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文化语言学讲稿 共（49页）

【历史学】文化语言学讲稿 共（49页） 一、什么是文化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门综合性的语言学科。 边缘学科，交叉学科; 语言的文化性质，指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亲属称谓;取名(地名，书斋名，人名);语法结构。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且它还包含丰富的其他文化内容，诸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 所以，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精辟地指出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局部的前进或倒退，我们从语言中可以识别出每一种文化状态。”洪堡特的另一句名言是“民族的语言即民族”。洪堡特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精神特性密不可分。语言随着民族的成长而发展，它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同时它又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语言的文化价值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的 词汇 英语3500词汇语境记忆pets3考试词汇二年级反义词和近义词初中词汇词汇大全考研英语二高频词汇表 系统上。 汉语中有一系列的词汇表现汉民族特有的儒家文化，如仁义、礼 乐、忠信、孝悌、修身、正己、慎独、温良恭俭让等;还有一系列的词汇表现汉民族特有的道家文化，如自然、无为、齐物、逍遥、小国寡民、随遇而安等;另有一些反映中国佛教文化，如因缘、报应、顿悟、觉醒、此岸、彼岸、三生有幸、五体投地、七级浮屠等。英语中有一系列词汇表现英语民族中的基督教文化，如pope(教皇)、priest(牧师)、nunnery(女修道院)、abbot(修道院、修道士的总称)、hymn(赞美诗)、martyr(殉教者)、church(教堂)、pray(祈祷)、Christmas(圣诞节)、Thanksgiving(感恩节)、Easter(复活节)等。 一种语言的历史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密不可分，尤其是词义的演变最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如: “龟兹”在中国古代指的是西域的一个国家，但在今陕西渭南方言中的含义是“吹鼓手”，这一词义在陕西渭南方言演变的历史就是西域地区的音乐传入陕西关中的历史。 “布”在先秦两汉时期指的是麻制品，当时贵族阶层穿“帛”即丝织品，一般平民穿不起“帛”，只能穿“布”，所以古代汉语中“布衣”专制平民。所以刘邦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史记?高祖本纪);诸葛亮说“臣本布衣，恭耕于南阳。”到了七世纪，棉花的种植技术由印度传入中国，这时“布”才用来指棉织品。“布”的意义的变化可帮助我们研究棉花在中国栽培及纺织的历史。 “百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指平民，而在秦以前有百官的意思。 《诗经?小雅?天保》有“群黎百姓”，郑玄笺:“百姓，百官族姓也”，即百官的姓氏，用以指代百官。要想搞清楚“百姓”一词为什么有百官姓氏的含义，必须联系到西周姓氏制度。周王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与建土分封制，天子的王位由正妻所生长子继承，其他王室成员以及有功的大臣，则分封给土地，同时赐以爵位和氏，正如《左传?隐公八年》所言“胙(zuo)之土而命之氏”。受封的大臣成为诸侯，诸侯的土地和爵位由嫡长子继承，公室其他成员由诸侯再分封土地，成为卿，卿另立别宗，获取新的氏。卿以下还有士，士从卿那里得到分封，然后分离出来又建立别宗获得新氏。受封者原本有姓，受封后又得到氏。姓和氏的作用不一样，姓是用来表明血缘关系的，氏是用来表明社会地位的。当时只有贵族即受封者才有氏，平民没有氏，也没有姓。所以《诗经》中的“百姓”特指百官的族姓。秦以后取消了胙土命氏制度，姓氏合二为一，改封建制为中央集权制，姓和氏的区别不复存在，人人都有了姓，“百姓”一词才有平民的意思。 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差异会对不同思维模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汉语的结构形态对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汉民族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象性和直觉性。汉民族总是在对客观现实充满了感受和体验之后，以一种具体的、直觉的眼光去分析归纳这些感性经验，进而将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汉民族这一思维特征与西方人抽象的、理性的思维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社会的、历史的因素之外，语言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我们可以 通过汉语和英语在语序上的差别，看到中国人和英美人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 例(1)我吃过晚饭后，出去散步了。/ I went out for a walk after I had my dinner. 例(2)他从旧金山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芝加哥去纽约。/ He came to New York form San Francisco through Chicago by greyhound bus. 这两个例子说明，汉语的语序与行为过程的顺序是一致的，英语则不然，英语习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句首。再看下面的例子: 例(3)I saw Mr. Smith at the gate of the college at two o’clock yesterday afternoon，whom I haven’t seen for three years./昨天下午两点钟，在学院门口，我看见了三年没见面的史密斯先生。 例(4)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three before July./ 要我在七月以前到达那里是不可能的。 英语的习惯是开门见山，抓住关键，一语破的，次要的内容在后面补述，逐步交待。英语中主次之分非常明显，透露出理性思维的特点。汉语则相反，汉语习惯把附加的情况一一叙述清楚，关键部分放在左后，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表现出感性思维的特点。 英语的it在句子中可以充当虚拟主语，如例(4)。由于汉民族的思维是具体的、直觉的，中国人不习惯句子中有一个虚拟成分作主语。下面例子中a、b两句的意思一样。 例(5)a. It is Sunday today. b. Today is Sunday. 例(6)a. It is raining heavily. b. Thy sky is raining heavily. 例(7)a. What time is it now, b. What’s the time now, 英美人喜欢用a句型，中国人喜欢用b句型，有学者把b句型称为汉式英语。这种汉式英语也表现出汉民族具象性、直觉性的思维特点。 语言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语音上。汉语是单音节语素语，一个语素只有一个音节构成。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大多数，许多今天已经成为双音节的词在古代是要分开理解的。如:妻子、疾病、皮革、偷盗等。妻子包括妻子和孩子;疾是比较轻的病，病是重病;有毛曰皮，无毛曰革;偷指怠惰，盗指偷盗。汉语单音节语素的基本特征为格律诗诗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格律诗对于句数、字数都有严格要求。格律诗根据每句中的字数可以分成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两类。五言律诗要求每首诗八句，每句五字。七言律诗要求每首诗八句，每句七字。五、七言格律诗的形成与汉语单音节语素语的特点密不可分。 唐代格律诗形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古代汉语的四声。四声中的平声调值没有上下起伏的变化，是一个平缓的调类，上、去、入三声调值则正好与之相对。根据这一特点，古人把四声分为两类，平声为一类叫作平，上去入为一类叫作仄。仄就是不平的意思。平仄交错出现，构成了格律诗音乐上的美感。以七言格律诗平起仄收式为例: (1)平平—仄仄—平平—仄 (2)仄仄—平平—仄仄—平 (3)仄仄—平平—平—仄仄 (4)平平—仄仄—仄—平平 (5)平平—仄仄—平平—仄 (6)仄仄—平平—仄仄—平 (7)仄仄—平平—平—仄仄 (8)平平—仄仄—仄—平平 正式平仄的相间和交替出现，使得格律诗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很强，给人以美感，因而深受中国文人以及大众的喜爱。格律诗只能出现在中国，这是由汉语的语音特点所决定的。格律诗兴盛于唐代，则是基于唐人对四声的深刻认识和巧妙利用。更重要的是，唐代汉语中具有四声这一声调要素，宋以后汉语的四声逐渐发生变化，在一些地方入声消失了，平声又分化成两类，平仄的划分失去依据。宋以后的文人作格律诗，在平仄和押韵的掌握方面，需要死记硬背，远不如唐人那么自如。这大概就是宋以后格律诗逐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说明，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与汉语的语音性质及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就是要把语言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挖掘语言中蕴藏的文化宝藏，探讨语言和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语言学属解释性的语言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描写性的语言学科有明显的区别，两者为平行互补关系。描写性的语言学科着重于语言本体研究，如语音面貌、词汇分类、句法结构的研究;解释性的语言学科则侧重于语言和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社会、语言和哲学、语言和生态、语言和认知等关系研究。 二、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当时整个中国弥漫在一片“文化热”的浪潮中。各门学科纷纷与文化挂钩，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齐鲁文化等。在这样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就成了语言学工作者的热门课题。 自20世纪以来，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再到生成语言学，语言研究越来越注重形式，研究范围越来越窄，以至于包括语言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语言研究的意义是什么，语言以及的价值何在。面对这样的状况，陈原先生率先开始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拓展了语言研究范围。研究语言的社会性，研究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语言发展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内容。陈原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两部著作。他主张从两个领域进行探索:一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将引起语言诸要素的变化，包括社会语境的变化对语言要素的影响;二是从语言的变化探索社会诸要素的变化。陈原先生的两部著作以及罗常培先生于1951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成为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先声。在社会语言学的引导下，更多的语言学工作站厂商把语言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探讨语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性质以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文化语言学从社会语言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崭新的语言学科。 文化语言学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现代汉语研究和现代汉语教学危机。上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中国语言学几乎 是全盘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思想。西方的语言学直接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使得中国语言学从传统的语文学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语言的内部结构，这便割裂了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大大降低了语言研究的实用价值。