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_蒋金玲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总第２５７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３　２０１２Ｓｕｍ　Ｎｏ．２５７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蒋金玲（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蒋金玲（１９７８－），女，湖南邵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①　张国庆：《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恤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５期；孟古托力：《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北方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４期；蒋金玲：《辽代自然灾害及其原因研究》，《北方民族》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关亚新：《试述辽金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对策》，《辽金史论丛———纪念张博泉教授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蒋金玲：《辽代救灾与抗灾措施研究》，《东北史地》２００６年第２期；方世勇：《从水灾防治看辽代的赈恤机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５期。②　需说明两点：１．这１３３次自然灾害并不包括５５次饥荒在内，因为饥荒是灾害造成的结果，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自然灾害范畴；２．本统计数字主要来源：《辽史》、《契丹国志》、《辽代石刻文编》、《奉使辽金行程录》、《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下文不再一一标明。　　［摘　要］辽代共发生自然灾害１３种１３３频次，又以水灾、旱灾最为常见，各种灾害的时空分布和总体特征均有一定规律可循，呈现较强的波段性、明显的季节性及鲜明的地域性，且常常数灾并发引发饥荒，加剧灾情。［关键词］辽代；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基本特征［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６［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５－０６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自然灾害频仍，危害甚深。关于辽代灾荒史研究，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内容主要着眼于对灾情的具体描述、辽政府的赈恤措施与救灾对策等①，鲜有人论及辽代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特征，也缺乏对辽代自然灾害基本规律的总体把握，本文拟在统计、分析辽代诸种自然灾害灾发时间与灾发区域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辽代自然灾害的总体特征及基本规律，敬请方家指正。一、辽代自然灾害概况从现有记载来看，辽代自然灾害共有１３种１３３频次②。其中水灾是辽朝的第一大灾害，从太宗天显七年（９３３）到天祚帝保大元年（１１２１）的１８８年间一共有４３次记录，平均每４．４年发生一次，灾情后果最严重者如统和十一年（９９３）秋七月，“桑乾、羊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奉圣、南京居民庐舍多垫溺者”［１］卷１３《圣宗纪四》；又如大安甲戌岁（１０９４），“天灾流行，淫雨作阴，野有饿莩，交相枕藉”［２］《义冢幢记》，４９５。旱灾为辽朝的第二大灾害，记载始于太宗天显三年（９２９），终于天祚帝乾统八年（１１０８），共有３０次，时间横跨１７９年，平均每６年发生一次，灾情严重者如统和二十五年（１００７），幽州“久旱”［３］卷６８，１５２０；重熙十五年（１０４６），西京道奉圣州境内“亢旱，苗稼将槁”［１］卷８９《杨佶传》。辽朝雪灾、蝗灾各有１２次，为辽朝的第三大灾害。大康八年（１０８２）九月丁未，“大风雪，牛马多死”；大康九年（１０８３）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１］卷２４《道宗纪四》蝗虫灾害与水、旱灾害常此起彼伏，交替发生，危害甚剧。