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情典故大辞典

艳情典故大辞典       前言 “典故”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官亲拜，事过典故。”后《北史·邢邵传》中也有“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邵援笔立成，征引该洽”之语，最初之义，多指典制和掌故。今则凡见诸古籍，并为后人诗文中所袭引的故事或语词，统称为典故。     典故的用途很广，有用之口头的，有用之书面的；交谈时脱口而出，撰文时信手拈来，越是精炼的文字和语言，其用典就越多。这主要是作者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意，因为它概括性极强，它不仅能起着含蓄、洗炼、委婉和联想翩翩等作用，而且还能绘神绘色，不用许多口舌和笔墨，便能简单地一语道破，一矢中的，既使平凡庸俗的话，用了典故，也能叫它栩栩如生而使人动听加强记忆。这样，不仅增强了诗文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使诗文更放光彩，而且还美化了文字，也美化了语言。      诗文中引用的典故内容很多：有言情的，有述志的，有讥讽，有遣责的，也有咏怀或咏事而加以喧染的。虽内容很多，然根据诸引典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事典，即引用前人的故事；二是语典，即引用前人的文词或话语。拙著就诗文中引用的常用来喧染男女艳情的一些典故加以搜集和整理，故名《艳情典故大辞典》，选典范包括事典和语典，是艳情诗文中引用典故之大集成。      现就拙著的主旨内容，编撰体例、作用、意义三个方面作个详细的介绍。                      <一>：主旨内容     我们知道：古人为诗作文，性喜引典，凡符合自己作文意图的前人之事和文句，作者们信手拈来或隐或现地引入自己的文作中以突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是引典，也就是说一个典故就这样产生了。但是，一个典故的引用，它不像 成语 祝福老人长寿健康的成语成语南辕北辙ppt粗心不仔细的成语不要糊弄了事的成语成语新解pdf 那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而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这种现象，纵然是同一个作者，同一部作品中，其引用形态就绝不一样，试举一例以证此：“巫山神女”典，“神女”事出宋玉《高唐赋·序》,见《文选》卷一九。据序中说：巫山神女曾化云化雨入高唐观楚王梦中和楚王交欢。后人遂引此典用写男女艳情。然据初步搜集其引态有如“巫娥”、“巫姬”、“阳台神”、“巫女”、“云雨”、“巫山梦”、“阳台梦”、“襄王梦”、“楚梦”、“荆梦”、“郢梦”、“巫山”、“阳台”等等不下数百种。单就这一典故，仅在元·王实甫《西厢记》一书中就有“巫娥女”、“行云”、“楚岫”、“高唐”、“楚襄王”、“阳台”、“云敛巫山”、“巫山”、“十二巫峰”、“高唐梦”等十余种。由此可见，一个典故的引用，其引态是变化莫测的，到这儿是这几个字来表现，到那儿又是那几个字来出现，真叫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      一个典故的引用，其引用形态虽然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只要搞清它的根源和内容，变来变去，就可知道这是一个典故的引化，犹如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变来变去，还是那猴子一身，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像孙悟空那样一双火眼金睛的眼睛，如果有了这双眼睛，就不怕它的千变万化。      诗文中，不仅典故的引用形态不一样，而且这些不一样的引用形态也将随着引文之不同而产生的意义也多不一样.这样一个典故的引用形态变化多样，而这些多样化之引用形态又引意纷纭，如不搞清每一典故的来源和内容，就很难搞清这一典故的多样化之引用形态，从而也就很难理解这多样化之引态在诗文中而产生的各种意义，进而就很难深入理解作者的作文意图，甚或发生误解！因此很有将这些同一出源的典故的不同引态按诸作引用的不同用意分类搜集整理在一起成集的必要，一方面：可以使人们了解这些典故的出源及其多样化之引用形态；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人们从中了解这些典故多样化之引用形态在诗文中所产生的各种意义，融会贯通，一目了然，拙著就是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本书就诗文中常用于描写男女艳情的一些典故的引态进行专门性搜集然后分类解释其用义，找出每一典故的出源，主旨内容即此。通观全文，同时还兼做了下面这两项工作：            <1>：本书是一部搜集名称变化的大集成     古籍中，不仅典故的引态变化多样，就是连一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的实物名称的引用，也是如此，这些名称，本书涉及三方面，（1）实物名称。（2）人物名称。（3）地理名称。现分开来谈。      某一实物名称的变异，这有着它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某一事物名称因其字面上之文字之音转或通假以及同声借字或字之古文，异体，造成这一实物名称在字面上的文字调换，如“子鸟”作“子规”、“秭归”，而又音转成“催归”、“思归”者是；另外，或因某一人之事或某事物\事情所引起，后人则主观地径以某人名或某事物来命名之，此所谓物因事而得名，就是这个说法。如因杨贵妃嗜荔枝事而称“荔枝”为“妃子笑”、“西子笑”者是；又“比目鱼”有称“王馀”、“馀腹”、“脍残”、“脍馀”、“鲙残”等，乃据吴王食鱼未尽弃半入水悉化成鱼这件事而来；日，一称“羲轮”，乃据羲和驭日这件事而来；“月”一称“娥月”、“嫦娥”、“蟾兔”，是根据嫦娥奔入月中化为蟾蜍和月中有玉兔这两件事而来。