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

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2016年5月頁101～120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101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劉德明＊摘要洪棄生生於清同治五年，其一生經歷過清朝及日本的統治，是臺灣有名的文人。一般而言，對洪棄生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詩文創作。但洪棄生對於傳統儒學有著十分堅持的想法。一般而言，前人對洪棄生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詩文及與時代轉變的關係。但在他的文集中，有三篇對《春秋》弒君的相關討論，是前人較少論及者。本文主要從兩方面觀察洪棄生的論點：一、論其尊經的觀點主要是承續歐陽修而來。二、由洪棄生對公子歸生弒君的討論，論及詮釋經典的內在理路。最後則附論洪棄生對於宋代理學家的態度。關鍵詞：洪棄生春秋弒君趙盾歸生＊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02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TheResearchOfHongQiSeng’sCommentAboutRegicideStoryInChunQiuLiu,De-Ming*AbstractHongQiShengwasbornin1866.HelivethroughQingDynastyandJapaneseColonialPeriod.HongQiSengHongQiSengisoneofthemostprominentwritersofTaiwanesetraditionalliterature.MostofthecontemporaryresearchesaboutHongQiSengarefocusonhisachievementofliterature.ItisfewscholarsthathavenotedhisthreeessayswhichcommentontheregicidestoryinChunQiu.Therefore,thispaperismainlybasedontheaboveessays.Therearetwopointsinthispaper.First,HongQiSengisinheritedfromOuyangXiu.TheyutterlybelievedthatthedescriptionofChunQiuistrue.Second,bythisexplanationaboutChunQiu,wecanfindthattheexplanationofChunQiuhasitsinternalrules.Keyword：HongQiShengChunQiuRegicideZhaoDunGuisheng*AssociateProfessor,DepartmentofChineseLiterature,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03一、導論洪棄生(1866-1928)，本名攀桂，生於清同治五年，在光緒二十一年日本統治臺灣後即改名為棄生。其先輩大約在嘉慶年間由福建泉州來臺，洪棄生則是生於鹿港亦葬於鹿港。1洪棄生的著作頗多，如《寄鶴齋詩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八州詩草》、《中西戰記》、《中東戰記》、《瀛海偕亡記》等書。今人胥端甫及林文龍曾分別編纂過《洪棄生先生遺書》及《洪棄生先生全集》兩套全集，彙集了洪棄生的相關作品。2由洪棄生所留的這些文稿來看，其最主的成就應是在於詩文寫作，也因如此，所以現在研究洪棄生者亦多由此入手。洪棄生因其身處於臺灣大時代的變革之際，所以他的詩文自然脫離不了這些情境的描述，故論者多以其所面對時代的困境，進而析論其詩文與歷史的關係、探討其文學技巧與風格。3但作為一位傳統儒者，洪棄生除了一般詩、文之外，洪氏還有一些針對儒家典籍相關問題而發的文章，如他曾討論過《尚書》、《詩經》、《春秋》、《周禮》、《論語》與《孟子》的書的內容。但洪棄生的這些文章數量不多，所以歷來對此進行研究與討論者也較少。4故筆者擬以洪棄生對《春秋》中弒君的相關論述為題，稍以補足對此方面研究的空白。二、論公子歸生弒君在洪棄生的《寄鶴齋古文集》中僅有三篇短文直接與《春秋》內容的論述有關，而且都集中在討論《春秋》中「弒君」的問題，分別是：〈鄭歸生弒君論〉、〈趙盾弒君論斷〉與〈書弒書叛說〉。5其中〈書弒書叛說〉是通論《春秋》中對於「弒」、「叛」的書法問題，而〈鄭1關於洪棄生的家世、生平，請參見程玉凰：《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臺北：國史館，1997)，其中第二、三章，程氏的考述頗詳。2程玉凰：《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313-314。此外，黃哲永與吳福助所主編的《全臺文》(臺北：文听閣圖書，2007)第18、19冊，亦收有《寄鶴齊古文集》。但洪棄生尚有一些文章沒有收入以上諸書，如本文附錄中的〈春秋書爵書人例〉一文，即由鹿港民俗文物館中所藏之《寄鶴齋觀風稿》中抄錄而出。3如余美玲：〈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臺灣文學學報》第九期(2006年12月)，頁45-82及張加佳：〈論洪棄生儒家思想〉，《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十期(2012年11月)，頁21-31。均是緊扣著洪棄生的生平而論其詩文。陳光瑩也提出以「世代認同」、「後殖民」等觀點，研究洪棄生之詩，進而達致「以意逆志」的研究成果。見氏著：《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自序》(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7。4以筆者所見僅有馮曉庭：〈臺儒洪棄生論《詩》、《書》〉一文，專門討論洪棄生對《詩經》及《尚書》的看法。此文收入葉純芳、張曉生主編：《儒學研究論叢──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研究專號》(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2008)，頁13-29。