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释文研究综论

《经典释文》研究综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1期   [摘要] 本文分文献学研究和语言本体研究两大类九小类，评述《经典释文》成书1400多年来对它的各类研究，认为对《经典释文》及其音切的性质、内容、作用等的基础研究很不够，必须大大加强。 [关键词]经典释文；音切资料；基础研究   《经典释文》三十卷（简称《释文》），唐陆德明（约550-630）撰，共为《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部经典的经文及其注文作音义，按经文及其旧注的顺序，摘出需要解释的文字来注音。古代汉字以音寄义，音切与训诂互为表里，标注、考订字音主要是为了确定或辨析被注字在该句语境中的读音和意义，以便读通经文及其注文，故“释文”又称“音义”。“释文”即解释文献语言，“音义”即注音以明义。 《释文》以注音释义为主，兼及辨析异文、句读和校勘，集六朝音注之大成，对前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具有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性意义，是对传统传注的继承和发展。唐张参《五经文字·序例》云“陆氏释文，自南徂北，徧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它不仅成为阅读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还为后人研究音韵、词义和文字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因而它既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又有很高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六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 《释文》成书1400余年来，一直受到重视，该书一出，此前音注之书纷纷亡佚，此后仿作之音义书时有问世，影响深远。对它作整理、介绍、研究、评述的著述历代都有，以清以后为多，引其资料用于其它研究的就更多。但总体来看，缺乏对它的体例，所用术语的含义，所注音切的内容、类别和特点，它本身和它所注音切的性质等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足，用《释文》音切材料所作的其它研究（如音系研究等）就如沙上建塔，根基不稳，材料相同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差别很大。本文对此前的《释文》研究作一个综论，以说明这一点。 经过对《释文》研究资料的文献普查，得海内外古今材料四百余种，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另一类是对《释文》所录材料及其自身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   一、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1、源流与版本方面的研究 《释文》成书年代的考订由来已久，主要有三说：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说，宋李涛、清桂馥所主；陈至德元年（583）说，清钱大昕、丁杰、许宗彦和近人吴承仕（《经典释文撰述时代考》1929）所主；隋以后唐以前（606-621）说，孙玉文（《经典释文成书年代考》1998）所主。 《释文》刊行版本及其流布情况，资料多而零杂，散见于历代史志、书目、题跋中，尤以明清两代书目题跋为多见，罗常培在《段玉裁校本经典释文跋》（1939）中对版本源流作过一番系统梳理。今传版本有三类：全书合刻本，以通志堂本、抱经堂本和宋刻宋元递修本为最重要；附各经注疏之末的，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释文附经为最通行；各经音义单刊单行的，虞万里撰《经典释文单刊单行考略》（1994），考索详密，推定单刊本早于今存合刻本，价值颇高。 介绍和评述《释文》的文章古今均很多，都较短，主要评介著者、版本、体例、内容、作用、价值等。古以清人为多，常见于序跋、题录、读书札记中，以卢文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钱大昕《跋经典释文》和“四库提要”为典型；今则多见于专书的前言后记、辞书条目、语言学史和语言学专著的相关章节之中，象赵少咸《如何读经典释文》（1959）、林焘《陆德明的经典释文》（1962）、方孝岳《论经典释文的音切和版本》（1979）等则为专门评述性论文。 2、校勘与考据方面的成就 明末，叶林宗依钱谦益绛云楼藏本影抄《经典释文》，清人徐乾学据以刻成通志堂经解本。