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高阶教程答案

unit1ExpressingOne’sIndividuality一个人永远也不知道他给别人留有什么样的印象，明白这点是有益的，也是让人觉得希奇的。一个人很轻易正确猜出这种印象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由于有些人让你不用往猜，他们几乎直接就告诉你了。但那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不止这些。我要说的是，一个人对他在别人脑子里留有的印象毫无所知。你曾想过这样的事吗：有个神秘的人，到处闲逛，走在大街上，往茶馆喝茶，和人聊天，谈笑风生，发牢骚，与人争辩，你所有的朋友都熟悉他，都与他很熟，而且对他是什么样的人早下了定论，但除了一两次谨慎的只言片语外，他们从未对你提过他，但这个人就是你？假如“你”走进一个休息室，你正在里面喝茶，你会认出那个人是“你”吗？我想不会。你或许会对自己说，正如休息室里被人打搅的客人一样：“这个家伙是谁？挺让人不舒服的，希看他不要讨人嫌。”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带有点敌意。甚至当你自己在一面忽然撞见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穿着那件你非常熟悉的衣服，从而你意识到那就是你自己时，你为何总会为这种动机而感到几乎震动呢？时常，在清晨很清醒的时候，你在镜子前梳头，你是否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且对他很好奇呢？假如说诸如形象、颜色、动作这些精确的外观细节都会让你感到这样，更不用说像精神、道德这样不易把握的、复杂的个性特征所形成的印象呢？一个人极力试图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结果如何呢？结果仅仅是，他的朋友们在内心里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努力给别人留有好印象的人罢了。假如仅仅是一次或几次会面，一个人也许可以使别人信服地接受他所期看展现出来的印象，可是假如接受者可以随意安排他的时间来熟悉这个人的话，那么印象制造者最好还是坐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做，由于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或影响他所终极给别人的印象。真实的印象，终极不是刻意地而是无意地做出的。此外，它也不是刻意地而是无意地被接收的，它取决于双方。而且是事先就已经确定了的，是没办法欺骗到底的……我们看看一位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极端的例子。听到儿子欺骗了妈妈。其实不然！如果儿子粗暴、放任、自高自大，他的母亲再清楚不过了。儿子没有欺骗母亲，母亲也没有自欺欺人。我常常想：如果儿子能够深入母亲的内心，他就会恍然大悟！“什么？”他会惊讶的叫起来。“妈妈的心里对我也有冷酷、不留情面的评价，对我所犯的错误极度敏感，心头有难以抹去的怠慢、不公正、冷漠的记忆！”是的，朋友，妈妈心里对你也有这样的印象。妈妈和别人的唯一区别是：她对你一如既往，她爱你的本性。可妈妈不是视而不见：不要这样想。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并不是对性格判断不准，而是对性格有很正确的判断，尤其是我说的基本性格的判断。即使最狡猾的人也不可能永远掩饰自己的基本性格。人们是最严厉的法官。想想你最好的朋友们，你真的一点也看不到他(她)们的缺点？相反！你可能很在意他(她)们。在你内心，你不想看到这些。当你碰上你的朋友们，和他(她)们说话的时候，你可能经常给他(她)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当然，如果你是个女学生，那么你像喷泉喷水似地滔滔不绝讲话就没什么了。切记：一个人评价朋友的时候是很公正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很多熟人的监视下生活的，他(她)们对你几乎不抱幻想，他(她)们对你的印象实际上几近苛刻、甚至无情。所以，清楚地了解自我是很明智的，因为很可能由于你的个性，你经常惹恼你的朋友，可是你对此一点也不知道。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可能模模糊糊地想到自己在朋友心中的印象。四十岁时，你可能会带着饶有趣味的口吻难过地说：“我以前可能太无礼了。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惹他(她)们生气了。可是那时候我一点也没发觉。我没有恶意，只是当时我懂得太少了。”人们想到自己曾经有过粗暴的行为，后悔不已……这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意识到自己曾经有些行为不适，难能可贵。你现在四十岁。到了五十岁，你又怎么评价自己呢？这种反思会让人变得谦虚，同时也让人变得不愿意高度赞扬别人，这样又会得罪别人。刚才，我用到“基本性格”这个词。由此联想到史蒂文森倡导的“彬彬有礼。”这是我们给朋友最终的评价：“毕竟，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必须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品质，或许善良不是人类最伟大的品质――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也不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的品质――然而善良在友谊中是最高尚的品质。我们从那么多可贵的品质中最终认定了善良。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会让你永远保持开阔的胸怀。心胸狭隘的人不会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论断：那么请仔细想想这句话，我支持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接受其他任何品质的缺失，唯独不能缺少善良。如果一个人不善良，我们会谴责他，我们不能原谅一个没有善心的人。当然，这么说你可能会反感。毕竟禀性难移。其实，给心灵多点善良就好比增加一肘身高，并不是难事。如果真的能这样，那么这是从未有过，永远也不会有的壮举。我们谴责没有善心的人。我们似乎带着难以置信的、难以忍受的、愚勇的大胆谴责他们。在我们眼中，他们好像可以到商店购买善心。我听说善良可以“培养。”我并不喜欢和你对着干，可是善良如果真的可以培养，那也只停留在植物层面上。紫罗兰不可能种在荨麻上。一位哲学家告诫我们要对蠢人有耐心，他更要求我们要耐心忍受本性险恶的人……呵呵，我站在这讲台上有点心不在焉。我下去了。真实的印象，最终不是刻意地而是无意地做出的。此外，它也不是刻意地而是无意地被接收的，它取决于双方。而且是事先就已经确定了的，是没办法欺骗到底的……一小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马兰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将她丈夫的死讯告知她时都是小心翼翼的，尽可能地温和委婉。马兰德的姐姐，约瑟芬，用不连贯的语言，遮遮掩掩地给她一些暗示。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兹也在那，就在她的身边。当火车事故的消息传来时，理查兹正好在报社里，他看到“布兰迪·马兰德”的名字排在事故遇难者名单的首位。随后的第二封电报，使他在最快的时间里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他必须赶在那些不太细心，不太温柔的朋友之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带回来。她不像许多别的女人那样，只是神情麻木地听着这个故事，而是立刻扑到她姐姐的怀里，嚎啕大哭，泪如泉涌。