见于《辽史》记载的蝗灾有１２次，如统和元年（９８３）九月，“东京、平州旱、蝗”［１］卷１０《圣宗纪一》；大康七年（１０８１）夏五月，“有司奏永清、武清、固安三县蝗”［１］卷２４《道宗纪四》。契丹民族发源于西辽河流域，其地“多风”［１］卷３２《营卫志中》且经常扬沙，欧阳修曾云契丹“旷野多黄沙，当午白日昏。风力若牛弩，飞砂还射人”［４］５３，风灾是辽朝又一常见灾害，初步统计有１０次。如乾统中，“大·５７·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2.03.003风伤草”［１］卷１０１《萧陶苏斡传》。另契丹皇帝常“祭风伯”［１］卷１０《圣宗纪一》、卷１２《圣宗纪三》，参照辽朝另一种瑟瑟仪“若旱”［１］卷４９《礼志一》才举行的特点，祭风伯也应是在大风成灾之时发生。辽朝有９次地震，皆由自然原因引发，且主要是构造地震①，震级最大、危害最为严重的清宁三年（１０５７）幽州地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四月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坏城郭，覆压死者数万人。诏河北密为备御之计”［３］卷１８５，４４７４。国家地震局把这次地震震级定为６．７５级，震中烈度定为９度②。另外，太平二年（１０２２）发生在西京道云州、应州的地震也比较严重，“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数百步，泉涌成流”［１］卷１６《圣宗纪七》。国家地震局把这次地震的震级定为６．５级，震中烈度定为８度③。辽朝还有５次火灾、４次陨击、２次冰雹记录。如兴宗重熙十八年（１０４９）十二月，“庆陵林木火”［１］卷２０《兴宗纪三》。道宗咸雍三年（１０６７），大昊天寺被“天火焚”［２］《妙行大师行状碑》，５８６。辽朝最大的一次陨击发生于太平五年（１０２５）三月，圣宗“如长春河鱼儿泺，有声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冈四十里，别为一陂”［１］卷１７《圣宗纪八》。据学者现场考察认为，“这次陨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一个６．３级地震释放的能量”［５］。冰雹如天祚乾统三年（１１０３）秋七月，“中京雨雹，伤稼”［１］卷２７《天祚帝纪一》。另外，辽代还有狼害、昏雾、霜冻、大寒等灾害性天气，给辽朝的作物生长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总之，辽朝自然灾害共有１３种１３３频次，其中水灾４３次，旱灾３０次，雪灾１２次，蝗灾１２次，风灾１０次，地震９次，火灾５次，陨击４次，霜灾、大寒、冰雹各为２次，昏雾、狼害各１次，囊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水文灾害与生物灾害四个灾种，并以气象灾害为主。灾情、后果较严重者又以水灾、旱灾、大雪、地震为是。二、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辽代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区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现把水灾、旱灾、地震等６种常见灾害的灾发时间与所属道名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考察如下④。（一）水灾的时空分布从辽朝水灾的时间分布来看，夏季是水灾的多发季节，４３次水灾记录中，夏季就有１４次，占四季水灾总数的４０％。秋季的水灾发生频率也较高，有水灾记录１１次，占四季水灾总数的３１．４％。春季、冬季各有水灾记录５次。从月份而言，每年夏秋之交的六、七月份为水灾的高发月份，各有６次水灾记录。从辽朝水灾的空间分布来看，水灾高发地区为南京道，４３次水灾记录中，有２０次发生于南京道，占辽朝全部水灾的４６．５％。另外，上京道的水灾较多，有１６次记录，占辽朝全部水灾的３７．２％，其他三道水灾相对较少，东京道、西京道各有２次水灾记录，中京道的水灾记录为３次。综合辽代水灾的时空分布数据，可知南京道的水灾最为频发，且多发生于夏秋之季。究其原因，跟南京道的地理、气候因素密切相关。南京道内水系发达，幽州地区纵横着属于５大水系的河流达２００余条。并且，南京道气温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秋季湿热，雨量较为集中。每到夏秋季，一旦淫雨不止，便会使得河水暴涨泛滥成灾，故南京道夏秋季多雨涝洪灾。（二）旱灾的时空分布辽朝３０次旱灾中，灾发季节明确的有２３次，季节不详的有７次。夏季是旱灾的高发季节，灾发记录有１６次之多，占全年旱灾的６９．６％。其中四月更是旱灾最肆虐的月份，旱灾记录有６次；五、六月份·６７·①②③④构造地震是由于地下深处岩石受地球构造运动影响，发生破裂、错动，长期积累的能量突然释放出来，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面八方传播，引起地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震动。