而張加佳的〈論洪棄生儒家思想〉，《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10期，2012.11，頁21-31。此文則泛論洪棄生所主張的儒家思想概念，並非以洪棄生對經典的解釋為主。5本文附錄中的〈春秋書爵書人例〉一文，一者與弒君問題關係較遠，二者又因本文尚未收入已出版洪棄生的相關全集中，所以本文特別專就其內容討論。104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歸生弒君論〉、〈趙盾弒君論斷〉則是專論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與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兩事。關於《春秋》中這兩則記錄，現今學界對趙盾弒君一事有較深入研究成果，相對的，對於歸生弒君的記錄則較少有討論。洪棄生認為這兩則記錄在性質上是很相似的，其言：「經書弒君之人，而傳與之貳者二：一趙盾，一公子歸生也。」6他之所以撰寫專文論趙盾弒君與歸生弒君兩事，主要的原因在於《春秋》與《左傳》對兩事的記錄有所不同：依《左傳》所記，親弒晉靈公的是趙穿，而弒鄭靈公的則是公子宋，但《春秋》卻分別記成趙盾與公子歸生。於是，洪棄生認為這其中的差異有必要予以說明。在洪棄生的文章中，其對於「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有較多的論述。所以在此也先行將焦點置於對這個事件的討論。對於《春秋》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的記錄，《公羊》及《穀梁》都沒有與之相關的說解，《左傳》則有段不短的注釋：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7這段文字包含兩項重要的內容：一、記述了鄭靈公被殺的緣由。鄭靈公因為故意不讓公子宋吃黿，因而公子宋反以無禮的方式強行嘗黿，於是鄭靈公與公子宋（子公）彼此都起了殺心，公子宋稍後便要求歸生（子家）一起共謀弒君。歸生初始時並不願意，但在被譖之後，也便與公子宋一同殺了鄭靈公。二、《左傳》作者也對於此事給予了評論。《左傳》提出《春秋》中有所謂的「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書記原則。依此原則來看，此處稱記「公子歸生」，所以應是指歸生有罪。至於其有罪的原因是因為「權不足也」，這是《左傳》解釋《春秋》之所以僅記歸生弒君而不記公子宋的原因。對於《左傳》這段文字有一點要先行說明，文中所謂「權不足也」應如何解讀？8關於「權不足也」的「權」字大約有兩種解釋：一是將「權」解為「力」，如章太炎言：「權與拳通……權不足，猶言力不足。」9一則是解為「勇」，如趙生群：「權不足：謂勇氣不足。權：勇。」6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冊二，頁1。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677-679。8除了下述「權」字的解釋外，此段還有另一個問題：在「及食大夫黿」句中，「黿」下原是否有「羹」字。詳見趙生群：《左傳疑義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159-161。9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收入《章太炎全集》，冊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376。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0510將「權」解為「力」或「勇」，意思本來差距不大，但卻對《左傳》如何說解《春秋》經文有所影響。若以「力不足」理解，則公子歸生之所以無法阻止公子宋弒君是因其權力不夠，這只是純粹的事實描述，未必帶有任何褒貶的評價。但若是解為「勇氣不足」，則意指公子歸生雖力不足以阻止公子宋，但其仍應盡力為之。但歸生卻沒有這麼做，是因其勇氣不足。11這兩者是有細微的分別。但一般注解者卻未必能夠如此區分，如杜預言：「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12杜預認為歸生因力量不夠，害怕禍及於自己，所以導致公子宋殺了鄭靈公。杜預即是將「權」解為「力」，但後文又補上了對歸生勇氣不足的批評。兩相對照下，將「權不足」直接解為「勇氣不足」，應是較好的說解，理由有二：首先，後文有「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兩句，由《左傳》的記事及杜預的說解是：「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13也就是說在最初公子宋與歸生謀弒時，歸生不同意時就應該有勇氣將此事揭發。但歸生卻沒有這樣做，以致於日後自陷於弒君之惡。將「權」解為「勇」便可以順遂的連結《左傳》的敘事及評論。其次，考慮《左傳》此說，是在對《春秋》「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的評價做出解釋，但是「力不足」並不足以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出評價的意味；相對的，「勇氣不足」才較能闡釋為何是「臣之罪」。但若整體對比《春秋》經文與《左傳》相關記述，並思考其評價，這不免又令人有疑：因為若依《左傳》所記，整個事件的起由固然是因為鄭靈公故意挑釁公子宋而起，但公子宋才是此弒君事件的主謀。若是如此，為何《春秋》會僅記歸生弒君而不記公子宋？洪棄生即言：律嚴首惡而寬脅從，未有首惡免而脅從受罪者也。《春秋》為萬世刑書，筆則筆，削則削，一字之誅嚴斧鉞，豈有赦首惡之人，而舉天下至不可堪之名，加之牽制被累之人，且使牽制被累之人蒙罪，而首惡之人反等諸無足重輕之數，雖舊史之謬不至斯，而謂夫子修《春秋》而沿其例哉！14洪棄生的看法可分為三點：第一、從評價準則而言，一件惡行若有首、從之分，則「嚴10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359。11楊伯峻即言：「古書從無以『權』為『拳』者，章說不可信。」事實上權字不必為拳的借字亦可解為力，因為「權」有可解為「勢」，而「勢」字即有「力」的意思。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記：「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這個權字即應為「力」的意思。