徐本出，清儒或依叶抄，或对照宋刻经传注疏，对徐本作精细校勘，改正颇多，这批校勘者主要有何煌、惠栋、江声、叶万、段玉裁、臧庸堂、顾之逵、顾广圻、江沅、管庆祺、潘锡爵、孙星衍、纽树玉、黄丕烈、袁廷梼、陈奂、王筠、袁芳瑛、庄世骥、叶德辉、翁方钢、陈寿祺等，为他们的校勘作题跋、校录的还有马剑、刘履芬、唐翰、叶昌炽、费念慈、毛扆、傅增湘和佚名者多人。 卢文弨所刻抱经堂本亦出自叶林宗影抄本，卢氏并撰《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后有钱馥《卢本经典释文校记》一卷和《经典释文考证札记》一卷补卢氏刻本与考证之不足。阮元撰《经典释文校勘记》二十七卷，有单行本，又随各经释文附《十三经注疏》各经注疏之后。 今有黄焯先生《经典释文彙校》三十卷（1980），以宋刻宋元递修本对校徐乾学通志堂本，旁及唐石经、敦煌出土唐写本、影宋本，并采录近人黄侃、吴承仕之说，又及卢氏考证、阮氏校勘记，考校精备，为《释文》功臣。再有黄坤尧、邓仕樑《新校索引经典释文》（1988），编校、移录《彙校》于通志堂本当条之眉端，以便查检，又新作部分补校以补《彙校》缺漏。 至于对《释文》及其材料的局部问题的考据，历来多见，散在古今学者的文章中。王利器《经典释文考》（1948）篇幅较大，对《释文》的著者、书名、成书年代、《序录》的承袭、宋人的改窜、版本的流传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材料丰实，可资参考。 再有黄华珍《庄子音义研究》（1999），主要以日本所藏宋刻《庄子音义》的材料来考证《释文》和《庄子》五十二篇本诸方面的问题，角度新，视野宽，论证扎实，方法可资借鉴。寿普喧《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1930）则是此类考证的早期尝试。 3 、唐写本《释文》残卷的研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得唐抄古本《尚书释文》残卷于敦煌莫高窟石室，存《尧典》大部和《舜典》全部，藏法国国家图书馆。1912年，日本人狩野直喜游法见之，始作研究，1915年在日本发表《唐抄古本尚书释文考》、《唐抄古本尚书释文考正误》。1916年伯希和影印残卷，1918年张元济在上海将影印本复印于涵芬楼秘籍，吴士鉴作校语，孙毓修有跋。罗振玉1916年为《尚书释文》残卷作跋，1917年刊行《唐开元写本易释文》并作跋，1918年借得狩野直喜影印本《尚书释文》残卷印入吉石庵丛书。 此后，唐写本《释文》残卷的研究渐成大势，主要有马叙伦《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1918）、吴承仕《唐写本尚书舜典释文笺》（1925）、胡玉缙《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书后》（1933）、洪业《尚书释文敦煌残卷与郭忠恕之关系》（1933）、龚道耕《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1936）、徐仁甫《唐写本隶古定尚书释文残卷跋》（1942）、潘重规《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1941）、罗常培《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四种跋》（1941）和“五种跋”（1951）、方孝岳《跋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1963）及其讨论（1964）等。多是用新见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来同刻本《释文》作比较，做校订、分析、推求《释文》原貌等工作，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对正确认识和利用《释文》很有帮助。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1958）中收集和评述了这样的一些成果。日本和港台的学者也作过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尤以日本的为多。 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1996）总汇了唐写本《释文》残卷及其研究资料，学者们考定与《释文》相关的残卷主要有《周易经典释文》（P.2617  S.5735）、《尚书释文》（P.3315）、《礼记释文》（殷44）、《毛诗音》（P.3383  S.2729）、《礼记音》（S.2053）、《论语郑注音义》（殷42）、《庄子释文》（P.3602）等。 4、《释文》所引录资料的原书、原著者考 《释文》全书采录汉魏六朝音切达二百三十余家。《序录》有“注解传述人”一篇，论各经注解者的师承关系，颇为详备。由此生发，考索《释文》音切资料所从出的经师行状，梳理其经学流派和相互关系，就成了《释文》研究的一个门类。清人大量的读经札记中有不少这类考证，谢启昆的《小学考》和朱彝尊的《经义考》作了较集中而普遍的考释，《清经解·经义丛钞》有“六朝经术流派论”专题，计有汪家禧、钱福林、邵保初、胡敬、吴文健、徐鲲、周中乎、金廷栋、洪震煊、孙同元、陆尧春、李遇孙等人考辨过此题。其余于论中涉及者则不暇备列。给《释文》多所引录而后亡佚的《字林》、《声类》、《韵谱》等作辑佚和考证的，也属此类，任大椿的《字林考逸》八卷就比较典型。 