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音乐教育

论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音乐教育,自人类音乐诞生之日起就已产生。狭义的音乐教育,是指学校音乐教育。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盛期,也是我国学校教育正式创始的时期。据史料记载,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至少在三千多年的商代已经出现。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国音乐文化已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和体系的艺术传统。但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化和近代西洋音乐文化的陆续传人,特别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发展,从本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后,一种在近代西方文明影响下产生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原有传统音乐的新型音乐,随着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通过“学堂乐歌”这一主要的途径,迅速地确立自己的基础。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侵入中国,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更迅速地深入中国各地城镇,西方基督教音乐也相应地加速了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由基督教会所办的一些学校,便通过开设音乐课、设立琴科以及举办各种社会音乐活动方式,进行音乐教育。如1842年11月,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发展为中小学性质的学校,并增设音乐课,这是现知近代中国人在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的开始。另外,如后来上海的中西女塾(1893年)浙江湖州的湖群女校(1914年)等都先后建立了专门教授钢琴演奏的琴科。这些都对随之而来的学堂乐歌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清末民初学堂乐歌阶段本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和乐歌课的逐步开设,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普通音乐教育和音乐艺术形式——学堂乐歌渐渐得以发展。学堂乐歌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提出废除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他在奏稿《请开学校折》中介绍德国学制:“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人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他还要求政府“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在此折中明确地提出了音乐教育应是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可见,在学校开设音乐课的倡议,早在上世纪末即已开始提出。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思想却顺乎时代潮流延续下来,新式学堂在国内纷纷设立。起初,音乐课并未正式列为学校必修课目,只是少数学堂在图画、工艺或体操课中,聘请日本音乐教习传授歌曲。这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竭力鼓吹学校开设音乐课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梁启超为其中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最突出者之一。他提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条件。”并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兴学之初对学校的教育就能够有较明确的、科学的认识,这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也为我国新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一批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之路,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音乐教育,如沈心工、李叔同等。他们在国外组织音乐社团、编创乐歌、出版音乐刊物以及举办音乐会演出等,积极地从事着音乐活动。这给国内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乐歌活动以积极影响。这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作为中国第一代音乐教育启蒙者,身体力行,直接投身于学校音乐教育的行列。可以说学堂乐歌作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是指在中、小学校中,通过音乐向青少年儿童进行的美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已建立并形成一时风尚,这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903年,清代学务大臣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曾将“音乐”列为必设课之一,但授课对象仅限于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所以严格地说,这还不能视作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之始。后来,在各级学堂章程的制造与修改过程中,音乐课的普通开设才逐步提上日程。如1907年颁行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中开设“音乐”课;1909年《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规定在初等小学堂开设“乐歌”课等等。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各级小学堂先后开设的音乐课均属于“随意科”范畴,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正式颁文规定中、小学必须开设音乐课,这才结束了以往音乐课一直处于“随意科”地位的历史。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也从此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人们就把这一时期学校开设的音乐课以及课堂教唱的歌曲,统称为“乐歌”。随着乐歌课的普遍开设,乐歌编创及音乐教材建设,受到当时音乐教育家的高度重视。据现见资料统计,自1904年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作为中国最早一部音乐教材的出现,至1915年,全国相继出版供学校教学用的各种音乐教材,已不下70种。编创之盛,出版之丰,对于当时的音乐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乐歌编创的内容,主要反映了“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在一些广为流传、深受欢迎的优秀乐歌作品中,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题材的爱国乐歌占首要地位,如《中国男儿》、《何日醒》等。还有相当一部分乐歌内容反映学生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如沈心工的《体操》、《竹马》,李叔同的《春游》、《送别》等。这类乐歌,深受学生欢迎。由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创作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还不熟悉,当时所编写的学堂乐歌基本上都采用旧曲填词的办法,其曲调来源首先是选用日本或欧美的学校歌曲、流行歌调或军歌旋律填词。如《中国男儿》、《何日醒》等就属这一类。当然也有少量选用中国传统乐曲或民歌曲调填词。另外也有少量自创曲调者,如李叔同的自度曲《春游》,是以传统和声手法谱写的三声部歌曲,它是中国现见近代音乐创作中最早的一首多声部声乐作品。伴随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我国近代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观察,乐歌活动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乐歌活动影响下,出现了中国最早一批音乐教育家,如沈心工,李叔同等人,从而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实施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基础;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展示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引起社会各界对音乐的重视,从而肯定了音乐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通过乐歌课,系统地把西欧音乐理论基本知识技能(包括线谱、简谱记谱法、乐器演奏法等)及音乐会演出等表演形式介绍到国内,丰富了音乐修养,活跃了音乐生活;通过乐歌活动,肯定了“集体唱歌”这一新的音乐表现形式,为中国“五四”以后群众歌曲体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积累了经验。可以说,乐歌活动为我国音乐教育特别是普通音乐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并且具有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二、早期的社会音乐教育随着学堂乐歌的广泛推行,早期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也开展起来。如1907年,留学日本的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等归国后在上海举办的私立夏季音乐讲习会,以及1908年曾志忞在其自办的慈善机构上海贫儿院内附设的音乐部等,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前者在讲习会中传授的音乐科目有:乐曲、声学、风琴、洋琴(钢琴)、洋弦(提琴)、啦叭(铜管)、直笛、横笛等;后者通过音乐部的培训,组成了一支30多人的西洋管弦乐队,这个乐队在曾志忞指挥下经常为社会上的婚丧、喜庆等活动进行服务性的演奏。可见,上述机构无论在介绍、传播西方音乐知识技能或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方面,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三、早期音乐师范教育的探索和实践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明令废除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改学堂为学校,并且在中、小学列音乐课为必修课。为了适应中、小学普通开设音乐课的师资需求,在师范学校的教育中开设音乐课的问题已引起重视。1912年12月,教育部颁发《师范学校规程》,在“学科及程度”一节中明确规定:师范学校的预科(1年)及本科(第一部4年,第二部1年)各年级均设音乐课,其要旨为:“习得音乐之知识技能,能涵养德性及美感,并解悟高等小学校唱歌教学法”。1913年2月,教育部又公布了《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及《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预科(1年)乐歌为必修课,本科(3年)乐歌为“随意科”(选修)。这时,在少数高等师范学校中,也开始设有专门培养音乐师资的机构。如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基础上建立后不久,即开设有初、高两级“音乐练习班”;1912年秋,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创设了“音乐图画手工专修科”,再如1914年由四川优级师范改建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了“民歌专修科”。上述这些专为培养音乐(绘画)师资而设置的专业,为中国高等、中等音乐师范教育进行了早期的探索与实践。可见,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不仅普通音乐教育得以发展,同时早期社会音乐教育及音乐师范教育也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十分活跃。如沈心工、李叔同等的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一切为“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许多闪光的思想仍能给今人以智慧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