为了摆脱困境，使得中国语言学朝着健康方向顺利发展，一批语言学工作者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文化语言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兴起的。 外来语文化 一、语言借用和文化交流的关系 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使得说不同语言的人经常相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经常接触自然会引起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语言接触的结果导致产生双语现象和语言借用，双语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同一种语言内部标准语和方言并存，另一种类型是两种语言同时并存。语言的借用是指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或结构，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语言借用的首要原因是出于表达外来新概念的需要。当一种语言没有现成的方式表达外来新概念时，就有可能吸收外来语的成分。17世纪初中国的茶叶传到欧洲，欧洲国家第一次见到这种饮料，他们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这一新概念，于 是吸收汉语词“茶”，英语读作tea[ti:]，这个发音来源于闽语，当时福建人从海路把茶传到英国。但是，并非所有的语言借用现象都是出于这一原因，有时候一种语言并不缺少相应的成分，出于仿效时髦，追求新潮的心理，宁可不使用固有的成分，而借用外来语成分。 最近20年来，汉语中就出现了不少在求新情结驱使下而产生的外来词，如:打的、中巴、大巴、秀等。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广州话里出现大量英语外来词，其中不少是汉语词汇固有的，如:贴士(tip小费)、畸士(case案子)、晒士(size尺寸)、波士(boss老板)、妈咪(mammy)、爹的(daddy)等。广州话中大量使用英语音译外来词可能是受香港的影响。这些外来词虽然没有引进新概念，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寿命短暂，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使用者的知识层次、社会地位、价值取向、时代环境等文化因素。 二、汉语外来词的主要形式以及对现代汉语所产生的影响 1、汉语外来词的主要形式 语言借用最常见的现象是外来词的产生，外来词又称外来语、借词。其造词方式有以下几种: (1)音译 音译是引进外来语最常见的形式，当汉语中缺乏外来语的对应物或者对应译名时，音译就成了最直接的方法，如:度量衡和货币单位:磅(pound)、吨(ton)、盎司(ounce)、加仑(gallon)、法郎(Franc)、马克(Mark)、卢布(Rupee)等。 衣食住行及日常用语方面:夹克(jacket)、尼龙(nylon)、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白兰地(brandfy)、三明治(sandwich)、布丁(pudding)、沙发(sofa)、巴士(bus)、的士(taxi)、摩丝(mousse)、模特(model)、罗曼蒂克(romantic)、幽默(humor)、秀(show)、酷(cool)、迪斯科(disco)等。 体育运动、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医药方面:马拉松(marathon)、萨克斯(saxhorns)、吉他(guitar)、好莱坞(Hollywood)、图腾(totem)、坦克(tank)雷达(radar)、克隆(clone)、逻辑(logic)、阿司匹林(aspirin)、盘尼西林(penicillin)等。 一些外国品牌:阿迪达斯(Addidas)、耐克(Nike)、万宝路(Marlboro)、法拉利(Ferrari)、索尼(Sony)等。 一些名称:爱尔兰(Ireland)、安第斯山(Andes)、爱因斯坦(Einstein)等。 音译是翻译外来专有名词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一般外来概念，音译并不是最佳方式，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音的组合，从字面上无法体现汉字的表意功能。 (2)意译 意译也是引入外来词的一种常见形式，意译就是根据外来词原有的含义，寻找适当的汉字表达外来词的含义。如:足球(football)、篮球(basketball)、黑板(blackboard)、广播(broadcasting)、电视(television)、牛津(Oxford)、墨水(ink)、超市(supermarket)、蜜月(honey moon)、热线(hot line)、冷战(cold war)、绿卡(green card)、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白领(white collar)、蓝领(blue collar)、安乐死(merry killing)等。 (3)音意兼译 这是一种融合音译和意译的形式，音译的同时还要使文字尽可能体现外来词的意义，如俱乐部(club)、绷带(bandage)、芒果(mango)、香波(shampoo)、脱口秀(talk show)、可口可乐(Coca Cola)、雪碧(Sprite)、基因(gene)、席梦思(simmons)、蹦极(bungee jumping)、扑热息痛(paracetamd)、嬉皮士(hippy)、雅皮士(yuppie)、维他命(vitamin)、柠檬(lemon)、黑客(hacker)等。 (4)半音译、半意译 这类外来词一部分来自音译，一部分来自意译，如新西兰(New Zealand)、米老鼠(Mickey mouse)、山姆大叔(Uncle Sam)、色拉油(salad oil)、IC卡(IC Card)、霹雳舞(break dance)、摩托车(motor cycle)、爵士乐(jazz music)、冰激凌(ice cream)、爱克斯射线(X-ray)等。 (5)音译附加汉语类名 在音译外来词的后面加上汉语语素，以说明事物的类别，如啤酒(beer)、酒吧(bar)、车胎(tyre)、扑克牌(poker)、芭蕾舞(ballet)、高尔夫球(golf)、桑拿浴(sauna)、汉堡包(hamburg)、皮萨饼(pizza)、莱福强(rifle)等。 (6)字母外来词 直接使用英语字母的缩写形式，如KTV(卡拉OK包房，为英 文kalaok for television的缩写)、MTV(电视音乐片，为英文music for television的缩写)、CD(数字式激光唱片，为英文compact disc的缩写)、VIP(贵宾、嘉宾，为英文very important people的缩写)、WHO(国际卫生组织，为英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缩写)、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为英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的缩写)、TOEFL(为外国学生设置的英语水平考试，为英文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缩写)、GRE(英语研究生资格考试，为英文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的缩写)、CT(电脑横断扫描，为英文Computerized Tomography的缩写)等。 (7)在汉语固有词汇前加上表示来源地的词头 如:胡萝卜、胡麻(芝麻)、胡豆、胡饼 番茄、番椒、番薯 西装、西药、西餐、西历、西医 洋火、洋油、洋灰、洋蜡、洋装、洋铁桶、洋钉、洋猪、洋房子、洋枪 2、汉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所产生的影响 大致看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书面语词汇，较之鸦片战争前，几乎一半以上是外来语，和五四运动时期相比，也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外来语。一般认为，在20世纪早期的二三十年间，汉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复音词大量产生;汉语中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增多，在现代汉语语篇中占三分之二以上，汉语的词缀增多;(2)主语和系词增加;(3)连接成分欧化;连词、代词的增 多使得逻辑关系从传统的意合方式趋向于西方语言系统的形合方式;(4)句子延长。 三、称谓语文化 1、称谓语的界定和生成方式 称谓语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这种称呼以反映一定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本质特征。 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并且和周围的人形成一种相对的关系，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这种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一个成年男人在家里，对妻子而言是丈夫，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在父母面前是儿子，在岳父母面前是女婿，在妻子的兄弟姐妹面前是姐夫或者妹夫。当他走出门来到大街上，所有在家里面使用的称呼都失去了本质上的意义，每一个同龄陌生人都 可以称呼他同志，儿童或许会称他为叔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这个儿童之间有某种亲属关系，仅仅表示儿童对他的亲昵和尊重。 一定的社会是一定的文化发展阶段的组织形态，称谓语是人类特定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际关系的文化符号。称谓语典型而集中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称谓语与一般语言符号系统一样具有指称功能，但又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区域性、变异性和社会性特征。许多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很重视对称谓语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语言的称谓语系统、使用规则以及语用功能等。 人类称谓语系统可以划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两类。亲属称谓语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相对比较古老和稳定;社会称谓语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称谓语又有面称和背称之分。 称谓语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为了适应人类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称谓语是语言中最早的词汇形式，称谓语的出现应该跟语言的产生同步。任何一种语言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语法结构都非常简单，词汇数量也很有限，有限的词语所反映的内容无非是与他们生活中最为密切相关的事物和人，如风雨雷电、草木虫鱼等自然现象以及生活在周围的人。原始人最熟悉的应该是他们的同类和亲属，因此原始语言中肯定有用于指称人的词语，这些词语表明了原始族群中不同的交际对象，这便是最初的称谓语。可以说，称谓语存在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一样久远。 儿童的语言习得会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称谓语的产生过程，儿童 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从他周围熟悉的人和事物的名称学起，首先从亲属称谓学起，如妈妈、爸爸、爷爷、奶奶等，进而掌握更为丰富的词语和一般的语法结构，最终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母语。 称谓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社会形态和婚姻制度 是称谓语产生的基础，所以社会称谓语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而亲属称谓语则是对人与人之间血缘关系的最直接、最清楚的表达方式。原始称谓语的形式及其数量由于缺少文字记载而无法详细得知，但是它与阶级社会语言中的称谓语肯定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以及婚姻形态决定的。原始族群公有制的劳动分配方式和杂居血婚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血缘亲属之分。 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婚姻形式从血婚进入对偶婚阶段，排除了母子、父女间的婚配关系，不同氏族的同辈男女共为夫妻，虽然仍然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族外对偶婚导致了姓氏以及母子兄妹关系的产生。在族外对偶婚中，一群母亲所生的儿女就是一群父亲的儿女，因此既无后世意义上的伯父、叔父之别，也无姑母、姨妈之分，年长的男子之间以及年幼或者年轻的儿女们之间只用伯仲叔季、或者甲乙丙丁来区分长幼。 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尚保留有古代族外群婚制度下的称谓语特点，如东北的鄂伦春族对比自己年龄大而小于父亲年龄的男性，不分血亲、姻亲和世系，均称呢热，对此类女性均称阿基;对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男性，不分血亲、姻亲和世系，均称和克，此类女性均称恶我。 