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治理_福柯视野中的现代社会权力形式_秦士君

婚份午嘴曰分规训与治理—福柯视野中的现代社会权力形式秦士君前言“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而不处在枷锁之中,”表达的不仅仅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更是人们对枷锁的恐惧。然而,对于枷锁的无知,比起对于枷锁的恐惧,或许更让人恐惧。摆脱这种无知,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显得迫在眉睫。晚年的福柯在谈到启蒙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当年的康德问“什么是启蒙”时,这是一个近代的、甚至是当代的事件。康德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什么这是一种对我们和我们现时的分析。“哲学秦士君,清华大学法学硕士,重庆市选调干部。勘礴主题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规训与治理餐把对我们的世界进行批判分析作为其任务,这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许所有的哲学问题中最确定的乃是关于现时的问题,关于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福柯而言,那无往而不在的枷锁显然与权力相关,“毕竟,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生命最热烈的点,能量积聚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们与权力冲撞的地方,与权力斗争,努力利用权力的力量,或者力图躲避权力的陷阱。”②鉴此,对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权力形式进行分析,就成为我们把握自身命运的必然要求。无论是“我们”,还是“现时”,都让作为个体的“笔者”具足谦卑。一个现成的给定的“我们”,让“笔者”落人“中国人”或“世界人”的范畴,让“笔者”所要探讨的法国思想家福柯落人“法国人”、“欧洲人”、“西方人”或“世界人”的范畴。这些不同的名称,不仅意味着我与我要探讨的思想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更意味着社会从话语上对人之身份与责任的建构。前者意味着认知上的界限,后者意味着伦理上的界限。就前者而言,笔者对福柯权力理论的阐释应当尽可能返到福柯的时空就后者而言,笔者应尝试着拓展并检验福柯权力理论的可应用空间。接下来的论述将按照以下次序展开权力分析的方法论②权力形式的历史谱系③福柯权力理论的可应用空间。一、权力分析的方法论对于福柯权力分析的方法论,《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可能是最具奠基意义的文本。该文是福柯为了纪念其导师法国黑格尔派学者让·伊波利特去世年月日而写的文章,于年发表在《让·伊波利特纪念文集》中。在这篇文章中,福柯将谱系〔美〕休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比诺《傅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诊释学》,钱俊译,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②法米歇尔·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社会理论论坛》,第辑,。汀扩学界定为“对出身'和出现'进行的研究”,就前者而言,对先祖、血统的追究将破坏“起源”的高贵性、统一性、确定性,而代之以卑贱性、断裂性、偶然性,身体上将铭刻过去事件的烙印,记录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就后者而言,“出现”是诸多力量之间的对抗,规则和仪式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征服游戏成为可能且永不停休。谱系学的效果史写作将对纪念碑的崇拜变成戏仿从高贵到卑贱,将对古代连续性的尊重变成系统的分解从统一到断裂,借助求知意志特有的非正义来摧毁认知主体从求真的中立、正义、无激情到偏颇、非正义、本能的激情。简言之,使用效果史的写作方式破坏起源的高贵、统一、确定和中立,而代之以卑贱、断裂、偶然和非中立从身体出发去考察那些冲突的力量关系和征服游戏。福柯在随后对权力分析方法论的阐述基本上都承袭于此,但是,其中无疑也发生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来看一下福柯第一部成熟之作《规训与惩罚》,“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②在行使的意义上,它通过战略策略、计谋、技术运作而在一个战斗性的关系网络中实现某种支配的效应,它通过“无权者”的反抗而深入到社会底层不囿于国家一公民关系,不固定在阶级分野处,它在任何一个局部冲撞点上都可能发生暂时的颠倒和倾覆。这是将权力视为冲突性的力量关系。权力一知识涉及“肉体政治”,它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它对被惩罚者进行监视、训练和矫正从而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扩大和强化了权力的效应。某种科学技术话语所描述的人,某种人道主义道德主张声称要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人的征服效应。③此种权力一知识与求知意志的偏颇、非正义和本能激情显然有莫大的亲〔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学术思想评论》,第辑,。②〔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③同上注书,一页。瞻肇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彝缘性。其次是为众多福柯权力理论研究者反复引用的《两篇演讲》,其内容即法兰西学院讲义《必须保卫社会》的第一讲和第二讲。其中,福柯将权力分析的图式概括为两种,一种为法律图式或经济主义图式,或契约一压迫图式,对应统治权理论、哲学一法律话语、罗马式话语一种为战争图式或力量冲突图式,或战争一镇压图式,对应统治理论、历史一政治话语、圣经式话语。②在权力分析的图式中,只有战争图式是合格的。甚至可以说,在福柯提出法律图式的同时,他就已经在使用战争图式来审判法律图式。说西方社会中统治权问题是法律的核心问题,这就意味着法律话语和技术的主要功能是在权力内部分解统治事实,以便缩减或遮蔽统治的事实,而代之以另两个东西一方面,统治权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服从的法律义务。法律体系完全以国王为中心,也就是说,最终排斥了统治及其后果的事实。③与其说福柯提出了权力分析的两种图式,不如说福柯只提出了权力分析的战争图式,然后在战争图式的指导下揭示了法律作为权力话语、技术或形式的本来面目。