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KaoYan15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15 我想让你了解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以及得了这种病的人要面对些什么。 我独自居住，今年30岁，靠附加社会保障收入生活，我正在读大学，并且有一份兼职工作。尽管我以前有护校的课程训练和专业经验，但由于我的病，我不能获准做护士。我正在攻读社会服务专业，希望能帮助其他有问题的人。因为自从我开始患病，我就受尽了折磨，所以我很了解其他人的痛苦。 我生活得很正常，如果我不告诉别人，没人能看出我有病。我的妹妹（不是孪生的）也有这个病。她已经患病12年了，却不愿意服药，因为她拒绝承认她患有这种病。我患病只有5年时间。在得病的第一年，我读了一本叫做《我从未许诺你一个玫瑰园》的书，感到万分痛苦，然后我确信我得了病。幸亏那些精神病药物，我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我认为无论是公众还是病人，都需要更多有关精神疾病的知识。因为人们在关键时刻嘲笑我们，苛待我们，甚至误解我们。药物对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很有效。 我能够分清由于我的病而听到的声音和真实的声音之间的差别，因为我已读过不少有关资料来研究自己。我所用的是常识性原则，我尽最大努力去回忆这个世界和人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这种病用荒谬的念头来扰乱人的头脑。药物的力量对我和我体内的化学系统来说十分有效，所以现在没有太多疾病症状困扰我了。 我服药之前的妄想可以沿着任何一个线索编成一个故事，而又随意地改变。在接受帮助之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整个脑子逐渐被疾病控制，我是多么希望我的理智和生活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所有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都需要机会来证明他们自己。我也不例外。与别人不同的就是我是个患病的人。 你在读过这个年轻女人给作者的信中的一段摘录后有什么感想？如果与我们所感受的差不多，那么就是一种混合着悲哀、高兴、愤怒和希望的复杂情绪。悲哀是因为她的困境，高兴是因为她愿意尽最大努力与她的心理疾病带给她的各种难题抗争，愤怒是因为那些只是因为她的行为有时与别人不同就把她视为异类的人们，希望是因为药物和治疗使她的状况有所好转。这些只是临床工作者的研究者及精神科医生在试图了解和治疗心理障碍时所体验到的情绪中的几种。 这一章集中讨论心理障碍的性质和成因：心理障碍是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原因。下一章将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描述治疗预防心理障碍的对策。研究指出，在美国有将近50%的青年和中年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遭受过心理疾病的困扰。这样看来，许多读者将从本章有关心理病理学的知识中直接获益。但是，事实本身还不足以揭示心理疾病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和家庭的巨大影响。在这一章中，在我们讨论各种类型的心理障碍时，请读者努力去想像日夜受到心理障碍困扰的真实个体。我们将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生活，就像本章开头所做的一样。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变态这个概念。 心理障碍的性质 你是否曾经过度担心过？有没有感觉到担忧或焦虑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否曾经觉得害怕什么东西但理智上却很清楚它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你想过自杀吗？曾经通过酗酒或滥用药物去逃避难题吗？几乎所有的人对以上问题中至少一条答是。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心理障碍的症状。本章将考察那些被认为是不健康或变态的心理功能，常称之为心理病理或心理障碍。心理病理学功能（psychopathological functioning）包括情绪、行为，或思维过程的扰乱，它们会引起个体的痛苦或阻碍个体达到重要目标。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是与理解个体意识、情绪和行为的病理性质直接相关联的心理学研究。 这部分从探讨变态的更确切定义开始，然后探讨其客观性的问题，最后我们考察这个定义在几百年中的演化。 确定什么是变态 说某人是变态或患有心理障碍是什么意思？心理学家和其他临床工作者如何确定什么是变态？正常与不正常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否总是很清楚的？对一个人是否有心理障碍的判断通常建立在专家对个体行为功能评估的基础上。用于描述这种现象的术语——心理障碍、精神疾病或变态——依赖于评定者特定的角度、训练和文化背景，以及被评者所处的情境和状况。让我们看一看可以用来标识“变态”的七项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美国诊断分类统计手册第四版——正文修订版）。 1.痛苦或功能不良 个体经历痛苦或功能不良进而造成身体或心理衰退的危险或丧失行动的自由。例如，一个男人如果离开家就要哭，就无法追求正常的生活目标。 2.不适应性 个体的行为方式障碍了目标的达到，无利于个人的幸福，或者严重扰乱了他人的目标和社会的需要。总要喝得酩酊大醉而无法保持一份工作，或者因为酗酒对他人的安全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不适应行为的表现。 3.非理性 个体的行为或言语方式是非理性的或不能被他人所理解。个体若对事实上不存在的声音有反应就是非理性的反应。 4.不可预测性 个体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行为都是不可预测的和无规律的，好像有一种不能控制行为的体验。一个孩子无缘无故的用拳头打碎玻璃就是在表现出不可预测性。 5.非惯常性和统计的极端性 个体的行为方式在统计学上处于极端位置且违反了社会认为可接受或赞许性的标准。但是，只是在统计上不寻常不能导致变态的心理判断，例如拥有天才水平的智力是极为罕见的，但这是被社会赞许的。另一方面，非常低的智力也是罕见的，但这是不被社会赞许的。所以，它就常常被列为变态的范围。 6.令观察者不适 个体通过令他人感到威胁或遭受痛苦而造成他人的不适，一个女人走在大街中间，自言自语大声讲话，就会对试图绕过她的车辆上的观察者造成不适。 7.对道德或理想标准的违反 个体违反了社会规范对其行为的期望。按照这条标准，不愿工作或不信教的人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正常的。这项变态的标准，在司法场合下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会在专题中讨论这个问题。 你能否看出为什么这里大部分的变态指标并不都是显而易见的？拿最后一条来做例子。如果你不想工作，照社会规范来说这是非正常的，但它是否就表明你有心理疾病呢？或者我们考虑一些更严重的症状。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幻觉是“不好的”。因为幻觉被看做是心理困扰的迹象，但是在被解释为来自精力力量的神秘幻象的文化中，幻觉就是“好”的。哪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一章的结尾，我们将考察与这种社会调节的判断以及与基于这些判断做出的决策相关联的一些负面后果和危险。 当多于一条的指标存在并且有效时，我们就更加有把握将某种行为标定为“变态的”，这种指标越极端和越常出现，我们就越有把握认为它们是指向一种变态的情形。没有哪一条指标对所有的心理障碍来说都是必要条件。例如，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用斧头杀害了他的数学教授，然后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上“今日不上班”的字条。在审讯中，他说自己未感到内疚或懊悔。尽管缺乏个人的痛苦体验，他的整个行为应当标定为变态，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同样，没有哪一条标准可以单独作为充分条件来区分异常的行为和正常的行为差异。正常和异常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两个独立行为类别之间的差异，而是一个人的行为合乎一整套公认的异常标准的程度。对心理障碍最好的理解是认为它是一个从心理健康到心理疾病的连续体，如图15.1所示。 你对这些有关变态的观念的感受如何？尽管这些标准看起来很清楚，心理学家仍然担心其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问题 研究者总是根据对个体行为的评估做出某人有心理障碍或者变态的判断：许多研究者的目标是做出客观的，没有任何类型偏差的判断。对于某些心理障碍，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诊断常常容易符合客观性的标准，而其他的情况则比较困难。正如我们在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中所看到的，行为的意义是由其内容及其出现的前后情境共同决定的。在不同情形中同样的行为会传递非常不同的含义。一个男人吻另一个男人，这在美国可能是同性恋关系的一种信号，但在法国则是一种礼节性的问候，而在西西里岛则表示黑手党的“死亡之吻”。行为的意义总是取决于情境。 让我们看看为什么客观性的一个重要的论题。历史上有很多出于维护道德或权力的需要而做出变态判断的例子。请看1851年一篇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题为《黑人的疾病和身体特征》的报告，其作用塞缪尔·卡特赖特，曾经被路易斯安那医学委员会任命为委员长来调查非洲籍美国人奴隶的“奇怪”做法。“无可争议的科学证据”收集起来证明奴隶制的做法是正当的。他们发现了几种以前对于白人未知的“疾病”。一个发现是，他们断言黑人们患有感觉疾病，这种疾病使他们在“受惩罚时对于疼痛”不敏感（所以，不需要吝惜使用皮鞭）。这个委员会还发明了一种疾病叫类躁狂，这是一种寻求自由的躁狂症，一种造成奴隶从他们的奴隶主那里逃走的心理疾病，逃走的奴隶要被抓起来以便他们的疾病得到适当的治疗！ 在近代史中，苏联的领袖沿裘了将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心理障碍的传统，并把他们长期关在远离人烟的精神病院内。例如，绘制图15.2的画家，Mihail Chemiakin，因为拒绝采用政府宣扬的苏维埃社会现实主义传统作画，而被宣判为疯子，流放在外。 一旦一个人被标定为“变态”，人们便倾向于用其后来出现的行为证明这种判断。大卫·罗森汉与其同事的实验揭示了在一个“疯狂的地方”的人不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图15.1 心理健康连续体 因为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把心理健康看做一个连续体是合适的。连续体的一端是定义最佳心理健康的行为，另一端则是定义最差心理健康的行为。在中间逐渐增加的是不适应的行为。 个体的、小组的和环境的因素协同有效地作用，保证 ☆ 主观的幸福感 ☆ 心智能力的最佳开发和运用 ☆ 实现合乎理性的目标 ☆ 基本的平等状态 个体的、小组的和环境的因素冲突，导致 ☆ 主观的痛苦感 ☆ 心智能力的缺损或发育不良 ☆ 不能达到目标 ☆ 破坏性的行为 ☆ 不平等的建立 我们如何知晓？ 在“疯狂”的地方做个正常的人 罗森汉和其他7个正常的人伪装一种简单的症状——幻觉，而被收入不同的精神病院住院治疗。这8个假病人在入院时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一收入院后，他们就放弃伪装，其一切行为与正常人没有分别。但是，罗森汉发现，当正常人身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地方，他就会被判断为不正常，而他的任何行为都会根据这个情境被重新解释。如果这些假病人用理性的方式与医护人员讨论他们的处境，他们就会被报告运用“理智化”的防御机制。而他们把其观察所得记了笔记，就成为他们“书写行为”的证据。这些伪装的病人平均继续留院了三周时间，却没有一个人被医护人员认为是正常的。当他们在配偶或者同事的帮助下终于获准出院的时候，他们的出院诊断仍旧是“精神分裂症”，但是“有所缓解”，意思是他们的症状不再那么活跃了。 罗森汉的研究展示了变态的判断是如何取决于行为之外的因素的。 在精神科医生托马斯·萨茨看来，精神疾病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神话”。萨茨宣称，作为精神疾病根据的那些症状只是一些医学标签，用于标定那些违反了社会规范的不正常的人，做出专业干预。一旦标定后，这些人就可以因为他们“与别人有别”的问题，得到或仁兹或苛刻的治疗，不会威胁或扰乱社会现状。 很少的临床工作者会做到这样极端，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研究和治疗的重点是为了了解和减轻个人的痛苦。对于本章所描述的大部分障碍，个体的确体会到他们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常的，或者不适应所处的环境。即使如此，托马斯·萨茨的批评表明还是可能存在不够客观的评估。当我们对每一种心理障碍做出评价的时候，读者应当尝试了解为什么临床工作者相信，对个人而言，症状的集合所代表的行为方式与单纯违反社会规范相比，其严重性要大得多。 为了帮助读者对心理障碍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现在介绍有关变态的概念及其治疗的一些历史。然后我们将会介绍研究者所认为的形成变态的一般因素。 