而章太炎在此條最後又言：「或勇不足耳。」似乎也同意解為「勇」義。分見：《春秋左傳注》，頁678、1075；《春秋左傳讀》，頁376。(清)阮元《經籍纂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影清嘉慶阮氏琅嬛仙館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98-200)，卷16下，頁8、卷67，頁3。12(周)左丘明、(晉)杜預、(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21，頁698。13同上註。杜預在這兩段文字中，似乎將「權」一解為「力」一解為「勇」。但不論如何，杜預最後都將之視為評價語，而非僅是描述語。14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頁1。106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首惡而寬脅從」應是基本的評判原則，首惡者自當受到最嚴厲的譴責，其次才是從者。第二、《春秋》對於褒貶善惡十分嚴謹，不可能違反以上首嚴從寬的原則。第三、雖說《春秋》由舊魯史修訂而成，但舊史也不應該嚴責歸生而輕縱公子宋，做出如此荒謬的評說。而且退一步來說，就算舊魯史錯怪歸生，但《春秋》是經「有舊史所未及而夫子記之者，謂之筆；有舊史所濫出，而夫子刪之者，謂之削。」而成，15孔子不會沿襲錯誤而不改。簡單來說，若依《左傳》所述，《春秋》應記為「公子宋及公子歸生弒其君，某從。」16如此才能使《春秋》經文與《左傳》的記事相密合，但事實上卻非如此。雖然現代學者較少討論這則記錄中《春秋》與《左傳》的差距，17但在《春秋》學史上，先於洪棄生而有相同疑問並試圖提出說解的儒者並不少見。如唐代的陸淳即言：淳聞於師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為此也。此與書趙盾之弑義同。18陸淳引其師啖助之說，認為《春秋》在此僅書記公子歸生而不書公子宋，是因為公子宋弒君「其惡易知」。但歸生放任由公子宋弒靈公之罪則不易被世人知曉，而孔子作《春秋》有以「明微」的作用，所以在此僅書記歸生弒君來彰顯易為世人所忽略的罪。19啖助並言此條與宣公二年記趙盾弒君之義相同。這種說法獲得許多學者的同意，如傅隸僕即言：此經書法，與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略同，都不是手刃其君，似為人受過者。惟趙盾不書爵，此則稱公子歸生，不去其氏，似其罪責比趙盾稍輕，故左氏用「權不足也」一語以為寬恕之辭。20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但卻忽略了趙盾、歸生兩人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依《左傳》所記，趙盾地位較趙穿高，當晉靈公被弒後，趙盾即重掌國政。相對之下，歸生是在被譖之下才「懼而從之」。趙盾是否為此次弒君之事的主謀雖並不那麼容易確定，21但依《左傳》所記，歸生15見本文附錄洪棄生之〈春秋書爵書人例〉一文。16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頁2。另順帶一提，洪棄生將「權」字解為「力」，其言：「權不足以禦亂，與權足以為亂者，又有閒矣。」但因他對於史實的看法與《左傳》不同，所以本文不另作討論。17趙生群將趙盾與歸生兩事，歸於「經義失落例」，認為《公羊》、《穀梁》在歸生一事中，沒有發揮「防微杜漸」的《春秋》精義。趙氏此文通論《春秋》弒君之事，所以對歸生之事的討論較為簡略，參見：〈《春秋》經義的失落與衍生──以弒君之事為例〉，收入《經學研究論叢》第十一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頁197-199。18(唐)陸淳：《春秋集傳微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中，頁36。19陸淳之說應是由孔穎達說歸生弒君：「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其所立也。」的進一步發展。見(周)左丘明、(晉)杜預、(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21，頁698。20傅隸僕：《春秋三傳比義》(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4)，頁162。21關於趙盾在晉靈公被弒所佔的地位，詳見後文討論。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07則確定不是弒鄭靈公的主謀者。那麼就算歸生也應被視為弒君之人，但無論如何，《春秋》不該只記歸生而不記公子宋。所以洪棄生所提的疑問，仍是不容易有好的回應。宋代的程頤則提出另一種與啖助等人不太相同的解釋，其言：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强力，弗能為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22程伊川認為「欲亂之人」（在此指公子宋，亦即「劫人」）雖是主謀，但若無「與亂者」（在此指歸生，亦即「殺人」）的共同參與，則亂事不成。就法律而言，「欲亂之人」為首惡；但就為萬世之法的《春秋》而言，則應先譴責殺人者歸生。對比啖助與程頤之說，兩人同樣認為公子宋為弒鄭靈公的主謀者，但是兩人對於《春秋》之所以僅書記歸生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啖助認為孔子之意在於提醒一般人容易忽略歸生也有罪，而程頤則是認為歸生不僅是「與亂者」，同時是「殺者」。也就是說，歸生容或受了公子宋的要脅，但卻是實際上殺了鄭靈公之人。程頤之說與《左傳》、啖助不同處在於：其增加了歸生是實際弒靈公者的判斷，也基於這樣的理由，用以說明《春秋》為何僅記歸生而非公子宋。洪棄生對於《春秋》經文與《左傳》記事的差異，他的看法近於程頤之說，他認為：吾以為公子歸生之弒君，經既以為歸生，則誠歸生無疑也，必以為公子宋，是《左氏》傳聞之過也，是《左氏》傳聞之過，而不徵信於經之過也。不徵信於經，而反牽連傅會以亂經，此《左氏》之傳例，有未盡可為《春秋》據者，與《公》、《穀》氏之說經同有弊者也。經書弒君之人多矣，未有不書謀弒之人。23洪氏明確的指出弒鄭靈公者是公子歸生，並非如《左傳》所言是公子宋，同時也批評《左傳》之說是「傳聞之過」。洪棄生認為《春秋》書記弒君之事頗多，24但都沒有僅書從犯而不書主謀者的情況，25故《左傳》作者實認為弒君者為公子宋。但《春秋》經文則明記弒君者為歸生而非公子宋，兩者之說顯然不同。