对偶婚中的男女长期同居，便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度即专偶婚制度，个体家庭逐渐从母系氏族分离出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男子掌握了社会的统治权力，婚姻形式也由从妻居逐渐演变为从夫居，家长自然也从女性变为男性，母系社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父(夫)权统治的建立，男子为了使自己的嫡亲子女继承财产，开始独占婚姻对象而不允许其他男子染指;随着多妻制的出现又开始区分嫡庶，排列长幼，伦理关系和宗法观念日益增长，称谓语系统越来越复杂精密。 就汉语而言，称谓语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说明法 即通过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而产生的称谓语，如:外婆、姐夫、内弟、伯父、陛下、国王、王后、记者、运动员、个体户、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考古工作者、机会主义分子等。 (2)简缩法 即把固定说法简化为简短词语的造词方法，多数是由压缩词根形成的，一般叫做简称，如劳模(劳动模范)、民警(人民警察)、空姐(空中小姐)、博导(博士生导师)、高工(高级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师)等。另有少数是从联合短语中提取相同成分，然后再前面冠以数字，如三军战士(陆军、海军、空军)、双栖明星(歌栖、影栖)等。 (3)修辞借代法 即运用借代手法以特征代表称谓，古代自魏晋以来称公主的丈夫 为驸马，其他还有布衣、巾帼、须眉等;现代汉语有红领巾(少先队员)、大盖帽(公安干警)等。 (4)音译法 即用音译方法直接从外语中借来的称谓语，如嬉皮士(Hippies，颓废青年);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法西斯秘密警察)。 2、研究称谓语文化的意义 称谓是人们交际行为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去称呼别人或被别人称呼。称谓语与社会环境、血缘关系、礼仪制度、道德观念等有密切关系。称谓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称谓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其理论意义来讲，称谓语自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义系统，称谓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语言词汇的系统性。称谓语是一种主要用于交际场所的词汇，因而跟语境的关系非常密切，研究称谓语的语用规则有助于揭示各种社会因素诸如职业、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和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汉民族的亲属称谓语系统极为复杂，通过对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以及与英语称谓语系统和日语称谓语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官本位观念、男尊女卑观念等。 就其实践意义来说，称谓语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正确而恰当地使用称谓语，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公民的道德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反映了他的文化素养，称谓语的使用在交际 场所极其重要，丝毫马虎不得。懂得如何正确地称呼对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断地学习、修炼。 称谓语的研究，尤其是对亲属称谓语的研究，一直是国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课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根据夏威夷等地原始部落的亲属称谓语，推断出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血婚阶段，摩尔根还是国外最早的研究汉语亲属称谓语的学者，他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中，列举了196个汉语亲属称谓语词汇。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汉语称谓语的研究，产生于汉代的词汇学专著《尔雅》中有《释亲》一章专门介绍自周朝以来的汉语亲属称谓语，把汉民族的亲属称谓语划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并详细解释了四类亲属称谓语的内涵。 真正对汉语称谓语进行科学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而后逐渐发展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研究者普遍认识到汉语称谓语是个跨学科性质的课题，开始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全方位地研究汉语称谓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重视研究的实用性。包括如何正确使用汉语称谓语，提出要规范新生称谓语，对误用、滥用的称谓语进行纠正;探讨汉语礼貌称谓语，指导恰当使用尊称、谦称、对称、他称;等等。 (2)重视汉语称谓语的文化性。学者们从多角度揭示汉语亲属称谓语和传统伦理文化、宗法观念的关系，社会称谓语的变化和社会 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集团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 (3)重视汉语称谓语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分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共时比较，包括同时期的汉语方言之间、汉语同外国语之间;历时比较，包括汉语称谓语的历史演变。 (4)重视社会调查，进行定量分析。大多数调查者采用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米尔瑞创立的社会网络法，对小型的、自我封闭的、具有高密度和高复合度的社会群体进行调查。通过调查不同类型的会话者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所选用的称谓语，探讨影响称谓语使用的重要因素，包括说话人的身份、年龄、性别、学历、社会阶层、社交情景等。 四、汉语亲属称谓语研究 1、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 亲属称谓语是指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的人们之间的称呼。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亲属称谓制度，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婚姻形态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亲属称谓制度有相同点，也存在明显差异。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语首先可以分为血亲和姻亲两大类。血亲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可分为宗亲和外亲两类，宗亲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并且同姓的亲属，包括直系和旁系宗亲，直系宗亲指和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及其配偶，旁系宗亲指直系宗亲以外在血缘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人及其配偶，外亲是指与自己虽有血缘关系但不同 姓的亲属，姻亲是指没有血缘关系而有婚姻关系的亲属。中国传统的亲属制度分为宗亲、外亲、姻亲三类。 (1)宗亲称谓语 中国古代的宗亲亲属组织大致产生于殷商，逐渐完备于周朝。周朝实行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封建宗法制度。宗亲是同一祖宗的后代，在血统上包括同一祖先所生出的一切男性亲属及其配偶，以及本宗所嫁出去的女子。《尔雅?释亲》所列举出的宗亲系统的亲属称谓: 父为考，母为妣。 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 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 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 父之昆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 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 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 父之姊妹为姑。 父之从父昆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 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昆弟。 族昆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 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昆弟。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 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 王父之姊妹为王姑。 曾祖王父之姊妹为曾祖王姑。 高祖王父之姊妹为高祖王姑。 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 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 父之从父昆弟之母为从祖王母。 父之从祖昆弟之母为族祖王母。 父之兄妻为世母，父之弟妻为叔母。 父之从父昆弟之妻为从祖母，父之从祖昆弟之妻为族祖母。 父之从祖祖父为族曾王父，父之从祖祖母为族曾王母。 父之妾为庶母。 祖，王父也。 昆，兄也。 《尔雅》所列举的宗亲称谓语系统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宗亲称谓以己身为轴心上推四代，即: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延八代，即:子—孙—曾孙—玄孙—来孙—昆孙—仍孙—云孙，总共13代人的称谓。这个纵向的轴心是宗亲亲属中的核心部分，叫做直系亲属，除此之外的宗亲称为旁系亲属。历代宗亲直系范围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玄孙以下便不属于九族亲属。横向宗亲称谓语比较复杂，每一代都可以按照男族和女族的不同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称谓，如:父辈的称谓有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族伯父、 族叔父、姑、堂姑、族姑等。 (2)外亲称谓语 外亲指与女系血缘有关系的亲属。中国古代宗族以男性血统为中心，重男轻女，孩子跟随父姓，所以女性血统被认为是外亲。外亲的女系血统包括母之血亲、祖母之血亲、姑之血亲、姐妹之血亲、女儿之血亲、侄女或孙女之血亲等，如:外祖父外祖母、舅父姨母、表兄弟表姐妹、外甥外甥女、外孙外孙女等。外亲的亲属范围很窄，一般只能推及上下两世，从母亲上溯到她的父母，旁推至她的兄弟姐妹，下推至她的兄弟姐妹之子。 (3)姻亲称谓语 姻亲指由夫妻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属，主要包括岳父母、舅母姨夫、嫂子弟媳、大伯子小叔子、大姨子小姨子、姐夫妹夫、襟兄襟弟、儿媳女婿、侄媳侄婿、孙媳孙婿等。 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主要有如下语义特征和语义功能: (1)世辈特征。用以区别上下辈分，划分世辈代等级，如:祖父为自己之上两代辈分，孙子为自己之下两代辈分。 (2)世系特征。用以划分世系的远近，区别宗亲、外亲和姻亲，以及宗亲内部的直系和旁系，如:叔父、叔母为宗亲，舅父为外亲，舅母为姻亲。相比较之下，叔父叔母关系最近，舅父次之，舅母又次之。 (3)对称特征。如:父和母，王父和王母，世父和世母，兄弟和姊妹，宗亲和外亲，直系和旁系等。 汉语亲属称谓语具有很强的稳固性，有些称谓语历经千百年不变，至今仍在使用，如父母、姑舅、兄弟、姊妹、孙、曾孙等。但是还有一部分称谓语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些甚至消失了。现代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语正在逐步简化，年轻一代多是独生子女，亲属观念会越来越淡薄，亲属称谓语的使用数量和频率有可能进一步减少，相当多的远亲称谓语会消失。 2、汉语亲属称谓语和古代宗法制度的关系 (1)古代宗法制度 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产生了私有财产。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需要有人继承，于是就会规定一定的继承程序，而一代代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凡此种种，都为宗法制度的萌芽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西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的前提下，在宗族内部区分大宗、小宗，无论大宗、小宗都以直系嫡长子为宗子，宗子具有特殊的权力，宗族成员必须尊奉宗子。 宗法制度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社会构造体系。