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 郑州航院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1846年12月28日 一、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 这封信写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创立时期。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这一发现，有如下四个突出的特点:?发现和创立唯物历史观，是时代的产物。过去的哲学家不能发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发现唯物史观，都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必然。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历史的发展，阶级的立场，已经给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划定了界限，1. 神学历史说;2. 人道主义历史说;3. 唯物史的萌芽。只有到了马克思的时代，才打破了这一界限，这个时代，第一，历史的发展使得历史事件的动因和后果之间的联系表面化了;第二，出现了没有任何阶级局限性的无产阶级。 ?发现和创立唯物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唯物史观，与过去的一切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是凭空从思想上构思一个历史观的理论体系，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材料出发，“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从历史本身出发去发现历史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科学开始于对客观实际的研究，唯物史观更是如此。 ?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的重点。列宁认为，发现唯物史观，就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列宁这一论断，不仅明确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同时也说明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唯物史观，也就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先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相反，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首先要运用辩证法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重点是要解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是运用这些观点来分析实际问题，并不是论证这些观点本身，这些观点体现在他们社会生活现象的分析中。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发现个别原理到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刚刚开始一段时期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往往是新的思想同旧哲学的影响交错在一起，唯物史观思想的萌芽往往通过旧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内容形式还不统一。 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全过程看，他们前后所注意的重点是不同的。19世纪40年代，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因为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唯心史观，因此，虽然并不忽视历史的辩证法，但重点却是论证历史的唯物主义。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90年代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提出认识上层建筑、主观因素的作用的问题，随着批判对象的变化，他们在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同时，重点研究和阐明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密切地注视历史科学的每一个新发现，他们不但根据这些经验和发现不断地检验唯物史观，而且从中作出理论上的结论，用新的创见、新的原理不断地补充，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使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愈益走向完善。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 这个创立过程是从1843年夏天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开始的，或者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由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德国是具有哲学思维传统的民族，马克思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但是随着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现实斗争的需要，促使他由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1835年10月-1841年马克思读大学，先是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是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放在首位。在读大学期间，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还是一个信奉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原打算去波恩大学当教授，但是由于他那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专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政治态度与当时普鲁士政府所实行的反动政策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可能实现这一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因此，便放弃了做学者的念头，转向报刊工作，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从而进入了他向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莱茵报》时期。 1842.10-1843.3，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从1842年8月开始，马克思实际上就已参与了《莱茵报》编辑部的工作，10月成了该报主编。这样，他就走上了现实斗争的第一线，由于他处在极低的领导岗位上，使他不得不对那些迫切的社会问题表明态度，使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时候，马克思的文章，虽然分析问题仍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但由于他尊重事实，他又阐述了物质利益对人们的支配作用，因而动摇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信仰，愈来愈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担任主编第二天，发表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问题的态度，跟着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证》，马克思直接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了见解，直接为捍卫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而斗争。 莱茵省议会从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出发，认定农民舍取枯枝是偷窃林木占有者的财产，竟要制定法律加以严厉的惩罚，他们引用贵族地主的“习惯权利”来为后者的利益辩护，马克思愤怒地痛斥这些对付穷人的残酷措施，他称贵族地主的所谓“习惯权利”是“习惯无法纪”。 通过对林木盗窃法的辩证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林木占有者即贵族地主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机构和法的决定性影响，看到了物质利益立法者的支配作用，省议会的辩证表明，“林木占有者堵住立法者的嘴”，它违反了森林条例和盗窃林木三者之间的任何差别，竟然宣布捡枯枝为犯罪，立法者完全地把国家机关和法从属于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马克思说:这样一来就“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这时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做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普遍性的结论，但他已经意识到了国家的这种性质。 黑格尔把国家当作“理性”的表现，认为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力量，当时的马克思也是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分析问题的，因而他把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这种现象，看作是脱离“常规”。但是，马克思是尊重事实的。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就是说，正确的理论是不能脱离具体情况和现存条件的，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国家应该符合理性，但实际上物质利益到处都在起支配作用。他写道:“省议会对下述问题进行了表决: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占了法的上风。”