所以洪棄生主張歸生不但是實際弒君者，而且是弒君22(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一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頁274。23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頁1。24董仲舒即：「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顧棟高雖謂「《春秋》弒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再加上雖《春秋》書薨、書殺，但實際是弒的情況加入其中，所以在「春秋亂賊表」中共有42條。而陳逢源也同意這樣的說法。分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滅國上第七》(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5，頁133；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45，頁2500-2521；陳逢源：〈《春秋》書弒例辨析〉，《致理學報》第九期(1995年)，頁145-171。25洪棄生所謂「不書謀弒之人」是指《春秋》雖沒有對所有弒君者都明記其名，但對弒君主謀在《春秋》經文中均可以被辨識出來。如其言：「魯弒子般既歸獄鄧扈樂而必討共仲者，以共仲首惡也。」指《春秋》在莊公三十二年雖僅記「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但又在閔公二年記：「公子慶父出奔莒」。雖前不明言子般為慶父所弒，但對首惡慶父的記載卻十分詳實，也就是說《春秋》中並沒有不記首惡而僅記從者之例。108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的主謀，《左傳》之說實不可信。其言：公之欲殺子公，蓋子家讚之者也，子公之欲弒君，蓋子家嗾之者也。不然經豈書公子歸生，而不書公子宋哉？且一染指而遽動殺機，亦豈有此事哉？從傳而不從經，豈信經反不如信傳乎哉？或曰：恐子家權輕，子公權重，太史畏子公而架其惡於子家，以告鄰國，舊史沿其誤耳。然舊史沿其誤，《春秋》亦必易其文，不然豈《春秋》之筆，反不如南董之直乎？觀後來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其惡非架名可知，不然胡為子家既卒，鄭人復作身後之誅如是之甚哉？26洪棄生對於此段史事有更進於程頤的判定，他認為整件事的主謀即是歸生，鄭靈公與公子宋之間的衝突也是歸生在兩方煽風點火而成的。洪棄生的理由可歸納成三點：一、《左傳》的記載並不合乎人情，鄭靈公方即位，怎會為一小事而欲殺公子宋。二、孔子一定會據史實而立言，不可能受到他國史家書記的蒙蔽。尤其是若事實真如《左傳》所言，則孔子「烏有權不足以禦亂之罪，反等諸權足以以為亂者之罪哉？」27孔子不可能也不應該不責首惡，而僅責力不足者。三、在宣公十年《左傳》有一則很簡短的記載：「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28洪棄生由在歸生死後不久，鄭國隨即因靈公被弒之事而毀歸生之棺並驅逐其族人一事推證：若歸生並不是弒君的主謀，為何鄭國會有如此的行為？洪棄生借此證明：正因歸生是弒靈公的真正主謀者，所以死後才會被開棺暴屍。29究實而論，洪棄生認為歸生才是挑撥鄭靈公與公子宋關係的罪魁禍首，這一論斷並非基於《春秋》、《左傳》之外的文獻證據，因為不論是《史記》或《說苑》對此事的記載，都與《左傳》相近。30洪棄生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其認為當《春秋》與《左傳》之說有所不同時，洪棄生更願意相信《春秋》記載的真實性。洪棄生這種「棄傳從經」的態度無疑是直接由歐陽修之說而來，因其在〈鄭歸生弒君論〉的文末即有「趙盾之事，歐陽公蓋已發之，故茲不26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頁2。其中「公之欲殺子公，蓋子家讚之者也」句，經查《寄鶴齋古文集》及《全臺文》中之標點及所附錄之《寄鶴齋文矕》刻本，雖均作之「讚」字，但由上下文來看，疑應為「譖」字之誤。分見《寄鶴齋古文集》，頁2、《全臺文》冊18頁3、4。27洪棄生的原文是：「權不足以禦亂，與權足以為亂者，又有閒矣。烏有權不足以禦亂之罪，反等諸權足以以為亂者之罪哉？即等諸權足以為亂之罪，亦必書曰公子宋及公子歸生弒其君，某從。未有權足為亂之人不見主名，而權不足禦亂之人反獨蒙其罪，如經書公子歸生而不書公子宋者也。」見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頁2。2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709。29在宣公四年，鄭靈公被弒後，靈公的兄弟子堅即位，是為鄭襄公。鄭襄公即位之初，即想要「逐群兄弟」，但在子良的勸說下並未施行，反而使其兄弟「皆為大夫」。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679。30分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42，頁1767。(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復恩》(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6，頁141-142。兩書都記：「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都認為鄭靈公想殺公子宋，而後公子宋與歸生合謀弒君。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09具論，論公子歸生。」31數語，說明他之所以專論此事，是因為歐陽修已將《春秋》中趙盾弒君一事解釋的很詳盡。所以他稟持了歐陽修信經疑傳的立場，並用之於說解公子歸生弒君一事。雖然洪棄生認為歐陽修對趙盾弒君已有很好的說法，但他仍寫了〈趙盾弒君論斷〉一文。在此文中，洪棄生除了明確的支持歐陽修之說外，他還多加了一些自己對《春秋》經文的詮解。三、論趙盾弒君在《春秋》宣公二年，記：「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但依《左傳》的記錄，卻是因為晉靈公無道，並因趙盾屢次進諫，所以晉靈公幾次派人刺殺趙盾不成，於是趙盾由曲沃出走，但在尚未離開晉國時，趙盾的族人趙穿即殺了晉靈公，趙盾聽聞之後返回曲沃。