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情民意信息范文

.1社情民意信息容例社情民意信息容例1.关于我省党政领导开展清明节祭扫革命先烈陵墓活动的建议2.关于遏制发达地区创业投资私募化倾向的建议3.对人物的宣传报道不应忽视党派成员的政治身份4.创新城市社区管理机制的思考与建议信息容例一关于我省党政领导开展清明节祭扫革命先烈陵墓活动的建议民盟省委副主委兼秘书长于琨奇反映:清明节将至，民间纷纷准备扫墓，祭祀逝去的亲人，而官方并无动作。有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在每年诞辰与忌日，省市人大、省市政协及省市各众多爱党派均组织官方性质的谒陵活动。由此我建议:在每年的清明节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党政领导同志应举行祭扫革命先烈陵墓的活动，并在今后要形成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理由如下:1、此举的政治意义重大。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去了西柏坡，强调要坚持两个务必，我省党政领导开展清明节祭扫革命烈士陵墓的活动，是紧密团结在以为首的党中央的具体行动。此举不仅可以为省级以下的我省党政干部率先垂，而且可开全国各省之先河。2、目前诸多的党政领导忙于工作，很少进行生动的、触及灵魂的政治教育活动，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之所以有市场、腐败官员之所以时有出现，除其它原因外，缺失这方面的教育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3、日本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且有经常化、制度化之趋势，的领导正可利用参观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从策略上考虑，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可不参与，而由省人大、省政协的领导参与。4、与民同祭，有利于树立亲民形象。举行活动时，不必戒备森严，可允许在场的百姓参与其中，仪式结束后，可与民众交流，以察民情、民意。(这条建议被省政协采用后报给省主要领导参阅。时任省长梁保华和省委书记源潮先后作出批示，采纳了建议的容。当年清明节，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主要领导全部到雨花台祭扫烈士墓。)信息容例二关于遏制发达地区创业投资私募化倾向的建议民盟家港市暨阳支部顾耀欣反映: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创业投资规模加快扩大，经济发达地区上升幅度更大。但同时遇到的问题是，创业投资的“VC-PE化”也即“私募化”倾向比较明显，大量创业投资及风险投资当中真正的种子基金及天使投资占比过低，创业投资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大。这种私募化的倾向，须采取措施加以遏制。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全国备案创业投资企业达571家，持有资本1074亿元，注册资本接近1500亿元;另据有关方面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包括VC(创业及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在的股权投资规模将上升至万亿元，成为银行信贷和IPO以外的第三大融资方式(据《中国改革报》2011年6月15日9版)。这种上升态势在经济发达地区更显强劲，以市为例，全市至2010年第三季度已有省发改委备案创投企业64家，注册资本138亿元，分别占省和全国同期的31.5%、43.1%和11.2%、9.2%(据《经济报》2010年9月28日A1版、《日报》2010年10月21日A2版和《经济参考报》2010年11月22日3版)。未来五年上升幅度更大，市《关于实施创新引领战略推进科技创新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的实施意见》(讨论搞)明确，到2015年，全市“创业投资规模将力争实现‘翻两番’”(据《日报》2011年5月25日A1版);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准的《关于实施创新引领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又在“科技金融结合工程”中明确，到2015年，全市创投管理资金规模达到2000亿元(据《日报》2011年6月16日A4版)，这个规模与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意见》中提到2015年全省创业投资规模达到2000亿元的目标相等同(据《新华日报》2011年5月24日A2版)。创投业发展的标杆很高、规模很大，但在一些区域的实际投量及投向很不理想，以家港市为例，截至今年5月，全市已设立创投企业16家(含未备案在)，注册资本35.57亿元，其中由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参股引进5家、注册资本15.8亿元，在五市明显领先，但目前16家创投公司(基金)在本地仅对18家企业投资2.4亿元，占本地创投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仅为6.75%，大量创投资金似主要作为异地“Pre-IPO”上市前企业的短、频、快投资甚至是“PIPE”(上市后私募)投资，而不是对孵化期、成长期高新技术企业及新兴产业领域创业创新企业投资;同时，包括外地私募股权投资在的所有创投、风投企业(基金)在家港仅投资21家非金融企业，投入总量仅25.6亿元(含2.2亿美元，扣除投入农村商业银行的9.4亿元人民币)，说明外地创投对家港经济实体的投量也嫌不足。分析发现，创业投资的私募化倾向与民营创投资本占比较高有关。过去一年，全国共有近六成创业投资用于高新技术企业，即，2010年我国创投机构累计投资770亿元，其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入占比57%(据《金融时报》2011年5月27日7版)。但在，当年全省注册登记的275家创投机构累计投向创业创新企业的资金额(260多亿元)占创投业注册资本总规模(589亿元)的比例尚不足45%(据《经济报》2011年5月6日A1版)，全市占比可能更低一些。个中原因，疑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创投资本占比较高有关:2010年，全省创投资本总规模中的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分占1.46%、41.63%和6.91%(资料来源同上)，市VC/PE产业资本中的民营企业资本(包括自然人及其他社会资本)占比在2009年就已达到48.5%(据《经济日报》2010年7月7日7版)，到2010年及至目前应已远远过半。而全国备案创投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国有资本占比在2010年第三季度仍达62.5%(据《经济日报》2010年11月22日3版)。