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为法学会张之楠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政治文化意义

中国行为法学会张之楠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政治文化意义 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政治文化意义 (张之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一 被诛十族 明初有一个震惊当时及其令后来震惊的历史事件，即明成祖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之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十八记此事之本末云: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托。”上曰:“何为,”衍曰: “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种子绝 矣。”文皇首肯之。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 孝孺衰绖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 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 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援 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 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 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 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 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 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 氏～妻与诸子皆先经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 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 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 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时～孝孺目之～泪下。孝友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 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士论壮之～以为不愧孝孺之弟。孝 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连袂投桥水死。 僧道衍即姚广孝，十四岁出家为僧，却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以“知天道”为名，在建文帝削诸王之权时，力劝燕王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献计献策，为最终取得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道衍好学工诗，与当时的文人交往密切，宋濂、苏伯衡等文人皆推奖之，故其知方孝孺之名、之学与个性，因此在朱棣入南京时，密托朱棣勿杀方孝孺。 明成祖朱棣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杀戮之名，但在即位之初，似乎并无杀戮之意。余继登《典故纪闻》录成祖事迹，其中有关于用人的文献，兹录三条，其一云: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所误～即明言 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其二云: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 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 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其三云: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 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臵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 言日闻～天下之事无雍滞矣。”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心存国事～ 1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这些材料说明明成祖还能够正确看待臣属，能够用人之所长、信任臣僚和虚心纳言。尽管可以说这些材料是成祖为自己或史臣对成祖的文饰，或是虚意的表面文章，但事实上成祖即位后并没有如朱元璋那样大肆杀戮功臣。对于道衍所托勿杀方孝孺，朱棣“首肯之”，说明他答应了道衍的密托，开始并没有要杀方孝孺之意。朱棣希望方孝孺能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则坚持正统的皇位传继之制，斥朱棣不应自己做皇帝，激怒了朱棣。细观谷应泰《壬午殉难》中所载朱棣诛杀之臣，皆为忠心建文而不为其所用之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何其多，又何止朱棣一人～ 不管怎么说，朱棣对建文旧臣的屠戮，使他留下了血腥屠杀之名，也正如谷应泰所评述的那样，朱棣不能如“川泽”之“纳污”而失“王者之大度”。黄宗羲对此亦持同样的看法。有人说方孝孺性格“激烈过甚”，从而“致十族之酷”，黄宗羲却将责任归之于朱棣的“天性刻薄”:“ 夫成祖天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按:一本作何)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已甚之所至乎? 2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这样悲惨的结局，责任主要在明成祖，而非在方孝孺。 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可谓开了历史之先河，暴虐之惨，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谷应泰比较成祖与历史上政权更替中发生的杀戮，论曰: 闻之川泽纳污～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旧怨～汉帝首封～射钩小嫌～ 齐侯不问～况吠尧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节重于许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发哀痛 之言～为谢过之举。其能从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宠范阳～尊官以礼魏征矣。若或天命虽 改～执志弥坚～亦复放还山林～听其自适。逄萌之挂冠东都～伯况之杜门广武～狂奴故 态～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募悬赏格～继且穷治党与～一士秉贞～ 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虽温舒之同时五族～张俭之祸及万家～不足比也。 乃若受戮之最惨者～方孝孺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 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 者八十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以及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魏冕、王度、卢元质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 又若赴义之最烈者～铁铉之尸还反背～景清之死犹犯驾。就义之最洁者～教授之明伦恸 哭～樵夫之自投东湖～若此之俦～则又未易更仆数也。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 之种无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从 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或分隶教坊～给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织室～才人 下降于厮养～此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 抑予闻之～荡阴之战～血惟嵇绍～靖康之祸～死仅侍郎。而建文诸臣～三千同周 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者～盖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 其养育者率多直节～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搜捕者易于抵触～难于感化。虽人 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于宋朝忠厚～不杀大僚～孙皓凶残～恒加烧锯。臣以礼 使～士不可辱。