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能耗的降低必然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迎刃而解。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我国应广泛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力求工业设计、制造以及管理的最优化。同时，通过对各种生活和消费过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和调节，也可以达到降低各种资源消耗的目的。此外，绿色制造技术以及循环经济概念的大力推广，对于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努力营造一个节约型的社会。这既是由于我们面临着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更是对于我们子孙后代和世界全人类高度负责的一种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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