权力分析的冲突范式或战争图式最终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浓缩为“真理的政治学”我正在做的事情有关哲学,或者说,真理的政治学,因为关于“哲学”这个词,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其也即,二、户,一,,。②〔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③同上注书,页。汀犷二他更多的定义。所以,就目前来讲,权力机制的分析涉及的是真理的政治学,而非社会学、历史学或者经济学,其功能是展示一种知识上的效果,它们由发生在我们社会中的斗争、时抗、战斗以及作为这些斗争之要素的权力策略生产出来。在这一个点上,我们不得不去质疑真理政治学涉及的作为策略空间和效果空间的权力一知识与发生在肉体身上的战争与征服之间的关系如何或者说,真理政治学只关注权力一知识,是否有背离权力真实之嫌疑②如果说蕴涵在权力一知识中的求知意志与偏颇、非正义和本能的激情相关,那么福柯本人的权力理论是否也正体现了这种偏颇和非正义的激情对于第一个问题,福柯说道“在任何情况下,对我而言,什么事情被做了这个维度只能出现在真实的力量场域中,也就是说,这个力量的场域,不能被说话的主体单独创造,不能立基于他所说的话,因为,这是一个不能被这些命令式的话语以任何方式控制或者维护的力量场域。”②也就是说,真实的力量场域相对于权力一知识所制造的策略和效果空间总是会出现某种剩余。有不少人批评福柯没有给反抗留出空间,这或许是福柯在理论上做出的乌托邦式的一种应吧。③但是,这个总是无法被权力一知识完全占据的空间与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挑战空间不是很相似吗挑战与对话相对立,它开辟的是无法逃避的非辫证的空间。,“犷夕,夕,,亡,一,,,,②③参见〔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尤其是第篇《顽固的依恋身休的服从》页和第篇《服从,抵抗,重新指称》一页中的有关论述以及鲍德里亚在《忘掉福柯》一文中的论述,其中译本载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一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像每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翻它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它以自身的空间对抗政治的空间。它不懂得中间或后面,只知道直接应或死亡。每一种线性的东西都有终结,历史亦如此。只有挑战是没有终结的,因为它是无限地可逆的。正是这种可逆性给了它巨大的力量。鲍德里亚的描述极富启示意义,或许可以说,福柯的权力概念与暴力之间存在某种暖昧的关联。我们不妨将这种关联推到极点,假定权力即暴力,那么,福柯的权力一知识概念就有隔靴搔痒之嫌。福柯承认真实的力量场域绝非话语所能捕捉,一方面在某种偶然性和不确定中给反抗留出了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福柯的权力一知识或真理政治学变得无足轻重。可以说,权力与暴力、知识之间的关联构成了福柯权力理论的一个悖论,暴力使得知识无足轻重,反过来知识也使得暴力无足轻重。使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来思考权力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足取,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暴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考察。②对于第二个问题,福柯将自己的理论分析看作是“简单的条件式命令”,“如果你想斗争,这里有些关键点,这是几股力量,这是一些限制和障碍,”看起来福柯似乎有意为某种策略性知识的中立性进行辩护,但是,他很快便展现了自己的偏颇,一方面,他认为提供这些策略〔法〕鲍德里亚《忘掉福柯》,页。②在这里,笔者特别想提一下卢曼的启示,“作为对暴力主题的所有这些反思的结果,我们必须记住,在合法性与暴力,或在公式与强迫间存在的有关对立或单维对立性的普遍观念史误导。这种概念是权力代码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是对行为的规定,而且暗示掌权者在使用暴力前应当总是追求共识。这种陈述对权力理论来说太简单了,而且首先,作为分析普遍化与媒介符号和共生机制,兼容不兼容关系的概念工具,太简单了。没有符号过程的调解,合法性和暴力都不会产生。两者组合起来的行动,对偶然性处理是必要的,而且这种组合行动的先决条件可能随它们的演化而变化。首先,它们依赖于专门的政治权力机制的分化,而且依赖于其遍布社会的普遍可取性”。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权力》,粗铁鹏译,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果说对于卢曼而言,不能用兼容不兼容去思考合法性与基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福柯来讲,也不能用兼容不兼容来思考知识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汀犷性知识是他以及和他在同一战线上的人的职责,说到底是战斗与真理,或者说哲学实践的循环另一方面,战争与真理的关系虽然使哲学发展了数个世纪,但最后却只是把自己给戏弄了,使得哲学面容憔悴而失去辩论之效,由此,福柯提出一条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命令“永不辩论”。福柯的沮丧一望可知,理论分析的事业在“永不辩论”的命令下似乎变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年年底,福柯在与意大利记者杜齐奥·特萨巴多里长谈中,表达了他从突尼斯归来之后对于年月极“左翼”运动之理论辩论的失望。我们谈到法国超级马克思主义一,理论的爆炸、祖咒以及分裂为小团体。这与突尼斯年月学生造反吸引我的地方正好对立、颠倒和相反。或许这解释了我从那时起,试着站在那些无限的争论后面去接近事物,接近超级马克思主义我试着做一些事情,它涉及自然并且真实的个人担当,可以在给定的情况下,使用具体、准确和确定的术语提出问题。②福柯还谈到了他对“体验”之毕生关注的三个重要意义第一,他的著作没有连续而系统的理论背景或方法规则第二,他写的书,每一本都是至少部分的是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的产物第三,即使从某种具有个人转换功能的“极限体验”出发,也“有必要开启通向某种转变、某种变形的道路,这就不只是个人的事了,它还牵涉到他人”。由于这一原因,福柯总是力图用某种方式,把自己的全部体验,“同一种集体的习惯、一种思维方式”连接起来③。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方法论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方②,少,,,“,,页下注释。〔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输即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零面,权力分析本身融人了福柯的个人体验另一方面,理论事业变成了个人的担当,力求变得自然真实,可以用准确的术语提出问题。