民资创投机构(基金)较为普遍的短期投资、多赚“快钱”的心态，以及对于投资风险的主动规避，使得民营资本作为创投资本的“主力军”反而未能成为实质性支持孵化期、成长期创业创新企业或经济转型升级早中期项目的中坚力量。创投私募化的不利后果堪忧:一是股权投资陷入选项困难、风险集聚窘境。受到资本市场走强，创业板推出和境外中国概念盛行等因素影响，近年来的Pre-IPO(上市前)投资几乎成为包括创业投资在的各类股权投资赚快钱和获暴利的代名词，并使得更短投资周期和更高估值水平的股权投资风险逐渐积聚，就象多数GP(基金管理人或公司)表示的那样，目前Pre-IPO项目平均市盈率已达到15倍至20倍左右，一些热门行业的优秀企业项目市盈率甚至高达100倍，以合理的价格找到好的项目已越显困难。二是退出活跃度和回报率都呈“高低逆转”态势。从退出活跃度看，2006年在境外资本市场共发生IPO退出43起，其中国仅10起;到2010年，中国创投市场有157家获VC/PE投资的企业上市，共涉及退出交易331笔，其中，沪深交易所共有119家VC/PE支持的上市企业涉及218笔退出交易，分别占总量数的76%和72%，本土市场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显著扩大(据《金融时报》2011年5月27日7版)。今年首季退出情况尚可，Chinaventure投中集团的统计分析报告显示，一季度共有50家VC/PE背景中国企业登陆全球资本市场，涉及投资机构帐面退出129笔，但随着新股审批更趋严格和新股破发更趋严重，VC/PE退出的活跃度已现“高低逆转”疲态。从退出回报率看，今年首季退出交易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虽达9.08倍，但除去新天域资本在华锐风电IPO高达184倍的账面回报率，IPO退出回报率延续了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另有专家表示，今后人民币基金回报率或由目前的5年5倍回归到5年3倍的水平，预计未来3年将有超过50%的VC/PE或将消亡(据《金融报》2011年4月29日A4版)。这对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大量创业创新企业的早期创业资本注入、中期成长资本注入以及后期发展扩的持续融资，都将构成严重制约，且绝非危言耸听。这里就有效遏制创投私募化倾向提出如下“五化”建议:。一、“联结化”的贷投结合。创投私募化的主要成因，乃是科技与金融的联结(结合)不够，就象近年来许多人常说的那样:“在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工作环节中，不缺科技，不缺金融，就缺结合。”而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最有效合作方式，乃是银行信贷与创业投资携手支持科技型企业，如，省科技厅牵头建设中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全省科技型企业、商业银行、创投公司，旨在实现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联结。这种联结应有以下三个讲究:一是联结的载体要专。专业专营联结信贷创投双方，如最早设立的银行科技支行—农行科技支行采取的“创投(政府推荐)+担保+贷款”、较早设立的科技支行—农行工业园区支行采取的“银行贷款+科技统贷平台(创投中心)+担保+企业”，以及省首家科技小贷公司—融达科技小贷公司采取的“债权+股权”等业务模式，并在运作中开发专属的产品、引入专项的技术、制定专项的考核。二是联结的对象要多。若到2015年银行科技贷款余额要达1000亿元，就须由各银行与2000亿元创投管理资金规模中的更多创投公司(基金)取得联结，包括与国家级大型产业投资基金和国际知名投资巨头的基金联结，与本地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所有创投、风投、私募及产业投资基金联结;与科教系统如国家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清华企业“水木清华资本管理”公司等创投企业(基金)联结，还包括与外商投资性公司和诸多商(协)会创投公司(基金)联结。三是联结的周期要长。借鉴浦发银行做法(据《金融报》2011年6月17日A10版)，实行“全程和全额”托管，包括推出一整套股权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体系和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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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立成熟的估值系统并实现系统化操作，特别是建立健全投资人管理体系，以适应合伙制基金不断发展的要求，为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创投引导基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二、“定向化”(战略化)的政府引导。强化创投引导基金、各类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投资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投资，具体做到“两个注重”一是注重细分政策性引导基金的战略定位。无论是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还是具有政府引导基金性质的VC/PE“母基金”等“基金的基金”，无论是政府设立的(财政或国有资产)风险投资基金(公司)，还是具有政府引导基金性质的新兴产业投资基金，都不能过于笼统，而是要按各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沿地位和集约版图加以细分定位。例如，在国家新材料“十二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搞中，不但明确了发展私募基金、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支持相关企业上市融资等直接融资的政策要求，而且明确指出未来五年将支持成立新材料产业创投基金和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据《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19日1至2版)。这一政策导向启示我们，象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应根据未来五年“八大战略性新产业”规模发展、集约发展和前沿发展的规划，细分定向设立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智能电网和物联、新型平板显示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专项创投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政府风险投资基金，以加大政策性引导和扶持的力度。二是注重引导更多投资人看重战略投资。让更多有欠成熟的LP(基金投资人)都能重视企业的利润增长也即看重被投企业发展战略，走出多数投资人看重市盈率增长的“狭路”。