因此，通过实际问题的考察，马克思就动摇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信仰，迈出了走向唯物主义的重要一步。 另一篇1843年15-20日《摩塞尔者的辩护》，主题是为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的利益辩护，马克思指出，摩塞尔地区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是由普鲁士现存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马克思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的反动本质和客观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什么善意或恶意，不是人们的意志，而是人们活动中的客观关系。这种客观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联系，虽然马克思这时候没有看到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他已初步阐明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天才地接触到了历史必然性的思想。 《莱茵报》的实际斗争，使他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动摇了他对黑格尔主义的信仰，促使他同青年黑格尔鲍派威尔等人决裂，促使他进一步去探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因此，我们说正是《莱茵报》的实际斗争成为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为他发现唯物史观的最初的直接的动因。 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退出《莱茵报》，马克思从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开始他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现在又由于反对这种制度而退出“莱茵报”，这不是妥协，而是表明马克思与旧制度斗争的坚定性，退出“莱茵报”不是退出 斗争，而是开始了斗争生活的新阶段，同时也开始了他发现唯物史观的新的历程。由此进入《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之后，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所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探讨了市民社会同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此期间所遇到的疑难中心是国家政治制度同物质利益领域的关系问题，用当时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时候，有两个因素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地解决这一问题起了重大作用。 首先是马克思对世界史，特别是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他研究历史注意的中心问题同样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即国家制度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他从世界史的研究中，获得了必要的历史知识。 其次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他在1843年3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在讲到费尔巴哈时说，只有一点，即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强调政治。马克思主张工农结合为同盟，才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自然观点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解决社会、政治生活问题中去，实质上这就是马克思正在着手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主要运用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 在同一时期，恩格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沿着和马克思不同的途径达到了和马克思一致的结论。恩格斯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1] 不过，这里应当指出，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稍早于马克思。1844年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从这以后，马克思同恩格斯开始通信联系。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非常赞赏，并作了摘要，这一事实，不但表明恩格斯的成果是推动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诱因，而且表明了马克思同恩格斯观点的一致性。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直到1932年才全文公布，《手稿》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标志着马克思从《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结束，又是创立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完整体系的开端，它比《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前进了一大步，他力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并在历史观和认识论方面都远 远超出了费尔巴哈，但是和后来的著作相比，又不完全成熟，还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 1844年恩格斯从美国回德国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这是第二次会见)两人合写了《神圣家族》，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这部著作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他们决定进一步共同钻研他们的新见解——历史唯物主义，于1846年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最大成就，是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初步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就是说，唯物史观到这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个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对自己的发现做了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2] 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科学概括之前的最完整表述。 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的最后一段话所提到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正是指《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这一著作当时由于警察和出版商的阻挠，而未能公开出版，只得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直到1932年在苏联才第一次全文发表，1933年出版了俄译本。所以这封信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几个月之后写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他们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的阐述和概括。 在这封信里，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了全部社会关系，从总体上揭示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同时，这封信也是为了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的。 蒲鲁东(1809-1865)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享有盛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祖师。蒲鲁东开始走向社会时，曾写过一些著作。但是，蒲鲁东第一次受到公众的注意，是由于他在1840年出版了一本叫《什么是财产,》的书，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就是盗窃”，在社会上赢得了一些声望，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同蒲鲁东有过交往，他们就黑格尔哲学问题展开过争论，马克思开始对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功德评价还是很高的，曾经称赞过《什么是财产》这本书。但是同时又指出蒲鲁东仅仅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道德、法权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表示一种愤慨和谴责，这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几 乎不值得一提。1846年5月，马克思曾热情地帮助蒲鲁东改正错误，并邀请他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他承担委员会驻法通讯点的工作，打算通过他建立与法国工人运动的联系。但蒲鲁东固执己见，拒绝合作，在小资产阶级道路上愈走愈远。