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2卷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第032卷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一、魏晋南北朝经济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两个大一统时期中间的一个分裂、战争的时代。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户口繁息，垦田增加，整个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人口最盛时近6000　万，垦田最多时达到800　余万顷。在战国的基础上，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手工业和工艺品的制造，日益丰富、精美。国家虽然重本抑末，但因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船车贩贾，周于四方"，商业也相当活跃。但是，两汉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最发达的是以两汉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其次是巴蜀和淮北，再次是淮南、汉水流域和长江下游以南的丹阳、吴、会等地。东汉中期以后，长江流域人口增加，前、后汉比较，扬州由302　万增至433　万，荆州由336　万增至626　万，益州由454　万增至724万。南方虽在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北方，但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 　　与两汉经济增长相伴而来是地主势力的膨胀。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田宅、奴婢、徒附，而且还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私家武装。他们是汉末分裂的种子。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早已分裂的东汉统治集团，便由政治斗争发展为军事斗争，又进而演变成魏、蜀、吴三国鼎立。此后，直到公元589　年隋灭陈统一中国，除了西晋有30　余年（公元280-316　年）的统一外，国家一直处于分裂和战争之中。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在完全不同于两汉时的环境下发展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的破坏，使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特别是汉末和西晋末年的两次全国性大动乱，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怎样进一步开发尚待发展的南方经济，恢复受到惨重破坏的北方经济，是当时统治者面临的一大课题。这一基本课题及其相关的具体问题解决的程度，决定着各个封建王朝经济成就的优劣。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其独特的风貌。 　　（一）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和与之相伴的小农破产沦为奴婢、流民，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魏晋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地广人稀，土地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劳动力的不足已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此，国家与国家、政府与世俗或僧侣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口的斗争。各国之间不断地相互虏掠、迁徙人口。各国内部，政府一面实行赐客、复客、荫客、荫亲属、送故、给干力、佛图户、僧祗户等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满足世俗或僧侣地主的部分要求，以巩固其政权的阶级基础；一面又千方百计地控制、扩大编户，采取括户、土断、检籍、强化符伍制度、立长校户等措施，禁止、限制豪强对人口的无限制占有。利用国有荒地，实施屯田、占田、均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租调制度，使农民有田可耕，负担也可以承受，以保证对劳动力的控制。而世族豪强也毫不让步，与国家针锋相对，或隐占、或豪夺、或巧取、或公开反抗，力图保持对人口的占有。由对土地的争夺，转向对劳动力的控制，是本期经济的一大特点。 　　（二）战乱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使当时的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大量人口向东北、西北、巴蜀和江、淮以南转移，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北方经过反复的破坏之后，逐渐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先后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经过由畜牧到农业，由不熟悉农业到熟悉农业，由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以后，北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较迅速的发展。这种人员、技术、信息的多相交流，打破了两汉时期关中、中原先进，四周越远越落后的经济格局，使其向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三）在分裂动乱、经济残破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更需要改革创新精神，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因此，此期南北双方经济上的小调整不断，大的改革也时有出现。这些调整、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控制户口，使民有田可耕，调整农民负担，保证国家收入，放免奴婢、杂户，放宽对工、商的限制等问题上。在这些方面，北方实行的措施深入、有力；南方除土断外，则显得表面、零碎、无力。这大概是北方终于能灭掉南方的经济原因。 　　（四）伴随着民族斗争、民族融合而出现的少数民族定居农业化、封建化，是此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南方，这种变化往往是由军事征服和政治高压而实现的，如东吴的征山越、蜀汉征南中、南朝及魏周时征诸蛮，均属此类。而在北方，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者多半是自觉地接受封建的汉族文化。典型的如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文帝、武帝，他们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崭新的经济模式。 　　（五）此期的另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是商业的畸形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衰落，布帛、粮食等实物货币盛行。但这并不等于商业的衰退。实际上，在战乱中，南北之间的和平交往，包括经济、文化往来，从未间断过。