见马宗晋等：《灾害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４页。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编：《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７５页。而于杰、吴跃利《公元一○五七年北京地震》（见《燕京春秋》，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０页）认为，辽朝“一〇五七年幽州地震”震级≥８级，地震烈度≤９度。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编：《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７８页。另据杨继祥《公元１０２２年大同云、应二州地震及其地质背景考证》（见《西安地质学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考察，这次地震震级为６．５级，震区包括现大同、应县、怀仁和山阴县等广大地区。需说明两点：１．本文分析各种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概率，只考察灾发时间、地点等记载明确或可以考证者；２．本文中的月份均指农历月份。也是旱灾高发月，旱灾记录各为５次、４次。而秋季的旱情也不容忽视，共有５次旱灾记录，占全年的２１．７％。春、冬两季旱灾的发生率则相对较小，春季只有三月份有１次旱情，而整个冬季则无旱灾记录。辽朝３０次旱灾中，灾发道别全部明确。其中上京道是最严重的旱灾区，共有２１次旱灾记录，占五道旱灾总数的７０．０％。上京道旱灾数据多，虽然跟上京道是辽帝的主要捺钵地故灾情传达较快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此道旱灾易发。其次是南京道、西京道，也分别有４次、３次旱灾发生。而中京道、东京道的旱灾发生几率相对较小，均仅有１次旱情。综合辽代旱灾的时空分布数据，可知旱灾多发于上京道，灾发季节多是夏季。上京道冬季严寒多雪，春季，融化的冰雪能为春播草长提供相对充足的水分，而夏季气温相对较高，降水太少便易成旱灾。而且夏季是植物（包括农作物与牧草）生长最关键的季节，降水多寡对农牧业影响极大，故一有旱情地方便能及时上报于朝廷，反映在《辽史》里，便是夏季的旱灾数据较多。（三）雪灾、蝗灾的时空分布辽朝１２次雪灾记录中，冬、秋季俱为３次，而春、夏季俱为２次，季节不详的有２次。可见辽朝秋、冬季雪灾发生率较高，均占全年雪灾发生率的３０％。而春、夏两季雪灾发生率也基本相同，均为２０％。总之，辽朝各个季节的雪灾发生率不像水、旱灾害那么相距悬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跟辽国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有关系。因为辽国地处中国北部、东北部，其南京道的桑乾河冬天也“冰雪卷飞练”［４］４５，再往北，其腹心地区上京道、中京道地区的冬季就更是多雪而寒冷，即《辽史》所云：“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１］卷６０《食货志下》辽国冬季多雪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一般情况下并不足以构成灾害，如果少雪反而很可能构成旱灾①。而夏、秋季下雪实属异常天象，危害甚大，更能引起统治者与修史者的注意，如前文所引大康八年（１０８２）九月“大风雪，牛马多死”、大康九年（１０８３）夏四月“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所以反映在《辽史》记录里，便是辽朝冬季的雪灾数字不是非常大，而其他各个季节的雪灾发生率也不小，这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雪灾的灾发地点来看，辽朝１２次雪灾中，道名记载明确的８次，可考证出道名的４次，其中上京道的雪灾发生率最高，雪灾记录有９次之多，占全部雪灾总数７５％。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各有１次雪灾记录，而西京道没有雪灾记录。辽朝１２次蝗灾中，９次有月份记载，均集中于夏、秋两季，其中夏季３次，秋季６次，可见辽朝秋季蝗灾发生率最高，占全部蝗灾总数的６６．７％，尤其是九月，更是蝗灾的高发月份，有３次蝗灾记录，冬、春两季则均无蝗灾记录。蝗虫多发于干燥、温暖的秋季，这是由它的生态特点所决定。蝗虫是一种喜欢温暖干燥的昆虫，干旱的环境对它们繁殖、生长发育和存活有许多益处。干旱与蝗虫同年发生的机遇率或相关性最大［６］２。一般说来，旱灾严重的季节也是蝗害猖獗的季节。而冬春两季气候寒冷，自然很难发生蝗灾。