当悲痛的狂潮过去后，她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让任何人跟着她。窗户是开着的，对面放着一把宽敞舒适的扶手椅，她整个人精疲力竭地沉了进去，这种疲惫，不仅折磨着她的身体，似乎也浸入了她的灵魂。透过窗口，她看到了屋子外空旷的广场上，充满了新春气息的树梢是那么兴奋。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雨的气息。窗户下面的街道上，一个小贩正在沿街叫卖着他的商品。远处传来飘渺的歌声，数不清的麻雀在屋檐下呢喃。对着她窗口西边的天空上，云朵层层叠叠地堆积着，间或露出一绺绺蔚蓝的天空。她把头靠在椅背上，非常平静，除了偶尔会呜咽一两声，使她有些颤抖，就像小孩子哭着睡着了，但在睡梦中继续呜咽一样。她还很年轻，白皙而平静的脸上的线条，显示着一种压抑或者说是一种力量。但是现在，她的目光有些呆滞，凝望着白云间那一绺绺蔚蓝天空。这并不是匆匆的一瞥，而是一种长久的深思熟虑。有一种感觉正在向她靠近，那正是她带着恐惧在等待的。是什么呢？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很微妙，难以捉摸，她说不清楚。但是她可以感觉得到它正在空中蔓延开来，穿过弥漫于空气中的声音，气味和颜色慢慢靠近她。现在，她的内心骚动不安。她开始认识到那种向她步步逼近并慢慢控制她的感觉是什么了。她努力地想用她自己的意志力击退它，但是她的意志力就像她那两只白皙、纤细的双手一样无力。当她稍稍放松了抵抗的时候，从她微微张开的双唇里喃喃地逸出一个词。她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由，自由，自由！”。随着那种感觉而来的茫然的目光和恐惧的神色从她眼里消失了。现在，她的目光透着机敏，炯炯有神。她的心跳加快，沸腾的热血温暖了全身每一寸肌肤，使她感到身心完全地放松了。她并没有停下来去问问自己，此刻拥有的这种欢愉，是否不正当。一种清清楚楚的，兴奋的感觉让她根本无瑕去顾及这些琐事。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温柔、亲切的双手十指僵硬地握在一起，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僵硬、灰白的时候，她会再次哭出来的。但她看到了在那暂时的痛苦之后，她将迎来一段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将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些新生活。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不再为别人而活着，而只为自己活。那时，她不必再盲目地屈从于任何专横的意志。人们总是相信他们有权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在自己的伴侣身上。不论其动机是善良还是残酷的，她突然感到这种做法绝不亚于犯罪。是的，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的，但更多的时候不爱。那有什么关系呢！爱情这种神秘的玩意儿在面对身上这种强烈的独立的自我的意志时，又算的了什么呢！“自由了！身体和灵魂都自由了！”她不断呢喃着。约瑟芬跪在紧闭的门外，嘴唇对着锁孔，苦苦恳求着让她进去。“路易丝，开开门，求你了，开开门，你这样会生病的。你在里面做什么哪，路易丝？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开门吧。”“走开，我不会让自己生病的。”不会的，她正陶醉在窗外那生生不息的生命里。她的想象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着。她想象着，春天的日子，夏天的日子，所有将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她迫切地祈祷着生命能够更加长久，而就在昨天，一想到生命那么漫长她就瑟瑟发抖。最后，在她姐姐的不断恳求下，她终于站起来，打开了门。她的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她搂紧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理查兹正站在下面等着她们。有人正用钥匙打开了前门，进来的是布兰迪·马兰德，虽风尘仆仆，但泰然自若地提着他的大旅行包和雨伞。事发时他远离现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车祸。他愣在那儿，对约瑟芬的尖叫感到吃惊，对理查兹快速地把他挡在他妻子的视线外更感到吃惊。WhyWe’reHappy你想要快乐起来。作为这个智囊团里的一员，我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苏格拉底曾有一次问他的学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幸福吧？"一名学生答道："幸福，是所有人都渴望的。如果苏格拉底是正确的，对一个在最低限度下都可以为人民创造追求幸福条件的国家做出这样的假设是不是不够合理呢？在宣布独立后，领袖们并没有将幸福作为模糊的理念来执行，他们认为人们都需要幸福并有权利去追求它。随着生活与自由的前进脚步，幸福不仅成为造物者与国家命运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是在用国民追求与获得幸福的能力作为对这个国家道德效力的衡量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与幸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拥有健康的价值观而非充足的物质生活。但似乎今天的领导者与决策者都遗忘了这一点。听着政治家们谈论着国内生产总值、保健改革和社会安全，你会想到国家的开国元勋坚持着不言自明的传统，造物者赋予我们每年购买崭新且高级物品的能力，或是享有健康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低通货膨胀率和高就业率。创立者们并没有谈论到这些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并非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幸福存在于更深处。作为一名商业与政府政策的教授，长期以来我对追求幸福这一国家理念相当感兴趣。根据对这片土地上几千人的数以百计值得信赖的调查显示，幸福的人们促进了繁荣发展并加强了社会团结。他们造就了更好的公民，而更好的公民对于使国家变得健康强大起来是相当重要的。幸福，换句话说对于美国是很关键的。所以当我几年前偶然看到一份数据上说一些美国人以追求幸福的方式生活--然而另外一些人却没有--我跳过这一段了。我希望能明确表达出什么样的个人生活方式与公共政策可以尽可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为幸福。我也想知道自己是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童年在西雅图学习并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经营这自己的职业生涯，这都是追求幸福最有利的条件。我总是认为跟着自己鼓声的节拍向前走并与此同时形成自己一套价值观是正确的做法，而那些传统的价值观，说的直接点，都是留给失败者的。原来有些惊喜等着我。首先，什么是幸福？大多数研究人员赞成它包含对生活中好与坏的评断。我们拥有的这张情感平衡单允许我们诚实地讲出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即使不时会发生些糟糕的事情。也许你一直对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快乐感到怀疑。毕竟，许多人（显然不会是所有人）越来越富有，这样应该可以让他们更有能力去追求梦想并付之于行动。在另一方面，当想到不需要担心在屋外玩耍的孩子们被绑架时，对美好旧时光的讨论也逐渐多了起来。而由于经济金融方面的忧虑，消极的工作环境和慢性健康问题等其它紧急事件，这个国家已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但美国的平均幸福水平多数还是维持了多年。