与此同时,福柯试图将个人的体验、担当与他人、集体连接起来。就此而言,福柯的权力理论的确体现了某种偏颇的激情。但是,这种偏颇难道不是与个人的局限性相关吗形而上学已死,普遍性已死,剩下来的不是局限性又是什么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将康德式的批判视为一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可谓这种有限姿态的继续。那么,有限姿态下的权力分析如何进行呢还是年,在福柯讲到国家和治理术的问题时,他对以前的方法论进行了重述。简言之,今年的课程将面临这样的挑战。就像我们在考察现代西方理性与疯痛关系时为了质疑限制与隔离的总体程序而走到收容所、医院、心理治疗、分类分级的背后,同样为了考察监狱的问题我们走到教养机构的背后,严格地说,这样做是为了找出权力的总体经营。,我们能否时国家也做出同样的翻转外置是可能的吗将现代国家置于确保其转变、发展与运作的权力的总体经营下是可能的吗我们能够谈论对国家而言的某种“治理术”的东西吗就像对精神病学而言的隔离技术,对惩罚系统而言的规训技术,对医疗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而言的生命政治这些问题即这些课程的赌注。②②〔法〕福柯《什么是启蒙》,李康译,《国外社会学》,。,“八夕,滋州,泛,袱犷他试图走到主题的后面去发现某种权力的总体经营,在精神病背后发现隔离技术,在监狱背后发现规训技术,在医疗制度背后发现生命政治,在国家背后发现治理术。第二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中,在确定研究主题“政治主权实施中治理实践的理性化”后,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方法论。不是将普遍性事物疯癫、国家、社会、君主、臣民等视为理解特定具体实践的坐标地图,而是让这些普遍性事物进人具体实践的坐标地图。不是将历史用作批判性的方法去质疑普遍性的事物,用历史磨碎那些普遍性的事物而是假定普遍性事物不存在,然后去考察围绕这些“普遍性事物”组织起来的事件和实践构成了何种历史拿疯癫做例,不是去考察历史上是否有过疯癫,然后得出结论,历史没有,因此疯癫不存在。而是假定疯癫不存在,然后去考察围绕某种应当是疯癫的东西而组织起来的不同事件和实践构成何种历史。综上所述,福柯权力分析采用的是谱系学的方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福柯采用了战争图式,将权力视为冲突的力量关系,把权力与知识偏颇的求知意志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方面,力量关系与暴力之间的亲缘性,使得福柯的权力分析,在权力一暴力和权力一知识之间面临着某种两难的悖论。另一方面,由于将知识与偏颇的求知意志乃至权力意志关联系一起,福柯不得不去反思和构建有关自身理论事业的历史本体论,即权力分析本身既是一种个人体验,也是一种个人担当,它具体地考察加在自己身上的历史界限,但也试图在此过程中跨越这种界限。无论如何,在此后对于治理的艺术宏观权力形式的分析中,福柯考察更多的并不是身体周围的力量关系,而是相关的权力一知识形式,撇开权力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不谈,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反映了现代社会权力形式的特点,“权力关系变得越来越复,,,一,,,,叠翻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馨杂、理性化和集中化了”。二、现代社会权力形式的历史谱系在《规训与惩罚》、《必须保卫社会》、《性经验史求知的意志》、《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学的诞生》这五个文本中,福柯对现代社会涉及的权力形式有多种表达,比如法律、规训、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化、调节、安全、生命政治、治理术、牧领、自由主义等。为了较为整体地把握福柯对这些权力形式的讨论,我想应该先讨论一下福柯笔下现代社会的时空边界,然后再展开对于现代社会权力形式之历史谱系的梳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经对自己的研究做了一项限定“我将仅限于研究监狱在法国刑事制度中的诞生。因为各国的历史发展与制度千差万别,这就使得进行一项具体详细的比较研究令人不胜重负,而从总体上来描述这种现象又过于简单化。”②这基本上限定了福柯使用材料的范围,当然,仅仅限于法国的材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不论是在《规训与惩罚》中,还是在之后的作品中,福柯尽可能地扩充了自己的材料范围,比如对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也都时有涉及。爱德华·萨义德的评述应该是中肯的,“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盲点,就是他对他基本上局限于法国的材料与他得出的表面上普遍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毫不在意实际上,他的欧洲中心论几乎是总体性的,仿佛历史本身只在法国和德国思想家中间发生”。③粗略地说,福柯笔下现代社会的时空范围即我们通常所谓的西方,包括欧洲与美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把东方与西方的问题引出法〕福柯《主体与权力》,载休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比诺《傅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诊释学》,一页。②〔法〕福柯《规训与惩罚》,页。③〔美〕爱德华·萨义德《米歇尔·福柯,一》,吴琼译,载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页。汀事。二来,尽管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由某种夹杂着殖民主义色彩的社会话语建构而成,但是,这就是“作者”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空间,就好像福柯权力分析的公式所揭示的一样,尽管它们作为普遍性的事物在事实上不存在,但是围绕着它们的的确确发生了一系列真实的事件和实践。按照惯常的推理,“中国人”讨论西学,最终应当到某种本土关怀中来,即这种探讨应当对“中国”有些实际的用处,比如可以用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或者有些人竟然主张,“中国人”探讨西学是无意义的,“中国人”应当去探讨本国的现实问题。这大概就是目前普遍流行的有关“作者”的身份伦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交往范围乃至风险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从关心己身、国族乃至人类命运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他者。但是,他者既笼统又复杂,究竟应该关注哪些人哪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个人自主的选择,而并没有也不应当有具体的规范性限制。