就蝗灾的发生空间而言，辽朝１２次蝗灾均有详细地点记载，其中南京道有１０次记录，占全部蝗灾总数的８３．３％，足证南京道蝗灾之剧。另外，东京道与中京道各有１次蝗灾记录，而上京道、西京道均无蝗灾记录。（四）风灾、地震的时空分布辽代１０次风灾中，季节记载不详的３次，有具体月份记载的７次，其中夏季４次，秋季２次，可见夏季是风灾的最高发季节，占全年风灾发生率的５７．１％。秋季的风灾发生率也较高，占全年风灾发生率的２８．６％。而春、冬季风灾发生率相对较低。从风灾发生的地点来看，１０次风灾中，道名无考的１次，其他９次中，上京道就有８次记录，可见上京道是风灾的高发地区，占五道风灾总数的８８．９％。西京道仅有１次风灾记录，而东京、中京与南京三道均无风灾记录。从风灾多发于夏季的时间分布特点来看，辽代的风灾应是干热风，这是一种“高温、低湿并具有一定风力、风速的天气现象。干热风对小麦等农作物危害严重，它使植株蒸腾强度加大、根系活力减退、作物体内水分平衡失调、生理机能衰退，因此导致叶黄、茎萎，甚至干枯死亡，造成减产或绝收”［７］１０８。并且，·７７·①如熙宁十年（１０７７）苏颂使辽贺道宗生日，做诗《北帐书事》并注曰：“北中久旱，经冬无雪雨。”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２页。辽代风灾在空间上多发于上京道，上京道夏季的正常气候是湿润凉爽，故一旦出现反常的高温、低湿天气，再遇上风速较快的东南季风，便容易酿成干热风。辽朝发生的９次地震中，时空分布数据均比较明确。在季节分布上，一年四季均有地震发生，其中，夏、秋两季的地震发生率较高，各占全年地震发生率的３３．３％；其次是冬季，地震发生率是２２．２％；春季地震发生率最低，仅为１１．１％。在空间分布上，辽朝五道中，东京道、中京道均无地震数据，而南京地震发生次数最多，有４次地震记录，占全国地震总数的４４．４％；西京道有２次地震记录，地震发生率为地震总数的２２．２％。可见燕云地区是辽代的地震多发区。三、辽代自然灾害的基本规律通过对辽代各种自然灾害的综合分析，可把其特征和规律归纳为以下四点。（一）灾发波段性强根据辽代历史特点，我们可将辽代统治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期（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９１６—９６９）、中期（辽景宗至辽兴宗时期，９６９—１０５５）和后期（辽道宗至辽天祚帝时期，１０５５—１１２５）。从统计可知，辽代前期的自然灾害记录有２０次，主要集中于太宗时期。辽代中期共有自然灾害记录４６次，发生于圣宗时期的有３９次。辽代后期共有自然灾害记录６７次，发生于道宗时期的为４９次。可见辽代中、后期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要比前期高，而后期的自然灾害发生率最高———１３３次自然灾害中，后期为６７次，占灾害总数的五成以上。辽道宗统治的近半个世纪（１０５５—１１０１）里，自然灾害尤为频发，占辽代全部自然灾害的四成左右（详见“辽代自然灾害年段分布表”）。表１　辽代自然灾害年段分布表　　　　种类　　　次数年段　　　干旱水灾雪灾蝗灾风灾地震火灾陨击霜灾冰雹雾灾大寒狼害合计灾害发生率％９１０—９１９　０　０９２０—９２９　２　２　１．５９３０—９３９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８　６．０９４０—９４９　１　１　２　１．５９５０—９５９　３　１　４　３．０９６０—９６９　４　４　３．０９７０—９７９　２　２　１．５９８０—９８９　４　３　２　２　１　１　１３　９．８９９０—９９９　２　５　１　１　９　６．８１０００—１００９　１　２　３　２．３１０１０—１０１９　２　２　１　１　３　１　１０　７．５１０２０—１０２９　１　１　１　３　２．３１０３０—１０３９　１　１　０．８１０４０—１０４９　２　１　１　１　５　３．８１０５０—１０５９　１　１　１　１　４　３．０１０６０—１０６９　４　２　２　１　１　１０　７．５１０７０—１０７９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１０　７．５１０８０—１０８９　１　５　５　２　１　１　１５　１１．３１０９０—１０９９　１　６　７　５．３１１００—１１０９　３　６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１７　１２．８１１１０—１１１９　１　１　２　１．５１１２０—１１２５　２　２　１．５合计３０　４３　１２　１２　１０　９　５　４　２　２　１　２　１　１３３　１００　　从上表也可得知，辽代自然灾害在整个辽代二百余年的分布具有很强的波段性：辽初期９３０—９３９时期（太宗时）、辽中期的９８０—９８９时期（圣宗时），以及辽后期的１０６０—１１００时期（道宗、天祚帝时），是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几个年段，９３０—９３９时段，灾发率为６．０％；９８０—９８９时段，灾发率为９．８％；·８７·１０８０—１０８９时段，灾发率为１１．３％，而１１００—１１０９时段灾发率最高，为１２．３％。