历史的视角 纵观历史，人类对心理障碍一直心存畏惧，常常把它同罪恶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恐惧，人们对任何令他们感觉怪诞或异常的行为，都采取攻击性和果断的反应。表现出这类行为的人都被囚禁起来，并且必须接受严酷的医学治疗。在对待精神疾病和罪恶之间的联系的态度上也是像人类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考古学家发现钻有小孔的史前头骨，这些发现表明我们的祖先相信附于亲人的魔鬼可以通过这些孔离开。 接下来10世纪的符咒被用于缓解癔症——一种以瘫痪或疼痛、眩晕、失明等一组症状为特征的疾患。癔症最初被认为只会影响女人，人们相信癔症是由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游荡的子宫造成的。注意符咒是如何解释魔鬼的力量在心理疾病中所起作用的。 噢，子宫，子宫，子宫，圆柱形的子宫，红色的子宫，白色的子宫，肉质的子宫，血淋淋的子宫，巨大的子宫，发胀的子宫，噢，着魔的人！……我召唤你，噢，子宫，以圣洁的三位一体的神的名义，回到你本应的位置，你不应离开的位置……回来，不要生气，回到主原本放置你的地方。 1692年，在塞勒姆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许多年轻妇女表现出抽搐、恶心和虚弱等症状。她们报告有被拧、被刺或者被咬的感觉。许多妇女暂时失明或失聪，还有些人报告说有在空中飞的感觉。这些奇怪的症状引发了狂乱的探索和解释。许多人发表言论说，那些症状是魔鬼通过人间的巫婆，控制了年轻妇女的灵魂和身体。这些言论引起了人们对巫术的恐慌，并导致20个女子因被认为是巫婆而被处死。 直到18世纪末期，精神病人在西方社会仍被认为是没有意识的野兽，应该用铁链和体罚控制起来。他们在医院里得不到照顾，而是与犯人监禁在一起。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是怎样开始改善的。 医学模式的出现 在18世纪的下半叶，一个关于变态心理起源的新观点出现了——人们开始把心理问题看做是一种疾病，而不是魔鬼附身或者不道德，在对心理疾病者提供的设施方面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变革。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思维、情绪和行为障碍在很多方面与躯体、器质性疾病相类似。基于该理念，菲利普·皮奈尔成为最早试图建立一个心理疾病分类系统的临床工作者之一。根据这种系统，每一种障碍都有一些特定的症状，将它与其他疾病和健康机能区分开来。根据观察到的症状的发生模式、障碍起始阶段的客观环境、障碍的自然进程，以及障碍对治疗的反应这几项可以对障碍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系统参照博物学家的生物分类系统制定，旨在帮助临床工作者更容易地识别一般障碍。 1896年，德国的精神科医生克雷丕林开创了第一个真正全面的精神疾病分类系统。他确信心理问题有其躯体基础，因而在其心理诊断和分类的过程带有医学诊断的风格，而且这种风格一直保留至今。他的观点在精神科医生的术语中会看到很多，他们说精神疾患，治疗精神病人，希望治愈他们患病的脑子。 心理学模式的出现 除了医学观点以外，另一种观点注重变态行为的心理原因和治疗。这种观点在18世纪末才清楚地出现。弗兰斯·麦斯麦戏剧性的工作推进了它的发展。麦斯麦相信，很多障碍，包括癔病都是由于一种被称为动物磁力的神秘力量的流动中断所引起的。他将几种研究动物磁力的新技术公诸于众，其中包括后来的催眠术，但是原本引用他的名字，叫做麦斯麦术的技术。 尽管麦斯麦关于动物磁力的一般理论并不可信，他的催眠技术却被许多研究者所采用，包括一位杰出的法国神经病学家，简·夏可。夏可发现癔病的一些症状——比如肢体的瘫痪——可以在催眠状态下解除。催眠甚至可以使健康的人表现出癔病的症状，这生动地说明了是心理因素引起了那些被认为是只出于躯体原因的问题。 夏可的学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继续着催眠的实验。弗洛伊德用他的实验来阐述人格和变态的心理动力学理论，他的这一理论对于现代的心理病理学的有关性质和成因的看法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后来放弃了把催眠疗法作为精神分析中一种心理障碍的治疗方法） 现代关于变态的观点多数结合精神疾病的医学和心理学模式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下面将讨论解释变态起源或原因的一般类别。 心理病理的病原学 病原学（etiology）是指引起或促成心理和医学问题的形成的因素。了解障碍为什么会发生，它的起源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思维、情感和行为过程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治疗途径，而且如果理想的话，还可以预防在先。对于每种个别障碍原因的分析将会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我们将介绍两种一般性的原因：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 生物学取向 建立在医学模型的遗传学上，现代生物学取向假定心理障碍可以直接归因于生物学因素。生物学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常常研究脑内结构异常、生化过程，以及基因影响。 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其元素相互作用，维持一种精密的平衡。化学信使，即神经递质，或其组织的微妙变化，都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基因的因素，脑操作或感染是众多改变当中的几种。我们已经在前几章中看到，脑成像技术的进步使得心理健康专业工作者不用手术就能看到活体脑的结构和特定的生物化学过程。应用这些技术，生物取向的研究者正发现心理障碍与特定脑变异之间的新的联系。不仅如此，行为基因学方面的进展提高了研究者辨识特定基因与心理障碍之间联系的能力。本章我们将关注这几类生物学的解释，试图了解不同形式的变态的性质。 心理学取向 心理学取向强调心理学或社会学因素在心理病理发生中的起因性作用。这些方法把个人经历、创伤、冲突和环境因素看做是心理障碍的根源。我们将罗列三个主要的解释异常的心理学模型：心理动力学模型，行为模型和认知模型。 心理动力学模型 像生物学一样，心理动力学模型认为心理病理的原因在于个体内部。但是，根据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说法，其内部原因是心理性的而非生物性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弗洛伊德相信，许多心理障碍，纯粹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的精神冲突和自我防卫过程的延伸。在心理动力学模型中，早期童年经历既塑造了正常的行为，也塑造了不正常的行为。 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中，行为通常由人们意识不到的那些驱力和愿望所驱动。心理病理症状的根源在无意识冲突和观念中。如果无意识中有冲突而且充满紧张，一个人就会被焦虑或其他障碍所折磨。这些精神冲突的大部分是由于本我那种非理性的寻求快乐的冲动与超我强加给人的内化的社会限制的争斗所造成的。自我通常是这场争斗的仲裁者；但是它执行此功能的能力可能由于童年期的异常发展而被削弱。个体尝试用诸如压抑和否认等防御机制，逃避由于动机冲突引起的痛苦和焦虑。防御可以被过度使用，以致歪曲现实或导致个人挫败的行为。而个体可能把大量的精神能量用于防御焦虑和冲突，以至于所剩的能量过少，而无法提供个体一个有效率和满意的生活。 行为主义模型 由于行为主义强调可观察到的反应，因此心理动力学假定的那些过程对他们来说很少有用。行为主义者认为，变态的行为与健康的行为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的——即学习和强化。他们不注重内部的心理现象或早期的童年经验。相反，他们注重现时的行为和维持行为的现时的条件或强化。心理障碍的症状出现是因为个体学会了自我挫败的或无效的行为方式。通过发现、维持那些不被社会赞许的、不正常行为的环境的伴随事件，研究者或临床工作者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治疗，改变这些伴随事件，以消除那些不需要的行为。行为学家领带依赖经典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模型以了解那些可能导致不适应行为的过程。 认知模型 心理病理学的认知观点常被用作行为主义的观点的补充。认知观点认为心理障碍的起源不是总能从客观现实的刺激情境、强化和外显的反应中发现，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感知或思考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与别人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认知变量当中，引起适应性反应或带来非适应性反应的是一个人自我感觉到的控制重要强化物的程度、一个人对自己应付威胁性事件能力的信心，以及对事件就环境和个人因素所做出的解释。这种认知取向认为心理问题是对现实情境的歪曲感知、错误推理，以及不良的问题解决。 社会文化模型 心理病理学的社会文化观点强调文化在变态行为的诊断和病原学中的作用。在描述客观性的问题时，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文化对诊断的影响。我们提出行为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某种特定类型的行为引起个人的适应问题的界限部分取决于这种行为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如何被看待。从病原学的角度看，人们居住的特定的文化情境可能帮助我们确定在特定情境下，何种心理病理学的特定类型或亚型容易被引发。我们会在下一节的分类学中举一些文化约束综合症的例子。 我们已经呈现给读者对精神疾病起因的不同类型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心理病理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交互作用的观点，精神疾病被看做是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例如，遗传基因可能影响一个人神经递质的水平或激素的水平，造成个人对心理障碍的易感性，但是心理或社会应激的存在或特定习得的行为使心理疾病可以充分发展。 在下一节中，我们会介绍已有的分类系统以及对不同种类障碍的描述。 小结 学校三防设施建设情况幼儿园教研工作小结高血压知识讲座小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幼儿园师德小结 变态是参照一系列的标准来定义的：痛苦或功能不良、不适应性、非理性、不可预测性和统计上的罕见性，观察者的不适感，以及违反道德和理想的标准。没有一条标准是定义精神疾病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对于研究者来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对心理障碍做出客观的诊断。这个目标十分复杂，因为变态的诊断常常是情境约束性的。纵观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患有精神疾患的人曾被虐待或被囚禁起来。后来，当皮奈尔、麦斯麦和克雷丕林开始像治疗其他疾病一样治疗精神疾病时，精神疾病患者才得到了更人道的对待。当代的研究者常常注意探讨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的交互作用，以解释心理疾病的病原学。 心理障碍的分类 为什么有一个心理障碍的分类系统是有益的呢？我们从笼统地评定一个人不正常到鉴别异常的不同种类这一步我们得到了什么益处呢？心理诊断（psychological diagnosis）是通过把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归类到公认的诊断系统中去，而对异常行为做出标记。这种诊断从许多方面讲比做一个医学诊断更困难。在医学的情形下，一位医生可以依据躯体证据，诸如X光报告、血液化验、活组织切片检验来得到一个诊断。但在心理疾病的情形中，诊断的依据来自对人的行为的解释。为了在临床工作者之间获得相当大的诊断一致性以及使诊断评估有一定的内在组织性，心理学家发展了一套诊断和分类系统，它提供了症状的准确描述，并与其他标准一起帮助临床工作者确定，究竟一个人的行为是属于哪种特定障碍的表现。 分类的目的 一种效用最大的分类系统应当具有以下三种益处： 1.通用的简略言语（术语）。为了促进心理病理领域的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之间快捷和清楚地互相理解，从业者寻求着有公认涵义的一套共同术语。一个诊断名称，比如抑郁，就总结了大量复杂的信息，包括特征性的症状以及障碍的典型病程。在临床环境下，诸如诊所或医院，一个诊断系统可以使得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更有效地交流。研究心理病理学不同方面或评估治疗项目的研究者，必须要在他们观察的障碍是什么上达成共识。 2.病理学的理解。在理想的状况下，对于一种特定障碍的诊断应当将症状的病因澄清。但不幸的是，由于对于很多心理障碍的病原学，我们的知识或者缺乏，或者非常不一致，因此这个目标很难达到。 3.治疗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一个诊断应当包括针对特定的障碍采取何种治疗方式。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发现特定的治疗或疗法对于某种特定的心理障碍是最有效的。例如，治疗精神分裂症是非常有效的药物不但不会对抑郁症病人有人帮助，而且还可能对他们有害。在治疗的疗效和特异性方面的新进展将使得快捷可靠的诊断更加重要。 DSM-IV-TR 在美国，最广为接受的分类模式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称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2000年发行的修订版是对第4版的一次“正文修订”；这个版本被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们称为DSM-IV-TR。