呜呼:成祖之作法凉矣。 以残暴而著名的秦代，杀戮不过诛三祖，而成祖此次杀戮之重，竟超过了公认的暴秦～ 对于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之事，除了谷应泰的这一大段对壬午殉难惨烈之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外，后世多有评述，皆认为方孝孺得祸之惨烈，为古今所无。明人王弘诲在《方正 1 《典故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02 2 《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 学先生祠堂碑》中说:“我成祖文皇帝靖难师入金陵，一时抗节死义之臣，则正学万先生为 1尤烈云。”明人项复宏《重建方正学先生祠堂碑》中说:“以先生死事之惨，遗祸之烈，外 2史氏往往深伤之，以为出于先生之不幸。”明人施浚明《跋方正学先生祠祭田记》中说:“贞 3臣殉君，自古非乏。其用心最苦，而受祸最烈者莫如方先生。”明人张绍谦《祭方正学先生 4祠文》中说:“古今遭时之难，死事之惨，孰有如先生者乎?”明人李维桢《方正学先生石墓记》中说:“方正学先生殉节遘祸，于建文诸臣中最烈，而近日所以恤录章显者亦最盛。”5清人鲁超《重修求忠书院碑记》中说:“夫成祖之时忠义之士歼灭无遗，瓜蔓之抄祸延海内， 6而罹祸之惨无如先生者。”清人汪有典《方正学先生传》中说:“秦政赫连勃勃，振古之穷凶也，然未尝有十族刑。盖自开辟以来，忠义屠戮之惨，至明为极，而燕王实肇其端;死难 7亦惟明为盛，而先生特冠其首。” 清人沈叔埏《书《逊志斋集》后》中说:“先生得祸之烈， 8为古今所无。” 需要说明的是，朱棣收方孝孺十族而诛之，亦有史家对此事加以质疑。郑晓在《文学博士方先生传》中记载此事说:“置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儒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儒慨然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氏)， 9郑先已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郑晓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谈迁在记惠宗建文四年事中提到诛方孝儒事云:“促草诏，孝儒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 10哭骂如故。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血犯御座，磔之。”朱彝尊对此事亦不以为然，在《逊志斋文钞序》中说:“公既死，朝廷严文字之禁，而郑氏所辑，凡四、五册，余皆叔丰补完之，公之文卒赖以传。然则诸君子或为公友，或在公之门，当日咸不及难，吾是 11以知门人故友为十族之说，亦传之者过也。”朱彝尊认为，朱棣诛方孝孺十族之说，乃士人传说之过，有所夸张。清代史学家夏燮对此事曾加考异，说:“当日或加三为四，或加九 12为十，传闻异词不足辨。”对诛十族之说亦言不足为信。 上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言廖镛亦被“诏磔于市”，《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则云“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瘞聚宝门外山上”，二者对此的叙述相矛盾。相比较而言，《明史》所言更为可信，可见确如朱彝尊所说，朱棣并没有收尽方孝孺十族而诛之。不过，针对廖镛与廖铭兄弟，张朝瑞在《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中有 13不同的说法:“籍九族。文皇怒不已，必诛十族，乃以门人廖镛等为一族，诛之。”似乎廖镛与方孝孺同时被诛，而又在《都督廖镛》中叙此事始末云:“靖难后，文皇以廖侯两子镛与铭尝受学方孝孺，令召之。孝儒怒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两子复命，文皇大怒，令收孝儒，刑之聚宝门外，凡七日，骂声不绝。廖两子拾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甫毕而廖氏亦见收，两子逃去。永乐元年四月，锦衣卫镇抚司奏获镛、铭，送刑部，论死。 1 张常明编注:《逊志斋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 《逊志斋外集》，第83页。 3 《逊志斋外集》，第161页。 4 《宁海县志》卷七，清康熙十七年( 1678)刻本。 5 《大泌山房集》卷五十六，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 6 《逊志斋外集》，第92页。 7 《逊志斋外集》，第154页。 8 《逊志斋外集》，第190页。 9 郑晓:《吾学编》，四库全书本。 10 《国榷》卷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 11 《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12 《明通鉴》卷十三。 13 《忠节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镛弟钺及从父淮安指挥佥事昇俱谪戍边，镛母东瓯王长女也，并铭女送浣衣局。”这里说廖氏兄弟是先收葬方孝孺遗骸，而后被锦衣卫所逮后处死的。在《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中还提到“当时孝孺所与游，有魏泽、王稌”，并附有魏泽、王稌二人小传。魏泽之小传云:“字彦恩，溧水人，有学行。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书，后谪宁海典史，时方逮捕孝孺族党，泽悉力周旋，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遗育。谢文肃公诗所谓‘孙枝一叶是君恩’也。后泽过孝孺故居，为诗悼之曰:‘笋舆冲雨过侯城，抚景令人感慨生。黄鸟向人空百啭，清猿堕泪只三声。山中自可全高节，天下难居是盛名。却忆令威千载后，重归华表不胜情。’闻者无 2不归泽之义矣。”魏泽藏方孝孺幼子事，后人有辩诬，实无其事。王稌之小传云:“王稌字叔丰，祎之孙，绅之子。积学能文，有祖父风，受业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之及于难也，稌周旋其间，又与孝孺表侄郑殉至聚宝门外求负其遗骸归葬，不可得，坐逮系狱。文皇念祎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辞还金华，读书青岩山下，将终身焉。棕与童景庸书，言痛念逊志名迹日就湮没，欲执事与同志商榷，搜辑其学行幽潜生卒始末为行状以传，凡有爱慕之心者自能默识谨藏，或可待时发扬于万一，稌遂辑方氏遗文为《侯城集》以传，人咸义之。”即真如《忠节录》所云，廖镛与廖铭兄弟确实被诛，如魏泽、王稌等人亦确实没有被诛，所以说方孝孺被诛十族之论是不完全准确的，确实有他人夸大的成分，使得这次事件在以讹传讹中被放大。 对此事的辩疑，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第三章亦有所说明，可参看。 朱棣诛方孝孺十族时，为使方孝孺屈服，每逮一人，辄以示，方孝孺不为所动，“执不从”，于是连累而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因此有人认为方孝孺应该早自杀，就不至于连累八百七十三人:“夫先生之殉难也，被逮者八百七十三人，十族之祸必其同里为多，后之论者谓 3先生设早自裁决，或不至累及八百余人，是以八百余人为先生死也。” 方孝孺忍痛直视着自己的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而不屈服，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或动力能使得他做到忍住巨大的悲痛而不屈服,方孝孺在坚守什么, 二 《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山水隐者》诗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斋，入蜀后，蜀献王赐号正学。浙江宁波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至1402被明成祖朱棣所杀时，46岁。 方孝孺自幼天资聪明，五岁时即能读书作诗，六岁时作《题山水隐者》诗云:“栋宇参 4差通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乍看本诗，似乎方孝孺孺幼时即向往一种隐逸、悠然隐士生活和不受拘束的心态。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 所谓“等闲识得东风面”，出自朱熹的《春日》诗，原诗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 5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诗向来被理学家看作是一首悟学之之诗，明代后期理学家冯从吾曾说: 自虞廷言中～而学者多以发而皆中节之和当之～不知道理有个所以中节处～不在 1 《忠节录》卷四。 2 关于方孝孺是否有子嗣幸存下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忠节录》所述的魏泽小传言魏泽藏匿了方孝孺的幼子，明后期人陈继儒《求忠书院记》(《晚香堂集》卷四)、钱士升《方孝孺》(《皇明表忠纪》卷二)等文中皆持此说。谈迁《国榷》卷十二中则认为俞斌冒用方氏，并窃改《宁海县志》。清人大多认同谈迁的说法，如《明史》方孝孺传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儒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按当时的实情来说，方孝孺不可能有子嗣留下来。 3 孙锵:《方正学先生故里碑阴记》，《逊志斋外集》，第95页。 4 《逊志斋集》卷二十四，四部从刊本。 5 《晦庵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发时。