现在我们开始尝试着梳理福柯有关现代社会诸种权力形式的历史谱系。先说一下概念的使用,从《规训与惩罚》开始,福柯经常使用权力技术、权力技术学、权力机制、权力策略、权力战略从《安全、领土与人口》开始,福柯经常使用权力形式、治理术、治理的艺术、治理的理性。这些概念之间当然会有不少细微的差别,但笼统地称为权力形式大致也是不差的。有些权力形式比如法律,既涉及微观权力技术,也涉及宏观的治理艺术。但如果讨论治理艺术的话,将所有权力形式都涵盖进去没有什么问题。考虑到福柯论述的整体,我把福柯现代社会权力形式的历史谱系分为四个大概的时间段落,然后对每一个时间段落产生的权力形式以及它跟其他权力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中世纪司法国家与宗教牧领②从世纪至世纪中期国家理性③从世纪中期至世纪末世纪初自由主义④世纪新自由主义。一中世纪司法国家与宗教牧领中世纪主要涉及两种权力形式法律②牧领。缪容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餐福柯对中世纪的法律着墨并不多,但也可以做一个粗略的勾勒。中世纪的司法国家,产生于封建领土政体,对应于一种法律的习惯法或成文法社会。那么,这种法律社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主权对领土的实施。我们可以看一下福柯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评价,马基雅维利只是为了其特定的目的改写了一个法律原则,这个原则从中世纪到世纪一直界定着公法中主权的概念主权不对事行使,主权首先对领土,然后对居于其上的臣民行使。在马基雅维利的君权与权利的理论家和哲学家所定义的法律主权中,领土都是最根本的要素。领土的肥沃贫瘩、人口的稠密稀少、居民的富庶贫穷乃至勤劳懒惰,相对于领土都只是些因变量,而领土则是君权和主权的根本基础。②其次,包括战争在内的冲突都是通过法律界定的。在讨论欧洲均势的时候,福柯提到世纪和中世纪对战争的不同理解对于世纪的国家理性而言,为了保持均势,发动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世纪而言,战争却是个法律概念,是为了消除不正义,消除对权利的侵犯权利的世界与战争的世界是连续的私法的普遍性也是连续的,纠纷的解决与国王间的对抗都属于私法的范畴,与国际法或公法无关战争就像是上帝的裁决,你失败了,所以权利不在你那一边。③再次,对治理者实施权力的评价和规制依赖于有关法律的知识。“我的治理是否恰当的遵守了道德法、自然法,或神法,”④在谈及中世纪权力的实施如何在被治理者中获得规制和测度时,福柯认为,笼统地说,要根据治理者的智慧。智慧意味着根据事物的秩序去治理,根据人法和神法的知识去治理,根据上帝的规定去治理,根据一般情况下人和神的秩序可能的规定,“夕,一,'川即,“云。”,艺泛,②③④汀扩去治理。换句话说,当人们试图确定国王该怎样明智及其智慧该包括什么时,人们基本上是在尝试着用真理的术语来规制和塑造治理。这是有关宗教文本、神的启示和世界秩序的真理,它们不得不成为对权力的实施予以规制或者说调整的原则。我们再来看一下牧领。福柯对牧领的阐述非常丰富。牧领权力的观念来自希伯来文明,它不是施予领土,而是施予流动中的羊群,施予流动中的多样性它从根本上是布施行善的权力它通过对义务的承担来彰显自身它是个体化的权力,须同时照顾全体和其中的每一个人。牧领与其羊群之间的牺牲关系存在悖论,牧领既要为了整个羊群而牺牲自己,又要为了每一只羊而牺牲整个羊群。为了全部而牺牲一个,为了一个而牺牲全部,这既是基督教牧领权力的难题,也是现代人口权力的难题。②基督教的牧领在世纪左右得到制度化、发展与反思,比起希伯来的牧领,它极大程度地复杂化、制度化和训导化了。福柯通过对基督教牧领与救赎、法律和真理的关系的阐释,逐层揭开了牧领作为权力形式的本来面目。③就牧领与救赎的关系而言,基督教牧领权在分配性的悖论上,有以下四个特点分析性责任牧师不仅要承担个体意义上的责任,更要对每一个个体信徒的每一件事情承担全部责任②全面即刻转移每一个信徒的毁誉功过即刻转移到牧领身上③牺牲的逆转牧师要面对信徒所面对的世俗的与精神的危险,而且只有当他愿意为此牺牲时,他才可以得到救赎④交错的沟通牧师的错误和缺点有益于信徒获得救赎,而信徒的错误和缺点也有益于牧师得到救赎。最终,无论是牧师的救赎,还是信徒的救赎,都不在他们自己手上,而整个地在上帝手上。就牧领与法律的关系而言,基督教不是法律的宗教,而是上帝意志的宗教,是上帝对每一个特殊个体意志的宗教,基督教坚持,艺,、·,乞夕,砂,““,下面的内容为笔者对福柯论说的概述。②③命白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纯粹的服从”,这包括三点服从于个人而非法律,并且是绝对的服从②舍弃个人意志,为了服从而服从③总体性的服从,命令者因为要服从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才下命令。这里有一个个体化的模型,不仅通过固定自我,更是通过毁灭自我。就牧领与真理的关系而言,基督教牧领的教导任务是相对于一个共同体的,而且必须现身说法,与传统上的教导相比,它有两个根本特点必须是日常行为的指导,但是这不仅仅涉及教导,更涉及日常的调节,牧师必须每时每刻地观察、监督和指导信徒们的日常生活。②牧师不仅应该教导真理,更应该指导精神。古代的精神指导是自愿的,个人不会让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接受指导,涉及良心检查时是自我检查,其根本目的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基督教的精神指导则大异其趣它不是自愿的,而是绝对的、义务性的它是绝对永恒的,并且指向个体生活的全部它不是为了确保被检查者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为了让被检查者在检查中服从于检查者。可见基督教的牧领技术不保证救赎、不服从法律、不为了精神自主。就救赎而言,其中插人了全面总体的美德之流通、转换和逆转关系就法律而言,其中插人了全面、彻底、永恒的个人的服从就真理而言,它强迫信徒接受一定的真理,并且创造了调查、自我检查和他人检查相结合的权力技术,使隐藏着的灵魂之真相的秘密成为牧领权实施的要素,借此实践了服从,实现了彻底的服从关系,实现了美德与过错的经营。这就是作为世纪治理术前奏的牧领权力,牧领权乃通过特定主体之构成解析性地识别美德,臣服于一个服从的连续网、强制抽取真理而使主体化而进行的治理。牧领权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那种个体化的彻底服从,让人们联想到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疾病,那种对于个体秘密的强制抽取让人们记起谱系学中偏颇的求知意志。从治理艺术的角度来看,中世纪似乎存在着两套完全不同的治理体系,一边是政治国家,一边是宗教牧领。在福柯看来,这是西方基督教地区的特色,因为在东方的基督教地区,二者似乎都部分地丧汀军失了其特色,而在西方,二者始终各自保持其特色,即便二者曾经有过相互接合与干扰,比如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加冕并被视为主教,但国王仍旧是国王,牧领仍然是牧领。牧领将其权力施予神秘的世界,而国王将其权力施予帝国的世界。但是,为何会如此对于福柯而言仍然是一个谜。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福柯看来,两种权力形式的特异性至少持续到了世纪。