各封建王朝对水陆交通的重视、南北贵族们对财富和奢侈品的追求，都为商业的发展、活跃创造了条件。由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更为商业的畸形繁荣提供了动力。这一时期，南方的海外贸易，北方对西域的贸易，都不逊于前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时代，是人民苦难最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是最能显示人民力量的时代。在十六国时期，历史似乎走上了绝路，但经济仍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力的社会代表--生产者通过各种斗争，或在生产斗争领域中进行新的创造，或迫使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干脆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权。他们的努力，也使保护生产力的政权得以生存、巩固、发展。劳苦大众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宰。 　　二、三国西晋经济的逐步恢复（一）汉末北方经济的大破坏东汉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外戚轮流擅权。他们不仅相互倾轧，卖官鬻爵，滥兴刑狱，而且还利用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并将沉重的租赋徭役转嫁到百姓头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日趋破产，部分丧失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实际上，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在镇压黄巾大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瘟疫横行，东汉社会经济由隐性破坏变得明朗化。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规模空前的巨大浩劫中，全国各地区社会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其中，北方经济所受破坏尤为惨烈。人口锐减、宫阙破败，农田荒芜，工匠逃匿，饿殍载道，尸横遍野。古老的北方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1。户口的大量耗减汉末是一个分裂和战争的时期。当时，战争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战争；另一类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征战。让我们先看第一类。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黄巾军在北方7　州28　郡同时俱起。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兵败阵亡者近20　万人；皇甫嵩、朱。。击败颍川黄巾军，仅斩首者便不下13　万人；初平二年（公元191　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义军6　万人以上，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江河。这里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而在双方进行殊死大搏斗时，官兵的死亡也不会少。大战以后，"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之声"。这些被大量屠杀的，原本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被大量杀害，致使社会生产力所受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军阀间的战争给无辜百姓造成的灾难，更是不可胜言。军阀战争残害百姓，一是战场上的互相斩杀，二是杀害无辜百姓。前者如董卓死后（公元192　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①。兴平二年（公元195　年）袁绍部将麴（qū，音曲）义破公孙瓒于鲍丘（今河北省渔阳县），"斩首二万级"②。陶谦和曹操作战，陶谦兵败而逃，"死者数万。"③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这是军阀相残的人口减耗。无辜百姓在军阀屠刀下丧生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董卓入洛阳以后，曾派军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正赶上百姓聚在一起举行春季祭社活动。卓军便诈称这些人要造反，于是把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回到洛阳，声称破贼大胜。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数百万悉数胁迫随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①　《后汉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③　《三国志》卷八《陶谦传》。 　　董卓死前，其部将李傕等在中牟战胜朱。。（jùn，同俊），乘势抢掠陈留、颍川各县，"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①兴平元年（公元194　年），曹操再攻陶谦，下取虑、雎陵、夏丘等五县后，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正是由于这些军阀们滥杀无辜，才造成了到处烟火断绝，杳无人迹的荒凉景象。 　　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疾疫。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已不注重生产和抗灾；而人口的大量死亡又是疾疫流行的温床。汉末，自黄巾起义以后，小的、局部的天灾几乎年年都有。其中，重大灾害是兴平元年（公元194　年）发生的蝗灾和旱灾。史书记载说，这一年，蝗虫起，百姓大饥。"三辅（关中）大旱，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白骨堆积"。曹操与吕布争兖州，因"军食尽"，想投靠袁绍，后听程昱建议乃止。次年（公元195　年）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二月，渡过黄河至安邑（今山西夏县）。因为这一年又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所以仍然"无谷"，随从官吏靠食枣、菜活命。仅有的一点粮食，也因"诸将不能相率"，被抢吃光。献帝曾采取拜坞主为官的办法，希望能得到他们赠一点食品，刻官印供不应求，便用锥子画一画，表示有文字就算数。建安元年（公元196　年）七月，汉献帝到了洛阳，随从官吏依然没有粮吃，尚书郎以下皆亲自采野稻充饥。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所将千余人，皆无粮"；到了新郑（今河南郑州），杨沛将收藏的千余斛干桑椹献给曹操，以救一时之急②。由此可见，自兴平元年到建安元年的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于给当时的战乱经济雪上加霜。 　　瘟疫的流行，是造成经济破坏的又一个因素。据记载，汉魏之际，大疫共有三次。一次是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　年），大概与统治阶级残酷屠杀黄巾军有关。