再者：根据某一事物之形象，人们主观地假借以与之形象相近的某一实物来比拟而称之，形成此物名的形象化，如“日”好像一个火红的车轮，故称之为“火轮”、“红轮”、“赤轮”；“月”晚上如洁白的玉盘悬空，明亮如镜，故称之为“白玉盘”、“玉盘”、“飞镜”、“秦镜”等是。还有，人们根据它实在的，客观形象，则又很形象地称之，形成这一物名的异化，如夜间最明亮的是月亮，月是黑暗中最大的光明，故称之为“大明”，又“月”乃万阴之宗，故又称之为“太阴”。      客观上的原因，即因时因地以及不同地方之方音\方言，引出一事物的名称的多称多变。正是由于这两大原因的影响，常使一个极简单的实物名称变得非常的复杂化，有些甚至稀奇古怪，人们始料不及会伸舌惊诧的。如“杜宇”卷，“杜宇”是种鸟名，又名子规，相传为古时蜀国帝王望帝名杜宇死后魂魄所化，故称。但就“子　”这一名称的称谓，因通假，同声假字，音转等因素的影响而作“子规”、“子巂”、“子嶲”、“子”、“子”、鹈“子鳺鵜鷝鷤”、“秭归”、“秭鳺”、“娣归”、“瑞雉”、“催归”、“思归”、“巂周”、“　　　”、“买　”、“鷶　　”、“鷶　”、“鷶　”、“ 　鷤”、“鹈鳺”、“鶗　　”、“鶗鳺”、“鶗　　”、“　　”、“鷤鳺”、“　　”、“鶗鳺”、“鹈　　”、“蝭蛙”、等十数种；因方言关系称“巧妇”，关东称“鳺”，江东称“谢豹”，湘中称“阳雀”，江浙称“冤鸟”，而“冤鸟”又作“怨鸟”，蜀中称“杜宇”、“望帝”、“催工鸟”、“催耕鸟”，国中称“杜鹃”、“子鹃”，书中或称之为“周燕”、“巂周”而“巂周”又作“嶲周”，简称“巂”、“嶲”、“鶗”、“鳺”、“ 　”；“杜宇”又作“壮宇”；又由于这种鸟是蜀国望帝杜宇魂魄所化，故诗文中引用又称之为“杜宇魂”、“杜鹃魂”、“望帝魂”、“蜀帝魂”、“古帝魂”、“蜀魂”、“游魂”、“冤魂”、“鹃魂”、“杜宇魄”、“蜀魄”、“蜀王魄”、“冤魄”、“怨魄”、“华阳魄”、“蜀帝”、“蜀帝王”、“蜀鸟”、“蜀鹃”、“望帝鹃”、“巴禽”、“蜀禽”、“冤禽”、“蜀冤”、等。如此甚众，不胜权举。人名与地名，诸作中引用，也有许多变称，一方面也因字之通假、音转、字之异体。另一方面，地名的变称也有因历代变更，既有官称，也有当地之民称，而诗文中，经常用此地之名人之名及其事迹而名地者，反过来，也有以此地之名而名人者．如因通假等原因而造成这一地名之变异者，“巫山神女”卷中之“高唐”引作“高堂”；“相如夫妇”卷中之“临邛”引作“临卭”、“临筇”；“萧史弄玉”卷中之“凤台”一称“嬴台”，又引作“瀛台”；“日”卷中之“汤谷”引作“阳谷”、“旸谷”等是。因人名或某事而名地者，如“潘岳”卷中用“潘岳县”、“潘县”来称河阳县；“巫山神女”卷中之“阳台”引作“云雨台”、“楚王台”、“荆台”、“楚台”、“神女台”、“神云台”、“宋玉台”等；“萧史弄玉”卷中之“凤台”引作“弄玉台”、“秦台”、“嬴台”、“娥台”、“凤凰台”、“引凤台”、“吹箫台”、“箫台”等；因陶潜之事而名“彭泽县”为“陶潜县”、“陶县”等是。以地名而名人者，如以“东阿”、“陈王”称“曹植”，以“东阳”称“沈约”，以“茂陵”称“司马相如”，以“河阳”称“潘岳”，以“巫娥”、“巫姬”、“巫女”、“阳台女”、“阳台神”、“姑瑶”称“瑶姬”，以“彭泽”、“柴桑”称“陶潜”等是。因其人之事而称此人者，如陶潜乃古今隐逸文人之宗，故称之为“陶隐居”、“陶处士”、“陶居士”等；因媱姬曾化云化雨入楚王梦中求荐枕之欢，故称之为“入梦人”、“巫山荐枕神”、“为云女”、“行雨人”、“阳台云雨仙”、“阳台荐枕仙”等是。 　　　或因后世之尊称、谥号引起此人名之变，如“陶潜”后世尊称之为“靖节先生”、“陶子”、“陶翁”、“老陶”、“陶征君”等；称“庄周”为“庄子”、“南华真人”，称“沈均”为“隐侯”等是。 　　　或因其为官之官名或封号以称此人引起此人名之变，如司马相如官至孝文园令，故多以“文园”以称之；庄子为漆园吏，故亦称之为“漆园”，潘岳官至黄门侍郎，故称之为“潘黄门”，卫玠为太子洗马，故称之为“卫洗马”，王羲之官至右军，故称之为“王右军”、“右军”，陶潜官至澎泽县令，故称之为“陶令”，曹植封为东阿王、陈王，故多以“东阿”、“陈王”以称之。 　　　或因字音字意相同或相近而假借别字，形成此人名在字面上的文字调换，如“刘晨”作“刘晟”，“翔风”作“　风”，“常羲”作“常仪”，而“常仪”又转成“常娥”，因而又转成“嫦娥”，“恒娥”作“姮娥”，“王嫱”作“王墙”、“王廧”、“王樯”等是。 　　　或因某一文句所称遂影响成俗形成此人名称谓之变，如李煜有“沈郎腰瘦不胜衣”词句，所谓“沈郎”即指沈约，后遂以“沈郎”以称之；又刘禹锡有“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所谓刘郎指刘晨，暗喻自己，后遂以“刘郎”来称“刘晨“；还如崔郊有“从此萧郎是路人”之诗句，此文“萧郎”指萧史，后多以“萧郎”以称“萧史”。 　　　或因避讳，将某一人物之名字中的某一字用一音意相同或相似的字而取代之形成此人名在字面上的不同而引起称谓的变化，如“渊明”唐人为避高祖李渊的讳改“渊”字为“泉”而称作“泉明”，“泉”、“渊”音义近似；又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晋人改“王昭君”作“王明君”，“明”、“昭”二字意义相同；又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汉人改“恒娥”为“常娥”，“恒”、“常”二字意义相同。 　　　或因此人之小名和自称引起此人名字的变化，如“潘妃”小名“玉儿”，故多以“玉儿”称之；潘岳小字“檀奴”，故多以“檀奴”、“檀郎”以称之；自称如陶潜自称为“五柳先生”，故多以“五柳先生”、“先生”、“陶先生”以称之，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故多以“香山”、“白香山”来称呼他。 　　　以上诸述，可知某一事物之名称、地名、人名，其称谓亦无固定之形态，而且变幻复杂，引用灵活，有些引用变化得甚至光怪陆离。本书就这方面的发现，辑释在其所属的有关卷目之中，编排有目，层次分明，故其称谓虽杂，而在本书之中倒显得有条不紊，清晰井然。　 　　　　　（2）：本书是一部事文之大集成 　　　拙书为了使读者知此知彼，也为了全面地介绍这个典故，更好地对该典进行研究与探讨，使读者对这个典故得到透彻的了解，凡发现与该典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均辑录在本典正文之后，为该典之附录（详见《凡例》中说明）。 　　　　　　　<二>：编撰体例 　　　本书的编撰体例，既是一大改革，又是一大创新。我们知道：历来辞书词目的编排，都是按照所收词目的首字而编排归纳的，归纳之法，或按音序、或按部首、或按笔画多少为顺序，如《辞源》、《辞海》乃至专科性辞书《典诠丛书》等，都是如此，这种方法，对于一般性综合性辞书，是种很好的编排方法，但对于典故辞书，这种方法颇觉不妥。 　　　