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王自命“天子”，即天帝长子，管理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在 政治关系上是天下的共主，在宗法关系上又是天下的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其余王子则封为诸侯，他们对于位居王位的嫡长子为小宗，但各自在其封侯国内又为大宗，其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则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以此类推。从而构成了庞大、复杂的宗法体系。其主要标志为: 1)嫡长子继承制 2)分封制 3)宗庙祭祀制度 家族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它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石。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实质上是源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完全、不充分而遗留下来的血亲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父家长制形态出现的。 (2)汉语亲属称谓语和古代宗法制度的关系 汉语亲属称谓语不仅是汉民族亲属关系的产物，更是与宗法制度相配套、相对应的称谓体系，是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必然产物。中国古代社会制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备的亲属称谓语就是为了规定和强化宗法制度下的人事关系，以便于维护在此基础上的统治。与宗法制度相关联的宗法观念可以在亲属称谓语体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五、汉语和英语亲属称谓语系统的比较研究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组都有自己的亲属称谓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亲属称谓语体系，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各民族之间的亲属称谓语体系也不相同。美国人类学家露维(R.H.Lowie)把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亲属称谓语体系大致分成四种类型: (1)世辈型(Generation type)，即把旁系亲属称谓全部纳入直系亲属称谓之中，如夏威夷制，凡与父辈同辈的男性皆称“父”，凡与母辈同辈的女性皆称“母”。 (2)二分合并型(Bifurcate merging type)，即把旁系亲属称谓一分为二，与父母同辈同性的一半纳入直系称谓中，与父母同辈不同性的另一半纳入旁系称谓中，如美国印第安人的易洛魁制，父亲的兄 弟皆称“父”，母亲的姐妹皆称“母”，父亲的姐妹或者母亲的兄弟则另有其他称谓。 (3)二分旁系型(Bifurcate collateral type)，即把旁系的亲属也一分为二，但是与直系亲属有所不同，如中国的旁系亲属中的男性称谓和女性称谓均不相同。 (4)直系型(Lineal type)，即直系和旁系的亲属称谓互不相同，但是旁系亲属称谓相对于直系亲属称谓较简单，如英语中父母之兄弟均称uncle，父母之姐妹均称aunt，不再以年龄长幼细分。 汉语的亲属称谓语体系似乎不可以简单地归入这四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为汉语亲属称谓语要复杂得多，它具有细密的多分性，而不只是二分性。汉语亲属称谓语的多分性至少包含下列六条原则: 1)直系和旁系的区别; 2)血亲和姻亲的区别; 3)各系世辈不同的区别; 4)同世辈年龄不同的区别; 5)男女性别不同的区别; 6)近亲和远亲的区别。 从这些区别原则出发而生成的汉语亲属称谓语自然名目繁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语亲属称谓语是以继嗣为基础的描述制。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汉语亲属称谓语可以说是一种最丰富、最复杂、最精确的亲属称谓结构，也是人类社会中亲属称谓结构极少见的一种，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各种亲属关系表达得很具体、很准确，父系亲属和母 系亲属分明，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分明，长幼顺序、尊卑等级分明等。中国文化的等级观念反映在亲属称谓上就是重名分，任何一种亲属关系汉语都有专门的称谓予以正名，绝不含糊笼统。以兄弟为例，汉语中的兄弟称谓有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其中又分姑表兄弟、舅表兄弟、姨表兄弟)、姻兄弟、族兄弟(同族兄弟)、私兄弟(父之妾所生之子)等。 相比之下，英语亲属称谓则相对贫乏，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除区分辈分外，亲疏、内外、长幼、甚至男女性别都可忽略不计。英语亲属称谓语采用的是类分法，即仅用一个词把某些亲属分成一类，同类之中不分父系和母系、直系和旁系、长幼顺序。英语中几乎所有的称谓都遵循世辈原则，同一世辈的亲属仅用一个称谓;如与父亲同辈的所有男性均可称作uncle，与母亲同辈的女性均可称作aunt，可以用cousin称呼所有与自己同代的亲属，不分年龄和性别，Grandparents可以用来表示父母双方的父亲和母亲，grandchildren可以称呼所有儿女的孩子。英语表示姻亲亲属一般在亲属称谓语后面加上in-law，如自己配偶的父亲称father-in-law，配偶的母亲称mother-in-law，配偶的兄弟称brother-in-law，配偶的姐妹称sister-in-law。英语亲属称谓只用13个名词和几个用作修饰的词汇就可以反映所有的辈分、同胞、血缘关系，它们是:father、mother、son、daughter、brother、sister、uncle、aunt、nephew、niece、cousin、husband、wife，以及grand、in-law等。 Relation Chinese term English term Paternal grandfather 祖父 Maternal grandfather 外祖父 Grandfather Paternal grandmother 祖母 Maternal grandmother 外祖母 Grandmother Father 父亲 Father Mother 母亲 Mother Son 儿子 Son Daughter 女儿 Daughter Son’s son 孙子 Daughter’s son 外孙子 Grandson Son’s daughter 孙女 Daughter’s daughter 外孙女 Granddaughter Father’s elder brother 伯父 Father’s younger brother 叔父 Father’s sister’s husband 姑父 Uncle Mother’s brother 舅父 Mother’s sister’s husband 姨夫 Father’s elder brother’s wife 伯母 Father’s younger brother’s wife 叔母 Father’s sister 姑母 Aunt Mother’s brother’s wife 舅母 Mother’s sister 姨母 Relation Chinese term English term Elder brother 哥哥 Younger brother 弟弟 Brother Elder sister’s husband 姐夫 Younger sister’s husband 妹夫 Brother-in-law Elder sister 姐姐 Younger sister 妹妹 Sister Elder brother’s wife 嫂子 Younger brother’s wife 弟妹 Sister-in-law Father’s brother’s son Older 堂哥 Younger 堂弟 Father’s sister’s son Older 姑表哥 Younger 姑表弟 Mother’s brother’s son Older 舅表哥 Younger 舅表弟 Mother’s sister’s son Older 姨表哥 Younger 姨表弟 Cousin Father’s brother’s daughter Older 堂姐 Younger 堂妹 Father’s sister’s daughter Older 姑表姐 Younger 姑表妹 Mother’s brother’s daughter Older 舅表姐 Younger 舅表妹 Mother’s sister’s daughter Older 姨表姐 Younger 姨表妹 Relation Chinese term English term Brother’s son 侄子 Sister’s son 外甥 Nephew Wife’s sibling’s son 表侄 Brother’s daughter 侄女 Sister’s daughter 外甥女 Niece Wife’s sibling’s daughter 表侄女 图表显示，有许多汉语亲属称谓语在英语中都是空缺，汉语亲属称谓语中直系与旁系的区别、宗亲与外亲、姻亲的区别、同辈之中长幼的区别在英语亲属称谓语中都是不存在的。这就表明在英语文化中，人们根本就不重视这些区别，或者说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这些。 英语亲属称谓语简单、模糊的特点是英语文化的反映。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中，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由于民族的迁徙，血缘关系日益松散，欧洲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基督教自3世纪就开始扎根于西方文化，宗教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个人在宗教中所负担的义务远远超过家族的要求，宗教的凝聚力是以牺牲家族的凝聚力为前提的，宗教教义鼓励并要求人们突出自我，表现自我。在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强调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自由和解放，主张尊重人，关怀人，提高人的价值、尊严以及自主权利。正是这种高度张扬个人主义的文化氛围，以实现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个人活动的独立和自由较之于群体其他成员的联系更为重要，自我独立性使亲属关系得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其他社会关系。 对于英语的发祥地英国来说，早在中世纪就开始有了限制国王权力的议会，此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议会制度使得自由、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对于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来说，特权思想更是没有存在的土壤，人们注重相互间的坦诚而平等的交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喜欢以人名直接称呼对方，甚至是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包括长辈，像brother、sister一般只用于背称，兄弟姐妹以及同辈其他亲属之间都是直接称呼名字，且用爱称，例如: Susan-Sue等，称呼自己配偶的John-Johnny、Robert-Rob、Elizabeth-Lizzy/Liz、 父母亲可以使用他们的名字，表示客气或者尊敬时加上Mr.和Mrs.就行了。 英语亲属称谓语的简单模糊、没有长幼尊卑的界限是与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民主观念使得家庭财产可以由儿女共同继承，不分长幼顺序和男女尊卑。与中国大家庭生活方式恰好相反，西方人偏爱小家庭生活方式，儿女长大以后便要各自独立门户，儿女结婚后很少有再跟父母一起生活的，至于三代同堂现象更是罕见。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细分宗亲和外亲，这样的家庭结构也就决定了人们没有必要在称谓上划分男女长幼，从而使用名目繁多的亲属称谓语了。 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拟亲属称谓语 彼此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广泛使用表示亲属关系的称谓互相称呼或者自 称，这种称呼方法具有模拟性质，故称为拟亲属称谓语。在城市里，这种称呼方式一般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如问路、找人、购物、乘车、应酬等，交际双方基本上是偶尔相逢的陌生人。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共同居住在一个村落中的村民，相互之间采用拟亲属称谓语，是中国农村自古以来的习俗，是村民间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融合的产物。拟亲属称谓语在农村的广泛使用，表明村民间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使得一个村庄就如同一个大家族。亲属称谓语泛化以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指称意义，所指的对象实际上与说话人并没有亲缘关系，只是表达了对被称呼对象尊敬和礼貌的意义。 拟亲属称谓语在用法上的主要特点是非系统性和非严格性，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亲属称谓语可以当作拟亲属称谓语来使用，例如: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嫂子等，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孙子、姑姑、舅妈等都不能使用在亲属以外的人身上。