它分类、定义和描述了200余种心理障碍。 为了减少因为不同的方法处理障碍而导致的诊断困难，DSM-IV-TR强调症状模式以及病理的描述，而不太强调病因理论和治疗策略。纯粹的描述性术语使得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可以用共同的语言来描述问题，同时留下空间给不一致的意见以及使最好地解释问题的理论模型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地进行。 DSM的第1版，即在1952年发行的那一版，罗列了几十种精神疾病。在1968年推出的DSM-II修订了该诊断系统，使之与另一个常用的系统——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CD）》更加相容。DSM的第4版是委员会的学者们经过几年的大量工作之后出版的。为了做这些改动（引自DSM-III修订版），这个委员会们仔细审查了大量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亦验证了提出修改意见在实际临床环境的可行性。DSM-IV是完全与第10版的ICD兼容的，DSM-IV-TR，DSM-IV正文修订版本，将新的研究发现添加进去，但是没有改变DSM-IV罗列的分类结构的框架。 为了鼓励临床工作者考虑与心理障碍相关联的心理、社会和躯体因素，DSM-IV-TR采用了不同的维度，或称为轴来描述这些因素的相关信息（见表15.1）。主要的临床障碍大部分包括在轴I内。轴I还包括了除智力迟滞外的所有童年期出现的障碍。轴II罗列了智力迟滞和人格障碍，这些问题可以与轴I的障碍伴随发生。轴III加入了一般医学状况的信息，如糖尿病，这些可能与了解和治疗轴I或轴II的障碍有关系。轴IV和轴V为计划个体的治疗或评定预后（对将来病情变质的预测）提供了有用的补充信息。轴IV评定可能可以解释病人应激反应或他们应激时的应对资源的心理社会和环境的问题。在轴V上，临床工作者对于个体的功能的整体水平做出评价。DSM-IV-TR的完整诊断需要包括对每一个轴的考察。 表15.1 DSM-IV-TR的五个轴 轴 信息的分类 描述 轴I 临床障碍 这些精神障碍表现为给个体带来痛苦或者导致某一领域功能损害的症状、行为模式或心 理问题。包括在婴儿期、儿童期或者青年期出现的障碍。 轴II （a）人格障碍 这些是对现实世界感知或反应机能失调的模式。 （b）智力迟滞 轴III 一般医学状况 这个轴包括与了解或治疗个体的轴I和轴II中的心理障碍有关的躯体问题。 轴IV 心理社会学和环境问题 这个轴包括可能影响个体障碍的诊断、治疗或康复的可能性的心理社会和环境应激 轴V 对功能的整体评价 这个轴包括个体现时的心理、社会和职业领域内的整体功能水平。 诊断类别的演化 诊断类别以及组织和呈现这些类别的方法，在每一版的DSM都有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大部分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于什么构成心理障碍以及如何将不同类型的障碍分界的观点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于什么是变态标准的看法变化。 在每次DSM的修订中，一些诊断标准被舍弃而另外一些诊断标准被添加进来。例如，1980年出版的DSM-III后，传统的对于神经症和精神症的划分就被取消了。神经症性障碍（neurotic disorders）或称为神经症，最初指相对较为普通的心理问题，个体没有脑异常的迹象，没有表现出广泛的非理性思维，没有违反基本的规范，但体验到主观的痛苦或自我挫败的模式或不适当的应对策略。精神症状障碍（psychotic disorders）或精神症，被认为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有别于神经性障碍。精神症患者的行为非常显著地偏离了社会规范，还伴有深度的理性思维和一般情感过程的混乱。DSM-III顾问委员会觉得神经症性障碍和精神症性障碍这样的术语其意义太一般化了，在诊断分别中没有太多用途（但是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仍然沿用这些术语来刻画一个人障碍的总体水平）。 在DSM的众多版本之中，单个的诊断也被增添或者删减。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同性恋。读者可能会想起12章提到过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曾投票，否决了将同性恋看做是一种心理障碍。在那以前，同性恋在DSM上还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心理疾病。改变精神科医生的看法是证明同性恋男女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研究数据。同性恋现在只被认为是性表达的一种变异，它只有在个体“在性取向上表现出持久的和显著的痛苦”时才与DSM-IV的诊断有关。这个诊断的标准当然也可以应用于那些感觉痛苦的异性恋者。 最后，对DSM较早版本的很多批评是关于其没有注意心理障碍的文化变异性。在DSM-IV-TR中，多数障碍的描述都包括“特定文化特征”的信息。更进一步，一个附录描述了25种文化约束综合症，即“反复发生的，且发生在特定地区的异常行为模式和使人烦恼的体验，它可能与DSM-IV的诊断分类有关，也可能无关”。下面是一些例子： 妄想阵发 一种激烈的攻击行为的突然爆发，显著的意识错乱，精神运动性兴奋；在西非和海地有报告 恐缩症 一种阵发性的突然而强烈的焦虑，认为阴茎（或女性的阴户、乳头）会缩到身体里面而且可能导致死亡；在东南亚有报告。 畸形恐怖 一个人过分地恐惧他自己的身体，身体的部分或功能会因其外观、气味、面部表情或动作使别人不高兴、不自然或冒犯他人。在日本有报告。 下面有我们描述每一种主要心理障碍时，请记住不是所有文化都将同样的行为看做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 小结 对心理障碍进行分类的目标就是要提供共同的简略语言，以描述和讨论不同障碍，详细说明病原学和治疗计划。DSM-IV-TR是应用最广泛的分类系统，分类信息分五个轴。诊断类别随着时间演化，其准确性和系统的有用性逐步改进。 心理障碍的主要类型 既然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去思考变态，我们将要触及读者想知道的信息的核心——主要心理障碍的起因和后果，比如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对于每一个类别，我们都会从描述其主观痛苦经验以及观察者对他们的印象开始。然后，我们会逐一介绍重要的生物和心理学流派是如何从病原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心理障碍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心理病理学类别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考察。但对其中最重要的几个类别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度概括的总结如下： 与物质滥用有关的障碍 包括酒精和毒品的依赖和滥用。我们曾在意识状态的较宽泛背景下讨论过许多有关物质滥用的问题。 躯体化障碍 是指身体（soma）症状，诸如肢体的麻木或疼痛 ，其出现没有生理原因。这一类别包括从前称为癔病的一些症状。 性障碍 包括性压抑、性无能、性变态的各种行为。 通常在婴儿、儿童或少年期首次诊断的障碍 包括精神发育迟缓、交流障碍、口吃，以及孤独症。 饮食障碍 已经12章中讨论过。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提供个体罹患各类心理疾病的次数的估计值。这些估计值是来自一些大型研究，收集了来自达20 000人的大规模样本的精神健康病史。我们还有各种障碍在一个月、一年以至终生的发生率数据。这些数字通常引自国家共病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样本是8 098个15-54岁的美国成年人。尽管我们将这个样本称之为“成年人”，但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中包括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并排除了老年人。再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常常有一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同时体验多于一种障碍的情况，这种现象称为共病（comorbidity）（患病是指疾病的发生，共病是指几种疾病共同发生），NCS发现56%的患有一种障碍的人实际上经验着两种或更多的障碍。研究者们开始对不同心理障碍的共病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当读者读到各种心理障碍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体验的时候，你可能感觉有些特征对你适用——至少是某些时候——或者是对你认识的某个人适用。我们要介绍的一些障碍并不少见，所以，如果你对它们完全陌生倒是有些奇怪了。许多人都有人类意志薄弱的弱点，这些弱点可能会出现在某种特定心理障碍标准的清单上。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熟悉性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对变态心理学的理解，但是应当记住任何一种障碍的诊断取决于许多条标准，而且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卫生诊断你的朋友和家人是否有病的诱惑。如果这一章关于精神健康的观点让人有什么不适，请注意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都有学生咨询中心可以帮助你。 我们将深入地探讨焦虑和抑郁，然后，简要介绍人格障碍和分离障碍。最后，我们有一节来介绍精神分裂症。 焦虑障碍：类型 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的生活情形下体会到焦虑或恐惧。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焦虑成了一个问题，干扰了他们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或使他们失去了享受生活的乐趣。据估计，将近25%的成年人曾经在某段时间经历过不同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的特征性症状，尽管在这些障碍中焦虑都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但这些障碍在焦虑被体验到的程度、焦虑的严重程度，以及诱发产生焦虑的情境上有所不同。我们将回顾五种主要的类型：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恐怖症、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广泛性焦虑症 当一个人在至少6个月以上的日子里感到焦虑或担心，但却不是由于受到特定的危险所威胁，临床专家们就将其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焦虑通常集中于特定的生活环境，比如对于爱人的经济状况或者身体健康的不现实的担忧。焦虑的表达途径——特定的症状——因人而异，但是为了做出广泛性焦虑症的诊断，病人还应当表现出至少三项其他的症状，例如肌肉紧张，容易疲倦，坐立不安，思想难以集中，易激惹或睡眠障碍。 广泛性焦虑症会造成功能的缺损，因为病人的担心不能被控制或搁置一旁。由于病人的注意焦点在焦虑的来源，他不能够充分专注于他的社会和工作责任。这些困难又被与这种障碍相关的躯体症状所加重，使情况更加复杂。 惊恐障碍 与广泛焦虑症中持续出现的焦虑相对照，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的病人体验到的是一种无预期的严重的惊恐发作，可能只持续几分钟。这种发作一开始的感觉是强烈的焦虑、恐惧或惊慌，伴随着这些感觉的是一些焦虑的躯体症状，包括自主神经系统的高兴奋性（如心率加快）、眩晕、头昏或窒息感。这种发作是从无预期的，因为它不是由情境中的某些具体事情导致的。 以下是对一次惊恐发作的描述，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惊恐病人通常体验到惊恐的程度。 噢，我不行了，我得不到帮助，没人能理解我的感受。这种感觉从头到脚把我淹没了。我厌恶这种感觉，我非常害怕，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当一个人反复出现无预期的惊恐发作，并且开始持续地担心再次发作的可能性时，惊恐障碍的诊断就成立了。 在DSM-IV-TR中，惊恐障碍必须被诊断为伴有或不伴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是一种对在公众场所或者开阔地方停留的极端恐惧，因为要逃离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令人感到尴尬的。有广场恐怖的人通常害怕拥挤的房间、商场、公共汽车和高速公路。他们常常害怕，如果他们离开家里会遇到什么可能得不到帮助的或者令自己十分尴尬的困难，比如膀胱失禁或惊恐发作。这些恐惧剥夺了病人的自由。在极端的例子中，他们会把自己囚禁在家中。 读者能够发现广场恐怖与惊恐障碍的联系吗？对于一些（不是所有）遭受惊恐发作的人，可怕的下次发作及其将带来的无助感足以使他们足不出户。而遭受广场恐怖的人可能离开安全的家，但是几乎总是伴随着极度的焦虑。 恐怖症 恐惧（fear）是一种对于客观确认的外部危险的理性反应（例如家里着了火或者行凶抢劫），这种情绪能促使逃跑或发起以自我防御为目的的攻击。相形之下，恐怖症（phobias）的病人持续地和非理性地害怕某一特定物体、活动或者情境，这种恐惧相对于实际的威胁来说是夸大的和非理性的。 很多人都会对蜘蛛或蛇感到不安（或者甚至对多项选项题）。这种轻微的恐惧并不妨碍他们进行日常生活的活动。而恐怖症病的恐惧干扰了他们的适应，导致显著的痛苦，限制了指向目标的必要活动。