第二次是建安（公元196-220　年）中，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宗亲死者甚众，百姓得伤寒死者十之七。这成了他编撰医学名著《伤寒论》的一个契机。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　年）。这一年，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皆染疫而亡。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①说的就是这次大疾疫。大疫降临，往往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甚者全家死光，"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②，连逃亡躲避也来不及。可谓一人染疾，一家俱亡；一家染疾，一族俱伤，只有坐以待毙。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战争、灾荒、疫疾是造成汉末中国，尤其是北方人口锐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们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确如晋人山简所综述的那样，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的30　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③　。 　　除了直接死于兵燹、灾荒、疾疫之外，北方人民为了逃避天灾人祸，大量流移逃奔他乡，流向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汉末三国之初，民户流徒方向及区域有三：一是由关中、中原流入长江上游的巴蜀以及中游的荆襄地带。史载：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今四川）数万家"④。又"关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五《杨沛传》。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②　《后汉书》志十七《五行志》注。 　　③　《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简传》。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引《英雄记》。 　　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①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或渡海依公孙度于辽东。史载，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均避难辽东；袁绍据河北时，逃入乌丸、鲜卑的汉人也不少；建安十二年（公元207　年），曹操为扫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征三郡乌丸，大破之于白狼山，"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②。其中，一部分就是流入乌丸的汉人。三是由中原流徙入江、淮间。青、徐、兖、豫及淮北人民大都先避难淮南，继而再渡江，散居江东。三路流民中以这一路为最多，故亦屡见记载。史载，孙策占有扬州以后，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③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年），曹操欲北徙江淮间十余万户，结果弄巧成拙，这些人均渡长江进入吴境。《三国志·吴书》列传中有名的吴臣约60　人，其中，来自中原者约占半数。至于普通群众及依附于士人流徙江南的则难以统计。如，鲁肃便是由淮、泗间率其部众"男女三百余人"④避乱江东。可以想见，随他人流徙江南者必不在少数。 　　战争、天灾、疾疫造成的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人口的四散流徙，使北方人口骤减。西汉平帝元始年间，有户12233062，有口59594978，这是西汉户口的最高记录。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这是东汉户口的最高记录，及至西晋灭吴以后，总计不过有户2459804，有口16163863。而且，这是在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统一南北后的数字，是经过三国半个世纪恢复后的数字。三国时期户口数字，自然比这要少。故史言当时天下户口减耗，十存其一，这是曹操已败袁氏以后的估计。到曹丕称帝以后，蒋济和陈群在上疏中都说到当时户口"不过汉时一大郡"①。对这些议论，朱大渭同志经过考察后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②在战乱频繁的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当时人的诗文中也有反映。王粲在《七哀》中说："出门无所条，白骨蔽平原。"曹操在《蒿里行》中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对当时现实的写照。 　　2。汉末农业的大破坏汉魏之际，由于战争、天灾、疾疫和流移逃散，北方的人口骤减。农业生产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粮价高涨和人的饥馑死亡。洛阳附近是"树木成林"，河内地区一片荒凉，至晋初，仅此一郡即垦荒五千余顷。所谓"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③的现象十分普遍。淮河南北，"不居者各数百里。"④与土地荒芜相伴而来的，是粮食的匮乏和粮价的高涨。董卓时，"谷一斛至数十万"。汉献帝兴平元年，三辅"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 　　①　《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卷二十二《陈群传》。 ②　《魏晋南北朝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见《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3　期。 ③　《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 　　人相食啖，白骨委积"⑤。"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旱蝗之灾，人始知采稆（lǔ，音吕，野稻），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⑥伴随粮荒的是饥馑和死亡。袁绍军在河北，靠桑椹充饥；袁术军在淮南，以蒲蠃（蚌蛤）果腹。"江淮间空尽，人相食。"曹操在兖州，逢兴平元年大旱，蝗灾，"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以至新招募的吏兵，因为没有粮食供给而罢遣。荆州本富庶之区，经过战争，"荆州荒残，人物殆尽。"从这些简单的记录可以看出：东部，起黄河以北的幽、冀，南至江淮；西部，北起关中，南至荆、襄，到处是饥荒，甚至人吃人也屡见不鲜，反映出长江以北的发达的农业区如今都是满目荒凉了。 　　3。城市和工商业的破坏三辅、三河地区，素以经济发达闻名天下，两汉的都城洛阳、长安和中原的若干大城市，均位于这一地区。然而，在东汉末年这场浩劫中，它们却首当其冲。史载，董卓西迁长安时，命令他的部下将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之内烧掠一空。他自己则亲自带队把洛阳城内南北宫、宗庙、府库、民家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城内扫地殄尽。"