即使那些可以用作拟亲属称谓的词，在使用时，多数情况都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异，即在原来词语的基础上增加“大”“老”“阿”等词缀，如:大叔、大伯、大爷、大娘、大妈、大哥、大姐、大嫂、老爷爷、老奶奶、老熊、老弟、阿姨、阿姐、阿哥等。拟亲属称谓语并不严格遵守亲属称谓语系统中的辈分以及年龄限定等称呼原则。如，和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子，可以称为“大叔”，也可以称为“大爷”，在某些情况下陌生的长辈称呼晚辈时，也可以使用平辈称谓语，称呼男子用“老弟”“小弟”，称呼女子用“大妹子”“小妹妹”等。 心理学家认为，实际上每个人都很看重别人怎样称呼自己，无论是地位高的人，还是地位低的人，所以在交际场合选择适当的称谓语可以使得交际双方产生相容的心理，便于交流畅通。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崇尚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格局，中国人受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将仁爱之道推及他人以及整个社会，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与汉民族重视血缘亲情的观念密不可分。人际关系深层结构中的血缘亲情观念深刻影响着人际交往中称谓语的运用，拟亲属称谓语体现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伦理思想，很多人认为在人际交往中，运用亲属称谓能够向对方表示敬意，缩短彼此的距离，显得更亲近、更容易交流。汉民族对非亲属成员使用亲属称谓的频率很高，亲属称谓的泛化是汉语称谓语系统的一大特色。 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现象在英语国家中也有，但是远不如中国使用得如此广泛。在英国中部的一些地区，一些传统家庭普遍将uncle和aunt用于称呼非亲属成员，如称呼父母的朋友为Uncle Robin或Aunt Susan。美国英语中Uncle Sam中的uncle有社会化的倾向。上年纪的人有时会称年轻人son，以表示亲切，father可以用来称呼神父，如Father White，sister可以用来指修女，如Sister Smith等。英语国家不太重视家族血统的尊卑和等级，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和平等关系，因此他们一般不把亲属称谓用作社会交往中的称呼语，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见了陌生人，父母亲教育他们以先生、女士称呼对方，而对于父母的朋友，则鼓励他们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 六、汉语社会称谓语研究 1、汉语社会称谓语系统 社会称谓语是指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在社交场合使用的称呼，可以分为职业称谓语、通用称谓语、姓名称谓语等，不同种类的社会称谓语，其社会功用也不相同。社会称谓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常常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进程。互相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在选择称谓语时更多地注重社交环境中双方的社会地位、身份特点以及亲疏尊卑等，所以即使面对相同的交际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场合、环境下，所使用的称谓语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充分体现出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文化特征。 (1)职业称谓语 职业称谓语是指根据称谓对象的职业、职称和职务而使用的称呼，如: 职业类称谓语:老师、大夫、 护士 护士简历护士简历护士简历护士简历护士简历 、记者、警察、律师、会计、作家、解放军等; 职称类称谓语:教授、高工、研究员、会计师、馆员等; 职务类称谓语:主席、总理、部长、书记、校长、主任、司令、将军、参谋等。 汉语三种职业称谓语中职务称谓语最发达，使用最广泛，这是因为职务最能集中体现人的社会地位，以职务作为称谓语是对称呼对象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肯定和尊重。职业称谓语的使用特点充分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权势关系。 “权势关系”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和吉尔门提出的，他们通过考察几种欧洲语言称代系统发现，代词的使用取决于两种语义关系:权势和平等。权势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职场内部，交际双方采用不对等 的称谓方式反映出在社会地位和权力使用方面的不对等关系，例如没有职位或者职位低的人称呼职位高的人，通常用姓加上职务称谓以表示尊重，如王校长、刘处长等。相反，职位高的人称呼职位低或者没有职位的人一般直呼其名，或者在姓前面加上“老”或“小”字眼。这种反差体现出由于权势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地位和尊严的不平等。 汉语的职业称谓语非常发达，使用非常普遍，平民对官员、下级对上级都以官职相称。上述现象体现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职业称谓语的语义功能是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但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则是凸现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是权势关系、等级观念的产物。 权势关系、等级观念在西方同样存在，但是远不如在中国这样深远广泛。西方人崇尚平等，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思想观念上，强调以个人为中心，强调自信心、自我挑战、自我依赖等。在美国社会中，社会称谓语所表现出的平等观念多于权势观念，人与人之间更喜欢用名字相称，以表示亲切和平等。在学校，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学生是教学的中心，除了大学以外，幼儿园、小学、中学，学生称呼老师只是以Mr./Mrs./Miss加上姓，而不像中国学校那样一律以老师相称，只有在大学，才使用Doctor或者Professor作为称谓。在公司企业、政府机关，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以姓名相互称呼，一般不使用官职称谓。英语中的职业称谓语数量少，在日常交往中运用的也少，只有高级官员或者特别受人尊敬的职业才采用职务或职业称谓，如President Bush、Senator Hillary、Judge Jones、Dr. Brown、Professor Smith等。美国人的平等精神以其独特的称谓方式表示说话者试图建立平等社会关系得愿望。 (2)通用称谓语 通用称谓语是指应用范围广、不拘泥于特定对象的称谓语，一般适用于社交场合。现代汉语常用的通用称谓语有同志、师傅、老师、先生、小姐、女士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亲属称谓语泛化而生成的拟亲属称谓语，如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等。通用称谓语在使用时可以在前面加上姓，如王同志、李老师、郑师傅、赵先生、冯叔叔、田阿姨等。由于通用称谓语在社会中广泛使用，所以它的出现和使用受到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如“同志”——“师傅”——先生、小姐/女士——先生、姑娘。 (3)姓名称谓语 名字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标记符合，因此，姓名称谓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称谓语。姓名称谓语的显著特点是指称得专一性(每一个姓名称谓只能固定指称一个人)和稳固性(每个人的姓名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姓名称谓语的构成主要有以下七种使用方式: 1)姓氏+名字，如王大华、张欢等。一般用于正式场合，显得很严肃，或者是关系比较疏远的交际双方。 2)老、小、大+姓，如老曹、小林、大李等。一般用于上级对下级、同等级别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有表示亲近的意思。 3)仅称呼名字，一般限于双名，如大春、祥林等。一般用于家庭中父母称呼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比较亲近的朋友之间等。如果是称单名，如英、兰，多用于恋人之间。 4)仅称呼姓氏，一般限于复姓，如上官、欧阳、司徒等。多用于同事或朋友之间。 5)单名重叠，如扬扬、东东等。多用于长辈称呼孩童。 6)小、阿+单名，如小伟、阿杏等。一般用于同辈、伙伴、同事、朋友之间。 7)单名+儿、子，如娟儿、凤儿、燕子、英子等。多用于长辈称呼晚辈，或者平辈之间。 (4)现代汉语称谓语的缺环现象 在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或者一方找不到合适的称谓语称呼对方的现象叫做称谓语的缺环，其中包括亲属称谓语缺环和社会称谓语缺环两类。 汉语称谓语缺环的现象古已有之，《尔雅?释亲》，对于如何称呼丈夫父亲或母亲的兄弟姐妹、丈夫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妻子的爷爷奶奶、妻子爷爷奶奶的兄弟姐妹、弟兄的岳母、姐妹的婆婆等都没有提及。 与上述古代汉语称谓语缺环现象不同的是，现代汉语称谓语的缺环现象主要表现在使用频率很高的称谓语上，以至于使很多人感到困惑，出现语言交际障碍。如自从“同志”一词被“师傅”取代，而“师傅”最终又被还原到职业称谓后，在全国范围内缺少一个不分长幼、不分等级、不分性别在任何场合都能使用的通用称谓语。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先生”一词恢复使用，但是这个称谓至今仍然不能取代“同志”的地位。“先生”一词有性别、年龄之分。 “小姐”一词改革开放之初用来称呼年青的白领女性，在当时颇受欢迎，时隔不久出现了“三陪小姐”“按摩小姐”“礼仪小姐”等称谓，“小姐”称谓受到贬抑，不再受青年女性的欢迎，因此现在缺少在公共场合对青年女性的称呼。 如果自己的老师为男性，那么其妻子学生称呼“师母”;但是老师如果是女性，就会出现缺环现象，如何称呼女老师的丈夫是学生们感到困惑的问题。 (5)新时期称谓语的产生及其世俗化色彩 在社会世俗化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引起了称谓语缺环现象，旧有的称谓语由于不适合新的社会环境的需求被抛弃，而适合新环境的称谓语还没有产生，还在探求和试用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迅速，新岗位、新机构的不断产生，使人际关系向更广更新的方向发展，导致大量新的称谓语应运而生，其产生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新时期称谓语从来源上讲主要有新创造的、恢复曾经使用过的以及从国外借鉴吸收的三种。无论通过哪一种方式产生的称谓语，其演变轨迹和时代特征都极为鲜明，都能够充分反映出新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际关系，表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下面从几个方面介绍新时期产生的称谓语。 1)反映经济发展的:个体户、万元户、专业户、打工仔、打工妹、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倒爷、托儿、股民等; 2)反映文化事业发展的:工农兵学员、自费生、博士后、独立制片人、追星族、影后、影帝、大哥大、大姐大、发烧友等; 3)反映政治生活的:第三梯队、老三届(1966、1967、1968年生活在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公务员; 4)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变化的:独生子女、 美容师 美容师简历美容师简历美容师简历美容师简历美容师简历 、丁克家族、 上述几类新时期称谓语，明显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由政治化向世俗化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关心世俗生活，越来越关心物质利益，甚至连一向清高的知识分子也在改变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日益被物欲文化所笼罩。 七、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 数万年来人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创造了各种类型的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所以文化史上讲到文化类型往往要冠以地名或民族名，例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汉文化、百越文化、楚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文化，最初大都是互相隔离而各具特色的。这些特色包括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也体现在作为语言的特殊成分的地名上。随着历史的发展，隔离状态逐渐被打破，不同文化发生接触并进行了交流，各自带上其他文化的异彩。