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材料看唐宋女性生活

从虫土材料看唐宋撰文小南参童君“材料”与“问题”，始终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挑战。要求得研究中实质性的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只能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不仅有赖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也有赖于史料范围的再开拓。本文所谓“出土材料”，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包括文字的与非文字的实物，特别是出自墓葬遗迹的材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较为贴近地观察唐宋时期的女性生活。鬣(一)墓室画作继汉代之后，唐代是以壁画装饰墓室的又一高峰时期。墓葬中的女性群体形象，仪态雍容，闲雅散淡，通常是墓中绘制得最为精美的作品。壁画上的女性着装，是一个有趣话82I文史知识2o113题。人们不仅能够藉以了解当时的衣食生活水平，也可以窥得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唐代前期，特别是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妻妾，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展现出时人的性别意识。从贞观十七年(643)葬于昭陵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载(745)的苏思勖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着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这类形象一般头戴幞头，或扎布条，或露髻，身穿圆领或翻领长袍，腰束带，下身着紧口条纹裤，脚蹬女式线鞋或翘头靴，双手或隐于袖中，或捧包袱等物。从其细眼红唇，以及身姿、动作、持物等情形看，可以判定出其女性特征(见图1)(本文有关女扮男装的叙述，参见荣新江《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载《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723-750坟壁画的比较研笕》，《居研冗》弟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67页；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1984年第4期)。出土于墓室中的绢麻画、屏风画，通常以少数或个别人物为描绘主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出土了若干伏羲女娲图。画面虽然具体形象不同，但多依循类似的构图方式。伏羲在左，左手执矩；女娲在右，右手执规。二者人首蛇身，蛇尾交缠。顶端有El，尾部绘月，周围缀以星辰。这类两汉时期曾经盛行于中原的图像，消歇数百年之后，再盛于唐代的西北边陲。唐代的壁画、绢画乃至偶俑、雕塑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多是她们在家庭宅院中活动的场景，即便有出行者，也是从事游乐观赏活动。无论是华美安逸的上层贵妇，还是辛勤劳作的下层婢女，都被着意描画为“理想”生活状态下各居其位的形象。(二)墓志铭中古文献中女性传记资料匮乏，使得她们的墓志有了特殊的意义。一个地区集中发现的墓志，则为专题的案例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吐鲁番地区出土了数百方唐代墓志(包括墓志铭、墓表、墓记、柩铭等，图1唐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图2吐鲁番阿斯塔N~206号墓张雄与夫人麴氏墓志见图2)。男性、女性墓志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早期内容的简略、格式的类似，其后比较详尽的墓志中溢美的倾向、用语的雷同，等等。不过，两性的墓志亦有显著不同，例如所有已婚女性的墓志，无论如何简单，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她们的丈夫，包括他们的姓名、籍贯以及仕宦履历(如果有的话)；而在从出土材料看唐宋女性生活l83笔者读过的194份男性墓志中，却只有5份提到妻子的姓氏及郡望，而这几位夫人，全部出身于大族。此外，在97份女性墓志中，只有20份不仅提到了墓主的姓氏，也提到了她们的名字；而这20位墓主，有11位出自高昌大族麴氏。