32《左傳》對此事有段十分著名的評語：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33與前文鄭靈公被弒一事不同，對於此事的前後、實際動手弒晉靈公為趙穿而非趙盾，三傳的記載皆同。34但因為《春秋》記弒君者為趙盾，所以三傳以至於日後的《春秋》學者紛紛提出各種說解，或認為趙盾是「為法受惡」、或是因趙盾「不討賊」（《公羊傳》語）。都試圖彌縫《春秋》與《左傳》在這段史事記錄上的差距。35但是洪棄生在〈趙盾弒君論斷〉一文的開始即言：「趙盾弒君，《傳》以為穿，歐陽公駁之是也。」36認為歐陽修所言極是。歐陽修對誰殺了晉靈公的看法十分簡截：「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其理由是：31洪棄生：〈鄭歸生弒君論〉，《寄鶴齋古文集》，頁2。32此事《左傳》的記錄頗長，未免繁複，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655-662。3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662-663。34《公羊傳》在宣公六年的傳言：「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穀梁傳》則在宣公二年的傳亦言：「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中《公羊傳》述事較《穀梁傳》為詳，與《左傳》的差異不大。分見(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15，頁382；(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12，頁218。35如藍麗春：〈《春秋經》「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書法探究〉，《嘉南學報》第二十期(2003年)，頁334-350；葉楚炎：〈不才之才與不忠之忠──析《左傳》中的趙盾形象〉，《太原教育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2003年3月)，頁32-36，李隆獻、蔡瑩瑩：〈《左傳》「弒君敘事」舉隅──以趙盾、崔杼為例〉，《國文學報》第四十八期(2010年12月)，頁1-34。兩文對於趙盾此事均有十分深入的討論，請參見。36洪棄生：〈趙盾弒君論斷〉，《寄鶴齋古文集》，頁3。110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37歐陽修認為若依三傳之說，趙盾非實際弒君之人，那麼《春秋》為何要書記「趙盾弒其君夷皋」？歐陽修認為不論是以「不討賊」、「無弒心」、「難明之事」等理由來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唯一的可能即是「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認為晉靈公即為趙盾所弒。歐陽修認為若《春秋》旨在明辨是非之公，那麼不論是「為法受惡」或「不討賊」之說都不是「求情責實以明白之」的作法，因為若趙穿才是真正的弒君者，《春秋》經文怎可能完全不提此人？更不用說孔子會受到舊史的誤導，因為孔子寫《春秋》時，應是已完全清楚這事的前後緣由才會下筆。若是如此，合理的結果應是：《春秋》所記才是實情，趙盾也確實是弒君者。三傳雖然對於此事前後都是眾口一聲，但歐陽修認為其均來自於誤謬的傳聞，而「傳聞何可盡信」38，認為三傳之說不必盡信。歐陽修對於《春秋》的論述不多，共有三篇〈春秋論〉及〈春秋或問〉四篇文章。在這四篇文章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立場，歐陽修提出「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認為經的可信度超過傳，若經、傳所記不同時，則應該「捨君子而從聖人」，39而不可捨經從傳。若就《春秋》而言，則是應信《春秋》而不必盡信三傳之說。4037(宋)歐陽修：〈春秋論下〉，《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18，頁308-309。38歐陽修：〈春秋論下〉，《歐陽修全集》，冊二，卷18，頁310。39分見(宋)歐陽修：〈春秋論上〉，《歐陽修全集》，冊二，卷18，頁306、305。40關於歐陽修的《春秋》學立場研究請參見王基倫：〈《春秋》筆法之理解與應用〉，《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二期(2007年3月)，頁245-272；孫旭紅：〈歐陽修與北宋《春秋》學〉，《經學與文學》，2011年11月，頁123-127。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11由此來看，洪棄生對《春秋》與《左傳》取捨的立場完全承自歐陽修。歐陽修除了用趙盾弒君一事說明三傳之說不可盡信外，他還另舉了魯隱公攝政、許世子弑君等事，說明三傳與《春秋》記載不同，但也都是三傳之說有誤，歐陽修並沒有論及公子歸生一事。洪棄生之所專論歸生弒鄭靈公事，其目的之一即是在承續歐陽修信經捨傳的立場，並補足歐陽修所略的部份。除此之外，洪棄生另從趙盾專權的歷史脈絡，對《春秋》之所以要書記此事做了另一方面的補充論述，其言：夫晉室漸卑，趙孟專權，盾有無君之心久矣，……盾議立君，賈季召公子樂於陳，盾即為國公議於朝，黜季可也，拒公子樂如拒雍可也，夫雍有強秦之助、令狐之衛，盾之自召，盾猶足以拒之，豈無助如公子樂而不足以拒之乎？而必殺之於郫乎？則盾之蔑先君子以蔑君，其無君久矣。……此盾之果於殺公子樂，即盾之敢於弒靈公也，趙穿特其臂指者也。且公子樂為盾不欲立，而盾敢殺之；公子雍為盾所欲立，而又忍背之。則盾之視君如贅疣，玩君位於股掌，以立君為嬉戲，又何有於靈公乎？厥後成功即位，宦趙括為公族，趙盾為旄車之族，則公族日替，卿族日強，世卿之位固，分晉之勢成。41晉襄公死後其子靈公尚且年幼，晉國大臣原想立長君，並無意讓靈公繼位，於是趙盾派先蔑、士會至秦迎襄公庶弟公子雍，賈季至陳召公子樂回晉。趙盾則暗中派人在郫地殺了公子樂，以求能讓公子雍順利成為晉君。不料晉襄公夫人穆嬴每天抱著靈公於朝中哭泣，質問趙盾等人為何不立襄公之子靈公。趙盾等人就只好立了靈公為君，反而發兵突襲送公子雍回晉的秦軍。趙盾、荀林父等人潛師夜行，在令狐打敗了護送公子雍回晉的秦國軍隊，並使先蔑、士會先後奔秦。42洪棄生由這段史事發論，認為趙盾先後對於公子樂與公子雍一殺一拒，都已是心中「無君」的心態，更不用說經過了長久的執政，更沒將靈公看在眼裡。所以趙穿弒靈公根本是趙盾所指使，這更可從趙盾重掌執政後得見。