今人也偶有这类考证，而以吴承仕的《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和《经籍旧音序录》最为集中与详细，考明了汉魏六朝经学上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和群经的兴衰，梳理清楚了陆德明以前的经学发展史概貌，对理解、研究《释文》乃至整个经学都是大有帮助的。   二、 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   1 、对《释文》所录语言材料的考证 对《释文》所录的语言材料作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考证，唐代以降连绵不断，如唐玄宗引《释文》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多处引用和考证《释文》材料，明朱睦（木＋挈）《授经图》涉及《易》、《书》、《诗》、《春秋》和三礼的很多音义问题等等。 清儒“朴学”最善语言文字材料考证，考证和引用《释文》材料者随处可见，以读经札记为最多，如《释文》“歌以讯止”等条“讯”与“谇”音训互用就有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陈奂、郝懿行、庄述祖等十多家考证过。《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尔雅义疏》等小学巨著引考《释文》材料很多，如《说文》段注引用、考校《释文》材料就有415条之多。[1] 清儒经籍注疏中也随处可见引考《释文》材料的用例。 今人试对《释文》所录材料作全面考释和研究的有多家，但或未能成稿，或成稿散失。吴承仕曾遍搜经籍音切，“自汉末讫于唐初，大凡百有余家，家各一篇，撰为《旧音》二十五卷”，体例近于《经籍籑诂》，内容“一则集雅诂之大成，一则综音声之流变”，这25卷《经籍旧音》1920年前后完成，所谓“伦脊已具，犹待补苴”。[2] 然卷帙繁重，未及刊行而吴氏谢世，书稿散佚。从他生前刊布的《经籍旧音辨证》看，七卷中前三卷是《经典释文》，占全书65% 篇幅，可见是有意通体研究《释文》音切材料的，不只是作部分材料的考证，可惜未能存世。 《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载，赵少咸（1884-1966）撰写《经典释文集说附笺》30余卷约三百万字，余行达助编，书稿已誊清，却于文革中散失，今存残稿九卷，未见刊行。[3] 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在他生前出版，内有《释文》材料考证三卷，系统而精审，后有黄侃《经籍旧音辨证笺识》327条补其疏漏，又有沈兼士《吴注经籍旧音辨证发墨》利用吴氏考证材料来阐述自己的“语根字族”理论，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本体研究了。 黄坤尧撰写了一批考证《释文》单字音义的短文，主要有“见、解、论、重、质、错、复、刺、识与帜”等篇，多收入《音义阐微》（1997）中，虽然意在分析音变构词的破读，但仍以传统考据方法为主要手段。 2、有关《释文》语音系统的研究 清人法伟堂曾从审音角度校读《释文》，以等韵学观点考释《释文》声纽特点、韵部分合及其等呼与开合、陆德明音与徐邈音类隔音和之不同等。罗常培在校本跋中评道：“法氏通解等韵，精于审音，明辨开合，详究弇侈”。[4] 这是目前所见首家从语音本体上对《释文》所作的研究。 罗常培曾系统研究《经典释文》音系（或称陆德明音系），云：“《释文》音系与《切韵》不同。余所作《经典释文陆氏音切考》，穷年研索，条贯初成”，[5] 其撰写宗旨是“钩稽陆氏音切，尚论六代吴音”，书约成于1941年前后，然未及刊出，书稿与资料至今不知去向。《罗常培纪念论文集》收有《经典释文音切考》、《经典释文中徐邈音辨》的残篇，[6] 可见是专意作全面的音系研究的。 据称，方孝岳曾著《六朝书音反切普系》，“方先生生前曾对《经典释文》一书加以分析和研究，将此书所录音切按中古韵书所分的韵部加以分类排比，以便与韵书作比较的研究，帮助读者了解六朝时读书音的反切系统。全书按《经典释文》所录经典音切，分为《周易》、《尚书》、《诗经》、《尔雅》、《庄子》反切等各部分”。然书未见出，只是其弟子将书的序言及说明整理成文以遗作形式发表。[7] 已刊《释文》音系研究专著有：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1995）。 关于《释文》个别音类研究、对比研究、音韵性质讨论等论文较多，重要的有：方孝岳（1979）、蒋希文（1989）、黄坤尧（1995）等文讨论《释文》音切某种性质；平山久雄论《毛诗音》反切的结构特点（1990）；闻宥（1931）、张文焯（1936）、葛信益（1948）比较《释文》与《广韵》音切异同；邵荣芬（1982、1989）、沈建民（2000）讨论《释文》的首音、重音和标准音切；竺家宁（1985）、黄坤尧（1997）讨论《释文》复声母和重纽；罗常培（1939）、寻仲臣和张文敏（1999）讨论《释文》“匣-于”、“从-邪”声纽的分合；张文轩（1982-1984）讨论《释文》的“协韵”等等。此外，港台与日本还有一些文章研究《释文》语音上某一方面的问题。 