前面说过，典故的引态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搜集某一典故的引态词目，这些词目的首字也将经常更换而不同，如果按照首字任意一老办法来编排这些典故引用词目，那么一个典故的不同引态词目也会因首字之不同而逼着撤散开来零星地散见于一书之中，也就是说：一个典故同时在一书之中几处或更多的地方出现，这样既极显得零散而无系统性，又增加了劳力和篇幅。 　　　本书即革除了因首字之不同而造成的这些弊端，将每一典故的不同引态词目以及相关的名称变化词目搜集编列在一起，首先拟出该典的典故的名称，再将这个典故的诠释内容分成“简介”、“释名”、“出典”、“注释”、“释义”五个部分，（详见《凡例》中说明）然后将搜集而来的这个典故的不同引态词目按意归类分别排列在某所属的“释义”之下，列上书证，这样源、目、义三者融为一体，相互映证，一眼可见这个典故的源流和使用情况及其产生的各种意义。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本书诠释典故的立体感与透视感，使诠释典故的系统性更提高一个台阶，从而让读者知此又知彼，凡某一人物之诸事及某些文句以及后人吟咏其事之文句，或与某一实物有直接关系的许多事，或二事事源不同但内容相同引入诗文中用意相同因而互掺为一体合而并引的事，凡此种种后世诗文中常用作典引用者，据发现都编在同一卷之中，然后再在这一卷之中将入卷之诸典拟出典目名称分条诠释，独自成体，上下无承接关系。这样卷中所设典故虽多，但各自分开，典与典之间分别如泾渭。如“相如夫妇”、“潘岳”、“杨贵妃”、“西施”、“陶潜”、“日”、“月”、“江洲司马青衫湿”、“鱼雁传书”、“罗敷秋胡”诸卷是。凡这类卷文，先释名，然后释典，因人名、物名在古籍中称谓不一，势必影响与之相关的典故引态词目的变化，这样搞清了名称，相应地会迎刃而解搞懂这些典故的引态词目，如“相如夫妇”卷，释名中收有“司马”、“马卿”、“文园”、“茂陵”等，认定乃司马相如的别称，则后面的典故引目中有如“马卿从猎”、“马卿消渴”、“茂陵病”、“司马题桥”、“文园消渴”、“马卿病”等就不难理解了。 <三>：作用意义 　　　拙书是一部诠释典故的工具书，不仅对阅读艳情诗文，而对于阅读整个古籍，都有助于对典故的理解。另外，还可以当作趣味性故事来欣赏，一书多用。此外，还有几层更深的意义，现就有关篇目所及，举实例加以缕述： 　　　　　　　<1>：可用于探讨典故引用形态变化的原因 　　　典故的引用之所以在形态上有许多变化，既有着它本身的客观原因，也有着人为的主观原因，现分开来探讨。 　　　本身的客观原因：典故它不像成语那样，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引用形态，凡能符合或表达自已文意的前人之事或语句作者们信手拈来，按照自己的要求临时地将其内容精简地用几个字概括出来引入作品中，这精简而概括出来的这几个字形成的词目就是这个典故的一个引用形态。这种因临时地、按照要求地概括或精简而来的引典形态，自然是多种多样。 　　　为何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一个典故的出典原文，一般都是比较长的，特别是事典，更是如此（但有些语典径引典文中之语词类者例外，如“桃之夭夭”、“夭夭”、“之子”、“于归”、“窈窕淑女”、“淑女”、“好逑”、“凤凰于飞”、“于飞”等是）。作品中引典，根本不允许一字不减地征引整个出典典文，只好将其内容精简概括出来临时造型。如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四出：“则怕呵，把掩年深色浅当了个金屋藏娇。”这“金屋藏娇”四个字是对《汉武故事》中记载汉武帝爱阿娇愿造间黄金屋让她居住的这一故事的概括。再如：赵孟《黄钟·人月圆》曲：“缓歌金缕，轻敲象板，倾城倾国。”这“倾城倾国”四个字就是对《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中之“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几句话的精简缩省形态。 　　　为何又说是按照要求地精简概括呢？这是因为古诗、词、曲等作品严格地受到平仄、韵脚、对仗、字数等格律的因素深深的约束，概括、精简而来的词目纳入作品中必须符合作品中的规定要求，不能丝毫乱来，这就逼着作者们引典时不断地调换文字干那换汤不换药的勾当。另一个原因，在于避讳，如“王昭君”，晋人为避文帝司马昭的讳，改作“王明君”，后遂有“明君”、“明妃”之称，在有关典故如“昭君出塞”典有引作“明君出塞”、“明妃出塞”等引态的出现，又如“嫦娥”是由“恒娥”演变而来，汉人为避文帝刘恒的讳改作“常娥”，“恒”、“常”二字义通；又因涉“娥”字而言，“娥”乃女性，故在“常”字旁加“女”旁而造出“嫦”字，后遂有“嫦娥”之称；或因避刘恒的讳，去“忄”旁加“女”旁而造出“姮”字，故亦有“姮娥”之称，所以“恒娥奔月”典有引作“嫦娥奔月”、“姮娥奔月”等引态出现。 客观上的原因，还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因字音相同或相近以致错用字，如“霓裳羽衣”引作“霓嫦羽衣”，“下里巴人”引作“夏里巴人”是。 （2）因方言方音之不同而音转成其它。如“牵牛”一称“河鼓”，而荆州一带因方音而转“河鼓”为“黄姑”者是。 （3）因字形近似以致错用字。如“摽梅”引作“标梅”，“韩凭”引作“韩冯”，“阳乌”引作“阳鸟”，这些字繁体字颇近似难以分别。 　（4）因一字之多音以致错字。如“月”卷中之“常羲”作“常仪”、“尚仪”，后音转成“常娥”，古“仪”、“娥”二字读声同；又如“娥皇”一作“倪皇”，“倪”与“仪”同音，而古“娥”与“仪”字同声，因而错用字作“倪皇”。 （5）因字音相同或近似而不辩，音转成其它。如“娥皇”转成“后育”，“女英”转成“女偃”，“和氏”转成“潘氏”，“望舒”转成“万诸”，“卞和”转成“弁和”，“好逑”转成“好仇”等是。 　　　人为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文人们为了增添自己的文彩，炫耀自己的博学宏辞，因而在诗文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在肆意地堆砌典故的同时，却又不断地来改换这些用典的面目，这种现象，在六朝时期的骈体文中尤为突出，而小说中运用典故又似乎为此现象之魁首，如今现代文中，这种现象也是大为存在的，如柳亚子先生作诗填词，几乎无句不用典，无字无本源。