据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普及社会调查显示在1972年，30%的人口表示他们的生活很幸福。1982年，31%的人口这样说，到了2006年，仍然有31%的人这么说。而表示他们并不够幸福的人口百分数同样保持着大概13%左右。人们通常听说的那些能为幸福生活添加筹码的因素并非如此。像是中彩票，做吸脂手术和获得硕士学位这些事都不能给人长期的幸福。幸福的美国人与不幸福的美国人之间的区别与关键点，反而是在于信仰、努力工作、婚姻、慈善事业和自由这些可以反映价值观和实践的生活片段。幸福预言一：信仰粗略估计有85%的美国人拥有某一种信仰，并且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每周或更频繁地去教堂。这些数据在这十年里产生相对较小的改变。根据国际标准，美国宗教实践水平是相当高的。例如，在荷兰只有9%的人口定期地去教堂；法国为7%;拉脱维亚只有3%.一般来说，虔诚的美国人（那些几乎每周或更频繁地去教堂的人）比那些很少甚至不去教堂的人更为幸福。2004年的普及社会调查显示，分别有43%的虔诚民众和23%的现实主义者表示他们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宗教信仰者比现实主义者多出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对未来十分乐观。而可能大约比宗教信仰者多出两倍的现实主义者称"我认为我是失败者。信仰与幸福之间的联系与宗教并没有太大关系。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无党派调查发现基督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摩门教和其他教会）与犹太教信徒，以及其他宗教传统的成员比现实主义者更有可能表示他们是幸福的。这也与我们除了用参加崇拜服务来衡量宗教活动的方式无关。在2004年，分别有36%每天祈祷的人和21%没有祈祷的人表示他们是十分快乐的。当然，并非每一个宗教信仰者都快乐，也非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不快乐。然而，信仰显然是幸福的美国人中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幸福预言二：工作如果今天中了彩票，你会辞职吗？如果是像大多数美国人的话，那你可能不会这么做。当在2002年全国超过一千人被如此问说："如果你拥有足够的钱让你可以舒适得度过余生，你会停止工作吗？"低于于三分之一的回答者表示愿意。与广泛流传的观念相反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甚至热爱他们的工作。2002年，令人惊讶的是有89%的人表示他们非常或有点满意自己的工作。这在所有的工人中是事实，但对那些从事高收入，高技术的人来说并非如此。而在无论是否有大学文凭的人与为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工作的人中，这个百分比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作满意度几乎相当于生活满意度。在那些表示他们生活很幸福的人当中，95%的人对他们的工作也很满意。此外，工作满意度似乎也会影响这个幸福，而非其他的方式。幸福预言三：婚姻与家庭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婚姻生活总有许多的摩擦。据说会让许多人，尤其是女人回归到她们快乐的最大潜力。千万别信。2004年，42%的已婚美国人表示他们非常幸福。而只有23%的未婚者这么说。感到幸福的人的数量甚至低于其他的人群：其中20%的人是寡妇，17%的人已离婚，还有11%与配偶分居的人表示他们是幸福的。总的来说，已婚者中认为自己幸福的比不这么认为的人有可能多出六倍以上。而一般来说，较多的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表示自己很幸福。婚姻不仅仅与幸福有关--至少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可以带来幸福感。2003年一项对二万四千人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研究证明在人们结婚后幸福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幸福感的增长在几年里会逐渐减弱，然后以回到他们婚前的幸福感水平作为结束。但对另一些人，这可以持续一生的时间。那如果有了孩子的话呢？当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后也并未出现幸福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幸福感有稍微减弱的趋势）,研究显示幸福的生活方式或许包含了像婚姻和宗教这些事情，而孩子同样也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看看这个：有50%有孩子和宗教信仰的已婚者认为他们自己非常幸福，而只有17%没有孩子也没有宗教信仰的未婚者会如此认为。我们都听说过金钱买不到幸福，这当然是对的。但有一种方式可以做到，那就是放弃金钱。证据是显而易见的，给慈善机构的礼物和其他值得的原因能让给予者对物质生活感到满意。如果今天你想要价值50美元真实的幸福感，那就把它捐给最爱的慈善机构吧。捐赠者比非捐赠者多出43%表示自己很幸福。志愿者比非志愿者多出42%表示自己会幸福。这与金钱的礼物是否送到教堂或交响乐团并无关联；宗教与世俗的给予能带个人们同样的快乐，而这远远多于那些从不付出的人。就连捐血这种特殊的个人付出也能够改善我们的态度。基本上，人们付出得越多，获得的快乐也就越多。幸福预言四：自由创立者将伴随着追求幸福的自由二字列于表中，就如一个值得为此向民族独立作斗争的事物。事实上，自由与幸福是密切相关的：那些认为自己自由的人比并不这么认为的人要幸福得多。2000年的社会普及调查显示，个人感觉自己"完全自由"或"非常自由"的人要比没有这些感觉的人可能多出两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快乐。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由方式都代表幸福。研究人员指出经济上、政治上与宗教信仰上的自由都可以带来幸福感。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道德上的自由，即在行为上缺乏约束就并非如此了。一些人感觉在他们的人生中有无数的道德选择，如性或药物，那他们比那些不认为有如此多选择的人要不幸的多。美国人似乎相当明白这一点。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当民意测验专家询问投票者美国面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他们选择最多的是"道德价值观".这一项打败了经济、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教育和卫生保健这些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学者与政治家当然希望我们想到其它问题，批评家们嘲笑这一结论，将它解读成普通美国人与社会脱离的证据。当道德价值观对于美国人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表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尽全力保护我们的政治经济自由，并防范文化的约束力。美国的教训数据告诉我们最为关系到幸福的并非很多的物质而是拥有健康的价值观。没有这些价值观，我们的工作和经济将给我们带来没有灵魂的辛劳与沉闷无趣的财富。因此，这将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去拼搏、去维持和平和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卫生保健系统将让我们更健康，但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却无法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这又如何呢？