3、有关《释文》所引诸家音系的研究 《释文》引录前人音切230多家，所引音书在《释文》通行后多已亡佚，后人勾稽出《释文》所录诸家音，为之整理语音系统，一度成为风气。 陆志韦在《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1963）中，分别专题讨论了徐邈的反切、吕忱《字林》的反切、郭璞的反切，材料主要取自《释文》，分析各自切语用字的情况，归纳其结构特点和音韵地位，是该类研究的早期代表。 日本学者坂井健一自1959年至1973年，发表研究《释文》所引诸家音切的系列论文，1975年汇成《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经典释文所引音义考》一书在东京出版。上篇是各家音义本论（398页），下篇是各家音资料列表（299页）。共论徐邈、李轨、刘昌宗、郭璞、郭象、韦昭、向秀、王元规、崔譔、吕忱《字林》、沈重、戚衮、沈旋、谢峤、顾野王、孙炎、郑玄、王肃、何胤、施乾等20家音切资料，归纳各家声类、韵类和声调。工程浩大，工作细致，材料详备。 蒋希文发表过《释文》引徐邈音切论文多篇，1999年出版《徐邈音切研究》一书。罗常培有徐邈音研究未竟稿（1984），简宗梧（1970、1986）、黄坤尧（1991）也有徐邈音专论文章。 盘晓愚（1998、1999）、范新干（1998）有刘昌宗音切的声类、韵类考，简启贤有郭璞音（1990）、李轨音（1993）、郭象音（1994）、吕忱《字林》音（1996）的简要研究，彭辉球（1991、1993）有郭璞反切上、下字研究，古敬恒（1989）有沈重音述略，赵克刚（1998）有郑玄音研究等等。另外，何大安（1973）分析了《释文》所见早期诸家反切的结构特点。 4、利用《释文》破读材料进行音变构词研究 北宋贾昌朝的《群经音辨》开始对《释文》传承下来的异读材料作有意识的整理和分类，共分五门，其中二、三、四这3门排列的就是音变构词的材料。他选音义相关的例字分列12组，虽未能作理论说明，但类别本身体现了本读与破读在语义和语法功能上的多种区别。他还归纳出“阴阳、轻重、清浊、形用”等音变方式，为以后的音变构词研究打下了基础。 宋代还有毛居正《六经正误》、岳珂《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注意并引用了《释文》的别义音变式破读材料，分析其音义，尤其注意去声变换所显示的意义区别。元代刘鑑《经史动静字音》、明代袁子让《字学元元》和吕维祺《音韵日月灯》，也相对集中地选录和分析了《释文》的一些别义音变式破读用例。 清儒中，如王夫之《说文广义》、顾炎武《音论》、袁仁林《虚字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注意并论及《释文》引录过的别义音变式破读材料，但大多持否定态度，不信先儒“两声各义”之说，认为是“六朝经师强生分别”。晚清马建忠《马氏文通》中有“名字·同字异音”和“动字辨音”两节，排列别义音变式破读材料二百余例，其中很多是《释文》引录过的。马氏虽然也认为用四声区别词类“皆后人强为之”，但基本上承认了异读区别词义、区别某几类词性的语言事实。 到现代，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对此有所涉及，而以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1945）一文最为重要。周氏选汉魏时期郑玄至韦昭等的音训材料来证明一字两读“昉自汉世”，将主要来自《释文》的变调破读材料分类辨析，证明“以四声区分字义，远自汉始，至晋宋以后，经师为书作音，推波助澜，分辨更严，至陆德明《经典释文》，乃集其大成。后之传《文选》《史》《汉》之学者，论音定义，亦莫不宗之”，他确认这些变调异读具有语法意义上的构词特点：“然汉语古代书音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8] 此后，有严学宭《释汉儒音读用本字例》（1948），选汉儒音读中与声调变换相关的59例来为周氏之说佐证。 周法高《中国语法札记·语音区别词类说》（1950）和《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音变》（1962）系统地讨论了音变构词的相关理论及其发展历史，分类研究了大量的音变构词用例，材料也是以《释文》所录的为多，小标题就有叫“《经典释文》诸书例证之分类”的。 王力《汉语史稿》（1958）、唐纳《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1959）讨论破读问题也多取材于《释文》。此后，吕冀平和陈欣向（1964）、任铭善（1965）、唐作藩（1979）、梅祖麟（1980）等讨论破读问题的文章即便不直接言及《释文》，其材料也多源于《释文》。 黄坤尧有《经典释文动词异读新探》（1992）一书和《经典释文的虚词异读》（收入《音义阐微》1997）等论文，专门研究《释文》音变构词异读，创获甚多。黄氏1988年撰写《释文如字初探》一文，1994年发表于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声韵论丛》第一辑，1990年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28卷第1期上发表《释文两类特殊如字分析》一文，1997年收入《音义阐微》时更名为《释文如字辩音》，黄氏研究《释文》“如字”，主要从音变构词角度来作探讨。 