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

·学术述评· 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 学术讨论会综述 胡 光 明 　 宋 美 云 　 任 云 兰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工商联、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天津市档案馆、天津 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史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 于 1998 年 7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天津举行, 来自国内各省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及美国、日 本、德国、韩国的约 8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会议收到近 60 篇学术论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同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工商 联长期合作编辑, 由胡光明、蓝长云主编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 年) 5 辑 10 册共计 1 000 余万字, 历经 16 年辛勤耕耘, 在本次讨论会开幕之际, 终于全部出 版发行, 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及整个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 与会学者就近代中国商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现将主要观点综 述如下。 一、近代商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 与会者对商会组织本体的研究更趋细化。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的 论文提出, 要透析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 把握其在中国“语境”下对西方母本的 “变异”, 对商会与绅商阶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关键点。绅与商这两种社会地位截 然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 态相适应的特殊的绅商阶层, 该阶层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 上通官 府, 下达工商, 构成官与商的缓冲与中介, 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 又为工商界请命的 “通官商之邮”的作用。他还考察了上海、天津、重庆、苏州等地商会的创办过程, 指 出晚清商会的设立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的“劝办”特点, 正好给处于官商之间的 绅商提供了历史机遇, 使之乘时而起, 成为联络官商, 沟通上下, 实际创办商会的主 体。不仅如此, 集功名财富于一身的绅商, 还是各级商会组织的实际把持者。商会组 ·871· 织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绅商领导体制。就绅商在商会中的地位和人数言, 称商会为绅商 团体, 似乎并不为过。他的结论是, 由于商会绅商领导体制的组织特征, 决定了中国 商会本身不过是一种官督商办、亦官亦商的组织。 受历史资料的限制, 多年来中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商会史的视线, 基本集中于清 末民初时期。长期从事天津商会档案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林纯业 (天津社会科学院 商会研究中心)、胡光明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则以丰富翔实的档案记载为基 础, 对沦陷时期的天津及华北商会组织的嬗变和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 会, 做了实证性探讨。林纯业认为, 在长达 8 年之久的沦陷时期,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 强对商会组织的直接控制, 对天津、青岛等华北重要商埠商会委派日本顾问官, 而天 津商会的会长及核心决策层, 也由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人物把持。他们抛弃数 十年来的立会宗旨,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背弃民族立场和广大商民的根本利益, 沦为日 本统制华北市场、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行法西斯政令法规和巩固殖民统治秩序的 工具。胡光明着力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了新旧社会交替的震荡时期, 特别是新旧两大社会势力关于中 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时期, 天津商会与工业会的构成, 经济、政治和文化思 想行为及其社会后果, 从而判定这一时期商会与工业会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 从本 时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 232 个重要政令法规看, 这个政权显示了同社会经济发展潮流 沿着相反方向作用的特点, 其政令的基本目的大都在于使统治集团收入最大化。在这 个大背景下, 经过整顿和改组, 清除汉奸成分后的天津商会, 虽然力图有所作为, 但 当已经崛起的新式工业企业家群体脱离商会而自立为工业协会和工业会后, 其组织构 成、经费支撑和社会地位与影响, 已今非昔比, 其社会行为更加听命于国民党政权。尽 管为了维护商民的利益, 商会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某些抗争, 但也难于改变其 衰亡的历史命运。 徐鼎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通过对上海商会 48 年兴衰史的纵向思考, 透视了中国商会兴衰的外在历史环境和内在原因。他认为一部中国商会史实际上是一 部商会的兴衰史。上海商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上海商会的发展轨迹显示, 前 28 年处于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 政权频繁更迭, 社会动荡不安, 执政当局驾驭无方, 而 这恰恰是上海商会最能体现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意志自主活动比较兴盛的时期, 尤其是民元以后, 是上海商会在近代化进程中办事效率最高, 实绩最为显著, 事业最 为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后 20 年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 这个民族资本家阶级企盼已久 的国家政权不但未给资产阶级利益和商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反而粗暴地对商会进 行严密控制, 使之逐步走向衰落。