洪棄生在〈趙盾弒君論斷〉一文中，對於趙盾實為主謀的論斷並無超過歐陽修的說法，但他進一步由此引申出防微杜漸之說，認為《春秋》之所以記「趙盾弒君」不止在於貶斥趙盾，更在於申明君、臣之分必需嚴明，否則日後將有不測之禍。其言：《禮》：人臣過位必式，齒路馬有誅，其所以防微杜漸，矢人臣恭敬之心，即所以絕人臣篡弒之萌也。43所謂「人臣過位必式，齒路馬有誅」之說出自《禮記‧曲禮上》，是指大夫及士經過君主41洪棄生：〈趙盾弒君論斷〉，《寄鶴齋古文集》，頁3。42此段史事依《左傳》敘述，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文公六年及文公七年事，頁551-552及558-561。43洪棄生：〈趙盾弒君論斷〉，《寄鶴齋古文集》，頁3。112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的輅車時必須行禮，也不能探詢君主之馬的年齡，否則必須受罰。44人臣之所以要對君主相關之事保持敬重、嚴守分際，就是要及早杜絕人臣有越禮之心。洪棄生認為，若臣子逾越了君臣之際，則弒君之事遲早必會發生。這個道理在其〈書弒書叛說〉中發揮的更加明顯：君親無將，《公羊氏》之說不可易也。周鄭交質，即射王中肩之將也；行父不問弒君，即後人出逐昭公之將也；祭仲之專，即鄭厲公出奔之將也；林父聘魯如君，即追敗出徒出逐獻公之將也；子圍設服離衛，即投龜詬天，郟敖其君之將也；殺老牛莫之尸，視君如奕棋，語言不敬，即列國群臣無君之將也；故陳恆弒君朝服請討，夫子一言，即所以杜三家效尤之將。不然齊歸田氏，魯之不足討恆。政在季氏，公之不以成軍，夫子豈不知之，而胡為迂儒之見乎？45《公羊傳》：「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之說分別見於莊公三十二年「癸巳，公子牙卒」及昭公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的傳文。在這兩則中，《公羊傳》分別對魯公子牙及陳公子招為何不言刺、不稱弟做出說明，認為兩人均有不臣之心，所以《春秋》書與「親弒者同」，為之貶刺。46洪棄生這段文字雖引《公羊傳》為說，但性質更近於史論。文中歷舉周鄭不合、47季文子、48祭仲、49孫林父、50公子圍、51韓厥、52陳恆53等諸多史事，其目的主要在說明，若不嚴守君臣的分際，漸此以往，即會產生弒君之事。洪棄生認為這即《春秋》用以「書弒」的判斷標準：跡涉於弒而書弒，事疑於叛而書叛，聖人之筆削，非爰書之深文也……其涉弒而書弒，疑叛而書叛之意，亦猶是也。盾弒君、鞅叛晉，厥後瓜分，即肇於此也。盾非果弒，44《禮記正義‧曲禮上》的原文為：「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齒路馬，有誅。」孔穎達的解釋是：「敬君，至門下車；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為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3，頁115及118。45洪棄生：〈書弒書叛說〉，《寄鶴齋古文集》，頁5。46(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9，頁214-218及卷22，頁543-546。47「周鄭交質」及「祝聃射王中肩」分別為隱公三年及桓公五年事。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26-28、104-106。48東門襄仲在魯文公死後殺了公子惡及公子視，但季文子宣公元年即至齊「納賂以請會」；季文子後代季平子則在昭公二十五年，驅逐魯昭公至齊。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632、648、1460-1465。49鄭國祭仲逐鄭厲公事見桓公十五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43。50孫林父(孫文子)聘魯事見襄公七年，而後與甯殖共同逐衛獻公事見襄公十四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952-953、1010-1014。51楚公子圍(楚靈王)兩事分見昭公元年及昭公十三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202-1204及1350。52欒書等人想讓韓厥弒晉厲公，但韓厥以「殺老牛莫之尸」之言拒絕，事見成公十七年；大叔文子謂甯殖：「甯子視君，不如弈棋。」見襄公二十五年；分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903、1108-1109。53齊國陳恆弒君，而孔子告哀公欲討之，事見哀公十四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689。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13鞅非果叛，聖人書之亦非過也。54洪棄生又舉魯定公十三年，《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做為例子，雖然趙鞅在此時並沒有正式的叛晉，但是其未有晉王之命而清除了范氏及中行氏的勢力，55實為不臣之至。雖從文意上來看，洪棄生在此文中似乎又不那麼肯定趙盾為弒晉靈公的主謀，但我們可以說這是洪棄生用較保守的論述來堅持他原先的立場：就算趙穿在弒君時並不是受到趙盾的指示，但從趙盾的行事記錄來看，其早有不君之心，並非如《左傳》中的孔子所言是「為法受惡」，所以《春秋》書其弒君，是真實而適切的斷論。四、觀察與結語透過洪棄生論述《春秋》弒君相關的三篇文章，我們大致可以有以下幾點觀察方向：一、就洪棄生對《春秋》學的整體論述而言：洪棄生對《春秋》相關論述的文章數量並不多，其《春秋》相關的論述主要都集中在對弒君的相關論題上。洪棄生透過對這個論題的討論，充份展現出其尊經的態度。也就是說，若《春秋》與《左傳》有異時，他是寧信《春秋》而不信《左傳》。洪棄生的這個態度完全承續自歐陽修的。歐陽修在《春秋》學史上的地位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一部份即是明確提出當經傳有所不同時，寧信經而不信傳的說法。洪棄生雖承續這個看法，但其僅就公子歸生弒君一事有所發揮。整體而言，洪棄生之說《春秋》並沒有獨特整體架構性的看法。這種情況不僅是對《春秋》學如此，其對於《書》與《詩》的情形亦相類似。馮曉庭言其：「零散地針對某些命題發表議論，終而無法建立其經學體系。」確為的評。