无论何种VC/PE，都将通过三种途径赚钱:一为资产配置，这和投入行业有关，如目前较受投资人青睐的清洁能源、生物科技、高端制造等国家政策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拉动需的消费行业等行业;二为企业利润增长点，熟悉被投企业发展战略，帮助被投企业配置资源;三为多数投资人看重的市盈率增长。我们认为，前两种途径应属“战略投资”畴，政府引导基金应侧重引导投资人重视战略投资而不是被投企业的短期浮躁增长，尤其是看重企业的技术优势，包括老牌企业的技术性突破和新兴企业的技术优势，从而促进被投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或商业模式创新。三、“全程化”的扶持培育。政府制订和不断完善的创投、私募等股权投资管理办法，都应特别要求各类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中的风险投资与并购投资采取“全程参与”的运作模式或盈利模式，都应严格限制单纯的资本运作及盈利。目前我国多数民营创业投资及部分国有创业投资的运作模式大多属于单纯性资本运作模式，其盈利环节仅仅包括“投资并持有创业企业股权—创业企业IPO—出售创业企业股权实现退出”，实属单纯性资本运作，这种模式的创投关注重点仅仅是被投资的创业企业能否尽快实现IPO，以及在被投企业IPO后的创业投资自身尽快退出获利，至于被投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则全然不顾，因而对被投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附加值都难起到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而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或国外主流创业投资，其运作或赢利模式则大致为“投资并持有创业企业股权—参与创业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创业企业发展壮大—创业投资通过创业企业IPO、并购、出售等多种渠道实现退出”，采取这种模式的创投机构(基金)除了要进行资本运作外，还要参与被投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这种“资本运作+参与经营管理”模式虽然投资周期长、操作难度大、潜在风险也大，但对提升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却最为显著。这是政府相关部门制订和完善创投、私募等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的要点所在。四、“接替化”的上市前退出方式。探索创业投资中途退出并能获利的途径和方式:一是探索“上市前”的退出途径。目前。被投企业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乃是创业投资退出并获利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但在资本市场退出交易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下降形势下，创业投资从投资之日到退出之时，时间越短，控险越易，反之，时间越长，控险越难，尤其是在热门行业优秀企业(公司)项目后期估价不断抬高或不可预测情况下，投资议价和风险控制非常困难。因此，要想缓解有效退出困难，光靠现有沪深市场、境外市场及“新三板”退出场所等不同层次的“上市后”退出途径已远远不够，还要有不同阶段实现中途退出也即“上市前”退出并获得收益的途径。二是探索“上市前”的接盘方式。创业投资若要在被投企业“上市前”退出并获得利益，中途必须有“人”接替投资，也即以“接盘”方式让先期投入被投企业的创业投资实现有效退出。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接盘”方式已经有人尝试(据《金融报》2011年5月13日A4版)，不久前，国首个“智能化、与专业机构联合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华夏银控股权投资基金在成立，该基金将由富远银控投资管理担任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与传统股权投资基金扶持被投企业上市实现退出的不同点在于，该基金原则上不通过上市退出，而是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及创造附加值后，由其它各类传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缺少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以“接盘”的方式实现上市前退出并获得收益。这样的上市前退出，其收益不及传统股权投资尤其是纯粹上市前私募，但却能够缩短基金的回报期，提高基金安全性，也能规避上市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降低投资风险;更大的积极意义是，能让投资于创业创新的创业投资更多专注于被投企业技术创新和附加值创造等“全程化”管理，并在获得相应收益的前提下把部分创业投资提前退出，投向别的创业创新企业，进而使创业投资的私募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五、“债券化”的银行间融资工具。不久前，由中国工商银行主承销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50亿元私募债券通过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据《金融时报》2011年5月5日2版)。“私募债券”这种非公开定向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不但丰富了投资人可投资产品的选择，而且相比公开发行的产品，投资人还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我们认为，这给创业投资领域带来的开拓性突破有二:一是，具有私募特色的创业投资将有可能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更多投资于经济转型升级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目前私募债券的发行主体仅为大型国企，但也预示着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成熟期大中型科技企业乃至民营孵化期、成长期中小科技企业以及民资创投/私募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可望成为其发行主体。二是，更多创投/私募资金也可望用于融资方式单元的中小企业。今年4月初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大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化，而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民营企业大多运用商业信用等民间借贷方式融资。