当喜怒哀乐之未发～而此理已具矣。此时说个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说个无 过不及～真是无过不及。虞廷之所谓中～正指此耳。虽不睹不闻～而天下事却件件离不 得～无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 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又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学问透悟乎此～是从先天未画处立根～ 1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无声无臭的道理～不是子思点破～令人何处寻讨。 冯从吾说这首诗是朱熹“学问悟透”之语，是喜怒哀乐未发而理已具，是无声无臭的道理，是天下之大本。又曾引该诗之后说:“既识得东风面，则万紫千红总是春，安往非学，安往 2得厌，安往非诲，安往得倦。”悟得此诗，则无处非学。与冯从吾差不多同时稍后的另一理 3学家陆世仪则在引该诗后说:“分明道出一贯气象。”这个一贯气象，当然是理学家的一贯气象了。明初理学家吴与弼在梦中还吟咏此诗，云:“等闲识得东风意，便是桥边鸟鹊春。”4吴与弼尊奉程朱理学，多次梦见所尊崇的朱熹，如云:“梦侍晦庵先生侧，先生颜色蔼然， 5而礼甚恭，肃焉起敬起仰也。”因此，吴与弼虽然对朱熹的这首诗稍加变化，诗意和包含的的道理，仍然与朱熹的原诗是一致的。 所以，由方孝孺六岁所作的这首《题山水隐者》诗来看，他追求和向往的绝不是隐逸的悠然生活和飘逸心态，理学家悟透学问之境才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在学问追求和人生选择上，方孝孺必然会向理学家的境地靠拢，而随后的学习、求师和思想发展验证了方孝孺的这个选择和追求。 三 家庭之教与师授 方孝孺有一段回忆自己读书经历的文字，说:“某六七岁时，初入学读书，见书册中载圣贤名字，或圣贤良相将形貌，即有愿学之心，每窃寸纸，署其名与同軰诸学子拱揖而指麾之。父兄虽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岁余，渐省事，见当世奔走仕宦者不足道，以为圣贤之学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为吾轻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游济上，历邹鲁之故墟，览周公、孔子庙宅，求七十子之遗迹，问陋巷、舞雩所在，潜心静虑，验其所得，慨叹以为彼七十子者，纵颜、闵未可几及，其余若樊迟、冉求辈，使学之同时，岂皆让之乎～但今世无圣人出，不得所依归，故不若尔。迨今又五六年，阅理滋多，约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盖其信道之心笃，自治之法严，故其所成，近求之无遗行，实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虚名者比也。某诚信其然，故不自放于俗，每兴伤今崇古之思，积之既多，发为言语。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论道德必曰孔、孟、颜、闵，寝而思者，此数君子也， 6坐而诵者，此数君子也。用心一入于此，犹恐流于过高，如古狂人，而不适于用。”方孝孺孺六七岁之时，见到圣贤良相将相貌，就有愿学之心。明后期焦竑以此论方孝孺之志:“方孝孺髫龀chen已善属文，双眸炯炯如电，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见典册所载圣贤名字， 7或良将相形貌，辄默记，欣然有愿慕之志，乡人呼为小韩子。”根据这段自述，方孝孺在一一生的学习、求师和阅历过程中，以学圣贤自立。所以，上引《题山水隐者》诗看上去是表现隐逸之趣，实是表现出方孝孺自幼即有理学家和做圣贤良将相之志。 方孝孺以孔、孟等前代圣贤为自己学习对象，慕乎道德，明人孙如游《重刻正学方先 1 《少墟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2 《少墟集》卷二。 3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 4 《康斋集》卷十一《日录》，四库全书本。 5 《康斋集》卷十一《日录》。 6 《答俞敬徳》之二，《逊志斋集》卷之十一。 7 《玉堂丛语》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7页。 生文集序》中将方孝孺的道德文章比之如孟子:“昔战国时士风卑鄙，竞习于滨阿澳泌，取媚当世，而孟子独以泰山岩岩之气振之，真所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者，千古而后，赖《七篇》之存，而其气之浩然塞天地者尤可想见，则兹集之关世教匪眇少矣。嗟乎!孟子处浊世抱道弗试，徒托于《七篇》之文，而先生当盛代经纶肇始，勋业未究，即道德文 1章足表见千古，而赍志以往，读兹集者其尚有余忱也夫。”在孙如游看来，无论从气节还是从道德文章上，方孝孺都可比隆于孟子。 方孝孺一生追求气节和道德文章，是受到家庭和他的老师宋濂两方面的影响。 据方孝孺自言，方家“世敦儒术，为邑礼义家”。其父方克勤，字去矜，方孝孺述其父之经历云:“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岁能读书，自辩章句。年十余，暗记五经，为文有奇语。里中老生啧啧赏异，呼为神童。稍长，阅关、闽遗书，叹曰:‘为学当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闭门讲习，不知饥渇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为名儒，受业质疑者继乎门。先君口举手画，横分竖贯，曲折明备，各称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骈俪雕刻为学，莫有谈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开陈其说，士俗为之大变。„„先君纵观南宋故都，为文贳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离之诗，慷慨泣数行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坚。知元之将乱，弥自韬晦，穷理致知以尽其变。至于阴阳消长之度，礼乐名物之数，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说，咸求折中，授业者日益多。”从这段话来看，方克勤其一是自幼攻读圣贤之书，讲求性命之学;其二有经济天下之志，其三以循“道”作为自己的政治观念，其四精通古代礼乐名物之数、井田封建之制等。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将看到，方克勤秉持的这四个方面，对方孝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方克勤出仕明朝，在济宁作地方官时，亦以此教授地方:“初先君受济宁之命，以为非常之恩，不可不尽力。到部，为书悬之通衢，谕以朝廷养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语，问以得失。郡学官阙，先圣庙颓坏，先君聘前进士为师，弟子未备者，选充之。役浮屠葺庙堂，凿庙前地为泮池，撤佛庐，增廊庑，度庙后地为射圃，造弓矢，置旐鹄，日视学，率诸生习业。始，郡兵后，人未知学，先君以身为师，为之立章句，谨节文，讲内圣外王之道，不踰时皆化，儒服者斑斑间出。”与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方针不同，方克勤是以“孝悌忠信之道”来治民，即其为政是以“教化为先。” 用方孝孺的话说，方克勤自身“孝爱切至”，每有“奇味”时，母亲不食，宁肯让“奇味”败腐而不食。处事以国家为先，有人劝其为家计，他却说:“先国可也，敢射利乎,”有其父必有其子，方孝孺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和父亲一样的作风。 方孝孺对父亲是极其佩服，评价其为人云:“动容周旋，必以礼法，率真任质，不事表襮。与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热。一立谈顷，洞见肺腑，发言持论，一本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荣辱利害，视之若一。临终之际，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颜色不改。呜呼痛哉～先君之学，明白纯正，以绍述考亭为己责，所志益深且远，逢时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则退隐邱园，传其业于书，以诏后世。”方克勤正直儒士的形象跃然纸上。又评价方克勤所循之“道”云:“先君之道，盖法时乎《易》，取政乎《书》，主敬乎礼，体和乎乐，雅言以诗，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虽不可测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 2治。发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辞，比于古之贤人循吏，未之或加也。” 以上方克勤事迹，为方孝孺所自述。方孝孺之师宋濂感方克勤之事迹，亦作《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姚履旋等辑《逊志斋外纪》卷之上作《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文》)，对方 3克勤大加赞扬，称其:“能诚求实践，参前倚衡，俨若上帝鉴临，涵养既纯，发舒自异。”方 1 《逊志斋外集》，第9页。 2 《先府君行状》，《逊志斋集》卷之二十一。 3 《芝园前集》卷第七。 方克勤之于方孝孺，正如《逊志斋外纪》录廖道南《殿阁词林记略》中所言:“方先生得家 1庭之教，于书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圣贤自期，以经纶天下为己任。”