进而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渐渐磨去其棱角，甚至不同的语言也产生融合现象，但是地名的变化却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我国的地名有汉语地名、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方言地名，它们往往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1、地名和历史文化景观 所谓文化景观，是经过人类社会改变而获得显著新特征得景观，如城市文化景观、农业文化景观。 “那”“峒”地名 云南和两广自古盛行稻作文化，这从那一代地名多含“那”(田)字可见一斑。还有一个是“峒”字。峒，或写作垌、洞，在壮侗语中是指“田场”，即同一个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个灌溉区里从事稻作的人当然就同住在一个峒里，形成一个单独的居民点。“峒”在某种意义上大致相当于汉语的“村”，如“思把峒”这个地名就是“鱼寨村”的意思，“思”就是“寨”，“把”就是“鱼”。现代云南、两广有大量“峒”字地名，正说明当地稻作文化发达。 铜鼓地名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历史产物。历史上使用过铜鼓的有壮、侗、苗、彝等十几个兄弟民族，其中有的民族至今还在使用。历代出土的铜鼓很多，仅现藏于各级文博单位的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多件。铜鼓文化的分布在地名上也有反映。含“铜鼓”两字的地名大多集中于广东和广西两省。也散见于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如广东曲江的铜鼓岭、丰顺和文昌的铜鼓山;广西博白的铜鼓潭、合浦的铜鼓塘、昭平的铜鼓墟;云南盐津的铜鼓溪;湖南靖县的铜鼓卫;贵州石阡的铜鼓关;福建永定的铜鼓山;江西的铜鼓县。但是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历史上使用铜鼓最多，而且出土铜鼓最丰富的云南和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什么这一地区的铜鼓地名反而很少呢,已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鼓为春秋晚期，说明兄弟民族早就制作和使用铜鼓了，他们视为常事，并不用作地名。见于记载的铜鼓地名都出现在明代以后，正说明汉人此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铜鼓文化才引起广泛的注意。 生肖地名 在云南和贵州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许多生肖地名，如鼠街、马街、牛场、猴场。十二生肖是古代中国人用来代表地支以纪年月日的特征动物。生肖起源很早，《北史?宇文护传》载其母致护书曰:昔在武川镇，大者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蛇。说明南北朝时生肖已普遍用来纪年，至今民间仍然使用，俗称之为属相。但是生肖地名是用来纪日的。云南、贵州一带自古就有赶场或赶街的生活风习，这种风习在北方叫赶集，在湘赣等地叫赶墟。大约历史上这一带集市以十二天为一期。如果某地是在子日那天赶集，那么就管这个地方叫鼠场或鼠街;如果是丑日，那么就叫牛场或牛街。生肖地名大都集中在黔西德安顺、毕节、兴义、六盘水等地区和黔南自治州，以及滇东的曲靖、昭通、玉溪等地区和楚雄、红河、文山自治州一带。这些地名的分布生动地展示了历史上在西南地区盛行的井然有序的农村集市景观。 按理十二生肖名称用于地名上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实际上有些生肖地名用得很少，甚至不用。虎街仅见于云南南涧县一例，蛇场也少有，仅见于广西隆林，而猪场则至今未曾发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旧时代民间忌讳心理所造成的。由于忌虎，虎场就称作猫场(即使上述南涧县的虎街，也只是写在字面上而已，当地仍读成猫街)，由于忌蛇，就叫长虫街。这些生肖地名写成汉字时也常用方言同音字代替，这大约是嫌用字粗俗。最常见的是用“朱、珠”代替“猪”，用“阳”代替“羊”，用“久”代替“狗”，用“基”代替“鸡”。 在书面记载中生肖地名最早见于明代，如鸡场街、鼠场营、狗场营。这类地名初期并不忌“猪”，如清代贵州大定府有猪场铺、赵家猪场、贵州平越州也有猪场，后来才逐渐消失。当然这类地名也有直接用地支命名的，如云南弥渡有寅街。此外还有一个特例，即清代云南永昌府有辛街地名，辛是十天干之一，或许永昌府(今保山地区)一带曾经是十天一场，所以出现用天干命名的街场。 水利地名 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是全国闻名的水稻高产稳产地区，几千年来人们为了确保水稻等水田作物的生长，兴修了大量的堤、堰、塘、埭(dai)、闸等水利设施。堤和闸的含义全国一致。堰是可以溢流的挡水堤坝;因为这些水利工程与当地经济生活关系极大，因此也就自然成了当地许多地名的通名。如:黄埭、埭溪、锺埭、徐贤埭、胡埭、林埭、郑家埭、新埭。水利地名并非江南地区特有，在靠河水或雪水灌溉的西北干旱地区，这类地名也大量存在。如甘肃民勤县有西渠、中渠乡，武威有四坝、中畦乡。渠是灌溉渠，坝是河西对水渠沿用的惯称。因为引 水灌田必先筑坝。 井泉地名 在沙漠地区，水是至关重要的，有水就有生命、有绿洲、有农业，在没有高山雪水和内陆河水灌溉的地方，泉水和井水的分布点就成了居民点分布的基础。所以地图上沙漠地区的居民点许多是以井或泉命名的。如甘肃民勤县最为典型。石泉河由南面向东北斜穿本县中部，造成石泉河下游绿洲，河流两旁引沟渠灌溉，出现许多带“沟”的地名。而在这绿洲以东以西以北的沙漠地带，则全部分布着带“井”的地名，如五托井、四眼井、九个井、茨井子。 “市”字地名 在我国南方，尤其是两湖地区，有许多县以下小地名的通名是“市”字。其中最赫赫有名的要算湖南省浏阳文家市。文家市的“市”不是城市的“市”，而是历史上草市的遗迹。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滋生了许多作为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的集镇(湖南攸县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叫做“草市”的地名)。这些草市经过发展，固定下来成为县辖的行政单位，名称就叫某市。这些市当中有些地理条件特别优越，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如果其行政级别在县之上，为了跟原始意义的“市”相区别，就在原地名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市”，如湖北省的沙市市和湖南省的津市市。 八、地名与移民 现代云南东部有大量以所、堡、营、屯、旗、官、哨、庄等为通名的村庄，如陆良县的左所、右所、后所;刘官堡、李家堡、朱官堡;伏家营、孔家营、杨家营;方官屯、占屯、邑市屯;曹旗堡、周旗堡、黄官庄、孙官庄;棠林哨、松林哨等等。这些地名来源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保卫和开发边疆，在全国设立十多个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分设卫、所。所下还有更小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还与屯田制度相联系。《明史?沐英传》说:“(洪武二十年)，平浪穹蛮，奉诏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田。”这些军屯都有固定的戍所，军籍世代相传，官兵皆有家室。他们设屯聚居之处有的是未有村庄的荒地，于是带军屯色彩的地名就应运而生，有的虽然原有村庄，旧村名也被新地名所取代。地名中称“官”的，该地的军事首领大多是千户、百户，而称“旗”的大多是担任总旗、小旗的军官。因为官旗的军职是世袭的，所以村庄名之前往往冠以该官员的姓氏。这一类地名为我们今天追寻明代军屯史迹提供了线索。 历史上的军屯不限于云南，还有贵州的军屯。 在现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许多以“都”字结尾的地名。“都”字前边则冠以数词。如浙江的八都、福建的六都、江西的二十四都、湖南安徽广西贵州的三都、广东的四都等。这些地名中的“都”，是晚唐以后的军队编制单位。每个都的兵员数额从一百至一千人不等。这些地方历史上显然有军队驻扎或实行过军屯制度。 地名和移民的关系最显著的是移民把旧地的地名搬到新地。北京地区有许多村名就留下了山西移民的痕迹。在大兴县东部和顺义县西北部有大同营、屯留营、河津营、上下黎城、潞城营、霍州营、忻州营、夏县营、东西绛州营、稷山营、蒲州营、红铜(即洪洞)营。这些村名也都是山西的州县名。这对弄清明代移民 的情况和北京地区的开发问题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移民有时并不把原居地地名完全照搬，而是使用与原居地相同的地名通名。如岭南客家区的地名通名和浙南、闽北很明显是属于同一系统的。它启示我们，岭南部分客家人是从闽北、浙南迁去的。这些地区常用共同的地名通名是:嶂、崠、坑、潭、里、峰、溪、洋、源、州、濑、坪、浦、陇、墩、圳等。以下是岭南、闽北、浙南地名类同的一些例子。 岭南:仙花嶂、黄竹洋、雁濑塘、龙潭、楼子崠、朱坑 闽北:牛皮濑、小洋州、牛牯岭、洋坑、旧墩 浙南:青嶂、梅坑、横洋、吴墩、昆濑 内蒙古有一些地名比较特别，它们跟历史上汉族移民在当地的生活方式有关。十六世纪中叶，陕西、山西北部汉族农民开始流迁漠南蒙古西部地区垦荒，此后入蒙的汉族农民络绎不绝。这些农民初来时多为一家半户，临时搭一间陋室或就坡地挖掘窑洞作为栖身之所。因此这些地方多以“房窑”作为所居地的地名通名。如一间房、三间房、一间窑、三道窑等。如果有较多户数聚居，那么就以“营、村”作为通名。到了二十世纪，内地汉族农民更是成群结队前去落户，于是地名也就从一间房递增至十间房;从一间窑递增至九间窑;从三道营递增至十道营;从一家村递增至十家村。有的独门独户居住在一地的，初时即以垦荒者本人的姓名为地名，以后仍沿用，如马方树圪旦、任三窑子、任志祥营子。 地名和经济史 我国自宋代以后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日趋丰富多彩。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商业活动尤为繁盛，商业经济已经形成专业化的倾向，不同行业的商店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并且由此产生了具有行业特点的地名。吴自牧的《梦粱录》就记载了如下的地名:盐桥、炭桥、炭桥巷、米市巷、糖饼巷、菜市门、菜市桥、卖马巷、柴市桥、糍糰桥、柴垛桥。明代的杭州依然保持宋时的繁华。明人的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在《梦粱录》的地名之外又登录了不少新地名，并且注明这些地名的产生与宋代商业的关系，如麻市巷、柴木场、花市巷、牛皮街、布市巷、肉市巷、剪刀巷、卖鱼桥等等。这些地名生动地反映宋时杭州的商业布局，对于研究经济史有特别的价值。 地名还有可能留下两地在历史上贸易往来的痕迹。内蒙古地区和内地的贸易在清代中叶以前大致限于单帮行商。清代后期不少内地大商号陆续到内蒙古开设分店，于是商业所在地便以店号为地名。此类地名多在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格勒盟，而且多数是乡名，如德胜、德后成、天兴隆、天巨德、长盛号、兴盛茂。 工农业生产的历史也可能在地名上打下印记。旧时代内蒙古的地主多住在城镇，委派代理人代为租地给农民。代理人在乡下择地筑屋，围成院落，设立办事所，称为“公中”。公中里有“掌柜”(管地)和“先生”(记账)。这种制度也反映在地名上，如公中渠、西柜村、四先生窑。 地名和历史交通地理 交通路线与地名的关系最为密切，自古以来， 任何一种交通制度都在地名上留下印记。 在古代驿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以供来往人员休息、马匹更换之用。秦汉时代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至少每县一个传舍。到了唐代，亭、置、传舍之名已取消，但是驿的名称仍大量使用。除陆驿之外，在水路也设有水驿。含驿的地名今天依然有部分存留，如驿 前、驿马关、走马驿、驿道、张店驿。 元代的驿传制度称为“站赤”。“站赤”是蒙古语的译音，明清以后简称为站，现代的车站之“站”即源于此。站赤的组织规模很大，能供欧亚两洲交通。今天地名中以“站”为通名的以黑龙江最为典型。由瑷珲往西 到嫩江县有:二站、三站，由嫩江往北到漠河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站、兴安岭站、金龙沟站等地名。明代沿用元代站赤制度，但名目增多，在京师的站赤叫会同馆，在外地则称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清代的驿站名称分得更细，各省腹地称驿，专为军报而设称站，嘉峪关外叫塘，西北地区称台。递运货物者称所，传送公文者称铺。 除了官方设置驿站外，在交通路线上还有店、庄、关等地名通名，它们有时以里程为专名，如八里店、八里庄、八里关。甚至有些山岗也有类似的名称，如安徽就有三十里岗之名。另外，过去在驿路上五里或十里则树起一定的标识，地名也就出现“五里牌”、“十里墩”这样的地名。这类地名表明，离县城所在为几里地。 地名和民族史 唐代南诏政权的族属问题在国际学术界讨论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国内学者多认为南诏的主体民族是彝族和白族，但是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是泰族，即现代住在泰国的泰族先民，并进而认为泰族南迁之前原住南诏本境。对有关地名进行研究的结果是非泰族说。泰国的地名用字及其语法特点跟两广的壮族地名相一致，属于同一系统，而跟唐代樊绰《蛮书》所录南诏地名显然不属于同一系统。看来泰国人的祖先应该是从中国的两广经过云南边境，沿南乌江和湄公河两流域而移入今泰国北部，再到南部。从地名的系统来看，他们决不会来自南诏本境。 在两广的壮语地面中最常见的地名冠首字是:那、板、百、南等，它们的含义依次是:田、村、河口、水。在泰国的地图上也很容易找到这些字冠首的地名。如:那利、那坡、那当、那地、那何、那沈;板念、板诺、板谷、板徭、板南粟;百丹、百都、百乌、百孙、百喃;南那河、南汉河、南赖河、南乌河。值得注意的是那字和板字冠首地名都密集在泰人移入今泰国的路线上。 现代海南岛居民成分是以黎族为主，汉族其次，其余为苗族、壮族、瑶族、回族和满族，所占比例均极少。海南岛最原始居民究竟是什么民族,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历来有争议。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从人体血缘测量和地下发掘两方面立论，认为最原始土著是从南洋渡海入岛的马来人;二是从考古发现和语言系属两方面推断其最原始土著是从大陆南渡入岛的黎族。