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历史文化概况 陆再奇

主讲人：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陆再奇2017年6月19日目录导语一、宣城和徽州的历史变迁（一）宣城行政区划历史变迁（二）徽州行政区划历史变迁附：宣城、徽州历史管辖区域变迁图1.宣城历史上管辖区域变迁图2.徽州历史上管辖区域变迁图（一）宣城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地域范围（二）北宋及之前的宣城文化和徽州文化（三）南宋及元代宣城文化和徽州文化（四）明清时期的宣城文化和徽州文化（五）当今社会徽州文化与宣城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二、宣城文化与徽州文化之比较三、宣城文化成就（一）宣城诗歌（二）宣城文学（三）宣城史学（四）宣城语言文字学（五）宣城音韵学（六）宣城戏剧学（七）宣城心学（八）宣城词学（九）宣城佛学（十）宣城绘画（十一）宣城书法和书法理论（十二）宣城医学（十三）宣城经济学（十四）宣城农业学（十五）宣城水利学（十六）宣城天文学（十七）宣城数学（十八）宣城手工艺术（十九）宣城印刷术（二十）宣城刻书术（二十一）宣城制造术（二十二）宣城建筑学四、宣城文化起源、发展、鼎盛及为“隐学”的原因（一）宣城良好的生存环境（二）宣城长期的区域中心地位（三）宣城文化发展鼎盛：优越的社会环境1.衣冠名士多聚居宣城2.官员多崇文重教3.讲学风气兴盛4.宁国府商帮经济支持5.文化世家卓然而起（四）宣城文化影响力渐趋弱化源于政治经济地位下降1.宣城管辖区域渐渐缩减2.农耕经济优势渐被沿江地区取代3.商帮经济对文化支持不及徽州（五）宣城文化沦为“隐学”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战乱五、弘扬宣城文化路径思考（一）带着问题研究，做好基础性工作（二）整合媒体加大宣讲力度，激发本土人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三）借助“名人效应”提升宣城文化的影响力（四）挖掘整理历史为文化旅游“八大工程”铸魂（五）打造声像版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结语 导语 宣城文化与徽州文化本属两大平行文化现象，只是由于1987年12月的区划调整，使得徽州文化的核心地绩溪县划入宣城，从而使得今天的宣城文化中包含有徽州文化的内容，因此又称宣城为徽文化核心地。当今学者称“徽州文化”是中国三大地方历史文化“显学”之一，为便于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宣城历史文化”，“宣城历史文化简况”以“徽州文化为参照物”来解读“宣城历史文化”，不存在其他任何用意，只是本人的一家之言，不代表任何一方，敬请谅解。“宣城历史文化简况”对宣城文化、徽州文化的理解多引用历史文献记载，部分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一己见解，不强求认同。一、宣城和徽州的历史变迁（一）宣城历史变迁宣城，有文字记载的政区地名为战国时期楚国的“爰陵邑”。至迟在公元前323年，宣城设有水关关卡，驻有税官，向来往此地从事贸易的商人收税。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刘彻在宣城设丹阳郡，丹阳郡初设时管辖17个县，包括今安徽、江苏、浙江及江西毗邻区域57个县市区，面积5.7万多平方公里。东汉建安十八年（208），三国时期吴国孙权为镇抚山越人，将丹阳郡所管辖的歙县、黟县从丹阳郡划出，设立新安郡（即徽州前身）。西晋太康二年（281），晋元帝司马炎灭将丹阳郡治迁至今江苏南京，在丹阳郡旧址设宣城郡。唐代，宣城辖县最多时管辖当时的13个县，疆域最大时包括今安徽省长江以南，黄山、九华以北地区及江苏溧阳、溧水、高淳等地，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分宣城的广德县置广德军（即明清时期的广德州），此后及至民国元年（1912），宣城管辖宣城、宁国、泾县、旌德、南陵、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六个县。南宋乾道二年（1166），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以自己曾任宁国军节度使的官号，将宣州更名宁国府，因此，宁国府又可以说是皇帝钦定的政区地名。自此，至明清时期，宣城政区地名宁国府1987年12月至今，宣城管辖宣城、郎溪、广德、泾县、宁国、旌德、绩溪七个县（市区），面积12340多平方公里。包括明清时期宁国的宣城、宁国、泾县、旌德，广德州及期所辖郎溪县以及徽州府的绩溪县宣城，作为地方二级及以上（相当于今省或设区市）区域中心，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二）徽州历史变迁东汉建安十八年（208），从宣城管辖区域分出，当时名新安郡，郡治浙江淳安。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灭南朝陈，分新安郡西部休宁、歙、黟3县，第一次置歙州，歙州疆域约占新安郡50%，古徽州疆域第一次出现雏形。唐永泰二年（766），祁门县的设置，徽州所管辖的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和祁门六县格局终于确立。北宋宣和三年(1121)，歙州名徽州。也就是人们常说明清时期的徽州府。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存续790年。古徽州中心所在地歙县徽城镇，作为地方二级以上区域中心，始于隋末汪华起义，至今1300多年。黄山与宣城、徽州的关系 注：关于世人皆知的黄山，严格来讲从西汉元封二年（前109）至东汉建安十八年（208）期间317年，黄山全境位于宣城管辖区域内。从建安十八（208）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1703年，黄山36座山峰中天都、芙蓉等8座位于宣城管辖区域内。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实物图部分《鄂君启节》水路（舟节）交通复原示意图汉丹阳郡（治宣城）行政区划图丹阳郡古今对照图西晋宣城郡行政区划图唐至德二年（757年）宣州疆域图明清宁国府图明清时宁国府与徽州府行政区划图宣城区域位置图宣城政区图宣城历史文化简况—以徽州文化为参照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宽泛地讲，宣城文化，即以今宣城市政府驻地为区域中心的古宣州地域文化；徽州文化，即以歙县徽城镇为区域中心的古徽州地域文化。农耕文明时期，生活在古宣州和古徽州地境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封闭的，都是吸收了大量的非固有的因素，宣城文化与徽州文化也不例外。