上海商会由盛转衰更有其内在原因, 一是由于商会 作为统领工商界的社会团体, 在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中未能正确地把握自己的 社会地位, 而且由于政府的腐败或政权的分崩离析, 商会不得不行使国家政权的部分 职能, 因此触犯了当政者的大忌; 二是商会总体上已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工商 ·971· 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界迫切要求实现以科学管理为中心的产业合理化和以振兴国货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热 潮中, 上海商会反应迟缓, 少有作为, 从而声誉渐衰, 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顾林 (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学部) 把研究商会史的关注点从大城市商会转向本 世纪前 30 年间一个小城市商会——直隶高阳商会。她以极大的努力收集了高阳商会的 各种资料, 指出 20 世纪前 30 年的高阳商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其他各地商人树起了 一个榜样。这个商会是直隶省首批县级商会之一, 是一群有抱负的年轻人出于对当地 传统纺织业命运的关切而建立的。该商会出世不久就致力于促进农村纺织业的发展。商 会的领导成员及其他大多数会员都是当时纺织界颇具声望的商人。高阳商会起到了行 业联合会的作用。它建立机构进行商业和技术教育, 举办商业学堂和产品考评, 开展 为纺织品争取特惠税的斗争。高阳商会创造的“农村工业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 工业化和救国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甚至参与了地方和全国商联会的组织活动。 顾林的研究开阔了人们研究商会史的视野, 更加确认了商会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 地位。 陈来幸 (日本神户大学) 则通过对神阪地区中华总商会的组建过程、海内外商会 信息传播载体和商业贸易网络状况的具体考察, 指出中国商会虽以欧美日本商会为母 本, 但同海外中华总商会始终保持互惠而密切的网络关系, 这是中外商会重要区别点 之一。当然, 这种网络关系也会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增强或弱化, 如 1907—1917 年间, 各个省商会大会的召开和华商联合会的组成至全国商会联合会报停刊的 10 年间, 是海 内外商会网络最为活跃的时期。就神户总商会来说, 它在 1912 年前后组织华商统一联 合会的活动期间, 达到了互相往来的高峰。尤其是神户地区的三江帮华商在国内全国 商会联合会里,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商网络里的作用极为重要, 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 华商作为亚洲贸易的主角来推动国内的近代化, 但到 1917 年全国商联会北迁、联合会 报停刊, 海内外华商互联网络就走向了低谷。 黄汉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云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的 论文分别考察了独立于商会之外的新型工业家团体——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 (简 称“机联会”) 和天津工业会。黄汉民指出, 1927 年上海“机联会”的出现, 是在总商 会丧失其在民间工商界“领袖”地位情况下组建的, 其会员均为国货工厂, 是一个 “纯民间性的社会团体”。“机联会”组织严密, 办事民主, 能充分代表会员单位利益, 独立行使类似于民间商会组织应负担的经济职能和非经济职能。因此, 它的会务活动 与被政府控制的上海总商会 (后期) 和市商会不同, 而是真正代表了新兴工业资产阶 级发展事业的强烈愿望, 因而在经济近代化和社会民主化的演进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任云兰则从近代中国工业团体纵向演进过程和横向空间地理布局的宏观视角, 具体考 察天津和华北工业团体的构成、性质与特点, 指出, 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 中 国向来工商不分, 不论是从事制造业者还是从事贩卖运输业者, 均被称做商人。而独 ·081· 历　史　研　究 1998 年第 6 期　 立于商会之外的工业界团体的诞生, 是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资本家群崛起 和工商分流的历史趋势决定的。而以受过新式高等教育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高层次 人才为主体的工业界团体, 以团体为纽带将其凝聚在一起, 形成社会合力, 去面对国 内外市场的竞争, 必然充当起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 二、商会与近代市场的发育与调控 这是与会学者讨论的又一重点问题, 也是检讨商会功能与作用的基本指标之一。 姚会元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剖析了清末民初上海连续爆发的金融商务风潮中 上海总商会的作为, 指出, 上海总商会充分发挥其经济职能, 减少金融危机造成的损 失, 维护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示了商会组织对于上海社会经济生活须臾不可缺少 的重要地位, 且较其他城市更为明显。他还指出, 银钱各业凭借其巨大财力和广泛社 会联系, 在商会领导层中始终居于显要地位, 在推动商会组织本身的发展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何必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研究所) 认为, 上海商会既代表国家利益, 又重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西方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 在 1910 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主动采取联合行 动, 为业已紧张的上海金融市场提供信用担保。她甚至认为, 商会领导了中国各级政 府官员与外国商人利益代表之间的谈判。此外, 商会还是中外银行之间的主要中间人, 它同外国银行签约贷款并保证偿付, 把这些贷款分配给无支付能力的国内银行, 其所 作所为已远远超出了西方商会的活动范围。 陈争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对战前中国金融变革中的上海银行公会进 行了研究。