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下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与优先选择
伴随着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效率与公平这一对在每个法律部门都会存在的价值冲突的矛盾问题毫无例外的出现在了行政法这一领域内。我们会不可避免的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做出一个优先选择。
我先声明我的观点：
当行政法下公正与效率发生价值冲突时，我的选择是公正优先。
一、公正
公正意为公平正直，没有偏私。没有偏私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而言没有偏私，因而，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内含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在常规情况下，这一标准便是法律。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公正标准。
那么在行政法领域内的公正指的就是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行政执法活动中保持公平正直，没有偏私的行为。具体有以下的本质要求：
1、依法办事，不偏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办事,是行政执法法治理念的要求。法律不是确定某一个人的特殊利益,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针对人们整体,确定人们整体利益的。因此,它不会对处于同样情况的人,作出不同的规定。行政机关如果离开法律办事,就可能因感情或其他因素而不能一视同仁,就可能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从而出现不公平、不公正。
2、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这一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行政机关无论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授予相对人权益，还是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无论是赋予相对人某种资格，还是对相对人科以某种处罚，都必须平等地对待相对人，不能因相对人身份、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
3、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相关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政策的要求、社会公正的准则、相对人的个人情况、行为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果等。专断就是不考虑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凭自己的主观认识、推理、判断，任意地、武断地做出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既要合法，也要适当。
4、比例原则。实体公正还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即行政机关采取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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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即使万般无奈之下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也要求小于因此取得的行政收益。
在行政法下强调公正，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延伸与具体化，其意义是有助于实现行政活动的公正与公平，强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能切实的提升行政效率。
二、效率
“效率”原本是物理学上的概念，在经济学上的效率是指投入的成本与产出的成果之间的比例，追求效率的目的是为了以最少量的投入获得最大量的产出。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层面，效率就可被理解为人的活动与其实现的目的之比。因此，所谓效率高，就是在单位时间里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多，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也就意味着节约了时间。
由此，在行政法领域内的效率可以界定为行政法上的效率是指行政法的制定、实施的成本与其所能够实现的行政主体行政活动以及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成果之间的比例，即行政主体行政活动的效率与行政相对人行为效率的统一。
行政法下的效率原则要求在行政的立法与执法活动中，行政人员要保持高效或保持高效的思想原则，具体的本质要求如下：
1、既要求行政机关充分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又应强调程序的协调、紧凑、便利，重视行政程序的可操作性，并根据不同情况实施简易程序和紧急程序。
2、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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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时效制度，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行为给予时间上的限制，以保证行政效率和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制度，可见，合理的时效制度不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也具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正价值。
3、适当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体现了行政法所追求的是行政效率与行政相对人行为效率的平衡，行政法应当将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行政效率的意义在于，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高效的政府会赢得人民和社会的好评和极力拥护，而这对于提高政府的权威、感召力、影响力、诚信度，实现政府与社会和公民的良性互动，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推动社会全方位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三、行政法下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看待行政法下效率与公平，二者即是一对矛盾，但就是谁是主要矛盾，谁是次要矛盾，这就要放在当今中国行政法治环境下进行分析。
我国现行的行政法法律制度中虽然侧重于保障行政管理效率，但忽视保障公民权利的公正价值并没有带来高效率，我国目前的行政效率仍不高。例如在行政组织方面表现为机构臃肿，各行政机关之间职权交叉、内部分工不明确，相互推诿现象严重；行政程序繁琐，行政执法效率不高；在行政诉讼中，有些法院超审限的问题比较严重。行政管理效率的低下造成了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率也相对低下。
我的观点是，在行政法下出现公正与效率价值冲突时，优先考虑公正，兼顾效率。
原因如下：
其一、优先考虑行政公正可以提高行政主体的权威性，减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争议冲突，节约行政相对人时间，促进行政效率提高。
在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目标应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法行政，公正优先，使行政权力正当的行使，既是对行政相对人负责，同时也减少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冲突，以公正优先，给予行政相对方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是节约了双方的时间，减少了行政诉讼概率，降低了行政成本，构建了一个搞笑的行政执法环境。
其二、效率优先出现的行政失误会导致公正迟来，实质是上拉低行政效率，并无提高。
举一个刑法领域的例子，虽然不是很恰当，但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片面强调效率优先的问题：
在2004年11月公安部南京会议（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上，公安部认可了此前湖北、河南等地所作的尝试，正式提出“命案必破”口号。命案侦破率节节攀升。但正当人们开始总结这一经验时，“佘祥林冤案”在荆门市曝出，后来对该案的调查表明，公安机关单纯追求“命案必破”，成为个别警察不惜刑讯逼供的心理诱因。
这就是典型的公正与效率失衡，只是片面的强调效率优先而导致舍弃公正追求效率，导致冤案也“节节攀升”，冤案的大量存在，导致实质上效率也并没有提高。我们说提高行政效率必须以依法行政为前提，因为偏离了正确方向的所谓效率行政只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绝不是真正的高效率，只能是虚假的效率。
由此我得出，在行政法下公正与效率发生价值冲突时，公正优先的价值选择，既是从行政相对方的利益角度进行的考量，同时也是出于对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法治建设的稳定性做出如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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