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甘肃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赵法发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使中国红色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进入国人视野,推动了红色文化大众化趋势。红色文化以铺天盖地之势,通过不同媒介得以生产与传播,形成当下中国新的文化景观。红色文化从革命老区走向全国,从革命遗址旧迹走进万千大众的日常生活,并浸入人民群众思想灵魂的深处。唱响红歌、重温红色经典、再造红色经典、反思红色历史、再现红色记忆……,红色俨然成为当前中国主流文化的文化标签。 庆阳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是陕甘边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之后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庆阳存有着大量的红色文化遗产。随着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当地政府、学人也开始重视对红色文化 宣传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保健知识宣传1冬季预防流感知识宣传手足口病防知识宣传森林防火宣传内容 、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成果①,但与其他地方红色文化研究相比较,就略显薄弱,且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失。故,笔者就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现状做一粗略的论述,并对此现状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和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一、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 “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②革命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演进一直与革命形影不离。革命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和参与其中的人。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③这种变革一般首先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起,进而引起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变迁景象。因此,革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手段急遽、影响深广的整体变迁,革命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革命”自身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形态而具有独特价值和功能的文化形态。④革命文化,无疑是20世纪最强劲的文化形态之一。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进而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继续推进。虽然20世纪末革 ①近些年来,庆阳市政府和本土学者十分重视庆阳红色文化宣传、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2009年6月,庆阳市华池县在兰州召开的“红色南梁,魅力华池”为主题的全市红色旅游景区暨精品旅游路线推介会;2010年5月,庆阳市提出“依托红黑绿黄四大资源,加快建设经济强市”,这里“红”就是指庆 阳的“红色文化”;2011年6月,庆阳市主办了第二届全国红色运动会。同时,在庆阳市政府的支持和帮 助下在庆阳市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召开了“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召开了“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召开了“南梁精神与甘肃 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并编辑出版了论文集,郭文奎主编的《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尤其是今年8月召开的“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资料高层论坛”,学人较集中地研讨了庆阳红色文化及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②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版,第241页。 ④唐少杰:《从文化革命到革命文化——20 世纪革命一瞥》,《求是学刊》2007年第6期。 命已经淡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但20世纪前期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形成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革命理念和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为耀目的文化景观之一。围绕中国革命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学界已经在“革命文化”概念基础上进行了颇多探讨与反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①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②不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发展空间还主要局限于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等区域,尚未完成主流文化地位的构建。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应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重新建构,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革命文化”仍是这个时期“占主流的文化形态,……包括各种类型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学艺术文本,各种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叙述、话语、符号等等。”③借助党的全国执政地位的实现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各种管道,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仍然突出了革命性。“它最鲜明的特质之一,是它不断宣称的革命性。”这一革命性特质契合了那个时代对革命文化的需求,因此,革命文化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成为“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即新中国的官方文化、主流文化。”④可以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是一个红色经典辈出的时代。借助“红色经典”的传播和主流传媒的铺天盖地般地宣传,革命文化实现了从边缘文化到主流文化、从区域文化到全国文化的嬗变。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逐渐走出以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窠臼,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方针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表征的新时期文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质。对“革命文化”的认知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而继续深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中被重新加以解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视野中,“革命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文化。在先进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⑤有学者就此将革命文化界定为:“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革命现实、凝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思想和精神风貌的文化。……它不但是中国革命时代的先进文化,也是中国目前多元文化格局中重要一元”。⑥上述界定反映了“革命文化”概念内涵的演变与意识形态建构和主导文化建设的关系,它以与时俱进的姿态,适应了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需求,其内涵也随着时代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 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08—709页。 ②沙健孙:《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③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④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修订版),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版,第178—181。 ⑤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278页。 ⑥徐利兰:《论中国“革命文化”的内容和特点》,《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红色文化”概念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中出现的。虽然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相关研究已经在红色文化的名义下展开,相关论题已经得到深入探讨,这由最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中的相关立项项目逐渐增多,即可窥其一斑。但是迄今为止,作为红色文化研究前提与基础的红色文化概念,学界仍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红色文化的内涵、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红色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中的学术地位、红色文化研究的范式建构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与重构。 “红色”原意为一种颜色。《辞海》中,红色除了象征吉庆、欢乐和吉祥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种注释:(1)共产主义的;(2)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3)革命的;(4)“左”的政治的;(5)强烈信仰的;(6)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等等。 ①最先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红色经典”概念,衍生了“红色”的更为丰富的涵义。“‘红色经典’指的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②从符号学角度而言,“红色”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指作用,是革命的象征符号。“红色”这一符号的能指,指向的是“革命”这一含义,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救国、独立等意涵相互关联,因此红色成为革命的表征。将红色与文化结合而形成的“红色文化”概念也是基于红色所指称的象征符号内涵。 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来看,2003-2004年间,学界开始以“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等概念指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刘寿礼提出,红色文化“从很大范围来说就是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井冈山和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红土地’之上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其中,井冈山精神和苏区光荣革命传统是苏区“红色文化”中最核心和最精华的部分③。还有学者则径直认为红色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④可见,“红色文化”概念刚刚提出之时,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交相错结,难分彼此的界限。 近几年来,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界定更为明确。汤红兵指出,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并在后来加以整理开发的革命历史文化,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方面指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遗址等历史遗存及后来修建的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堂等;软件方面指包括革命事迹、革命文献、革命文艺等在内的革命历史记录及蕴涵其中的革命精神⑤。王以第认为,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⑥。李水弟则认为,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在本质上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倾力打造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⑦。何克祥认为,从广义上讲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是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在建国后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狭义上讲红色文化主要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 ①辞海编纂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版,第1686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07页。 ③刘寿礼:《苏区“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研究》,《求实》2004年第7期。 ④汪木兰:《摧毁封建文化缔造红色世界——论红色文化对创建红色体制的主导作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⑤汤红兵:《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及开发——以洪湖、监利红色文化资源为主体透视》,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⑥王以第:《“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理论界》2007年第8期。 ⑦李水弟,傅小清:《红色文化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求实》2008年第5期。 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红色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文化①。 由以上所引学界的界定可以看出,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概念所指具有某种程度的混杂和纠结。大多数学者认为,狭义的红色文化就是革命时期的历史文化,体现为革命时期形成的物态的、精神的、行为的与心态的文化遗存。也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将革命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着力构建的主导文化统称为红色文化。这样,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内涵所指就出现了交错混杂的现象。显然,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二者的相异与继承,或者简单地讨论二者的宽泛窄狭,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语境下,对此加以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探讨。魏本权认为,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的崭新文化形态,既区别于传统文化,也有别于近现代以来其他阶层与党派的文化创造。它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统一整体,构成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就形态而言,它应该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革命为内核的文化;就其内涵来说,红色文化是以革命理念为中心的文化;就其外延而言,红色文化还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还应该包括当前对革命文化的利用与开发。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角度来说,红色文化是与革命文化内涵一致、但外延比革命文化更广的概念。也就是说,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即二者都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②。 二、庆阳红色文化研究历程及现状 人们对庆阳红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较早③,但其研究过程基本上还是遵从了上文所论述的: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转变。因此,人们对庆阳红色的研讨,仍然在革命文化的语境中提出了“老区精神”。1990年2月,中央庆阳地委在作出的《关于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的决定》,把老区精神的内容概括为五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建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老区精神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并与时俱进,人们在老区精神的基础上,再次重新审视了庆阳的革命精神,其精神内涵也加入了新的元素,如“南梁精神”④,“延安精神”,“苏区精神”⑤、“长征精神”和“抗战精神”。