他认为, 战前中国金融发生巨大变革, 含有两大重要内容: 一是金融组织 的变革, 二是币制改革。民国初年, 票号的迅速衰落和新式银行的迅速发展, 形成鲜 明对照。可以说是金融组织变革的表征。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则是金融变革的产物。上 海银行公会与上海总商会之间, 与其说是上下级的关系, 不如说是伙伴关系, 银行公 会有较大的独立性。上海银行公会自成立后, 就积极为中国币制改革做舆论准备, 并 探讨改革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在 30 年代实行“废两改元”及“法币制度”时, 银行公 会都积极配合政府, 推动改革顺利进行。此外, 银行公会还积极促进银行制度的革新, 特别是对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票据交换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促进了中国金 融业的近代化。 史瀚波 (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历史系) 在认真考察了 1916 年中交停兑风潮平息 过程后指出, 纸币的发行在天津虽早已有之, 但过去的发行都是一般规模很小的钱庄、 银号和钱铺操作的, 其数量和流通范围均很有限, 基本局限于人际信用 (某一钱店之 店东) 范围之内。而中交两行在民初所发行的数以百万计的兑现纸币, 远远超出了天 津和华北, 进入了中外贸易的范围。因此, 必须以非人际信用作为信用保证。而天津 ·181· 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商会及其所主持的天津金融临时维持会, 均由天津地方人士所组成, 若干军政界要人 的支持函电, 也限于天津籍。就是说, 依财、地、资、望为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组建的天津商会及临 时金融维持会, 仍属于人际信用的范畴, 而社会一般民众对中交两行纸币的信用需要 非人际的现金准备量和政府信用来支持, 这恰是此次风潮平息没有达到完全预期目标 的根源所在。 随着华北和津京卷入世界市场程度的加深, 平息中外金融商务纠纷日益成为迫切 的课题。关文斌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 全面研究了 1908 年的天津洋货风潮的起 因与平息过程, 认为这是一个晚清时期官民合作的范例。从而可以理解晚清社会与国 家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地区差异性。胡光明认为, 在本世纪初 20 年间津京和华北的 四大中外金融商务风潮中, 一直站在第一线的是商会和同业公会, 它同外国银行团、领 事团百般周旋, 维护国家主权与商权, 发挥了国家政权难以发挥的作用。 丁长清 (中国投资学会) 从国家宏观市场调控体系作用的角度提出“近代商会—— 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的观点。其含义是, 对市场而言, 第一调控系统是国家政权, 国家通过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经济杠杆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而第二调控系统就 是商会等工商社团, 也包括商会之前的商业会馆、公所以及同业公会。商会时常采取 具体微观办法调节, 它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着市场日常的交易规则、贸易行为, 起着平准物价、缓和 金融危机的作用。当然, 在缓解经济危机方面, 作用更加明显。 三、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 关于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问题的研究近年颇为引人注目, 也是这次与会代表们关 注的热点, 主要涉及下几个论题: 11 中国近代商会与市民社会。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主要有两种不 同意见。虞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认为, 近代中国虽然不存在完全类 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但是作为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民间社会无疑是存在的。在谈 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时, 他认为, 公共领域应是市民社会的基础, 应明确分 清两者界限, 重点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他还强调: 要以城市社会团体为主要研究对 象, 商会无疑最具有代表性。马敏认为, 晚清时期, 一种潜在的地方性“自治政府”正 在悄然形成, 它不仅填补了封建官府所留下的权力空间, 并且还在不懈地开拓更大的 空间。而这正是晚清民间社会自组织运动的根本趋势和实质。新兴资产阶级绅商阶层 占据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 成为市民社会的直接缔造者和操纵者。因此, 中国 式的早期“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绅商社会。”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考察了民初商会抗争“商会法”的历史过程, 认为商会是具有市民社会特征的民间社 团组织, 它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近代中国发端于清末的市民社会雏形, 在民初获 ·281· 历　史　研　究 得了明显的拓展。同时, 民初商会对商会法的抗争并取得胜利, 还表明市民社会制衡 国家的能力与影响, 较诸以往同样有了明显的增强, 这也是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史 上令人注目的一种新趋向。因此可以说,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得以在民国初年成立, 而 且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间实业团体, 使市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初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吉 泽诚一郎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对天津开办电车问题进行 了个案研究, 他同意“公”的观念在中国城市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怀疑“公”是否 形成了“领域”。他指出, 清末天津商会没有成功划定自治领域, 因为商会本身不过是 各种行业的集合而已。 21 近代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宋美云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从政治学的角 度, 把商会作为利益集团进行研究, 指出, 商会作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活动, 通常离 不开政府的支持。