即使是一种非常特定，显然是局部的恐怖症也可以对一个人的生活有重大影响。DSM-IV-TR定义了两类恐怖症：社交恐怖症和特殊恐怖症。 社交恐怖症（social phobia）是个人对可被他人观察到的公众场合，预先感到的一种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惧。一个有社交恐怖的人害怕他自己会做出令人难堪的举止。这个人意识到了这种恐惧其实是多余的，没有理由的，但还是被恐惧所控制要躲避那些可能有公众监视的场合。社交恐怖常常涉及一种自我预言的效应（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个人可能很害怕别人的审视和拒绝以至于造成过度的焦虑，影响了自己的表现。即使社交恐怖症患者在社交场合表现得很成功，他们也不会认为成功的确是反映了他们自己的长处。在美国成人中，13.3%的人经历过社交恐怖。 特殊恐怖症（specific phobia）发生于对几种特殊类型的物体或情境做出反应时，如表15.2所示。特殊恐怖症可以进一步分成几个类别。比如，动物型特殊恐怖症患者可能会害怕蜘蛛。恐惧反应是由于特定物体或情境出现或对其出现的预期引起的。研究表明，美国成年人中11.3%曾经体验过一种特定的恐怖。 强迫症 一些焦虑障碍的患者无法摆脱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大约一年以前，17岁的吉姆还是个正常的青年人，才华横溢，兴趣广泛。然后，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旁观者，被他的心理残疾隔绝于社交生活之外。具体来说，他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洗涤。由于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是脏的——尽管他的理性告诉他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来洗掉自己想像的污秽。开始，他的仪式化洗涤只在周末或者晚上，但不久就占到他所有的时间，迫使他不得不退了学。 吉姆所患的是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估计美国成年人中大约2.5%在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内曾经受过这种病的影响。强迫观念是思维、意象或冲动（正如吉姆相信他自己不干净）反复出现或持续作用，尽管个人要努力抑制这些观念。强迫观念是对意识的一种外来的侵入的体验，它们听起来全无意义或令人讨厌，而且对于正在经历着的人它们也是难以接受的。你可能有过轻微的强迫观念的体验，比如，有时会冒出一些小的担心“我是不是真的锁了门？”或者“我是不是关了烤箱？”。强迫症患者的强迫思想更加有不可抵挡性，引起更多的痛苦，而且可能干扰他们的社交和工作能力。 强迫行为是指重复的、目的性的动作（例如吉姆的洗涤），根据特定的原则或仪式化方式对于某种强迫观念进行反应。做出强迫行为是为了减少或预防与某些可怕的情境相联系的不适感，但是其本身或者不合理，或者显而易见的多余。典型的强迫行为包括不可抵抗的清洁行为、检查灯或电器是否关好、点数物体或财产。 至少在一开始，强迫症病人是抵制执行他们的强迫行为的。当他们平静下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强迫行为看作是毫无意义的。但当焦虑来临时，用来释放紧张，仪式化的强迫行为的力量，似乎是不可抵挡的。有心理问题的人体验的痛苦当中的一部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强迫观念的非理性或多余的性质，但没有能力消除这些观念所导致的挫折感。 表15.2 一般恐怖症 性别差异 发作的典型年龄 社交恐怖症 多数为女性 青少年期 （担心被发现正在做丢脸的事） 特殊恐怖症 绝大多数为女性 儿童期 动物类型 （猫、狗、昆虫、蜘蛛、蛇、啮齿目动物） 自然环境类型 多数或绝大多数 儿童期 风暴 为女性 高度（恐高症） 血-注射-受伤类型 多数为女性 任何年龄段 血、针 情境类型 绝大多数为女性 儿童期或25，26岁左右 封闭空间（幽闭恐怖症） 铁路 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第13章中，我们讨论了两个女人与过去被强奸的经历做斗争的情况。对话刻画了这两个女人所体验到的焦虑。一个人说她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恐惧和愤怒的时期”，做梦梦到在宿舍前面被人裘击，有朋友在旁边看，却没有人来救她。另一位是在跑步时被人强奸的，仍然害怕恢复跑步的习惯。“每次去跑步，我总是害怕。我的心率加倍，虽然我不再独自跑步了，但是恐惧仍然一直在那儿。”这两位女子所患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一种焦虑障碍，其特征是通过痛苦的回忆、梦境、幻觉，或闪回持续地重新体验到创伤事件。人们可能在遇上强奸、生命受到威胁或严重伤害、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发生PTSD，无论是创伤的受害者，还是看到创伤时情景的人都有可能罹患PTSD，患上PTSD的人也可能同时患上其他心理疾病，如重度抑郁症，物质滥用问题和性功能障碍。 研究表明，在美国大约8%的成年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有过PTSD的经历，总体上看，大约3/4的人群都经历过一些可以定义为创伤性的事件，诸如严重的事故、自然灾害、躯体虐待等。在一个大学生的样本中，84%的人报告说他们至少经历过一次创伤性事件；大约1/3报告经历过4次或更多的事件。尽管男性和女性报告创伤性事件的比率没有差异，但女性患上PTSD的机会是男性的两倍。同男性相比，女性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PTSD的发生有特别的意义。研究者们正试图理解这一性别差异。 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扰乱了患者的生活。研究者们如何探索PTSD和其他焦虑障碍的起源呢？了解起源燃起了我们消除这些心理痛苦的希望。 焦虑障碍：原因 心理学家如何解释焦虑障碍的形成？我们罗列的四种病原学取向（生物学派、心理动力学派、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强调不同的因素，让我们分析每一种观点对理解焦虑障碍有哪些独到之处。 生物学派 一些研究者提出焦虑障碍有其生物学的根源。一种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某种恐惧症，如害怕蜘蛛和高处比害怕其他危险（如电）更常见。因为很多恐惧是跨文化共有的，有人提出，在进化的某个时期，特定的恐惧加强了我们祖先生存的机会。可能人类生来就有一种害怕那些在进化史中曾经与严重危险来源有关的事物的倾向。这个理论被称为预备假设，它提出我们携带了进化倾向从而会迅速和“不假思索”地对从前害怕过的刺激做出反应。，但是，这个假设不能解释那些在进化史上没有适应意义的恐怖症类型，比如害怕针或驾驶或电梯。 某些药物能够解除焦虑症状，另一些药物可以导致焦虑症状，这成为生物学因素在焦虑障碍中重要作用的证据。如在第3章提到的，当脑内神经递质GABA的水平降低时，通常会出现焦虑的感受。在第16章中我们将要看到，影响GABA水平的药物被成功地用来治疗某些类型的焦虑障碍。研究者还运用脑成像技术来考察这些障碍的脑基础。例如，PET扫描发现惊恐病人和控制组的GABA受体的功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有助于解释惊恐障碍的发作。MRI技术发现强迫症病人脑中有髓鞘的神经纤维的体积比正常脑的体积要低得多，这种异常在脑内是分布广泛的。研究者们仍在努力发现脑部异常与强迫症症状的关系。 最后，同卵和异卵双生子的研究揭示了罹患五种焦虑障碍中的四种具有基因基础。例如，一对同卵双生子同时患惊恐障碍的概率就是异卵双生子的两倍。仅有的一种汉有基因证据的焦虑障碍就是恐怖症，意味着这种障碍有着更纯粹的环境起因。 心理动力学派 心理动力学模型的前提假定是焦虑障碍的症状源自潜在的精神冲突或恐惧。这些症状是试图保护个人不受心理伤害。这样，惊恐发作就是无意识冲突爆发到意识中去的后来。比如，假定一个孩子压抑了他想逃避困难的家庭环境的矛盾想法。在他长大的时候，一个能够象征这个冲突的物体或情境可能会激发他的恐怖症。比如，一座桥，可能象征着这个人从他家庭的世界跨越到外部世界的通道，看到桥会迫使无意识冲突进入意识，引起恐怖症常见的恐惧和焦虑，逃避桥是一种符号化的努力，以远离童年期在家里的焦虑。 在强迫障碍中，强迫行为被看做是一种移置的焦虑，这种焦虑由相关的但是更加恐惧的意愿和冲突造成。通过将严格禁止的冲动用符号化的方法置换为一种强迫观念，一个人就获得了某种解脱。例如，我们之前描述的吉姆体验到的那种害怕脏的强迫观念，可能根源于其对性生活的渴望与其害怕“污损”其声名之间的冲突。强迫性地全神贯注地执行一项仪式化的任务也会回避制造无意识冲突的本来问题。 行为主义学派 行为主义对于焦虑的解释集中于焦虑障碍的症状的强化或条件化上。研究者不去探究潜在的无意识冲突或者早期童年经验，因为这些现象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所看到的，行为主义理论常常用来解释恐怖症的形成，即经典条件作用形成的恐惧。前面提到了小阿尔伯特、华生和罗莎莉·雷纳训练他害怕一只白老鼠。这个行为记述表明一个先前中性的物体或情境当伴以恐怖经验一起出现后，会变成一个恐怖刺激。例如，当一个孩子走近蛇时，他妈妈大叫着警告他，这可能会使他发展成对蛇的恐怖症。通过这次经历后，即使想到蛇，也会引起一阵紧张。当一个人对他害怕的情境采取退缩行为，焦虑就降低，这样一来，恐怖就得以维持。 对于强迫症的行为分析表明，强迫行为能够降低与强迫观念有关的焦虑——如此就强化了强迫行为。例如，如果一个女人害怕碰到垃圾脏了她的手，她就反复去洗手以降低焦虑，这样就得到了强化。与恐怖症的情形类似，强迫障碍由于强迫动作之后焦虑的减少而得以维持下来。 认知学派 对于焦虑的认知观点集中于可能歪曲一个人对他所面临危险的估计的知觉过程或态度。一个人可能高估了现实的危险，或降估了自己有效应对威胁的能力。例如，在对一大群人做演讲之前，一个有社交恐怖症的人可能会这样想： 如果我忘了我要说什么怎么办？我会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那时我会更加紧张而且开始出汗，我的声音会开始发抖，我看起来更蠢了。从今以后人们什么时候想起我，都会想起这个在讲台上出尽洋相的蠢家伙。 患有焦虑障碍的人常常把他们自己的痛苦解释为灾难即将来临的信号。他们的反应可以引起一个恶性循环！他们害怕灾难，这导致焦虑的增加，而使焦虑感加重，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恐惧。 心理学家通过测量焦虑敏感性从而体验了这种认知的解释。焦虑敏感性是一个人对于身体症状——诸如气短或心悸——可能会有害处的一种信念。焦虑敏感性高的人可能会同意“当我发现我心跳得厉害，我担心我要犯心脏病了”。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们评价了一组参加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基本训练的一个高压力课程的学生的焦虑敏感性。大约有20%被测量到焦虑敏感性在90个百分点以上的学生在那五周的训练期间经历过惊恐发作，而这组的其余人只有6%有惊恐发作。这些数据表明一些人会体验到惊恐发作是因为他们把机体的高唤醒状态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来解释。 研究也发现焦虑的病人用加强威胁性刺激的认知偏差来促成焦虑的维持。 我们如何知晓？ 焦虑相关词汇的加工与惊恐障碍 认知理论表明，患有焦虑障碍的人应当对威胁相关的概念的反应性提高。对于患有惊恐障碍的人，这些概念包括惊恐发作的生理性的、躯体相关的症状：例如，眩晕、头昏和气短。一组研究者将这个类别中的词汇，加上控制词单（例如，精巧的，缓慢的，友好的）非常短暂地（1/100秒）呈现给患有惊恐障碍的病人。被试的任务是试图报告在每一轮之中呈现了哪一个词。将惊恐障碍的被试与控制组的被试的成绩做了比较。认知理论预测只有惊恐障碍的被试才能从身体相关词单上比控制词单上认出更多的词。这个假设被验证了：惊恐障碍病人认出身体相关词单上的词比控制词单上的词多2.6倍，而健康人的控制组只多出0.7倍。 这些结果表明焦虑病人可能存在注意或编码的偏差从而使得他们特别容易注意到威胁性的刺激——即使这些刺激只持续了1/100秒。 对于焦虑障碍，每一种主要的取向都可以解释其病原学之谜中的一部分。每一种取向的继续研究将会澄清原因，从而发现治疗的潜在途径。现在读者已经具备了焦虑障碍的基本知识，我们接下去看看将要详细介绍的三个主要类型之一——心理障碍。 心境障碍：类型 在你的一生中一定会有这样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感到情绪低落或者非常不高兴。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极端的情绪会打乱正常的生活体验。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是一种情绪障碍，诸如严重抑郁或抑郁与躁狂相交替。研究者们估计大约19%的成人患有心境障碍。我们将描述两种最主要的类型：重度抑郁症和双相障碍。 重度抑郁症 抑郁被形容为“心理病理中的普通感冒”，因为它发作频繁，也因为几乎人人都在一生的某些时间中或多或少地体验过。每个人过去或什么时候都经历过丧失亲人朋友的悲哀，或者经历过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的沮丧。这些悲哀的情绪只是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患者所体验到症状中的一种（见表15.3）。 表15.3 重性抱有障碍的特征 特征 举例 悲观的情绪 悲哀、忧郁；对日常的大部分活动失去兴趣 或乐趣 食欲 食欲差；体重显著减少 睡眠 失眠或睡眠过多 运动活动 显著减缓（运动迟滞）或激越 内疚感 感觉自己没有价值；自责 注意力 思维和集中注意的能力降低；健忘 自杀 反复想到死；有自杀的观念或举动 被诊断为抑郁的病人其症状的严重性和病程不同。其中一些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只与抑郁斗争了几个星期，而另一些人则断断续续地或慢性地要经历数年的抑郁。心境障碍的发病率显示约有21%的女性和13%的男性在一生中的某些时间患有抑郁症。 