因这种原因而引起的用典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文字上的调换，似乎是通过下面这几个途径达到此目的的。 （1）通过通假。一方面：同声借字，如“娥皇”作“蛾皇”，“王嫱”作“王墙”、“王廧”、“王樯”，“凤凰”作“凤皇”等是；另一方面：同意借字，如“白头吟”作“白首吟”是。 （2）通过使用异体字。如“东床”作“东牀”，“蝴蝶梦”作“蝴蜨梦”，“雁足系书”作“　足系书”，“赵飞燕”作“赵飞“鷰”等是。 （3）通过使用古文字。如“江妃”作“江婓”、“江婔”，“和氏”作“龢氏”、“　氏”、“　氏”等是。 （4）通过不同的称谓。如古楚又称“荆”，则“巫山神女”典中之“楚云”、“楚王梦”、“楚梦”、“楚台”、“楚王”等用典形态又引作“荆云”、“荆王梦”、“荆梦”、“荆台”、“荆王”。张骞为汉朝使者出使西域，官至中郎，封博望侯，故称之为“汉使”、“中郎”、“博望”，这样“张骞槎”一典遂引作“汉槎”、“汉使槎”、“博望槎”、“中郎槎”等；潘岳字安仁，因地望而称之为河阳，故“潘岳愁鬓”一典遂引作“潘鬓”、“潘郎鬓”、“安仁鬓”、“河阳鬓”；庄子蒙地人，因称之为蒙庄，简称庄，曾为漆园吏，故又以漆园称之，唐代尊称之为南华真人，故“庄周梦蝶”典之引态“庄周蝶”又引作“庄蝶”、“蒙蝶”、“漆园蝶”、“南华蝶”等。但这种现象，有因受到作品中之格律约束而变换成这样的不在言中。 <2>：可用于探讨典故引态形成之规则及其使用情况和产生的各种意义 　　　典故的引用虽说受到主观和客观两大因素的影响，引态词目千变万化、多种多样，但变来变去也有着它的一定的形成之规则。 　　　如果某一人物的事迹后世作典征引者，即事典，引典时，常将此人之名称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名、官职等联系在一起并用，形成这一典故引用形态的名称化，如果这个人的名称、地名有变化者，则与之并用之引典形态相应地随之变化，如“陶潜”称“五柳先生”，字渊明，又字元亮，故“五柳先生”这条典故之一引态“五柳”于是又引作“陶潜柳”、“渊明柳”、“元亮柳”、“先生柳”、“陶柳”，因人名变称而引作“靖节柳”，因地名而引作“彭泽柳”、“柴桑柳”；因官职的原因如庄子曾为漆园吏，故“庄周化蝶”这一典故之一引态“庄周蝶”引作“漆园蝶”，又如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吏，故“相如消渴”这条典故有引作“文园消渴”、“文园病”等是。 　　　若系语典，其引用形态，有的径引出典文中某一语词，如“桃之夭夭”、“宜室宜家”、“人面桃花”、“书中有女颜如玉”、“窈窕”、“一枝红杏出墙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等均是；有的压缩出典文中的某一语句成一词目而为一缩省式引态，如“桃夭”压缩“桃之夭夭”语句而来。 　　　典故的使用情况与典故的出典典文本身所具备的内容必须一致，与出典文内容无关的引典是错误的，会形成笑话，并会使文意产生歧意，因此典故的引用而产生的意义，首先直接取源于典故典文本身的实在内容，如“巫山神女”典，楚王在高唐观睡觉时梦与巫山神女交合，具有男女性爱偷情的内容，所以后世有关艳情题材的作品中常引这条典故用作咏写男女之情爱的典实，如男女交合称“云雨”，欢会之所称“高唐”、“巫山”、“阳台”，称对爱情不忠贞、不专一的女子为“神女”，均本此而来；又如“张绪杨柳”典，典之中心思想内容乃美称张绪的风姿如杨柳之可爱，这样后人咏写人的风神之美多引此典，又张绪乃一风神秀美的美男子，用杨柳比之，则又突出杨柳如美人之美，故后世吟咏杨柳的作品中多引此典用写杨柳之美。有些典故意义的产生，是将典文中某些内容引申之而发挥借喻出来的，使典故具备本身原未具备的内容，如“姑射仙人”典，姑射仙人是形如处子，肤如冰雪，故形容美女之肤色洁白可爱多引此典来比喻，后又借其雪白这一点，故多引申为状白的典实，特别是咏写冰雪中之梅花洁白最常为人们所引用，原因是因为姑射仙人“肤如冰雪”之“冰雪”二字，似乎仙人乃冰雪中人，而梅花香恰恰又自苦寒中来，这层意义全是从“冰雪”二字中引申出来的，这层意义则是原典文中所未具备的内容。 <3>：可用于注释纠误 　　　如“宋玉”卷中“宋玉曲高”典之“巴歌”引态下收唐·李群玉《自沣浦东游江表……》诗：“巴歌掩白雪，鲍市埋兰芳”和唐·汪遵《郢中》诗：“不是楚词询宋江玉，巴歌犹自绕梁飞”二诗句为书证，台湾《中文大辞典》“巴歌”目下引李此诗句解作“巴蜀地方之歌也”，亦解作“巴歈歌”。笔者认定此解错误，故将其列在“宋玉曲高”典下认为乃此典之一引态。这个论断就在二人诗句中可以找出答安，李诗上句有“巴歌”、“白雪”，汪诗上句有“宋玉”，下句有“巴歌”，且汪诗题为《郢中》，此皆为引此典之明证。又李诗之另一首《洞庭驿楼雪夜宴集……》诗：“掷笔落郢曲，巴人不能酬”，可为此之注脚。汪此诗前两句为“莫言白雪少人听，高调都难称俗情”，亦可资此佐证。 　　　“潘妃金莲”卷之“潘玉儿”条下书证收五代·和凝《采莲曲》诗：“波上人如潘玉儿，掌中轻似飞燕。”李文学《唐诗典辞典》“掌中飞燕”条书证引此诗句注云：“潘玉儿，指潘安”。此注，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潘安，即潘岳，岳字安仁，故称。但考古籍潘岳无人称“玉儿”者，而齐东昏侯潘妃有称玉儿者，见《南史·王茂传》。或称“玉儿”为“玉奴”，均指潘妃，此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以玉儿为玉奴》。据《南史·齐东昏侯纪》中志：东昏侯凿帖地金莲、令潘妃舞其上，曰：“步步生莲花也”，事正与和诗咏事相吻合，故笔者认定李氏注误。 　　　“贾午偷香”卷中之“韩生窃香”条下书证收《声律启蒙》：“韩生尝窃贾公香”句，原注云：“汉武帝赐贾充以异香……”。贾充乃西晋晋武帝时人，而“韩生窃香”事出《世说新语》，亦见《晋书·贾充传附贾谧传》，则此“汉武帝”当为“晋武帝”之误。又“丰城剑气”卷之“雷焕剑”条下亦收《声律启蒙》之“雷焕剑，吕虔刀”句为书证，原注：“《汉书》：雷焕掘吴狱得二剑……。”注亦误。雷焕晋人，其掘狱事出《晋书·张华传》，此《汉书》当为《晋书》之误。 　　　　“王珉团扇”卷之“谢女白团”条下收清·张芳《黛史》：“谢女咏其白团，以口为黛”。为书证，《汉语大词典》“谢女”条下亦引此为书证，注云：“泛指女郎或才女。”笔者认为此注欠确，此当用“王珉团扇”典。晋中书舍人王珉与嫂婢相爱很深，此婢爱使白团扇，据《乐俯题解》：婢名谢淑芳；故此“谢女”当指谢淑芳。 　　　　