①故而，当汉献帝由长安落难逃回洛阳时，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只剩下断壁残垣；曾错落有致、宽阔通达的大街已掩埋于一片杂草、瓦砾之下。三辅地区及其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城，所受破坏也一样严重。董卓死后，其部下李傕、郭汜争权混战，死尸枕积，"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病、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②，咸阳萧条，人无以衣食，吃酸枣、野菜，穿从坟中掘出的衣服以蔽体。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于世的关中地区顿时变成面目全非的一片荒土。河北的邺城，算是破坏较轻的，但人口稀少，经过曹操父子的苦心经营，才略有起色。徐州原本"百姓殷盛，谷食甚丰"，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杀，许多县城成了空城。汉末仲长统在《昌言·理乱》中说：自春秋以后，天下愈乱，破坏愈甚，东汉末年的大破坏所造成的是所在"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①，充分概括了当时城乡一片荒凉景象。城市手工业由于城市之破坏而陷于停顿。在锋镝（di，音滴）之下侥幸活下来的工匠们，或随流民四下逃散，或被一些军阀集团所控制。当时，矿冶业几乎陷于停顿。铁成为稀罕的材料，原来用以铡断罪人左右脚的铁刑具，这时都换成木制的。不但是铁，连铜也几乎停止开采。魏国曾经一度废除钱币，以谷物交易。这主要是由于商品生产萎缩，不需要钱币，但铜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史称，刘备曾"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②我们知道蜀地本身是产铜之区，西汉赐给邓通的铜山即在蜀。此时假使产铜丰富，刘备的帐钩就没有销毁的必要。由于农业、手工业破坏严重，商业、商品经济自然更谈不上了。货币基本上停止流通，有些交易也多以谷帛为媒介。市场虽未断绝，但萧条冷落。魏初文帝至南阳，以"市不丰乐"⑤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⑥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粲《英雄记》。 　　①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及注引班彪《续汉书》。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①　《全后汉文》卷八十八。 　　②　《南齐书》卷二十八《崔祖思传》。 　　拘捕了太守杨俊。 　　总之，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初年的三十几年间，中国北方经济--包括关中、中原和淮北，在战火、饥荒、瘟疫的交相侵袭之下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流散，烟火断绝，呈现一片萧条景象。而巴蜀、江南凭依高山、大江之险，经济所受的破坏要轻些。南北经济的这种不同，是三国鼎立的物质基础。三国立国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促进各自经济的恢复。 　　（二）魏国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1。屯田制的实施（1）推行屯田条件的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曹魏政权的开创者和继承者面对的是社会经济饱受战乱、灾荒、疫疾破坏的北方"重灾区"。这里，粮食奇缺，粮价昂贵，人民死于饥馑者不计其数。不仅百姓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就连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也常因粮饷匮乏而"瓦解流离，无敌自破"①。在这种形势下，谁能把失散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并保证他们能进行正常生产，谁就能生存、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曹魏统治集团比当时北方的其他集团觉悟得早。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　年），曹操刚到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就向他建议说："如今天下分裂，献帝西迁，百姓不能生产，因饥馑而到处流亡。公家无一年的储备，百姓也无安居乐业的心思，这样是无法维持很久的。如今袁绍、刘表，虽然人多兵强，但都没有'经远之虑'，也没有'树基建本'的行动。战争以正义取胜，但胜利成果要靠发展生产来保持。因此，政治上应该迎汉献帝回来，经济上应该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才可能成就霸王之业。"曹操听了，深感毛玠意见之正确，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能立即实行②。建安元年（公元196　年），曹操平定兖州之乱后，又打败颍川、汝南黄巾余部，占有兖、豫二州之地，实施毛玠建议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就在这一年，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明确指出："秦人（商秧变法以来）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①由此可见，曹魏统治集团主要是从秦汉以来的赏农功、行屯田得到启示的。他们把汉代西域屯田这种形式同当时魏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内地推行屯田，这是他们的一种创造。在内地屯田，也不是曹魏首创。在建安之前，徐州牧陶谦，在镇压黄巾军之后，于其境内实行屯田。他以陈登为"典农校尉"，"巡田土之宜，尽凿溉之利"，收到"秔稻丰积"的效果②。幽州的公孙瓒，于兴平二年（公元195　年）在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开置屯田""积谷三百万斛"③，以逸待劳，同袁绍争衡。这些都为曹操集团提供了现实的借鉴。但是，把屯田大规模推行于内地，则是自曹操始。汉末以来，"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屯田用土地不成问题。建安元年，曹操镇压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获得一批屯田所需的劳动力、耕牛、种子，实行屯田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因此，当谋臣枣祇、韩浩再次提出实行屯田的建议时，曹操立即采纳，并在许县开始兴立屯田④。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许多人认为建安前曹操已行屯田，并举夏侯惇为例。据《三国志》，公元194　年，惇为东郡太守，张邈为陈留太守。邈等叛迎吕布，操只有鄄城、范、东阿三县，皆不在济阴、陈留郡。公元195　年，吴资为济阴守。夏，操始拔济阴郡治定陶；12　月，始拔陈留郡治雍丘。因此，惇为陈留、济阴太守必在建安元年以后。详见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　年第一版。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或《全三国文》卷二。 　　②　《三国志》卷七《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③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④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全三国文》卷二。 　　