但在辽国初建的９１０—９２９时段，灾发率仅为０或１．５％，辽灭亡前夕的１１１０—１１２５时段，灾发率均为１．５％，故总体而言，辽代自然灾害发生率呈现波浪起伏的阶段分布特性。（二）明显的季节性把辽代危害比较大而灾发次数相对较多的６种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地震、雪灾、风灾的灾发季节综合加以分析，可知旱灾主要发生在夏季，占总数的６９．６％；水灾多发生在夏、秋季，分别占总数的４０％、３１．４％；蝗灾则全部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灾发总数的３３．３％、６６．７％；地震也多发生在夏、秋季，各占全年地震发生率的３３．３％；而风灾的夏季发生率是５７．１％。可见辽代的夏、秋季，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季节。（三）鲜明的地域性仍以旱灾、水灾、蝗灾、地震、雪灾、风灾６种主要灾害的灾发空间为研究对象，则可发现，上京道是最严重的旱灾区，共有２１次旱灾记录，占五道旱灾总数的７０％；水灾主要发生于南京道，占水灾总数的４６．５％；南京道也是蝗灾、地震的高发区，分别占各灾害总数的８３．３％和４４．４％；而风灾在上京道的发生率占五道风灾总数的８８．９％；雪灾１２次，也绝大部分发生于上京道，占全部雪灾总数７５％。可见上京道与南京道是灾发最严重的区域，其中，上京道是旱灾、风灾、雪灾的重灾区，南京道是水灾、蝗灾与地震的重灾区。（四）灾害的并发性及引发饥荒辽代数种自然灾害并发的现象很普遍，旱蝗、霜旱、风雪、雨雹的天气比较常见，如统和六年（９８８）九月，“东京、平州旱、蝗”［１］卷１０《圣宗纪一》；咸雍三年（１０６７），“南京旱蝗”［１］卷２２《道宗纪二》；甚至三灾并起，如寿隆末年（１１００），易州先大旱，继而“又蝗”，再接着“淫雨不止”［１］卷１０５《萧文传》，三灾伴生从而加剧了灾情。更为严重的是，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引发另一结局性灾害———饥荒。关于“饥荒”，现代灾害学定义为：“广义的饥荒是指天灾人祸之后的生产衰退，经济秩序混乱，生活资料匮乏的社会现象。其核心是粮食问题，在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可以导致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干旱、洪涝、病虫害等灾害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多是在灾后的饥荒过程中死亡的。”［８］２４则饥荒的核心是“粮食问题”，即食物匮乏。在辽代，影响粮食收成的主要因素是水旱等自然灾害，再加上国家救济不及时或存粮数量有限，便常导致饥荒发生。辽代饥荒约有５５次，如辽穆宗应历二年（９５２）十月，“饥馑，人民转徙，襁负而归中土者，散居河北州县，凡数十万口”［９］卷１１２《周书三》；天庆九年（１１１９）夏，“辽东失业饥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１０］。５５次饥荒中，３４次发生在辽代后期，与这个时期自然灾害的高发率完全对应。从饥荒的发生季节而言，５５次饥荒中，４３次有季节记载，发生于春、夏、秋、冬的饥荒分别为１７次、８次、６次、１２次。可见冬、春相接之际是饥荒的高发季节，尤其是春季的发生率最高，占全年饥荒发生率的３９．５％，而秋季的饥荒发生率最低。饥荒是由于粮食缺乏而引起，秋季是粮食的收获季节，故饥荒发生率较低。但如果前一年粮食歉收，经过几个月勉强支持，到春季，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储粮均接近告罄，而春季又青黄不接，故饥荒发生几率最大。５５次饥荒的发生道别均有记载。比较而言，辽代南京道的饥荒发生率最高，有２１次饥荒记录，占全部饥荒的３８．２％。上京道、东京道次之，饥荒各有１０次，发生率均为１８．２％。中京道、西京道的记录皆为７次，饥荒发生率为１２．７％。饥荒在南京道、上京道的分布概率高，跟辽代水、旱、蝗灾在南京道、上京道的高发性也是相对应的。饥荒原本就是天灾人祸所导致的结局性灾害，危害之剧不言而喻。如天庆八年（１１１８年）饥荒，“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１］卷２８《天祚帝纪二》，其悲惨程度可管窥一斑。综上所述，有辽一代，自然灾害频发，灾种涉及１３种１３３频次，其中最常见的灾害为水灾、旱灾、地震等６种。辽代自然灾害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及鲜明的地域性，且往往数灾并发，不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剥夺百姓生命，甚至引发饥疫导致社会动乱从而威胁政府统治。