抑郁给病人、家属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一项欧洲的调查发现，反复发作的抑郁病人在成年后有1/5的时间会消耗在医院里，而20%的病人由于他们的症状而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在美国，抑郁占大部分的精神科入院比率，但是这还被认为是未全部诊断和全部治疗的情况。很少（少于一半）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得到过任何专业帮助。 双相障碍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是以严重抑郁与躁狂阶段交替出现为特征的。一个经历躁狂阶段（manic episode）的人的行为和情感常常是高涨的和夸张的。但是，有时个人的主导情绪就是易激惹而不是高涨，特别是当这个人感觉到挫折的时候。在躁狂阶段，一个人常常感觉到自尊的膨胀感和他自己拥有特别能力或权力的非现实信念。病人可能感觉到需要睡眠的时间戏剧化地减少，可以做额外的工作或参加社交或娱乐场合。被这种躁狂情绪所影响病人表现出不需要的乐观，冒不必要的风险，到处许愿，而且可能放弃任何东西。 萨姆是一名20岁的男性大学生，他有躁狂阶段的症状： 最近，萨姆开始感觉充满幻想了。他精力如此旺盛，以至于他几乎不需要睡觉，他完全相信他是学校里最顶尖的学生。他感到旁边的人太迟钝使他心烦；他们好像不理解他那些个人独白中体现出的卓越才华，而且好像没有人能跟得上他的节奏。萨姆有一些精彩的理财想法，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朋友不肯照着他的计划写支票。 当躁狂开始减退时，像萨姆一样的病人就会开始应付那阶段的狂乱所造成的损害和窘境。这样的躁狂阶段几乎总是紧跟着严重的抑郁。 双相障碍病人情绪障碍的持续时间和次数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经历长时间的正常功能期，而中间被偶尔的短暂的躁狂或抑郁发作打断。一小部分不幸的病人从躁狂期到临床抑郁，然后又回来，如此往复，周而复始，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同事破坏力极大。对于躁狂症的病人，他们可能赌掉毕生的积蓄，或送陌生人慷慨的礼物。做出一些增加他们在抑郁阶段内疚感的行为。双相障碍比重度抑郁症少见得多，在成年人中的发生率是1.6%。在男女两性的分布上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心境障碍：原因 心境障碍的发展中涉及到哪些因素？我们将从生物学、心理动力学、行为学和认知学的角度陈述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由于其发病率，重度抑郁症比双相障碍研究的更加广泛。我们的综述将反映研究的这种分布。 生物学派 几种类型的研究为心境障碍的生物学解释提供了线索。例如，针对躁狂的抑郁症状存在不同的药物，证实了导致双相障碍两个极端的基础是不同的脑状态。脑中两种化学信使（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降低，是与抑郁相联系的；神经递质水平的提高与躁狂相联系的。但是，还没有发现心境障碍的确切生物化学机制。研究者们用PET扫描显示了躁狂相和抑郁相脑代谢时脑葡萄糖（一种用来制造能量的糖）方式的差别（见图15.3），但是这种差别可能是两种情绪状态的结果而未必一定是其原因。 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心境障碍的发生与基因因素有关。双生子研究表明，如果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患上心境障碍，那么另一个患上该病的机会有67%。而对于异卵双生子来说，就只有20%。鉴于遗传对于心境障碍发生的意义，研究者们正在尝试确定负责代际传导的基因材料的精确位置。 一个系列研究集中于宾夕法尼亚洲的门诺基督社区的双相障碍发生模式。门诺基督教人是这类研究的理想样本，因为他们有大的家庭，保存着详细的家谱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基因是互相隔离的，表现出很少的可能混淆研究结果的行为因素，比如酗酒和暴力。所有这个宗教教派的15 000个成员都是18世纪早期移民到欧洲来的30对夫妇的后代。双相障碍仅在其中一些门诺基教的家庭中传播，其他家庭则无恙。这种模式使得研究者可以将患病与不患病的个体的基因材料作直接的对比。尽管早期辨识“双相基因”的成功报告被证实是不成熟的，研究者仍比较乐观地认为他们能从这种比较中找到他们他们所需要的基因。 从生物学取向了解一种类型的心理障碍的生动例子是对一种特殊形式的抑郁的研究。一些人到了冬天就会出现规律性的抑郁病，特别是在斯堪的那维亚的漫长冬天中日照时间缩短的时候（图15.4）。这种心境上的困扰被命名为季节性情感障碍，或SAD。研究者们设计了一种疗法对于缓解SAD很有效；病人系统地接受亮荧光灯的照射。研究者猜测光疗法可能会影响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活动，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被认为是抑郁的原因之一。 我们如何知晓？ 5-羟色胺与季节性情感障碍 患SAD的病人每天晚上在他们家中接受一个疗程的光治疗——两个小时的亮荧光灯照射。只有那些接受光治疗后抑郁状态得到缓解的病人（14位病人中的12位）参加了第二阶段的研究，即检验光治疗影响脑5-羟色胺水平这个假设。实验组病人的特殊的膳食可以降低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而控制组病人的膳食可以维持5-羟色胺水平。结果实验组病人的SAD症状出现了反弹，而控制组病人没有。这种模式表明光治疗通过恢复5-羟色胺水平可以使病人不再体验到抑郁情感。 你可以期望人们会通过服药来影响脑内神经递质的活动。但是，这个研究表明，光治疗与一些精神活性药物有着同样的效果。这两种疗法——药物治疗和光治疗——都支持了生物不平衡态在这种障碍的病原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如果你在SAD的描述中认出你自己，你也应该照一照灯光！ 让我们看看三个重要的心理学流派如何加强了我们对心境障碍的病原学的理解。 心理动力学 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无意识冲突和童年早期形成的敌意情绪在抑郁的形成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弗洛伊德曾一度被抑郁病人表现出的自我批评和罪疚感困惑了。他相信自我责备的根源是愤怒，本来是指向他人的，后来指向内部，转向自己。这种愤怒被认为与一种特殊的强烈的依赖性童年关系相联系，比如亲子关系中，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不能被满足。成人期的真实的或符号化的损失会使敌意情绪重新活跃起来，开始指向个体自身的自我，造成抑郁的特性表现——自责。 行为学派 行为学派不是去挖掘抑郁在无意识中的根源，而是集中探讨一个人得到的正强化和惩罚的数量的效果。从这点看，当一个人在经历丧失或其他重要的生活变更之后得到不充分的正强化而且经历很多惩罚，就会导致抑郁。缺乏充分的正性强化，一个人会感到悲哀和退缩。这种悲伤的状态被注意的增加和他人的同情所强化。但是，通常的情况是最初对抑郁者有支持反应的人开始厌烦他们的情绪和态度，并开始躲避他们。这种反应切断了强化的另一个来源，使病人更深地陷入抑郁中。研究还表明抑郁病人倾向于低估正反馈而高估负反馈。 认知学派 抑郁的认知观点有两种重要理论，一种理论提出负性认知定势，它“规定”了个体感知世界的模式，使得人们消极地认为自己对生命中的负性事件负有责任。第二种理论，解释风格模型，提出抑郁是因为个人抱有一种信念就是自己没有或只有极少控制有意义生活事件的能力。这两种模型都解释了抑郁体验的一些方面。让我们分别看看它们是如何解释的。 亚伦·贝克，一位抑郁领域首屈一指的研究者，提出了认知定势理论。贝克主张，抑郁病人有不同类型的消极认知，称为抑郁的认知三合一：对自己消极的看法，消极的当前体验，对未来消极的看法。抑郁病人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在某些程度上没有能力和有缺陷的，对当前的体验做负面的解释，并且相信将来会继续给他带来痛苦和困难。这种负面思维的模式使所有的体验变得阴沉黯淡，造成了抑郁的其他特征性迹象。一个总是预期负面后果的人不太可能有动机去追求任何目标，这就造成抑郁中的主导症状——意志的瘫痪。 在由马丁·塞利格曼倡导的解释风格观点中，人们相信，无论对错，他们都无法控制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未来的结果。塞利格曼的理论是由研究发展而来，这些研究显示在狗身上有类似抑郁的症状（后来在其他物种身上也发现有类似的现象）。塞利格曼和梅尔将狗置于痛苦而不可躲避的电击下：无论狗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逃避电击。这些狗就产生了塞利格曼和梅尔所称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现象。习得性无助的标志是三个类型的缺陷：动机缺陷——这些狗很慢地开始产生已知的行为；情绪缺陷——它们显得僵化，无精打采，惊恐和痛苦；以及认知缺陷——它们在新的情境下表现出不良的学习成绩。即使它们被放回一个它们事实上能够回避电击的情境中，它们也不会学习怎样做。 塞利格曼相信抑郁病人也是处于一种习得性的无助状态；他们有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期望。但是，这种状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如何解释生活事件。正如我们在第12章中讨论过的一样，解释风格有三个维度：内部的——外部的；整体的——特定的以及稳定的——不稳定的。假定你刚刚在心理学测验中得到一个不满意的分数。你将这一考试的负面后果归因于内部的因素（“是我笨”），这使你感到悲哀，而不是归因于外部的因素（“考试真的太难”），这使你感到生气。你可以选择一个除了智力以外不太稳定的内部品质来解释你的成绩（“我那天太累了”），而不是将你的成绩归因于一个内部的、稳定而且还有整体或远期影响的因素（笨）。甚至将解释限制在特定的心理学考试或心理学课程都会好得多（“我不擅长心理学课程”）。解释风格理论表明那些将失败归因为内部的、稳定的和整体性的个体对抑郁有易感性。这个预测已经被反复验证了。 抑郁的认知理论的共同观点是抑郁病人在生活中思考他们自己和事件的方式可能使他们抑郁下去。例如，人们通常有自我验证的倾向，即人们寻找信息来验证自己的自我概念，这种趋势对抑郁的个体有着负面的后果。 我们如何知晓？ 自我验证与抑郁 研究者区分了三组个体：一组是抑郁组，一组是没有抑郁症状但是低自尊，第三组是没有抑郁症状而且高自尊。每组被试完成了一叠问卷准备参加访谈，在访谈中，告知被试有两个研究生看过他们的答卷，而且在汇总出整个人格评估之前每个研究生写了一份“人格小结”。事实上，所有的被试看到的两份“人格小结”是完全相同的：一份是正面的（“这个人是适应良好的，自信的，愉快的，等等”），而另一份是负面的（“这个人看起来不快乐，与人相处不融洽等等”）。根据这些小结，要求被试挑选哪一个整份人格评估报告是他们想读的。结果呈现在表15.4中。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抑郁的个体绝大多数都更愿意读那些负面评估，低自尊的个体有些偏好负面评估的倾向，而高自尊的个体很明显地偏好那些正面评估。表15.4也给出了每个组的被试相信那些正面的或负面的评估有多准确的数据。请注意，只有抑郁的被试相信那些负面的评价更加准确。 你可能以为抑郁的人会想办法通过寻求正性反馈来“将自己解脱出来”，而这个实验证明，他们寻求的是与他们的抑郁相一致的信息——而且几乎一定对延续他们的抑郁发生作用。 在第16章中，我们看到了抑郁的认知理论的洞察带来了几种成功的治疗形式。现在，我们将回顾有关抑郁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男女抑郁发病率的显著差异和抑郁与自杀之间的关系。 抑郁的性别差异 抑郁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女性抑郁患者是男性的2倍。苏珊·诺伦—胡克斯玛提交的一份发人深思的报告指出，一旦开始体验负面情绪，男性和女性的反应类型就有所不同。根据这一观点，女人经历悲伤时会想到可能的原因及其对她们感受的意义。相反，男人则试图通过集中注意于其他事情或者投入体育运动来积极地分散自己的抑郁情绪。这个模型提出，女人的反应风格偏向于思考和回味，倾向于过度集中在自己的问题上，这增加了女性对抑郁的易感性。从认知角度来看，对负面情绪的注意会增加对负面事件的想法，最终导致负面感受的数量和/或强度的增加。研究表明，报告自己反复想着抑郁的人更有可能患上严重的抑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反应类型的差异使女性有更大的风险患上抑郁，这趋势在童年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个特别任务小组回顾了抑郁领域的性别差异差异研究，提出女性抑郁的高风险率只能被理解为一系列心理、社会、经济和生物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这里的几个因素都涉及在许多文化中的女性经历，譬如女性更可能遭受身体暴力、性虐待或身处贫穷而又需要抚养年幼的孩子和年长的父母。这种发现表明，抑郁的原因可能是许多因素的复杂复合物，而且从“正常”行为到抑郁的演变也是多途径的。 自杀 “生存和成功的意志已经被压垮和挫败了……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停止了发光，希望的光线失落了。”这段是一个想要自杀的年轻人写的悲哀的宣言，反映了心理障碍的最极端的后果——自杀。尽管多数抑郁病人没有自杀，分析表明多数的自杀个案——大约50%-80%——是抑郁患者所为。在一般的美国人群中，被官方正式列为死于自杀的人数有30 000左右。因为很多自杀被归结为意外或是其他原因，确切的发生率可能要高出很多。尽管自杀是美国所有年龄人群中占第八位的死因，而它在15-24岁的年龄段中却是占到头三位的死因。对于每一个成功的自杀，可能会有8-20次的自杀尝试。