再有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2000）及此前四篇同类的研究论文，论定变调构词是上古的产物，是语言事实，《释文》的用例反映了滋生词的破读音在六朝时处于衰退的趋势，孙氏分析了100组变调构词，大量的材料都是引自《释文》的。   5、有关《释文》异文的研究 异文是经注中十分常见而复杂的现象，涉及到字形、读音、意义中的一项或多项，涉及到版本讹异、假借通用、古今异写、雅俗异形、方言习用等诸多问题。《释文》集经注音义训释之大成，汉语书面词语因音辨义是以字形为载体的，所以《释文》所录异文多至近八千组。 清儒对《释文》异文的个别考释和辨析很多，散见于经学、小学的多种文体之中。系统研究经典异文的专著有：李富孙《易经》、《诗经》、《春秋三传》异文释三种，赵坦《春秋异文笺》，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覈》，俞樾《礼记异文笺》，陈乔枞《诗四家异文考》等，都大量涉及《释文》所录异文。段玉裁“汉读考”也较多较集中地涉及《释文》异文。而沈淑《陆氏经典异文辑》六卷、《陆氏经典异文补》六卷，则是专门勾稽和整理《释文》异文的。 今人有林焘和陆志韦《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陆志韦《〈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补正》（1951），收《释文》普通异文6170条，特殊异文1780条，合计7950条，补正时又有所增，总数在8000条左右。文章先讨论了异文产生的原因、研究异文的价值、分析异文的标准和方法等理论问题，然后将全部异文按性质分为七大类，篇幅很大，材料详尽，分类明确，论辨清晰，是目前所见研究《释文》异文最为系统和深入的文章。其总结云：所谓异文，“大率古人所书别字”，“《释文》一条正文之下时兼举数种释解，数种反切。其中固多有出于家法或方言之歧异者，然绝大多数恐仍为经文传写之讹。后人即据误字以造反切，且复望文生义。原有误字之钞卷一旦失传，则后人所造音义为陆氏收入《释文》者，即变为一字数音数义。原有误字之钞卷为陆氏所曾见且引入《释文》者，即为经注本身之异文。明乎此始可以读《释文》”。[9] 这对于正确认识和研究《释文》收录在异文下的音切有指导性意义。 另外，黄焯、郑仁甲《经典释文索引》（1997）将《释文》所录异文整理一过，编成《经典释文所录经典异文索引》，便利读者检索查对和比较研究。 前修时贤的《释文》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值得继承和借鉴。总体来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释文》研究大多是题跋序录、版本校勘类的，再或是简单的提要介绍和评点，最有成就的是清代的经学家和小学家们利用《释文》材料作出的大量考据成果。五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除延续传统的研究外，更注重语言本体的研究，或为《释文》建构音系，或为《释文》所引各家音作音系系连研究，或对《释文》的异文作整体考察，也有几家利用《释文》记录下来的大量异读材料作音变构词的研究，试图探究上古汉语的形态之谜。此外，还有少数文章研究《释文》的句读材料、义训方式、思想文化等问题。   三、基础研究不足及其弊端   1、《释文》基础研究的不足 方孝岳说：“《经典释文》为六朝重要‘音书’之总汇，对于研究古汉语文字音读之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唯全书体例尚待阐发”。[10] 清汪远孙有《经典释文补 条例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pdf信访条例下载信访条例下载问刑条例下载新准则、条例下载 》一卷，其中大部分还是书信，所补条例也不是对《释文》条例的阐发或研究，而是为他认为该补录的《释文》未收音义材料作细则上的补充说明。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涉及《释文》体例，然重心放在“注解传述人”一篇上，把它拓展成经学源流史，而“条例”一篇只在每节下作简短的疏证。其《经籍旧音序录》有部分阐发音书凡例的文字，谈如何认识和处理前人音切资料，言及《释文》云：“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汉魏六朝音切，不下百有余家，甄录最为周备。然繁称博引，端绪纠纷，颇难董理。是宜铺观全书，抽其条贯，略著凡例，以奠纪纲”。[11] 他谈到《释文》“又音、或音、一音、又某某反、旧音某”及“后儒依义为建安前诸师作反语”等术语和体例，堪足珍贵，惜重笔又转到“作音人”考订上，未能“抽其条贯，略著凡例”。假如吴氏《经籍旧音》和赵少咸《经典释文集说附笺》能完整面世，或能更多涉及《释文》术语和条例等基础研究，至少能为这类研究提供系统材料，可惜都是人书两去，这是《释文》研究的不幸。 黄焯先生曾宏观地涉及到《释文》体例问题，认为《释文》有“正读音、正讹误、存异文、存佚文、兼采众本、兼备众说、兼载异音、用注音方式表示异文或误字”八事。