对于两性期求标准的迥异，在墓志中反映明显。墓志中的内容，反映出时人心目中所看重的方面。就男性而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显然是头等大事，墓志会着重记述其仕宦履历。而对女性来说，家族关系的重要性超越于本人，女性个人不得不藉助与父系、夫系的关系来确定自身的坐标。女性墓志中有关传主的消息通常笼统模糊，很少涉及女性的具体行为，只空泛述及她们在家中的服侍诞育、婉娩顺从，叙述方式会竭力向主流话语靠近，以“理念”中的秩序框架来“规范”当时的现实。(三)出土文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中国中古史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内容，更新了学界对于北朝隋唐时期历史面貌的认识。以吐鲁番文书为例，其时间跨度上自西晋，下至唐代后期。尽管多数文书残缺不全，但仍然为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生活提供了确切依据。出土材料中的各类公文、户籍、诉讼状及判辞之类官方档案，帐簿、契84I文史知识20113约、转帖之类民间世俗文书，尽管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正统”规范，但其重实用、重操作之性质决定其内容比较接近于社会实际。这些文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看起来，女性对于经济生活、法律事务与宗教活动的参与程度，比以往的想象要积极得多。唐代女性对于质押典当乃至小额贸易活动的介入相当频繁。阿斯塔~JIg206号墓出土了来自都城长安的质库帐历。这一帐历原已撕作条状，捻作舞乐俑的臂膀，经拼合整理为不完全连续的33段，其中记载了7世纪后期约三十位生活在城市中的下层民众以物质钱的情况(参见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316～343页)。在这些去质库典当的平民中，女性占了11人。在同墓俑人的臂膀中，还有断为四十馀片、长达二百馀行的长安课钱帐历(见图3)。其中提到的交易物品，多是麸、豆、药物、绢布等类生活必需品；反复出现的交易人，是被称作“曹大”、“王二”、“张三”以及“杨婆”、“舅母”等等的普通百姓。在目前可以统计出的总共大约一百人参加的608次交易活动中，152次是由至少三十位妇女进行的。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百馀件唐代西州户籍、名籍、田亩簿中，屡屡提及“大图3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唐长安课钱帐历女”一词。该用语至迟在汉代北方一些地区即已出现，居延汉简中即有这一称谓。所谓“大女”，通常是指作为户主的寡妇或者单身女性，也有一些是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儿子而临时“当户”、“为户”的。她们是家庭事务的正式代表，承担着一些赋役责任，可能直面官府。这些掌管家计的妇女，往往独力支撑着艰辛的生活，会出面与他人订立口头或书面的契约。顺义乡大女康辰花、崇化乡大女吕玉薤，以及张女足、阿梁等人，或为借贷钱粮而抵押物品乃至土地，或因缺乏劳力而出佃园田。妇女们被生活逼迫，有时也会大胆地走上法庭。在唐代西州，阿白、阿梁、阿麴、阿毛、郭阿胜等向地方政府提起的诉讼案，从不同侧面显示出妇女维护自身与家庭权益的努力。景龙三、四年(709—710)之交，高昌县的地方政府受理了一件土地争端案。提起诉讼的是宁昌乡严令子的妻子阿白，诉讼对象是令子的堂弟住君。在阿白的状词之后，有县司的批示，又有住君的辩词、其兄和德的证词及坊正白君才的汇报。尽管我们无从知道判决的结果，但是当年地方官吏对于阿白申诉的核查显然相当认真。开元年间阿梁诉卜安宝案，系由土地租佃纠纷引起。阿麴案亦由土地租佃中对于“地子麦”的征收引发。以上案例，提起诉讼者皆为女性，主理家庭生计的阿白、阿麴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挺身上诉。也有被迫面对法庭的贫苦女性。出自阿斯塔那178号墓的两件公文中，因追访一名逃亡士兵的下落，牵连到他的妹妹阿毛。对此，阿毛申诉说自己孤独一身，又无夫婿，靠外出打短工为生，“客作佣力，日求升合养姓(性)命”。这种现象，在唐代相当普遍。从出土文书中看，唐代西州妇女受佛教影响程度很深。许多保留至今的“功德疏”，详细记载着女性生前“所作福业”。从敦煌石室的《施舍疏》、《请僧疏》等资料来看，沙州等地的“施主”中，也有很多女性。她们向寺从出土材料看唐宋女性生活I85院、僧人施舍的缘由主要是祈福禳灾。女性与生活在当时的男性一样，出于对平安的期盼、对家人的关切、对忧患的无奈，奉献各类财物，希望得到佛祖的助佑。中古时期的中国，妇女结社活动并非罕见。东魏武定三年(545)《邑义造迦叶像记》记载某邑“合邑诸母”集资敬造迦叶石像的事。