一项对694个大学 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数学20以内加减练习题小学一年级数学20以内练习题小学一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人教版一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新人教版一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 学生的调查表明，26%的人在过去12个月当中曾有过自杀的想法，2%在过去12个月中曾经真正尝试过自杀的行为，而10%的被试曾经在他们过去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尝试过自杀的行为。由于抑郁在女性中较常见，所以女性企图的自杀率是男性的三倍也不足为怪。但是，男性尝试自杀比女性容易成功。这个区别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多地使用手枪，而女性则倾向于采用不那么致使的方法，如服用安眠药片。 近十年来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是年轻人的自杀问题。每9分钟就有一个青少年企图自杀；每90分钟就有一个青少年自杀成功。在每个星期，都有1 000名青少年企图自杀，125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增长了200%-300%。与年轻女性相比，年轻男性尽管试图自杀的次数较少，但成功率却是年轻女性的4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非常籍美国青年男女两性的自杀比率都远低于白人青年，而对这一发现还没有明确的解释。这样悬殊的差异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当将数据按种族、性年龄做比较时，可以发现老年白人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最高，而非洲裔美国女性自杀的可能性最低。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令青少年尝试自杀？亲密关系的破裂在男女两性中都最具创伤性的事件。其他显著的引起羞耻感和内疚的事件能够打垮不成熟的自我，引起自杀的尝试。这些事件包括被攻击、挨打、被强奸，或第一次被拘留。另外，同性恋青年自杀的风险比其他的青年更高。这些高自杀率无疑反映了同性恋者相对缺乏社会支持的状况。自杀是当青少年感到大声呼喊也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时的一种极端反应。 青年人的自杀并不是不假思索的，一时冲动的反应，通常的情况是，它发生于内部混乱和外部痛苦的最终阶段。大部份青年自杀的受害者都与别人谈过或写过他们自杀的意图。所以，应该严肃对待谈及自杀的打算的人。认识到自杀念头的迹象，以及可以启动或者加强这类自毁观念的经历是预防的第一步。埃德温·施奈德曼是一位研究和治疗有自杀倾向的人们近40年的心理学家，他得出结论说，“自杀是在看上去似乎不可忍受和不可解决的痛苦中混乱 和受限制的心灵的一种绝望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事实是我们可以解除这些痛苦，补偿那些受挫折的需要，减少自杀想法对我们的思维的限制。敏锐地觉察自杀意图的信号，用足够的关怀去干预，对于拯救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除了自毁外看不到其他出路的青年人和成年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自杀率在非白人比白人中要低些，只有一个惊人的意外：在美国本土青年中，自杀率是一般青年人自杀率的9倍.自杀在美国本土社区中存在的几种自毁的行为方式之一。特里萨·拉弗朗布瓦兹，一位研究这个问题及其预防和治疗策略的美国心理学家，指出了她的被试中青年自杀的社会原因。在贫穷蔓延、失业率高居不下的背景下，自杀率因“家庭离散、普遍的艰难、严重的丧失（不管是死亡、遗弃或离异）、药物滥用、频繁搬家，以及监护人（如父母）的入狱”等因素的刺激而快速增长。不仅如此，本土美国人相信生命总是会与他们的祖先在灵性世界里交流的，这意味着死没有什么可怕的。 现在我们回顾了两个主要的心理病理类别：焦虑障碍和心境障碍。在介绍精神分裂症之前，我们将简要讨论一下人格障碍和分离障碍。 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是一种持久的（慢性的）、不可变的、不适应的感知、思维或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可以严重损害一个人在社交或职业场合的功能，造成显著的痛苦。通常在一个人进入青年或成年早期时即可以识别。人格障碍有很多类型（DSM-IV-TR区别了10种类型），我们将讨论其中的四种：偏执型，表演型，自恋型和反社会人格障碍。 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对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动机表现出一贯的不信任和猜疑。患有这种病的人怀疑别人想要伤害和欺骗他们。他们能够从无害的情境中找出隐藏的不愉快的含义。他们认为朋友或配偶总有一天会不忠实于他们。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是过分情绪化和寻求注意。有这种病的人希望自己总是注意的中心。如果他们不能成为注意的中心，他们就做一些不适宜的事情去争取成为注意的中心。病人做论断的时候很感情用事，但是往往缺乏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断。他们会对很小的事件做出过分的情绪反应。 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有一种夸大的自我重要感，被成功或权力的想像所占据，需要持续的赞美。这些人通常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觉得有特权不需要履行彼此的义务，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削其他人，很难认识和体验他人的感受。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特征是持久的缺乏责任感，不遵守法律，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说谎、偷窃和打架是常见的行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对于他们的伤害行为不会感到羞耻或者后悔。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从小就开始了——扰乱课堂秩序，参与打架斗殴，离家出走。这些行为的特征是藐视他人的权利。反社会人格障碍常常与其他病理状态共病。例如，在一个研究中，25%符合鸦片类（如鸦片、吗啡、海洛因）滥用标准的人也被诊断为反社论人格。 尽管对人格障碍的研究比其他障碍的研究要少，累积的证据已开始表明这种障碍的发生有基因基础。回想第12章内谈到的人格特质的强遗传性。研究也集中探讨了环境因素对于人格障碍形成的作用。让我们讨论一下由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我们如何知晓？ 基因、环境和反社会人格障碍 一组研究者募集了95个男性被试，102个女性被试，都是在出生几天后被领养的。领养机构提供了他们生父母的资料，这样，研究者就可以确定哪些父母本身就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些数据为评估基因对于这种障碍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研究者们同时从寄养的家庭中采集信息：通过访谈，他们确定被试成长的养父母家庭环境是否不利，譬如其养父母是否有诸如婚姻、法律、吸毒、酗酒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数据使我们可以评估反社会人格障碍形成的环境影响。结果验证了两类影响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讲，生父母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个体或者处于不利生长环境的个体更容易患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基因还是环境，即先天和教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形成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危险因素。同时，不是每一个父母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或在每一个在困难环境中长大的人都形成了这种障碍。研究者仍然想弄清哪些人易感性强，哪些人不易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分离性障碍 分离性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是一种身份、记忆或意识的整体性扰乱。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的是看到他们的行为，包括情绪、思维和行动受到自己的控制。对于这种自我控制的感觉来说头等重要的就是自我感（selfhood）——自我在各个方面的一致性以及认同感在时间和地点上的连续性。心理学家相信，在分离状态中，人们通过放弃他们宝贵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掉了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这样就逃避了冲突。这种没有器质性障碍而仅仅是由于心理因素导致的对个人重要经历的遗忘，称为分离性失记（dissociative amnesia），是分离性障碍的一种。有些研究表明这种分离性遗忘可能与童年经历的一些身体虐待或性虐待有关。其他类型的严重创伤——例如，1991年发生在奥克兰和伯克利的严重火灾，造成25人死亡以及上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会造成分离性症状。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从前叫做多重人格障碍，是一种分离性心理障碍，指两个或多个显著不同的人格存在于一个个体之中。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其中一个人格占支配地位，主导这个人的行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通俗地被称为分裂人格，有时被错误地称为精神分裂另一种疾病，那是我们下一节要讨论的，那种障碍中人格会有损害但不会分裂成多个版本。在DID中，每一种显现出来的人格都与原本的自我有显著的反差——如果这个人害羞，他们可能外向；如果这个人软弱，他们就刚强；如果这个人在性方面糼稚，他们就在性方面十分自信。每一个人格都有独特的身份、名字和行为方式。在一些个案中，出现几十个不同的角色去帮助一个人去应付困难的生活情境。这是一个患有DID的一名女性自述的一段摘录。 正如波浪从海洋深处翻滚出来，使海面换了副样子，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像潮涨潮退一样，循环交替着出现，时而温柔，时而狂暴。一个小孩正在拿着记号笔涂记。她退到一边，让位给了行政官，他正在调停银行结算单。过了一会儿，死孩子接替了角色，躺在地板上不动，没有知觉。她这样呆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人感到难过应该——轮到她上场。正在爬行的活孩子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一片污渍。厨师做好了三天的饭并且把它们分别打包——我们都有不同的喜好和不喜好的食品。受惊的人尖叫着，受伤的人呻吟着，痛苦的人哀号着。 你能否假设自己就是这名女性，想像在头脑中的这一系列“个体”：孩子、死孩子、活孩子、厨师等等！ 一些心理学家相信多重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适应功能。DID的受害者可能曾经被理应爱他们的人殴打、囚禁或遗弃。但他们是如此依赖这些人以至于无法反抗、离开，甚至无法去恨。相反，心理动力学派观点认为受害者通过分离符号化地逃脱恐惧。他们通过制造出比他们自己强大的内在性格来应付眼前的创伤情境，保护他们的自我。通常，DID的受害者在那些报告 在童年期长期遭受父母、亲属或亲密朋友的殴打或性虐待的女性。一个研究从448位治疗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和重性抑郁（用作对比用途）的临床医生那里获取了问卷数据。正如表15.5中表明的那样，355例DID病例的主导特征就是几乎都受到过虐待，虐待事件大约从3岁开始持续10年以上。尽管这235位患有抑郁障碍的对照组病人也有很高的受虐待率，但要显著地低于DID病人。 表15.5 有关虐待问题的回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与重性抑郁的比较 问卷题目 DID（%） 重性抑郁（%） 虐待发生率 98 54 类型 身体的 82 24 性的 86 25 心理的 86 42 忽视 54 21 以上都有 47 6 身体的和性的 74 14 （N=355） （N=235） 尽管这些数据以及我们前面所引用过的这一类型的个人记事——听起来十分确凿，但许多心理学家仍然对DID诊断表示怀疑。对于这一障碍的流行尚无确切的资料。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相信”DID的治疗者可能制造了DID——这些治疗者常常在病人被催眠的状态下用一种促使多重人格“显现”的提问方式进行询问。而其他心理学家相信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支持DID的诊断不是治疗者的热情的产物。最安全的结论可能是在一组被诊断为DID的个案中，一些是真实的，而另一些则是患者为了迎合治疗者的要求而产生的。 小结 焦虑障碍共有五个类别：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恐怖症、强迫障碍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广泛焦虑障碍的特征是慢性的长远焦虑，而惊恐障碍涉及的是急性焦虑。