无论作为个体或是家庭，如果想要过得幸福快乐，那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谨记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对于公共政策与政治也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领导者们要对辅助我们过上幸福担负起责任，并且不允许用掉以轻心的态度来限制信仰、工作、家庭、慈善与自由这些价值观的存在。候选人的竞选办公室应该对幸福进行询问与讨论，在新闻中他们的答案应该是可以确定我们的选票的。我们的幸福对我们，对美国，推其他所有的食物都实在是太重要了。Fame名声像极了在追逐自己的尾巴的动物，抓到后除了继续追赶便不知所措。名誉和随之带来的名人效应使得这些名人走上了末路。这难道不令人啼笑皆非么？那些已经出名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拥有一技之长：唱歌，跳舞，美术，写作等等。成功的表演者展示出一种市场流行的风格，从而赢得声誉。也正是这种声誉使得表演者确信必须将这种风格坚持下去。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歌手年复一年以同样的调子唱着歌，画师画同样的风景人物，演员演同样的角色，便会使人感到厌烦。大众的需要将名人们如人质般束缚了。如果艺术家试图去改变自己的风格，观众可能会离弃他，从此将这种飘忽不定的注意转给别人。然后又转移给另一个人，如此反复。谁不认识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约翰·厄普代克和欧纳斯特.海明威的小说/罗伯特.弗罗斯特/W.H.奥登和托.史.艾略特的诗歌?同样的还有画家莫奈,雷诺阿,达利或者毕加索,还有电影制作节家希契科克,费里尼,斯皮尔伯格,陈凯歌或者张艺谋.他们与众不同的风格标志着传统形式的重大变革,从而授予他们声望和财富.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其他风格或模式的自由,因为他们的观众需要的是他们最先呈现的形式.即使现在,海明威还被混淆为亨利·詹姆斯或者其他的什么人;弗洛斯特也没有被混淆为耶茨.他们创造的独一无二的风格成就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表演者能够完全逃脱声誉的诱惑,因为声誉能给他们带来无止境的赞美和尊重.但是想要获得声誉就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每个领域里,声望都能够带来名气,能够在那些满怀崇敬之心的忠实的粉丝里受到高度关注.但是它是是个容易使人沉醉的东西.一个表演者很容易相信自己的成就与舆论者称赞一样.但是很多人,很多艺术家并没有获得声誉和财富.那些失败者的表演者,或者其他失败了的人呢?说来也奇怪,对于很多人来说,失败却常常是对他们的失败的补偿.它招来那些庆幸自己不是你的人的怜悯;它使得你的家人,朋友降低对你的期望,从而你不必再与那些比你有天赋,比你成功的人攀比.他们为你不能成功成名的无能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解释:你太容易受伤,你对金钱不感兴趣,你不屑于那些伴随名誉而来的权利,你也不喜欢因为出名而使隐私受到侵犯,等等.所有的借口,只是为了安慰是那些失败了的人,或者那些假装不在意失败的人罢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有些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些时间里遭遇的失败确实会激励他们为取得成功而更加努力奋斗并且继续相信自己.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的第一篇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被拒绝了39次才最终得以发表,从而开启了他的事业,为他创造了名誉.贝多芬不向他专横的父亲低头,也忍气吞声的做过乐师,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家.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教育家裴斯塔洛齐在他决定从事儿童教育事业并且为之建立起一套新的基本教育体系之前,在各行各业一无所成.托马斯.爱迪生在十岁读四年级的时候因为被老师认为愚笨任性而逐出学校.另外,也有很多最初失败的人以失败为动力,发愤图强,最终取得成功.但是,很不幸,对于很多人来说失败就是他们奋斗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成功的失败者即使有,也很少.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名誉呢?你渴望么?你渴望许多人都知道你,赞赏你么?你渴望那些伴随名誉而来的金钱么?你希望被媒体关注你做的每一件事么?不论是公共场合或者是私底下.你希望被他们不停地跟踪,不停地询问不停地骚扰么?很明显,在美国政坛,出名就会成为那些反对你人的目标,也会成为媒体的目标.声誉给你带来所有的光环,同时赋予你权利和威望,也让你变得不像原来的自己.你必须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你,而不是真实的你和可能的你.政治家也像表演者一样,必须讨好自己的观众.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说一些不是他们本意或者他们也不完全相信的话.所以相信政治家的人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回答本段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渴望名誉呢?我突然想到几个原因:为了在某些领域彰显卓越;为了赢得别人的赞美和喜爱;为了成为每个人谈到的话题;又或者为了向亲人和朋友证明自己能够超乎他们的想象.或许你也可列举其他的原因,但是我认为通常都是这些原因.如果成名,是否还有可能保持最真实的自己呢?也许可能,但是一个人很难即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又在名利场上取得成功.对于世界上很多持不同政见的的政界人员来说,一直说一些在任何领域都不受欢迎的观点或者态度是一件违反政界规则的事情.但是缅甸的黎明翁山苏姬是个罕见的例外.著名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德尔是一个很成功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因他最与众不同的服装/古怪的行为/反常的社会观和性观念而闻名.但是他的举止让他好朋友的母亲感到反感,从而被告上了法庭.他为此感到怒不可歇,并控告这位母亲.如此一来,他也因此遭受了两年的审讯和关押.他保持了最真实的自己,但是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到社会排斥,声名尽毁.1996年6月17日,<时代>杂志投入了大量的版面来讨论谁是民众心里对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他们对那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补充了一篇小传记.但是那些在第一份名单中出现的人没有一个出现在第二份名单里面.不可思议的是出现在两份名单中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出名,尽管我认为其中有些人确有声誉.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区别出那些著名的人物谁是有影响力的人谁是有权力的人吗？也许,但他们那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名单中包括喜剧演员和电视明星杰瑞•桑菲尔德以及科特尼．