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C·赖特·米尔斯前景普通人个人困惑也不将个体遭遇与集体结构联系因为不知道因为社会变化快米尔斯认为在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普通人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啥问题也能到公共空间解决了14想象力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身入其境才有切身感受。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14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15三个问题：（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涵义？（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查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15无论他们的兴趣点是强大的国家还是细微的文学格调、家庭监狱教义，经典的社会分析家都要问这些问题。它们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是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视觉转化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觉切换到他人的视觉，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地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两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它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16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与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因而，表述及解决这些困扰就可能有赖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一个整体，有赖于他切身所处的环境——即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困扰是私人事务：他感到自己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17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它们涉及到许多处于类似处境的组织，这些组织进入到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它们涉及到不同的环境重合并相互渗透的方式。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它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收到了威胁。关于什么价值真正受珍视，什么东西真正威胁到它，人们常常会有争论。这个争论往往没有焦点，即便这只是因为不像广为流行的困扰，论题的本质在于它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感受价值未被威胁则体会幸福感受价值受到威胁则体会危机感。所有价值都被威胁则恐慌如果不知道珍视什么价值则漠然21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受到威胁的价值往往却既未被普遍承认为价值，也未被普遍感受到威胁。许多个人的不安未被表述明确；许多公众的心神不安和具有重大的结构关联意义的决策从未成为公众论题。一些人接受了传承的价值，比如理性和自由，对他们来说，焦虑本身才是困扰，淡漠本身才是论题。这种焦虑和淡漠的处境，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厄内斯特·琼斯断言，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源于其自身难以驾驭的野性和被禁锢的阴暗力量是不确切的。相反，目前，人的主要危险在于当代社会本身不受约束的力量，这表现在社会中使人异化的生产方式，笼罩全社会的政治统治手段，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总之，对人的天性及其生活境况和目标的普遍改造。24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它似乎能戏剧性的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社会现实间的联系。它不只是当代文化理解范围内的心智品质之一，对它更广泛更巧妙地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即所有这些理解力，事实上，即人类理性本身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25正是科学的人文涵义和社会角色，它所引起的军事与商业问题，它的政治意涵，在经受众说纷纭的重新评价。25现在，人们感到许多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暧昧的哲学，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往往仅给出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现实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师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同时，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为科学主义，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现象使许多文化工作者开始感到科学是一个骗人的虚假的救世主，至少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暧昧的因素。27我写本书的目的：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我想具体说明促成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各种努力；表明它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也暗示出一些要想拥有它所必需的东西。我想以这些方式揭示当代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应用，并以有限的篇幅记述它们目前在美国的处境。30我相信所谓经典的社会分析是可以定义，可以应用的一套传统；相信它的基本特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恼直接关联的。我也相信目前的社会科学及其学术语政治环境中，这一传统的延续面临巨大的阻碍。但是形成这一传统的诸多心智品质正在成为当代全部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而且，不管它们多么含糊不清，处于多么令人困惑的种种虚饰之中，它们正被人们感到是一种需要。31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以及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那里，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尝试，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同时是历史性和系统性的。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处理和用到有关过去的材料，所以是系统性的，是因为它如此做的目的是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很容易偏向于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而从这紧身衣中又跑出来对未来的先知性的观点。