阿斯塔那74号墓的一篇文书中，开列了26位“阿婆”的名单，列出结社目的、活动方式、集资条件、丧葬赈济和违约处罚等条款。敦煌文书中的“女人社社条”也提到集体进行佛事活动，具有结社互助的性质。以上资料使我们看到，无论身处边地西州沙州，还是居住在都城长安坊问，下层社会中的一些女性为了家庭利益，为了维持自身生活，也为了彼此间图4四』iI泸县南宋夫妻合葬墓的互助与精神上的慰藉而勉力走出家门。她们通常是为家中艰窘生活所迫，而下层妇女比上层妇女走出家门料理生计的机会更多。这并非取决于女性的个人意愿，而取决于家庭生活的需要与社会环境的强制推动。这种压力与动力，也促成她们与外界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一)夫妻合葬墓目前发掘的宋代墓葬，约有半数是夫妻合葬墓，而南北方葬式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北方河南、河北、山西一带的合葬墓，夫妻棺木尸骨大多同在一室。而在南方如四川、湖北、江浙等地以及东南沿海如福建地区发现的夫妻合葬墓，许多是同穴异室(见图4)。夫妻同室或异室安葬，其墓室环境、装饰，其随葬物品的内容乃至摆列方式，都会有所不同；相应地，墓志的撰写方式也会受其影响。宋代墓铭较少夫妻合志者，在异室而葬的双室墓中，更是如此。女性作为独立志主，其留存不多的“事迹”，可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作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不少墓志是藉由考古发现方得见于天日。像冯京夫妻合葬墓出土的四方墓志，王拱辰夫妻合葬墓出土的三方墓志等等，作为墓主传记数据的“组合”，无疑为新议题的开拓提供了素材。一图5泸县宋墓女武士雕像(二)图像雕塑墓室中的装饰，不仅是为逝者准备的，也是显示给生者看的。墓室形制，作为墓主人心目中在“彼界”的生活环境，有与“此界”之生宅对应的一面，但显然又不是生宅的再现；墓室装饰的选择，亦多有时代流行的涵义。北宋中期，墓室装饰出现了讲求华奢的风尚，涉及的题材也较前丰富；就其内容而言，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女性的形象，不再限于优雅仕女，而以家庭环境中为人妻、为人母的朴素角色居多。除壁画墓外，宋代砖雕墓和石雕墓亦有广泛分布。砖雕墓是北方中原地区特有的墓葬形制，石雕墓则以四川等地最有代表性。墓葬中有一些描绘女性在闺室中进行书写或书画欣赏活动的场景。河南新密平陌宋墓东南壁有“书写图”，西北壁有“读写图”。山西曲沃席村金墓出土的砖雕，女J肚手执书卷与笔，亦仿佛知识女『生形象。四JlI带有雕刻的石室墓中，主题内容常见墓主人夫妇对坐的画面。南宋广元石室墓、虞公著夫妻墓，皆有男女武士形象。泸县滩上村一号墓、三号墓的四件浮雕女武士形象，兜鍪铠甲，手执兵器，可谓飒爽英姿(见图5)。对于宋代墓室装饰中与女性相关的从出土材料看唐宋女性生活I87题材，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妇人启门”的形象。这类雕塑或图画以女性为独立对象予以塑造描绘，引起研究者持续的兴趣。1950年代初期，在河南禹县白沙发掘的北宋后期赵大翁墓，其后室北壁有一妇人开启门扉的形象，被考古学界称作“妇人启门”，或日“妇人半掩门”(见图6)(有关“妇人启门”的讨论，参见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28页)。这类形象之渊源，至少可以远溯至汉代，在当时的画像石及墓葬石棺中亦有女子倚门而立的画面出现。此类形象一度衰歇之后，唐代后期又较多见，两宋更为流行，主要出现于墓室壁画、砖雕或佛塔、经幢作为装饰。妇人启门形象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物遗存中屡屡再现。这一艺术题材的流行似非偶然。墓室环境寄寓着墓主对于阴世“生活”的期望。姿态委婉的妇女与刻划细致的假门互相映衬，使阴冷的墓室增添了生活气息与温情美感。如果我们将该形象置于墓葬的整体情境之中观察，即不难注意到，频繁出现的假门，实际上指代着通向后院的“内门”、“中门”，其位置喻示着墓室空间的延伸。而在图式中将女性形象与“门”连结起来还有更深层的寓意。门”黯1文史知识20113图6白沙宋墓妇人启门图像在妇人“启门”、“闭门”、“倚的艺术形象中，年轻娇好的女性身不离“门”，被“门”限制约束，正具有宣示女性活动于门墙之内的意味。这一艺术形象的寓意，与儒家“正位乎内”的礼教秩序有关。《礼记·内则》中规定了两性“内外有别”的行为空问。北宋中期，司马光所作的《书仪·居家杂仪》中，更强调了“凡为宫室，必辨内外”的重要性：“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这段行为说教，特别突出了宅院“中门”的意义，刻意雕凿出男女、内外之间的距离感。成书于宋代的《古今合璧事类(别集)》卷15《宫室门》“门户”目之总叙中说：夫门之设，所以限内外，通往来，几出入而时启闭者也。⋯⋯惟君子之于是门也，由必以礼，行必以义。