从两地首次接受中原文明的时间和受中原文化影响及中原化进程来看，宣城文化为源头、处于上位，徽州文化则处于受其幅射和影响的下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频繁流动，地域文化渐趋同化，宣城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地域特征渐渐淡化，乃至逐步消失。二、宣城文化与徽州文化之比较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方言。同一方言是同一区域内人群交往的媒介，不同的方言会造成不同的文化心态，是地域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因素，方言的地理分布与行政区域的演变、历史文化地域的形成等事象之间，向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宣城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地域范围宣城文化的地域范围与历史上宣州吴语方言范围基本一致，又与古宣州疆域变迁密切相关。古宣州，指以今宣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区域，其建城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据《鄂君启节》记载，至少在公元前323年之前，楚国在宣州城中设有水关，驻有税官。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在宣州设立地方一级政府（相当今省）丹阳郡，疆域包括今皖南苏南浙北5.7万多平方公里。后世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考量，西晋、三国孙吴、李唐王朝先后从古宣州母体中析置出今南京、黄山（古徽州）、池州等设区市；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赋税的增长，唐末五代又从古宣州母体中析置今芜湖、铜陵、马鞍山等。北宋初年，古宣州——宁国府一府六县疆域基本定型，直至民国元年（1912）。古宣州政治中心所在地宣城市宣州区，作为地方二级及以上（相当于今省或设区市）区域中心，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宣州吴语，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方言分布区域普查时，宣州吴语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今皖南芜湖、铜陵、池州、宣城、马鞍山、黄山市黄山区北部，江苏西南部及浙江西北部，起初被定名为“铜太方言”，取铜陵、太平两县名首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来皖南调查方言时，根据这些地方古时属宣州或宣城郡，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其更名为“宣州吴语”。徽州文化的地域范围与历史上徽州方言范围大体相当。古徽州，指以今歙县徽城镇为中心的区域，其前身可追溯至公元前208年，孙权为镇抚山越人，分丹阳郡西南部设立的新都郡，郡治浙江淳安；公元281年，晋改新都郡为新安郡，仍治浙江淳安。新安郡在设郡100多里默默无闻，东晋隆安二年(398)，因五斗米道的传播和新安太守孙泰侄儿孙恩起义，世人才知道有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文帝杨坚灭南朝陈，分新安郡西部休宁、歙、黟3县，第一次置歙州，歙州疆域约占新安郡50%，古徽州疆域第一次出现雏形。唐永泰二年（766），祁门县的设置，古徽州一府六县格局终于确立。北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被镇压，改歙州名徽州，取意将此地捆绑起来，不让其造反。古徽州中心所在地歙县徽城镇，作为地方二级以上区域中心，始于隋末汪华起义，至今13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古徽州区域中心移到今黄山市人民政府驻地。徽州方言，分化于吴语，形成于宋元时期，分布在新安江流域及周边区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区域由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组成。徽州方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徽州文化研究才被当代人确定为一种汉语方言。（二）北宋及之前，皖南地域文化中心在宣城，宣城文化一枝独大，徽州文化处于起步阶段。石器时代，宣城地境的先人创造了“水阳江文化”。夏商周时期，古宣州和徽州在内的皖南土著居民为越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语言为古越语，似鸟鸣一样中原人听不懂，称之“鸟语”。秦统一中国，古宣州和古徽州虽然纳入中华大一统疆域，除少数统治者，居民主体仍然是土著越人。西汉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汉武皇帝刘彻曰：“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李忠任丹阳郡（治宛陵，今宣城市）太守。《后汉书·李忠传》载：“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义，衰于中国，乃起学校，习礼容”，传播中原文明。数年间，丹阳郡好学成风，不少人通晓儒学，并被提拔担任地方官吏或僚属，李忠也获得政绩“天下第一”的赞誉。丹阳郡学培养的人才中，最著名为汉末争雄中割据一方的徐州剌史陶谦，《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载，“（陶谦）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说明进丹阳郡学，为其进入仕途奠定了基础。《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革其旧俗”。1986版《南京简志》也有同样的记载。也就是说，包括古徽州在内的今苏南皖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徽州文化的源头在宣城。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宣城境内。《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永平十三年（70），中国第一代佛教徒、楚王刘英因人告发谋反，被遣送至丹阳泾县（今宣城市泾县），随从中佛教徒数百人，此为史籍记载的佛教最早传今安徽内及长江以南之始。《吴志·刘繇传》载，汉灵帝时，丹阳（今宣城）人笮融(?—195)，建佛寺，供奉有铜质涂黄金且衣以锦采的佛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度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顺帝年间（126-144），泾县始建万寿寺，标志皖南地区开始建造佛寺，距今1800多年。