《汉语大词典》“阿侯”条下释云：“莫愁的女儿”。笔者认定乃莫愁之子，注误。《玉台新咏》卷九《河东之水歌》诗：“（莫愁）十六生儿字阿侯”。清·吴北宜注：“阿侯，莫愁子也”可证。 　　　“赵飞燕”卷之“舞掌轻”条下收韩《偶见》诗：“瘦去谁怜舞掌轻”句为书证。《中文大辞典》“舞掌”条下引此诗句解作“舞蹈者之手掌”。此解实不敢苟同，笔者认定乃用“飞燕舞掌”典，故引此诗句为“舞掌轻”以引态之书证。何者？我们知道：汉人以瘦来衡量一个美人，故飞燕因体瘦而得美名，唐人以肥胖为美的标志，所以杨贵妃以肥而美称于世，故有“环肥燕瘦”之说。“环”指杨贵妃，“燕”指赵飞燕。据《飞燕外传》中志：飞燕体瘦而身轻如燕，能在手掌上跳舞，故断此诗句当用此典无疑，这在韩诗之“瘦”、“轻”二字亦可证。 　　　　　（4）：可用于校注选择 　　　如“日”卷中之“三足乌”典之“日中乌”条下书证引宋·汪莘《好事近》词：“一点日中星乌”。按：此“乌”字，《雍王刊本》引此词作“鸟”，唐圭璋《全宋词》引作“乌”，校注云：“鸟，原误‘乌’”。康按：日中有三足乌，非三足鸟，故从“乌”字。 　　　“陶潜漉酒”典之“漉酒中”条下书证引汪徵《汪徵遗著·》<同春园即事·沈醉东风>》曲：“戴一头漉头巾。”注：“头，柏本和卢本均作‘酒’”。按：汪氏此曲句乃用陶潜取头巾漉酒事之典，“头”当为“酒”字之误，故书中书证引此从柏本卢本而作“酒”字。 　　　　　　<5>：可用于研究探索 ①对于有些用典典源不明历来尚不见有明确说明者，本书考出它的源发微而索隐 　　　　如“张骞乘槎”典之【释义】⑤下收有“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天上来”等十数条引态。从表面上看到这些语句乃咏写黄河之水势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惊心动魄的自然壮观。这实际上是在用典。据传：张骞乘槎寻找黄河的出源，不料到达天上的银河，并见到了银河旁的织女星。从此可知黄河之水来自天上的银河，难道这些不正是用这个典故么？    “软玉温香”一典，古籍中多用写女子温柔多香的身子，此词《辞源》、《辞海》均不收。笔者认定此词乃本唐代的“软玉鞭”、“玉僻邪香”二事而来，详见本书本卷中说明。 　　“惜玉怜香”一典，多用指男子对一美女的身子及其温情加以爱惜。但典不详本源，《辞源》、《辞海》二书收有此条只释义而不言其源。笔者认为乃本唐玄宗、唐穆宗之“惜花”而置“惜花御史”事而来，何者？花有香，美女为悦已者容是粉香不能离身，故“惜花”则径转成“怜香”，不足为奇。又金·元好问《杏花》诗：“京师惜花如惜玉”，所言“京师惜花”即指玄、穆宗置惜花御史之事，言其“惜花”比“惜玉”还看重。后遂揉合此事及此诗句有“惜玉怜香”一词出现。 　　　“出水芙蓉”一典，诸家综合性辞书都收有该条只释义而不言其源，笔者认定此典乃本曹植《洛神赋》中“娇如芙蕖出渌波”句而来（芙蕖，那芙蓉花；渌波：绿水），故将此典列在“曹植”卷中之“曹植洛神”典中。 （2）对有些用彼此内容相同相似因而引用时典与典之间互窜者，探讨它们的根源加以澄清说明。 　　　如“刘阮天台”典，刘、阮二人采药于天台山而迷路，于溪旁遇二仙女搭救并与他俩在山洞里住半年之久尽夫妇之道，后二人回乡又重返天台寻仙迹，故事和陶潜之《桃花源记》中所记之渔郎遇仙人于武陵桃源洞故事颇相类，故二典后世引用时常之互窜，本来用作描写避世隐居的“桃花源”一典的引态有如“桃源洞”、“武陵溪”等词目则又以别的意义出现在“刘阮天台”典中，一改前意则用来描写男女艳情。原来，这也是有来历的，细细研究，刘、阮与天台二女所居之洞名亦称“桃源洞”，遇仙之溪亦称“桃花溪”，见五代·王松年《仙苑珠编》及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书中，此在本书本卷中已详明，此不多言。 　　　“罗敷秋胡”卷，“罗敷”与“秋胡”本来是两个不同出源的典故，但二者故事内容相同引入诗文中咏事用意也基本相同，因此古人引此二典时常揉合在一起并用合二为一，认为二者是一回事，这是大大的一个误会。罗敷，出《乐府诗集·陌上桑》诗，诗中所述叙的罗敷乃是一个美貌的少妇，姓秦。诗中说她有次在陌上採桑，拒绝了一个从南而来乘坐五马高车的使君（大官人）的求爱，歌颂她爱情专贞，富贵不淫的美好品德。秋胡事见汉·刘向《列女传》及汉·刘歆《西京杂记》，说秋胡结婚只五天便出门去做官，五年后方回家，路遇一美貌採桑女子，亦用金子来诱她，也遭到了此女子的无情拒绝。回家后，秋胡方知自己用金子所诱之採桑女子即自己的妻子。二故事中，“秋胡”和“使君”都是大官人，并且都是因调戏一採桑女子而被拒的，故事的主旨都是歌颂贞女们坚守妇德的贞操观，内容相同只是人物迥异。以后文人们取其这一点，径将此二事揉合在一起认为“使君”便是“秋胡”；，“罗敷”是秋胡之妻。这实际上是文人们钻了两个故事中的两个空子，即罗敷诗中未言明男主人—“使君”的名字,恰好,秋胡事中又未交待女主人——“使君”的名字，恰好，秋胡事中又未交待女主人——“秋胡妻”的姓名,这样,相互穿插,便成此说。南朝·梁·王筠《陌上桑》诗：“人传陌上桑，未晓已含光。……秋胡始倚马，罗敷未满筐。”诗中就认定所调之女乃罗敷，即秋胡之妻也。唐·李白《陌上桑》诗：“妾本秦罗敷，玉颜艳名都。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则此揉合二典而并用。明·汤显祖《牡丹亭》第八出：“俺罗敷自有家，便秋胡怎认他”，此以秋胡为罗敷的丈夫，此虽是种误说，但实际上也是受到秋胡戏妻之呈影响而成。 （3）有些典故作者们引用的手法非常含蓄，不易让人们知道是用典，如不深入研究，这些已“死”之典就不会使其复活。 　　　　如“潘妃金莲”卷之“旱莲”条引态下书证引唐·韩《偶见》诗：“千金莫惜旱莲生”。此“旱莲”用典意义变换复杂，很难理解。笔者解此就从“金莲”二字着手。金：齐东昏侯曾用金凿成莲花帖于地令爱妃潘氏舞其上，曰“步步生莲花”，此“金”与此典相关联，又“莲”生于水，此称“旱莲”，当指无水之莲，古称女子之步足为“莲步”，“莲足”、“金莲”者，源本潘妃舞于金莲之上事而来，步以足而行，足不行于水，岂非旱莲，故收在“潘妃金莲”典中。 　　　又如“曹植”卷中之“陈王佩”之典引态收有“渭阳佩”条，认定乃“陈王佩”这一用典之变。笔者单从字面上求解：渭，渭水也，洛水乃其流北岸之支流；阳，北面也。渭阳，即指渭水的北面，洛水在渭水的北面，陈王遇洛神于洛水，爱之，解佩相赠，故称“陈王佩”，此“渭阳佩”非指此欤？ <6>：可用于校勘订讹 　　　前人的作品被后人书中所征引，或因文集的版本不同，往往在某些文字上有些变动，凡本书涉及这种现象者，均作校勘加以说明，以示所变即是某一词或某一字，某一典的引化或错误。