第二种趋势：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例如，在形式主义者的著作中，突出的有齐美尔和冯·维泽的著作，社会学开始被设想为用于划分一切社会关系和洞察它们假设的普遍一致的特征。总之，形式主义的观点在过高的总体性层次上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过于静态和抽象。也许作为第一个趋势偏向的反应，在此历史被完全抛弃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太容易成为一种精致却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对概念的分解和无休止的重新组合成为这样的形式主义努力的中心点。在我称之为宏大理论家的人中，观念确实已变成了概念。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著作是美国社会学在当代的首要代表。第三个趋势：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虽然到1914年左右，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支柱，而且德国理论的影响也很大，经验调查却很早就在美国占据中心地位，这部分是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设置早于社会学。在此情况下，只要社会学被定义为对一些社会专门领域的研究，它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包容了对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其中有城市和家庭研究，种族关系研究。政务我们即将看到的，造成的这种大杂烩被转化为一种思考类型，我将用自由主义实践性这一术语来考察它。34在英国，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在许多英国新闻评论、小说以及历史著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很好的发展。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二战以来，法国反思性思想的迷乱与大胆依赖于对我们时代人的命运的社会学方面特征的感受；但这些潮流是由作家而非专业的社会学家推动的。不过我仍采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因为：1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无论如何，我是社会学家2我的确相信，历史地看，经典的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多的也更生动的表现了这一心智品质3鉴于我将批判的考察许多过于精细的社会学流派，所以，我需要依据一个反对性的术语。35第二章宏大理论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已超出了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家门如此深入的卷入该问题，以至我们恐怕真的要问：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辞还是其中究竟还有一些东西？我认为，答案是，是有些东西，当然隐藏的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而问题变成：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37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已超出了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家们如此深入地卷入该问题，以至我们恐怕真的要问：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辞还是其中终究还有一些东西？我认为，答案是：是有些东西，当然隐藏的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而问题变成：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38人们往往共享许多标准，并彼此期望坚持它们，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所在的社会将是有序的。共享的符号系统中的这样一个因素或可称之为价值，它可作为在不同取向（环境中本身存在这些取向可供人们选择）中作出选择的判据或标准。……但根据符号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行动整体中区分动机取向方面和价值取向方面。价值取向方面不关心事情所期望状态（根据满足-剥夺的平衡）对行动者的意义，而关心选择标准本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价值取向的概念是一种逻辑上的工具，用于阐述融入行动系统中的各种文化传统之关联的核心特征。根据以上所述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性取向的由来和价值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价值都包含可被称为社会参照的东西……行动系统的一个内在特性便是行动乃是——用个术语表达——规范性取向的。而正如我所表示的，这一点来源于与期望有关的概念及其在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行动者追求目标的行动阶段时的地位。从而，期望，与人们称为互动过程中的双重偶变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必要的秩序问题。在这个秩序问题中，也许可以区分出两个方面，使交往成为可能的符号系统中的秩序，以及动机取向与期望的规范性方面的互补关系之中的秩序，即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因此，秩序问题，从而稳定的社会互动系统——即社会结构——整合的本质，集中于行动者的动机与规范的文化标准间的整合，在我们的人际情境之中，这些文化标准把行动系统整合起来。根据前一章所用的术语，这些标准是价值取向的模式，并由此成为社会系统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部分。还存在这样一种对应相合的双重结构。一方面，通过标准的内化，服从它会对自我具有个人的、表意性的以及工具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我会把自我的行动作为约束，建构他我的这些反应，是自我对标准服从的一个功能。所以，作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倾向的一个直接方式，自我的服从与其他人的服从趋于一致，成为获取他人支持性反应与避免他人不利性反应的条件。如果，与很多行动者的行动相关联，对某一价值取向标准的服从满足了这两个尺度，那么，在系统中任何一个给定行动者看来，这个服从既是满足他自己需要倾向的方式，也是优化其他有影响力行动者反映的条件，那么，这个标准就可以说被制度化了。就此意义而言，价值模式总是在某个互动情境中被制度化。所以，期望系统总是有两方面内容，它们与期望系统相联系而整合到一起。一方面，存在某些期望，它们与行动者或自我的行动有关，并部分的设定了行动的标准，而这个行动者他我也被看做是一个参照点；这些是他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还有一套期望与他人不太确定的可能反应有关——这些期望被称为约束，而根据它们被自我感觉为使促进满足还是剥夺满足，又可将之分解为正面约束和负面约束。从而，角色期望和约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互补性的。对自我而言是约束的东西，对他我而言则是角色期望，反之亦然。于是，根据与一定互动情境有关的期望，组织而成一个个体行动者的取向系统，而角色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与一套特定的价值标准相整合，这套标准又在互补性角色中左右了自我与一个或多个他我的互动。