56二、關於對公子歸生是否弒君問題的論述：洪棄生在基本態度雖上承歐陽修，但他對公子歸生是否弒君的問題，無疑是有十分細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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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他不但對依《左傳》之說的看法提出頗為有力的反駁，也同時結合了相關史事，進一步發揮「君親無將」的看法。這是洪棄生自認十分有特色的主張。雖然我們若較仔細的回顧《春秋》學史，這樣的說法在宋代已有儒者提出，如趙鵬飛即言：《春秋》書弑逆之事，罪惡有輕重，覩文生義，聖意自見。而學者癖於《左氏》，以其辭艶而富事新且奇，多叛經而從之。吾不惡其喜新奇，而患其失聖人之旨而逸罪人，則《春秋》之法不著於後世也。如趙盾之事，既不可信，彼亦自疑其不信也，於是託仲尼稱董狐之直以實其說，使其說之近義，雖不假聖人而傳若其非也。雖冒以堯舜文武之所爲，識者必將辯之，而况託爲傳聞之論乎？歸生之罪，在所不必言，而左氏載54洪棄生：〈書弒書叛說〉，《寄鶴齋古文集》，頁5。55趙鞅此事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589-1591。56馮曉庭：〈臺儒洪棄生論《詩》、《書》〉，頁29。114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謀弑君哉？不經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學者不以經而學經，乃信口耳浮華之論，此吾所以辯之也。57趙鵬飛在這段文字中，批評《左傳》偽託孔子之言、食黿之事不可信及弒君由來者漸等三個主要的看法，與洪棄生之說若合符節。58至於洪棄生舉《左傳》宣公十年記載「斲子家之棺」為證，在明代的熊過也有類似的說法：傳有可疑，則棄傳而從經耳。其後鄭人討幽公之亂，斵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蔽獄于歸生矣。歸生得國兵柄，自大棘已然矣，何畏于宋之譖？蓋必恃功見忌，宋謀寔倡于歸生，而左氏傳聞失真耳。59即是認為歸生才是真正的主謀者，所以才會受到如此的待遇，進而反推《左傳》在宣公四年的記錄有失真之處。雖然洪棄生之說並不是孤明先發，但其在文集中，我們看不出洪棄生有讀過趙鵬飛、程端學及熊過等人的著作。在這種情況下，洪棄生能獨立思索而提出相似之說，由此可見其思慮之密。此外，這個現象也可以提供我們在解經史一個很好的觀察案例：洪棄生之說與程頤、趙鵬飛、程端學與熊過等人的看法之所以相類，並不是因為師徒相授，也不是透過閱讀前人之說而來。其之所以有相同的說法，都是基於歐陽修等人推尊經文、懷疑三傳之說而產生的必然結果。由此可見，經典詮釋自有其內在發展的理路，雖時地相隔甚遠，但順著詮解經典的基本立場而發展，極有可能會產生出相類的結論。三、洪棄生對宋儒的態度與其文化立場：洪棄生關於《春秋》書弒的看法直接來自於歐陽修，若進一步觀察他文集中的諸多文章，可以看出他在歷代儒者中，對於宋明儒者（尤其57(宋)趙鵬飛：《春秋經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9，頁18-19。其實早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即記有子夏言：「《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但這個說法為是從弒君中所見的普遍之論，並非由一事而發。見(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3，頁314。58後儒對趙鵬飛之說多有發揮，如元代程端學即言：「木訥趙氏曰：食黿之事，其迹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弑君哉？……愚謂食黿之事固未可信，反譛子家之言尤不近人情。蓋靈公方欲殺子公，不知子公尚譛誰乎？靈公其暇聽子公之譛乎？且子公一聞公怒而遽與子家謀，先非平日同謀敢發言乎？且子家為正卿，久握兵權，未必即懼而從之也。」即是承趙鵬飛之說而進一步論述《左傳》所記之事不合情理。程端學又言：「或問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先儒謂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歸生然乎？曰：不然也。信《左氏》之過也。吾於《辨疑》既言之矣。夫弑君者果公子宋乎？史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果歸生乎？史亦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書》曰：『殱厥渠魁，脅從罔治。』若公子宋造謀而脅歸生，則宋為渠魁也，歸生懼而從之，則歸生脅從者也。有治獄者治此二人，歸生固所不免，亦豈得捨公子宋而獨治歸生哉？此人情天理所不可誣者也。而謂孔子然乎？曰：書所謂脅從者，謂在下之人爾，歸生已得兵權，可以不從而從之，故歸之罪也。曰：宋與歸生並為貴戚之卿，孔子安得反舍主謀之賊，而獨罪聽謀者哉！」更從歸生在鄭國實際上掌很大的權力出發，認為歸生才是真正的弒君者。分見《三傳辨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12，頁17-18及《春秋或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6，頁3-4。59(明)熊過：《春秋明志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7，頁10。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15是宋儒）是最為熟悉的。除了歐陽修外，洪棄生對於朱熹的評價很高，如其言「朱子，道學之宗也，其議論，吾儒奉為圭臬，其褒貶，吾儒視為權衡。」60這當然與清代臺灣儒學一開始即特重朱子之學有關，61洪棄生除了承續這個傳統外，他對於儒學的傳承也有一概括式的論述：世之衰也，正學崇於下，孔子以下是也……析義利、辨性善，使堯舜孔子之道延於不絕，則正學之崇於孟子……昌黎韓文公出馬……而浩然之氣，塞於兩間……於性於道，皆有所見……自命直接孟子……有唐四百年正學之昌明，則公一人崇之也。宋之興，程子出……顏、曾之道，復出於世，而有周茂叔開其先，張子厚承之際，則正學之如日中天也……南渡之宋，朱子為一大宗……皆得正學之傳，信乎南宋孟子也。正學之至今明者，子朱子一人崇之也，同時陸象山以頓悟為宗，雖異於朱子，而殊轍同歸，亦不得黜為異學也。62洪氏細數孔、孟而下的韓愈、程子、周敦頤、張載、朱子等人的承傳，這樣的論述，完全承認了以宋明理學家為儒學的正統合法性，絲毫沒有清代乾嘉漢宋之爭的氣氛。