洛芙,她是一名歌手,也是一个吸毒者,并且她是因为她的丈夫而出名的.她的丈夫科特.柯本是一名吉他手,死于自杀.除此以外,这份名单也包括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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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卡尔文.克莱恩.所有的这些人物都是有名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对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没有多大影响力.在<时代>杂志名单里面我们还发现一位高级法院的法官桑德拉.奥康纳.他比不比其他法官影响力大,也并不比其他法官权力大.别人并不认为克林顿总统有影响力,但是他们认为他有权力.知名度/影响力和权力是联系紧密还是根本就不同,是由你来决定的.我相信声誉和名望,影响和权力,成功与失败,真实和虚幻都以某种方式灵活的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绸布,我们笑称为”现实”的那张布.我对那些拼命地寻求声誉/名望与财富的人说:祝你好运.但是当你抓住了你的尾巴,也就是你的成功和声望的时候,你将要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抓住了它,就拼命地抓住吧,因为掉落并不像攀登一样痛苦.希望很快看见你成名,或者是快要成名,在这颗光明的行星上成句辉煌的旅程.EnglishBelongstoEverybody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为这门语言担忧的时代。有些美国人害怕英语被西班牙语吞没或者冲击，于是想将它确定为官方语言。有人担心文盲危机，或者说高中甚至大学毕业生中出现半文盲危机。但是，这种担忧也许会产生一种恶劣的副作用：想“拯救”英语的专家也许只会让人们不要在英语中寻找乐趣。他们中有幽默和容忍变化之人，也有苛刻和自命高雅之人。语言会加强人们关于社会地位优越或低下的情感；制造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差异；还可以成为虚荣心的道具和焦虑的源泉，而自命高雅者对这两种的感情的影响兼而有之。然而，激怒他们的语言的变化和语用错误，其实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对我们的语言的发展起作用的变化和错误没什么差别。正如休·肯纳在其《沉没的岛屿》一书中评价某些英国批评家那样，“只是在语言激怒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关注语言。”这样的人真是大煞风景之辈：他们使人们不要对英语感兴趣，抑制人们使用英语，使人们扫兴。对于一门活生生的语言来说，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英语生机勃勃的原因之所在；它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是其接受并吸纳变化的能力。随着人们成长变化、从事新的活动，他们的语言也随之发展变化。他们会发现描述新事物的方式，他们的新视角会使他们找到谈论旧事物的新方式。例如，电灯开关的一开一关制造了关于人类最古老的生活经验的一个绝佳隐喻—“性吸引”或“性排斥”。对于语言保守分子来说，这些表达方式显得低俗、带有俚语气息；而其他人却认为它们生动活泼，就像新出炉的钱币，既可花又“时髦”。对语言变化的容忍不仅代表了自从伊莉莎白时期以来讲英语的民族的勃勃生机，而且代表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对自由的看法。这是英语语言权威之一、丹麦大学者奥托·叶斯柏森的观点。他于1905年在其《英语语言的发展与结构》一书中这样写道：法语像路易十四时期的呆板的法国花园，而英语则像一个英国公园，它看似没有明确的设计规划，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徜徉其中，不用担心有严酷的看门人来管这管那。如果不是几世纪以来英语尊崇每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人能够自由自在地开辟新天地的话，英语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英语了。我很喜欢这个观点，认为它不只是巧合。请想一想，英语语言所脱胎于的母体——由凯尔特人、罗马人、萨克森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组成的联合体不仅提供了英语产生的文化土壤，而且孕育了现代社会关于自由和人的权利的伟大原则。这些原则的萌芽产生于英国，在美国发展壮大。丘吉尔称之为“讲英语之各民族的集体遗产”。这些原则的核心是民众对政权的同意和对独裁专制的抵制；它们均是我们的语言的基本特征。讲英语的民族已经打败了想在他们的语言周围建立篱笆并建立一所学院来规定英语用法的种种企图。谢天谢地，他们就要自己做主。对独裁专制的抵制最好体现是语法学家几世纪以来所谴责的“错误”的反复出现。在讲英语的民族——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及其他人的日常口语中，这些“错误”用法继续存在，虽然识字率和教育普及程度在提高。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双重否定：“我不想要那样的任何一个。双重比较：“别将那个弄得比较更重！”动词误用：“你能教我学阅读吗？”这些“错误”已经起码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因为你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能够找到每个例子。双重否定：在《哈姆雷特》中，国王说：“他说的话也不像，虽然缺乏一点形式美，不像疯话。”双重比较级：在《奥赛罗》中，公爵说：“可舆论给你更安全的声音。动词误用：在《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说：“我的生命和教育的确都教我如何尊敬你。这些误用将不会消失而会长久存在下去，我发现这一点很有趣。它们在莎士比亚时代被接受认可并通行无阻，而今天它们更加生气勃勃，虽然被认为是非标准英语。尽管它们在语法学家眼里是错误，但是它们仍然每天出现在世界各地，使用人数比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人口多了上百倍。让我感到惊奇的是“axe”一词，意思为“问”，作为美国黑人英语的一个常用词语，其各种变化竟然在乔叟时代属于标准用法（axe,axen,axed），就如在“问他是否特罗柳斯在那儿”（"andaxedhimifTroiluswerethere."）一句中那样。那种用法流通了六百年，还是新近发明的？英语在其发展过程中缺乏一套正规的语法规则。莎士比亚以及其伊莉莎白时代的人极富创造力，可后来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批评家们却认为英语是一团糟，像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他们要治理英语语法的繁杂现象，于是从其他几种较整洁的语言，主要是精确性和可预性他们信得过的拉丁语那里借来了语法规则。三个世纪以来，除了这儿那儿的小纰漏外，他们制定的语法规则基本上保持不变。教育工作者教授它们，书面英语遵守它们。今天的英语报纸、杂志和书籍普遍认为正确的英语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可英语的种种不规则用法继续威胁着整修一新的英语“花园”，而且其数量巨大，实际上在日常用语中大行其道。非标准英语先前知道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人们允许小说中的人物偶然说它。海明威相信美国文学的真正源头是马克·吐温，因为他再现了像哈克·芬那样的下层人物的土语，从而激怒了批评家。报纸在援引源自包括政客在内的非标准语言时仍然会纠正其语法错误。