这两种意见都置壮族于不顾;第三种意见认为从岛上的有些地名是属于壮语系统来考察，其原始居民应该是壮族。 岛上有壮语系统的地名，如以“那”(na，壮语水田的意思)字冠首的地名:那金、那老之类。但是也有许多黎语地名。如“什”(ta，黎语水田的意思)字冠首的地名。光凭这两类地名还是不能断定孰先孰后。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类地名，见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黎语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之类，有六字者如从加重伯那针，从加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等之类，有七字者如从加重伯那白五之类。”红色部分是壮语地名成分。广西壮语地名也有那六、那累。黑色部分是黎语成分。说明原来这些地方先有壮族居住，所以用壮语地名，后来壮族撤离，黎族迁入，即在旧地名上复加以黎语成分。地名的层次重叠反映出居民成分的先后变化。再如云南那卡箐河，“那卡”为壮语成分，“箐”为苗语成分，“河”为 汉语成分。这说明其地先有壮人，后有苗人，最后有汉人。所以从这些层次重叠的地名来考察，可以推断在海南岛，壮人到来必在黎人之先。 九、地名和历史民族地理 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集体迁徙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虽然陆续走了，他们所命名的地名却有可能留下来。由新来的民族继续使用。我国的地名自古以来都是用表意的方块汉字记音的(唐代之后的藏、蒙、满等少数民族除外)。汉字往往掩盖了这些地名的少数民族语源。不过经过一番认真的整理研究，并不难发现今天的汉族聚居区仍保留着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从这些地名可以了解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 周秦之前，江、浙、闽、粤一带为百越所居住。《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越人是现代壮侗语族居民的祖先。今天壮侗人民主要聚居于两广、贵州、云南一带。那么他们的祖先在撤离江南大片土地之后会不会留下越语地名呢,我们拿秦汉时代的吴越地名和古岭南地名来比较，发现在这两个地区有许多地名是类似的，或者说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 秦汉时代吴越一带(包括楚、齐、鲁)的此类地名有:于越、于陵;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姑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无锡、芜湖、无盐。古岭南一带(包括今云南、越南一带)的此类地名有:句町、苟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 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虽然写法不同，但求之古音，则相合或相近;二是都属齐头式。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第一，有的地名冠首字仍见于现代壮侗语族地区的大量地名中，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歌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越南多至不可胜数。以“个”为例，有广西的个漾、个榜、个陋、个宕;云南的个旧、个马;越南的个奔、个多、个内、个下、个螺、个那、个蔗等等。第二，现代壮侗语地名也有齐头式的特点。第三，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冠首字，也见于吴越王的名字。如句吴、句践;余善、余祭、余昧;夫差;无余、无壬、无疆等。第四，这些人名和地名的确切含义今天已很难考证了，不过它们的冠首字，却可以确知只是古越语的发语词而已。东汉人服虔说:“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它冠首词的发语词性质也都可以一一考见。 这些地名被用汉字记录下来之后，原义渐至湮没，后世不知其所由来了，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 在现在的苏南、浙北、赣北和皖西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上述这类地名的残存，如句容、芜湖、无锡、余干、余姚、乌程等。还可以找到数量更多一些的同类小地名。如浙北以“乌”字冠首的地名有:乌风山、乌戎山、乌胆山、乌午岩、乌蜀山、乌巨山;以余字冠首的地名有:余不、余渔、余英、余支等。 还有许多南方的地名很可能也是古越语的残留。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南方有大量含步或埠字地名。就地名而言，“埠”字是“步”字的俗书。《青箱杂记》说:“岭南谓水津为步。”《正字通》说:“吴楚间谓浦为步。”柳宗元在《永州铁炉步志》中也说:“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通俗地说，“步”就是码头，而且是水陆码头。 “步”字的这个含义在古代只用于南方。宋代之前见于著录的部分含“步”字地名有: 地步北泽 瓜步山 步头 贾勇步 步日赕 故步镇 成家步名 镇 时西汉 隋 唐 唐 唐 北宋 北宋 代 政越郡 江都郡 剑南道 南诏 南诏 淮南西淮南西区 路 路 地城步寨 石步镇 麻步镇 长步 铁炉步 谢步 瓜步 名 时北宋 北宋 北宋 南宋 南宋 南宋 南宋 代 政荆湖南江南东淮南西江西西荆湖南淮南西淮南东区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南方另一个类似的极为常见的地名用字是“浦”。“浦”和“步”音近义同。二字很可能都是出于古越语的同一个词。 北方称河流历来常用河和水两字，南方却历来常用江和溪两字。“江”和“溪”两字的语源可能与古代南方语言有关。南方另一个跟水有关的地名用字是“濑”。“濑”是古越语。臣瓒注《汉书?武帝纪》曰:“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伍子胥书有下濑船。”据《越绝书》记载，今江苏溧阳有濑水，为伍子胥乞食投金处。见于历史文献的濑字地名只是分布于南方，即浙、闽、粤、桂、滇西、川南、苏南。这些地名如:同濑、铜濑、濑溪、濑皮溪、濑水、山仔濑、掌濑、洪濑、石濑溪。 现代广西壮族聚居区和越南北方也有大量以罗字冠首的山名或其他在山区的地名。这个“罗”字有时又被记作渌、六、禄等字。在现代壮侗语中“山”称 为lu:k。lu:k的原始形式和汉字“罗”的上古读音是很接近的。我们认为南方山名中的“罗”和壮侗语的lu:k是同出一源的，都是山的意思。“罗”是古壮侗语的记音，这些山名即是壮侗人的祖先——古百越人遗留下来的。这些山名的构成方式也跟壮侗语一样，即以大名冠首的齐头式。见于宋代之前文献记录的这一类山名举例如下:罗浮山、罗山、罗山城、苎罗山。“罗”是古越语遗存，本来就是“山”的意思，后来的汉人不明原意，复加上“山”字。 拿现代壮族聚居区的地名和邻近地区的地名来比较，很容易发现广东和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名跟现代壮族地名是属同一系统的。这些地名都是齐头式的双音节的。不仅常见的冠首字:那、都、思、古、六、罗、云、黎等相同，而且有的地名完全相重。这些地名就国内而言集中分布在广西和广东的西部(包括海南岛)，此外广东东部、云南也有一些。另有极少数分布在四川、贵州、湖南三省的南部。同类的地名在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的北部也有不少。 现代壮族聚居区以外的壮语地名告诉我们，壮族在历史上曾在这些地方居留过，后来他们渐渐退缩到现代广西的中部和西部，而那些地名却由新的民族继承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还有一类“不”字冠首地名。西晋以前含“不”的县名有:不而、不其、不夜、不韦。山名有不狼山、不咸山。水名有不津江。在古代汉语中“不”是虚词，汉语地名惯常不用虚字，“不”字地名可能不是汉语来源的。“不”字地名很早就出现了，《山海经》中就有不句山、不周山、不咸山、不姜山、不庭山、不距山的名称。 十、国名及由来 中国又称“中华”，古代又称“华夏”、“九州”、“神州”、“赤县”等。外国人也称中国为“支那”。 “中国”一名，由来已久。商代的领土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是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只有黄河中下游一带(包括现在的河南省、山东省大部分)，更大范围的地区分封给各诸侯国或一些部族管理。 到了后期，人们只把王都为中心的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称为“商”。而“商”位于东、西、南、北四方土地的中央，成为国中之国，所以当时称商为“中国”。到了西周时期，把帝王所在的京都或中原地区也称为中国。如《诗经?大雅?民劳》中就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其意是先爱护京都的百姓，进而再抚慰周围四方。所以“中国”这一名称含有京都及地区位于中央的意思，同时也指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国一词在古代也指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区。例如《诗经?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意思是《小雅》完全废弃，就要受到四方的少数民族的侵略，中国的领土越来越小。又如《礼记?大学》说:“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意思是要阻挡住四方的少数民族的侵扰，不让他们到中国。这些都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中华”两个字最早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裴松之注。“中”指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华”字则来源于“华夏”。“华夏”是中华民族的古称。由于华夏民族兴起于黄河流域一带，并位于东西南北四方的中心，所以“中国”又称“中华”。又据《魏书?岩昌传》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意思是说这个地方东边和中原地区相接，西边直通西域。公元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驱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纲领有“恢复中华”的内容。 “华夏”是中国的古称。夏，大也。指中国是有文明礼仪之大邦。《尚书? 武成》孔颖达疏曰:“大国为华夏。夏谓中国也。”又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思是说，中国讲文明和礼仪，规模很大，地区很广，所以称为夏;中国人的服饰和诗文音乐非常美，所以称作华。近代大学者章太炎对“华夏”的来源有新的说法，他认为“华夏”的“华”指华山，“夏”指夏水(即湖北的汉水)。华山和夏水都在中原一带，所以称中国为“华夏”。 “九州”得名于上古时代。大禹治水后曾把中国版图划分为九个州，当时他指点名山大川作为各州的疆界，所以后世相沿称中国为“九州”。 “赤县”、“神州”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思想家邹衍在他的地理学说中为中国起的名字。他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加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意思是说中国又名赤县神州，是因赤县神州内有九州，古时大禹把中国划序为九个州，但不足九个州，中国外加赤县神州，才够九个州的数，所以才称中国为九州。 “支那”，世界上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至那等。追根溯源，“支那”是由古代秦朝的“秦”字演化而来的。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同时也积极开展对外域的联系，影响很大，当时西域各国泛称中国人为“秦人”。“支那”的读音来源于印度，印地语“支那”的意思为“秦地”。如《宋史?天竺国传》记载:“天竺表来，译云:‘伏愿支那皇帝福寿圆满。’”据《翻译名义集》解释，“支那”的含义是“脂那——云支那，此云文物国”。由此可知，印度的“支那”的意思又指“文明的国家”，是一种尊崇的称呼。但近代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则含贬义。后来中国的瓷器传入欧洲，“瓷器”的英文是china，所以欧洲人称中国为China，也表示“来自文明国家”的意思，含颂扬之意。 欧美各国称中国人，除了称“秦人”，也称“唐人”。这是因为唐朝是历史上对世界影响大的王朝之一。因此近代欧美各国，把华侨或有中国血统的人称为“唐人”，把他们聚居的街区称为“唐人街”或“中华街”。 2、 省名及其来源 (1)因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河北，因位于黄河以北而得名。古为冀州地，简称“冀”。 (2)取境内地名而得名 (3)取境内的江河湖泊或山脉而得名 (4)以旧时的统治者的主观意愿而得名 (5)根据少数民族地名的译音而得名 3、部分城市名称的由来 4、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 (1)反映了重宗族的社会心态 (2)可反映过去商业活动情况 (3)反映旧时官府的遗迹 (4)反映旧时军事活动 (5)反映历史文化遗迹 6)反映汉族与其他民族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历史遗迹 ( (7)反映人民的愿望和感情 (8)地名由俗变雅反映了人民的求雅心理 (9)纪念名人 (10)反映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观念 11)反映本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情貌 ( (12)反映人民群众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灾害的意愿 (13)反映宗教信仰 十一、地名层次和文化层次 一个地区的居民成分及其文化类型的变化往往在地名上留下痕迹。