（2）屯田的两个系统曹魏屯田，就其全过程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安元年到建安末年，以民屯为主。第二阶段，从曹丕建国到魏末，军屯民屯并重。建安元年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效果显著，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将民屯制推广到新开拓的地区。随着曹操争夺战的胜利和魏国军事上的需要，民屯制不断扩大。建安末年，这种以民屯为主，军屯为辅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据史载，建安21　年（公元216　年）曹操受汉献帝封为魏王，司马懿乘机进谋让20　余万军队"且耕且守"①，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对军屯由次要地位上升到与民屯并重的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曹丕称帝后，军屯的组织系统便完备起来了，直到正始年间（公元240-249　年），又在邓艾的筹划和司马懿的支持下，扩大了淮南地区的军屯②。因此，从建安末年到曹魏末期，是军屯的迅速发展时期，也是军屯与民屯并行的时期。 　　军屯和民屯是曹魏屯田的两种类型。民屯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不同于州、郡、县系统。曹魏时，凡有民屯的郡或国，均设有典农中郎将，或设典农校尉，二者均相当于郡守，主管该郡国内民屯。凡有民屯的县，同样均设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主管该县内民屯。由于郡国有大小轻重之别，故典农中郎将与典农校尉及典农都尉的官俸、级别亦有高、低之分③。典农都尉又称"屯田都尉"或"绥集都尉"。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均可简称"典农"。其下属官有司马、功曹、纲纪，上计吏等④。典农所属屯田民，叫"屯田客"或"典农部民"，是不同于郡县编户齐民的一种封建依附民。他们不由郡县乡里组织管辖，而是由屯田官管理。民屯的基层组织叫"屯"。每屯设司马一人，谓之"屯司马"。每屯多少人，很难确说。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下诏，派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奚官奴婢往新城（今河南伊川）代替屯田兵种稻，"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⑤如果这里是曹魏旧制，则民屯或以50　人为一屯，与军屯以60　人为一营不同。屯田民既不能自由迁徙，也不能向郡县管辖的编户转移，只能世代替官府屯垦田地，接受其军事编制的严密监督，过着农奴式的生活，被人们视为贱类。 　　军屯的开创，大致与民屯同时。但大规模正式创立，大概始于建安末年司马懿建议军队"且耕且守"之时。军屯的组织系统，完全与军队的组织系统相同，军屯的各级将领同时就是军屯的管理者。营，是军屯的基层组织，但军屯创立初期每营多少兵士尚不明确。曹魏齐王芳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始创每"营六十人"的制度①。至于军屯的管理机构，也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建安年间，除各级将领兼管军屯以外，无其他管理军屯的组织系统。但到魏文帝黄初年间，由于军屯的扩大，也设置了专门管理军屯的官吏。管理基层组织营的长官是司马，上面依次设度支都尉、度支校尉或度支中郎将，各属于县级、郡级主管军屯的官吏。军屯的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所经历的变化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反映出军屯比重的增加确实晚于民屯。曹魏的兵士称 　　①　《晋书》卷一《宣帝纪》。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③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魏志》。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及《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⑤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为"士"，其子谓"士息"，妻谓"士妻"，家谓"士家"，其户籍谓之"士籍"。他们的妻室儿女，不仅不能随军居住，而且被先后集中于邺城与洛阳等地，作为人质，以防止士兵的逃亡和叛变。他们作为兵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一旦被列入士籍，就不能改业，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相袭为兵士，甚至兵士身死后，其妻也得改配士家，其子女也只能在士家之间婚配。这即或制度上不完全是这样，但在实际上也往往如此。他们被迁徙至邺、洛阳附近易于控制地区以后，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屯田，近人称为"士家屯田"。士家屯田是军屯的一个部分。 　　（3）屯田兵民的课役负担屯田军民的课役负担，因具体情况差异而各不相同。战斗部队利用战斗间隙的屯田，其产品可能全部上缴国家，然后计日领取口粮。屯田客和以屯田为主要任务的田兵和士家，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土地上世代相袭的农奴。他们租种国家的土地，有的还使用官牛，给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田租，交多少，依什么为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交，在实施屯田之前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计牛输谷"，即按租用官牛头数计租。这种主张，最初曾一度占据上风，并据此拟好了实施办法，准备施行。但羽林监枣祗等人坚决反对，反复来说计牛输谷，"大收，（官）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减免），大不便"，因而主张按实际产量分成，实行计产分成制。军祭酒侯声反对枣祗的主张，说："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原因是它不像计牛输谷那样，收成增加了，归了佃客，而是大部分归了国家。这种办法有利于官府积聚粮谷，而佃农则吃亏了。故曰"于官便，于客不便"①。侯声是站在佃客立场上 讲话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讲话经济运行调度会讲话志愿服务队成立讲话校长高三动员讲话经济指标调度会讲话 ，争论的结果，自然是"于官便"的计产分成制占了上风。于是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租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官民中分。这个租率与秦汉以来的公私地租率大体相同②。屯田客、田兵、士家大致都是按这个标准向国家纳租。田兵还有作战运输等负担，而民屯佃客是否还有兵役和徭役负担，目前还有争论。我认为：建立民屯之初，是"专以农桑为业"的，因为当时生产粮食是比服役更重要的任务。其后，从制度规定来说，依然如此，是不服役的。但是，与屯田相关的劳作如修建粮仓、修路建桥、运粮入库等，都是他们份内的事。在吴、蜀边境的屯田客都有且佃且守的任务。居于内地的屯田客，若遇突发事件，往往也被临时征调参加战斗。如颍川典农参与镇压许昌叛乱即其一例。