[12] 首次正面阐述《释文》的编旨和体例，印证其“条例”篇，但因是评介性短文，未能展开和深入。先生晚年作《经典释文略例》，顺《释文》篇次，逐条梳理考释其条例和术语，但仅从《序录》考到《周礼·天官》，成为未竟的遗稿。[13]这是《释文》研究的又一大憾事。 蒋希文《整理反切的方法》（1992）、范新干《试说音切材料的校勘》（1997）和《音切变例说略》（1999），涉及《释文》术语、条例上的某些问题，只是泛论中举例。朱承平在《训诂材料的鉴别与应用》（2001）一书中专立“音释反切”章，也只是不时举《释文》音切为例。 《释文》成书1400多年，外围的、局部的、单个字的、单个问题的、某个方面的考证、评介或研究很多，但未能进入《释文》内部，透彻地整体把握它的内容、阐释它的术语和体例、认识它自身和它所录音切的性质，确有人这样想过或尝试过，但因种种局限而未实现，使这部音义巨典至今仍未能“铺观全书，抽其条贯，略著凡例，以奠纪纲”，其基础研究非常缺乏。 2、基础研究不足带来的弊病 《释义》为十四部经典作音义，卷帙浩繁，从电脑数据看，全书共施注项80581次，给7371个被注字头实注音切70803次。《释文》录存了巨量的直音、反切和异读、异文资料，是研究汉魏六朝语音、词义、文字和音变构词法等的宝库。然其音切数量巨大、头绪纷繁、年代久远、错讹甚多，很难驾驭。术语、体例和音切内容等基础研究不够，大大影响语言本体研究的质量。 就八十年代以来对《释文》音注材料所作的音系研究而言，由于基础研究不够，材料相同而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同是从《释文》中摘取所引徐邈音切，陆志韦“条件从宽”得1186条，蒋希文得切语千余条而“去其重复无效”还有1400多条；同是给《释文》所引刘昌宗音建构音系，范新干得声类35、韵53类32部，而盘晓愚得33声类28声纽、77韵类。 王力先生早年在《中国语言学史》（1963）中认为《释文》音切有古今、方言、师承的不同，要“在《经典释文》中清理出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系统，那是很困难的”，[14] 但到作《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时则肯定地说“《经典释文》则代表当时中国的普通话，可能就是长安音”。[15] 他把《释文》所录的各类反切当作统一的平面系统来系连，得出结果与《广韵》相比，是声母、韵部大量混用，总结道：“《经典释文》反切所反映的韵部才是隋唐时代的实际读音”。[16] 邵荣芬先生《经典释文音系》（1995）认为“标之于首的音切都是陆德明认为的标准音切”，据这些标之于首的音切来“考求陆德明的标准音系”，结果是“有充分的理由肯定陆氏反切音系是当时南方的标准音系，也就是当时的金陵音系”，[17] 这些用“过而舍之”的方法把又音、或音、一音、旧音、方音以及首音后的各家音切统统舍去而剩下的“陆氏标准音”被做成《同音反切字表》，作者称它为“一部《南切韵》”。这部《南切韵》声母30个；韵母方面，舒声不计声调有韵母78个，入声韵母42个，共120个，只比《广韵》少“支之臻欣耕咸严”七个韵。 语音学是科学性很强的，研究方法可以不同，但用相同材料作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以复合的。王、邵都是音韵学大家，同是研究《释文》音切材料，得出的结论除声调外，声、韵系统完全远得无从比较，故一家认为《释文》音是“当时中国普通话”，即“长安音”；一家肯定是“当时南方的标准音系”，即“金陵音系（可称《南切韵》）”。差别这样大，也会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对《释文》的体例和性质研究不够、认识不同，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释文》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佚书的材料，是辑佚的宝库；保存了大量的异文旧读，是研究异文和假借的宝库；以音注示句读和讹误，是校勘的宝库；存数以万计的音切，是研究音韵的宝库；存众多的异读，是研究构词法和上古汉语形态的宝库。最重要的是《释文》作为音义书，释义是目的，注音是手段，“因义注音”和“以音明义”是《释文》注音的特点，不考虑音注中“义”的特定内容，只看注音形式，那是很容易张冠李戴的。《释文》全书体例的系统整理，音切术语和条目的梳理，不同层次和内容的音切的合理分类，音切内部的系统性和客观性的揭示，音切分类数据所含规律与理论的探讨等等，都是复杂而艰难的问题，涉及到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诸多理论和方法，不做好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其它的研究都只会浮于表面而难深入。 建立《经典释文》音切资料数据库以及笔者所作的《〈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是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承担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古音汇纂》中的一个子项目，我们将《释文》音注条目逐字头切成卡片，回索并补齐被注字在14部经典经注原文中的句子，录入电脑做成音切资料数据库，凭借电脑强大的数据检索与信息处理功能，我们框定《释文》所有的音切材料，进行封闭式穷尽性的语音材料研究，这是大规模真实文本研究，属于材料研究类型。