这些他我不一定是一组特定个人，可以包含任何一个他我，——一旦他我与自我发生了互补性互动关系的话（参照共同的价值取向标准，这种互动关系中含有不同期望的互给性）。角色期望的制度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约束的制度化，显然有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是两套变量的功能：其一，是那些实际影响人们共享价值取向模式的变量，其二，是决定了人们动机取向或承诺满足相关期望的变量。通过这两个渠道，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这种制度化的程度。不过，还存在与完全制度化对立的一级，即失范，它是指互动过程中，缺乏结构化的互补性，或者换句话说，（就上述两套变量意义而言）规范性秩序的彻底破坏。不过，它是个有局限的概念，还没有哪个具体社会达到它所描述的地步。正是由于制度化的程度不同，所以失范的程度也有不同。这二者互为对立。对于正被讨论的社会系统，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结构，可以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我们应该把制度视为社会结构中比角色层次更高的秩序单元，实际上，它是由许多相互依赖的角色模式或角色模式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复合体。或者用其他话来讲，人们行动，彼此相互支持或反对。每个人都考虑其他人在期望什么。当这些互有的期望足够确定与持久，我们就称之为标准。每个人还期望他人对他所做的事予以反应。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反应为约束。有些反应似乎非常令人满意，有些则不是。当人们由标准和约束指引时，我们可以说他们在一起扮演角色。这是个方便性的比喻。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制度的东西最好定义为一套差不多较为固定的角色。当在某个制度中，或者由这些制度所组成的整个社会中，标准和约束不再控制人们，那么，按涂尔干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出现了失范。从而，在一头是制度，标准和约束都是和谐有序的，在另一头，则是失范：如同叶芝所说，中心不再稳固；或者如我所说，规范性秩序已经被破坏了。40事实上，宏大理论家的许多思想，被转述过之后，都差不多是可在许多社会学教科书中见到的标准思想。41帕森斯写到：从动机上考虑，人们对共同价值的依附表明，在支持价值模式方面，行动者有共同的情感，这些共同情感可被定义为它们表明了：人们把对相关期望的服从看作是一件好事情，而这件好事情却相对独立于可以从这种服从中获得的任何具体的工具性有利条件——比如说，避免了负面约束。而且，这种对共同价值的依附，尽管它可能与行动者很切近的满足性需求相适应，总是还具有道德的方面，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服从规定了行动者在他参与其中得更广大的社会行动系统中所担负的责任。显然，责任的集中点，乃是由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集体性。最后，很明显，在其所处的具体结构中，支持这些共同价值的情感一般并不是有机体各种先天生理习性的明确表现。总体而言，它们是学习来的或习得的。而且，它们在行动取向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并不是成为被认知并被适应的文化客体，而是成为开始被内化的文化模式；它们构成了行动者本人个性系统结构中的一部分。因为，如人所言，这些情感或价值态度是个性中纯粹的需要倾向。只有通过内化制度化了的价值，才会在社会结构中产生行为动机的真正整合，才得以驾驭更深层次的动机，以满足角色期望。只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时，才有可能说一个社会系统是高度整合的，集体利益和它组成成员的私人利益达成了一致。我们应该认为完全的一致性是个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就像人们都知道不可能存在没有摩擦的机器。虽然还没在经验上发现一个社会系统中动机的完全整合（它具有一套完全协调一致的文化模式），但是这么一个把社会系统整合起来的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此段为帕森斯的脚注）人们的不同个性组成了被内化的需要倾向结构，把此结构与一套共同的价值模式相整合，这是社会系统动态过程的核心现象。除了那些转瞬即逝的互动过程之外，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都要依赖与这种整合的程度，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中具根本性的动态定律。对于所有声称为对社会过程的动态分析，它都是个主要的参照点。或者用其他话来讲：当人们共享相同的价值时，他们趋向于依照他们所期望于其他人行动的方式来行动。而且，他们往往把这种服从看成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甚至在它似乎违背了他们切身利益之时。这些共享的价值是习得的而不是遗传而来的，这一点并没有使它们在人类动机中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它们成为人格本身的一部分。正由于这样，它们把社会联结到一块，因为被社会所期望的东西成了个人所需要的。对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来说，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如果我要分析我所持续关心的某个社会话题的话，将把它作为我主要的出发点。42任何思想，任何书当然都是即可用一句话，也可以用20卷书表达出来。这是一个说明某个东西需要用多么全面的陈述，以及这个东西显得多么重要的问题，它能让我们理解多少经历，它能让我们解决，或至少是陈述的问题范围有多大。43用四段话来转述帕森斯的整本书：让我们来想象某个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非常有序的，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价值标准，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可称之为规范，那些依照规范行为的人在相似情况下趋于作出相似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而且它们往往是非常持久的。我把像这样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也许可以把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看做是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平衡。可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个比喻。因为我想让你把我的概念：社会均衡看作真实之物。主要有两个方式来维持社会均衡，一旦其中之一或二者都无效，则会造成失衡。第一个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培养为社会人的所有方式。社会对人的这种培养部分的在于让他们习得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这些社会行动是为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另一方式是社会控制，我指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以及他们让自己循规蹈矩的所有方式。当然，对于规矩，我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一般被期望或约束的任何什么行动。维持社会均衡的第一个问题是让人们想去做那些要求和期望他们去做的事情。如果这个没有成功，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其他手段让他们循规蹈矩。