其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屯田地位下降，新统治者往往不再遵守祖先成法，征调屯田客服役，如魏明帝征调屯田客大修宫室即其例。魏明帝以后，破坏原有规定的事更多了。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按制度规定屯田客是服兵役、徭役的。 　　（4）屯田的规模和成效曹魏的屯田区分布很广。自建安元年许下屯田取得成功后，第二年便下令"州郡例置田官"，屯田便在当时的辖区内推广了。曹操当时的辖区还只限于司、兖、豫三州，见诸记载的屯田区有颍川、许昌、襄城、汝南、西平、西华、睢阳、梁国、陈国、谯郡、沛国、洛阳、新城、荥阳、河东、河内、野王、弘农、宜阳、原武、汲郡、上党、陈留、济阴、东阿等地，这对于司、兖、豫三州来说，可谓是"州郡例置"了。它们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其与 　　①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②　《汉书·食货志》上载：秦汉以来私家地主出租土地的地租率为"见税什伍"。汉代居延一带屯田收租则为50％。 　　邻省交界地区。后人对史书记载一面说曹魏屯田"州郡例置田官"，一面见诸记载的屯田区又只有数十个迷惑不解，这是由于忽视了下令"州郡例置田官"的时间和空间。其后，曹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和统一后又新设了一些屯田区。如平袁氏后，便在冀州首府附近设邺、魏郡，列人等屯区；又因幽州是对乌桓的前线，因此，在蓟（今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设蓟、潞、昌平等屯田区。曹操统一北方及建国以后，主要战争已在吴蜀前线，因此，在对蜀前线的关陇地区设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屯田区；在对吴前线的淮南地区，设淮南、寿春、合肥、皖、蕲春、广陵等屯田区。此外，为了保持与西域的联系，在酒泉、武威等地也设了屯田区。总之，见诸记载的屯田区或有迹象证明可能属屯田区的约有40　多处。其中，以淮河南北的屯田区规模最大。正始四年（公元243　年）司马懿伐吴，因而提出扩大屯田，以为灭吴之资。乃派邓艾考察颍水两岸以至寿春等地带。邓艾以为这一地区田良水少，不能发挥水利，主张开渠溉田，以积军粮。于是提出停止颍水上游许昌一带的稻田、引水东下，淮北安2　万人，淮南安3　万人，十分之二的人轮休，经常耕作的有4　万人，且佃且守。如果水流充足，每年比许昌一带的年收成高出三倍以上，除去消费，每年可积军粮500　万斛，六七年间，便可积3000万斛，足够10　万军人吃5　年。依此灭吴，则无往不克了。司马懿听后，立即上报施行。在江淮间，北临淮水，自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以南，横石（今安徽安庆江对岸）以西，直抵沘水（今安徽六安，霍山一线）凡400　余里，作为淮南屯田区；又在颍水两岸设淮北屯田区，扩建淮阳、百尺二渠，与黄河支流连接，下通淮、颍二水，水源便有了保证。又修了大小许多陂（bēi，音碑）塘，在颍水两岸开水渠300　余里，灌溉农田2　万余顷。淮南主要是军屯，淮北大概主要是民屯。淮南、淮北连成一片，又与豫州原有的屯田区连接，所以说，从寿春到京师，屯民田兵，烟火万里，鸡犬之声不断，田畴阡陌相连。汉末袁术在淮南时的残破景象不见了。 　　曹魏屯田，从建安元年（公元196　年）算起，直到魏国被晋取代（公元265　年），几近70　年。历时长，范围广，影响深，作用大。广行屯田的结果是：许昌屯田，得谷百万斛，其后"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①王昶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 　　huó，音酌）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②明帝曹叡时，司马孚以关中"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修水利，灌溉稻田，使得官民都有积蓄。特别是邓艾在淮水流域的屯田，效果尤其显著。从前征吴，运兵过半，既费钱粮，人又劳苦，总以为是大役。屯田后，大军征吴，乘船而下，到达江淮前线，"资食有储"，已不劳转运。曹魏屯田为曹操"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和司马氏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资保证。 　　屯田按军事编制进行生产，人身束缚很强，剥削也重，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农奴制。但是，在当时战乱与大破坏的形势下，它是保存和发展生产力的适当形式之一。 　　①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七《司马孚传》。 　　2。州郡农业的发展屯田以外，曹魏政权对州郡所辖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加强了管理。为数众多的小农经济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也起着重要作用。曹魏政权按户口、垦田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决定官吏的升降。于是，各级地方官都注意招集流亡，督促农民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汉末，关中战乱，十余万家流入荆州。后来听说本土安定，都想回来，但因缺犁、牛无法生产。卫觊请示曹操实行食盐专卖，用收益买犁、牛发给返乡农民，结果"流人归还，关中丰实。"张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颜斐为京兆太守，令民"整阡陌，树桑果"，闲月上山砍木材做车，又令民养猪狗卖以买牛，使京兆成为关中富实之区。苏则为金城太守，招诱流民，"流民皆归，得数千家。"杜畿做河东太守16　年，注意发展农业，规定百姓养母牛、母马和猪鸡狗等，结果"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军粮全靠河东供给，战争结果，尚有余粮20　余万斛。郑浑为沛郡太守，垦田年年增加，政府租入增加一倍。刘馥为扬州刺史，招集流亡以万数，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各郡、县地方官所招集的流亡人口，构成数量很大的小农或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他们由政府给犁、牛及土地，但必须负担田租和户调。在曹魏平邺以后，就立刻颁布了《收田租令》，规定田租每亩征收4　升，户调征绢2　匹，绵2　斤。二者合称租调制。曹魏实行的租调有不同于汉代的新特点。就田租来说，"亩收四升"，改变了汉代定率田租制（"三十税一"至"什税一"不等）为定额田租制，此其一；其二"他不得擅发"，除去了秦汉沿袭下来的附加税，如刍、槀税等。这样，小农获得了增产不增租的好处，还免去了估产时的额外盘剥。我们再看一下曹魏的户调，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实物税"户输绢二匹，绵二斤"代替了汉代"口钱，算赋"以钱币纳税。二是按户计赀征收，户调之名由此而来，这同汉代口钱、算赋按人口征收大不相同。三是除每户调绢2　匹、绵2　斤的定额外，无其他征发。即户调制也属于定额税制度。曹魏租调制是一种适应对"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特点"的剥削制度①。它客观上有利于小农的生存和发展；其实施后流民自归，安心生产，当与此密切相关。 　　3。曹魏农业经济的恢复曹魏在大兴屯田和州郡农业的同时，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北方的农业较快地恢复了。就水利事业而言，曹魏时兴建修复了不少渠堰堤塘，以满足灌溉农田的需要。