《三国志·孙瑜传》载，建安九年（204），孙瑜（177～215）领丹阳郡（郡治宣城）太守时，曾用厚礼聘请笃学好古的名儒马普讲学，让将吏子弟数百人从其受业。西晋惠帝时期（290-306），宣城县境内建造净国寺和永安寺。“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宣城）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侨居宣城境内的代表人物有谯国桓氏，产生了桓彝、桓温、桓冲、桓玄等7位文学家，流传至今的文学作作品计66篇（首），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出任宣城太守，著就“二十四史”前三史中的《后汉书》。南朝齐“竟陵八友”之一的谢脁，出任宣城太守后，在山水诗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并称“大谢”和“小谢”。谢脁的诗歌四份之一作于宣城，因此，人们将谢脁的诗集命名为《谢宣城集》，称为宣城为“谢宣城”、“小谢城”，视宣城为“中国山水诗发源地”。谢脁身后“中国文人的宣城情结”肇源于此。《梁书·周兴嗣传》载，南朝梁武帝时，迁徙宣城郡境内的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流传至今已1500多年。唐代，宣城为宣歙池三州区域中心，发达的水陆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富庶的经济生活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为文化人的成长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唐王朝重量级的文人名流几乎都与宣城结渊，他们或游学、或寓居、或为官、或避难宣城，“才人名士遥相望”，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化。开元十四年（726），裴耀卿任宣州刺史，“率父老子弟行乡饮于学，命歌《南陔》《白华》《华黍》《由庚》等篇，凡所谓学，莫详其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查屏球认为：唐建中、贞元年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宣城求学期间（13岁至19岁），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自我身份认定，并形成了改革文风的使命意识。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中唯一一位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是宣州贡举的“生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载，宣城不仅盛唐时期，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唐代诗人占藉考》载，唐代宣州14位诗人，存诗667首14句；歙州9人，存诗14首2句。安徽大学汤华泉教授考证，唐五代诗人（以有诗作存世者为准)与宣城县（今宣州区）有关的163人，诗歌298首。《安徽通史·隋唐五代卷》载，唐代安徽各州进士39人，其中：宣州8人（该卷至少不包括白居易、侯权等人），歙州5人；唐及五代安徽状元3名，其中：宣州2名（旌德县1名，宣城县1名），庐江1名。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依据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考证，隋唐五代全国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安徽21人，宣州13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阿祥认为：中古时代，宣城地理区位，先为政治中心，再为江南奥区。西汉、东汉以及三国孙吴时期，包括今江苏南京地区在内的丹阳郡，郡治宣城。当时的郡是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换言之，汉代的丹阳“省”，“省会”在宣城，这是了不得的地位，它直接说明了宣城为其时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进入六朝时代，丹阳郡治迁到了今天的南京，宣城则成为江南的奥区与腹地，每当北方战乱，大量江淮间乃至黄河流域的士家大族迁徙江南，多有入驻宣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北阻淮河与长江的江南，是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避难所，而江南平原文化的避难所，又在山水环护的宣城，宣城对于华夏正朔的传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创刊号2012年第一期）。（三）南宋及元代，徽州文化开始崛起与宣城文化分庭抗礼两宋及其后，宣城文化世家大族开始显现，在诗、词、文、赋、书画、戏曲、宗教、散文、笔记小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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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尽显风采。哲宗元祐二年（1087），知苏州事林希改任宣州，欣然吟诗道：“虎丘换得敬亭山，句水松陵数舍间。天下难如两州好，君恩乞与一身闲。”倪源（约1086～1124），年15试太学第一，工诗，善画。北宋梅尧臣不仅以诗学理论著称，而且还被宋元诗坛誉为宋诗的“开山鼻师”。北宋词人何大圭（1101～？），政和八年（1118）进士，试礼部第一，终身耽于吟咏，倾心笔耕。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吴伟，廷对万余言，论述精辟，考官欲将其名列第一，因言辞直率，得罪丞相秦桧，末列榜首，但仍列甲科。南宋词人吴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评其词说：“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诗词俱佳的周紫芝，以其卓著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南宋状元张孝详寓居宣城，其《于湖居士文集》称，“私念宣大郡，民业于儒十五”。士民“于兵火抢攘之际，学者讲诵不辍”。淳熙八年（1181），宣州吴柔胜进士及第，其子吴渊、吴潜分别于嘉定七年（1214）、十年（1217）进士及第，且吴潜进士第一，父子、兄弟三人同为朝廷台阁重臣，吴渊、吴潜兄弟先后拜相，显赫一时。天圣五年（1027），宣城县人施元长进士及第，咸淳四年（1268），施元长的孙子施岩求、施福求同榜进士及第，宣州一时“祖孙三进士，兄弟两登科”成为美谈。