如圣宗太平九年（１０２９），燕地“仍岁大饥”［１］卷１７《圣宗纪八》，故“寇盗繁滋”［２］《王泽墓志》，２６０；而辽末盗贼的蜂起正是跟饥馑息息相关，此即《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所载：天庆八年（１１１８）春正月，“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９７·食”，当年十二月，即发生“人相食”的惨相。综合考察辽代自然灾害的成因，固然是由气候环境、地理位置等多种客观因素所决定，但辽政府垦荒储粮、兴修水利、保持生态平衡等防灾措施的不力也是引发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辽朝腹地———西辽河及其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是科尔沁草原的所在地，原本水草丰美、沼泽密布，故史者称之为“辽泽”①，但人类过度的农牧活动使此地固有的自然面貌遭到破坏，其典型表现便是土地的沙化，诚如学者所言：“有辽一代二百余年，是科尔沁沙地变化最大的时期，生态环境从森林草原、疏林草原、草甸草原相间的自然景观退化为疏林草原与草甸草原相间的自然景观，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荒漠。”［１１］１５对于自然因素，人类无法抗拒，但人类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等问题则值得人们深思，我们应以史为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是历史本身赋予我们的意义所在。［参考文献］［１］脱脱．辽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２］向南．辽代石刻文编［Ｚ］．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４］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５］张柏德，郭珉．吉林月亮泡１０２５年自然灾害问题的研究［Ａ］．陈运泰．中国地震学会第六次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Ｃ］．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６．［６］陈永林．蝗虫灾害的特点、成因和生态学治理［Ｊ］．生物学通报，２０００（７）．［７］马宗晋，高庆华，等．灾害学导论［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８］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９］薛居正．旧五代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１０］叶隆礼．契丹国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１］张柏忠．科尔沁沙地历史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Ａ］．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Ｃ］．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１．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３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１３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ｈａｔ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ｏ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ｈａ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ｓ，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ａｎｙ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ｏｃｃｕｒ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ｆａｍｉｎ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责任编辑：赵　红］·０８·①《旧五代史》卷１３７《契丹传》云：“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代居辽泽之中，潢水南岸……”；《辽史》卷３７《地理志一》也称：“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南控黄龙，北带潢水，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