②二从世纪至世纪中期国家理性历史的变迁毕竟发生了,旧的治理体系将因为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新的治理体系的撞击而面临危机和重组。而新的治理体系,也将在与旧的治理体系的纠结中,逐渐发展和确立自身。作为国家理性出现的背景,一方面,是司法国家或主权国家权力论证体系的崩溃,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国王与上帝、自然以及牧师和家庭中父亲的类比而建立的某种神学一宇宙学的连续统一体崩溃了,主权理论面临着重新评估以及在一个不同基础和系统之上进行重建的问题。世纪末和世纪初的政治思想的特点就是追求和界定与主权实施相关的特定治理形式。③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牧领作为一种训导形式,面临着各种各样反训导。形式的造反,福柯描述了苦行主义、社团、神秘主义、到圣经和末世论五种反训导形式,苦行主义的苦行是自己施予自己,期望通过苦行将自己的肉体转换为基督的肉体不少社团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实行选举原则、平等原则,有的根本没有服从原则或实行不同于牧领的服从原则,有的社团内部等级颠倒神秘主义不忏悔给牧师,灵魂自我负责,直接与上帝沟通到圣经,圣经是会说话的文本,人们可以直接去理解圣经而非通过牧师末世论认为末世即将来临,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牧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正统基督教会牧领权力的反抗②,诬夕,勺,”,一物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嘟形式,但与此同时,也成为宗教斗争中的策略性要素,为以后斗争的各方互相利用。在福柯看来,国家理性是一种创新,就像太阳中心说或者自由落体定律一样但同时也是一种丑闻。相对于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国家理性造成的丑闻所具有的历史和政治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其后面是新教和天主教的分道扬镰,是国家的管理问题。②国家既是治理理性的原则,又是治理理性的对象。国家将成为可理解性原则和战略性计划,国家是治理之理性的规定性观念。国家首先是政治学的思想形式、反思形式、计算形式和干预形式政治学,像数学一样,是治理艺术的合理性形式。国家理性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国家的保存和维持,还有国家的增长和扩张。就前者而言,革命是应予以避免的,帝国是应予以避免的。就后者而言,国家只能在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中宜称自己,这使得国家扩张作为国家理性的原则具有意义。③这个时期的国家理性意味着三样东西在经济方面是重商主义,但重商主义不是经济教义,而是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原则,国家应通过积累货币让自己变得富有,通过增加人口让自己变得强大,并在与外部力量的永久竞争中保存自己。②在对内政治方面是治安国家,国家理性根据城市组织的模式而对国土。施以无限的规制,治安要确保公民的忠诚与谦逊,还要关注个体的财富和家庭管理,也即治安试图通过教育和职业来训导个体围绕着治安有一个循环,从作为合理的干预个体的权力,到作为增长的力量系列的国家。这个循环要求把个体的幸福和国家的力量连接在一起,使人们的幸福成为国家的效用,国家的力量。③在对外政治方面是欧洲均势,欧洲本身成为非帝国的复数国家,成为欧洲外世界的殖民者,通过战争、外交以及军事的制度化、职业化来实现某种欧洲国家③,“,诬勺,“月,汀犷内部间力量的均衡。从治理之具体实践的来看,为了实现行政国家的目标,法律和规训是常用的权力技术。以对于匾乏的治理为例,这个时期的法国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政府使用法律系统和规训系统,试图防止食物短缺,保证谷物价格最低,城里人能以最低花费而得到养活,因而城里人不造反一方面是价格控制、禁止囤积、禁止谷物外流、限制耕地规模等另一方面是为保证措施落实而配备的规训一监督系统。②可以说,主权的法律一规训机制涉及全景敞视,是古老的君主统治之梦,把君主放在中心,对一切个体进行监视和控制。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规训社会,只有通过国家理性才能得到理解,在教育领域,纪律有助于培养乖顺的有用人才在军事领域,纪律使军队成为一个统一体而增强战斗力在工业领域,纪律使工人遵守规章并提高生产力、增加利润在医学领域,纪律使病人服从医生而防止疾病传染、保障病人健康在政治领域,警察一监狱体制通过规训来制造“过失犯罪”实现对非法活动的区分、监督与控制。显然,国家理性政治学作为反思形式,可以将不同领域的规训实践整合起来,比如重商主义可以整合工业领域,治安国家可以整合教育领域、医学领域、警察一监狱体制,欧洲均势则需要规训化的现代军队。但是,《规训与惩罚》展现的规训社会跨过了、世纪甚至一直到现在,它与其他治理艺术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显然是有差异的,这需要在后文中予以说明。上文中,我们提到牧领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特异共存一直延续到世纪,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牧领权力在这个时期的状况如何福柯认为,牧领在世纪并没有消失,甚至不存在牧领功能从教会到国家大量全面的移转。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宗教牧领在,,介￡,云,一另外请参见,,一。②③,乞夕,艺砂,“,一.必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毋精神形式、延伸范围和世俗功效上加强了。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使得宗教牧领对个体之精神生活的掌控相比过去而言更加严重奉献性训导和精神控制增加,个体和训导者间的联系也加强了。牧领从未如此深人地干预个体物质的、世俗的和日常的生活它负责整系列的问题和难题,物质生活、财产以及孩子的教育。故此,宗教牧领无论在精神维度还是世俗维度都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在世纪,我们也能看到引导人们脱离教会权威的活动形式,这里出现了一系列训导形式。私人的训导形式如何训导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在中世纪消失了的希腊哲学重新出现,作为如何训导自己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它们是非宗教或者说非教会的。训导形式同样出现在公共领域,尽管训导的问题化以及不同训导形式的特定化开始建立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的对立,但二者却并未真正发生关联。统治并实施主权之君主现在发现自己要担负起对灵魂进行训导的新任务。