马克斯·韦伯已经给出了对这些社会控制的最好的分类和定义，他和以后的一些作者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没什么东西可补充。而确实让我有点迷惑的问题是：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和和控制手段都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根据我的社会系统的系统性和一般性理论，我对此不能很好地解释，还有一个问题还不是像我所想要的那样清楚：我应该如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历史呢？对这两个问题，我建议你无论什么时候碰到它们，都要进行经验调查。45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的回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它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在我们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地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米尔斯认为，要下好定义。这些心智习惯是形成系统性思考的关键，而不具备它则是形成概念的拜物教的关键原因。48合法性或正当化的符号。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它们：莫斯卡的政治手段和伟大迷信洛克的主权原则索雷尔的统治神话T阿诺德的民俗韦伯的合法性涂尔干的集体表象马克思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卢梭的公意拉斯韦尔的权威符号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斯宾塞的公共情感——所有这些和其他类似术语表明这些分配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居于中心位置。49现在，帕森斯和其他宏大理论家成为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的东西主要与合法性的支配符号有关。确实，这是个实用重要的主题。符号与制度结构间的这些关系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些符号并没有形成社会中的某个独立王国；它们的社会相关性在于人们运用它们来证明或反对某种权力安排，以及在这种权力安排中有权者所处的位置。它们在心理上的相关性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成为依附或反对某个权力结构的基础。49正如爱默生所说，政府并不一定来源于人们得到的认同。而要是相信政府却是来源于到的认同，则是把它的合法性和产生它的原因相混淆。如果却有某社会中的人正好具有这样的道德认同，这要依赖于下述事实，即制度的统治者成功的垄断甚至强行灌输了他们的支配符号。50米尔斯认为，当制度性秩序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成员接受了该秩序的合法性，当根据这些合法性，人们成功的声称，或至少能保证他们自鸣得意的声称保证了服从，我们方可谈论共同价值。于是，这些符号被用于规定环境，被看做评价领袖和追随者的标准。当然，只有极端而纯粹类型的社会钢结构，才显露出这些普遍的、核心的符号。在另一个极端，存在某些社会，其中有一套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控制了整个社会，并通过暴力与暴力威胁强加了它的价值。这不一定会破坏社会结构。因为正规的纪律能有效的制约人们，而且有时候，除非他们接受了对纪律的制度性的要求，它们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51强调这种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一致的力量。言语和行为之间有出入往往是人的一个特征，但争取一致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基于人性或社会学的原则，或受宏大理论的律令，先验的判定在任何给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很完整的想象出一个纯粹类型的社会，它具有非常有纪律的社会结构，在其中被支配的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放弃他们被规定了的角色，但是却一点也不共享支配者的价值，于是他们根本不信任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了奴隶的船，船上浆的规律运动使划船者沦为机器上的齿轮，监工的暴力只是偶尔需要一下。奴隶甚至不必清楚船的行驶方向，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激起船长的愤怒，这名船长是船上惟一能看见前方的人。不过，我可能已经在开始描述，而不是想象了。52在这两种类型，即共同价值的系统和强加的纪律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整合。大多数欧美社会都融合了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的统一性中杂合了各种合法性与强制。当然，任何一种制度性秩序可能都是这种情况，而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像家庭这样的神圣的小群体，统一的共同价值也绝不是必不可少的；不信任和痛恨也许正是把一个人人关爱的家庭为系在一起的前提。53我们必须记住，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中世纪那样显得有权威；对他们施加权力来说，统治者的正当性似乎不再那么必不可少。至少对于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决策——尤其是那种国际性的——来说，说服大众并不是必需的；它们轻易就得以实现。而且，当权者往往既不采纳，也不运用它们可以推行的那种意识形态。通常，只有当权力真相遭到有力的批判和揭露之时，他们才会抬出意识形态；在美国，这些反对最近还不是足够有影响，以至产生对新的统治性意识形态的需要。53当然，今天有许多人丧失了对主流价值的忠诚，又没有获得新的价值，于是对任何种类的政治关注都不热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它们没有行动。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把完全私人性的人看作白痴的定义，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社会中的许多公民确实是白痴。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状况是求解政治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许多现代不安的关键，也是求解现代社会中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对于一个权力结构的维持乃至兴盛发达，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学术的确信和道德信仰都不是必需的。就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而言，人们常常不介入合法化以及越来越趋于冷漠，是当今西方社会两个关键的政治事实。魔术般的消除冲突，奇异的实现和谐，系统的和一般性的理论中排除了任何可能涉及社会变迁和历史的因素。在宏大理论家从规范角度出发创造出的社会结构中，不光发现不了备受恐吓的大众和激奋的暴民群众集体行动和运动——而我们的时代充满了这些事物——的位置，而且，从宏大理论中无法得到任何有关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有关它的机制和过程的系统性的思想，因而，帕森斯相信社会科学也无法得到：当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理论时，社会科学的千年盛典就该来临了。可是在我们的时代，它还不会来临，并且它可能永远不会来临。这当然是一个极其暧昧的断言。