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那样，书面语常常构成一种令人尊敬的阴谋把戏。如果说一口标准英语的人误以为他们的书面语一统天下，这也是情有可愿，也许正如诺曼人误认为法语征服了败北的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语言那样。二三十年前，自认为教育程度高、说话地道的人也许只与非标准英语擦肩而过，通常是在不容易产生误解的有关阶级、地区或农村的特殊语境中。我们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是多么神奇。好像穿衣服一样，我们使用语言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在极其正式场合经常需要书面英语，如申请工作或者写给编辑的信件，这时的英语就像是穿了黑西装打了领带，一本正经，精确无误。还有一种平常的，没那么正式的英语，就如穿一件休闲西服，但不失体面。还有晚上或者周末好朋友之间使用的英语，就如穿蓝色牛仔裤和汗衫，不需要领带那样。还有家庭生活中的英语，更放松，更不受语法的限制，家庭的俗语和已经成为联络感情的玩笑俏皮话则是穿着睡衣睡裤、头发凌乱的语言。最后，还有不穿衣服的语言，夫妻之间的甜言蜜语—低语，示意和嘟囔声，那时的语言最下意识，最开放，最脆弱，最原始。电台广播使语言的流通更加四通八达，将其变得最随意，甚至赤裸裸的。现在教育程度高的人无法对大众的粗鲁语言充耳不闻。它们存在于新闻报道、天气预报、体育节目、广告和日益泛滥的谈话和“现场电话打入”的脱口秀中。这种大众化口语的广泛传播很可能使语言纯洁分子感到英语在这代人手中突然变得不成体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对此产生新的担忧。我们也许还可以争辩说，现在更多的美国人在电视上听到更正确甚至更漂亮的英语，这是史无前例的。电视节目将更多的标准用语送到更多的美国家庭，其规模是以前不可企及的。当然电视节目还播出许多英语口头语，其中有些很难听，有些很有创造性，但这不是新事物。隐藏在这现象背后的是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我们的语言不是语言警察、语法学家、教师或者乃至大作家特有的私人财产。英语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总是黎民百姓的语言，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英语属于大家：农民讲故事时突然想到的有趣短语；旅行推销员口中的黄色笑话；或者少年用俚语说的“讨厌！”；或者流行歌词：它们都是英语的一部分，与学者们绞尽脑汁写出的形象语言或者诗人花一周时间写下的妙笔佳句同样有效。我们对语言的综合感觉告诉我们，有些表达方式漂亮，有些丑陋，有些将继续存在，有些即将消亡，但它们都是英语家族的成员，它属于大家—既属于那些对语言小心翼翼的人，又属于那些大大咧咧的人。没有舞台的表演:文学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是一门奇特的艺术。当你坐在书桌旁,所译的是已经完成、署着别人大名的小说或诗歌时,这便是文学翻译。这种工作性质似乎具有衍生性,不值一提。谁愿意为坐在博物馆里描摹别人画作的人著书立说呢?摹仿者不是艺术家,他们是学徒、造假者、名人崇拜者和骗子。然而,文学翻译却是一门艺术。它所以奇特,是因为译者实际上和作家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假如演员也像剧作家、舞蹈演员也像作曲家、歌唱家也像歌词作者一样都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也不会有人赞扬他们。译者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没有舞台的表演者,一个表演要和原作一样的艺术家,正如演员之于剧本,歌手之于歌曲,演奏家之于乐谱,但他的表演只能是页面上的文字。文学翻译者也要像音乐家一样先理解别人的作品,然后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去表演。音乐家是用肢体语言和嗓音去表现别人的音调,译者则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诠释别人的思想和意象。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倒不是音乐家制造的是旋律,译者制造的是文字,而是音乐作品的创作就是为了转换成肢体语言和美妙的旋律,而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创作的。因此,虽然译者的艺术几乎看不见,却遭受了更多的怀疑。译者的责任也大得多,因为每一个音乐家都知道他的表演只是他本人及其他音乐家众多的表演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然而译者却明白他的表演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至少是他这一代中唯一的一个,他不会再有机会去对它作出修改或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进行重译。然而当译者承担起这一责任,努力把文学作品转换成它们从未呈现的形式时,除非他犯错误,没有人看到他表演的艰辛。事实上,他主要是因为隐形才受到赞扬。当我们听一个专辑时,我们可以想象出音乐家的吹唱或弹奏,但当我们想到从事翻译的译者时大脑却是一片空白,我们觉得译者只不过和作家所做的差不多,并没什么特别的。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曾写到他对自己写作的看法:“即使我坐在走廊上写文章,也不会有一个小孩过来观察我的手指,看作家是怎么写作的。我并不是说写作是一个糟糕的或无用的职业,但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也不是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所用的材料也很特殊———你甚至看不见它。”但我们对作家的期待也仅此而已。我们期望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让我们激动,而不是他创造的方式。除非他像爵士音乐家一样,也是一位表演者。对于表演艺术家,我们的确期待他的表演激动人心,因为创造已经完成。表演艺术家的职责不在创造,而在诠释。但是译者的诠释不仅采取了原作的形式———墨迹———而且也不偏离原作的内容,这和文学批评家的诠释方式相反。唯一改变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读懂用油墨印出的内容了。否则,外国作家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就像没有任何意义。这很像让不懂乐谱的人看乐谱一样。但是音乐家的表演和乐谱没有相似之处,二者差异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翻译是如此相近,翻译的结果是一种重写,两部作品,一个以另一部为基础,一个是原作,一个是表演,难以区分。由于译者奇特的处境,他不怎么受人尊敬。大家总认为,他应该服从于作者,忠实于作者,不能犯错;在翻译时,他要一件一件来,论功行赏时,也要甘作末席。在世人的眼中,他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创造者或是表演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工匠。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的译作,书评里鲜有提及,几乎从未有人给予批评。他的技艺在大学内外鲜有教授,他的译作也难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他的思想与生平,出版商也不肖出版。所以译者翻译并非为追名逐利,或为了别人的赞许,而是出于爱,出于让他人享其所爱,爱其所为。我们常以为,文学作品的译者好坏在于他的语言能力,这就好比说音乐家都很懂乐谱。他们当然如此,但是会看谱并不代表你会是一位好的音乐家,它只不过是成功的诸多要求之一罢了。