黄宗羲亦云其学主要出自家庭之教:“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先生之学， 2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 洪武九年，方孝孺从父之命，投师宋濂。在学习过程中，宋濂对方孝孺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方孝孺与宋濂师生之间比较，下文有详细叙述，本处暂且省略，不过后人评论方孝孺超出宋濂之上。如郁衮《方孝孺》中说:“在宋濂门为高弟子，从濂后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对客谈及濂事，辄涕泣。既官汉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抚恤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恸哭移时乃去。在建文时，羽仪斯文，隐然为当世重。以蜀王尝赐号正学斋，世号正学先生。所著有《逊志斋集》三十八卷。《大易枝辞》、《周礼考次》、《武王戒书注》、《帝王基命录》、《文统》、《宋史要言》诸书皆逸不传。孝孺文章似宋苏轼，雄迈奔放，沛然若狂流倒峡而气不可遏。发为论著，酿粹都郁，虽博极群书，而根据六经，宪章孔、孟，宋程、朱以前无有也。濂尝推之，谓欧阳少师、苏长公姑置勿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文艺之场，未知孰为后先。其后李贤亦称孝孺师景濂，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 3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为知言。”这是言在忠义之气上超出宋濂。明人张弼《书方正学<逊志斋集>后》云:“二十年前，瑞安杨元霁知吾华亭，尝出方先生《逊志斋稿》见示，乃录本也。且道先生大节颇详，谨读而妄书其后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宇宙之间，仅见此老。’„„三代而下，可考其详者，大节或有之，所养所学，恐未逮乎!当时有以欧、苏拟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潜溪、杨东里为文章称首，然恐亦不当出其右乎!呜呼， 4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这是言在文字上超出宋濂。仔细品评这段话的含义，似乎正是方孝孺有守死善道之节，才有超出宋濂、杨士奇等人之文，实际上主要也是指气节。郁衮所引李贤之语与张弼之语，还是符合史实的，下有详述。 四 坚守“正统” 还是回到本章开头所说的那个问题，方孝孺宁被诛杀十族而不取法，他在坚守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看看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的原因开始。 谷应泰《壬午殉难》及其他各种史料在提到方孝孺被杀之前与明成祖朱棣的对话基本一致，就是本章开头所引的那段话。朱棣答应了姚广孝的密托，不杀方孝孺。在朱棣的心里，有起用方孝孺之意，故一进南京，就召用方孝孺。方孝孺不从，朱棣将其系之狱中而不杀，让其徒廖镛、廖铭兄弟劝说，方孝孺斥二人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朱棣要写即位诏书，众人皆举方孝孺。方孝孺不肯，原因是朱棣自己不应即帝位，应让给建文之子或建文之弟，朱棣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事，在方孝孺宁死不写诏书的哭骂中被激怒，而诛其十族。 方孝孺宁被诛十族而不草诏书的做法，向来有不同的评判。肯定者居多，如明人张翰 5《方孝孺》中云:“死节一事，则成仁取义，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灭已。”也有论其为迂者。清人陈祖范《方孝孺死节论》中说:“夫孝孺之死当矣。彼为孝孺而死者何罪?孝孺于此，独不可少迂回焉，效薛方之诡对，文文山之请黄冠归乡，姑以纾其十族之难，而后自引决焉。天下后世，亦必共谅其志，何乃欲成一己之节，而累及无辜?返之于心，得毋有不安者乎?君子曰:此固孝孺之所不忍也，而非孝孺之所不安也。临刑时，顾其弟孝友 1 《逊志斋外纪》卷之上。 2 《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 3 《逊志斋外集》，第126页。 4 《逊志斋外集》，第171页。 5 《逊志斋外集》，第102-103页。 1而泪下，夫岂不忍于弟而忍于他人乎,”陈祖范言方孝孺迂腐，应该先纾十族之难，然后自决，后世之人也必会谅解其苦心。亦有人论方孝孺说:“可以无死者也。虽有鼎革不至易姓，夫非高皇帝之子欤?以高皇帝之臣，君高皇帝之子，于义为有托。”这正如朱棣所言，这 2是朕之家事，但方孝孺却抗声言朱棣:“非吾君也，仇也。” 方孝孺如此坚持，是不是迂腐之见呢,据实而论，方孝孺在很多方面确实有过于迂腐之处。如其论赵苞事即可见一斑。赵苞为辽西守，鲜卑劫质其母、妻及子以攻城，赵苞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虽力战破敌，其母、妻及子亦皆遇害，事详见《后汉书》卷一百十一《赵苞传》。赵苞之行为，向来颇受非议，如明末清初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下、清人张尚瑗《左传折诸》卷六等书皆言赵苞不仅不能体现出“忠”，相反是“贼子”之为。方孝孺在二人之前，有同样的看法，说:“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义也。千金与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椟与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于千金矣，以椟而敌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于亲者，亲亦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则君存，城亡则君亡，寇虽劫母以胁降，吾尽死以存君可也。”方孝孺认为赵苞之行为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苞之所守者，汉之君恃此以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椟之类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于谋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于彼。鲜卑者众多，而可以计取，性贪而可以利诱。其质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货财耳，能出数十万赂之，而以母为请，彼乐得吾之利，未必不从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则求而避之，彼虽得吾城，吾徐以计攻之，未有不胜者也。不此之图，而使母死于寇手，虽可以存天下，君子犹不忍也，况一城乎～”方孝孺认为鲜卑所欲得者为财货和土地而已，应先满足其心，然后徐徐谋图之，以计攻之，没有不取得胜利的。如赵苞之所为，虽可为皇帝保存天下，而母死于贼首，非君子之所为。故在文后，方孝孺评论赵苞胶固而不知变:“义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谓也，不可以固而不知变也。弃母以全城与全母而弃郡，其非义则一，然不若弃母之愈甚也。权其 3轻重，使合乎宜，上不失亲，下不失职，惟达于义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甚哉此论～方孝孺为赵苞所出之计，何迂哉～以城池换得母及妻子，然后再想法设法收复，在道学家眼里应该是一条正确的做法，在“以计攻之”时，是否会如方孝孺所说“未有不胜者也”呢,方孝孺自己多次论到要通达世事，《杂诫》第十三章中说:“学古而不达当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变而不本于道术，权诈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权诈者不可用，而善悦人。及其失也，木愈于诈。闻以权诈亡国矣，未闻鄙木者之偾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华，与其 4诈也宁木。”学古而不通达当世之事，是鄙木之士。虽然方孝孺这里是比较鄙木之士与权诈之士，二者相比，宁取木而不去权诈，不过也看得出他对鄙木之士持不赞成的态度。方孝孺评论赵苞为保一城而使其母死于贼手，认为要学古而通达世变，那么他自己坚持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而使十族被诛，是不是也是胶固而不知变、是不是属于他自己所说的鄙木之士呢～ 如果再深一层追问的话，赵苞弃母之不顾是为守一城，方孝孺弃十族不顾，那么他所守的又是什么呢,陈祖范评价方孝孺不知迂回，在文末却是另一番评价:“然而吾所以死， 5非为一身也，为天下大义也，为万世伦常也，非负叛逆不轨之罪而累及其族属也。”针对有有人论方孝孺“可以无死而必死，死之，过也”之语，朱一是也力挺方孝孺:“予谓:必至于过，而死之道全，忠之义尽，而无憾。何者,死忠者，臣之分也;分死而死，岂复有可以不死者，使人臣逃死耶?有可以不死者以逃死，即嫌于可以不死者，亦逃之矣。即必不可以不死者，亦托于嫌以逃之矣。极其弊必至于无死臣而后已，故志士仁人不特为仅死也。宁过于 1 《司业文集》卷一，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2 朱一是《方正学论》所引之语，《为可堂初集》卷十，顺治十四年刻本。 3 《逊志斋集》卷之五。 4 《逊志斋集》卷之一。 5 《司业文集》卷一。 1死，而后忠之义尽，而后不忠之路塞。„„必正名声罪而死。”从二人的评论看得出，方孝孺所守的是天下大义和万世伦常，虽死之过，但为后世作了榜样，为后世塞不忠之路。 正如上引方孝孺论朱棣“非吾君也，仇也”之语，我们可以明白，方孝孺所守的是道，是“万世伦常”，是正统。 五 正统观 既然方孝孺所守的是道与正统，要理解方孝孺要坚守什么，还要看看他对朱棣的评价与论断。 