《安徽通史·清史卷》载，唐至宋安徽全省出了9名状元，宣城3名（南唐舒雅、丘旭，南宋吴潜）。徽州府志也记载舒雅为徽州人，其实，舒雅的出生地、成长、成才地均与徽州无关，可能是祖籍徽州。今人津津乐道的新安理学（注：新安疆域大体由明清时期徽州府、严州府，新安治所在浙江严州府境内），最早形成于南宋。新安理学创始人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出生地、成长地、学术活动均不在徽州，其学派人称“闽学”，只不过朱熹自称“新安人氏”，因此被徽州引为乡里之荣。公元1176年4至6月，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祭祖扫墓，徽州人向其拜师求学，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侯，徽州开始热衷求学，乡风民俗才开始转变。在此之前的古徽州，西汉武帝刘彻时，在此设丹阳郡尉，强化统治，相对平静外，可以动乱不已。汉建安十三年(208)，山越人叛乱；晋隆安二年(398)，新安太守孙泰反对征役，密谋起事，为淮南王司马道子所杀；宋泰始二年(466)，太守阳伯子率兵反叛；梁大宝元年(550)，侯景之乱，元义率兵攻陷新安郡城；隋大业十二年(616)，歙人汪华起兵占据新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歙人洪贞起义被镇压；唐宝应元年(762)，歙人方清揭竿起义，众至数万；宣和二年(1120)，歙县佣工方腊起义，《青溪寇轨》载，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平民不下两百万。频繁不已的动乱，古徽州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士民无法安心求学。仅《徽州府志》记载的较大动乱：当今学术界追捧的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其源头大多从宋代谈起。宋代之前因回避宣城文化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安徽通史》《安徽省志·科学技术志》等专著多处宣讲宣城文化。研究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徽州文化，谈论南京历史，均回避不了宣城，《芜湖通史》宋代之前写的多是宣城。唐五代及之前，宣城是皖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南宋及其后，随着皖南沿江地域的开发及商品经济发展、徽商的崛起，宣城政治、经济和地理优势渐弱，宣城文化一枝独大的地位开始动摇，一个显现的表现便是人才数量相对的减少。（四）明清时期，徽州文化异军突起，皖南地域文化中心移至徽州，宣城文化紧随其后元代，不足百年，蒙古人统治中国，人分四等，中国文化处于低潮。宣城贡氏、汪氏、张氏、王氏等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却极其繁盛。贡氏家族四世有诗文作品传世者27人，其中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连续三代均有个人诗文汇编传世,在元代绝无仅有的。贡奎有“元诗巨擘”之美誉，其子贡师泰则为“名高一代，文照千古”的显赫人物。明清时期，随着徽州商人群体的兴起与文教的兴盛，徽州的经济、文化实力迅速上升，徽州府（府治歙州）开始取代宁国府（府治宣城），逐渐成为皖南的领头军，并博得“东南邹鲁”的荣誉，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其中最大的特色是迁居外籍的徽州人创造的业绩远胜于徽州本土。新安理学历经元末明初的高峰期，至明代中叶开始衰败。明代中后期，宣城科第之盛空前绝后，明万历一朝，仅宣城县一地任三品以上大员就有七八人。明天启三年(1623)，宣城县洪林镇建石质三元牌坊一座，一面题额“十里三元”(即：状元沈懋学、会元汤宾尹、解元贡钦)，一面题额“同朝鼎甲”(即：状元沈懋学、榜眼汤宾尹、探花舒宏志)，上属四人均为明代洪林桥周围十里境内人氏。明代科举宣城县还派生出“宣党”文化，魁首汤宾尹，人称“汤宣城”。清·康熙中叶，统治趋于稳固，宣城科甲再兴。康熙《宁国府志》载，宁国府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书院54所，各类学校，各种形式和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这些人不仅创造发展着宣城文化，还继承保护了宣城文化。明至清，宁国府与徽州府地域文化各有千秋。《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载，明代安徽著作1915部，徽州府757部，居第一位；宁国府314部，居第二位；安庆府274部，居第三位。《明史》列传宁国府11人，其中宣城县8人。《清史稿》列传皖籍人物209名(未计女性)，安庆府和徽州府各51人，并列第一，其中安庆府桐城县49人，徽州府歙县29人、休宁12人；庐州府35人，位居第二，其中合肥县26人；宁国府19人，位居第三，其中泾县9人，宣城县5人，均属人才密集区。清代的文学家，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记载，全国1806人，有籍贯可考者1741，安徽境内98人，其中：安庆府40人，徽州府32人，宁国府15人。清初，宁国府的施闰章与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等宣城诗人凝聚为一体，自建一帜，人称“宣城体”，或“宛陵体”。进士不等于学者，只是因为便于量化而被经常拿来统计。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明代，安徽出了6名状元，宁国府与徽州府各1人，分别是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状元、宣城县人沈懋学；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状元、歙县人唐皋。1997版《安徽省志·教育志》载，清代科举考试98榜，安徽本籍状元9人、榜眼7人、探花4人，徽州状元4人（歙县、休宁各2人）、榜眼无、探花1人（歙县）；宣城（宁国府）状元无，榜眼2人（宣城县）、探花1人（旌德）。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进士名额由中央政府分配至各省。士子欲取得科举功名，需通过童试进入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获取举人资格，再进京参加会试、殿试，成为进士。府州县秀才名额主要依据所在行政区人口多寡、报考科举的人数、赋税额多少确定。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以前，安徽8府5州54县生员1268名，其中：宁国府155名，安庆府151名，徽州府137名。秀才越多，考取举人、进士的数量就越多。有清一代，安徽出现多少名文进士，不同的学者，依据统计文献的不同，得出了人数也不同。