57我提出这些多样性当然是想表明，不管这些社会有什么样的共同方面，也一定要通过经验考察来挖掘。如果以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形式对与一定历史范畴内社会结构有关的事情进行预测，那就是把高谈阔论误当做是社会调查研究。57根据诸如政治、亲属、军事、经济和宗教制度之类的制度性秩序，人们可以构想出社会结构的类型。他用一种可以在给定的历史中洞察这些制度性秩序的轮廓的方式，给每一个制度性秩序加以定义，然后问，它们每一个如何与其他相联系，简言之，它们如何被组织为一个社会结构。可以把答案作为一套研究模型方便的给出，当我们考察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时，可以用这些模型来加深了解它们被系到一起的链条。59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非只有一个。对这些问题的有用研究，主要是根据我在次概括的这些研究模型，而运用这些模型，要与特定范畴的历史上的及当代的社会结构保持经验上的密切联系。61撤退到对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该只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形式的片段，记住如下事实很有用，在德国，这种形式研究的成果迅速为包罗万象式的和历史学的研究所运用。这种运用，由马克斯韦伯开风气之先，成为德国古典传统的巅峰。在相当大程度上，它的前提是一套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其中有关社会普遍性的观念与历史阐释密切的联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马克斯韦伯是在与卡尔·马克思的对话中发展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的，但我们始终得认识到美国学者的健忘症。现在，在宏大理论中，我们碰到了又一个形式主义者的回避，并且这回避本应只是一个停顿，但现在却似乎变成了永恒。正如西班牙语所云：许多不会玩牌的人倒是能洗牌。64第三章抽象经验主义新的学派在其实践中一般吧对抽样挑选出的人群所进行的访谈当做基本的数据来源。为方便期间，访谈对象的回答经过标准分类，被键入代码卡片，并通过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毋庸置疑，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掌握这种步骤，从而轻易得到某个事实和结果，因而它很受青睐。它的结果通常是以统计判断的形式表示：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这些结果只是一些比例结论，但在较复杂的层面上，根据不同的问题，解答经常被组合进复杂的交互分类之中，并且这些解答又以不同方式形成等级量表。人们可以通过某些复杂方法处理这样的数据，但我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它们怎么复杂，仍只是对已知数据的分类而已。65在这些断言中，有个显而易见的倾向是把研究对象和用来研究它的方法相混淆。这可能意味这样的事实：公众这个词，正如我们将要运用的，指的是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总体，因而可以进行统计抽样；既然公众持有观点，那我们就必须同人们交谈来发现它们有什么观点。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能或不愿说出真相；那么，你可以尝试使用投射和量表手段。66西方社会中的公众问题起源于中古社会的传统与习俗的全体共识发生转变；而在今天大众社会的思想中，它达到了高潮。18和19世纪的所谓公众，正被转变为大众社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成为大众人，公众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反而渐为疏散，他们每个人都陷入了相当无力的处境。诸如此类的情况，或许能提供我们一些暗示，在对公众、舆论及大众传播进行研究时，我们需要选择和设计何种框架。同时，我们还需要对民主社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对曾被称为民主极权主义或极权民主的社会作出充分地阐述。简言之，在这些方面，我们无法用人们目前实践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视野和术语来阐述社会科学的问题。68到目前为止，根据新方法进行的分层研究还没有提出新的思想。事实上，从其他风格的研究中借鉴来的关键概念还没有经过翻译；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包容丰富的指标已经够用了。关于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的难题，与饥饿即相对的地位的观念，以及韦伯的统计上颇具启发性的社会阶层思想，这些都被遵循该研究风格的研究者加以发展。而且，他们还以各种笨拙方式强以小城市为抽样区进行研究，却全然不顾下面这一昭然事实：对此类研究的简单的加总，绝不可能达成对于国家的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68概括抽象经验主义方法的大部分研究：归纳起来，这些差别（25年前和现在相比）导致了舆论研究领域中革命性的巨变：这一领域日渐技术化，数量化非理论化分割化特殊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现代化群体化——简言之，以行为科学为其特征，美国化了。25年前及更早以前，杰出的著作家出于对社会本质及其运作的普遍关注，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同时又不仅局限于此，而是运用广博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视角，并写出专著。今天，技术专家小组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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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告成果。20年前，舆论研究隶属于人文学科的，但在今天，它成了科学的一支。、他们受制于方法论。所有这些意味着，就其研究结果而言，他们的这些研究堆积琐屑的细节，却对使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除了由排字工和装订工提供的一定形式外，这些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形式。这些细节无论怎么庞杂，都不会使我们确信任何本值得我们确信的东西。70这个领域学术行政官和研究技术专家，这两类颇为新型的专业人士现在正与普通的教授和学者进行竞争70总之，这种研究风格与行政造物主相伴随，这个行政造物主对于未来的社会研究及其可能的科层化，有重大关系。不过，我们需要把握的这种抽象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学术特征，是其实践者所拥护的科学哲学，以及它们遵循并应用它的方式。正是这一哲学，主导了他们所进行的实质研究，并成为该学派行政和人事机构的指导思想。在这一特定的科学哲学中，他们找到了学术上的主要理由来辩解它们的实际研究为什么贫乏，以及他们为什么觉得需要成立机构。71在研究实践中，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简单地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惟一的科学方法。这一研究模式主要是在构建认识论；在社会科学中，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成了方法论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这些尚只是预期的可能。它所提出的科学方法并非产生于（人们普遍正确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思路，也不是对这些思路的概括。它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哲学借鉴而来，并对之做了些权宜性的修正。