方孝孺初次与朱棣接触就被杀掉了，还没有来得及留下他对朱棣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和评断，不过他与朱棣的那段对答，就已经说明了他对朱棣的态度了。朱棣让方孝孺草即位诏书，方孝孺穿戴孝衣入见，嚎啕悲恸之声响彻大殿。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回答说:“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回答道:“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方孝孺回答道:“何不立成王之弟,”方孝孺“何不立成王之子,”与“何不立成王之弟,”两句答语，说明他认为朱棣即帝位是不应该的。虽然朱棣说这是朱家的家事，方孝孺仍坚持不从。就是说，在朱棣即帝位这件事上，方孝孺认为是不符合正统，按照正统的即位顺序应该是建文之子或建文之弟，而非作为建文帝叔叔的朱棣。 方孝孺对于应立建文之子或建文之弟为帝的坚持，出自他的正统观。方孝孺对于正统与变统有长篇大论，作《释统》上中下三篇及《后正统论》，阐述他的正统观与变统观。 方孝孺论历史上的各朝代云:“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术而守者，汉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弑以得之，无术以守之，而子孙受其祸者，晋也。其取之也同而身为天下戮者，王莽也。”可以说，各代得天下的情形各不相同，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这些朝代呢,方孝孺说:“苟以全有天下，号令行乎海内者为正统耶，则此皆其人矣。然则汤武之与秦隋可得而班乎，汉唐之与王莽可得而并乎,莽之不齿乎正统久矣，以其簒也。而晋亦簒也，后之得天下而异乎晋者寡矣，而犹黜莽，何也,谓其无成而受诛也。使光武不兴，而莽之子孙袭其位，则亦将与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尝黜晋也，其意以为后人行天子之礼者数百年，势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则莽苟不诛，论正统者亦将与之矣。呜呼，何其戾也～正统之说，何为而立耶,茍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则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这段话中，方孝孺评述了已有的统系观，认为若以全得天下即看作是正统，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全得天下即为正统的看法成立的话，那么向来被非议、贬斥的王莽政权也应该是属于正统之列，秦、隋等以暴虐著称的朝代和仁义道德著称的三代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无差别的正统观会对后人产生不良的认识后果:“侥幸而得天下者，虽其势力之强，无所为而不成，然其心私计而深念，未尝不畏后世之公议。今将立天下之大法，以为万世劝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顺之实，以明其是非，而概以正统加诸有天下之人，不亦长侥幸者之恶，而为圣君贤王之羞乎～适事机之会，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处非其地，用非其时，圣君贤王亦不足以成治功。”若以既得全天下则皆看作是正统，就会主张侥幸者之恶，而埋没圣君贤王的治功，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以秦、隋朝代为正统，就如同将庄周、李斯等人看作是如孔子一样，俱为圣人:“古之能统一宇内，而动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动不以正，而以正统称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与之同此名乎,故谓周、秦、汉、晋、隋、唐、宋均为正统，犹谓孔子、墨翟、庄周、李斯、孟轲、扬雄俱为圣人而传道统也，其孰以为可,非圣人而谓之圣人，人皆知其不然。”非圣人而谓之圣人为不可，非正统谓之正统亦不可:“不可为正统，而加之以正统之号，则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万世而无弊乎,” 1 《为可堂初集》卷十。 方孝孺认为，对于历史上的各朝代应该加以细致的辨别，要通过对正统的辨别，“以寓褒贬，正大分，申君臣之义，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诛人伪”，使得圣者得到褒扬，而暴虐者得到贬斥。方孝孺认为全得天下者有正统和变统之别:“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奚谓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二统立， 1而劝戒之道明，侥幸者其有所惧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盖窃取孔子之意也。”方孝孺看来，如晋、宋、齐、梁之君，虽然全有天下，而不可谓之正统，真正可以称得上正统的只有“仁义而王，道德而治”的三代。 《释统》(上)强调立二统——正统和变统，二统立则劝戒之道明，侥幸者就会有所畏惧。《释统》(中)开篇则继续强调立二统的意义和作用:“正统之说立，而后人君之位尊。变统之名立，而后正统之说明。举有天下者皆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可以智力得，而不务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骄肆而不知戒。举三代而下，皆不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非后世所能及，而不勉于为善矣，其弊至于使人懈怠而无所劝。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归诸正统，或归诸变统，而不可必得，故贤主有所劝，而奸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纲目》之作，所以诛暴止乱于前，而为万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尽天下之情伪，则小人将驰骛乎法之外，而窃笑吾法之疏，是孰若无法之愈乎～故正统以处其常，而参之以变统，然后其变可得而尽也。”这段话同时也表明了方孝孺设立变统的意义，若举全有天下者皆为正统，则得天下者就不务修德了;若举三代以下皆非正统，则得天下者就会认为正统非自身所能及，同样会不修善德了。因此，方孝孺要以正统处常，而参之以变统，然后得天下者就会修德务善了。 由立正统与变统之义来看，方孝孺可谓费尽苦心～由二统观出发，方孝孺否定了朱熹的正统观。朱熹将全有天下之周、秦、汉、晋、隋、唐皆看作正统，方孝孺对此并不赞同，说这样的后果是:“仁者徒仁，暴者徒暴。”象朱熹这样“以正为正，又以非正为正也”的看法，是不可取的。方孝孺阐述自己的看法说:“所贵乎为君者，岂谓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义之极，操政教之原，有以过乎天下也。有以过乎天下，斯可以为正统，不然非其所据而据之，是则变也。以变为正，奚若以变为变之美乎～故周也、汉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则可也，晋也、秦也、隋也、女后之称制也，不谓之变，何可哉,正统则处之以天子之制，变统则不得并焉。”孰为正统，孰为变统，不是评论者所决定的，而是由民心所决定的，方孝孺说:“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得不贵之乎,非其类，无其德，民必恶之。当时恶之，后世以其位而尊之，则违乎天矣，故不得不贱之也。贵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孙。虽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国，犹尊之以正统之礼。贱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孙虽有贤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恶。夫如是，而后褒贬明;夫如是，而后劝戒著;夫如是，而后正统尊，奸邪息，夷 2狄惧。”只有这样辨别正统和变统，才能彰显褒贬和劝戒之义，才能使正统尊而奸邪息。 《释统》(下)则以“义”定正统与非正统，云:“夫所谓变统之制者，何也,异于天子之礼也。彼生以天子养，没以天子葬，俨然帝中国而臣四夷，天下莫与敌，大矣。曷为而异其礼,盖其所可致者，势也，不可僣乎后世者，义也。势行于一时，义定于后世。义之所在，臣不敢私爱于君，子不敢私尊于父。大中至正之道质诸天地，参诸鬼神而不忒也。”“义”为后世之所定论，而臣子不敢为私。方孝孺最后严正统与变统之别说:“何谓天子之礼,正统是也。正统之君始立，则大书其国号谥号纪年之号。凡其所为必书，所言必书，祀典必书， 1 以上引文皆引自《释统》(上)，《逊志斋集》卷之二。本段“亦不可为正矣”以下，四库全书本《逊志斋集》为:“若夫以女后而据天位，虽革命改物，如伪周之武氏，亦不可继统矣。二统立，而劝戒之道明，侥幸者其有所惧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盖窃取孔子之意也。”微有不同。 2 以上引文皆引自《释统》(中)，卷之二。 封拜必书。书后曰皇后，书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殁，皆曰崩。葬必书其陵，其谥，有事可纪者纪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诏曰令曰制，兵行曰讨曰征曰伐，施恵曰赦曰大赦，施刑当罪曰诛曰伏诛，违上兴兵者曰反曰作乱曰犯曰冦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邻国，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贬之。知尊正统者，虽微必进之。不幸而至于衰微，受制于强暴，或屈而臣之。