利益集团已成为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 有效中介。国家干预主义是利益集团活动的前提。她认为, 北洋政府与天津商会之间 形成一种既合作又矛盾的复杂关系。虞和平认为, 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社会团体, 都 是一种利益自维体, 有各自的利益追求目标, 因而都具有利益团体的性质, 它们与政 府之间存在着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面, 也存在着为实现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合作的一面。他 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 即法律关系、利益合作关系、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 系。张志东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认为, 商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 完全超越了正常的法人社团所扮演的角色。因此, 近代中国商会与 政府的关系, 除了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以外, 还存在着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马敏认 为, 揆诸晚清的史实, 中国早期市民社会建成的初衷并不是与专制国家权力相对抗, 而 是以民治辅助官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不存在摩擦。晚清市民社会雏形与封 建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既互相依赖, 又相互矛盾、摩擦的复杂关系, 其中, 依赖的一面 又占据着主导地位。 邱捷 (中山大学历史系) 以近代广州七十二行为例, 探讨商人社团与政府的关系。 他认为, 广州七十二行商人的地位是在同政府的合作与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 中, 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商人在广东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政府能否取得商人的支持, 成 为官员甚至政权能否顺利实施统治的关键。商人团体的向背是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在 选择靠拢中央政府和广东政府两者时, 广州商人更重视同后者的关系。 张志东针对一些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商会在政府的严厉控制下, 原有的地 位、作用、影响急剧下降的观点, 指出, 1928 年以后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 能够对商会实行强权控制。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刚取得全国政权, 面临重重内外忧患 的严峻形势, 商会作为当时中国一股根基很深、实力强大的独立社会力量, 国民党对 它难以实现极权主义控制, 即使可以, 也只有在南京、上海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枢 或接近统治中枢的地域, 以及国民党基层实力强大的少数地方才能实现。 ·381· 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31 近代中国商人的参政意识及追求政治民主的努力。朱英指出: 由于民初商会的 经济实力和组织程度的日趋增强和扩大, 特别是全国商联会的成立, 使各地商会有了 统一的全国性机关。它不仅表达了所有商会的意愿, 并组织各地商会对《商会法》中 降低商会地位、限制商会权利及阻碍商会发展的一系列规定, 进行坚决的抵制。在全 国商联会的联络和领导下, 这场斗争的声势和影响较为显著, 以至北京政府最终也不 敢完全对商会的要求置若罔闻, 不得不基本上按照商会的要求对《商会法》予以修改。 民初商会抗争商会法能够取得胜利, 除自身各方面的发展外, 与北京政府的最终让步 也紧密相关, 而北京政府之所以让步, 既缘于商会的坚持抗争, 又与当时北京政府所 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不无关联。宋美云认为, 北洋时期, 是天津商会发展的高峰时期, 天津商会代表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积极发表对有关政策的建议, 引起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重视, 为一些相关政策的修改提供依据。天津商会借助于群体的力量, 形成一 个集合点, 对政府施加压力, 使其主张得到政府的更多一些考虑。1912 年到 1928 年间, 天津商会向当地政府和各职能部门提出自己政治要求的各类政治函件、函电约占全部 政治函件的 65%。比较起来, 天津商会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比较大, 而对政治决策 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张福记 (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 认为, 在 1927—1937 年, 为了维 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商会与国民党政权的严格控制进行了抗争, 如政府企图用商 民协会、商人整理委员会取代商会时, 商会并没有完全屈从, 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 们还要求政府修正束缚商人的法律、争取扩大商人的选举名额等。但是由于南京国民 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不断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控制, 使得商会逐渐失去独立地位。 与会者还就商会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华外国商人的洋商会、商会与当代中 国的改革开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今后商会史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 应加强商会的比较研究、农村县以下小城 镇商会的研究、同业公会的研究、商业道德文化的研究、当代民间商会和各类商会的 研究。 会议决定, 于两年后的 2000 年在适当地点召开第二届商会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 〔作者胡光明, 1939 年生,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美云, 女, 1949 年生,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任云兰, 女, 1964 年生, 天津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思彦) ·481· 历　史　研　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