事实上,一些伟大的爵士乐手从来没有学过看谱,而有些伟大的译作,反倒是出自不懂 原文 少年中国说原文俱舍论原文大医精诚原文注音大学原文和译文对照归藏易原文 的诗人之手。想要演奏出好音乐,除了通晓一样乐器,还必须能察觉音调的细微差别,了解音符的组成跟其所代表的意义。同样的,一个译者也必须能像评论家一样去阅读,像作家一样去写作。十七世纪的约翰·德莱登说的好:“我们之所以没有什么好作品可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具备完美译者条件的人太少,而且对这样重要的学问,也给予太少的赞美与鼓励。”时至今日,情形依然鲜有改变。然而,普希金把译者称为“人类精神的信使”,歌德认为文学翻译是“世界交往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业之一”。博尔赫斯也曾写道:“也许……译者的工作比作家的工作更精细更文明:译者显然出现在作家之后。翻译是文明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当然,这些话并不是他们的原话,而是译成英文后的说法。另一方面,译者被称为剽窃者、文化的掠夺者、殖民主义的共谋者,卖国者,叛徒。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背叛了自己的语言,出卖了原著,也出卖了自己,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字七分钱,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不论是尊贵崇高还是背信弃义,至少大家认为译者是谦逊的,特别是对于艺术家而言。谁能比译者更遵从他人的观点,人物,风格,意象,甚至幽默感?译者将某种东西带入了很多时代和文化的核心艺术中,其最重要的方面即奉献与服务。然而,还有什么比说你能写出像你所钟爱的伟大著作一样的作品更自豪的,譬如,能写出等同于英文《李尔王》的法文(日文或恩固尼文)剧本?译者既谦逊又自负,真是够奇特的了。翻译的隐性表演很难描绘,所以译者想出各种各样的喻来描述它。译者“像一位试图重现油画家作品的雕刻家”,安妮·达西耶在她1699年《伊利亚特》法译本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彼德·丹尼尔·赫图斯,17世纪法国的一位主教及教育家在谈到译诗时写到:“最重要的原则是要保留韵律和句法,这样观众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位诗人,他犹如一棵树,树叶已被冬日的严寒打落,然而树枝,树根和树干仍旧清晰可见。”几个世纪以来,译者一直把翻译比喻成把葡萄酒从一个瓶子倒入另一个瓶子,一位美国的法语翻译家罗斯玛丽·沃尔德罗普把这一形象推进了一步,她说:“翻译更像把灵魂从身体挤压出来,把它引诱到一个不同的躯体中”。更近的、更科学的讲法来自美国西班牙语翻译家玛格丽特·佩登,她用冰块概念创造出一个复杂的隐喻:“我喜欢把原作想象成一块冰。翻译过程中这块冰溶化了。待到变成了液态时,每个分子都变换了位置,没有一个分子与其他分子再保留着原来的关系。它们开始了在第二种语言里形成作品的过程。分子有逃逸的,新的分子涌了进来填补空缺,但是这种成形和修补的轨迹实际上是隐性的。在第二语言里确立起来的译品是一块新的冰,它与原来冰块不同,然而外表看上去却是一样的。”格莱格里·拉巴萨,一位美国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翻译家也谈到翻译的隐喻:“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翻译,不是语言间的纵向隐喻,而是语言间的横向隐喻。”下面是《圣经》的钦定本翻译家们对翻译的描述:翻译就是打开窗户,让光线进入;翻译就是撬开外壳,让我们品尝果仁;翻译就是撩开幕布,让我们能窥见最圣洁的地方;翻译就是移去井盖,让我们获得水源。翻译让我们能接触到世界的文学。它使得我们了解其它时代和地方的人们的思想。它是对他者的庆祝,是一场没有彩球和喧嚣、真正的文化交流盛事。它不仅丰富了我们个人的知识和艺术辨别力,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文学、语言和思想。要把一种拉丁美洲的音乐介绍到北美所需要的一切无非是一群拉丁美洲的音乐家或者就是一本专辑。但是要把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介绍到美国,介绍给那些不懂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人,还需要另一位艺术家即译者。如果没有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早期作品的翻译,当代的美国文学将会非常不同。阳光、食物、水和宗教,这些是钦定本《圣经》翻译家认为翻译让我们接触到的生活的必需品,最起码对清教徒是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能阅读《圣经》或古典名著或塞万提斯、伏尔泰、康德、托尔斯泰、弗洛伊德,如果我们所阅读的作家自己也只是读过几个历史上或他们时代伟大的作家或思想家,我们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将依然愚昧无知,缺少知识,渴求艺术。我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接触给我们引路的人和他们用以引路的这门艺术。而且这样做的同时还要不失幽默和激情。我将谈到要成为一个好的译者所需要的条件,译者与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译者与作家、译者与和他们一起工作为他们服务的编辑之间的关系。我也会谈到译者所作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我还会谈到译者的公共形象,以及译者、出版商、评论家、教授、作家甚至读者对于改变这一形象能做些什么。换言之,我将改变人们对翻译及译者的看法。但我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明白翻译究竟是什么,以便他们能欣赏这一隐性的艺术。这种爱与快乐的劳动本身也应该被人喜爱和欣赏。事实上,这本书如果能让读者尝试亲自动手去翻译,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因为我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告诉人们翻译是多么困难或是多么有趣。人们通常对翻译有很多误解,更别说还有很多真正的障碍和一点懒惰阻止人们去欣赏文学翻译。我将尽力去消除其中的一些障碍,告诉人们误解形成的原因及方式。我也会告诉人们近来文学翻译的下降反映了我们的智力文化看待文学特别是诗歌方面的重要变化。我主要是根据译者们所写的以及在很多采访中告诉我的来写作这本书的。但是我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既然没有人给译者一个供他们表演的舞台,我的目标就是给他们一群观众。Therootsofmyambition我的母亲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的形象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破晓前提醒我黎明即将到来。“如果我不能承担一件事，那么就是懦夫我一辈子老是听到他说这句话。现在，在黑暗中醒过来，躺在床上，在我想回去在睡觉而不是勇敢的面对新的一天时，我便能感受到她与一无是处的懒汉的对抗是如此激烈我暗暗抗议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可以自己处理一些事情的，我有权利睡迟些的“罗素，你还没有原木上的凸起那么进取”当我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时，他就已经用这些口号来敦促我“试着自己完成一些事情”“不要做一个轻易放弃的人”“要有一些小志向”这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包括我在内，在成功之后便嘲笑唯物主义：他读懂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他认为穷其一生去追求金钱，权利，名声，以及——“有时你表现得你不该被这些子弹所摧毁”，是很肤浅也很不值得的自从我父亲去世后，生活便变得很困难，因为我父亲除了一笔债务什么都没有留下。