恐怖症的特征是非理性的恐惧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干扰到正常的适应。强迫观念是不可控制的、干扰性的思维；强迫动作是不可控制的行为。诸如强奸或严重伤害等创伤性的事件会使人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者们证实了焦虑障碍相关的基因因素与脑部异常。心理学对这些障碍的解释包括经典条件反射和认知偏差。 心境障碍包括重度抑郁症——最常见的心理病理形式以及双相障碍。抑郁带来情绪、认知、动机上的改变。遭遇双相障碍的人经历着躁狂和抑郁相交替的变化。研究者们已经论证了心境障碍的遗传成分，以及与抑郁躁狂相关联的脑功能变化。抑郁的理论通常集中于人们对于其生活经验的认知解释。女性的高抑郁发病率可能与女人和男人都抑郁反应的方式不同有关。抑郁的个体常常会想要自杀。 人格障碍是不适应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它们可能严重到干扰正常的社交或职业功能的程度。分离障碍是同一感整合的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童年期的性虐待是身份认同障碍的原因之一，是否存在这种障碍仍然是有争议的。 精神分裂症 每个人都知道抑郁或者焦虑是怎样的感觉，尽管大部分人从未体验过可称之为障碍那样的严重程度。然而，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个体正常功能有质的区别的障碍。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 disorder）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病理形式，患有这种病的人人格似乎解体，思维和知觉出现歪曲，情感变得迟钝。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你想到疯的或精神失常的人时脑中常常显现的形象。 对于许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这种疾病是没有假释可能的终生监禁，灵魂与躯体分开，忍受着孤独的囚禁。尽管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相对较少，大约只有0.7%的美国成年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数字意味着大约有200万人患有这种神秘而具悲剧性的精神疾病。美国精神病院中一半的床位被精神分裂症病人所占据，因为许多精神分裂症病人需要终生住院，有很少的希望能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马克·冯内古特，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在《伊甸园快车》，他讲述了他如何与现实分离而最终又如何复原的故事。一次，当他修剪果树的时候，他的现实世界开始扭曲了： 我开始搞不清楚我是否弄痛了这些树，我发现自己在道歉。每棵树都显现出自己的人格。我想知道它们中哪棵喜欢我。我全神贯注地望着每一棵树，开始注意到它们微微闪光，在树枝旁闪着从内部发出的、柔和的光芒。然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张不可思议的满是皱纹的发光的脸。从远处一个细小的点开始，它向前冲出来，变得硕大无比。除了它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我的心跳停止了。这一刻似乎成了永远。我试图让这张脸走远，但是它嘲笑我……我试着注视这张脸的眼睛，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离开了所有熟悉的背景。 冯内古特的描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精神分裂症症状的粗略印象。 在精神分裂症的世界里，思维变得没有逻辑性，概念之间的联系遥远而没有明显的模式。幻觉（hallucinations）经常发生，也就是病人认为其想像出来的感知觉，包括视觉、嗅觉或者最常发生的听觉（经常是语音）是真实的。一个人可能听到一个声音一直对他的行为进行现场评述或者听到几个声音在对话。妄想（delusions）也是常见的，它们是尽管有清楚的相反证据存在却仍然坚持的错误的或者非理性的信念。语言可能变得不连贯——一些没有关联的和自编词汇的“语词杂拌”——或者个体可能一声不吭。情绪可能对于当时的情境不适宜。心理动力行为可能紊乱（扮鬼脸，奇怪的作态），或者身体姿态变得僵硬。即使只有一些症状出现，随着病人在社交上退缩或在情绪上隔离，工作和人际关系功能的缺损也可能会出现。 心理学家将症状分为阳性范畴和阴性范畴。在精神分裂症的急性期或活跃 期，阳性症状——幻觉、妄想、思维不连贯、紊乱的行为——是突出的。在其他的时间，阴性症状——社交退缩和平淡的情绪——变得更明显。一些人，像马克·冯内古特，经历了一个或几个精神分裂症的急性期后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其他一些人，常常被描述成慢性病人，经历了多次的急性期和短期的具有阴性症状扩展期。即使是最严重的病人也不是总处于急性的妄想状态。 表15.6 精神分裂症的类型 精神分裂症的类型 主要症状 紊乱型 不适宜的行为和怙，不连贯的言语 紧张型 木僵、刻板动作，或兴奋性的动作过多 偏执型 被害或夸大的妄想 未定型 混合思维障碍以及其他类型特征的症状 残留型 缺乏主要的症状，但是有疾病持续存在的次要的症状 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类型 因为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性症状非常广泛，研究者们将它不是看做单一的障碍，而是看做几种不同类型的集合体。五种最觉的亚类列在表15.6中。 紊乱型 在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亚型中，个体表现出不连贯的思维模式和非常怪异和紊乱的行为。情绪很单调呆板或对于当时的情境并不适当。一个人常常做出傻气的或孩子气的行为，诸如没有缘由地傻笑。言语变得不连贯，满是不寻常的词和不完整的句子，如此这般与他人的交流也不能进行。如果出现妄想或幻觉，它们也不能组织成一个连贯的主题。 F.B.先生是一位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不到30岁。当问及他的名字时，他说他正以努力忘记他的名字。因为每当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想哭。他接下去很厉害地哭了几分钟。然后，当被问及一些严肃和悲哀的事情的时候，F.B.先生傻笑着。当问及谚语“猫走了，老鼠就要当道”是什么意思时，F.B.先生回答说，“猫占领的地盘少，猫不知道老鼠在做什么，而老鼠也不知道猫在做什么。猫比老鼠更代表着多疑的一面。Dumbo是个好孩子，他看到了猫在做什么，把他自己与猫放在了一起，这样人们就不会把他（它）们看做喜剧赏了“。 F.B.先生的特殊语言、行为习惯、人格解体、不连贯言语以及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紊乱型的特点。 紧张型 精神分裂症紧张型的主要特征是动作活动的紊乱。有时患有这种障碍的病人会好像处于昏迷的木僵状态。在很长的时间内，病人都保持不动弹，维持一个奇怪的姿势，对环境里的任何事物都很少反应或没有反应。在其他时候，这些病人显示出额外的活动性，表现为漫无目的而且不会受外界刺激的影响。紧张型的另一个特征是极端的违拗，即对所有的指示都明显的、原因不明的抵抗。 偏执型 患有这类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有围绕以下特定的主题复杂而具有系统性的妄想： 被害妄想：病人觉得他们总是在被侦察、被密谋，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夸大妄想：病人相信他们自己是重要的或至高无上的人物——百万富豪、大发明家，或像耶酥基督那样的宗教人物。被害妄想可能与夸大妄想一起出现——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伟在，但是一直被邪恶势力所迫害。 嫉妒妄想：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病人相信他们的伴侣不忠实。他们拼凑资料配合他们的理论，以“证明”他们妄想的真实性。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发病时间通常晚于其他精神分裂症类型的病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很少表现出明显的紊乱行为。相反，他们的行为多半是激烈的和非常正式的。 未定型 这是精神分裂症的杂物袋类型，描述那种表现突出的妄想幻觉，不连贯的言语，或者非常紊乱的行为符合一项以上而不是十分清楚的标准。这些个体所体验的症状大杂烩不能很清楚地分化到各种精神分裂症的反应中去。 残留型 被诊断为残留型的病人通常经受上一次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影响，但目前没有诸如幻觉和妄想这类阳性症状。这种障碍的特征就是次要的阳性症状或诸如情感单调这样的阴性症状。残留型的诊断显示病人的疾病进入缓解期，或暂时停止活动。 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精神分裂症不同的病因模型指向其非常不同的起始原因、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不同的治疗方法。让我们看看这几个模型对于了解一个人如何形成精神分裂症有什么贡献。 基因取向 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精神分裂症是家族遗传的。三个独立线索的研究——家族研究、双生子研究和领养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基因上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联系的人比基因上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联系的人更容易患精神分裂症。因为不同类型的亲属关系而患上该病的风险总结在图15.5中。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者欧文·格特曼删掉了那些质量最差的数据，合并了1920-1987年在西欧做的40个可靠研究中的数据。如图所示，数据是按照基因联系的程度来排列的，其与风险性的高低相关。例如，如果父母双方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后代的患病风险就是46%，而一般人群当中只有1%。如果只有一方父母有精神分裂症，其后代患病的风险锐减到13%。还要注意同卵双生子同时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异卵双生子的三倍。 研究者还用寄养研究来证实精神分裂症的病原学是大部分由基因因素引起的。让我们看看一个对精神分裂症的血缘亲属和寄养亲属中思维障碍发病率的评估。 几乎所有的寄养者都是在出生之后短时间内就离开了他们的亲生父母。所以，导致精神分裂症寄养者高的思维障碍水平和他们的血缘亲属的高相关不能归结为环境因素。 我们如何知晓？ 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血缘和寄养亲属中的思维障碍 参加本研究的被试是从寄养后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大样本中抽取出来的。 一个控制组的性别和年龄与精神分裂症组相匹配。控制组的被试没有接受后精神科住院治疗。研究者录了病人和控制组以及他们的血缘父母的言语以评估基因的重要性，也录下了他们的寄养父母的言语，以评估环境的重要性。依据这些言语的样本，采用思维障碍指标中指定的类目，评出每个人（家人和亲属）的思维障碍分数。结果呈现在表15.7中。高的TDI分数表示更多的思维障碍。结果表明，与控制组寄养子女的血缘亲属相比，精神分裂症寄养子女血缘亲属的思维障碍没有显著的差别。这种数据的模式表明，基因以预测思维障碍时比环境更为重要。 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一些人继承了基因物质，从而提高了他们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希望分离出这些异常基因物质的研究者，采取了一种与我们在前面描述的在基督教中的门诺派中研究双相障碍的基因起源相类似的做法，其目标是对患病的那部分基因和未患病的那部分基因进行分离。研究者们在发现导致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基因组合方面取得了进展。 基因相似性和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性之间存在已被确定的强相关，但即使在基因相似性最大的组群中，患病风险也在50%以下（见图15.6）。这表明，尽管基因起着一定作用，环境因素在障碍的形成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于精神分裂症原因的一个广为接受的假设是素质-应激假设（diathesis-stress hypothesis）。根据素质应激假设，基因将个体置于风险下，但是环境应激因素必须施加其影响，从而使得潜在的风险得以显现，形成精神分裂症。在我们介绍了精神分裂症的其他生物学方面原因之后，我们将回顾一下可能促使这种障碍浮现的环境应激的种类。 表15.7 精神分裂症寄养子女、控制组寄养子女及其亲属的思维障碍分数 思维障碍指标的分数 精神分裂症 控制组 差别 寄养子女 寄养子女 寄养子女自己 4.82 1.15 3.67 他们的血缘亲属 1.37 0.99 0.38 他们的血缘兄弟姐妹和 1.44 0.82 0.62 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寄养亲属 1.11 1.31 -0.20 脑功能与生物学标记 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生物学取向就是寻找患病个体的大脑异常结构。这类研究现在多数依靠脑成像技术，它使我们可以直接比较精神分裂症者和正常控制组个体的脑结构和功能。