如“日”卷中“三足乌”典之“阳鸟”条书证引《诗纪》卷二九晋·张载《七哀》诗：“阳乌收和响”。按：此诗《艺文类聚》卷三四引“阳乌”作“阳鸟”。又引《文苑英华》卷二八九梁·刘孝仪《帆渡吉阴洲》诗：“将顿阳鸟翼”。按：此诗《艺文类聚》卷二七、《诗纪》卷八七引“阳乌”均作“阳鸟”。 　　　　又“青鸟”卷中之“灵鸟”条，书证引《古今女史》来·朱淑真《闻鹊》诗：“灵鸟已承云信息”。按：此诗《千家诗选》、《朱淑真集》引均作“青鸟”。 　　　“石崇”卷中“翔风”条，“翔风”条，“翔风”事出者晋·王子年《拾遗记》。但《拾遗记》此条，《绀珠集》卷八，《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翔风”均作“ 　风”，故《萤窗异草》有“　风疑仙”之说法。 　　　“刘阮天台”卷，刘、阮事出《幽明录》。但《幽明录》此条，《太平广记》卷九六七引“刘晨”作“刘晟”，注云：“音成”。 又如《汉语大词典》“玉部”之“玉女”条目下书证引唐·李商隐《寄远》诗：“恒娥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此“桓”，当为“姮”字之讹，《全唐诗》卷五四。引此诗作“姮”下注云：“一作‘常’。”常娥，即“嫦娥”、“姮娥”。古传有嫦娥奔入月中后被罚为捣药之说，1941年《说文月刊》第10、11期载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三石棺画像研究》：“较小一棺，前额刻一人首蛇身像，一手捧月轮，后刻两人一蟾，蟾两足人立，手方持杵而下捣。”所刻即蟾蜍月中捣药之状，而蟾蜍乃嫦娥奔月中所化，故诗人为诗；径言嫦娥捣药，李诗正用此事。又唐·陈陶《海昌望月》诗：“孀居应寂寞，捣药青冥愁，”孀居，指嫦娥孀居月中，所用事亦即此。 　　　　〈7〉：可用于商磋质疑 　　　如“娥皇女英”卷中之“湘灵解佩”典中收有“湘江游女”、“解佩湘妃”，“湘浦解珮”、“湘君解珮”、“湘腰解珮”等诸引态，多数学者认为这些用典与“汉女解珮”典无涉，乃本屈原《九歌·湘君》：“遗余佩兮澧浦”语而来。但笔者持有异议。所谓湘君，即湘水之神，娥皇女英者也。汉女，汉水上之神女，交甫遇之，汉女解佩相赠。汉水，在今湖北境内；湘，湘水也，在今湖南境内。湘、汉古时均属楚地。又相传汉水即古之湘水。《山海经·中次十二山》：“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晋·郭璞注：“天帝二女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此所谓“江”即湘江，“江妃”即“汉女”，“湘夫人”，“帝子”均指娥、女二人。又《水经注·湘水注》：“大舜之涉方，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于洞庭之渊，出入于潇湘之浦。”二妃，即娥皇女英二人。闻一多《诗经通议·〈周南·汉广〉》“汉有游女”句下解云：“游女为汉水之神，即相传郑交甫所遇汉皋二女。郑交甫故事未审起何时代，要足以证汉上旧有此神女传说，近代钱穆氏渭汉水即古之湘水。然则汉之二女即湘之二妃，所谓娥皇女英者也。”再者，屈原在《湘君》篇中，只说他自己解下佩珠送给湘君，并未有湘君解下佩珠相赠之事，而诗文中引典确有“湘君解佩”等引态，不正是“汉女解佩”么？此疑！另外：要足以证汉上旧有此二神女，笔者尚疑此二神女乃周昭王二妃。据《左传》中志：昭王曾携二爱妃乘舟游于汉水，因舟沉而二妃被溺死。又据《拾遗记》中志：二妃死后魂魄常游于汉滨，忽隐忽现，故此之民立祠奉之为神而成俗。唐·梁洽《观汉水》诗：“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此诗中的“游女”，即指周昭王二妃。 　　“韩凭夫妇”卷中之“韩朋”条，“韩朋”即“韩凭”的别称。但为何“韩凭”变化成“韩朋”呢？笔者疑此“韩朋”由“韩明”转化而来，而“韩明”乃“韩凭”的转化，何者？“明”“凭”二字间韵同，“朋”“明”形之讹，这样由韩凭音转成“韩明”，再由“韩明”转化成“韩朋”；又“凭”“朋”音韵同，或因此而致讹，是否如此？俟更高明！ 　　　“比肩兽”卷中之“邛邛岠虚”条，出《尔雅·释地》：“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后人据此乃认定“邛邛岠虚”为一兽名，如《释文》引李巡语“邛邛岠虚能走，”又引孙炎语“邛邛岠虚状如马”。刘昼《新论·审名》：“蛩蛩巨虚，其实一兽，因其词烦，分而为二。”《汉书·司马相如传》唐·颜师古注：“岠虚即蛩蛩，变文互言耳。”所谓的“蛩蛩”即“邛邛”。但笔者疑此“蛩蛩岠虚”乃两种不同兽名，“邛邛”是一兽，“岠虚”是一兽。由于这两种兽均属前足长大后足短之兽，其食物均靠兽来进取，因此“”兽随便可与此二兽之一比。加上古书无标点断句，因后人断句的错误，将二兽名断成一兽名，不妨举例以证此：《说文》：“蛩蛩，兽也。”此单言“蛩蛩”。《汉书·司马相如传》：“蛩蛩，辚岠虚”。张捐注：“蛩蛩，青兽，状如马；岠虚，似似而小。”相如和张捐都认为是两种兽。《逸周书·王会篇》：“独鹿鹿，邛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兽，似岠虚，负而走也。”所有这些，皆为明证。 　　　“日”卷中的“曦”字和“月”卷中的“　”字，此二字的由来，笔者认为乃根据“羲和”和“常羲”二人之事而来。“羲和”、“常羲”二人分别为“日”、“月”的母亲，一个生日十并肩负着替日洗澡和御日行天的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一个生月十二亦肩负着替月洗澡的职责，二人之事详见“日”、“月”卷中之“羲和浴日”、“羲和驭日”、“嫦娥奔月”典中，后人因根据她们的事情于“羲”字旁分别加以“日”、“月”字遂形成“曦”、“　”二字相互对应，为“日”、“月”的专用字。而“羲和”和“常娥”二人，本身是为了相互对应而产生的两个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 　　　为何“月”卷中有“三足蟾”、“日”卷中有“郁仪奔日”之传说呢？笔者认为：这两件事全是附会“日中三足乌”和“嫦娥奔月”二事而来。因为日中有三只脚的乌鸦，这样月中的蟾蜍也必然是三只脚的，这样二者相互对应。又嫦娥奔入月中而为月神，广为流传，而日中没有这方面的传说，于是造出“郁仪奔日”而为日神的传说，与之相呼应。再者，“嫦娥”乃由“尚仪”转化而来，“郁仪”与“尚仪”之“仪”在字面上相同亦可见此一斑。 　　　还如“嫦娥奔月”之神话，据现在整理的神话资料看来，嫦娥为羿妻，羿乃尧时之天神，助尧射落九日，因触怒天帝，被贬为凡人。