房子没有了，孩子们被分散了。我母亲的母亲，不幸的患上了结核病，意气消沉的想自杀并且遭受收容机构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刚上大学的母亲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然后，维持五年的婚姻，她的丈夫死于1930年，留下和三个孩子，我的母亲很贫苦，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小奥德丽送给别人收养。或许他做过最勇敢的事就是放弃只有十个月大的奥黛丽，把她送给汤姆叔叔和歌迪亚婶婶。汤姆叔叔，我父亲的一个兄弟，在铁道局有一份好工作，可以提供奥黛丽舒适的生活我母亲带着我姐姐和我去投奔他的哥哥阿伦，这个善良的穷亲戚。他后来在一家洗衣店找到一份工作，是缝补食品杂货商的工作服，一周十美元母亲希望我长大后可以成为总统或者富商，但是她是如此的爱我，所以他并没有擅自决定。在我小学毕业前，他就看出了我没有能力赚上百万也没有能力万人景仰。自此之后他便开始将我引向从事文字工作这条路文学为他的家人所共有。好像是他母系外祖父的文学基因一代一代遗传了下来。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女儿陆莉写过诗，他的儿子查理是纽约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市的先驱特约记者。世纪之交的南美，因为民族战争而穷困潦倒，然而从事文字工作依然是条出路最显著的证明是我母亲的大表哥爱德温。他是《纽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他曾经游历整个欧洲，证明了文学可以带你遨游壮丽的地方，也可以带你远离你的所在地，是你的亲戚只有张口结舌和嫉妒的份。我母亲以爱德温为例，告诉我，一个人就算没有什么天资也可以很出色“爱德温·詹姆斯没有比别人聪明多少，但是你看看他今天的成就。”我的母亲说，说，反复的说，以至于我长大后，认为爱德温·詹姆斯是个迟钝的呆子，只不过运气比较好而已。他就以这种方式来讲述他，但是他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要告诉我的，不是要我像爱德温那样那么辉煌，而是想让我知道到达顶峰的途径是工作，工作，工作当我的母亲看到我拥有文学天分时，他开始尝试着使它有所发展。虽然极其贫困，但是他签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每个月花39分供一卷名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书我很尊敬那些伟大的作家，但是我喜欢的读的是报纸。我逐字逐句的研读那些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令人恐惧的事件以及可怕的杀人案。大量的凶手死于电椅，这使我很着迷，我还记录死刑囚犯点的最后的晚餐1947年，我从巴尔的摩港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了解到巴尔的摩港太阳报需要一名警方记者。两三个霍普金斯的同学也去应征这份工作。很奇怪的，我被录取了。这份工作周薪是30美元。当我抱怨说这周薪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我的母亲并不谅解我如果你很努力的工作，”他说，“你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提升。那么他们就必须给你升工资。”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对绝大部分记者来说，能够去白宫采访就如同你快要接近天堂一样。那年我29岁，骄傲的趾高气扬。我很高兴的去见我母亲，并告诉他这件事。我应该被别人所熟知。“嗯，罗素，”他说，“如果你做好白宫这份工作，你会有所收获的”她所设立的方向就是不断向前，不断向上攀登。小小的进步不能作为自我满足的借口。那些固步自封的人是不会有所长进的。即使到达顶峰，你也不能放松。”爬得越高，摔得越痛。”这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早年在报社工作时，我就抱着幼稚幻想，想要报复爱德温表哥。如果我成为一名很出色的记者，《泰晤士报》在不知道我和伟大的爱德温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雇用了我，想想就觉得高兴。如果爱德温亲自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并说：”年轻人，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报复性的回答道：”我是你的穷亲戚露西·伊丽莎白·罗宾逊的独子”，想想就觉得有趣而我这个幼稚的幻想，有一天还真的就发生了。我被《泰晤士报》录用了，虽然在我到这之前，爱德温表哥已经去世了。最终我得到了美国新闻业最华而不实的奖赏之一：在《纽约泰晤士报》拥有一个专栏它不是一个播报新闻的专栏，而是一个运用不同的文学形式去评论新闻的专栏，这些文学形式有：议论的形式，讽刺的手法，诙谐的方式，有时还会用虚构的手段。这也证明了我母亲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正确的，他从小就看出我的潜能，引导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路这个专栏获得了多方好评，还在1979年获得了专为新闻业设立的普利策奖。我的母亲在此之前不知道他的脑电图会衰竭，之后他便住在疗养院，永远的跟我失去了联系我只能想象当知道我得到普利策奖时他的反应。我肯定他会这么说：”不错。这表明只要你全力以赴，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你的东西”我母亲反复灌输的价值观及时的发生作用，我也以此生活下去。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承认想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都被认为是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把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竞争中一开始，我尝试开创一个新纪元。虽然我的母亲曾经用那些要求他们成为重要人物的讹化的古说迫使我走他想好的路，但是我还是决定不逼迫我的孩子新纪元赞颂爱，自我满足以及豁达的哲人态度。豁达的哲人态度有助于人们安于现状。这个过程在我看起来十分可笑，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母亲使我变成了粗俗的唯物主义者（她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有一个缺点，就是很重视金钱和地位），所以我一直保持着自我怀疑的异端思想之后，我发现我无法激发起我的孩子的野心，便放弃了。一天晚上在吃饭时，我听到我自己在喊：”你不想成为重要人物吗？”孩子们一脸茫然。成为重要人物？多么奇怪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是爸爸在吼叫。是他饭前喝的马提尼在作怪不是因为酒精引起的喊叫，是我的母亲。酒精只是赋予我勇气向他们宣告那些。我一直相信成功，一直相信如果不努力工作和自律，你便成不了重要人物，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事实最后证明，那些曾使我感到黯淡无光的成绩单并没有预示我的孩子们一败涂地，而预示了它们拒绝平庸，这令我应该感到欣慰。而今它们都已长大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彼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