调查表明，73.5%、55.3%和14.9%的企业分别选择了“长期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和“银团贷款”，仅10.5%的企业选择了“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和风险投资的比重不高(据《人民协报》2011年4月8日A4版)。随着市场对于引入私募股权/私募债券这一新生事物的认可和接受度提升，私募债券的发行主体、包括集合发行主体都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小企业，投资人围也有望扩大。这种预期显然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方式走向多元，走通信贷、上市融资之外的股权融资之路。信息容例三对人物的宣传报道不应忽视党派成员的政治身份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先进人物时，除《人民政协报》等统战性质的报纸刊物外，一般党报在读到人物身份时只报道其为“共产党员”。如果是党派身份，往往是避而不谈。如最近《日报》上刊登的市十大杰出青年选票，20为候选人中，凡是共产党员的就有注明，而是党派的成员却没有注明。这种做法既挫伤了党派成员的积极性，也同时让他们感到党派在政治上的身份受到了歧视。一些党派成员甚至怀疑:是否上面有规定，在宣传报道优秀人物时不提及他们作为党派成员的政治身份,(此信息经盟省委报送统战部后得到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批示)信息容例四创新城市社区管理机制的思考与建议民盟大学委员会钱玉英反映:城市社区是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社会管理的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的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面临种种挑战。第一，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来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到社会及社区，城市居民由原有的“单位人”逐渐过渡到“社区人”，从而要求社区承担起原先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社会功能;第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对社区功能全方位拓展提出新要求;第三，城市化引发的社区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增加，改革开放后个体户、下岗失业人员等“无单位归属人员”的增多，导致社区人口结构多元化，对社区管理的难度提出新考验;第四，随着城市居民意识的日益增强，居民对直接参与社区事务提出更高的诉求。一、社区治理新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1、多元治理主体间责任模糊在社区治理中，政府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市场和公民社会即各种自治组织、民间组织等，后两者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这样，政府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变得模糊不清。如某小区由于建造时间较早，小区的一些监控探头等技防设备需要更新，公安局在日常安全检查中发现此问题后，向社区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通报了此情况，要求它们协同解决。社区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声称没有经费，所以无能为力。由于该小区成立有业主委员会并聘请了物业公司，公安局遂向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反映此事并向物业公司下达了“安全技术防系统整改通知书”，要求将整改结果告知公安局。物业公司的答复是整改需要50万元左右经费，作为赢利性企业，不可能出这笔钱，要求通过业主委员会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按照法律规定，业主委员会动用公共维修基需要征得全体业主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于是业主委员会花了2个多月时间征求全体业主意见，结果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三分之二同意比例，只能作罢。那么业主为什么不同意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呢,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府对社区安全应该负有责任，因为公共安全属于公共产品，且老城区开放型小区的技防设备都是由政府出资的，所以政府也应该部分出资为所有小区的出入口和周界安装技防设备，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向社会和市场。那么到底谁该对此负责呢,政府、社区工作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业主似乎都是责任主体，结果谁都觉得自己不该负全责。两年多过去了，该小区的安全技术防系统还是没有完成整改，使得该小区近年来发案率有较大幅度上升。2、社区管理市场化中出现市场失灵和居民负担加重问题市场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社区的有效治理，市场失灵问题制约了社区治理的实际效果。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市场的引入使得政府能够从繁琐的社会服务职能中部分抽身，也有利于满足社区日益多元化的需求。然而，除政府外包、购买之外，其它服务都是以有偿形式出现，像物业之类的服务需要集体购买，由此带来了种种问题。首先，政府将一部分服务职能外包给市场，或者从市场购买服务，从表面上看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实际的运行中则出现了寻租、垄断、利益纠等问题。其次，在城市新建小区，作为社区服务提供主体之一的物业公司，受经济利益驱动，往往不能保证提供真正优质的服务。当物业公司服务失灵时，在法律上，业主大会可以解聘它，然而由于业主间陌生性和异质性导致的意见统一难、物业公司的阻力等原因，使得更换物业困难重重，一些小区在更换物业的过程中时常出现无序、不稳定甚至冲突的现象。再次，市场进入还造成居民负担加重问题。引入市场机制后，减少了政府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加大了居民对社会管理成本的分担。一些原本由政府支付的带福利性质的管理费改由居民自己承担，如物业管理费。如何通过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并尽量减轻居民负担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缺少有效衔接社区自治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由于无强制力导致其执行力弱。