⑥这些论述虽然依旧没有摆脱“革命精神”研究的窠臼,但丰富了庆阳的革命精神。事实上,庆阳的革命文化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和“苏区精神”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和联系的,这并不是牵强附会,东拉西扯。因为,庆阳地区作为陕甘苏区的核心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何克祥:《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论》,《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②魏本权:《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有学者认为,对于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宽泛的讲,是可以的,此时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文件的整理,研讨,可以说是对“西北根据地革命文化” 的政治讨论,但严格地讲,这是两码事,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概念演变,有着复杂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而且学术讨论与政治讨论肯定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天霄之别的。见曲涛:《庆阳红色文化的内涵分析及研究进展》,载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编:《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2012年版,第1—4页。 ④刘治立:《论南梁精神》,《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⑤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曲涛:《庆阳红色文化的内涵分析及研究进展》,载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编:《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2012年版,第1—4页。 庆阳确实经过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时期。 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庆阳红色文化的名称及概念,而庆阳红色文化提法,是新近的事情。也是随着国内红色旅游热出现的,尤其是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就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思路、总体布局和主要措施作出明确规定。这表明,国家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纲要》指出,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该《纲要》就提及了红色旅游资源、红色文化遗产、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等概念。随后,人们广泛展开了关于“红色文化”研究,《人民日报》就多次使用了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有人曾统计:在中国期刊网(清华)分别输入以上5个关键词,然后选择全文查找,得出的结果是使用率最高的是红色旅游资源,自2003 年以来在314 篇文章中出现过;其次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共有60篇文章提到了这个概念;再次,有27篇文章在文中提到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最后是红色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分别有16篇文章和9篇文章在文中提及①。 庆阳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有着极其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旅游资源、革命遗迹遗址、革命文物以及革命文献,所以,当地政府也提出了“红色旅游”的招牌,2009年6月,庆阳市华池县在兰州召开的“红色南梁,魅力华池”为主题的全市红色旅游景区暨精品旅游路线推介会;而2010年5月,庆阳市提出“依托红黑绿黄四大资源,加快建设经济强市”,这里的“红”,即打好老区牌,大力弘扬老区精神,开发红色旅游资源②。2011年6月,庆阳市主办了第二届全国红色运动会。 同时,本土学人也对庆阳红色资源确进行了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庆阳红色资源的概念及内涵,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庆阳老区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有着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主要从革命(庆阳老区)精神,革命歌舞、文艺,革命标语、口号,革命伟人、英雄,革命诗词,革命(红色)歌谣,革命文物,革命遗址、遗迹等八个方面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了庆阳老区的红色资源③。也有人提出打造红色廉政文化精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观点④。 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表述庆阳红色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但却包含或者含有这层意思。随着人们的对庆阳红色文化的关注和重视,其研究工作也开始全面展开。在庆阳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庆阳市主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 2009年9月召开了“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召开了“党在陕甘边根据地执政经验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主要研讨了陕甘边根据地史,有关根据地文化研究仍然集中在革命文化上,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庆阳红色文化,但已初露端倪。 2012年8月,在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多家单位的合作下,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其会议的题目就是:“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明确地提出了“甘肃红色文化”。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庆阳红色文化的内涵及概念,并热烈讨论,其表述为:“庆阳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①刘建平,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相关概念辨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②新华网:《庆阳市深入开发“红黑绿黄”优势资源》,2011年4月9日。见http//:ldxylsx.net。 ③白学锋、罗凯:《论庆阳老区的红色资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09年第9期。 ④李学宏:《打造红色廉政文化精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陇东报》2011年5月19日。 庆阳老区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进程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具有老区精神的基本属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文化体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形态和长征落脚点的文化形态,兼具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基本属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文化又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和抗战文化形态,具有延安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基本属性。他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孕育和形成的,后来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培育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是体现庆阳地域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①我们先不谈这个观点和表述是否得到人们的认可与接受,但这是较完整的而且明确地表述了庆阳红色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从整体上论述了甘肃红色文化的类型、内涵及特点,认为有5类红色文化,即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为核心的早期中共党组织,以南梁政权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以哈达铺、会宁会师和西路军为代表的红军长征红色资源,以八路军办事处为代表的甘肃抗战红色文化资源,以甘南民变为中心的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资源。