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版）是近年来史学界公认的一本权威的统计清代进士题名的工具书。据该书统计，清代共进行112场文进士科举考试，全国文进士26849名，安徽文进士1182名（不含寄籍），安庆府286名，徽州府245名，宁国府165名，庐州府114名。安庆府、徽州府进士总数多于宁国府主要得益于安庆府桐城县、徽州府歙县。桐城县文进士138名，占安庆府总数的48.3%，位居今安徽境内县级第一；歙县文进士115名，占徽州府总数47%，位居第二；宁国府泾县62名、与庐州府合肥县并列第三，宣城35名、位居第九，旌德32名、位居第十。《乾隆江南通志·选举志》载，明代安徽举人3214人，其中：徽州府939人，位居第一，其中歙县421，婺源242人；宁国府474人，位居第二，其中宣城县200人，泾县102人；凤阳府397人，位居第三。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选举志》载，清代安徽举人5071，其中：徽州府1080人，位居第一；安庆府991人，位居第二；宁国府847人，位居第三；庐州府445人，位居第四。其中：安庆府桐城县465人，位居县级第一；徽州府歙县457人，位居第二；宁国府泾县349人，位居第三。明清之际，宣城地方文化家族能够在周边徽州、苏南、浙西北巨族林立的形势下据有一席之地，重要原因就在于古宣州孕育出一大批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诸领域创造出辉煌业绩和有影响人物，形成了宣城数学、宣城画学、宣城诗学、宣城戏剧、宣城医学、宣城印刷、宣城天文、宣城心学、宣城科技、宣城宗教、宣城书法等学术流派及宣城梅氏、施氏、贡氏、吴氏、沈氏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文化世家。清代文坛最大的文派——桐城派最推崇宣城。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义之邦，推宣城为最”。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桐城三祖”之一姚鼐称“宣城自 古诗 古诗300首免费下载古诗十九首初探pdf75首小学生必背古诗小学生必背古诗75首新李阳疯狂背古诗240首 人地”。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文学渊薮，也是全国文坛两大重镇。以宋代梅尧臣、明代梅鼎祚、清代梅文鼎为代表的梅氏，以贡奎、贡师泰为代表的贡氏、以吴渊、吴潜为代表的吴氏，以沈懋学、沈有容为代表的沈氏等文化世家大族，共同将宣城图绘成“上江人文之盛首”、“文风昌盛诗人地”。2012至2015年，市档案局（方志办）编辑的《宣城古代诗词全集》（1至5卷），辑录了南朝至清末民初，外籍和本籍歌咏宣城的诗歌26556首，诗人3321人。康熙帝钦定编纂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也只有48900多首，诗人2200多人，足见宣城诗歌文化的历史地位。2011年10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的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宣城市名列黄山市、安庆市之后，位居第三，有2392处。综合史籍统计，今宣城市（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县、宁县市、泾县、绩溪县、旌德县，不含历史长期隶属宣城的今黄山市黄山区和芜湖市南陵县）唐至清末，宣城本籍进士（含文进士、武进士）1000名左右，仅次于今黄山市（黄山市黄山区、徽州区、歙县、黟县、祁门县、休宁县，不含历史长期隶属徽州的宣城市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1200多名，位居安徽省第二位。（五）当今社会徽州文化与宣城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当今社会人们比较浮躁，学术研究同样也如此。徽州文化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流行甚广。部分学者对徽州文化存有“盲从”的社会心态，并以对徽州文化过度解读为荣，导致徽州文化研究成果含有牵强附会、夸大其辞之嫌。具体表现：一、徽州文化的成就大多是脱离了原籍徽州，迁入外地并且融入当地定居的老徽州人及其后人创造的，严格来讲，他们中多数的既出生成长在迁入地、又受迁入地的教育而成才地，与大山环绕的徽州本土基本无关。他们之所以还保持着与原籍徽州间的联系,主要是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在起作用。另外，由于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籍贯不能随便更改,也使得他们的后裔长期保持徽州原籍不变。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指出：如有一人，生长在缺乏教育机会之穷乡僻壤中，虽为天才，亦难免湮没无闻。反之，如有一人，生长于文化之中心，并得继续享受完美之教育，虽属中资，亦可成为出类之人。但是，部分学者忽视或混淆了徽州本土人创造的文化与迁居外地徽州人创造的文化关系，误导世人以为这些成绩好似全都来源于徽州本土。苏州大学历史学系吴建华教授在《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一文中指出：苏州主要依靠本地的进士赢得科举人才之乡的盛名，而徽州科举人才声望总挂着外迁的徽州人进士。徽州士子寄籍在外，得风气之先，用功攻读，不负众望，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几率比在闭塞的本土山区高得多。寄籍或久迁他乡的徽州士子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多，成为徽州科举人才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清代发展至极点，也是徽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的显著特点，与苏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差别最大的地方。二、在进行徽州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对比时，往往将寄籍在外的徽州人举得成绩和徽州本土人举得成绩合计与其他地域本土人举得成绩进行对比，由于两者口径不一，可比性要大打折扣。以科举时代考中状元的人数为例。1997版《安徽省志·教育志》载，清·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年（1877），前后230年，科举考试98榜，安徽本籍出了9名文状元，其中太湖、休宁县各2名。《安徽通史·清史卷》与记载相同。但是，今徽州人考证，清代休宁县出了13个状元（其中本籍2人，寄籍12人），比安徽全省还多出4人。