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北京大兴一模】
司马迁二大罪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①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②之才,穿窬③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选自《东坡志林》,有删改)
参考译文
商鞅被秦孝公任用,变更法度,修定法令,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的百姓都非常开心,路不拾遗,山里无强盗,人人饱暖,家家富裕,百姓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打架。秦国富强,周天子赏赐给秦孝公祭肉,诸侯都前来祝贺。
苏子认为,这些都是战国的游说之士的荒谬欺世的言论,而司马迁在大道义上愚昧不明,把它拿来写成历史。我曾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我所说的第二大罪,是他关于商鞅桑弘羊二人功劳的言论。从汉代以来,学者都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只有国君才愿意这样做,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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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忌讳提到他们的名字,却在暗地里利用他们的理论办法,甚至有的从名到实,都遵循商鞅的理论,并希望能够靠这种理论治理好国家。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
秦国本来就是天下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王,他在执政的这十年间,不断的修订全国的政治刑法,没有沉溺于声色游猎,即便没有商鞅,秦国有不富强之理吗?秦国之所以成为富强的国家,是因为秦孝公重视农业生产,并不是商鞅严刑峻法的功劳。而秦国后来之所以被百姓像恨豺狼毒药一样记恨,一人叛乱百姓揭竿而起,灭亡了秦国的子孙后代,其实
是商鞅导致的。至于桑弘羊,才识短浅,还有偷盗的小聪明,不值一提,可司马迁却称赞他不用增加税负而皇上用度富足。还是司马光的言论说的好啊!他说:“天下怎么能有这种道理,天地间的财货物品就只有那么多,如果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就好像雨水,夏天雨水过多,那么秋天就会干旱。不增加税赋,而皇上用度充足,只不过是当官的想方设法侵略百姓的利益罢了,它的害处比增加税负还要严重啊。”这两个人在天下的名声,就像是蛆虫苍蝇粪便秽物,说他们都有污口舌,写下他们的名字都有污竹简。这两个人的方法为世人利用,就会导致国家灭亡、百姓流离、自身不保,可是国军偏偏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喜欢商鞅的言论方便自己管理国家呀。
尧、舜、禹是国君的师父啊;直谏的大臣、辅佐的贤士是国君的药石啊;恭敬慈俭,勤劳忧畏是国君的约束啊,现在让国君每天聆听师父的教诲,亲近药石一样的大臣,履行国家法律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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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因此,实行商鞅、桑弘羊变法理论的国君,一定会先鄙视嘲笑尧舜禹啊。他们说:“所谓贤明的君主,是要天下都臣服于自己。”这就是每个君主都愿意实行商鞅桑弘羊的变法而不觉悟的原因啊。
世上有吃钟乳乌喙,纵情酒色,以此求长生不老的人,大概是从何晏开始的。何晏年少而富贵,因此服用寒食散来帮助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不足为怪。他这样做足以导致杀身灭族,他得以因服用寒食散而死,难道不是侥幸吗?而我为什么单单效仿他,世上服用寒食散导致脊背生疮呕血的人接连不断,就像用商鞅、桑弘羊的方法,导致国家灭亡的人比比皆是一样。但最终还不觉悟的人是因为只乐意看到商鞅言论的美好便利,而忘掉了用其法的灾祸的惨烈。
附原文(高亮处是原文删减处)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阇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他先讲黄老之说,再讲《六经》,贬低没做过管的儒家之徒,抬高游侠的地位,这大概都是他极小的罪过。)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汙口舌,书之则汙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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