例如，磁共振技术已经证明脑室（脑脊液流过的脑结构）在多达50%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中都有扩大。那些童年起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在青年期表现出进行性的脑室体积增加。脑成像技术也显示了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与正常的控制组有着不同的脑活动模式。例如，一个研究考察了很多对同卵双生子，其中或者只有一人或者两人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只有那些实际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才表现出脑部前额叶的活动性低。这个研究设计使“基因”影响被控制在恒定水平，从而提示了精神分裂症在其他生物学方面的病因。 研究者们继续在清单上增添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标记。生物学标记就是“一种疾病的可测量的指征，它可能是一种疾病的原因，也可能不是”。换言之，生物学标记可能与一种疾病有关，尽管它并不一定导致这种疾病。现阶段，已知的标记都不能够完全地预测精神分裂症，但是标记对诊断和研究都不能够完全地预测精神分裂症，但是标记对诊断和研究有很大的潜在价值。例如，当扫描视野的时候，精神分裂症病人比正常人有更多的眼动障碍。这个生物学标记可以被数量化而且与家族的精神分裂症史有关。研究者们继续探究能够精确区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其他心理障碍患者的眼动特异因素。生物学标记的精确知识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哪一组的个体有罹患这种障碍的危险。 既然精神分裂症有多种不同的症状，代表其形成的原因或导致结果的生物学变异具有多样性也是不足为奇的了。那么环境特征是如何促使这些风险人群患上疾病的呢？ 作为环境应激的家庭交互作用 如果说证明一种高度特异的生物学因素是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充分原因十分困难，那么同样难以证明的是一种普通的心理学因素是其发作的必要原因。社会学家、家庭治疗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研究了家庭角色关系和交流模式在精神分裂症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希望确认增加精神分裂症发病机会的环境背景，以及保护那些危险人群远离这种环境。 研究为强调父母交流的偏离（deviations）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的理论提供了证据。这些偏离包括家庭不能有共同的注意点，以及父母很难从其他家庭成员的角度看待事物或者父母在清楚与准确的交流上存有困难。研究表明与正常的家庭相比，有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的家庭言语模式表现出较少的反应性和较少的人际敏感性。 偏离的家庭模式是否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抑或是对个体患有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反应，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们采取了前瞻性研究：他们测量了家庭机能来看哪种模式能够预测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或者复发。例如，有一个研究集中讨论了病人亲属的共情技巧，即他们知觉病人情绪的能力。在两年期间，亲属表现出较低共情水平的病人的症状更容易复发。这个研究的结果与其他研究一致，即首发症状出现后，家庭因素对个体功能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如何知晓？ 情绪表达和症状复发 为了考察家庭沟通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研究者们定义了情绪表达这个概念。如果一个家庭对于病人有许多指责、对于病人有过度的情感卷入（即他们是过度保护的或者是冒犯性的），或者如果他们对于病人持有普遍性的敌意态度，这样的家庭就被认为是高情绪表达。一个研究收集了69个住在家里的被认为是处于病情稳定阶段的精神分裂病人的家庭资料，评估了每个家庭情绪表达的程度。9个月后，病人的状况再次被评定。来自高情绪表达家庭的病人有50%经历了复发，而来自低表达情绪家庭的病人只有17%的病人复发。当然，情绪表达的某些方面也会对于病人有利。那些情感过度卷入家庭的病人9个月后表现出较好的社会适应，可能这种严厉的家庭环境帮助病人走过了从住院治疗到外部社会的艰难的过渡时期。 这个研究再次支持了一个普遍的模式，即当父母减少了对病人的责怪、敌意的冒犯，急性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复发会减少，再次入院的需要也会降低。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治疗应该是针对整个家庭的，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改变家人对待病人的行事风格。 从已回顾的对精神分裂症少量解释以及经过大量研究仍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来看，我们对这种严重的心理障碍看作多种心理障碍的集合，每种心理障碍可能有其独特的潜在病因，正因为我们简化了这个概念，对它的理解才变得困难起来。此外，至少在某些个案中，我们发现基因、脑过程、家庭互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研究者仍需确定的是这些因素以何种具体的方式共同导致了精神分裂的产生。 小结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包括无逻辑的思维模式、幻觉、妄想、不连贯言语、单调情绪和紊乱的心理动作行为。五类精神分裂症的类别是紊乱型，紧张型，偏执型，未定型和残留型。有很强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性。研究者们还发现了这种障碍的脑部异常和其他生物学标记。特定的家庭互动模式，包括情绪表达，可能促使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发生、延续和复发。 精神疾病的烙印 本章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剥去精神疾病的神秘外衣，帮助读者认识到变态行为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很平常的。有精神疾病的人经常被指为异类，社会借助昂贵的惩罚强迫那些所谓异类服从其规范（见图15.7）。但是，这个异类的标记对于如今的现实来讲并不是真实的：当50%的青年和中年美国人报告他们在一生的某些时间会经历某种心理障碍时，那么至少从统计上看来，精神病理学是相对正常的。 即使已经知道“正常人”的心理病理发生率，心理障碍的人们常常被打上躯体障碍的人所没有的烙印。烙印（stigma）是一种不体面的记号或标志，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它是针对个人的一整套负性态度，用以将他或她作为不可接受者隔离。想一想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话，“我认为无论是公众还是病人，都需要更多的有关精神疾病的教育。因为人们在关键时刻嘲笑我们，苛待我们，甚至误解我们”。另外一位康复的病人写道：“对于我来说，精神疾病的印记就像住院治疗的过程一样具破坏性。”她接下来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她的个人经历： 在住院治疗之前，我活在一种令人羡慕的状态中。报酬、奖励和邀请函充满了我的剪贴簿……心理疾病的危机像核爆炸一样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所有我从前知道和享受的都突然转变了，正如某些性质奇怪的逆转，漂亮的蝴蝶变成了蛹。那是一种束缚的、限制的生活，部分是选择的、部分是被迫的。一再地被排斥，周围人的尴尬不安，以及我自己的不舒服和自我意识将我置于一种孤立的感觉。 我的康复及疾病对我生活的影响就是一场战斗——我和我自己那似乎缺少能量和耐力的身体的斗争，以及与这个似乎不愿意接受我的社会的斗争。 对于患有心理障碍个体的负性态度来自许多方面：大众媒体将精神病患者形容成有犯罪倾向的；关于精神病人的笑话可以被接受；家庭不愿承认它的成员的精神痛苦；司法术语强调精神病人的无行为能力。人们还隐藏自己的心理痛苦或精神疾病史，其实是将自己打上烙印。 研究者们记载了精神疾病的印记如何在许多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个研究的样本包括84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男性病人，其中，6%的病人报告因住院而失去工作，10%的报告被拒绝租住房屋，37%的报告被他人躲避，45%的报告他人曾利用他们患精神疾病的病史来伤害他们的感情。只有6%的男性病人报告没有发生排斥的事件。这一组的男病人经过一年的治疗疗程后，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即使如此，这种印迹的知觉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尽管他们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病人仍然没有期望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更友善的对待。这类研究表明，许多心理障碍病人的经历具有极大的双重性：寻求帮助，从而使自己的问题被标记，一般来说能带来解脱，但另一方面又带来烙印；治疗引起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烙印又降低了生活质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有精神疾患的人常常内化他们被排斥或拒绝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又带来负面的交互作用，请看这个经典的实验。 我们如何知晓？ 被排斥的期望 29名曾因精神疾病入院的男性自愿参加了这项研究。他们相信该研究是关于曾患精神疾病的个体在找工作时所遇到困难的情形。这些被试被告知他们将与一个来自商务机构的人事部受训者打交道。一半的被试被告知这个受训者知道他们从前是个精神疾病患者，另一半的被试被告知这个受训者曾被引导相信他们由于内科或外科原因住过院。实际上，这个“受训者”是实验者的同谋，并不知道任何有关被试的信息，即他并不知道哪些被试认为他知道他们从前是病人。所以，任何在此期间被试与实验者同谋交流上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被试的期望。事实上，那些相信自己被标记从前是病人的被试，在一项合作任务期间说话较少，作业情况也较差。不仅如此，实验者同谋还把这一组的组员评价为更加“紧张和焦虑”，而实验者同谋并不知道是如何分派每一组的。 要点重述 心理障碍的性质 ☆ 变态是由一个人的行为接近于一系列的指征，包括痛苦、不适应、非理性、不可预测、非惯常性、观察者不适感，以及违反标准或社会常规的程度来判断的。 ☆ 在早期，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通常被认为是魔鬼附体或比正常人低劣。 ☆ 对于精神疾病的现代观点从认识到心理障碍是疾病，是可以被治疗的开始。 ☆ 研究心理病理学的病原学取向有很多种。 ☆ 生物学取向集中讨论脑的变态、生物化学过程和基因影响。 ☆ 心理学取向包括心理动力学派，行为学派，认知学派，以及社会文化模型。 心理障碍的分类 ☆ 心理障碍的分类系统应当提供一个共同的简略系统供交流心理病理学的一般种类和特殊病例。 ☆ 最广泛被接受的诊断和分类系统是DSM-IV-TR。 ☆ DSM-IV-TR采用五轴的多维度系统，鼓励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考虑可能与特定障碍有关的心理、躯体和社会因素。 心理障碍的主要类型 ☆ 五种主要的焦虑障碍的类型是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恐怖症、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 心境障碍涉及情绪的困扰。重度抑郁症是最常见的情感障碍，而双相障碍就比较少见一些。 ☆ 自杀最常发生于患有抑郁的病人。 ☆ 对于焦虑障碍和心境障碍，生物学和心理学解释了其病原学的不同方面。 ☆ 人格障碍是知觉、思维和行为的持久的、不灵活的模式，它会损害个体的功能。 ☆ 分离性障碍涉及记忆、意识或个人认同功能整合的破坏。 精神分裂症 ☆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病理形式，其特征是知觉、思维、情绪、行为和言语的极端歪曲。 ☆ 精神分裂症的五个亚型是紊乱型、紧张型、偏执型、未定型和残留型。 ☆ 关于精神分裂症病因的证据找到了各种因素，包括基因、脑变态和家庭过程。 精神疾病的烙印 ☆ 那些患有心理障碍的人常常被标记上躯体疾病患者所没有的烙印。 ☆ 尽管对心理障碍的治疗会带来正面的效果，而与心理疾病相关联的烙印却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负面的影响。 关键术语 变态心理学 广场恐怖症 焦虑障碍 双相障碍 共病 妄想 素质-应激假设 分离性失记 分离性障碍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 DSM-IV-THEIR 病原学 恐惧 广泛性焦虑症 幻觉 精神失常 习得性无助 重度抑郁症 躁狂阶段 心境障碍 神经症性障碍 强迫症（OCD） 惊恐障碍 人格障碍 恐怖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心理诊断 心理病原学功能 精神症性障碍 精神分裂症 社交恐怖症 特殊恐怖症 烙印 最佳的心理健康 最差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