强暴者诚乱贼也，诚不可为正统也，则盗贼之雄耳，必慎抑扬予夺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冦，得地曰陷，据都曰据，至阙曰犯。虏正统之君，必易辞书其故。见杀曰弑，而书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殁也，特书曰死。其党之与谋、陈力得罪于正统者，虽功多皆书曰死，以著其罪，以绝其恶。”方孝孺指出，对于变统不要亲之、尊之:“君子之于变统，外之而不亲也，微之而不尊也，断断乎其严也，闵闵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统之复也。”严正统与变统之别的原因，方孝孺最后指出，这是“为天下虑”:“为天下虑也。奚而为天下虑,使女主而乘君位，终于不复反正，簒弑而不亡，暴虐而继世，生民之类几何而不灭乎,立变统所以扶人极，能 1言抑变统者，君子之所取也。” 作《释统》三篇之后，方孝孺又作《后正统论》作为他正统观的补充。《后正统论》首先说明他正统观的根据:“正统之名何所本也,曰本于《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虽微，而其大要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诸侯盛，以地不及于齐、晋、吴、楚，以兵以粟则不远于鲁、卫、曹、郑，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齐、晋虽大国，一有踰分奸礼则必贬之。楚与吴固已称王，与周无异矣，而斥之曰子，曰人。岂非君臣之等，华夷之分不可废乎,”其次，指出非正统的三种情形:“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恶其乱华，篡臣贼、后恶其乱伦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恶嗜欲之不齐，不有以主之，则纷争而靡定。故简圣贤之人，授之命，为之主，同其好恶，节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以教之，为衣服、等杀、交际、吉凶之礼以文之，拨洪水、猛兽、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贼后者，乘其君之间，弑而夺其位，人伦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从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无父无君也。是犹可说也，彼夷狄者，侄母烝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夫犬马一旦据人之位，虽三尺之童，皆能愤怒号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隶杀其主，而夺其家，虽犬马犹能为之不平而噬囓之。是何者,为其乱常也。三者之乱常无异此矣，士大夫诵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为之辞，其亦可悲矣乎～”乱正统者为篡臣、贼后、夷狄。 方孝孺这些关于正统的篇章完成以后，并没有马上示人，独宋濂和胡翰支持他的这些观念。对此，方孝孺并不沮丧，而是坚持自己的这种信念，并再次指出自己这是为“天下民生虑”:“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其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与金华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执偏私之见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于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贤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论惟知道之人能传，而偏私者无闻焉。二公既信予，则后世之贤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称古今人不同，所见亦异，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闻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后有同予所得者，必将 2有取于斯也。有取无取不足较，予拳拳之心为天下生民虑。” 根据方孝孺的正统论，我们可以回答方孝孺为什么坚持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这个问题了。方孝孺强调有正统有变统，虽然没有来得及在议论中将朱棣划入变统，但他拒绝为朱棣草即位诏书，就是将朱棣即帝位看作是变统。由此，方孝孺是不可能从朱棣之意而撰写即位诏书的。在方孝孺看来，朱棣即帝位，如晋、宋、齐、梁之君一样，虽然全有天下，而不可 1 以上引文皆引自《释统》(下)，卷之二。 2 以上引文皆引自《后正统论》，《逊志斋集》卷之二。本文四部从刊本《逊志斋集》收录，四库全书本未收。 谓之正统。朱棣取得帝位，就如方孝孺在《释统》(下)中所言的，是以势而非以义。朱棣 1起兵时，打着“清君侧之恶”的旗号。在攻下南京之后，如果真如方孝孺说的那样，朱棣不做皇帝，而扶建文之子或建文之弟为帝的话，那么朱棣确实是“清君侧之恶”而已。但朱棣攻下南京之后，要自己做皇帝，这样，“清君侧之恶”的旗号只是个幌子而已。朱棣的做法，在方孝孺的脑海里，一定是他在《后正统论》中所论述的那样，朱棣不过是一个篡臣。方孝孺是不可能为一个篡臣起草即位诏书的。甚至，如同在《释统》(中)所言“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归诸正统，或归诸变统，而不可必得，故贤主有所劝，而奸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之语那样，方孝孺用自己十族之死，验证属于变统的朱棣确实是有“陵上虐民之心”的“奸雄暴君”。 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回答方孝孺宁被杀十族而不屈服——他是在坚守什么的问题了。 首先，如同上述，方孝孺是在坚守他的正统观。在《后正统论》中，方孝孺说明自己辨别非正统的三种情形——即篡臣、女后和夷狄，是为了说明它们“乱伦常”，也就是说，辨明正统则就是为了维护“伦常”，这是方孝孺为天下后世“生民虑”的“拳拳之心”。清人项亮臣也看到方孝孺死节之惨烈，说“明兴三十余年，即有靖难之变，其时仗节死义者实多，其人惟正学先生受祸最毒”，针对有人评论方孝孺“以十族殉，何其忍也?”之语，项亮臣说:“余谓先生惟不忍，使万世纲常凌替败坏而无所底止，故宁忍于十族之亲戚骨肉而不忍于一 2时之君臣，所以甘心灭绝而不悔也。”与十族相比较，方孝孺更重视的是维护万世之纲常，宁使家族灭绝而不后悔。 其次，与正统观相一致的，方孝孺认为朱棣是篡臣，打破了皇位传继次序，他曾举周太王传王位之例云:“先君之国，受之于祖宗者也，父子传次，以嫡以长，古之制也，易此必乱。昔周太王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太王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以顺父志，以成王业。孔子称之以至德，且曰民无得而称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齐，当效泰伯顺父之志，隐然退避于治命之日，不当行己之志，显然辞让于乱命之余也。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国焉，苟无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汤武之征伐，即尧舜之揖让，天下归周，天之命也。洁身自远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过乎中者也。于乎，廉顽立懦，足可为百世师，过中失正，恐未臻乎尧舜禹 3之道。”这段话虽然中心是在讲过犹不及的道理，但开首所言打乱帝位传继次序必导致大乱之语，表明既然方孝孺认为建文死后，继承帝位的应该是建文之子或建文之弟，他是不会再事朱棣的，不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是必然的。方孝孺这是坚守自己的贞节，正如清人姚鼐所说的，这是坚持应有的“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 4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值得注意的是，方孝孺如此坚守自己的贞节，在议论中却讲求“中”，上引《夷齐》中的那段话，是有感于夷齐不知圣人之“中”而言的，文中云:“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允执厥中也。不及不谓之中，过亦不谓之中。请即此而论之。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其后周武王伐商，去隐于首阳山，耻食周粟，遂饿而死。孔子尝称之曰古之贤人，孟子尝称之曰圣之清。”方孝孺认为夷、齐根本不得圣人之道，孔子、孟子却称扬之，历来亦无异议者，方孝孺对孔子和孟子对夷、齐 5的评价却不太赞成，“抑有说也”，他的“说”即上面所引关于“过中失正”之论。 1 《明太宗实录》卷二。 2 《求忠书院落成记》，《逊志斋外集》，第68页。 3 《夷齐》，《逊志斋集》卷之五。 4 《方正学祠重修建记》，《逊志斋外集》，第,,页。 5 《夷齐》，《逊志斋集》卷之五。 六 “守其职而使后可法”的臣道观 方孝孺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也与他的为臣之道有关，下面再简要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一下方孝孺的为臣之道。 方孝孺认为，对于臣僚来说，应该做到诚、正、仁而去利禄:“仕之道三: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挠乎中。一存乎利禄，则凡所为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 1天，失天而得人，愈贵而犹贱也。”所谓的诚、正、仁而去利禄，在具体的治政中最终要的表现就是忠义。