总而言之,不存在从宗教牧领到其他训导形式的转移,事实上,有训导间题和技术的加强、增加以及总体的深人,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训导形式的交叉对自己和自己家庭的训导,宗教的训导,政府控制下公共的训导。三从世纪中期至世纪末世纪初自由主义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治理的艺术,是《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之主题,它与福柯过去谈到的许多主题是重合的,这些主题主要是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的治理术、安全技术学、政治经济学《必须保卫社会和《性经验史求知的意志》中的相对于人口而言的调节技术、生命政治学、生命权力。在福柯看来,人口是生命政治的核心问题,但是为了能够分析生命政治学,我们却必须去理解有关经济真理的一般政体,也即与国家理性,,勺,凡,,汀扩相反对的自由主义的治理政体。在福柯看来,世纪中期,治理之艺术涉及的思维工具、计算形式、理性形式不再是法律,而是政治经济学,也即现代的治理理性自由主义。比起法律来,政治经济学有如下特点、世纪的司法思想从国家理性的外部发展出来,政治经济学却是从国家理性涉及的治理艺术的内部发展而来。②政治经济学并非国家理性与政治自主的外在反对者。法理学家们反对绝对专制,而根据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思想家即重农主义者的看法,政治权力不应该有外在的限制,而只应该有来自自身内部的限制,也即重农主义者们所支持的绝对专制。③政治经济学的要点不在于治理实践的合法性来源权利,而在于治理实践会产生的效果。④政治经济学不去揭示先于治理术而存在的自然权利,而是去揭示内在于治理自身的某种自然性。⑤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成功或失败取代了合法或非法,关键在于对效果的尊重,而非道德上之善恶。在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政府总是面临治理太多或太少的风险,它很难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去治理。最大最小的观念取代了“衡平正义”。就此种真理原则提出的自我限制问题而言,政治经济学为治安国家没有界限的假设引人了一个可怕的楔子。它建立的不是真理的统治,而是某种真理的政体,这是政治学时代的特点,它一直延续至今。它意味着特定类型的话语和一系列的实践,一方面,话语通过可理解性关联而构成这些实践另一方面,话语可以通过真实和虚假为这些实践立法。②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自由主义治理理性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对市场问题、公法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首先是市场问题。在世纪和世纪的时候,市场是正义的场所市场有大量严格的规章,涉及何种产品能进人市,汇诬,②二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珊场,产品的制造、来源,产品的支付,买卖程序,价格确定等②市场应当有公正的价格③市场在与事物相关时是分配正义的场所,它应保证最穷的人能买到食物④对于市场来说,最核心的东西不是价格的真实,而是没有欺诈,或者说是对买方利益的保护。但是,从世纪中期开始,市场不再是司法一正义的场所,而是自然的、求真的场所市场是自生自发的机制某种自然,任何干预都会造成扭曲②市场是真理的场所,允许自然机制运行时,会产生“自然的”、“真实的”价格,它可以恰当地反映产品的价值。这里最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市场的自然机制,以及自然价格的形成,使我们可以对治理的实践进行检验。好的治理不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真理。其次是公法问题。如果说在旧的体系中,国家理性有不受限制的倾向,公法问题在于从外部去限制国家理性,也就是说要使用司法制度来限制王权那么,当自由主义或者说政治经济学诞生以后,公法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要为治理术确立必要的自我界限另一方面既不能让政府陷于瘫痪,又得让政府尊重市场的真理。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给原有的公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由于需要尊重市场真理而不允许政府干预的领域,公共权威实施权力的法律基础何在这意味着公法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其根本问题不再是主权的基础问题、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为公权力的实施设定司法界限的问题。在世纪末和世纪初,针对此问题有两条进路从自然法出发的革命进路,企图用人权来限制治理术,就此而言,世纪的自然法理论,与法国大革命的法学家和立法者之间存在连续性。②从治理实践出发的实用进路它分析治理实践,其事实的界限及可欲的界限,指出政府的作为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在福柯看来,就像公法作为反思形式或司法技术学一样,来自英国的实用主义也是某种治理的技,￡艺艺,一汀苯术学,试图限制国家理性不受限制的倾向。两种进路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在前者,法律被视为集体意志的表达,表现了个体让出的权利以及要保留的权利在后者,法律被视为将公共权威干预的领域从个体的独立性中分离出来后处理事务的效果。与此同时,它们也意味着不同的自由概念前者是自由的司法概念,每一个体拥有一定的自由,他决定让出或不让出部分自由后者则只是被治理者相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一个基于人们的权利一个基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②两种通过法律去规制公共权威的方式,两种法律的概念,两种自由的概念。这种二元化的模糊性就是世纪和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特点。这两种方式、两种概念虽然完全相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共存、连接和联系。在这里,福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要用策略性逻辑取代辩证逻辑,策略性逻辑不是对立统一的逻辑,而是异质性事物间联系的逻辑。③再次是国际关系问题。在世纪和世纪,根据国家理性,在对外政治方面,为了避免帝国的结构,必须要实现欧洲均势在对外经济方面是零和游戏,一个国家变富必然伴随其他国家变穷。但是,到了世纪中期,事情起了变化。重农学派以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是通过竞争而互惠双赢的游戏。与此同时,欧洲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作为帝国的欧洲,也不再是势力均衡的欧洲,而是共同富裕的欧洲。作为一个原则,欧洲作为集体要在市场的全球化中走向无限的富裕。