他们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规、违约(《业主公约》)的行为，如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破坏房屋外貌;开办公司等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占用或损坏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擅自移动共用设备;侵占绿地，毁坏绿化;随意倾倒或者抛弃垃圾、杂物;堆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物品，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乱设摊点;随意停放车辆和鸣喇叭;未经批准饲养禽畜;大声喧哗或者发出超过规定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噪声;在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上私开门窗或者乱悬挂、乱贴、乱涂写、乱刻等等行为，只能采用批评、规劝的办法，如果没有效果，只能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来处理解决。而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存在而弱化了这些方面的管理功能，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政府强制力的有效衔接并作为后盾往往会功亏一篑，导致小区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特别是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绿地的现象在一些小区较为严重。4、业主委员会工作难度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业主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正日益凸现，甚至有超过居委会之势，其原因是社区居民与居住小区的利益关联度往往大于与社区的关联度，许多涉及小区业主共同利益的事情属于“私人空间”，政府和居民委员会都无权进入，只能由业主委员会出面解决。根据有关法规，业主委员会的职能具体包括: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监督业主公约的实施;督促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限期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续筹专项维修资金;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的社会治安等等。但是，鉴于目前业委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还没有将它明确界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导致业委会许多工作缺乏制度支持，工作难度较大。首先，业委会委员都是兼职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受限制;其次，业委会工作的纯义务性影响其可持续性;再次，业委会工作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虽然建设部印发的《业主大会规程》规定业委会开展工作的经费由全体业主承担，但实际上难以筹集。此外，由于其法律地位不明确，有关法规还规定业委会不能在银行开设，给业委会财务工作带来困难。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业委会作用的有效发挥，一些业委会负责人呼吁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自治条例》，规业委会的法律地位和工作制度。5、居民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多元异质性使得社区居民的偏好与选择大相径庭，很难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组织框架能够充分吸引社区成员的参与。大多数社区中的居民参与率偏低，而且愿意并实际参与社区事务的多为妇女和离退休人员，年轻人参与社区事务的比例较低。而且社区居民的参与一般仍集中在文娱活动，很少有基于基层自治角度的社区参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分工使得传统的地缘、亲缘等联系被打破，现代人都面临着广泛的生存、竞争压力，很少有闲暇参与处理社区事务。一些参与社区事务的自觉公民实际上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而这些大多是无偿的。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延续下来的管理体制对社区成员心理及社区参与实际路径的选择造成了极大影响。传统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深入造成了人们思维及行为习惯上的依赖，认为政府应事无巨细地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仍扎根于很多公民心深处，不愿意经常性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三、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一些建议1、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治理中，存在四个主要主体:即政府为代表的政治系统，物业公司为代表的经济系统、民间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系统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群众自治系统。四个系统的强弱对比决定了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根据政府对社区管理的强弱程度及与社区之间权能关系不同，社区治理模式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二是半行政、半自治型模式;三是自治型治理模式。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主导型模式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对社区发展具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考虑，因而难以解决好社区发展的长久动力问题。