若按休宁县状元人数口径统计，清代状元可能全部出自安徽；也可以说徽州科举时代没有一个状元，因为徽州居民祖籍多为中原（注：寄籍，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附于外地的籍贯）部分学者追捧的“全国第一状元县——休宁”的第一个文状元竟是南宋宁国府人吴潜。关于吴潜的身世，就一句话，“宋休宁县城玉堂巷人，寄籍宁国。”并言明《宋史》有传。《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七）《吴潜》载，吴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吴潜之父吴柔胜。《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吴柔胜》载，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人。找不到吴潜是休宁人的任何依据。朱熹，徽州婺源人，《宋史》倒是记载的明明白白。一些学者不加分析或有意识加以助推，造成的混乱将为后世学者所厌弃。三、很多学者一方面坦言自己未研究过宣城文化，另一方面凭直觉认为宁国府与徽州府相邻，宁国府文化受徽州府影响或辐射。他们忽视或无视徽州府一府六县间文化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扩大了徽州文化的对外辐射和影响力，这点在徽州文化与宣城文化两者之表现最为突出。仍以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版）记载进士为例，有清一代，徽州府文进士245名，其中歙县115名、休宁60名、婺源39名、绩溪15名、黟县9名、祁门7名。歙县的文进士是祁门16.4倍、黟县12.8倍、绩溪7.7倍、婺源2.95倍、休宁1.9倍。宁国府文进士165名，其中泾县62名、宣城35名、旌德32名、太平17名、南陵12名、宁国7名。《清史稿》徽州府列传人物51人，其中歙县29人、休宁12人、婺源5人、黟县3人、绩溪2人、祁门无；宁国府列传19人，其中泾县9人、宣城5人、旌德4人、南陵1人、宁国无。宁国府旌德县与徽州府绩溪县紧密相邻，今人多认为旌德文化深受绩溪文化辐射与影响，但是，清代旌德的文进士和列传人物均是绩溪的2倍，数字最有说服力。四、宣城的历史典籍、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没有徽州的集中和表诸形体，也没有机构从事宣城文化原始资料的挖掘、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更没有研究成果供引用，因此，渐渐被今人淡忘，甚至可说以是误解。从这种意义上，宣城文化是块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只许稍加用力便可取得成绩。徽州文化已被人们反反复复耕耘多年，边边拐拐都被开发利用了，很难再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总之，研究徽州不能不研究宣城，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抛开宣城文化，徽州文化将难以进行系统、透彻和全面的研究与剖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人附加在徽州文化的虚荣将褪却，徽州文化将恢复其本来面者。宣城文化，是古代宣州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涉及经济、社会、教育、学术、宗教、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多学科，概括起来由文学艺术和工艺艺术两部分组成，其表现为诸多的文艺作品和手工艺品，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或兵燹战乱或其它原因，很多已经散佚或不复传世，不过保存下来的仍有不少。限于篇幅，简略如下：三、宣城文化成就（一）宣城诗歌南朝齐建武二年（495），谢脁出任宣城太守，钟情宣城灵山秀水，在宣城所作的三十七首诗歌中，涉及山水景物描写的诗歌占二十九首，在中国诗史上开拓出清新秀丽的新体诗，后世学者称宣城为谢宣城，将谢脁诗集命名为“谢宣城集”，视宣城为“中国山水发源地”。唐代，有名的大诗人基本上均与宣城结源，有诗歌传世的诗人中，仅与今宣城市区有关的诗人163人，歌咏今宣城市区的存世诗歌305首。诗仙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62年的人生有5年左右生活在今宣城市区，存世的900多篇诗歌中，清代及当代学者考证，与今宣城相关的72首（宣城市区52首、泾县20首），其中与敬亭山有关的23首。“三大诗人”中唯一“进士”出身的白居易，宣州贡举的“生员”，存世诗歌与今宣城市区相关7首。“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寓居宣城期间造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存世诗歌与今宣城有关3首。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两度为官宣城，歌咏今宣城市区的存世诗歌38首。此外，客居宣城的诗人，尚有广教寺僧人清越、开元寺僧人元孚，青楼女子史凤等当世名家。宣城的诗歌文化更离不开宣城本土文化人的营造构建。盛唐时期，宣城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诗人群体；唐末五代，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诗人群体，他们与在宣城任观察使(节度使)兼刺史和诗人一身的裴耀卿、季广琛、路应、范传正、令狐楚、崔群、沈传师、陆亘、高元裕、裴休、独孤霖、崔铉、裴虔馀、徐知证以及或游学、或寓居或为官宣城的张九龄、邢钜、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高适、韦应物、孟郊、权德舆、沈传师、刘禹锡、张籍、韩愈、白居易、许浑、杜牧、许棠、陆龟蒙、杜荀鹤等“名重于时”的大诗人，共同绘就了唐代宣城丰姿卓越的诗歌文化。北宋，宣城诗歌文化引领诗坛，文化世家开始崛起。宣城本土大诗人梅尧臣，世人称其宛陵先生，少即能诗，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为诗主张写实，其“宛陵体”诗风，欧阳修的评价可概括为“深远古淡、间出怪巧妙”，人称宋诗“开山祖师”，所作的近万首诗歌中，流传至今约2800多首。南宋，吴潜、周紫芝等人诗歌独树一帜。周紫芝的《竹坡诗话》，以考证见长。“少能文，尝赋学士诗”的李兼，首编宣城第一部诗文总集——《宣城总集》。欧阳修、晏殊、范仲淹、叶清臣、沈括、苏轼、苏辙、黄庭坚、宋祁、张耒、吕本中、李弥逊、范成大、杨万里、张孝祥、文天祥等，或为官或游学或客居宣城，寻幽访胜，感时抒怀，在宣城留下了大量精美的诗篇。他们与宣城本土诗人交游酬唱，助推了宣城诗歌文化的繁荣。元代，不足百年，蒙古人统治中国，人分四等，中国文化处于低潮。宣城贡氏、汪氏、张氏、王氏等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却极其繁盛。