他在回信中说，为了争取胜利根本用不着采取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和手段，他认为，只要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来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透出社会的哪些财富归还给社会，就可以达到他所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状态，他声称，用文火把私有制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这表明，蒲鲁东已经完全向右转，已经转到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的立场上去了。1846年秋，蒲鲁东发表了题为《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两大册著作，进一步系统地宣扬自己的错误理论，论证所谓“新社会主义体系”，在这本书里，蒲鲁东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是不符合平等、自由、独立这些所谓“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的，为了解决这个经济矛盾的体系及其所造成的贫困，他提出一个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互助论，即他能用生产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任何的国家政权，也不必进行任何的阶级斗争。这样改善资本主义的领导纯粹是一种空想，是根本不能实现。 安年柯夫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在巴黎看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后，于1846年11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由于书商的拖延，马克思到这年的12月底才看到蒲鲁东这部著作，他用了两天时间浏览了一遍，就给安年柯夫写了这封回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着重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为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提出了一个详细而出色的提纲。1847年7月《哲学的贫困》一书问世了。马克思后来在评价这本书时说:当时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列宁称赞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成熟的第一部著作。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很有必要学习马克思致安年柯夫这封重要通信及与此相关的《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 二、内容讲解 全文共4个自然段，可分为4个部分。 1、(1-5段)揭露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 2、(6-8段)阐明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3、(9-32段)揭露和批判蒲鲁东把范畴看作是“永恒真理”的唯心史观 4、(33-41段)揭露蒲鲁东唯心史观的阶级实质和认识根源 以下详细介绍: 1、揭露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1-5段) ?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在这封信的头两段，马克思阐明了自己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一般印象”，即对这本书作出了总的评价，马克思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有许多错误，有哲学方面的错误，也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错误。他的哲学是从黑格尔那里抄袭来的，他竭力用黑格尔哲学装扮自己，但是他把黑格尔哲学糟蹋了，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最可怜的地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借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臆造了一个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这些错误，安年柯夫显然是看到了，但他并不了解蒲鲁东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错误，他认为《贫困的哲学》一书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看得比他更深刻。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语误的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这就指出了蒲鲁东的根本错误所在。这也是我们正确理解这封信的精神实质的关键。 所谓“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就是说，要坚持从实际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出发，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历史，这里的“现代社会制度”指资本主义制度，它同任何社会一样，也是一个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有机体，存在着互相作用、互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具体了解这个社会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的面目及其发展规律。所以，是否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不同出发点。 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按照唯物史观， 关系中去寻找基础，坚持唯物史观，就要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来了解现代社会制度，而不是用自己头脑中的联系来代替这种具体的历史的联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同样不是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 [3] 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3 ?由于不能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上去了解现代社会制度，因此，他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3-5段)这里有如下4层意思: 第一，什么是蒲鲁东的所谓“普遍理性”,这里所说的“普遍理性”和“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个意思，按照蒲鲁东赋予它的含义，它既不是脱离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的、纯粹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活生生的、具体人的普通理性，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没有人身的“集体理性”或“人类理性”。他认为，这种“普遍理性”概括了人类社会的“智能”，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既有消除坏的方面的“消毒剂”，也提出了以后的任务。 蒲鲁东把这种普遍理性同上帝扎在一起，认为它虽不创造真理，但能发现真理，因为真理潜藏在“上帝”的心中，普遍性的任务就是到上帝那里把真理发现出来，谁去运用普遍理性到上帝那儿发现真理呢,蒲鲁东吹嘘说，当然是他自己，所以说穿了，他就是“普遍理性”的化身，“真理”的化身，“上帝”的化身。 第二，蒲鲁东为什么要大谈所谓“普遍理性”,马克思在第4段一开头就说:“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这就是说，他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就是说，他把普遍理性看作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对此马克思讽刺说:“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第三，普遍理性如何自我表现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效法黑格尔，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而蒲鲁东则把他“绝对精神”的多种“普遍理性”当作人类社会的本原;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发展分成若干阶段，蒲鲁东于是也把“普遍理性”在经济上的进化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等十个阶段;黑格尔利用“三段式”拼凑自己的哲学体系，蒲鲁东也把“三段式”奉为至宝，构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等等。所以，马克思后面又说:“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这套怪论不是别的，正是“黑格尔的废物”。 这里所谓“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是说，黑格尔哲学具有保守性和革命性的二重性，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体系是主导方面，辩证法服从于体系的需要，所以彻底革命的辩证法思想(思维方法)竟然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构，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所以，他的哲学被封为官方哲学，他被聘请为青年的导师，其软弱性皆于此。 第四，蒲鲁东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的实质。概括地说，就在于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就是说，他不是用物质的原因解释经济发展，不是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经济的发展，不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而是把人类的历史看成观念的发展史。