这些水利设施中，重要的有刘馥任扬州刺史时在淮南修复的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è音饿，犹堰）；豫州刺史贾逵所修鄢、汝新陂、小弋阳陂和贾侯渠；沛郡太守郑浑在萧、相二县内修的郑陂、济阴，陈留太守夏侯惇所修太寿陂，刘靖在蓟县附近修的戾陵堰，车箱渠，青龙年间在关中修的成国渠，临晋陂，以及邓艾在淮水以北所修的水利工程。其中，青龙元年（公元233　年）修的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陕西兴平东南）；筑临晋陂， 　　①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二册第8　页。 　　引■、洛、溉■鹵之地3000　余顷，粮食丰收，国用充实①。幽州蓟县附近的戾陵堰、车箱渠，流经四、五百里，溉田万余顷②。芍陂，周围120　里，可溉田万顷③。七门三堰，则可灌溉田2　万顷。而郑陂既成，连年丰收，垦田年年增加，"租入倍常，民赖其利"。 　　曹魏政权注意改革生产工具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东汉时已开始使用的灌溉工具翻车，经马钧改革后更轻便适用；西汉赵过创立的耧犁耕作下种技术，在曹魏嘉平年间，由敦煌太守皇甫隆带到敦煌加以推广，结果改变了这一地区旧的耕作方法，"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④。 　　水稻在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种植，始于殷商时期，历西周、春秋、战国至秦汉，均未间断。曹魏时开始在北方大规模种植水稻。据近人考证，建安元年的许昌屯田，以淮水，颍水南北一带的屯田，沁水流域的屯田等都是水稻田⑤。由于屯田种植水稻多，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得以迅速提高。晋人傅玄说："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①。比较当时亩产平均三斛（hú，音胡）左右，（一斛约相当二斗多）十斛则为良田来说，粮食亩产量确有很大提高。在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不只标志曹魏农业的发展，而且是农业技术上的一个进步。综上所述，在汉末社会经济残破，生产凋敝，群雄割据的过程中，曹魏统治集团洞察当时严峻的形势，一方面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使自己师出有名；另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广开屯田，大兴水利，招徕流民，开垦荒地，颁布新的租调制等等。实行的结果，使北方残破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随着户口、垦田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封建政权的收入随之增加，"所在积粟，仓廪盈溢"多见于记　载。经济实力的增强，直接而有力地支援了曹魏政权的军事行动，并且日益巩固了其政治地位。还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4。曹魏的手工业和商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封建国家而言，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随着曹魏统治区内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一些起色。先看手工业。曹魏时，马钧改进了织绫机，既省工时，织出的绫锦也十分美丽。魏明帝时，曾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绛地绉粟罽，茜薿、绀青，绀地句文锦，白绢等丝织物，则当时丝织品的花色品种还不少。这些丝织品或来源于官府工匠所织成②，或来源于西蜀。作为同农业密切结合的副业而存在的民间丝织业更是遍布州郡。丝织业的原料是蚕桑，因此，可以想见，曹魏的桑蚕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 　　③　《水经注·肥水》。 　　④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⑤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1986　年12　月版，第117　页。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载：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此女工即在官府作坊织造官练者。 　　武器和农具的需求量很大。汉武帝时所创之盐铁官营，东汉中期本已废除，至三国初又恢复。在冶铁业方面，曹操懂得"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①的道理，取得河北以后，立即派王修为首任司金中郎将，专管冶铁事务。韩暨为监冶谒者，改变过去冶铁鼓风使用马排的旧方法，凭借水流创造出水力冶铸鼓风机（即水排），其功效数倍于旧②。韩暨任监冶谒者七年，以"器用充实"，功劳卓著，加官为司马都尉，位仅次于九卿。在制盐业方面，魏有海盐，河东解池盐，武威、酒泉池盐。卫觊与荀彧书曾说："盐，国之大宝也"。嘉平四年，以五千人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邓艾平蜀后，曾建言"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③曹魏在当时的情况下，承继汉武帝以来的盐铁专卖政策，由政府设官专管盐铁，保证了战争急需的武器以及恢复农业生产急需的农具、耕牛（如以盐之收入买牛、犁租给返回原籍关中的流民）。 　　到曹魏中期，商品交换也有了起色。首先，五铢钱在明帝时重新使用，直到西晋。同时，昔日被夷为废墟的洛阳，到齐王曹芳时，已是"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了。而邺城，由于它是曹操为魏王时的魏国都城，位于冀州要冲，遂为黄河流域一新兴商业名城。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有限的。如南阳太守杨俊曾因"市不丰乐"受到魏文帝的处罚。货币的使用也有限，往往是谷帛并用。 　　总之，曹魏的经济，尤其是农业，成就是巨大的。在一个经济残破，人民到处饥馑流亡的时代，发展生产是社会最高利益，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以曹操为代表的曹魏统治集团，抓住了这一环，并取得了成就，所以他们在群雄角逐中胜利了。他们的继承者承袭了这个传统，所以，又使历史前进了一步，完成了统一。 　　①　《三国志》卷十一《王修传》注引《魏略》载曹操与王修书。 　　②　《三国志》卷二十四《韩暨传》。 　　③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卷二十八《邓艾传》。 　　（三）吴蜀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社会经济受破坏最严重的是关中、关东两大古老经济区以及东汉中期才开发出来的江淮之间的经济区。在这场大破坏中，位处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荆、扬、益、交各州，由于高山大河的屏障作用，受到波及的程度小得多。因此，这些地区就成为北方流民逃难的乐土。北方流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开发江南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蜀汉的经济（1）刘备入蜀我们知道，赤壁战前，曹魏集团已经平定了河北袁氏的势力，统一了除关陇外的北方广大地区。而此时，作为后来蜀汉政权创立者的刘备，尚寄寓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在荆州期间，刘备多方延揽群士，充实自己的队伍。