贡氏家族四世有诗文作品传世者27人，其中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连续三代均有个人诗文汇编传世,在元代绝无仅有的。贡奎，10岁能诗文，其《居庸关》《夜坐》《赋牡丹》等诗篇，“尽洗宋金余习”，时人争相传诵，人称“元诗巨擘”，病逝后皇帝追封其为广陵郡侯，谥“文靖”。其子贡师泰，诗歌文章驰名当世，以文名累迁翰林学士兼国史编修，堪称“名高一代，文照千古”。贡仲章等人以诗著称一时。汪泽民与张师愚至正元年（1341年）编纂的《宛陵群英集》二十八卷，辑选了宋至元代宣城籍诗人诗作1393首，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地方性诗歌总集。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十二卷，辑诗746首，分属129位诗人，足见宣城诗文之盛。明末清初，宣城文化世家科甲隆盛，诗歌文化进入全面鼎盛时期。施闰章与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等宣城诗人凝聚为一体，自建一帜，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以“醇厚”为则，追求“清深”诗境和“朴秀”风貌，形成了“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艺术特色，奠定了宣城诗派无可争议的诗坛地位，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人称“宣城体”，或“宛陵体”。清“桐城派”祖师姚鼐由衷敬佩宣城张氏子弟张焘。张焘所著诗古文词，姚鼐皆手定序之，并赠以诗云：“宣城自古诗人地，张氏才多奕世间。”据不完全统计，宣城本土诗人刊行于世的诗歌有集300多种，1600多卷（册）。自古及今，宣城十分重视整理和保存诗歌文献。南宋有《宣城总集》，元代有《宛陵群英集》，明代汤宾尹编有《宣城右集》和《宣城左集》（又名《一左集》）。明万历年间，梅鼎祚首编《宛雅》十卷，汇集了唐代至明代宣城诗人的诗歌；清初蔡蓁春、施闰章接续《宛雅》八卷，汇集了明嘉靖以后至崇祯末年宣城诗人的诗歌；清代的施念曾、张汝霖又将前二编遗漏和清代宣城诗人的诗歌作品汇编成《宛雅三编》二十四卷，全书收录宣城诗人443人，诗作2498首，并附有联句、逸句一卷，诗话三卷。2012年至2015年市档案局（方志办）编辑的《宣城古代诗词全集》（1至5卷），辑录南朝至清末民初，外籍和本籍歌咏宣城的诗歌26556首，诗人3321人。康熙帝钦定编纂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也只有48900多首，诗人2200多人。（二）宣城文学宋代，文献名家李兼（1143～1208）编有宣城第一部大型文献总集——《宣城总集》二十八卷及宁国府建制之后的第一部志书——《嘉定宣城志》。明代，梅鼎祚从历代诗文集、笔记和类书等作品中辑录一部以娼妓生活为题材的文言小说集《青泥莲花记》十三卷，收录了由汉至明“娼女之可取者”的故事二百余则，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代妓女生活，是研究娼妓史的难得资料。清初杰出的文学家施闰章，师法北宋古文大家欧阳修、曾巩，绵密流畅。古文大家魏禧称其“文意朴气静，初读之，若未尝有所惊动于人，细寻绎之，则意味深长”。杭世骏称“其文非一世之文，陶、杜、韩、柳之文也。”民国时期，与柳亚子结成“金兰之契”的泾县人胡怀琛（1886～1938），先后担任过《神州日报》《中华民报》《太平洋报》及商务印刷馆等编辑，在中国公学、沪江、持志等大学及正风学院担任教授，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民国21年受聘上海通志馆任编辑。在任教与编辑业余期间又勤于选编、撰写、著述，涉及文学史、哲学、经学、佛学、考据学、地方志、诗歌、小说、传记、评论、杂记等，门类广博，存目多达152种，约15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国学概论》《文字源流浅说》《中国文学过去与末来》《中国戏曲史》等百余种，商务、世界、广益、崇文、新中国书局先后出版。宣城人，梅光迪（1890～1945），曾同胡适就文学革命问题展开了反复的讨论，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学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著述辑印有《梅光迪文录》一册。著名作家、泾县人，胡耐安（1899～1977），通英、日文，中文造诣尤深，一生著作甚丰，作有《先秦诸子学》《中国文字学检讨》《儒道墨三家评价》《中国民族志》《新湘军志》等数十种，100多万字。泾县茂林人，吴则虞（1913～1977），4岁习字，6岁能诗，“国学大师”章太炎入室弟子，加入章氏“国学讲习会”，专攻文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考证学上的主要成就撰述《淮南子集释》；版本目录学著述方面有《继藏书纪事诗》12卷，一生著述甚丰，校勘整理260余卷，收入《静斋丛稿》30余种200余卷。著名作家、旌德人周而复（1914～2004）的《诺尔曼·白求恩》最早将白求恩事迹介绍出来的，著有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南京的陷落》等，其中《上海的早晨》先后出版过多种外文译本，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当时几至家喻户晓，成为无愧于时代的文坛巨擘。（三）宣城史学一、纂修正史：南朝宋，宣城太守范晔著二十四史之《后汉书》。唐以的后历代设馆修史，宣城学者参加纂修正史者有宋代梅尧臣，元代汪泽民，清代施闰章、赵绍祖、潘锡恩等。宋代梅尧臣因其撰有《唐载记》二十六卷，多正旧史之错误，参与《新唐书》的编纂，并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元代的汪泽民和贡氏家族参与辽、金、宋三朝史的纂修。清代施闰章应博学鸿词科，以翰林院侍读修《明史》；赵绍祖（嘉庆廪贡生），博学好古，尤深于名，参加纂修清·道光《安徽通志》，任总校；潘锡恩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仁宗睿皇帝本纪》。二、私家撰史：私家撰史见诸著录者，宋代旌德人著有《前后汉记》。清代泾县一地，史家辈出，且重史议，缘于家师传承，互学相长，推动了安徽史学的发展。万应隆，崇祯二年（1639）乡试中举，与宣城沈寿民倡立南社，著有《三峰传稿》四卷、《三锋史论》十四篇；张应泰（万历二十年进士）、张一卿（泾县副贡生）叔侄，张应泰著有《史疑》三十四篇，张一卿继作《续史疑》。赵青黎（乾隆元年会试第一进士），善文学，与方苞风格相似，能诗，尤长史，著有《星阁史论》，论断殊多卓识。赵绍祖史论识力卓然，重要史著有《通鉴注商》十八卷《新旧唐书互论》二十卷《竹书纪年》《建元纪》《读书偶记》《古斋笔记》等。历史地理著作有清乾隆年间澳门同知、宣城县人张汝霖与上海人印光任合著《澳门纪略》一书，分形势、官守、澳番三篇，图十二，是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澳门的古籍著作。