游戏发生在欧洲,但是赌注却是整个世界。一个例子是世纪的海事法,有一种思考世界或者至少是海洋的方式,将海洋作为自由竞争的空间,可以进行海上流通,并形成世界市场。另一个例子是世纪和平与国际组织的规划,不再是限制内在力量以求得永久和平,而是通过外在市场的无限性,外在的市场越大,它的边,乞,一②③铆曲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界和限制就越小,就越能保证国际和平。福柯特别提到了康德有关永久和平的规划。文本出现在世纪末,其中保障永久和平的不是人们的意志和相互理解、政治和外交设置,而是自然,就好像重农学派说自然保证了市场好的调节一样。自然要把整个世界交给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活动。人们之间相互交换,会为民法所支持。不同人群构成不同国家,国家间会有国际法。国家间不仅仅是司法关系,还是贸易关系,这样就会有世界法或商法。民法、国际法和商法不过是将自然的规则设定为义务,永久和平的保证实际上在于贸易的全球化。②概而言之,自由主义将市场作为自然真理的场域,使用效用计算从内部来限定治理术,以及欧洲在与世界市场的关联中无限的经济发展。考虑到每一种权力形式在新的历史阶段可能的变转,我们需要追问,在这个自由主义治理术形成并发展的历史阶段,原有的国家理性形成并发展的社会规训社会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触及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底层,或者更进一步地说,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福柯认为,在更加深刻的层次上,自由主义治理术是各种自由市场自由,买卖自由,财产权的自由实施,讨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消费者,由于这些自由并非现成给定之物,故而,自由主义政体需要生产这些自由。但是,在生产自由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摧毁自由的危险。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必须生产自由,但却又必然带来限制、控制、强制形式、基于威慑的义务等。这使得自由主义不得不根据“安全”原则去计算生产自由的成本问题它被迫去确定,不同的个体利益相互反对到何种程度,对所有人的利益构成危险。就此而言,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是自由和安全的游戏,是某种奇特的权力经济学。这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危险世纪产生了有关危险的政治文化。,艺云艺,②汀第日常的危险出现了,它无所不在,被永久性地带人生产,而且还通过有关危险的政治文化再现和流通。②规训对不同自由进行平衡的控制、限制和强制的程序。经济自由,自由主义,与规训技术密切相关。约一年,在其事业的开端,边沁提出了著名的全景敞视建筑,作为学校、工厂、监狱的程序,使得人们可以监督个体的行为以取得更多的利润和生产力。作为其事业的重点,在边沁有关英国立法的总体规划中,他建议全景敞视程序成为自由主义政府的公式。政府的职责一开始就被限定为监督,当它发现有些事物没有按照行为、交换和经济生活的一般机制运行时,它就去干预。③自由主义内在的危机通过更多的控制和干预而引人更多的自由,比如,年罗斯福的福利政策,为了引人更多自由工作的自由、消费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而引人一系列人工的、任意的、直接的经济干预,从年开始,甚至从一开始,就被指责为新专制主义的威胁。在此案例中,民主的自由只有通过被斥责为对自由造成威胁的经济干预才能得到保障。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自由主义治理术内在的危机第一,实施这些自由的经济成本。第二,自由之补偿机制的膨胀,市场自由与反垄断立法的“紧身衣”,市场参与者面临过分的干预、限制和强制。在更为局部的层次上,到处都是对规训世界的造反和拒斥。第三,自由的生产机制中存在着阻塞程序,即那些旨在制造自由的机制,面临着造成破坏自由效果的风险。下一个时代即将来临,一边是人类遭受着战争的苦难,哀鸿遍野一边是一群经济学家在悄悄谋划着人类的未来,苦心孤诣。四世纪新自由主义在福柯看来,新自由主义有两种主要形式。德国形式与魏玛共和国、年的危机、纳粹主义的发展、对纳粹主义的批判以及“二战”后重建相联系。美国形式的确定则涉及罗斯福新政,对罗斯福政,艺,一峪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必策的批评,尤其是“二战”后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对于联邦干预主义的反对,以及对于楚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民主党执政时的援助和其他程序的反对。两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有三个共同点它们有共同的敌人凯恩斯②它们都反对国家控制的经济、秘以及国家干预主义等在大体上可归诸凯恩斯的理论和实践③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物、理论和作品穿行于两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之中,比如米塞斯、哈耶克等。考虑到福柯认为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治理术的论述更加重要,以及本文篇幅的问题,下面主要就福柯对德国新自由主义的讨论进行阐释。年月日,科学委员会要求去掉价格控制,即刻放弃规制年月日,路德维希·艾哈德在法兰克福会议上的报告年,价格控制逐渐取消,新自由主义基本建立。从艾哈德的报告中,福柯识别出三个要点要控制价格②逐渐解除规制③国家在历史维度中失去合法性,要通过保证和确立经济自由来重建合法性。对于福柯而言,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在当代德国,经济发展生产了政治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换句话说,经济创造了公法。这里有一个从经济制度框架到国家合法性的循环。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参与者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他们愿意接受自由的经济游戏。如果说在世纪的时候,先有具有合法性的治安国家,问题在于如何限制国家并制造必要的自由,那么到了世纪“二战”后的德国,问题变成了,给定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如何通过经济自由把国家制造出来。②总之,对于“二战”后的德国,问题不在于将市场自由插人到国家理性治安国家中来,而在于,给定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如何通过经济自由,不仅确保国家的界限,并且使其继续存在经济自由如何既成为国家的基础,又成为国家的界限、保证和安全现在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或者说弗莱堡学派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③,￡艺诬,氏一汀扩福柯认为,纳粹主义的经验对于弗莱堡学派而言,是认识论和政治上的大马士革之路,正是纳粹主义的经验使得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简言之,新自由主义首先确定自己的论敌,然后设法在自己的论敌和纳粹之间建立参联。