71广义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含两个努力。1哲学家们试图考察社会研究过程实际是怎样的，然后归纳这些看来有望成功的研究步骤，并使之前后连贯。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容易一无所获。但若是每一位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作出努力，难度就会大大降低，而且每一人都有做一做的必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工作做得还很少，并且仅仅运用到有线的几种方法中。2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风格经常通过诸如制定社会科学研究的计划和法则的方式，重述并采用自然科学哲学。72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由于存在多种方法，方法论的性质必然是一般性的，于是，方法论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的步骤。认识论比起方法论来就更为一般化，因为他的践行者主要探究知识构成根据及其限制，简言之，即知识的特性。当代认识论学者已经倾向于从他们相信为现代物理学的方法中提取其所用标号。由于一直企图通过对这门科学的理解来提出和解答关于知识的一般问题，它们实际上变成了物理学的哲学家。有些自然科学家似乎对这些哲学研究颇感兴趣，有些人则对此惑然不解；有些人对大多数哲学家接受的流行模式表示赞同，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但据估计，还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可以从严密的数学理论中引申出严格缜密的实验问题。但它并没有达到这一境界，因为那些方法论学家在其构建的研究模型中展现了这样一种相互作用。不过其次序似乎是相反的方向：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开始运用的方法之上。73方法专家也往往会成为社会哲学的某个分支的专家。在当代社会学中，它们的重要之处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而在于他们的专业化的一个结果是助长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专业化的进程。而且，他们所依据的，乃是方法论的抑制，以及体现这一抑制的研究机构。他们的专业化，并不是根据可以理解的学术领域或社会结构问题的观念，针对一般性的专业化方案而提起。这种专业化仅仅给予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以上这些并不是我散漫的印象，而是很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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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5当社会学被赋予讲哲学转换为科学的任务时，存在如下的假设和暗示：以方法的天赋才力，并不需要对这一领域传统的学术知识进行转换。确实，获得此种知识比上文陈述所暗示的要多费一点时间。于是，一边是有组织的充分发展的经验社会科学学家的队伍；另一边是无组织的个体社会哲学家们。作为方法论学家，社会学家将后者转变为前者。总之，他是科学制造者，还同时兼有学术的，毋宁说是科学的及行政管理的身份。从社会哲学和个体观察家到有组织的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的转变，通常由相关学者研究中的四个转向得以体现：1首先是关注的重点从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到具体的人类行为。可这并非如此简单；抽象经验主义不是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人们的具体行为并非他们研究的单位。我将很快表明，抽象经验主义实际作出的选择往往暴露出明显的所谓心理主义的偏向，并且，它始终避开结构问题，却偏爱情境问题。2其二，拉扎菲尔德写到，是不单独研究人类事务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只需把马克思斯宾塞及韦伯与那些抽象经验主义者的著作比较。不过这段话的大概含义是建立对在联系的特殊理解上的：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联系3研究偏重于重复出现而非昙花一现式的社会情境和问题。这也许被认为是指向结构性思考的尝试，因为社会生活的重复或规律性当然是植根于既定的结构之中的。例如，这就是为什么要理解美国的政治竞选活动，你就的理解政党的结构，它们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等等。可这并非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的意思是选举要求许多人参与一项雷同的活动，而且选举要反复举行；于是个体的选举行为就可以进行统计研究；研究再研究。4最后，研究重点更多的落在了当代，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对非历史性的强调来自认识论的偏好：社会学家将由此倾向于主要研究当代的事件，对这些事件，他有可能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这种认识论的偏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倾向，与阐明实质性问题背道而驰。社会学研究将科学步骤应用到新的领域当中。这些步骤只是被设计出来，以粗略勾勒从社会哲学向经验社会研究的转变中可能形成的流星之势当一名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人类事物的新内容时，他必须自己收集所有的资料正为此故，社会学家发展出了上述第二个主要职能。此时，他堪称其他社会科学的工具制造者。让我来提醒你社会科学家在为自己收集资料时遇到的诸多难题。他必须不厌其烦的询问人们他们自己做了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人们不大容易记清楚这些内容；他们或是不愿告诉我们，或是不十分明白我们想知道什么。于是，一种重要但又难以掌握的访谈艺术得以发展起来但就历史而言，社会学家还具备第三个职能，这就是解释者将社会关系的描述及其解释作一区分，是很有用的。在解释的层次，我们主要用为什么提出一些日常语言能够表达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现在愿意拥有的子女比以前减少了？为什么他们乐意从乡村移往城市？为什么选举i会成功或失利？发现这些解释的基本技巧是统计性的技巧。我们必须比较子女数目多的与子女少的家庭；比较经常失业的工人与工作稳定的工人。但我们应当比较与他们有关的什么东西呢？77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化为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的解释类型是解释变量，它在统计调查中很有用。我们必须假设在人们的人格体验和态度中存在某种东西，使得他们在外在看来似乎相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举动。我们所需的是经验研究可以检验的说明性思想和观念78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有两种流行的辩解，若他们被接受，则意味着抽象经验主义成果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所固有的特征，不如说是缘于一种次要方面，即：金钱和时间81就思想而言，你从细节性研究得到的思想几乎不会比投入到这些研究中的思想多。从这类经验研究中你能得到的是信息，而利用这些信息能作些什么，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是否在研究过程中，把你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学术体系的检验点。由于科学制造者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且建立研究机构使其有容身之所，于是便有了大批研究成果。