方孝孺曾感叹隋的灭亡说:“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无知义之士，而莫为之死也。”隋朝所缺少的不是甲兵，缺少的是能为之死之士。其中苏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苏威在隋历任要职，隋炀帝即为后，昏庸无道，苏威却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承望风旨。宇文化及弑隋炀帝自立后，苏威为光禄大夫。宇文化及失败后，苏威降李密;李密失败后，苏威又归降王世充，为太师。唐军灭掉王世充后，苏威有去求见李渊和李世民，遭到拒绝。方孝孺对苏威评价说:“辅相旧臣惟一苏威，拜伏蹈舞，劝进颂美于群盗，而不以为愧。威在文帝时富贵已极，宠遇已厚，国危主辱，力不能救，则朝服立朝，数群盗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觊觎侥幸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岂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决，屈身于群盗，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与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为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 2则其生也，适所以累，岂不悲夫～”苏威充任要职，不敢直谏隋炀帝之无道;隋亡后，不敢数篡权者之罪而以身死之，使篡权者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却委身于篡权者，耻辱而生。苏威陷于非义，身名俱丧，没有成为隋之名臣。方孝孺做到了苏威做不到的事情，大胆地在朝堂上数朱棣之罪。 能够在所侍之君亡后大义而死固然为好，但方孝孺不单单着眼于此，他更看重的是能够救君于危乱之先。这在他对豫让的评价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豫让为晋人，先事范氏及中行氏，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很尊宠他，以国士待之。后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而三分其地，赵襄子对智伯的怨恨很深，把他的头骨漆成饮器。豫让遁逃山中，发誓为智伯报仇，采取了多次行动皆不成功，最后自刎而死。对于豫让的行为，方孝孺评论说:“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炫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豫让在智伯死后能够为智伯报仇而死，固然轰轰烈烈，被视为忠臣义士，但其在事智伯时没有对智伯“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故豫让有负国士之名。因此，方孝孺言豫让虽死，而“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与豫让相对的是当时的郄疵，智伯当时并没有以国士待郄疵，郄疵却“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但郄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方孝孺认为豫让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豫让没有做到这一点，故方孝孺对豫让的最后评价是:“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 1 《逊志斋集》卷之一。 2 《逊志斋集》卷之五。 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 1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豫让自附于刺客之流，虽不足以国士当之，然与苏威相较，却又是忠义之士了。 方孝孺批评豫让，认为他只是一个刺客，没有做到国士应该做到的事情。方孝孺不仅如豫让那样，最终为所事之君而死，展现了忠义的一面;另一方面，方孝孺也做到所说的对所事之君“竭尽知谋，忠告善道”之责，为建文帝出了不少的谋划，《明史》方孝孺传记道: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 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 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 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 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 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 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 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籓。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 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 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 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 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 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 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 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 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 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 死社稷。 方孝孺的这些谋划尽管没能够“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但毕竟没有象豫让那样，君在时毫无作为，惟在君在死后以死报之。若按照他的国士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方孝孺可谓是一个真正的国士。 从对豫让的态度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之君进行谏言，一谏不听再谏，再谏不听三谏，三谏不听则自刎。若给君主谏言不听则自刎，是过激之行为，这样的话，恐怕朝廷上的忠臣义士都会自刎而死了。方孝孺之所以如此说，是针对豫让不能救君主于危乱之先而言，并不是真的让给皇帝上谏的臣僚去自杀。若皇帝所行确为“非义”，臣下反复劝谏又不听，方孝孺认为“避其位而去之”。《左传》中记载楚国鬻拳事，鬻拳认为楚文王做事不符合道理，再三强谏而楚文王不听，鬻拳就抓住楚文王，以兵刃相威胁，楚文王被迫屈服，鬻拳认为自己有罪，就自刖其足。《左传》称鬻拳为爱君，方孝孺不同意，说:“鬻拳以兵谏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称之为爱君，余谓不然。”为什么不赞同鬻拳的做法呢,方孝孺认为君臣之大义不可破坏:“或谓君为非义，则将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为心，行权以格君，宜若无罪焉。是岂得为权哉,事固有可以行权者矣，然贤者犹难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经也，父暴而违道，子乌可行权而谇父乎,舜圣人也，瞽瞍顽夫也，舜视其父之恶，夔夔然顺之不敢 1 《逊志斋集》卷之五。 见于色，设于词。舜岂不欲格父哉,尽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纣之暴可谓甚矣，箕子纣之戚，微子纣之兄，二子皆贤人也，至亲且贤，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礼，或屈而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岂不知社稷重于君乎,终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经重于社稷也。鬻拳之君，虽有过，非纣之甚，鬻拳为臣非若二子之亲且贤，乃忍劫其君而不顾，盖激于小忠而不知大义者也。焉得为爱君乎,君子之予夺，人将以法戒于后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谓之曰爱君，将使奸臣乱贼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挟爱君之名以自文，其祸后世可胜道哉,”即是说，在方孝孺看来，即便君主为非义，大臣为了拯救社稷而行格君之权宜之计，会为奸臣乱贼提供篡弑君主和犯上作乱的借口。并以舜父之恶、商纣之暴为例，说明圣贤并不因君、父非义而行格君、父之权宜。所以，遇到非义之君，若再三强谏不听，就应该“避其位而去之”:“ 君臣之际固有常道矣，贤者之事君，不为违道之行以危身，不为难继之事以骇世。顺其常不徼异名，守其职使后可法，如斯而已，不敢侥幸以图志之必达，事之必成也。故君有过举，则积诚以谏，三谏而不从，则避其位而去之，安可临之以兵，胁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语之而不听，则詟惧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婴儿之术耳。乌有北面事君，而以婴 1儿视之哉,”鬻拳的做法不是事君，而是制婴儿之术，违背了君臣关系的常道。 