对《释文》音切作穷尽性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分类统计、排列表格、显示频率、寻找内在规律，给《释文》音切及其术语以准确的定性、定义，从而探索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从海量音切数据的类聚中总结规律和探索理论，阐明《释文》一书及其音切的性质、内容和作用，也就是通过定量来定性。用高科技手段与传统音韵、训诂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释文》作全面而深入的基础研究，显然是必须的，也是有重要价值的。 [1] 见余行达《经典释文在学术上的价值》一文统计（第146页），《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吴承仕《经籍旧音辩正·自序》（第77页），中华书局1986 [3] 《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649-650页），岳麓书社1997 [4] 罗常培《法伟堂校本经典释文跋》（第10页），图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 [5] 罗常培《法伟堂校本经典释文跋》（第9页），图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 [6]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 [7] 方孝岳：论经典释文的音切和版本（编者按语），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3期 [8] 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问学集》（第91、113页），中华书局1966 [9] 林涛、陆志伟《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第2、3页），燕京学报第三十八期，1950 [10] 方孝岳《关于敦煌残卷尚书释文若干问题之讨论》（第7页），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辨证》（第5页），中华书局1986 [12] 黄焯《关于经典释文》，《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3] 黄焯《经典释文略例》（未竟之作），《黄焯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14]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6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15] 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集（第92页），中华书局1982 [16] 同上，第176页 [17] 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序》（第1页），（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   Comment on Study of The Annotation of Classics WAN Xian-chu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tains two parts,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philology and language noumental study, pov over 1400years, The Annotion of classics has been studied a lot. The article comments on these studes and achieves a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research on character,conteat, effect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in The Annotation of Classics is wery limited, and should be enhanced. Key words: The Annotation of Classics;  phonetic annotations;  basic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