相較之下，洪棄生對於清代的學術成就的看法為：國朝聖祖皇帝愛民出至誠，乃物本至仁，無嗜慾，無玩好，無偏好，無偏惡，學以堯舜為宗，道以孔、孟、程、朱為本，古之所謂執中者，殆非小儒之所能窺測而想像萬一，固知正學之統隆於上，故明於下也。是以本朝學術純於勝國，本朝師儒盛於前代，其上有孜孜向道之心，其下無格格不入之故，邪說不得起，異端不得入，本於君身蒸為世道，是即所謂世之盛也，正學之崇於上者也。63相較於前代，正學在下，洪棄生認為清代的正學關鍵在於君主聖明，所以對於清代的學者僅以「盛於前代」、「無格格不入」予以空泛的描述，甚至曾言：「近來士習之乖、教養之廢，百有餘年矣。」數語，64批評清代中葉以下的士子學風。由此可見其對於宋代理學家的推重。65也因為洪棄生對於宋代理學家的推重，所以他特重品性氣節，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常常強調60洪棄生：〈論李穆堂書朱子讀唐志〉，《寄鶴齋古文集》，頁105。洪棄生又言：「造士之學有三：一義理，一考訂、一詞章。」其中「義理必溯源於六經，沿洄於五子」，而其中朱子「漢鄭康成則考訂也，朱子亦不廢考訂也。」是兼具兩種特長的儒者。見〈崇正學論中〉，《寄鶴齋古文集》，頁83-84。61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頁10-11。62洪棄生：〈崇正學論下〉，《寄鶴齋古文集》，頁85-86。63洪棄生：〈崇正學論下〉，《寄鶴齋古文集》，頁86-87。本引文最後一句，《寄鶴齋古文集》本作「正學這崇於上者也」，文意不通。複查《全臺文》中之標點作「正學崇於上者也」，但附錄《寄鶴齋文矕‧古文補遺》中則作「正學之崇於上者也」，應以《寄鶴齋文矕》為主。分見《全臺文》冊18，頁94、181。64洪棄生：〈報張子汝南書〉，《寄鶴齋古文集》，頁275。65這並不是說洪棄生對於所有宋儒都沒有批評，洪氏對宋儒批評最多的當推王安石。洪棄生寫了三篇〈王安石論〉、兩篇〈王安石論後〉及一篇〈王安石論後書周禮說〉。批評王安石在政治及經典上的看法。116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對倫常的重視。66而洪棄生自身經歷了由清朝至日據的時代變革，他在文化立場上十分堅持傳統漢人的學問，除了自編「煉乳教材」外，他甚至因為「電燈也是日本統治後才有的設施，因此家中不許裝電燈。」67他對於傳統有著難以想像的持守。而這種態度也延續到他對經典的態度，他全然相信經典的內容，並且認為均可施於今日。例如他批評王安石：「安石之棄《春秋》而不用，立字說以惑人，用五經新說以錮學者，其叛經侮聖無論矣。」68甚至對於他所崇敬的歐陽修，洪棄生也曾批評其懷疑《周禮》的說法。69雖然洪氏並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說法及證據，但由此即可窺見其為人及文化立場。附錄〈春秋書爵書人例〉70爵貴人賤，《春秋》例也。書爵書人例不勝舉，舉其可通與不可通者，如滅國大惡也，故楚滅江書人、滅黃書人、滅夔書人、滅弦書人、滅舒鄝書人，至滅遂為齊桓，亦書人也。執國君大罪也，故邾執鄫子書人，楚執徐子書人，晉執虞公、執莒子、邾子書人，至執衛侯歸于京師亦書人也。執行人，大悖也，故晉執石買書人，執季孫行父書人，楚執鄭行人、陳行人俱書人也。此可通者也。然而攘夷狄則盛舉，何以伐山戎書齊人？且《穀梁》以為善之，《公羊》以為貶之也。救鄰國則美誼，何以救邢書齊人、救陳書衛人、救鄭書齊人、宋人。而《穀梁》以為善之，善之曷為人之也？至於荊人來聘、邢狄救齊，曷為以人之者進之也。且吳使季札來聘亦進之，何以吳稱子、楚稱人也？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曹曷為爵之，衛、邾曷為人之也？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邾曷為人之，宋公曷為爵之也？為曹、邾為微，則宋公在會，曹、邾之君必赴盟也。謂爵宋為予，則宋公可予，曹、邾之君不當奪也。此不可通者也。宣元年，「晉人、宋人伐鄭」，書人矣，何以「楚子、鄭人侵陳」，楚稱子、鄭稱人也？豈楚可予也！宣三年，書「楚人侵鄭」矣，何以宣四年書「楚子伐鄭」？迨五年又書「楚人伐見《寄鶴齋古文集》，頁17-28。66張加佳：〈論洪棄生儒家思想〉，頁26-28。67程玉凰：《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122。對於洪棄生的「煉乳教材」相關記錄，亦見氏著，頁137-138。68洪棄生：〈王安石論〉，《寄鶴齋古文集》，頁21。69洪棄生言：「《周禮》一書，何休疑之於前，歐陽修疑之於後，蓋皆一偏之見也。……夫《周禮》之大經大法，如日月之經天，亙萬古而不變，後世雖或異其名，而未能不循其實。」見〈王安石論後書《周禮》說〉，《寄鶴齋古文集》，頁27。。70本文依程玉凰所述：〈春秋書爵書人例〉一文，作於光緒二十年孟冬十月，原收於《寄鶴齋觀風稿》中。本題「原作五篇，棄生只選其二」，而《洪棄生先生遺書》並未收錄此文。見氏著：《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271-272。但筆者至鹿港民俗文物館查閱其所藏之《寄鶴齋觀風稿》，僅見〈春秋書爵書人例〉一篇，而非程玉凰所言的兩篇，而此篇也沒收入《洪棄生先生全集》中，故附於文末，以廣先賢之說。洪棄生《春秋》弒君論研究117鄭」也？豈旋可予、旋可奪也？此書爵書人之可通而不可通者也。莊公以後，屢書齊侯之爵，予桓公之創霸也。僖公四年，大書諸侯之爵，予諸侯之伐楚也。僖公二十八年，五書晉侯之爵，予文公之繼霸也。此書爵貴之之義之可通者也。然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十三年，書「楚子伐宋」，此又書爵之賤之之義之不可通者也。不可通而必欲通之，則支離傅會之詞，皆非《春秋》之意。故《左氏》之例不同於《公羊》，《公羊》之例不同於《穀梁》，三傳之例不同於胡氏，即諸家之例，又不免自相格礙，是皆牽於《春秋》筆削之言而不能達者也。夫夫子筆削，不過循記事之文見美惡之義，有舊史所未及而夫子記之者，謂之筆；有舊史所濫出，而夫子刪之者，謂之削。至朝報之文，則仍之而不改，故或書人、或書爵，當循魯史之舊，不必有輕重之心。夫與其以人之爵之者為褒為貶，而使人見之，而褒不盡褒、貶不盡貶，何如以人之爵之者，無褒無貶，而使人見之知其事，而褒自為褒、貶自為貶之為大也！此夫子無我之道也。118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期引用書目一、傳統文獻(周)左丘明、(晉)杜預、(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