家居庭院的“门”，在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既“限内外”，又“通往来”；既是几察出入的关键，又是依时启闭的枢纽。在空间结构中，在人伦关系上，门户都具有分界与通贯的双重作用，既是家族与社会的分界，也是二者的接触点与连结枢纽。女性与“门”的关系，受到特有规范制约，体现出传统社会中女性被认定的活动范围。妇人启门形象，其“启”与“闭”，事实上无从绝对区分。从墓室格局来看，她们所开启的，显然不是通向外部世界之门；她们相对于内门的“走出”，实际上是相对于墓室的“进入”。无论是“启门”还是“阖扉”，都是旨在刻画谨守礼制、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不过，出土文物中展现的妇人形象事实上多彩多姿。她们相对于门的运动，或出、或进，或倚立，或窥探，而不拘泥于“足不逾户”。此类创作并非对于儒家礼制观念的简单图解，一方面不离传统规范的框架，另一方面画面人物又不固守于门内，或多或少反映着丰富多样的实际生活。妇人启门形象在艺术世界中的多样化，是现实社会生活牵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门户的“内”与“外”之界限难以简单隔截，“内”“外”空间历来密切关联而非彼此绝对排斥。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来说，重重门户虽然标志清楚，却并非不可逾越。对于妇人启门的寓意，历来有着多种解释。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妇人启门”实际上是多种源头、多种寄寓渗透而成的综合体。关于家庭空问“内、外”规范的意念，与现实生活的情景及需求发生融会对接，久而久之，成为不同时期流行的图样符号，对此人们各有自己的理解和欣赏方式。正是因为多种解释的可能，才使得这一图像在一段时间中如此流行。历史上有关女性的材料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看似针对女性的规范，亦从属于一时代之整体秩序格局。如若我们将女性从两性社会生活的综合背景中抽离出来，退出视野的将不仅是有关男性的材料，还会是对于女性材料的理解。历史学研究致力于探求曾经存在的社会实态，女性史研究则由于其特殊性质，对于“书写”问题更多一分格外的从出土材科看唐宋女性生活I89关注。我们面对的出土材料，有静默的实物，有言说的文字，共同传达着兼具“书写(描绘)”与“实态”的内容；渗透处处而难以彻底剥离的“书写”，亦是当时社会“实态”的自然组成部分。笔者对于考古资料的了解十分有限，但在摸索唐宋女性实际生活状态的努力中，经常感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功用。值得注意的是，墓葬设计大多体现着安排者的意图，一方面是阳界生活的折射，另一方面也反映着时人对于冥界生活的认识与追求。墓葬中的女性形象所居处的位置、所展示的活动，无一不服从于基本的尊卑秩序、内外秩序。她们是整体氛围所力求反映的谐睦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出士文书则提供了女性活动的另一番景象，使我们得以体会当时的整体环境，贴近当时的实际生活。对于今天的妇女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恐怕不在于泛泛的女性“地位”，而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女性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实际社会内涵。对于考古资料的关注与求索，是一长期过程。出土材料的解读，不能限止于个别画面的艺术赏析，而需要考虑出土物之位置关系、“图像程序”、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探求从墓葬形制到图像组合、文字背后的关联，以便比较完整地体悟出土资料所传达的综合讯息。囹(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1年1月13日上午，《文史知识》编辑部在中华书局召开了《文史知识》第二次评刊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国家图书馆《文献》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新闻报刊和网易历史频道的同人，以《文史知识》2011年第1、2期(总第355、356期)为样本，对改版后《文史知识》的形式和内容给与指正，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同行”，通过编辑部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和广大读者一起，了解知识经典，追寻思想传统，体悟其中的温度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