尤其是请出了流寓荆州的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为其出谋划策。另外，经过刘表的同意，清查荆州管内逃户，扩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又给此后刘备蜀汉政权的建立和三国鼎峙局面的出现勾勒出了一幅蓝图。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刘备、孙权联合，共挫曹军锋刃于赤壁。 　　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战后，曹军退回北方，刘备占据荆州江南四郡，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同时，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战略意图伺机向益州发展。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　年），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刘备趁机率军入蜀，留关羽等守荆州。十九年（公元214　年），刘备取刘璋而代之，正式占据益州。二十四年（公元219　年），刘备击退曹军，占据汉中，巩固了益州北面门户。同年。孙吴袭杀关羽，占有荆州。其后，刘备曾想夺回荆州，结果失败。至此，蜀汉集团的控制区局限于益州了。 　　（2）蜀汉的农业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　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①，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②。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③，汉中地区也是"民殷国富"①。这同惨遭破坏，户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显著的反差。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经济状况同北方的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②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样，让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 　　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富国安家"③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史书上关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④"闭境劝农，育养民物"⑤，"休士劝农"⑥等记载，比比皆是。他反对"妨害农事"⑦。认为"使民心不乱"，才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①，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②，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③以上的记录。 　　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见于记载的，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云："（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④。蜀末，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yi，音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⑤，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②　《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 　　③　《诸葛亮集》卷三《治人》。 　　④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⑤　《三国志》卷四十二《杜微传》。 　　⑥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⑦　《诸葛亮集》卷三《治人》。 　　①　左思《蜀都赋》。 　　②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③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⑤　《三国志》卷三十九《吕乂传》。 　　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陜降都督（今云南味县），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政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①。史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②就是对他发展农业的肯定。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末，犹谓"男女布野，农谷栖亩"③，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3）蜀汉的工商业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④，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⑤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⑥。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①。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②。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国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③。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国，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蜀汉的商业可分两类，一类以交聘、互市的形态存在。如诸葛亮曾以川 　　①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③　《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刘敏"条。 　　④　左思《蜀都赋》。 　　⑤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锦》。 　　⑥　徐中舒：《蜀锦》，《说文》三卷第七期；缪钺：《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成都晚报》1962　年7月12　日。 　　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布帛部·锦》引《丹阳》；《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引《诸葛亮集》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②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斐注引《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