自治型模式是一种“弱政府，强社会”模式，主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但是这种理想目标在目前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半行政、半自治型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和自治型的折中，在政府推动下培育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发育下政府逐渐“让渡”管理空间给社会。基于城市社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选择半行政、半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2、实现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应从五方面着手:第一，转变政府理念。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不是纵向衔接和单向指挥关系，而是横向衔接和双向互动关系。第二，合理划分权限。政府和居民自治组织双向进入社区，在治理场域中实现功能衔接，政府管理政务，居民自治组织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两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又相互衔接、相互协同。第三，创建无缝隙政府。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发生的以创造“无缝隙政府”为特征的“静悄悄的革命”具有借鉴意义。即把层级节制的官僚机构转变成为无缝隙政府。无缝隙政府与服务接受者的居民直接接触，居民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得到政府的直接服务，没有中间环节和踢皮球现象。第四，改进工作方式。基层政府除采用必要的行政管理方式外，应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教育的管理方式，在尊重居民自主权和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管理。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检查和考评，还居民委员会自治权。第五，创建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合作的制度平台。如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协调基层政府、居委会、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在社区合作治理中关系，使其各司其职，并有机整合它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3、实现居委会与业委会资源整合和有效合作。居委会与业委会都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两者应该实现资源整合和有效合作。居委会应该充分尊重和发挥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业主委员会则要主动接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要建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协调并合作解决社区自治中存在的纠纷与问题，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鼓励居委会工作人员兼任业委会成员。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告知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其意见，居委会应当为业主委员会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鉴于业主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需要完善公法，在法律中将业委会明确界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便居委会和业委会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合作和协调。4、发展壮大民间组织。首先，需要公民自觉形成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公共精神简言之包括平等和参与。公民美德的主要涵包括诚实、信任和守法。其次，需要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及政府的必要支持。外部社会环境包括和法制的制度安排。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扶持和培育，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资助，在英国，整个非营利部门总收入的40%来自政府拨款，在德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近70%来自政府，在法国，非营利部门收入的60%来自政府，即使在美国，非营利组织也有1/4到1/3的收入实际上是从政府那儿来的。如果缺乏政府提供的资源，许多非政府组织就难以生存。再次，民间组织的发展也需要政府加强监督和管理。这种管理应重在对非政府组织运作的规化及质量的监督，而不是登记环节的严格控制。实现公民结社自由和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基本目标。正确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建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企业之间良好的伙伴合作关系，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基本走向，也是实现城市善治的根本途径。最后，民间组织作为一个正式的团体，部要培养“化”的运行机制，对外则要坚持独立的“自主性”，形成一种部的自治模式，以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5、尝试实行小区旗舰联合，建立小区联盟。社区发展需要打破社区空间隔离，可以尝试实行小区旗舰联合，建立小区联盟。一个小区联盟由旗舰小区、协力小区和联合小区构成，部建立联合互动机制。可以建立业主委员会联合会，以在与物业公司的博弈中更好地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可以聘请同一家物业公司以降低物业管理成本;可以制定共同的规;可以开展各种联谊活动等等。一个居民委员会管辖一个小区联盟的围，便于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通过建立小区联盟，还可以增进社区居民间以互惠规、信任与合作为核心容的社会资本，使社区真正运转起来。实践证明，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模式成功运行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