其内涵又增加了“西路军精神”。其特点是革命性、民族性、多样性和大众性②。有人论述了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及传承的问题,认为庆阳红色文化资源主要八个方面:1、以“两点一存”为核心内容的革命历史资源。2、庆阳老区精神。3、革命歌曲、文艺。4、革命口号、标语。5、革命伟人、英雄。6、革命诗词。7红色歌谣。8、红色遗址遗迹。其价值,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德育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后,文章提出了如何做好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问题,即组织凝聚、典型带动、活动推动、经典提升、学术引导、教育启动和产业拉动③。该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庆阳红色文化的类型、价值及功能。还有人从把握精神内涵为角度,科学地推进红色资源开发④,等等。 三、思考 综上所述,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基本上遵循了全面红色文化研究发展的历程,即经过了从“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是人们对“革命文化”学术研究的深入、深化和转变;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三是政府的重视、提倡和倡导。红色文化研究从官方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受到学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关于庆阳红色文化研究而言,虽然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研讨了其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功能、价值以及传承、保护和发掘,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论文的数量而言(且不谈其质量),对庆阳红色文化研究最多不过10篇,可见,我们对庆阳红色文化研究成果仍然很薄弱,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去研究,而且,我们对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念、内涵还进一步探讨,譬如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旅游(红色文化旅游)、革命遗迹、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这些名称怎么去定义,怎么确定其内涵、怎么去表述以及它们之间相 ①曲涛:《庆阳红色文化的内涵分析及研究进展》,载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编:《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2012年版,第5页。 ②尚季芳:《试析甘肃红色文化的类型、内涵及特点》,载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编:《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2012年版,第8—11页。 ③赵远兴:《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及传承》,载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等编:《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资源高层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2012年版,第19—26页。 ④张桂山:《准确把握精神内涵科学推进红色资源开发》,《庆阳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互的关系,尤其我们对庆阳红色文化类型的划分,是否客观、科学和合理,更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去深入研究和理清,只有这样,才能使庆阳红色文化得到有力的学术支撑和关怀,才能有益于其红色文化的发展和取得较好经济社会文化效益。下面笔者就是庆阳红色研究提出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和观点。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指导,客观、真实、科学地展开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研究备受人们关注和重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与社会经济的需要和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政府倡导“红色文化”,宣传政治意识形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客观、真实、学科地研究、发掘和利用这种文化,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裴宜理先生所言:“我不要给中国革命什么评价,这个评价应该按照后代怎么利用这个资本来判断——你们利用得好,中国革命就变成很好的一个事,但利用不好,也可能非常可怕。因为,所有革命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理想的一面。”①这当然是从历史和学理上的探讨。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真实、科学地研究地方红色文化,尤其是时下流行的“文化塔台,经济唱戏”,把“红色文化”研究纳入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使“红色文化”研究经济化、庸俗化。当然,“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地方,政府可以把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如果利用地好,有益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文化塔了台,经济能否唱戏,最关键的问题是唱的是什么样的戏。故,我们在庆阳红色文化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客观、真实、学科地去研究、发掘和保护其红色文化,而不能有意地拔高庆阳红色文化,尤其需要大量学者的参与,使庆阳红色文化研究有着学术的引导和关怀,避免其研究政绩化、经济化,甚至是庸俗化。 第二,开拓研究视野和方法,理清一些概念含糊不清的表述。据笔者CNKI 统计,对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论文不足10篇,且不谈质量,研究十分薄弱,其研究视野较狭窄,研究理论和方法较陈旧。如庆阳红色文化研究中,“革命话语”模式普遍存在,好像只要是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是正确的,好的,合乎实际的。从表面看,这种研究模式是在美化甚至是神话中共革命及革命者。实质上,是简化了中共革命,并没有真实客观地体现出中共革命及革命者的智慧、伟大与光辉。尤其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概念、名称以及表述,我们并没有具体的分析、定义,而是直接运用,譬如: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遗产、革命历史文化遗产、革命遗址、革命遗迹以及革命文物等等概念的表述与内涵,我们并未认真地去分析、研究,也没有较严谨地去应用,而是模糊表述,直接运用。如红色文化资源,已有学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学术表述,应该剔除②,但我们仍然用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和表述。因此,随着国内红色文化研究理念、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和发展,我们需要关注全国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况和进展,理清我们研究中这些模糊不清的名称、概念及内涵的表述,使我们的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过,纸上谈兵易,实际操作难,还需大家一起努力,用成果说话。 第三,突破研究人员地域化,加强圈内交流与合作。庆阳红色文化研究,其研究的主力军是我们本土学者,说地具体点,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党史部门和陇东学院,当然,这种局面也是合情合理的,研究当地文化不仅是当地政府和学者热爱家乡,服务和贡献桑梓的真挚情感的体现,而且肯定也是当地政府和学者义不 ①于建嵘、裴宜理:《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南方周末》2011年6月17日。 ②刘建平、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相关概念辨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要“睁眼看全国”,突破其研究人员的地域化,加强与其他红色文化遗产丰富地区的学习、交流,尤其是加强与他们的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性研究而造成的人力浪费;一方面可以深入庆阳红色文化的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