民国时期旌德人吕碧城还编译了《文史纲要》和《美利坚建国史纲》等著作。三、史料著述：清代赵绍祖收集明清泾县人著作41种五十一卷，辑有《泾川丛书》。清代潘锡恩的《乾坤正气集》五百七十四卷，收录了自楚国屈原至明代朱集璜101人；赵绍祖著作有《新旧唐书互证》《通鉴注商》《安徽金石》等。四、奏议政书：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泾县人萧彦的《制府疏草》，上卷五篇言内政，下卷七篇言边防、海防，“皆经国之远谟，御倭之要策，又史所不及也”；明万历进士叶永盛著《玉成奏疏》十三篇，其中五篇关于盐政；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泾县人胡承珙任福建延建道、台湾兵备道，作有《奏议》一卷。泾县胡朴安（1878～1947年）撰有《中华全国风俗志》。近现代有著名科技史专家、农业史专家、古文献学专家，泾县人胡道静（1913～2003）作有《公孙龙子考》《中国古代的类书》《农书与农史论集》等多部专著及近百篇论文，其中用力最勤、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研究成果是近百万字的《梦溪笔谈校证》。五、地方志书：隋唐时，宣城就编有《宣城图经》。明代之前宣城修有各类方志19种，约占安徽省所修112种志书的17%。明代宣城编修志书24种，约占安徽省所修志书187种的13%。清代宣城编修各种志书54种，约占安徽省所修志书330种的16%宣城之有志，始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已佚元考）。（四）宣城语言文字学南宋古学家、宣州人陈天麟（歙县人罗愿在其后），曾取班固《汉书》所用古字，依《广韵》206韵编次，成《前汉古字韵编》五卷，传于世，另有《易传》传世。梅尧臣著有《毛诗小传》二十卷。明代宣州人梅膺祚著述的《字汇》十四卷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许慎《说文解字》500多篇首归并为214部，收字33179个，是明代流行极广的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纠正了《说文解字》分部过于繁琐和部首排列漫无秩序的状况。《字汇》的原版，现为杭州古旧书店所藏，视为稀世典籍。民国时期，国学大师、泾县人胡朴安（1878～1947），毕生致力于经书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及先秦诸子研究，作有多部语言学著作，其中《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最早著作。《俗语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方言、口头语词方面的研究著作。（五）宣城音韵学明嘉靖十年（1531）举人、广德人濮阳涞著有《韵学大成》四卷。清代泾县人胡承珙（1776～1832）著有训诂著作《毛诗后笺》三十卷，《礼义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尔雅古义》二卷等，其《毛诗后笺》是清朝在《诗经》训诂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宁国人周赟（1835～1911），7岁能诗，9岁作《六声图》，12岁考中秀才，时称“神童”。周赟首创的《六声韵学》，将固有的汉字增分为六声，兵部尚书曾国藩极为赏识，亲手书赠“六声堂”匾额和“二品教官天下有，六声韵学古来无”的对联。（六）宣城戏剧学宣城戏曲有诗文可考始于唐代，诗人顾况在宣州作有《险竿歌》。五代时，宣州滑稽戏。元代，宣州出现了第一个著名戏剧作家赵熊。明代，南戏在宣城境内广为流行。梅鼎祚是晚明曲坛一位颇具影响的戏剧家，家不仅养有戏班，而且还著有《昆仑奴》杂剧和《玉合记》《长命缕》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剧，其中《玉合记》为昆山派扛鼎之作。梅鼎祚的创作实践为万历中期以汤显祖、沈璟为代表的戏典创作高潮的到来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对推动明代戏曲创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清代，李文瀚著有《胭脂舄》《紫荆花》《凤飞楼》《银汉槎》多种传奇剧本，近代，泾县黄田人朱践耳（1922～）创作管弦乐曲、民乐全奏曲、钢琴曲、交响乐曲甚多，其《交响幻想曲》获1981年全国第一届交响乐优秀奖。（七）宣城心学明代，宣城人文与桐城、徽州的一个显著不同，即在于标举心学。明代中叶，朱熹理学开始衰退，王阳明的“心学”逐渐演变为当进的主流思潮。宣城人沈宠、梅守德从学王阳明嫡传弟子邹守益，沈宠又师事欧阳德，刻《传习诸录》，宣城心学之倡自此而始。继邹守益之后，王阳明嫡传弟子钱德洪、王畿应邀来宁国主持水西三寺讲会，与会达数百人，水西之学闻于海内。嘉靖中，“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代表人物、宁国府知府罗汝芳，改建水西书院，岁会以时，讲席常满。罗汝芳又延沈宠、梅守德共主讲席。罗汝芳高弟子陈履祥踵继前风，讲学宣城，施闰章祖父鸿猷与邑人汪惟清有“陈门曾颜”之目，倡六邑同仁会，“宣城心学”臻于兴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八）宣城词学南宋代表人物，吴潜（1902～1994），嘉定十年（1217）状元，工诗词，《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词评价是“皆激昂凄切，慷慨悲壮，多为感怀时事，直抒胸臆之作”，《全宋词》收录其词256首；另一个代表人物周紫芝，代表作《竹坡词》三卷，“自为一格”，备受后世推崇。明代梅鼎祚辑有《履斋遗集》行世。近代代表人物，旌德吕氏四姐妹，吕惠如（1875～1925），九岁能诗词，工书善画，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多年，诗词稿多佚，仅有《惠如诗稿词稿文存》传世；吕美荪（1879～？），工诗词，尤精古体诗词，著有《眉生诗稿词稿》、《阳春白雪词》等传世；吕坤秀（1888～1914），作有诗词集《灵华阁诗稿》和《撤珥集》（已散佚），《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录其诗词2首；吕碧城（1883～1943），7岁能作山水画，12岁诗文成篇，著有《晓珠词》4卷刊行于世。民国37年，龙榆生教授在其所编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收录吕碧城5首词作品。（九）宣城佛学东汉明帝（70）时，佛教传入宣城。佛教以禅宗影响最大，净土宗次之。南宋宣州宁国人、大慧禅师宗杲（1089～1163）创立的入世禅学——“看话禅”，主张禅学与儒学统一，对参禅士大夫发扬入世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禅学主流。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