这里，马克思讲的“经济发展”，与后面讲到的经济关系是一个意思，他可以理解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经济范畴是经 济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它的抽象，蒲鲁东不是从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是反过来，从经济范畴的发展去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这就根本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因而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坑。 2、阐明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6-8段)(即客观过程) 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象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这里主要阐明了以下三层意思: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形式(第6段) 为什么不能,因为社会形式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社会形式”究竟是什么含义, 按照唯物史观成熟之后的规定，每一个概念都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抽象地谈论什么社会，而是把人类社会这一特殊的物质体系总概括为社会有机体，构成社会有机体的要素是极其复杂的，无限多样的，概括起来，可分为如下两类，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各领域;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中的人和人们的各种历史共同体，第一，社会领域首先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大层次，这是认识社会这个复杂机体的基本线索，进一步展开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上层建筑中，又区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物质技术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广义的思想关系包含了政治关系)，这就是社会有机体中相互联系、相互交错的几个基本的社会领域。第二，一切社会领域都是人所参加的;而过着社会生活的人，总要以特定的关系和纽带联结起来，形成人群的历史共同体，如家庭、氏族、部落、民族和阶级等等，这是人们生活于其中和进行交往的必要形式，社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人，简言之社会和人，既然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两类必要的社会要素，那么它们之间也必定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对人类社会的各个范畴所作出的科学的确切的规定。 由于这封信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著作，所以对什么是社会、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等范畴的规定还是不确定的，直到这封信，马克思还没有明确使用生产关系的概念，而是使用的交往形式，交换和消费形式、生产方式等等，而对于什么是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解释为许多个人的合作，在这里又解释为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总之，从本质上是指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形式这个概念，根据他在后面的几个地方的使用，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几种意思，根据他在第6段的使用，我们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形态，即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马克思说，“在人们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 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这就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关于“市民社会”这个概念，马克思是借用18世纪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如黑格尔所说的概念，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二是指经济制度、经济基础，这里是指经济基础的意思。而“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即社会形式，正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这种社会形态由于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因此，就不是人们可以随便选择的，而人们不能选择某种社会形式，说到底，也就是不能选择某种生产关系，因为是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划分社会形态的唯一标准是生产关系，而不是上层建筑，所以，不能选择某种社会形式和不能选择某种生产关系是一致的。 蒲鲁东正是由于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为可以超越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某种社会形式。因此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政治主张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前提下，为寻找“消灭”贫困的办法，曾主观地设想了一套社会改良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他说主张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又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而要建立所谓“第三种社会形式”，即把共产制和私有制综合起来，建立使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怎样实现这种社会改良的方案呢,他只是把这种幻想寄托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上，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给予支持，后来这种幻想破灭了，他就不再依靠国家，而企图通过搞小资产者的协作来组织社会经济，即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通过劳动人民入股建立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有组织地进行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保证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最后进而把国内所有生产资料都收买过来，实现小生产者的理想世界，资本主义的弊病就解除了，历史证明，这纯属空想。所以，马克思说:“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而诉讼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诉诸”就是“求助”，“依靠”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改良主义方案，开始是企图依靠国家的帮助来实现，幻想破灭后，对转而想依靠社会来实现，他自以为是在完成一桩伟大事业，其实纯粹是空想，马克思的这句话，既指出了蒲鲁东唯心史观的错误，又揭露了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空想的实质。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第7段) 前后讲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式，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由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那么，生产力能不能自由选择呢,也不能，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都是前代人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能力，是由人们所处的条件，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和前 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没有前人的努力，后代人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当时既具有的那种生产力，人们不能超越历史去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进行新的生产力的创造，正是生产力的这种前后相继的性质，才“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由此可见，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史劳动者的历史，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马克思说，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这意思是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世界相传的劳动者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决定的。人们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这种物质关系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形式。 