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理论或原则知道如何选择这些研究主题。我们曾经见过幸福，可能算一个主题，市场行为，也可算是一个。它们只是在假设，一旦运用了方法，这些分散性的研究作为结果，最终会加总形成研究人与社会成熟而有序的科学。任何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类型包含了一个形而上的选择——对那些最真实事件的选择——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一特殊风格所要求的选择有所了解。我相信，有一个颇为可信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些研究常常变成了心理主义范本的论点。该论点可能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基本的信息来源对个体的抽样。这些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个体心理反应的术语表达的。于是，这便要求作出如下假设，如果我们根据有关个人的资料，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就可以理解社会的制度性结构。82由于认识论的教条束缚，抽象经验主义回避系统的研究历史，拒绝比较，它们只着眼于小规模的区域并且倾向于心理主义。无论是定义它们的问题，还是解释他们在微观视野中的发现，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利用过历史社会结构的基本思想。82甚至在情境研究上，也很难期望这类研究会有其深刻的洞察。根据定义，或基于我们的研究，可以知道处于该环境中的人往往并不察觉引起环境变化的原因，我们只有以结构转换的方式才能理解这些变化。这个总体的角度，当然与心理主义直接对立。它的运用对方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细节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与具结构意义的问题相一致。我们将从环境中分离和观测的变量，应该是那些我们对结构的考察之后，所发现的重要变量。当然，环境研究和结构研究间应该有双向互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应该像编被褥的妇女小组，每个只缀补其中的一部分；这些零碎的片段设计的无论多么精确，都不可能被如此机械外在的结合起来。83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近来又一种趋势，就是给经验研究作一至两章的序言，他们称之为文献综述。这当然是个好迹象。在我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已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批评的回应。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工作几乎完全是在资料收集好并且修润后才做的。更为甚者，由于它要求深思熟虑和耐心，因而在繁忙的研究机构中，这项工作就经常交给那些忙碌的助手去完成了。这样，他炮制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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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一种用理论去概括经验研究并赋予其意义的努力，或者如常言所道——编出个像样点的故事。能做到这一点，也算聊胜于无吧。但这样做确实经常误导不知情者草率的认定这一经验研究是经过认真挑选设计和操作，以便对诸多概念和假设进行经验性检验。84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些有意思的小把戏。当从一个逻辑基点分析时，我所考察的这一类型的研究表明，用以解释和理解资料的有趣的概念，绝大部分指的是：1超越访谈所能利用层次的结构性和历史的因素2未向访谈者暴露的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但重要之处在于，这类研究者在设计研究和收集资料时，一般不会使用结构性和心理层面的概念。这些术语以粗略的方式指出了上述方向，但并不包含在这类风格的研究所确认的特殊的清晰地变量之中。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经过或多或少准备的访谈，作为信息的基本来源，通常要求一种奇特的社会行为主义。在目前的行政和经济条件下，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者，不可能在二十分钟或一天的访谈中获得我们从最有经验和时间足够长的访谈中所能获得的那种程度的材料，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同样，从一般的抽样调查中，我们业务发货的结构的信息，而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可以从适当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得到。然而，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也吸纳了不少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概念。他们借助一般的概念来解释具体的观察结果。为了使一项研究首尾一贯的完成，他们运用一般的概念来阐释结构或心理问题。在某些研究行当中，当细节的事实或关系被不着边际的臆想解释的颇有说服力时，术语聪明有时会派上用场。当小变量被拓展意义，用来解释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可能被认为是漂亮的。我提到这点是为了说明，一种行话正在出现，掩盖了我所阐述的那种程序。85所有这些做法，不外乎用统计手段展示一般性观点以及运用一般性观点说明统计结果。而一般性观点既没有经过检验，也未被赋予具体意义。它们根据数字的需要被挑选，正如同数字被用来配合它们意义。一般性观点和解释可与其他数据配合使用；反之亦然。这些逻辑把戏被用来给研究赋予表面上的结构历史和心理学的意义，而实际上，由于这种研究的抽象，这些意义已被抽空了。他们有可能根据我已说明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固守方法，并尽力掩盖其结论的琐屑。我们通常可以在章节的起始段或总论，或有时也在解释性章节或衔接部分中，发现此类程序的例证。我的观点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研究都是由思想推进的；并只由事实加以限定。最后还有一种对抽象经验主义结论通常很单调的解释，最好是以问题的形式表述它：在真实但不重要与重要但不真实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张力？这个问题更好的设问方式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理应期望解决何种层次上的真实；当然，我们可以变得吹毛求疵，但这么做，除了十分详细的阐释之外，我们会一无所获；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求甚解，于是只得到一些大而无用的概念。86精确并不是选择方法的惟一标准；当然，精确不应当同经验的或真实的混淆起来，尽管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应当在研究中对我们关注的问题持尽可能精确的态度。那些最有趣也最困难的方法论题，往往出现于已有的技术不能奏效之时，仅就这一点而言，就不应该存在什么方法来限定我们所考虑的问题，87要求我们的研究考虑其重要性或更一般地说，考虑有意义的问题，其含义是什么呢？意义的所指何在？在此我必须声明，我不是仅仅指它们应当具有政治的实践的或道德的含义——不管这些术语被赋予了何种意义。我们首先应标明的是，这些问题与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内部所发生的事件有真正的相关性。所谓真正的相关性，我指的是研究应该和这些概念有逻辑上的联系。而所谓逻辑上的联系，我指的是在研究的设问与解释阶段中，大致阐释和详细信息之间有着公开的清晰地相互融贯。对于意义的政治含义，我会在以后提起。