新自由主义的论敌大略包括以下四个经济保护主义、伸斯麦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凯恩斯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首先,这四者在经济上彼此相连,采用其中任何一个,就不得不采用其他三个。重要的并不是这四者间的区别,而是这四者与自由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反对关系,而这正好是纳粹的经验教训之所在。其次,纳粹主义导致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它是使国家凋零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尝试国家社会主义使国家失去了司法的结构,国家即人民,即法律,即共同体纳粹主义通过忠诚与服从原则建立的垂直交往系统将国家取消政党体系和立法体系确立政党的核心权威也取消了国家。也就是说,如果你采用反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那么,你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再次,纳粹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析可追溯至桑巴特,资本主义制造了由单向度的人组成的大众社会。资本主义剥夺了个体直接交往的可能性,使人们必须通过中心化的行政机构这个中介才能交往。资本主义将个体化约为原子状态,诸个体服从于抽象权威而不能认出他们自己。资本主义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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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规范化的大众消费。资本主义使个体只能通过符号和景观的游戏来交往。但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一方面,纳粹只是加剧了这种社会形态,比如纽伦堡景观、大众汽车等另一方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形态,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或社会在经济上拒绝自由主义而采用保护主义和计划政策,使得市场不能发挥功能,从而由国家或超国家的行政机关负责诸个体的日常生活。总之,只要在经济上反对自由主义,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就会导致社会共同体之网络和组织的毁灭。,泛￡,一姗主题论文·规训与治理但是,对于现代自由主义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对国家干预的批评,而是市场经济能否在事实上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原则、形式和模型,能否同时将国家与社会形式化为了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教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转换。首先,市场的原则从交换到竟争。世纪的模型是双方自由交换建立等价关系,第三方以及包括国家在内任何权威都不得干预国家最大的任务一方面是监督市场的顺利运行,确保对交换自由的尊重另一方面在尊重生产所得、保护其所有权的意义上干预生产。但是,对于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者而言,市场的核心不是价值和等价,而是竞争和垄断,在这一点上,它继承了自由主义在世纪末的发展。②其次,从自然主义到建构主义。那么,竞争如何确保经济合理性呢根据世纪和世纪的边际主义及新边际主义,既然市场可以通过自由和充分的竞争而运行,那么,国家须保持克制不去干扰竞争,顶多只能通过干预来避免垄断对竞争的扭曲。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同世纪和世纪的自由主义决裂了,在前者看来,后者陷人了“幼稚的自然主义,'盯,因为竞争绝不是自然给定的,竟争作为形式化的结构出现并产生效果,需要人为谨慎地建构起来的特定条件作为基础,纯粹竞争必须而且只能成为某种预设了无限积极之政策的治理艺术的历史目标。③再次,从自由放任到积极治理。在新自由主义几乎所有的文本中李普曼、罗普克、吕斯托夫、奥肯、柏姆、米克施等都可以发现,政府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政体中是积极的、警惕的和干预的。世纪和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要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划定界限,对于治理者来说,问题是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对于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怎么样做事情,或者说是治理风格的问题。④这,云艺,②己③④汀笋里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新自由主义之治理风格。第一,就垄断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要限制垄断,是因为垄断破坏竞争,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构成竞争之特质的是严格的形式化过程,体现为一个反垄断法的制度框架,其中需要预防的不是经济领域自身产生的垄断,而是由外部过程干预并造成的垄断。第二,就整合性行动。而言,政府必须永远是警觉的、积极的,但它绝对不能干预市场机制,它只能干预市场的条件,调节性行动通过控制央行利率即信用条件来控制通货膨胀使价格稳定,组织性行动干预的是更为基础、结构和一般的市场条件,对人口、技术、教育培训、法律、土地获取、天气等环境条件的干预构成某种框架性政策。②第三,社会政策。在跟庇古计划、罗斯福新政、贝弗里奇计划相关的福利经济下,社会政策意味着对经济过程中不平等的平衡、某些消费比如医疗、文化的社会化、高速增长的报与补偿但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必须让不平等发挥刺激竞争的功能,社会保障只能是最边际的收人转移不可能是消费或收人的社会化,而只能是消费私人化只有一个根本的社会政策即经济增长。③现在把时钟拨到世纪和世纪,我们要问,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是否意味着在市场价值和形式基础上建立规范化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