其结果是不同类型的地名在同一个地区形成不同层次的积压。一个地区的地名的历史层次可以跟文化的历史层次相印证。 中国南方的地名大致可以分成三大层次。第一层次，即底层，是古越语地名，所代表的是古越族文化;第二层次，即中间层，是南方方言地名，所代表的是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南方文化;第三层次，即表层，是北方书面语地名，所代表的是以北方为基地发展起来的正统文化。表层地名即全国古今统一使用的地名通名，如山、水、湖、泽之类。这里着重讨论中间层地名。 在南方地名中为数最多的是中间层地名，亦即方言地名，这些地名所指的都是些小地名，很少见于明代以前的文献著录，但是在现代大比例尺地图上却大批大批地出现，其分布地区往往又相对集中。以下先讨论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名通名“洋、寮、石祭、圳”，同类的常用通名还有澳、岙(坳、垇)、尖、嶂、崠、厝、坪、埔、濑、坞、冲、坑、畈、垴(脑)、陂、嵊、坎等等。 “洋”字地名 “洋”或写成“垟”，用于南方许多小地名中，表示山间平地，也表示田间。“洋”的古义之一是广大。《诗?大雅?大明》曰:“牧野洋洋”，描写牧野一带(今河南淇县一带)田野宽广。南方尤其是浙南和福建到处崇山峻岭，缺少大块平原。 北方移民到这里好不容易找到山间平地耕耘种植，生息繁衍，于是就把这样的平地称作“洋”，将“洋”字变作方言地名通名。《明史?刘基传》载:“初，基言瓯、松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近代由于“洋”字从水，方言区的人觉得用它来指平地似不妥，遂改成“土”字旁，变成“垟”。 “寮”字地名 方言地名用字“寮”是小屋的意思。寮字用作屋义最早见于宋代，如陆游诗句:“屋窄如僧寮”、“小窗寂寂似僧寮”。“寮”字用于“僧寮”义仍见于某些南方方言，如温州方言词语:“和尚寮”、“师姑尼寮”(尼姑庵)。宋人朱辅《溪蛮丛笑》说山瑶居“打寮”。现代瑶语勉话称房子为pjau，湘西苗语称房子为plu，语音跟汉字“寮”的上古音*liaw(来母宵部)相近。也许古代南方汉人所居的“寮”跟山瑶的“打寮”有关。 明代之前著录的寮字地名比较罕见。见于现代的寮字地名则很多，如:浙江青田的船寮、黄寮，永嘉的岩寮、田寮;江西瑞金的中茶寮、王思寮，信丰的夫寮下、田寮山;广东大埔的高寮、田埔寮，饶平的许厝寮、红港寮;福建闽清的里寮、诏安的下寮;湖南慈利的麻寮铺、湘潭的寮百港等。 “石祭”字地名 “圳”字地名 十二、汉族人的姓名与文化 人们初次见面时总要先问:“您贵姓,”“怎么称呼,”这说明在人们的社会交际中，姓名是非常重要的。 汉族人的姓名排列顺序不同于欧美国家。汉族人姓在前，名在后。 要知道汉族人的姓名是怎样产生的，姓名又有什么文化含义，需哟从汉族人姓名的来源及其变化谈起。 1、 汉族人姓氏的起源 汉族姓氏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有紧密联系。 汉族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姓氏，尤其对“姓”，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与姓的起源有关系。 “姓”字由“女”“生”组成，说明“姓”产生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母系社会。传说上古时代的神农氏的母亲叫女登，因此这个部落的人便姓“女”，或者以“女”字旁为姓。例如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其他如“姚、姒、姞、妘、妊”等，均为“女”字旁的古姓。这说明在母系社会，人们以母亲的姓为姓。由此可知，古代把姓与生育关系联系起来。正如《说文解字》所说:“姓，人所生也。”班固在《白虎通?姓名》中也说:“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这样，“姓”又与天意有关，有了神圣感，因而形成了人们对姓氏的崇拜。 一个姓在古代往往是一个部落的族号。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男子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于是便出现了以男子为主体的父系社会。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姓”也变为以父系的血缘关系为主，不再从“女”旁了。如相传黄帝为姬姓，轩辕氏，他有二十五个儿子，为四母所生，分为十二姓:姬、姞、酉、祁、己、滕、箴、笱、任、僖、儇、依。这十二个胞族后来散居各地。十二个姓中只有两个是从“女”字旁的。 姓和氏在古代是不同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外纪》中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这表明，“姓”是一个大宗族的标志，“氏”是同姓大族的分支。例如商朝人的祖先是“子”姓，后来其子孙后代又分出“殷、时、宋、空、同”等氏称。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姓氏之分又进一步说明:“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可以别贵贱，贱者有名无氏。氏亡则与夺爵失国者同也。姓则区别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由此可知，在夏、商、周时代，姓氏是社会等级贵贱和血统关系的标志，三代之后即秦汉以来姓氏混在一起，即姓氏合一了。这说明秦汉时废除周代的宗法分封制，产生一大批新贵族，打破了旧的姓氏等级制度。在周代有姓氏之分，只有贵族才有姓氏，而一般平民则无姓氏，只能称名。秦汉之后，社会等级发生变化，有的贵族变为平民，平民也普遍有了自己的姓氏。 关于中国汉民族姓氏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由祖先崇拜的图腾为姓 社会，人们崇拜的图腾多为当时自然现象或动物，如:云、龙、熊、在原始 牛、马、鹿、骆、羊、鱼等，所以后来便出现云姓、龙姓、熊姓、牛姓、马姓、鹿姓、骆姓、羊姓等。 (2)以祖先的谥号为姓 如周朝的文王、武王，他们的后代除姬姓外，还有姓文、姓武的。 (3)以祖先建立的或受封的国家或封地为姓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大封同姓及异姓为诸侯，各诸侯国的后人便以国名为姓。如姜、秦、楚、齐、鲁、吴、越、宋、郑、卫、陈、晋、燕等姓。在诸侯国内又有以封地为姓，如晋国的范氏、荀氏、隋氏、赵氏、韩氏、魏氏等，楚国的上官氏、屈氏等。 (4)以祖先的爵位为姓，如王、公、侯等。 (5)以祖先的官职为姓，如司马、司徒、司空、上官、尉、史等。 (6)以祖先的字或名为姓。如郑国的公子偃，字子游，其子孙便姓“游”。楚国的伍员(yun)，其后人便以“员”为姓。 (7)以祖先的住地为姓，如东门、西门、东部、东方、西部、南宫、百里、池、江等。 (8)以祖先的职业为姓。如陶、卜、祝、巫、师、祀、商、乐等。 (9)以皇帝赐姓为姓，如唐初名臣李勣，原姓徐，因战功卓著，太宗赐姓李，后代沿袭李姓。 (10)因避讳或其他原因而改姓。如原来的丘姓，因避讳孔子的名字“丘”而改姓“邱”。再如原来的“庆”姓，因避皇帝讳名而改姓“贺”。在清灭明之后，明代皇族的后代为免杀身之祸，有的便改“朱”姓为“李”姓。 (11)以少数民族姓氏的译音为姓。如:呼延、宇文、慕容等。 (12)有的少数民族汉化后改姓汉姓。如清亡后，皇族(满族)爱新觉罗氏 的后代有的改姓“金”、“罗”、“艾”、“率”、“洪”等汉姓。 2、汉民族姓氏的发展 汉族人大部分是炎黄子孙。据说，汉族人的祖先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所以姬、姜两姓是上古时代的大姓。 从古代的姓氏中，如“姬、姜、姚、姒、姞、妘、妊”等均从“女”旁，可反映出氏族社会早期还有母系社会的痕迹。 秦朝统一中国后，姓氏逐渐成为家族的标志，并且传至子孙，永远不变。 从姓氏出现的量来看，古今姓氏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上古时代氏多姓少，氏是氏族的标志，西周时代大约有上百个氏，还有几千个姓，如姬、姜、子、姒、赢、已、偃、祁、隗、风、曹、厘、任、姚、姞、董、归、允等。 到秦汉时代，姓氏也为平民所有，从此姓氏逐渐增多。 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及元、清各代，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族文化认同，纷纷改为汉姓，如胡、哈、甘、艾、金、舒、罗、傅等姓。 三、汉族姓氏的数量及分布 汉族人的姓氏有多少,北宋初年编成的《百家姓》共收单姓、复姓438个，南宋郑樵编的《通志?氏族略》共收姓氏2259个。自古至今共有多少姓氏,前不久台湾省有关部门统计结果认为有9180个姓氏。中国科学研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杜若甫、袁义达认为汉族的姓氏总数达万余个。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日常所用的3000多个汉字大部分都是姓氏。占汉族人口二分之一以上的大姓共有19个: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这些大姓总人口加起来约占汉族人口的55.6%，其中李、王、张姓最多，分别占7.9%，7.4%，7.1%。如果把人数最多的前100个姓加起来，覆盖面可达汉族的87%。这与民间传统的说法:“张、王、李、赵遍地刘”是很相近的。考察这些姓氏庞大的历史原因，与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名门望族有关系，特别是“刘、李、赵”三大姓分别是汉朝、唐朝、宋朝的国姓，而统治者的子孙繁衍又较快。可见当代汉族人的姓氏现状和古代姓氏的演变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1987年5月3日《人民日报》根据抽样资料统计，公布“百家姓”的新座次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鞋、汉、唐、峰、于、董、萧、程、草、元、登、许、傅、沈、曾、硼、绿、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盘、督、带、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腰、痰、辽、走、熊、金、陆、郝、孔、白、脆、康、毛、邱、勤、江、史、顾、侯、邵、锰、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 十三、汉族人的名字及其文化含义 1、汉族的名、字、号 汉民族自古不仅崇拜姓氏，而且非常尊重个人的名字。姓氏和名字的区别在于:姓氏是宗族的共称，名字是个人的特称。 然而，名字作为个人的特称，它与每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个人的荣誉、成功、人格、品性等都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非常重视命名。所谓“名垂千古”、“万古流芳”、“青史留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古训，都是为激励人们珍视自己的名字。而“臭名昭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名落孙山”等成语，从反面告诫人们不要玷污自己的名字。 人的名称通常包括:小名(乳名)、名、字、号(别称)。古代人可拥有这四种名字，这四种名字之间有内在联系。 小名即乳名，指婴儿时取的名，如曹操的小名叫阿瞒，刘禅的小名叫阿斗，陶渊明的小名叫溪狗。 “名”是个人的正式名字，又称“大名”、“学名”，以区别小名。所谓尊姓大名，便是询问别人的正式的名字。 汉族人的命名传统是既有“名”，又要有“字”。“名字”在现代是一个词，但在古代却是两个词。在古代，人先有名，后有字。“名”和“字”有一定的意义关系。《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说， 按周代礼制，男子到20岁时结发加冠，才能取“字”;女子到15岁结发加笄方能取“字”，所以“字”是男女成年后加取的名。用“字”表示成人受到的尊重。《曲礼》中还说:“冠而字，敬其名也。”意思是男女到成年人时取“字”后，就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字，以示尊重。古代对成年人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 古人名与字并举，记载人名字时往往先写名后写字，如《史记》:“项籍，字羽，下相人也。” 古代一个人除了名、字之外，有的还有“号”，又叫别号，这是“名字”之外的别称或自称。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常有取号的习惯，尤其是文人隐士，更喜欢取号。取“号”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或志趣而定，以示风雅。例如: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隐居卧龙岗而取号)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孙中山，本名文，字逸仙，号明德 毛泽东，字润之，号任之 鲁迅，本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号戎马书生 2、汉民族取名字的文化观念 (1)崇祖观念 由于“华夏”“中华”均为汉族的原始祖称，后来汉、唐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因而人名常用“华、夏、中、汉、唐”等字。 汉族人常以“炎黄子孙”自称，“炎”指炎帝即神农氏，“黄”指黄帝轩辕氏。又有伏羲氏与女娲氏相婚而生华夏族的传说，唐尧、虞舜、夏禹等是贤德的首领，后代为了崇拜纪念他们，人名常取“炎、黄、羲、虞、舜、禹”等字。近现代还有光宗、耀祖、显祖、祖英、祖荣、宗英等名。 (2)崇儒观念 人们命名取字多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温、良、恭、俭、让、敬、正、恩、德、贤、明、慈、善、悌、灰、谦、廉、勤、敏、奉、慕、贞、操、守、训、光、宗、耀、祖等。 (3)建功立业观念 (4)汉民族自古崇尚纯洁、坚毅、公正、光明等品格和情操 (5)名字中的宗族观念 (6)吉祥观念 (7)崇玉观念 (8)爱马观念 (9)建设国家、振兴中华观念 评价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