同时，像抽象经验主义那样过于谨慎和严格的经验主义，却没有探讨我们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和论题。而想要理解这些问题并关心论题的人，将诉诸其他阐述信仰的方式而获至启蒙。88我们应该依据尚不十分精确地总体观察选择特殊的微小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精确地研究，从而解决与结构性整体有关的问题。这一选择乃是基于我们的问题而作，而绝不是哪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必然选择。88我认为人们没有权力反对对次要问题进行细致研究。从事这些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也许是一种对精确性和肯定行的可敬追求；这些情况或许是学术分工的一部分，是一种专业化，而这也是人们不应反对的。不过毫无疑问，我们有权问：如果声称这些研究是学术分工的一部分，这些学术分工作为整体构成了社会科学，那么其他分工部门在哪？以及将这些研究纳入更大图景的那个分工部门又在哪里？88在方法论的抑制中，人们更多地被困于方法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对经验资料的吸收。这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对认识论不甚了解，在固定 准则 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 前表现的十分教条。在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中，人们被困在相当高的抽象层次上（通常属于句法性质），而不能触及事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这两种倾向或学派在应该做一停留的地方存在和兴盛。但这种本应短暂的停留，却被这两者引向一无所获的境地——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89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它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如果教义与方法的兴起和衰落都是由于存于其中的学术争鸣（更完整、更富有成果者兴盛，否则便销声匿迹），那么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就不会取得像现在这样的势力。宏大理论将成为哲学家的一个次要的研究取向，也许会是年轻学者将要经历的学术历程；抽象经验主义则将成为科学哲学家的一个理论，以及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有用附属。假如果真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么我们的情况则真的是糟透了；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所表现的形式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90心理主义指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运用个体性格方面的事实和理论。就历史角度而言，作为一种学说，心理主义乃是基于对社会结构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明确否认。在某些时刻，其追随者们可能会将结构的概念——就目前的解释看——缩减为一种环境。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在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策略更直接的关注中，心理主义是以这样的认识作为基础：通过研究一系列的个体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以某种方式，汇入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91顺便的，我还必须强调，造成这些事实堆砌的研究单调乃至空洞的一个原因是，研究者很少或根本没有进行直接的观察。经验事实是由一些在科层机构指导下技巧生疏的人收集的。他们忘记了社会观察要求高度的技巧和敏锐的感觉；人们只有将富有想象力的思想潜入到社会现实中，才能真正有所收获。92第四章形形色色的实用性92人们并不总是对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感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信的那样通情达理。所有这些意味着，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在它们的工作中，要承当和包含道德与政策上的决策。92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总要伴随评估的问题。社会科学的传统里包含了往往很冗长教条的问题分析，煞费苦心的二面骑墙，以及许多推理缜密，中规中矩的观点。可却往往根本没有直接接触问题，零零散散的答案只是被假定为可行的，就像在研究技术专家的应用社会学中那样。根据他的方法所假设的中立，这样一名实践者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事实上，他允许其他人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学术巧匠却一定会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了解它的假设和含义，以及它对他所研究的社会，他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所具有的道德与政治意义。93你不能从事实的陈述或观念的定义中指导出价值判断。但这并不表明这些陈述和定义与判断无关。显而易见，大多数社会论题包含乱成一团的事实错误和模糊不清的观念，以及评估偏见。只有把它们合乎逻辑的分离清楚，才有可能知道这些论题是否真的含有价值冲突。断定是否有这种冲突存在，如果它存在，那么分清事实与价值，这当然是社会科学常常要承担的一个基本任务。有时，这样一种区分很容易导致对论题的重新陈述——以一种把它公开，以利解决的方式，因为它暴露了价值的不一致，而这些价值却为相同的利益集团所信奉。如果旧的价值不走向祭坛，新的价值就不能实现，于是，为了按新的价值行动，对新价值感兴趣的人只有坦言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了。但是彼此有实际冲突的利益集团会信奉某些价值，如此坚定，以致无法通过逻辑分析和事实调查来解决冲突，那么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本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演到尽头。我们可以澄清价值的含义和结果，可以让他们彼此一致，并确定它们实际的优先次序，可以用事实来包容它们——但最后，我们也许会降到断言和反断言；于是只能进行申辩和说服。而到最后——如果能坚持到最后——道德问题会变成权力问题，而且作为最后一着——如果能采取这最后一着的话——权力的终极形式是压制。94我们要选择所研究的问题，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价值，我们陈述这些问题时，要使用一些核心观念，在这些核心观念之中，也包含了价值，价值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如果考虑到观念，我们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并了解和明确仍保留下来的价值含义。如果考虑问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再次根据问题被选择的方式来明确价值，然后再对问题的解答中，尽可能的避免评估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处，无论它所包含的道德与政治含义会是什么。95不管他是否真的想要，也不管他是否真的知道，任何投身社会研究并出版其研究成果的人要合乎道德的行动，并且一般也要涉及政治。问题是，他是否面对这种处境并作出决定，或者他是否向自己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