由于马克思继续深入分析了这些独立于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认识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蒲鲁东关于一系列经济范畴发展的说教纯属虚构(22-32段) 蒲鲁东由于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在进程而又要说明发展，就不得不求救于虚构，这种虚构就是:一系列经济范畴本来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不幸的是这些范畴却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因为每一个范畴都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这就产生了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并不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真实矛盾，而只是蒲鲁东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的矛盾，他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些范畴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历史性的规律，即只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而蒲鲁东则恰好相反，在他那里，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始因，创造历史的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而这些抽象范畴又是永恒的规律，这个颠倒了经济范畴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次序，因而也就不能从经济关系的变革中去理解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讽刺说:“这些抽象本身就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文心怀中的 公式 小学单位换算公式大全免费下载公式下载行测公式大全下载excel公式下载逻辑回归公式下载 。” 蒲鲁东之所以把这些经济范畴看成是永恒的规律，他的任务就在于要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综合公式，并以发现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马克思举出了关于他的两个例子。 例一是关于垄断和竞争，蒲鲁东认为这两个范畴都是好的，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但不好的是竞争的必然结果“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互相吞并，于是他就要从上帝那里去寻找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公式。在 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就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悲剧后果则为垄断所排除。两个观念互相综合的结果，仅仅是去掉坏的一方面，保持好的一方面。但是，现实生活完全不是如此，马克思说:垄断和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产物，要消除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祸害，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消灭竞争和垄断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则，垄断不能排除竞争，竞争必然引起垄断，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 例二是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蒲鲁东认为它们同样有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雇佣奴隶制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雇佣奴隶制就没有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虽然奴隶制违反了自由平等原则，但由于它有这么多好处，因此不能全部否定，于是蒲鲁东就要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即平衡，寻找调和矛盾的真正的中庸之道。 上述一切说明，蒲鲁东把经济范畴看作是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永恒观念，而不是看作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完全颠倒了经济范畴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次序，实际上也就是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因而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 4、揭露蒲鲁东唯心史观的阶级实质和认识根源(33-41) ?阶级实质(33-37) 蒲鲁东唯心史观的阶级实质在于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他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的。这是因为:蒲鲁东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当作永恒不变的公式，纯粹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反动理论。他“虽然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来说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马克思又进一步揭露说，他所做的一切好心资产者所做的事情，即保留资本主义的基础，而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即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剧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完全是改良主义的，他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那么，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呢,靠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奇妙的运动，而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只要改变范畴就行了，由此他就“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 杂的运动。”否认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蒲鲁东看来，“历史是由原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蒲鲁东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蒲鲁东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泛滥于50-60年代，当时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大批小生产者陷于破产的绝境，蒲鲁东由于家庭和个人的遭遇，十分仇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幻想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以挽救本阶级的灭亡。蒲鲁东思想就是代表这些小生产者的阶级利益和要求，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小生产者绝望心理的反映。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就是说，又由于他的目标是要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这个社会，因此就实来说，它又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把他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作，道理就在这里。 ?认识根源(第38-40段) 就在于他在理论上是个二元论者，他公开赞成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曾说:“谁思维,谁是被思维的对象,灵魂是什么,肉体是什么,我认为逃不出二元论的范畴。”马克思指出，由于蒲鲁东把范畴放在一边，把“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否认范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但是马克思又认为，这些范畴来自“普遍论性”即“上帝”，所以，从整个体系看，他又是个唯心主义者，他根本颠倒了范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根本不懂各种经济范畴的起源和历史。因此，就必然得出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改良主义谬论。 三、重点提示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发展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个客观的必然过程。 其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经济范畴说成是形成现实经济关系的原因的谬论，阐明了观念、范畴是客观经济过程的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最后，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是一个空论家，调和论者。蒲鲁东推崇笛卡尔的二元论，在方法论上具有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但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蒲鲁东主义的阶级根源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 四、问题思考 、蒲鲁东的理论错误何在,根源是什么, 1 2、为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 3、为什么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五、原著文本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54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