羿欲求长生，故于西王母处求得两粒不死之丹被嫦娥一人偷吃因得飞升入月中为月神。据此均认定乃上古流传之神话，但据几件 例子 48个音标大全附带例子子程序调用编程序例子方差分析的例子空间拓扑关系例子方差不存在的例子 看来又似非如此。此神话约成于战国初时，屈原《天问》几乎将上古流传之神话问尽，而独未及此，可见战国前春秋时此故事尚未产生。另：奔月神话的记载的最早资料当推约成于战国时的《归藏》，几乎同时期的《吕氏春秋》也有“尚仪作占月”的记载，可见战国时此故事已开始在流传。再一点，我们从西王母的演变进化史亦可知此。《山海经·西次三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晋·郭璞注：“主知历五刑残杀之气也。”这是战国以前的西母面目，是一个主持灾历及五刑残杀之凶神。战国以后呢？她进化了，变成了一个有不死之药的女中仙王，记其有不死之药的战国初时书《穆天子传》可推为最早的典籍，同时期的《归藏》于是就有“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的记载。致于嫦娥为羿妻之说，也仅见于《淮南子》，此亦足可证此。还有一个问题，即上古神话中常羲生月十二，为主月之神，但常羲又是如何成为月神呢？战国人于是造此神话以圆此说，亦为可能。 <8>：可用于补充现行辞书辞目的搜集从而达到丰富语言、词汇之目的 　　　由于典故运用灵活，引用形态多样,某种名称的称谓也多不一样，，所以有些综合性辞书如《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以及诸家《成语典故》类，虽然列有几条典故，然而是挂一漏万，纵然是专科性辞书，如于石等人的《常用典故词典》及清人朱起凤的《辞通》，也往往是搜焉不详。如“宋玉”卷之“宋玉曲高”典，《辞源》“阜”部“阳”字不只收“阳春”、“阳春曲”、“阳春白雪”而不收“阳春和寡”等；在“邑”部“郢”字下不收“郢歌”、“郢市歌”、“郢唱”、“郢声”、“郢调”、“郢韵”、“郢中吟”等，只收“郢人”、“郢雪”，另外“郢曲”、“郢客”二条只释义而不言其出源。又“巫山神女”一称“云华夫人”，《辞源》、《辞海》均不收，如此甚众，不能一一权举。 　　　至于专科性辞书《常用典故词典》呢？不知什么原因，也遗漏了许许多多应收的典故引态词目。如“陶潜”卷中之“陶潜三径”典之引态不收“陶径”、“柴桑径”、“彭泽径”、“元亮径”、“渊明菊径”、“陶潜菊径”、“柴桑松菊”、“靖节松”等引态，如此亦甚众不能一一举出，也许是编撰人选典拘限于常用，因而收其引态词目亦限于常用的，然而这些亦往往为诗文中常用之形态，至于名称的变异，则更是只字不提。 　　　清人朱起凤的《辞通》，是专门研究与搜集古籍中之词目变异的大集成，对于词目的变异的考究无疑是一手非常珍贵的资料，是一块放出万丈光芒可与日月争辉的瑰宝。但由于作者搜集资料的范围只限于正统经史、子书之类，而对于稗史小说、方志、诗歌之类，多不寓目。如上他搜集的词目又只限于骈字，并以音声求异，故亦遗漏了很多应当收的词目，有些甚至根本不及。如“王嫱”条只收“王墙”、“王樯”二异目而不收“王廧”，“娥皇”条下只收“倪皇”、“后育”二异目而不收“娥皇”，“和氏”条下只收“龢氏”、“氏”、“禺氏”三异目而不收“氏”，“扶桑”条下只收“榑桑”、“浮桑”二异目而不收“佛桑”，至于异声如“空桑”、“华桑”、“长桑”、“扶木”、“ 榑木”、“蟠木”、“海树”等异称更是不及。“净坛”乃巫山十二峰之一峰名，康按：元·刘勋《隐居通议》、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及宋·史穆《方舆胜览》诸书所记，均作“净坛”，唯宋·袁说友《巫山十二峰二十五韵》诗自注作“净璮”，见清人的《宋诗纪事》，概二字形近致讹，此《辞通》不收。又“狭斜”卷中的“狭邪”一作“狭斜”、“狎邪”、“侠邪”，《辞通》“狎邪”不收。又“跳槽”一作“挑槽”，“梳弄”亦作“梳栊”、“梳拢”，“复账”亦作“覆帐”，这些《辞通》均不及，如此甚众。 　　　另外：有些为古籍中没有而直接产生于当今文人之文作中的新语词，只要和某些典故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一经发现则一律收入在其所属的该典之中，为该典之一引态，以体现该典于当今尚非常活跃这一面，如习见的“来鸿”、“红杏出墙”、“太阳鸟”、“戏凤”、“桃花运”、“桃色新闻”、“黄花女”等条是。 <9>：可用于对现行辞书中某些词目的注释内容不足的补充 　　　　如“和氏壁”卷中的“陵阳”条，书中认定为卞和氏的别称，此《汉语大词典》“陵阳”条下的释义不及。卞和三献玉最终被楚王所识，楚王感其忠信，封之为陵阳侯，和不就而去，事见汉·蔡邕《琴操》。后诗文中据上遂引为卞和的代名词，如《聊斋志异·罗刹海市》：“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之玉向何处哭也。”《醉醒石》卷一一：“石里连城壁，陵阳献且三。”亦作“凌阳”，古“陵”、“凌”二字互通，明·汤显祖《送蕲水胡启贲之通州》诗：“金马门前频见君，似是凌阳叹荆玉。” 　　　又如“鱼雁传书”卷中之“飞鳞”条，诗文中引用亦指能替人传递书主的鱼和雁，“飞”指雁，“鳞”指鱼。甫朝·梁·王僧儒《春闺有怨》诗：“飞鳞难讬意，驶翼不衔辞。”此《汉语大词典》飞鳞“条下无此义解释。 　　　又如“飞书”一词，也指雁书，书信也，即“鸿雁传书”一典之一引态度，唐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诗：“裁什情何厚，飞书信不传。”唐·周贺《投江州张郎中》诗：“减药痊余癖，飞书苦问贫。”按：鸿雁乃飞禽类，故以“飞”代称之，此《汉语大词典》“飞书”条下释义无之。 　　　　还如“飞翼”一词，也指替人传递书信的鸿雁，为传书使者的泛称，亦为“鸿雁传书”一典之一引态，南朝·梁·昭明太子《长相思》诗：“寸心无以因，愿附归飞翼。”鸿雁有翅系飞禽类，故称，翼，鸟翅。此《汉语大词典》“飞翼”条下释义无之。 　　　　再如“大人”条，亦指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书证见“相如夫妇”卷中本条下所引，而此义项，《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均无之。 <10>：可凭卷中所集之资料能窥清某一个故事的发展演变之历程及其历来增饰之内容之全貌 　　　　一些自古流传的内容非常丰富、情节非常曲折的生动感人故事,往往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由无数代人的不断增饰遂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而故事的最早雏形，又多见之于古书中的某一个方面的简单地记载，以后，历代之人们为了符合当时的某种心理要求和思想，于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挥之使之具备原未具备的内容，因而使一个极不完整的、一个极简单的故事变得非常完整而内容趋于复杂化。由于这些故事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因而其事又多见吟于历代文人之口，这样历代诗文中引其事而成典者亦多，本书为了全方位地研究诠释其典故，所以搜集的资料亦多，这样从这些所搜集的资料之中，对于这一个故事的形成之历程及其历来增添之内容可以窥得全貌。如“牛郎积女”卷中所搜集诸典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摸索出一条其完整故事发展形成的历史线索，对它的历来所增添的内容也一目了然，现不妨根据卷中所集之资料，理个线索出来： 　　　牛郎，最早称“牵牛”，而“牵牛织女”二星之名最早见载于《诗经》。《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的“七襄”，指织女织布；报章：指织出的花纹锦缎；服箱：指驾车。这首诗直译为：天上有道光亮的银河，银河旁边有颗织女星，星中有个织女，成天地伏在织布机上织布，可是织不出布来。银河的那头有颗牵牛星，星中有个人叫牵牛，也不去干他驾车的活。 　　　《诗经》的这段话就有一个意未言明的地方，即：织女织不出布，牵牛不出驾车，这是因为什么？后人根据《诗经》中这件未曾言明的事，后来的人附会此说就热闹非凡了，多认为牛、女二人爱情被阻所致，为圆此说，这样，“牛女相恋”、“阻隔银河”、“七夕相见”、“鹊桥”等故事新内容便相继而产生。 　　　　牛女相恋意思的出现，现存的最早资料，当推约成于西汉初期的《古诗十九首》诗，《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诗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段诗意译出来是：牵牛被隔在遥远的银河那边，河这边的织女用她那细白的双手成天地伏在织布机上织布，可是织不出布来。因心中的相思挠得她泪流如雨。银河本来又清又浅，相隔没有多远，然而正是这一水之隔，使她们只能脉脉地遥望而不能相会。 　　　《古诗十九首》诗中解释了《诗经》中未曾言明的事，但无“七夕相会”之事。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引《时序记》：“七夕，织女渡河诣牵牛所，其说始于汉武帝。”可见，“七夕”，之说形成于西汉早期。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后汉·应邵《风俗通议》：“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三国·魏·曹植《九咏》诗：“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见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七引）。汉渚，指银河；会有期：指二星相会有指定的日期。至于晋·傅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织女，时会天河”（见《全晋文》）。南朝·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云汉有灵匹，弥阙相从。”进一步完善了这条说法。 　　　　牛女七夕相会，又是怎样通过隔离一年之久的银河呢？唐代·白居易《六帖》卷九引西汉初的《淮南子》：“乌鹊成桥而渡织女，”此说亦见后汉人的《风俗通议》，鹊桥之说于此产生。 　　　　至于牛女二人爱情被阻，造成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原因，在魏晋前后形成两种说法加以解释。一种说法是：织女嫁与牵牛后因贪爱而怠误了织布之事，震怒了天帝，因将她俩隔开，此说出于六朝人之手；一说：牵牛织女时向天帝借钱二万经聘礼，久欠不还震怒了天帝，这些原文均见本卷之中，此不录。 　　　　又：牛女本来是每隔七日相见一次，造成七月七日相见一次的原因，亦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与鹊传错了话，二说是牛女二人听错了。这两种说法出于民间传说，见本卷附录常任侠《民间艺术考古论集》。 　　　　至于“牵牛”称“牛郎”，牛郎乃下界凡间孤儿，织女下凡配牛郎的故事，系民间传说，则更生动离奇，亦于本卷之中可见。 　　　　还如“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据“孟姜女哭城”卷中所集之资料亦可探知其故事的渊源及其发展演变之历程以及历来增饰之内容，详情见本卷附录“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渊源”条。 　　　　还如“韩凭夫妇”卷，韩凭故事的最早资料只有她们夫妇死后化鸳鸯鸟及相思树的记载，后世附会之所增饰的“化蝶”，“连理树”、“连理枝、”“韩朋鸟”等故事于本卷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本书是研究典故的源流及其使用情况和产生的意义，是一部知识性书籍，对于典故的研究，无疑是一手很有益的资料，并能帮助人们阅读古籍、解决古籍中引典之疑难。现在改革开放，百业俱兴，学风大炽，古为今用，古籍甚行，很多人喜欢阅读古诗词、曲、戏文、小说等，常被其中的用典所难倒，而当今之人为文作诗，也经常用典，特别是写红白喜事对联，报刊杂志文章及言情小说等，更是如此。但某些人引典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目前又没有这方面的专科性工具书，这样若在古籍中翻阅查找，是大海捞针，盲然而费力；若仅凭现有的九部综合性工具书，也很难满足广大学者的这一需求。所以出版一部很有系统性地介绍典故的辞典，是广大学者殷切盼望的一件大事。愚人不自量力，希冀拙作的完成，能带来这方面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