从对豫让和鬻拳的评论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的君主进行强谏，不听则以死再谏或避位去之。与这个观念不同的是，方孝孺提出对君主也不能一味顺从，君主做得不正确的地方亦要加以批评，这在所作的《条侯传论》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条侯是汉初开国功臣周勃的次子周亚夫，继承周勃爵位的长子周胜之因犯杀人罪被废除了爵位和封地，汉文帝念及周勃的功劳，又将爵位袭封给周亚夫，封为条侯。周亚夫一生的功绩及结局，司马迁的评价很中肯:“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周亚夫虽然治政与用兵不让司马穰苴，但性格耿直，不为圆滑，不知恭顺，最终死于牢狱之中。与司马迁的评论不同，方孝孺说:“汉初辅相之臣，多出于一时亡命屠贩刀笔之流，其人皆习熟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祸趋变。而坚守臣节，求诸高惠文景四世间，如王陵、周亚夫辈无数人，而亚夫尤得大臣体。”周亚夫虽然不善避祸趋变，在坚守臣节方面尤得大臣体。周亚夫之死，过不在周亚夫而在皇帝:“在景帝时，以争皇后兄信及匃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狱以死。夫封无功者以乱先帝之法，纳外国之叛臣以启为臣不忠之心，此诚宰相之所宜争也。亚夫争之，岂为过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亚夫不从，其心固有杀亚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无以屈其说，故忍而未发。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诛之，遂卒寘之于死。”周亚夫并无过错，汉景帝不过是因其不从己，借他事而杀之，所以方孝孺评论说:“求其所为事，确乎有大臣之风。景帝 2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可见，方孝孺对君主的过错亦能大胆地指出，并评论其过失之处。 方孝孺关于君臣论还有非常令人惊诧的一方面，即若君主昏庸，可废之而立贤者。方孝孺针对为国、为君而死的大臣说:“大臣之义，守死非难也，死而利国家安社稷为难。使惟知守死之为得，而不顾社稷国家之存亡，乌在其为大臣也哉～”这是在评论齐之名臣萧懿时所说的话，意思是大臣为义而死不难，为有利国家、社稷而死就难了。萧懿为齐屡立功勋，东昏侯为帝时，荒唐无度，乱杀功臣，受太监茹法珍等辈的挑唆，要杀萧懿。萧懿亲信知之，劝萧懿西奔，萧懿说:“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方孝孺认为，萧懿之死虽有忠尽之心，却非为利国家、社稷之举。那么，萧懿应该怎么做呢,方孝孺认为:“告于宗庙，择其昆弟之贤者，如宝寅辈而立之，而废东昏以侯还第，则齐祀可延，奸雄执兵柄者，虽有跋扈不臣之心，亦无自而作矣。懿则不然，知其主之狂昏，而不能为之计，敛手就戮，而卒无 1 《逊志斋集》卷之五。 2 《逊志斋集》卷之五。 1益于天下。惟尤其弟之为国患，而竟亦莫之能御也。”这段话反映出方孝孺对君与国的看法，若君主昏庸，为了国家社稷，就应该废掉君主，另立贤者。但是这段话也同时表明，方孝孺所谓的立贤者，不是泛泛的贤者，仍是在正统的范围内选择贤者。如东昏侯而言，若废之，则在其昆弟中选择贤者而立之。这种废昏庸而立贤者的观念，与他的正统观没有冲突，而是一致的。故从有关于方孝孺与朱棣的资料来看，除了朱一是《方正学论》中引“非吾君也，仇也”之语外，并没有太多关于方孝孺对朱棣的咒骂，似乎方孝孺并没有特别仇恨朱棣本身。方孝孺与朱棣争执的中心，是谁继承建文帝地位的问题，朱棣不应该自己做皇帝，应该立建文帝之子或建文帝之弟。也就是说，如同评论萧懿一样，方孝孺认为，如果废掉东昏侯的话，就应该立在其昆弟中选择贤者立之。历史如果可以假设的话，若朱棣当时真的立建文帝之子或建文帝之弟为帝的话，方孝孺是不是就会为之草即位诏书了呢,对朱棣是不是就没有仇视之心了呢, 由上也可知，方孝孺对于君主并不是一味地顺从，而是要对君主不正确的行为进行谏言和批评。如同评论豫让一样，对君主的错误举措要进行一谏再谏，哪怕忤君而死为不惜;以及批评汉景帝以私恨杀周亚夫，都是这个观念的反映。这从“道”来说，无疑是继承了宋儒如朱熹等人“致君行道”或“得君行道”的政治观念，下有详述。方孝孺认为，对君主也应有赏罚，不过赏罚者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史家。在《条侯传论》中说:“天下之赏罚必有所受，受于人者必制于人。大夫受于诸侯，诸侯得以赏罚之。诸侯受于天子，天子得以赏罚之。惟天子之大柄受于天，而天不屑屑然与之较。古之圣人恐其无所畏而肆也，于是立史氏以书之。史氏者所以赏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于世，故天子之所赏而滥，天下莫敢问，史氏得以夺之。天子之所罚而僣，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为有当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赏罚信于当时，史氏之赏罚信于万世。天 2子之赏罚可以贱贵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赏罚可以惩劝于无穷，荣辱于既死。”史家通过赏罚天子，立天下之大公于世。但史家对于历史人物(包括君主和大臣)的赏罚，不是以史家自己的立场而随意为之，而要站在正确和公正的立场上。针对司马迁对周亚夫“守节不逊”的评论，方孝孺非常布满，对司马迁也提出了批评，说:“景帝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马迁反诋之为守节不逊，以取穷困。呜呼～人臣如亚夫，乃可谓之不逊乎,夫朝廷之礼，君臣之分，固有当逊者矣。至于为一事而乱旧典，起邪心，为害于国甚矣。茍阿意希旨，从而附和之，此小人反复之计，谋一身而不顾职业之所为，乌可谓之逊乎,人臣者以义守职，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茍畏穷困而安利达，则无所不至矣。亚夫之心岂以穷困为戚者哉～迁不称其能守官，而诋其不逊，不闵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穷。”并说司马迁这样的评断，不能取信于后世:“史氏之论若此何以信于后世,”之所以司马迁对周亚夫有这样的评断，方孝孺认为其虽有良史之才但不达君子之道:“此吾尝论迁善纪事而不知统， 3善陈辞而不能断，有良史之才而不达君子之道，《亚夫》传之类也。” 七 评价 方孝孺被诛十族的事件，明中期之后的评论众多。论者对方孝孺表现出的勇气和节义，非常敬重。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在《重刻方正学文集序》中称赞方孝孺为真侠、真狂与真中庸:“想见先生之为人，意其为古之狂士，且流而为汉之侠士也。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不谓之侠。谈笑刀锯，指叱鼎镬，嚷血而大书，长歌而毕命，不可不谓之狂。自汉以来，士之矜名行、崇谨厚、卖国而鬻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为窟穴。 1 《逊志斋集》卷之五。 2 《逊志斋集》卷之五。 3 《逊志斋集》卷之五。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惊世绝俗之为，圣贤之所不辞也。以先生为学之诚，简身之密，至于冠履匕筋，家人宗族，靡不有伦有物，以箴以戒。一旦当天地崩坼，朝著迁改，奋身而起，视磔裂参夷之祸，犹日用饮食也。斯谓之真侠，斯谓之真狂，斯谓之真中庸，其斯以为先生而已矣。”方孝孺传朱子之学，至方孝孺而蔚为大光:“盖朱子之学，一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再传为金履祥氏、许谦氏，又再传为宋文宪公景濂。而先生少学于景濂。„„于是朱子之道，得先生而大光。”这也是宋代三百年道学所得之结局:“有宋诸儒，三百年来之学脉， 1譬之中原之山川，龙脉纡迥，濬发于南北戒之间，至是而始得所结局焉。”钱大昕在《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中说方孝孺的至大至刚之气乃胸中所涵养:“世徒见其舍生取义，浩然与日星河岳争光，而不知至大至刚之气，直养无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矫强 2愤激而为之。斯为圣贤素位之学，与侠士武夫慷慨于一时者，气象大不侔矣。”清后期的翁方纲《书方正学先生<溪喻>后》文中，与钱大昕有同样的看法，由方孝孺之事而指出，“源”乃为学之先务:“昔孔子之叹逝者，孟子之称原泉，皆以水喻学，而卑与有容之义，则此文益畅言之。盖为初学者言必兼斯二者，而后逢源之义备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夫是浩然者，何自向来哉,惟其源之所蓄者深，而量之所容者大也。士君子读书致用，效一官，治一事，莫不原于所养。顾其待给者易足，而其持以往者随地有以自见。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仓卒之际，内有弗定，外有弗暇，而欲从容就义，宜其难矣。故夫源也者，为学 3之先务也。” 方孝孺被诛十族，不仅使方孝孺遭受到灭族之难，使明成祖落得了暴虐之名，更给明代文人士大夫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但是，方孝孺的节义在明代并没有成为绝唱，而是为文人士大夫所继承。明代中后期，为“道”而殉身的文人士大夫前赴后继，为明代政治文化留下了血色的悲壮。方孝孺对于“道”的追求和坚持，为明代的政治文化树立和奠定了基调，方孝孺与继承者们一起，抒写了明代忠贞士大夫的壮丽悲歌，使明代在求“道”方面成为一个与周比肩的时代，如明人王弘诲在《方正学先生祠堂碑》中所云:“今天下知与不知，皆 4谓先生之节，文皇帝成之矣。„„尚论千古君臣之际，我明与成周实异代比隆云。”与周“异代比隆”，方孝孺如果能看到这样的局面，应当会含笑九泉了。 1 《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嘉庆刻本。 3 《复初斋文集》卷十三， 4 《天池草重编》卷九，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